第一篇：新建 我國的八次政治體制改革歷程

我國的八次政治體制改革歷程

如何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建設一個受人民群眾尊敬和擁戴的公共服務創新與治理完善的強有力政府，已經成為當前理論界和政府部門研究討論的前沿熱點問題。

中國共產黨十六次代表大會以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基于我國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要判斷，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構想，以此來推動中國的各項改革開放事業。在此大的背景下，中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成為重點突破的領域，被認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環節。要抓緊制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這是因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既關系到經濟體制改革，又連接政治體制改革，處于中心環節，可以把全面改革帶動起來。如何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建設一個受人民群眾尊敬和擁戴的公共服務創新與治理完善的強有力政府，已經成為當前理論界和政府部門研究討論的前沿熱點問題。回顧我國行政治體制改革革的歷程和經驗教訓，借鑒國外經驗，加強戰略研究，探索創新思路，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推進改革。

一、八次改革

前五次是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進行的，從1993年開始的第六次行政體制與機構改革是為了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而進行的，改革的重點是轉變政府職能。從改革的目標來看，正在進行的第八次改革目標更加明確。

新中國成立以來，為了適應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需要，共進行了八次大規模的行政體制與政府機構改革，不同程度地解決了一些問題，緩解了一些壓力和矛盾，行政管理水平和效率有所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前五次是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進行的，從1993年開始的第六次行政體制與機構改革是為了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而進行的，改革的重點是轉變政府職能。從改革的目標來看，正在進行的第八次改革目標更加明確。

（一）第一次行政機構改革

建國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規定，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組織政務院（即國

務院的前身），作為國家政務的最高執行機關。政務院設置了35個工作部門，管理國家行政工作。1952年，中國開始轉向有計劃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建國后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機構改革便從1952年底開始，因為從1953年起要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計劃中的大型建設項目，而地方缺乏組織管理能力，故這次機構改革以加強中央集權為中心。與此相適應，政務院的部門由35個增加到42個。其中經濟部門增加到22個。這樣，從1949年到1952年，三年的時間內，機構數凈增百分之20%。這是一次小膨脹。1954年，為了加強中央對經濟建設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加強省、市、自治區的領導，撤銷了各大區行政委員會。同年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國務院，根據國務院組織法規定，國務院設立部委機構35個、直屬機構20個、辦公機構八個以及秘書廳共64個部門。這是一次較大的膨脹。1955年和1956年，為了適應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和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的新形勢，為了進一步加強國家對整個經濟工作的領導，國務院對所屬機構做了較大調整。調整后的國務院，由64個職能部門增加到81個。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主要指標提前完成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趨向單一化，國家直接計劃的領域增多，同時建設規模不斷擴大，社會化大生產和專業化迅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經濟體制中集權過多，統得過死，國家行政機構臃腫龐大，辦事效率低，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矛盾逐漸突出出來。同時，機構的膨脹造成中央高度集權，地方失去了自主權，紛紛抱怨，要求中央放權。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我們不能像前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1956年下半年，中央提出了《國務院關于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的決議（草案）》。于是，從1958年開始，中央向地方下放了由中央集中管理的企業和事業單位。國務院所屬機構也進行了精簡合并，經濟管理部門由50個減為36個。

（二）第二、三次行政機構改革

1959年的精簡由于受大躍進等“左”的干擾，引發了中央宏觀失控的問題。這一點，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有所察覺。1959年7月2日，他在談到體制問題時講：“現在有些半無政府主義。四權過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亂，應該強調一個統一領導，中央集權。下放的權力要適當收回。對下放要適當控制，反對半無政府主義。”按照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從1960年起，中央重新強調集中統一。1961年，為落實“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國民經濟調整方針，原來撤銷的機構又相繼恢復，而且又增設了新的部門。至1965年底，國務院已有79個工作部門，成為建國以后第二次高峰。其中經濟部門的變化最大，數目由36個增加到53個。與此同時，先后在中央和地方二級機關進行了兩次比較集中的干部精簡運動。第一次是1960年7月至1961年9月，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級機關。這次干部精簡以事業單位為重點，對行政部門

和事業單位同時進行精簡。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在機構方面，中央各部門司局級機關減少15%，事業單位減少26%；行政機關精簡16000余人，事業單位精簡65000余人。第二次精簡從1962年2月至1964年，范圍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機關。經過近兩年時間的努力，中央國家機關在1961年精簡的基礎上，又精簡了10000人。精簡下來的干部大多數充實到基層和生產第一線。1960年至1965年，第三次改革，精簡干部810000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國家機關的正常工作受到了日益嚴重的沖擊，陷入了**之中，處于停頓和半停頓的狀況。國務院根據毛澤東指示的，把鞍鋼下放給遼寧省的精神和《第四個五年計劃綱要（草案）》的精神，要求各部門在1970年內把絕大多數直屬企事業單位下放給地方管理。同時，又在進行所謂“斗、批、改”中，大量裁并原有的政府機構和下放工作人員。1970年底，國務院工作部門只設置了32個，其中包括劃歸軍委辦事組管理的國防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機械工業部，劃歸總參謀部、空軍、海軍領導的體育運動委員會、中國民用航空總局、國家海洋局以及劃歸“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央對外聯絡部領導的新華通訊社、廣播事業局、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等13個部門。這樣，國務院實際只領導了19個部門。

（三）第四次行政機構改革

1971年以后，國務院開始整頓陷入崩潰狀態的國民經濟，從而恢復了一些工作部門。1975年1月，召開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周恩來總理在向大會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我國要在本世紀末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宏偉設想。同時，中央決定由鄧小平同志主持國務院工作，對工業、交通、文化、教育、科技等系統進行全面整頓。在這種形勢之下，四屆人大通過決議，批準國務院恢復建立部、委等52個機構。1976年10月，我國結束了十年**，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和國民經濟的恢復、調整任務繁重。國務院為了恢復國家行政機關正常工作和加強對各方面工作的領導，在1977年至1981年五年中，先后恢復和增設了48個工作部門，其中，在三中全會前后，即1978、1979兩年恢復、增設38個。這些機構屬于恢復的，將近一半。新增設的主要有對對外開放加強領導的綜合性委員會。有些行業為了建立條條管理系統，設立若干總局，加強司法和計劃生育工作。到1981年底共設100個工作部門，達到建國以來的最高峰。1982年，國家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已定，經濟調整取得很大成績，改革的重點工作有了進展，特別是農村改革成效顯著。在安定團結的局面日益鞏固的形勢下，國務院為了改變部門林立、機構臃腫、層次重疊、工作扯皮、效率極低的狀況，以便更有效地領導經濟建設和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決定進行機構改革。根據重疊的機構撤銷，業務相近的機構合并的原則，撤委并部，大大減少直屬機構。經過改革，部委減為43個，直屬機構減為15個，辦公機構減為3個，國務

院共設置61個部門。

（四）第五次行政機構改革

1982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后不久，1983年和1984年，增設了審計署、國家[]和國務院特區辦公室，原由國家經濟委員會領導的國家建筑材料工業局改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共增設了4個部門。到1984年底，國務院工作部門共65個。由于各項工作的開展，機構又出現增多，截至1986年底，國務院工作部門共設置72個。1986年夏，鄧小平反復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認為機構改革是一場革命，非搞不可。為了適應政治體制改革和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1987年中央成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圍繞政治體制改革制訂方案。1988年4月9日，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這次機構改革，提出了要建立一個符合現代化管理要求，具有中國特色，功能齊全、結構合理、運轉協調、靈活高效的行政管理體系的長遠目標，以及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當時改革的近期目標是：轉變職能，精干機構，精簡人員，提高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義，逐步理順政府同企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的關系、政府各部門之間的關系以及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的關系。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的基本要求是：減少政府機構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活動的職能，增強宏觀調控職能，初步改變機構設置不合理和行政效率低下的狀況。按照這個改革方案，適當裁減一些專業管理部門，完善一些綜合和行業管理機構，國務院原有機構72個，第五次改革后調整為65個。機構改革后的國務院人員編制比原來減少了9700多人。1989年春夏之后，進一步的改革暫停下來。1988年的機構改革，到頭來成了舊體制的又一次回歸。到20世紀90年代初，國務院的工作部門膨脹至86個之多，地方黨政部門平均數，省級達70多個、地區達50多個、城市達65個、縣級達45個。1991年末，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人員達到920萬人，當年全國行政管理開支達370多億元，加上事業費，共支出1400多億元，占國家財政支出的百分之37%。

（五）第六次行政機構改革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作出了“下決心進行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決策，并提出從1993年開始三年內基本完成機構改革。在解釋這次機構改革方案時，當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羅干說：這次機構改革和以往機構改革的不同，就是把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作為改革的目標……改革的重點是轉變政府職能。轉變職能的根本途徑是政企分開。這次改革方案中引人注目的，一是綜合經濟部門中組建了國家經貿委，以“加強對國民經濟運行中重大問題的協調”，二是專業經濟部門的改革被分為三類，其中一類

由政府部門改為經濟實體，另兩類改為行業總會。改革后，國務院部委和直屬機構、辦事機構由86個減為59個。非常設機構由85個減到30個。原有機關行政編制36700人，改革后核定為29200人，精簡達20%。其后，改革繼續在省市地方政府展開。

（六）第七次行政機構改革

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了政府機構存在的問題：“機構龐大，人員臃腫，政企不分，官僚主義嚴重，直接阻礙改革的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影響黨與群眾的關系。這個問題亟待解決，必須通盤考慮，組織專門力量，抓緊制訂方案，積極推進。”同時，還提出了“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企分開，把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的權力實交給企業；根據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進行機構改革，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管理體系，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水平；把綜合經濟部門改組為宏觀調控部門，調整和減少專業經濟部門，加強執法部門，培育和發展社會主義中介組織。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實現國家機構組織、職能、編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嚴格控制機構膨脹，堅決裁減冗員。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競爭激勵機制，完善公務員制度，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專業化國家行政管理干部隊伍”。十五大后朱镕基總理抓機構改革，通過研究討論，大家形成共識：綜合部門要加強，專業部門不要太多。1998年3月1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根據方案的要求，國務院撤銷了11個部委，從原來40個部委減少到29個部委，向社會分流一半公務員；接著全國各級政府也進行了相應的大規模改革，全國行政機構改革的裁員目標是400萬人，比上次機構改革設定的裁員目標（200萬）多一倍。改革的具體內容是：撤并了有關專業和行業部委，比如煤炭部、電力部、冶金部、機械部、郵電部等等；將發展計劃委員會、經濟貿易委員會重組為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組建了信息產業部、國土資源部、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等新部委；根據高效目標，國務院裁員50%，減少行政開支。到1998年4月底，所有國務院更名、新建部委和委管局陸續掛牌完畢。2001年，又撤銷了9個國家行業主管局。

（七）第八次行政機構改革

按照黨的十六大的要求，完善政府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是適應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新形勢，轉變和規范政府職能的新要求。為此，要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體制。根據這一總體要求，200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完善了國有資產管理機構體系，完善了宏觀調控機構體系，強化了市場監管機構體系，建立了內外貿統一的大商務管

理機構體系。一是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設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務院授權國資委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二是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將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展和改革委是綜合研究擬訂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進行總量平衡，指導總體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調控部門。三是健全金融監管體制，設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四是繼續推進流通管理體制改革，組建商務部。為適應內外貿業務相互融合的發展趨勢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新形勢，促進現代市場體系的形成，將國家經貿委的內貿管理，對外經濟協調和重要工業品、原材料進出口計劃組織實施等職能，國家計委的農產品進出口計劃組織實施等職能，以及外經貿部的職能等整合起來，組建商務部。五是加強食品安全和安全生產監管體制建設。為保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加強對食品安全的監管，在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基礎上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為進一步強化對安全生產的監督，將國家經貿委管理的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改為國務院直屬機構，負責安全生產的綜合監督管理和對煤礦的安全監察。在政府機構改革的過程中，按照權責一致的原則，根據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要求，進一步理順了部門職責關系，并開始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進一步搞好鄉鎮機構改革。

第二篇：淺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

論文題目：淺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

內容摘要：本文分析了政治體制改革中存在的改革整體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權利監督機制不很完善、地域民主法治發展不平衡諸多問題，分析了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并探索了改革應該遵循的原則，總結了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關 鍵 詞：改革、問題、原因、成就

政治體制改革是建設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內容，也是推進我國社會科學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回顧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體制改革進程，可以看出我國已經初步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的政治體制。但是，我們依然要意識到，我國的政治體制距離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當前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進一步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從而建設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

一、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現存問題分析

經過我國共產黨多年的努力，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應看到，相比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步入攻堅階段，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至今仍然是一種適應性改革，主要根據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而有選擇地推進。總地說，我國還存在著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和具體制度的滯后性的根本矛盾。其主要問題有：

（一）政治體制改革整體上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政治體制的改革決不能僅僅依靠拍腦袋的主觀臆斷進行，一定要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可以說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是一個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過程。經濟進步必然要求政治體制做出相應的變革。在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仍然要嚴格分析我國的現實國情，遵循社會運行的客觀要求，穩妥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當前我國政治體制面臨著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到位、政府組織結構不科學、各級政府之間的職責權限不明確的問題，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任重道遠。

（二）政治體制改革的權力監督機制不很完善。具體地說就是權力監督實行自上而下的領導，自下而上的上行監督卻相對困難。共產黨作為代表絕大多數勞動者利益的執

政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對共產黨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須完善依法行使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從而保證公民的正當政治權益和經濟權益。目前，我國權力監督機制功能的發揮不足，雖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民主監督體系，但是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仍面臨一系列的問題。民主監督仍然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民主監督組織行使職權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從而使得民主監督組織缺乏權威和效力。

（三）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還面臨地域民主法治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我國東部經濟較為發達地區，由于生產力水平較高，地方政府是投資環境的改善者、監管者，其職能傾向于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直接干預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在我國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政府必須利用行政手段培育市場經濟。這種傾向于管理性、管制性的政府職能在某種程度上會干預經濟的自由發展。

二、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現存問題的原因分析

當前我國處于社會變革的關鍵時期，在迎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的發展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問題。增強政治體制改革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必須找準改革的切入點和突破口對癥下藥，這就亟須深入分析現存問題的產生原因。

（一）我們要看到我國傳統封建主義思想存在一定的慣性。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背負著沉重的封建主義的包袱，并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基礎之上的。雖然新我國建立之初成功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但是封建主義的思想殘余卻仍然在我們的現實政治生活中表現出來。家長制、一言堂的封建主義殘余與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肅清封建主義思想殘毒。

（二）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對政治體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和變化必然要求生產關系以及作為上層建筑核心部分的政治上層建筑進行相應的調整，為生產力和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我國作為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雙轉軌的國家，不改革就不能促使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就不能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面發展。如今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具體實踐中，已經出現了如果不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只能在外圍進行的情況。

三、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應遵循的原則

（一）政治體制改革的最高原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每個人都無可辯駁地具有發展自身的權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社會的發展與人的發展是辯證統一的。社會是由人構成的，人是社會的主體，沒有人就沒有社會。社會發展是人的自覺活動，離開了人的參與就不可能有任何發展活動存在。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社會發展理所當然要以人為中心，以人的發展為目的。政治發展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政治發展的最終目標來源于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

（二）政治體制改革的現實原則

首先，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堅持我國共產黨領導的條件下進行。我國的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在我國離開了我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不行的。黨的性質決定了黨在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處于核心和領導地位，黨的使命是帶領人民群眾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主人翁權利，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自我管理能力。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上，黨的推動作用是不可否認的。在政黨制度、行政體制、民主政治的建設中，黨發揮著領導者、推動者的作用。

其次，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處理好政治穩定與政治改革發展的關系。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政治穩定是政治體制改革和進一步發展的前提。鄧小平曾多次提到：“我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政權不穩，不但經濟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建設將失去進一步發展的基礎，甚至會失去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們必須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因此，在把握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時，不能把政治穩定條件當成目標，應當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實現政權更好地發展而穩定。

再次，堅持政治體制改革應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循序漸進地推行。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我國家，國際國內形勢較為復雜。在國際上，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面臨著全球化在經濟上、文化上的沖擊。在國內，我國社會也面臨著從計劃經濟社會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的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型社會轉型。面臨復雜的形勢，有時單純的未經實踐檢驗的好的理念未必會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須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在借鑒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本國的實踐經驗，決不能簡單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四、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我國的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和全面推進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不僅經濟體制改革成就斐然，令世人矚目，而且政治體制改革穩步有序推進，同樣取得了輝煌成就。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民主制度和民主機制不斷健全完善，進一步豐富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內涵與形式。新中國成立時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我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主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民主制度，作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制度保障和制度載體，共同構成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制度體系，為人民民主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始終以保障和實現人民民主權利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黨和國家根據不斷變化發展的政治經濟形勢，堅持改革，以確保這些制度機制始終保持活力，服務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不斷發展。

（二）黨的建設不斷加強，執政能力顯著提高。作為執政的我國共產黨，其自身的建設不僅對于政治體制改革至關重要，而且構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系統工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以及反腐倡廉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純潔性與先進性，我國共產黨在增強學習能力和理論創新能力的基礎上，提高了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水平。

（三）行政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行政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行政體制的調整改革。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行政管理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要求的提高，行政體制的改革更是被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求，大力轉變政府職能，政府逐步退出了諸多競爭性領域，經濟管理部門也把職能轉向宏觀調控。同時，政府為了強化市場監管，穩定社會秩序，推進公共服務，在裁撤一部分機構的同時，強化和新增了一部分機構。在改革機構，整合行政管理資源的基礎上，責任政府建設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行政問責制逐步被納入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軌道，為加強對行政管理人員的監督，增強其責任意識發揮了積極的影響。

（四）公共權力結構日趨合理，逐步實現運轉高效。結構功能主義認為，結構應當

適應和服務、服從于功能，公共權力的功能需要結構作為載體承載和履行。公共權力運行的效果取決于結構的設置是否科學和合理。公共權力結構直接制約公共權力運行是否合法、規范和高效。當今我國公共權力結構的優化配置就是要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保證國家機構及其他各種組織都能夠各司其職，充分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提高工作效能。經過改革和調整，現在的權力結構已經日趨合理，主要表現為 ：在黨的內部關系上，健全了黨的組織機構，建立健全了國家和黨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 ；為反腐敗提供了組織機構保障 ；重新調整了派駐各部門的紀檢、監察機構的領導體制和編制等。

（五）各種政治關系得到調整，社會和諧穩定。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通過對各種政治關系的調整，整合催生出整個政治系統的最大合力，消除各種威脅政治體系存續發展的消極因素。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中，對于政治關系格局的調整無疑是體現進步的一個重要方面。

五、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經驗

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大大推動和保障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其主要經驗可以概括為：

（一）改革目標的明確性與推動改革的堅定性相統一。對于社會主義國家我國而言，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為了更好地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更加充分地發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本質優越性，而不是為了改變甚至是顛覆重建現有的制度體系。從根本上說，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適應了社會發展規律，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為它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受到不完全適應現實需要的體制、機制的束縛，無法充分發揮其優勢。因而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不動搖，明確了這一點，就會在實踐中牢牢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

（二）政治體制改革內容的豐富性與政治體制改革措施的靈活性相統一。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對象和問題領域，而是具有豐富的實踐內容。從民主體制機制，到行政管理體制、社會管理體制，再到利益關系調整機制，政治體制改革涵蓋了整個政治體系存續運行過程中方方面面的內容。與一些國家的執政黨和政府將改革簡化為針對特定問題的做法相比，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內容的全面性、豐富性不僅很好地體現出改革的根本目標和動力在于解決關系國計民

生的各類實際問題，而且還因為不局限于特定的內容，尤其是那些受到時效性限制的內容，被賦予了更為持久的合理性，因而也更有可能得到來自社會的廣泛理解和支持。

（三）政治體制改革布局的系統性與政治體制改革方式的漸進性相統一。與改革內容的豐富性緊密相關，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相關性，這就要求改革的領導者必須時刻清醒地注意到，應當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待政治體制改革，處理不同領域、不同時期、不同重要性序列上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制定出科學的政治體制改革規劃，根據實踐中總結的正反兩方面經驗遵循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規律，更好地勾畫出改革的總體路線圖。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看，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把握住了黨和國家領導干部制度改革這一基本切入點，繼而將主要力量集中在恢復和發展既有的主要政治制度方面，進而全面鋪開、深入推進，這使得每一階段的改革都能夠把握重點，合理分配改革資源，緩解改革中必然出現的矛盾對社會和政治體系的壓力。政治體制改革所針對的原有體制弊端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新政治體制的探索和重構離不開艱難的探索，因此穩妥漸進的改革步伐，是政治體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唯一選擇。及時解決政治體制改革每一階段出現的各種問題，避免政治體制改革造成的沖擊超出當時社會和政治體系的承受能力，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才有可能成為一項長久的事業，得到最廣泛的支持和擁護，為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注入更為強勁的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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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析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寫寫幫整理）

淺析我國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國內外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問題，也是學術界討論得比較熱烈的話題。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成就給予了高度肯定，然而對政治體制改革卻存在著諸多爭議。主要圍繞著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矛盾展開，人們認為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步伐遠遠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因此，加快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讓政治體制更加適應于社會主義的發展顯得十分迫切。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目前主要表現為政治制度、政治關系和政治職能的改革，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政治體制必須適應經濟發展的趨勢。然而，政治體制的改革并不是想當然改革，而是對中國具有人民性的所有的政治主體的性質或政治角色、政治職能、政治關系、政治制度所進行的改革，并且政治體制改革是對由各種政治要素構成的動態的政治統一體全方位的改革，是個系統的改革。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提到：“我認為，所為‘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這說明一條重要規律：社會主義社會要通過不斷改革才能向前發展，科學社會主義必然社會主義運動發展而發展，而非凝固不變。

從理論層面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發生是危機意識和利益預期共同驅動的結果。對外開放和全球化發展，使中國原有的政治體制面臨著激烈的外部競爭的嚴峻挑戰和外來體制的強大壓力。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成為這一時期國家的基本特征，能否推動經濟發展，能夠適應市場經濟改革的需要，成為改革推動者們是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動機。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帶來的危機意識和本身所能獲得的預期政治收益，讓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成為必然。從實際情況看，中國內部面臨著諸多的矛盾，需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首先體現在市場機制和政府行為的矛盾。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目前我國運行的政治體制已經跟不上市場機制的步伐，政治體制的陳舊和低效甚至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障礙。較強的政府干預市場行為，讓市場與政府間矛盾重重。一句話概括，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充當的角色既是“運動員”“教練”又是“裁判員”。其次，權力公共性和權力腐敗的矛盾。由于權力監督機制和制約機制還比較薄弱，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某些政治權力對經濟生活進行非正常滲透，導致相當程度的權力商品化行為，造成某些領域的嚴重不等價交換，既對正在建立之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產生著不可估量的破壞作用，又對國家權力的本質產

生著極其嚴重的銷蝕作用。這方面最典型表現在“權力尋租”現象。

第三，利益分化和社會公平的矛盾。改革開放30年，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人民生活顯著改善，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也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這種變化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差異乃至分化。利益關系方面的矛盾，不僅直接影響到一部分社會成員對改革的認同度和承受力，而且深刻影響到社會公平乃至政治公平，對政治運行和社會穩定產生巨大的震動波和沖擊力。目前，中國最突出的表現在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

第四，政治參與和民主程度的矛盾。市場經濟迅速發展，極大地激發了社會成員政治參與積極性。大眾政治參與，既是推進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又是現代民主程度的重要標志，迫切要求進一步拓寬民主渠道，豐富民主形式。目前我國公民政治參與還受到某些制度、體制和文化習俗的制約，某些政治參與行為也很不規范，有待于進一步提升。如何切實保障人民的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擴大政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將是當代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長期面臨的課題。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中國人民要求擁有更多的政治權利，然而“一言堂”的現象存在又成為政治民主化的障礙。

第五，價值多元化和共同理想的矛盾。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和政治多極化愈益凸顯的條件下，各種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滲透的程度愈益加大，社會成員的價值選擇愈益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價值取向上的差異和矛盾，尤其深刻地影響到人們對社會變革與發展的認同和參與，對社會共同理想的建構與導向產生嚴峻挑戰。概括起來說，就是目前的中國人民在面對外來文化沖擊的時候，自己的信仰發生著改變，也就是產生“信仰危機”。

無論是外來的競爭壓力還是內部矛盾，焦點都集中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不相適應方面，為此，努力促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經歷了風風雨雨20多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政治體制改革還停留在外圍階段，還有很多問題亟待我們去解決。第一、中國政府體制改革中的歷史“怪圈”。我國經歷了多次政府體制改革，然而改革過后就會出現反彈現象，回歸到原始狀態。行政機構職能的分分合合：分開—合并—在分開—再合并；行政權力：下放—集中—再下放—再集中；行政干預經濟：強化—分散—再強化—再分散；行政機構數量：撤銷—恢復—再撤銷—

再恢復；行政機構人員數量：膨脹—精簡—再膨脹—再精簡。這種循環的怪圈現象一直出現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受中國傳統文化人情世故影響，加之缺乏法制監督，機構改革收效甚微。第二、行政、司法和立法三種政治職能缺乏獨立性，政府管理職能缺位、錯位和越位。一直以來，中國就存在著政府干預司法和立法的現象，尤其在地方政府，呈現行政職能一家獨大的不良狀態。在整個行政區劃中，地方政府掌握著全部的財權，而司法和立法機關需要依靠政府的財政支持，換種話說，就是司法和立法機關的經濟命脈掌握在政府手中，這樣就無法實現司法公正和立法嚴明。政府在管理市場的過程中很難把握管理程度，很多時候都會越位管理，該管的沒有盡力，不該管的管得太多。第三、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的官本位思想和小團體利益泛濫。官本位思想在中國古已有之，人們把官位當做是社會地位的象征，官員不是人民的“公仆”，相反卻是人民的“主人”和規則的制定者，不愿意放棄官位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同時，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會損害部分既得利益者的重重阻礙，政治體制改革強調的就是民主和法制，這樣就會削減既得利益者的權利和利益，他們會組成各種利益小團體，強制干預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面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結合中國當前實際情況，為進一步促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進程，我們給出以下建議：

一是努力加強我國法制建設，增強民主監督力度，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是黨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中國目前的法制依然存在很多缺陷，首先在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很多行業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規范，很多法律制度中存在漏洞，被投機者們利用。同時，中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執行力都嚴重受到政府的干預，沒有實現真正的司法獨立。為此，加強國家法制建設，實現司法獨立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路線。隨著人民民主意識越來越強烈，民主監督也呈現出蓬勃發展態勢，社會輿論和媒體監督，人民的維權意識增強，這些都有利于對中國政治機構的監督，只有在民主監督情形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才可能走出真正的民主化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二是以德治國，加強廉政建設，提高官員的思想道德素質。依法治國體現的是政治體制改革中的強制性和規范性，以德治國則是更能實現“治本”的目的。中國歷來存在的官本位思想和腐敗現象，是中國廉政建設的阻礙，從思想上轉變官員的意識形態，真正自覺做到按制度規則辦事，實現為民辦實事的自覺服務意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更有利于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將以德治國作為實現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口，有利于從意識形態方面實現改進。

三是加強基層民主建設尤其是農村基層民主，不斷完善國家選舉制度。農民是人民群眾中人數最多的實體，同時農民也是國民文化素質和法律意識程度最低的實體，農村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嚴重脫節，為此，實行村民自治為發端的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推進農村普法建設，有利于獲得農民群眾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支持和擁護。同時，發揚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最重要的是給農民群眾帶來經濟效益和政治效益，實現農民創收的同時，還可以通過村民自治和民主選舉實現農民的主人翁地位。農村是中國最廣袤的政治疆域，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也離不開農民的支持，因此，發揚農村基層民主政治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部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在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前列，為使中國政治體制趕上經濟體制的步伐，廢除陳舊的政治體制，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涉及整個國家權利體系的調整，中國從2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探索，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改革歷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難和阻礙，面對今后的社會，只會越來越復雜，我們必須在改革過程中慎之又慎，將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逐漸放到黨執政能力建設和法制建設上來。同時，事實告訴我們，不進行實質性的改革，中國就沒有出路，延遲改革可能會遇到更多的阻礙，必須抓住根本、認清事實，才會有希望。

第四篇：我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1)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具體表現在:①經濟基礎的需要決定上層建筑的產生。②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上層建筑的性質。由于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決定經濟基礎的性質，因而它必然在上層建筑領域也占統治地位，并決定上層建筑的性質。③經濟基礎的變化發展決定上層建筑的變化發展及其方向。

上層建筑的各個部分由于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對獨立性，其改變有早有晚、有快有慢。這種情況決定了上層建筑中思想文化領域里新舊斗爭的長期性。

(2)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這種反作用集中表現在為自己的經濟基礎服務。①從服務的方向上看，一方面保護和促進自己的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另一方面排除反對自己的對立物。②從服務的方式看，上層建筑通過法律、經濟、思想等手段的調控來為經濟基礎服務。③從服務的效果看，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有促進、阻礙兩種情況。

(3)上層建筑反作用的性質，取決于它服務的經濟基礎的性質，歸根到底取決于它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當它為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基礎服務時，它就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進步力量；反之則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力量。社會主義國家里的無產階級政黨是上層建筑中的核心政治力量，其先進性的發揮，就集中表現在它能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

2.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構成了它們之間的矛盾運動，這種矛盾運動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著。這是因為:新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筑總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使它有脫離經濟基礎的傾向；經濟基礎的變化不會立即在上層建筑中得到反映；上層建筑仍然維護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基礎。

3.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發展狀況規律的內容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內在的本質的聯系，構成了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這一規律的主要內容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產生、性質和發展方向，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取決于和服務于經濟基礎的性質和要求，這一規律表明，上層建筑的性質和變化發展，上層建筑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改革的形式和方向，都取決于經濟基礎的狀況。

4.正確認識這一規律的方法論意義

(1)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也是我們觀察和研究社會歷史的一把鑰匙，每一歷史時期的上層建筑都能從經濟基礎中得到科學的說明。(2)這一規律是無產階級政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根據。(3)這一規律對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政治體制屬于上層建筑。經濟體制的改革必然引起政治體制的改革。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改革對于保護和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4)這一規律也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自覺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方針，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依據。

第五篇：我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這是由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決定的。政治體制屬于上層建筑，應該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基礎是在不斷發展的，這要求上層建筑要隨之不斷調整和完善。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要求政治主體自覺進 行調整和改革，體現和發揮政治主體本身所規定的政治目標和社會目標。

其次，現在中國社會中所表現的因政治體制弊端和不夠完善引起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要求當前的中國政治體制必須進行改革。目前我國政府機構的現有設置、職能、體制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不相適應的問題，已經十分突出。政企不分，職能重疊，機構臃腫，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主義嚴重，這些問題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發展，影響黨和群眾的關系，也給國家和群眾造成了嚴重的負擔，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發展。為了理順黨政關系、優化權力結構、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完善民主法制、煥發政治活力、加快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發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刻不容緩。

第三，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由政治的本質和政治關系決定的。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定義，政治為在特定社會經濟關系及其表現的利益關系基礎上，社會成員通過社會公共權力確認和保障其權利并實現其利益的一種社會關系。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政治主體應該通過社會的公共權力來確認和保障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利益的內在矛盾——利益實現要求的主體性與實現途徑的社會性之間的矛盾、利益形式的主觀性和利益內容的客觀性之間的矛盾、利益的目標性與手段性之間的矛盾、利益的具體有限性與利益發展的無限性只見的矛盾，再加上政治體制的弊端使得整個中國當前的政治主體淡化了公共利益的意識，在此利益主體的內部性顯現的十分明顯，其角色的公共性淡化，私利化程度提高。要克服和控制這種現象的滋生和蔓延，最行之有效的措施應該是制度上的革新。

第四，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特殊時期出現的新事物、新問題，也要求中國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盲目性、自發性越發表現得越發明了，導致當前中國社會出現了一些新的具有歷史性特色的新事物。其中大型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出現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之一。現在中國房價居高不下很大一部分原因與中國房地

產業利益不斷集團化有關。雖然中國現在的特殊利益集團還不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過程的重要環節，但是中國的利益集團已經開始影響到中國的政治決策。經濟干預政治開始萌芽，某些領域的權利開始失控，使得政治決策所能代表的利益的公共性減弱、社會階層分化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嚴重影響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與和諧發展。因此，遏制中國利益集團干預政治的現實要求政治體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