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治建設與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建設與政治體制改革

前 言

這一講主要涉及以下一些基本問題：

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的政治發展目標

二、發展民主政治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

三、依法治國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四、科學決策與民主決策

五、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六、努力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的政治發展目標

1.“三個文明”協調發展的戰略

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要實現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戰略，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政治發展目標。2.政治文明建設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意義

首先，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題中之意；其次，政治文明是推進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發展的強大動力；最后，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

二、發展民主政治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

1.關鍵在于制度建設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關鍵在于制度建設。制度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才能保證我國的長治久安和興旺發達。

2.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 一是要落實憲法規定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各項職權，保證期依法履行職能。? 二是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堅持走群眾路線，深入調查研究，保證立法和決策更? 好地體現人民的意志。

三是要優化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結構，進一步提高人大常委會的決策水平和工作質量。

3.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和統一戰線學說與我國實際結合的產物，是我國政治制度的一大特點和優點。

4.積極擴大基層民主

擴大基層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性工作。健全基層自治組織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開辦事制度，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對干部實行民主監督。

三、依法治國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1.加快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新形勢，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2.確保法律的權威性

加強執法和執法監督，推進依法行政，維護司法公正，提高執法水平，確保法律的嚴格實施。

3.拓展和規范法律服務，積極開展法律援助

國家鼓勵社會對法律援助活動提供捐助，國家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4.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精神

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質，尤其是要增強公職人員的法制觀念和依法辦事的意識和能力。

四、科學決策與民主決策

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保證決策正確。

完善重大決策的規則和程序，建立有關制度，防止決策的隨意性。

五、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必須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執行等環節強化對權力的監督，使權力沿著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軌道運行。1.制約和監督的重點和關鍵

重點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加強對人財物管理和使用的監督。2.強化領導班子的內部監督，完善重大事項和重要干部任免的決定程序 3.改革和完善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建立和完善巡視制度

4.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和行政監察、審計等職能部門的作用

5.實行多種形式的領導干部述職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項報告制度、質詢制度和民主評議制度 6.推行政務公開制度，加強組織監督和民主監督，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

六、努力實現社會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1.2.3.4.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與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 努力解決人民群眾工作和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特別是涉及群眾利益的矛盾 加強政法工作，營造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

5.全面落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各項措施 6.加強全球化環境下的國家安全工作

第二篇：研究生政治之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

自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以來，已經30年了。30年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一樣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譬如，執政黨地位的加強和鞏固，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加強和完善，“人民公社”體制的徹底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基本終止，依法治國方略的有效實施，“一國兩制”的成功實現，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等等。正是通過這些改革，進一步彰顯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為實現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障。因此，那種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并沒有什么進展的說法和認識是站不住腳的。

但是，我們又不能不承認，同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相比，同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新要求相比，同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相比，現行政治體制還有許多不適應的地方，甚至有的方面還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差距，需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政治體制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相適應。”因此，我們要在科學總結30年來政治體制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

而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就必須對政治體制改革性質有一個科學的認識。以前圍繞著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爭論和分歧，不同程度上都與對政治體制改革性質認識上的偏差有關、一、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鄧小平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任務之后，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黨的十三大至十七大的歷次代表大會也都指明了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我們需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們要始終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壯大愛國統一戰線，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更好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2]

之所以要反復強調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是因為如果不能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準確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這一性質，就會產生或“左”或右的錯誤認識，影響乃至放棄政治體制改革。

從本質上講，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從形式上講，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創新和優化。因此，要使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獲得源源不斷的發展動力，就必須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根據政治體制改革性質的要求，我們大致可以將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則概括為以下五個“有利于”：第一，必須有利于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第二，必須有利于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優勢；第三，必須有利于維護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社會的穩定；第四，必須有利于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切實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第五，必須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這五個“有利于”的原則，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缺少哪個方面都會出現問題。只有嚴格遵循這些原則，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個既體現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本質要求，又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的政治體制。

總之，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講，政治體制改革是較之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更困難、更艱巨的改革。同時，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它不是要改變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因此，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采取全方位推進的、劇烈的方式，而只能采取漸進式的、逐步推進的方式。

要充分認識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就有必要澄清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爭論和分歧。綜合30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人們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爭論和分歧的核心，還是鄧小平所說的“姓資姓社”的問題。18年前，鄧小平在視察我國南方的講話中尖銳地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實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P372)在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取得重要進展的新形勢下，要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必須破除長期以來存在的“姓資姓社”的思想禁錮，明確政治體制改革不是要改變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性質，而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關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中央領導集體在強調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同時，曾經反復闡明了三個方面的要求：其一，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其二，必須大膽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三，必須通過改革創新社會主義政治體制。這就是說，政治體制改革本身是有利于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發展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正是通過不斷改革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政治體制而彰顯其優越性的。

本來，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利于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的，但是有的人片面地看待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政治改革的教訓，認為搞政治體制改革就會像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一樣亡黨亡國。這種思想認識既是對政治體制改革性質的誤解，也是高看了前蘇聯的政治體制改革。

我們知道，政治體制改革不同于政治革命，它是在堅持基本政治制度不變的前提下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體制改革，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不變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這樣的改革，無論怎么改，都不會改變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性質，而是給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增添生機和活力，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強身健體的工程。

二、政治體制改革是制度、人事與文化的協同變革

以往人們對于政治體制改革性質的理解，似乎都只是注意到制度和體制本身的層面，沒有或較少關注到與其相關的其他層面。其實，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一個制度、人事和文化協同變革的過程。長期以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欲改難行、步履蹣跚，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實現制度、人事、文化三者的協同變遷，在一定意義上講可以說是人事和文化拖了制度的后腿。換句話說，是改革的理論設計和實踐沒有“為自己創造革命所必需的出發點，創造唯一能使現代革命成為真正革命的形勢、關系和條件。”[5]

毫無疑問，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制度和體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對于制度和體制的重要性，可能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非制度化劫難的鄧小平的認識最具有權威性。他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之初，就明確地提出要從制度和體制上解決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問題。他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6](P333)

制度固然重要，但是人事和文化也不可或缺。從三者關系來說，制度是人事和文化結合的產物，人事是制度之父，文化是制度之母。因此，要有效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從理論和實踐上廓清制度與人事、文化的關系，促進三者的協同變革。

關于制度的特點，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歸納。錢穆認為，要把握制度的精神，必須注意如下要點：第一，要講一代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離開人事單來看制度，則制度只是一條條的條文，似乎干燥乏味，而且制度已是明日黃花，也不必講。第二，任何一項制度，決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項制度間必然互相配合，形成一個體系，否則制度個個分裂，既不能存在，也不能推行。第三，制度雖已勒定成文，其實還是跟著人事隨時有變動。某一制度的創立，決不是憑空地創立，它必有淵源，早在此制度創立之先，已有此項制度之前身，然后漸漸地創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決不是無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變，早在此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項制度的后影，漸漸地在變質。第四，任何一項制度之創立，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也必然有其內在的用意，否則它不會存在。但任何一項制度，都有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我們不能因為時過境遷而忽視其當時的實際需要和真正的用意。第五，任何一項制度，決不會絕對有利而無弊，也不會絕對有弊而無利。所謂得失，即根據其實際利弊而判定；而所謂利弊，則以當時所發生的實際影響而判定。第六，討論一項制度，固然應該重視其時代性，同時又要重視其地域性和國別性。在這一國家、這一地區，某一制度是可行的，但并非在其他國家、其他地區也是可行的。因為制度是一種隨時地而適應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7](P4-7)。

制度的生命力是深藏于社會環境之中的，正如拉斯基在《美國總統制》中所說：“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其奧秘并不是簡單地在書本上所能闡明的。這并不是說，制度本身神秘，而是因為產生制度的環境如果發生變化，則制度本身也就發生變化。另一方面，制度也可以根據運用制度的人物如何經常發生變化”，“重要的制度并非單憑一紙法律就能形成，它其實是傳統、成規和慣例的結晶。這些傳統、成規和慣例，雖不見于法律，卻具有不亞于法律的影響力。”[8]對此，我們在研究政治體制改革性質時不僅要充分注意到，而且要把它具體運用到制度和體制生成條件的分析之中。

就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經過改革開放30余年的發展，雖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與現代化所需的人文素質和人格品性，尚有較大的差距。特別是我們的政治精英隊伍，既缺乏系統的政治知識和政治專業訓練，又缺乏獻身國家和民族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致使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發展步履維艱。對于人的因素對改革的阻礙，鄧小平也是深有感觸。他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里收權，你有什么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3](P164)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都是該國文化的固有組成部分，體現并反映了該國文化的總體特征與演化趨勢，在中國這種具有古老文明的國度里尤其如此。

三、政治體制改革是揚優、借鑒、創新結合的變革過程

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在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發生變化以后更是如此，沒有現成的可以照搬的模式。因此，需要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大膽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不斷推進政治體制創新，增強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生機與活力。

展開而論，政治體制改革是政治發展的永恒課題，因為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通過積極有效的政治體制改革才能逐步發展和完善起來。由于政治體制改革不同于政治革命的性質，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通常需要把握好三個方面的關系：

其一是“揚優”，即充分發揮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要維護現存的基本政治制度，因而只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使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和長處充分展示出來，基本政治制度才能得到鞏固。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經濟和科技的因素固然重要，但關鍵還在于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優勢，只有當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具有了比較優勢，才能保證政治局面的穩定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為了有效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曾經多次指出政治體制改革所要堅持的基本原則。鄧小平曾經提出：“我們判斷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江澤民明確提出了我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的六個原則：一是，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而是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二是，改革的目標是要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擴大基層民主，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三是，堅持不懈地加強和完善黨內民主，以不斷促進人民民主的發展。四是，改革是否成功，關鍵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看能否增進各族人民的團結，改善廣大人民的生活，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五是，不能丟掉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民主，要根據我國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六是，政治體制改革很復雜，每一個措施都涉及千千萬萬人的利益，要分步驟、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15]。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特別強調：“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堅持依治國基本方略，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為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1]

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所說的這些原則和要求，集中起來有一個核心的指導思想，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勢，而不是放棄這些優勢去照搬別國的政治制度模式。

其二是“借鑒”，即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因為之所以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由于原有政治體制存在諸多弊端，因而不能只在原有體制中打轉，而需要借鑒其他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

人類政治發展史反復證明了一條真理：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樣的政治發展道路，要與本國的國情相適應。同時，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總是離不開借鑒別國的經驗和教訓，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借鑒是政治制度發展和優化的必經之路。而且，政治制度的優勢和活力就在于其借鑒和吸納其他政治文明的能力。因此，要推進中國政治發展就必須大膽借鑒人類政治文明優秀成果。

學習和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馬克思主義的應有之義。列寧曾經主張蘇維埃政權和管理組織要同資本主義最新的東西相結合，他指出：“我們不能設想，除了以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以外，還有別的什么社會主義。”[16]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指出過：“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17]周恩來甚至說過：“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夠使我們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18]鄧小平也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3](P373)

其三是“創新”，即通過更新原有政治體制使之充滿生機與活力。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政治體制的更新，只有創新政治體制，才能從體制和機制上鞏固基本政治制度。

政治發展是政治生活的文明化過程。衡量政治生活文明化的標準可能有許多層面，但其中最重要無疑是政治體制的文明化。所謂政治體制的文明化，其實就是政治體制適應社會發展要求不斷創新的過程。這也就是說，政治體制創新的過程其實就是政治發展的過程。因此，任何國家的政治發展都是以政治體制的創新為基本標志的。不僅如此，政治體制創新還是政治體制活力的源泉，能否及時地實現政治體制創新是政治體制是否充滿生機與活力的重要體現。政治體制創新能力是政治體制的生命力之所在。

政治體制改革需要調整各方面的政治關系，但其直接的目標則是政治體制的更新，也就是新的制度安排。通過新的制度安排，才能改革舊的制度建構，推進政治發展。因此，如果沒有政治體制的創新，政治體制改革就失去了其初始意義。表面上看，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是對原有政治體制的調整，而在深層次上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是現有基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因此，政治體制改革與其說是“破壞”不如說是“建設”，即對現有政治制度的維護和加強。政治體制改革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只能采取“立字當頭，破在其中”的改革策略——即通過政治體制創新來帶動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政治發展。

在深化改革過程中，政治體制性障礙已經成為人們的普遍共識。同以往的30年相比，我國現階段政治體制創新的現實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迫切得多。譬如，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首先在于通過政治體制創新，實現經濟運行機制由政府主導向由市場主導的轉變，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提供體制保障；推進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重要的是通過政治體制創新，確立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以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解決腐敗問題，重要的在于通過政治體制創新，從制度上制約權力與資本的結合，解決體制性、機制性的腐敗問題，以使權力正確行使；統籌中央地方關系，其實質是通過政治體制創新形成一個合理的中央地方權力和利益格局，并建立與此相適應的財政稅收體制和官員考核機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取決于能否通過政治體制創新，形成一個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由此奠定公共治理結構的制度基礎和制度保障。不僅如此，政治觀念的變革更新也要求政治體制創新。觀念是體制的先導，體制是觀念的體現。沒有體制創新，觀念更新就是空話。近些年來，在思想解放的旗幟下，中國的政治觀念變革有很大進展。如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了三大政治理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又如溫家寶多次講到要使正義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首要價值，等等。明確提出這三大政治理念，是對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理論的重大突破。然而，如何才能使這三大政治理念落到實處呢？關鍵就在于通過政治體制創新，使現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如何蘊涵這三大政治理念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溫家寶所說的，要使這三大政治理念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首要價值。

就揚優、借鑒、創新三者關系而言，“揚優”是前提，因為基本政治制度如果不能得到鞏固，政治體制改革就失去了其初始意義；“借鑒”是途徑，因為新的政治體制不會從空中掉下來，也不可能是原有制度中所固有的，只能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從其他政治文明中有選擇地學習和借鑒過來；“創新”是目的，因為“揚優”也罷，“借鑒”也罷，都是為了實現原有政治體制的更新，使之能夠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揚優”不是固守原有政治體制不變，“借鑒”不是照搬別國的政治制度模式，“創新”不是放棄現存的基本政治制度。只有通過“揚優”和“借鑒”，找準本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實現政治體制的自我更新和發展，才能從根本上鞏固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

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我們要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順應人民新期待，堅定信心、砥礪勇氣，堅持不懈地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創新，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步伐，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不斷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2]這應該成為我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也是對政治體制改革性質再認識所得出的基本結論。

第三篇：政治體制改革建設思考建議

1949年，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武裝斗爭，奪取了政權，使飽受凌辱和戰亂之苦的中國人民實現了和平與獨立。此后，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政治變革。在經濟建設方面，先是尊重私有經濟，提倡合作、互助，后來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沿著斯大林模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越走越遠，以致于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由鄧小平主導，開始了經濟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改革的成就舉世矚目，衣食住行的變化人人可察。但是，到了今天，經濟體制的深化舉步維艱，國有企業的低效率運轉難以為繼，腐敗之風積重難返，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公民的政治參與要求愈見強烈。

解決這一切問題的鑰匙在哪里？在于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

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在鄧小平二次復出之后，很快就提了出來。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長篇講話，以后也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有所推行、如果完全不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根本就沒法開始。但是，必須承認，由于種種原因，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較，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是嚴重滯后了。這方面，鄧小平也早就有過說法。1986年9月3日，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他說：“對于改革，在黨內、國家內有一部分人反對，但是真正反對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體制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

1986年以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到現在，矛盾越來越深。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愈顯突出。對于這種緊迫性，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認識。

第一，防止“文革”悲劇重演。

“文革”十年**，把中國搞慘了。文革浩劫的破壞性，是有目共睹的，但對于文革產生的原因，人們的認識則各有不同。

有人把十年浩劫的根子歸咎于“四人幫”。有人則說是毛澤東錯誤地重用了他們。也有人認為毛澤東的錯誤并不僅在于用錯了四個人。毛澤東犯的不是個別的錯誤，而是系統性的錯誤；不是短期的錯誤，而是長期的錯誤。其實，領袖也是人，難免會犯錯誤，問題在于國家的政治體制中有沒有糾正領袖錯誤的機制。對比發達國家的憲法、法律，我們發現人家在這方面花了很大的氣力，想了很多的辦法，作了很科學的規定，而且能夠保證實施。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搞了個水門事件，被揭露了出來，有關方面進行了調查，國會要彈劾他，他只好辭職。克林頓鬧了桃色事件，美國國會啟動了彈劾程序，只是最后表決中票數不夠，才免于下臺，但他已經多次道歉。像這樣的事情，在我們中國能做到嗎？人們能彈劾毛澤東嗎？能及時制止他的錯誤嗎？毛澤東語錄為什么不經立法程序，就成了國家意志，成了凌駕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之上的“最高指示”，還得“宣傳不過夜，執行不走樣”？由此可見，“文革”未必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我們的體制不能及時制止毛澤東推動“文革”。“文革”結束20多年了，但是這一點深刻教訓人們并沒有真正汲取，沒有從法治上解決這個問題。將來如果再出現一個毛澤東，如何管得了他呢？照樣管不了！

總之，“文革”悲劇發生的政治體制系統依然存在，阻止“文革”爆發的機制還沒有形成。我們應當深入研究“文革”教訓，盡快進行政治改革，消除導致“文革”悲劇重演的種種體制因素，建立起防范機制。

第二，再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無法深入下去。

關于這一點，鄧小平也有論述。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里收權，你有什么辦法？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現在，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企業要與國外大企業競爭，它們的競爭力實在是個大問題。而人們明明看到私有經濟效率高、競爭力強，可就是不敢放手發展。這也是受政治體制的束縛。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好比人的兩條腿，走起路來，雖有一前一后，但不能距離太大。你不能一條腿邁得很遠了，一條腿還在后頭。可是現在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年，已經走了相當的距離，政治體制改革卻相當滯后，它客觀上制約著經濟體制改革。

此外，抓緊改革政治體制，也是為了保護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經濟體制改革搞了20多年，成績很大。但是這個成果有沒有丟失的可能呢？不少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們辦公樓旁邊有一個私營小飯館，我常去吃3元一碗的涼面，跟飯館老板很熟。他常問我：會不會再來一次公私合營呢？會不會再來一次打倒資本家呀？會不會再割私有制的尾巴呀？會不會把我的財產沒收呀？我說，有這個可能性。要保護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得搞政治體制的改革，否則，短暫的倒退不是不可能。那當然是歷史的大悲劇。

第三，從反腐敗、維護社

第四篇：淺談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課程論文

淺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班級：中共北京市委黨校2012級在職研究生 專業：公共政策制定專業 姓名：蘇杭 學號：20123812022 成績： 淺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黨代會常任制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完善黨的代表大會制度，提高工人、農民代表比例，落實和完善黨的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試行鄉鎮黨代會年會制，深化縣（市、區）黨代會常任制試點，試行黨代會代表提案制。”

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以下簡稱“黨代會常任制”）是指是每次黨的代表大會完成換屆選舉任務后，在黨的委員會任期內每年舉行一次代表會議，行使黨的代表大會的職權。這期間，黨代表的資格繼續有效，不再重新進行選舉。我們黨在1958 年召開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常任的全國代表大會——八大二次會議。但此后，由于黨內民主遭到破壞、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黨代會常任制的理論與實踐探索中斷。自1988 年開始在中組部的支持下，全國有12個縣市區陸續開始了黨代會常任制的試點。(摘自百度百科)黨的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每5年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代表是在召開大會前選舉產生，大會閉幕后，代表資格消失。如在地方試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筆者認為會出現以下幾個問題。

一、常任制黨代會、人代會和政協會關系混亂。黨代會常任制與人代會和政協會要求一樣，每年召開一次，代表任期5年，形成三會并存的情況。從順義區情來看，許多黨代表同時也是人大代表，政協代表很多都是行政、事業機關無黨派人士和區內企業家，這就容易造成三會之間的關系混亂，三會代表交叉任職率高，三會研究和決定的議題重合等問題，導致形式主義的出現。

二、造成權利機構的變革、沖突。黨代會常任制的出臺必然會有一系列的制度出現，如：黨代表任期制、設立常設機構、黨代表提案制等等。黨的 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利機構，在現行的體制下，黨代表只有在開黨代會之前進行選舉，黨代會閉幕后代表資格被取消。此外，中央和地方很少召開全體委員會議，常委會成為現行體制下實際的最高權力機構，形成權力倒掛。黨代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其常設機構的權力如何界定，和黨委是什么關系，是推行黨代會常任制面對的難題，其常設機構也必然會對常委會的權力構成威脅，弱化常委們的權力，必然會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

三、黨代會常任制缺少法律依據。人代會和政協會都有法律依據，但是黨代會常任制并沒有相關的法律依據，在十八大新修正的黨章中也沒有體現，中央也沒有出臺規范性的文件。這就造成地方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地方領導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開展工作。從順義區情來講，順義已經出臺《中國共產黨北京市順義區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暫行辦法》，但在《辦法中》只是對代表的義務進行了說明，而沒有闡述常任制的黨代會及其常設機構的權力。

四、推行黨代會常任制也許會遭到政府的抵制。黨代會常任制會有一些配套制度，加強黨代表行使參政、議政和監督的權力，這就可能引起黨委從宏觀管理到宏觀管理的同時加強了微觀管理，插手政府事務，造成政府的抵制。

在筆者看來，黨代會常任制將是黨體制機制的一次重大變革，是打破現行權力分配格局的一次大膽嘗試。如果實行黨代會常任制，各種配套制度良好運行，將實化了黨代會的權力，加強了黨代表的作用，加快了黨內民主進程，推進了黨內監督和權力制約，密切聯系了群眾。

近年黨內體制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進行的，目的是要地方基層充分發揮創造性，如果試點成功則進行選擇性推廣。目前，黨內實行基層民主、中層放寬、高層精英的政治格局，黨內高層出現分化。有人說，黨內穩則國家穩，我國的政治只是把握在少數人的手中。如果黨代會常任制試行成功，則 會率先打破基層權力格局，加大了黨員群眾的參政、議政權力，進而從下制約上層權力，讓人民決定中國未來前進的路線，讓國策更加符合基層實際。

第五篇：政治體制改革

新的歷史跨越

---淺析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治方向

【摘要】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積極穩妥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是我們在面臨新的戰略機遇期的必然選擇。積極穩妥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經之路。在完善政治體制的過程中，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積極穩妥的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

【關鍵詞】

政治體制改革正確方向

【正文】

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在社會主義政治總格局和權力結構形式不變的前提下，對政權組織、政治組織的相互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調整和完善。十八大報告指出:“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這里提出的“兩個必須”和“三個更加注重”表明了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堅持的原則和著力點,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遵循。

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樣的政治發展道路，歸根結底取決于這個國家最廣大人民的意志，取決于這個國家的具體國情和歷史文化條件。新中國成立６０多年，我們對于走什么樣的政治道路，早已有了明確的回答。這條道路，凝聚著幾代人的艱辛探索，積累了近代中國百余年歷史經驗，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黨的十八大再次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出發的重要戰略部署，是我們牢牢抓住歷史機遇、奮力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根本政治保證。

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他曾經預測，“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30年，已經過去了三分之二，這個“成熟”、“定型”的制度是否到了呼之欲出的時候？中國，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是否到了騏驥一躍的歷史時刻？經過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們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我們有必要認真總結和長期堅持這些來自實踐、符合規律的成功經驗。這些經驗最為核心的一條，就是要把握正確政治方向。只有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才能有力保證政治體制改革目標的實現，為黨和國家興旺發達和長治久安提供堅強政治保障。

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是我們黨領導政治體制改革一以貫之強調和堅持的重要思想觀點和重要指導方針。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明確指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總的來講是要消除官僚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江澤民同志強調指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有利于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優勢，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胡錦濤同志強調，我們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是我們能夠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取得顯著成就的一條重要經驗。新時期以來，正是由于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指導原則，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才得以健康順利發展。

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領導。政治體制改革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不是要拋棄而是要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完善同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方式的完善同步推進，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進行，而不能背離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我們黨和人民在深刻總結長期實踐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環境中確立起來的，是我們黨和人民尊重國情、尊重歷史的正確選擇。我們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走自己的路，決不能照搬西方政治體制模式，搞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鼎立那一套。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循序漸進、扎實推進。在我們這樣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搞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從實際出發，與我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相適應，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與我國歷史條件、經濟發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適

應，有秩序、有步驟地展開，決不能脫離實際、超越階段，更不能華而不實、空喊口號。

走自己的路，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前進，這是飽經滄桑，歷經磨難的中國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認識到的真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指南。牢牢抓住歷史機遇，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斷發展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孫文先生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我國的政治體制已經經過了30多年的探索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還是存在著很多的不足，比如貪污腐敗問題始終沒有很好的根除。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政治體制改革仍然任重而道遠。我們仍然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斷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順應時代的發展，與時俱進，積極穩妥的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

參考文獻：

? 《十八大報告》

? 《政治學基礎》王浦劬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 《論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尚德文著 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出版 ? 《新的歷史跨越：關于當前的政治體制改革》陳武明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