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反腐敗與政治體制改革（模版）

論反腐敗與政治體制改革

【英文標題】On Anti-corruption and the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XU Yao-min

(Editorial DepartmentofJournalofChenzhouTeachersCollege, Chenzhou 423000, China)

【 作者 】許耀明

【作者簡介】許耀明，郴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編輯部，湖南郴州433000

許耀明（1955—），男，湖南資興人，郴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副主編，副教授。

【內容提要】腐敗是當前我國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突出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法治進程，健全社會主義權力制衡機制。如強化人大監督制度；改革黨內監督體制；加強輿論監督；轉變政府職能，推進經濟生活市場化；改革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制度等。

【英文摘要】Corruption is one of the prominent problemsinthesociallife our country.Theessentialwayoutforsolvingthisproblemistoreformthepolitical system, to promotegovernment bylawand to perfect thepower-restriction-and-balance mechanismbysuchmeansasreinforcing the systemof supervisionby thePeople'sRepresentativeCongress,transformingourParty'sinternalsupervisingsystem,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changingthegovernmentalfunction and reforming the systemofselectingand appointing cadres.【關 鍵 詞】反腐敗/政治體制/法治/制衡機制

ant-corruption/ politicalsystem/ governmentbylaw/restricting and balancing mechanism

【 正文 】

中圖分類號：D63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042（2000）05—0007—0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前進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其中最為嚴重的問題是腐敗的滋生和蔓延。本來，腐敗并非我國之特有，在當今世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著程度不同的腐敗現象。但是，像我國今天這樣，腐敗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廣泛影響人們行為的普遍現象卻是罕見的。［1 ］江澤民在今年召開的中紀委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腐敗問題時指出：“發展下去不是沒有亡黨亡國的危險啊！”［2］這足以說明我國腐敗問題的嚴重性。應該說，這些年來我們同各種各樣的腐敗現象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腐敗現象卻愈演愈烈，其發展勢頭并沒有得到根本遏制。今天，反腐敗已經成為我們黨和政府面臨的一個十分重大而緊迫的課題。

反腐敗是一場極其復雜的政治斗爭。目前我國社會腐敗的要害是權力腐敗，從病因上來說，主要還是一個體制問題，即集權體制下權力缺乏制約和監督是腐敗得以滋生和蔓延的根本原因。那么，解決我國腐敗問題的關鍵是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權力制衡機制，而這樣一個機制只能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實現。因此，我國反腐敗斗爭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治體制改革。我們要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圍繞建立和健全權力制衡機制這個中心問題，積極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合理配置權力結構，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腐敗問題。

一、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尤其要改革和重構人大監督制度，真正樹立人大監督至上的權威性和嚴肅性，這是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權力制衡機制，爭取反腐敗斗爭勝利的根本前提。

從政治體制的角度來看，我國現在實行的是代議制度，即人民的權力是委托各級政府及

公職人員代行的，這就存在著權力的所有者與權力行使者之間的分離。權力的使用往往存在著雙重效應，它既可以用來為社會和公眾服務，也可以用來謀取私利。人類由于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這就決定了權力持有者一旦掌握了權力，都有以權謀私的可能性。英國歷史學家艾克頓對此作過深刻的剖析：“權力傾向于腐敗，絕對權力傾向于絕對腐敗。”孟德斯鳩也曾下過結論：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于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變的規律。［3］因此，要防止權力腐敗，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加強對權力的制衡和監督。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通過采取各種措施加強了對國家行政機關和公職人員的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加強，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以及反腐敗斗爭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從反腐敗的角度來看，我國人大監督的作用沒有真正發揮，還存在不少問題。最主要的是機構不健全，沒有設立專門的反貪監督機構。根據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最基本的職能和權力是立法權和監督權。為此，全國人大設立了法律、內務司法、財政經濟、教育科學文化、外事、華僑、環境與資源、家業和農村、民族等九個專門委員會。地方各級人大也設立了或者部分設立了相應的專門委員會，但是，各級人大都沒有設立反貪監督機構。保證國家行政機關及公職人員清正廉潔，應該是人大實施監督的重要職責，但是，由于沒有建立以反腐敗的主要任務行使監督權力的專門機構，更沒有人大監督方面的專門立法，對人大行使反腐敗監督權的權限、手段、方式和程序作出明確的規定，使我國人大在反腐敗及監督方面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其監督力度十分有限，對濫用權力的制約作用顯得非常薄弱，不是徒有虛名，就是流于形式，對腐敗的預防和監督效果很不理想。如我國的腐敗問題如此嚴重，懲治的高官成千上萬，但是，被人大罷免的卻鳳毛麟角。實踐證明，人大對權力監督不力，是我國腐敗現象大量發生并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要改變反腐敗斗爭中的這種被動狀況，必須要從制度上強化人大對權力制約的力度，加強人大對反腐敗斗爭的監督。具體來說，必須解決兩個問題。

（一）要正確認識和肯定權力制衡這一原則的科學性和重要性。權力制衡思想首先是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斗爭中提出來的，歐美各國根據這一分權學說，普遍建立了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實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機制。這種機制對官員的腐敗起了重要的制約作用。實踐表明，權力制衡是防止權力被濫用和權力腐敗的重要原則，是人類社會幾千年來政治文明發展的重要成果，它既不姓資，也不姓社，反映了民主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今天，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及其運行機制，可以不采用“三權分立”的形式，但卻不能把它所蘊含的權力制衡的原則加以否定。社會主義權力制衡機制是一個多方面、多層次的體系，但是，不管從哪一個角度看，其實質都是人民對行使權力的國家機關及公務人員的監督。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是代表人民進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最高權威的監督，它是國家監督體系的核心。因此，加強人大對廉政的監督不僅僅是個認識問題，也是積極行使人大法定職權的重要表現，更是推行依法治國方略的必然要求。

（二）要把人大反腐敗監督機構的建設納入政治體制改革的軌道。為了進一步加強權力制衡的力度，有必要調整和重新配置監督權力機構。一是各級人大應設立廉政監督委員會。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議會都設有專門的反腐敗職能機構，如美國眾議院的“道德委員會”，英國議會的“查弊專署”等。實踐表明，我國人大也有必要設立廉政監督委員會，并制定人大反貪污監督法，對該委員會的地位、性質、職權、監督程序作出明確的規定，以保證廉政監督工作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其主要職權是依法對國家行政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在公務活動中的廉政情況進行監督。如審查重大腐敗案件的文件和材料；提請人大罷免腐敗分子的職務；開展反腐敗斗爭的執法檢查，糾正違法行為；通過新聞媒介公布腐敗分子的犯罪事實和處理結果；聽取和審查主要行政領導干部關于廉政情況的報告；組織廉政立法的具體工作等。二是建立人大廉政監督專員制度。這一制度最早開始于瑞典，二戰以后在許多歐美國家得到推廣，其作用和影響日益增大。這一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鑒，我國也可嘗試建立人大廉政專員制度，作為整個人大監督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它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反腐敗斗爭的需要有選擇地向部分地區、機關派出廉政監督專員，對其廉政情況實行直接和具有權威性的特別監督制約。廉政監督專員主要是對所在地區、機關的腐敗案件的調查、人事處分情況進行監督，并提出建議和向上級人大報告。這樣有助于避免地方保護主義對廉政工作的干擾，以保證上級有關反腐敗的政策、法律落到實處。

二、改革和完善黨內監督體制，健全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確立其在黨內監督中的最高權威；實行紀檢機構的垂直領導，確保其在黨內監督中的獨立性和權威性，這是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權力制衡機制，爭取反腐敗斗爭勝利的關鍵環節。

我們黨作為執政黨，掌握著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權的領導權，全面領導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掌握了權力就有產生腐敗的可能性。因此，對黨的各級組織以及領導干部，也存在一個監督和制約的問題。我們黨執政五十多年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加強了黨的監督機構和監督制度的建設，并在保證黨的廉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黨內監督仍然是黨的建設的薄弱環節，至今尚未形成剛性的黨內監督體制。其突出表現是兩個方面：一是黨的代表大會制度不夠完善。按照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委員會是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這就說明黨的代表大會對黨的各級機關、各級領導干部和全體黨員的監督中擁有最高權威。但在實際生活中，由于黨的代表大會是五年才召開一次，使其不能經常地發揮作為最高權力機關的監督作用。加之黨章也沒有作出黨的代表大會監督它所產生的各級委員會及其領導干部的具體規定，所以，黨的代表大會在黨內的監督作用基本上沒有發揮。二是是黨的紀檢機構的監督體制不科學，其監督作用受到制約。黨的紀檢機構是黨內專職監督機構，其職能發揮如何，對黨的廉政建設影響極大。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是，黨的紀檢機構缺乏必要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按照監督的一般規律，有效的監督必須以監督客體處于監督主體之下為前提，并且監督主體的監督活動不受監督客體的直接制約，以保證監督主體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但是，從我們黨的紀檢機構來看，按照黨章規定，中紀委在中央委員會領導下進行工作，黨的地方各級紀委接受雙重領導，即受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的領導，甚至紀委立案也要由同級黨委或主要領導批準方可決定。在這一體制下，紀委對同級黨委的監督實際上是下級對上級的監督，這就造成了一種有悖于監督規律的現象，即監督者受制于被監督者。這種體制使黨的紀檢機構缺乏必要的獨立性，當然也就不可能有權威性，從而不可能對同級黨委，尤其是對主要領導實施有效的監督。不僅如此，甚至腐敗案件發生后連查處都相當困難。事實上，近年來查處的胡長清、成克杰、徐炳松等幾乎所有的重大腐敗案件，都是由中央紀委親自出馬或強力干預才得以水落石出。這種狀況典型地反映了我們黨內監督體制的突出弊端，對于當前的反腐敗斗爭是極為不利的，也是黨員領導干部腐敗難以得到有效遏制的根本原因。

上述黨內監督體制存在的問題，必須通過黨的監督體制的改革來解決。當前，應該從辦得到的事情做起，從以下兩方面進行改革。

（一）改革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建立健全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以取代“一次性會議”的制度。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就對此進行了肯定［4］。可考慮代表實行選舉制產生，減少代表數量，進一步提高代表素質，并定期輪換。黨代會主要是聽取和審議同級全委會或常委會的工作報告，加強對全委會或常委會的監督，決定黨內重大事件。黨代會期間代表實行提案制度，并建立黨的代表大會聽取、收集和反映黨員群眾意見的聽證制度，建立對黨的各級領導人的權力行使監督的具體制度，逐步使監督制度化、規范化。通過改革，使黨的代表大會真正成為黨內最高權威的領導機關和監督機關。

（二）改革黨的紀檢監督體制，建立相對獨立、垂直領導的紀檢監督機構，確保紀檢機

構按黨規黨法辦案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具體來說，一是提高紀檢機構的地位。即把黨的各級紀檢會提到與同級黨、政、人大、政協機構相同的級別，以便于用相應的權力制約權力，提高紀檢機構的制約力，強化黨內權力制約機制。二是建立紀檢部門垂直領導的體制。中央紀委直接歸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領導，地方各級紀委歸同級黨的代表大會和上級紀委領導，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定期向同級黨的代表大會報告工作，并對其負責。同級黨委協助、配合同級紀委開展工作。紀檢系統的人、財、物由上級紀檢機關垂直管理。各級紀委應有相對獨立的立案權和辦案權，同級紀委有權處理同級黨組織管理的干部，如同級黨委有不同意見，屬中央管的干部由中央紀委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審批，屬省級以下管理的干部由上級紀委裁決。同時，考慮到權力互相制衡，各級紀檢機構也要接受同級黨委的監督。

三、加快新聞立法，充分利用輿論工具，進一步加大輿論監督的力度，這是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權力制衡機制，爭取反腐敗斗爭勝利的重要條件。

輿論監督是社會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通過廣播、電視、報刊等新聞媒介，對社會上一切有悖于黨紀國法的腐敗案件進行曝光，以達到對其進行制約的目的。輿論監督是現代社會權力制衡和反腐敗斗爭最重要的手段，這是因為腐敗行為從來就是人民群眾切齒痛恨的丑惡東西，它從來就是一種在黑暗中進行的骯臟交易。所以，擔心腐敗行為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為千夫所指的丑聞，一直是腐敗分子的最大心病。同時，新聞輿論監督由于其極快的時效性和廣泛的公開性，能夠迅速將人民群眾的情感和呼聲高度聚焦在腐敗的官員及其案件上，從而形成強大的社會壓力，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迫使司法機關必須秉公辦事，對腐敗分子依法予以懲處。這對于其它公職人員也能起很大的警示作用。輿論監督具有獨特的優勢，它能起到其它監督手段起不到的作用，可以彌補法制和道德規范方面的缺失。從全球來看，凡是法治化程度比較高和政治比較廉潔的國家，都十分重視新聞輿論監督在反腐敗斗爭中的獨特作用。這些年來，我國對輿論監督也是比較重視的，黨的十五大強調要“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一些新聞媒介如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等，在輿論監督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從總體來說，我國新聞媒介的輿論監督在反腐敗斗爭中的作用遠未得到真正的發揮。一是輿論監督的立法嚴重滯后。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五十多年，新聞事業發展很快，但有關這方面的立法并沒有跟上來。由于種種原因，迄今為止連一部《新聞法》都未能出臺，新聞媒介享有的權力和承擔的義務，沒有一部法律作出全面的具體的規定，這就給輿論監督帶來了很大困難。二是管理體制不順，新聞媒介缺乏必要的獨立性。輿論監督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表現形式，應屬民主監督和外部監督的范疇。但是我國的新聞媒介受到的行政干預太多，缺乏必要的獨立性。有些部門和領導總是把輿論監督與安定團結的方針對立起來，似乎揭露腐敗就會破壞安定團結，對輿論的監督功能更是諱莫如深。在我國，新聞輿論沒有起到引發其它監督的先導作用，只能被動地受命將其它監督已經完成的結果公之于眾，即事后監督多、事前監督少；監督一般性問題多，監督領導干部中出現的問題少；監督的層次低，力度明顯不夠。這就使得我國的輿論監督在反腐敗斗爭中的作用大為遜色。因此，必須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強化新聞媒介的輿論監督作用。

（一）加快新聞立法，使輿論監督有法可依。當前，人民群眾在呼喚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強烈要求新聞媒體在反腐敗斗爭中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提供公正的輿論環境，以遏制腐敗，弘揚正氣。因此，我們必須順應時代需要，進一步加快和完善新聞立法，將新聞媒介的權力，義務和責任，輿論監督的范圍、對象、基本原則等通過法律固定下來，將新聞輿論監督納入法制的軌道。

（二）擴大新聞媒介依法監督的自主權。為了確保輿論監督的權威性，在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和維護穩定大局的前提下，要保證新聞媒介對重大腐敗案件有采訪、調查、報道、評論的權利。這些權利受法律保護，任何部門和個人不得干涉和阻撓。在輿論監督中，新聞媒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則，客觀、公正并適度地報道一些大案要案的發生和處理過程，揭露腐敗案件的真相和本來面目，應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左右，以保證輿論監督的真實性和公正性。

（三）開展公民或法人創辦經營報刊的試點。目前，我國的新聞媒介幾乎全部隸屬于各級黨政部門，由于法制不健全和各方面制約太多，它們很難以公眾媒介的姿態對社會生活進行廣泛而深刻的輿論監督。允許公民或法人依法創辦少量報刊，有利于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有人擔心會削弱黨對新聞媒介的控制，甚至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其實這種擔心是不正確的，對新聞媒介的管理主要是依靠法制，新聞媒介如果歪曲事實，有意進行誤導，同樣要負法律責任。加大對腐敗的披露，從長遠看只能是有利于社會穩定，真正危害社會穩定的是腐敗。

四、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徹底轉變政府職能，加快實現經濟生活市場化，避免領導干部個人對經濟生活的過多干預，是減少或消除我國腐敗現象的重要基礎。

現代市場經濟是一種法制經濟，它要求通過經濟法規來規范和協調各種經濟行為和經濟關系，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管理主要宏觀管理，大量的經濟活動主要通過市場機制來調節。目前，我國經濟體制仍處在轉型的過程中，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下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干預過多的問題現在仍未完全解決，這是腐敗滋生的一個重要原因。現在已經查處的重大腐敗案件，大部分是領導干部用行政權力干預經濟生活，違反市場經濟規律，與不法商人相互利用而產生的。

因此，要消除腐敗產生的土壤和條件，必須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推進經濟生活的市場化，避免政府尤其是領導干部個人對經濟生活不必要的干預。最主要的是以下幾方面。

（一）實行政企分開。讓企業獨立于政府部門，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主體。使企業能依法抵制不正常的行政權力的壓力和干預，從而消除產生腐敗的企業制度基礎。

（二）合理確定政府干預經濟生活的內容、范圍和程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經濟生活一定程度的干預是必要地，關鍵是要界定清楚，政府哪些該管，哪些不該管。總的來講，要盡量減少行政權力過分干預市場運行，尤其要杜絕領導干部個人介入市場交易過程。應該明確規定，領導干部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預、參與、過問工程項目的承包、土地批租、房地產開發、貸款發放、證券發行等經濟活動，要盡量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抑制權錢交易等尋租腐敗行為的發生。

（三）建立和健全公開辦事制度，增加政府干預經濟生活的透明度。總的原則是，政府工作凡是能公開的一律向公眾公開，對政府行政權力的關鍵環節，如投資項目的審批，營業執照的發放等，必須向社會公告周知，并加強監督，建立廉政監控點。要建立聽證會制度，并使之制度化，將有可以影響領導干部廉潔的重要經濟決策納入聽證的軌道。總之，實踐證明，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是消除經濟上腐敗的必由之路。

五、加快推進干部制度改革，尤其是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和完善科學的用人機制，是減少和消除我國腐敗現象的又一重要環節。

當前，我國社會腐敗行為的主體是掌握黨和政府權力的部分領導干部，因此，反腐敗要反在點子上，重要的一環就在于選好、選準領導干部，這就必須要有一個好的用人機制即領導干部的選拔和任用制度。

鄧小平生前曾經將干部制度改革作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近二十年來，我們對傳統的干部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應該看到，我國現行的干部制度、尤其是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制度還存在不少突出弊端。一是任命制范圍過廣。領導干部任命制不是完全不能用，只是它作為一種具體的干部制度應有一定的適用范圍，如果不恰當地、過多過廣地實行任命制，就很難避免腐敗現象的滋長和蔓延。如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現象。由于任命制大大地堵塞了在更廣泛的范圍內由群眾選拔領導干部的渠道，使干

部的選拔權掌握在少數主要領導干部手中，這一方面為有些領導干部賣官索賄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也使一些投機鉆營者，行賄買官容易得呈。從近年來查處的大案要案來看，領導干部接受賄賂，相當部分是在干部選拔任命過程中發生的。在買官賣官中，一方行賄，一方受賄，受賄者賣官時，往往先給有關方面打招呼、然后由組織人事部門按照程序考察，最后集體研究任命的。從表面看來符合組織程序，但背后隱藏著骯臟的交易。現實表明，干部的提拔和任用已經成為我國腐敗現象最易產生的環節。二是任期制實施不科學。雖然我們對領導干部的任期作了明確規定，但是，由于我國從中央到縣級都是有四大家領導班子，因此，往往出現領導干部在幾家領導班子之間輪崗、甚至互換崗位擔任領導職務的現象。這就說明如何完善領導干部職務任期制，仍然是一個需要進一步研究和解決的問題。一個人在一個地區或某一級政權擔任領導職務時間過長，部門過多，往往使這一地區干部隊伍出現一些不正常的情況，容易形成錯綜復雜的“官”系網，腐敗一旦發生，往往表現出“團伙化”、“網絡化”，以致泛濫成災。近年來，腐敗丑聞不斷的“廣西現象”就與此有關。實踐證明，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國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已成為我國反腐敗斗爭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加快推進和擴大領導干部選舉產生的范圍，逐步縮小任命制。選舉制是資本主義否定封建社會世襲制的產物，它的產生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也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選拔官員的最合理的制度，它本身沒有階級性，是民主政治的一種具體形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應該普遍推廣。人民群眾通過選舉產生政府各級領導干部，一方面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體現，另一方面也是選拔干部過程中群眾路線的體現。

選舉制有可能避免由少數領導決定干部選拔任命所產生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同時，由于選舉人對被選舉人可以隨時提出彈劾、撤換，所以，選舉制也是制約領導干部腐敗的一種最有力的措施。因此，各級政府領導人通過選舉產生，應該是社會主義政治生活中一項重要原則。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可以考慮在保留人民代表大會的同時，應逐步實行行政首長民選制，并實行差額選舉，允許競選。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交通、通訊等物質條件已經有了極大的改善，公民的民主意識、文化程度、組織程度也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其識別能力和政治嗅覺已今非昔比，對縣、市、省三級行政首長實行由公民直接選舉的條件已基本成熟，應積極試點，待取得經驗后逐步推廣。

（二）進一步完善領導干部任期制。我國的憲法已對中央和地方政府領導人的任期作了明確規定，就某一個職務來講，任期制的問題已經根本解決。但是，由于我國情況的特殊性，有必要對領導干部的任期制度作進一步的研究和完善。一般來說，主要領導干部在某一職位任期滿了以后，原則上不再擔任同一地區其它領導機構的主要領導職務，這對于促進一個地區的廉政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收稿日期：2000—06—16

【參考文獻】

［1］盛宇明.腐敗的經濟學分析［J］.經濟研究，2000，（5）：52—59.［2］江澤民.在中央紀委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00—04—03（1）.［3］（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M］.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4］鄧小平文選（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二篇：淺議反腐敗與政治體制改革

淺議反腐敗與政治體制改革

（乾安縣國家稅務局 朱發學）

內容提要：

腐敗是國家公職人員借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從而使國家政治生活發生病態變化的過程。腐敗對國家、人民的害處眾人皆知，所以利用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式從根本上抑制腐敗的發生已經成為全體人民共同的呼聲。但是理想中的政治體制應該是怎樣的，不同的人心中有不同的藍圖。本文通過批判現在比較有市場的各種政治體制改革觀點和分析現行政治體制的缺陷，引出筆者心中的政治體制藍圖。希望通過此文為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復興做出貢獻。

前言

腐敗是指國家公職人員為其特殊利益而濫用權力的權利蛻變現象。或者可以解釋為國家公職人員借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從而使國家政治生活發生病態變化的過程。由腐敗的定義可以看出腐敗發生的關鍵點是“權力的濫用”或者“借職務之便”。所以如果對權力進行有效的監督，腐敗可以控制到最低點。現在腐敗問題很嚴重，所以對權力的監督是不力地。要想實現對權力的有效監督，要想把腐敗控制到最低點，就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僅局限于對政府或者說對行政機關的改革，應該通盤考慮。執政黨的內部組織體系應該改革，權力機關的運行方式應該改革，行政機關應該改革，司法機關也應該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不要計較成本，因為再大的代價也沒有亡黨亡國的代價大。為了反腐敗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是全國上下已經達成的共識。但是應該怎樣改，卻存在各種各樣的誤區。

一、關于反腐敗的政治體制改革認識上的誤區

中國是一個大國，地域寬廣民族眾多，加上改革開放后外界的各種思想大量傳入，所以對同一個問題有多種看法是正常的。我們在保護思想自由的同時，必須對是非對錯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1、部分人認為要想把腐敗控制到最低點就要實行多黨制，實行三權分立。

懷有這種想法的人要么無知，要么居心叵測。前者基本上文化程度比較低，對西方世界缺少了解。所以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愿意把火發到社會制度上。隨著社會的發展，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少。后者大致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國內尚未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另一類是外國資本家在中國的買辦。他們利用民眾對西方世界的不了解，把西方說的跟天堂一樣，然后把天堂和多黨制進行等同。在進行這種宣傳時他們絕對會回避腐敗的印度和混亂的泰國也是多黨制國家。他們夸大政黨輪替對執政者的監督作用。在宣傳政黨輪替的好處時，他們絕不會告訴你被輪替的只有政治家（政務官），事務官（公務員）是不與政黨共進退的。他們更不會告訴你大選時某人投哪個黨的票并不代表該人擁護這個黨，很可能是該人反對該黨的政敵。

2、部分人認為要想把腐敗控制到最低點就應該對公職人員進

行特別監督。

這是一些人面對腐敗的高發提出的一種很無奈的建議。說白了就是要利用特務或者說是秘密警察對公職人員進行監督。如果這樣，監督者必須擁有一定的特權。這將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一種踐踏。如果繼續走下去，則需要成立新的特務組織加以制衡。例如明朝先有錦衣衛，后有東廠、西廠；民國既有中統又有軍統。那么將面臨兩個結果，一是組織機構的膨脹，二是特權者的分贓。特權者的分贓其危害性比通常的腐敗要大得多。廠衛特務機構在明朝覆亡中的作用，兩統特務機構在民國敗亡中的作用，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

3、部分人認為要想把腐敗控制到最低點就應該打一場人民戰爭。

持這種觀點的人一般都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老人。他們痛恨腐敗，相信人民的力量，認為人民可以把一切的腐敗分子揪出來。我也承認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但那樣做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無疑會導致第二場“文化大革命”。多年的**絕不是一個正要復興的民族所需要的。

4、部分人認為要想把腐敗控制到最低點就應該加重刑事處罰。

持這種觀點的人基本都有一種“復仇”心理，希望通過流血讓腐敗分子退步。持這種觀點的人沒有看到預防腐敗的關鍵點在哪里，沒有看到腐敗分子多是揣著一種僥幸心理。他們更不知道

明朝“皮場廟”的故事。

二、現行政治體制在反腐敗斗爭中存在缺陷

1、反腐工作“政出多門”沒有形成合力。

和反腐敗有關的部門很多，在中央一級黨務系統有紀律檢查委員會、政法委，行政系統有監察部、審計署和預防腐敗局，檢察系統有反貪污賄賂局和瀆職侵權檢察廳。這么多部門就像鐵路警察一樣各管一段沒有形成合力，也就難以對公職人員形成有效的監督。

2、政治地位低是司法系統反腐工作不力的重要原因。從中央到地方我還沒有聽說哪位檢察院的檢察長或者法院院長是當地的黨委常委。事實上檢察院和法院不但要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還要向當地政法委負責。人民代表大會對檢察院和法院的政治監督和法律監督很到位，作為一個普通公民我無話可說。但是政法委對檢察院和法院的指手劃腳，我認為卻是多余的。依據現行制度，政法委書記事實上掌握了當地的最高司法權，這是與憲法精神相違背的。這也是敵對分子指責中國司法不獨立的重要口實。憲法精神是指在權力機關的領導下行政權、檢察權、審判權、軍事指揮權相互合作、相互監督。

3、在黨務系統中沒有形成有效的監督。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如果沒有形成有效的監督，那么反腐敗就是一句空話。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系

統一般是黨的代表大會下設黨的委員會，黨的委員會下設紀律檢查委員會、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等部門。那么我想問誰能對一個地方的黨的書記進行有效監督。

三、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構想

1、對中國共產黨組織機構改革的構想。

首先，將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黨的委員會至于平行狀態，雙方不存在隸屬關系，共同對黨的代表大會負責。有人看完這段話后可能會給我扣一頂分裂共產黨的帽子。但是我要告訴大家列寧時代的蘇聯共產黨，蘇共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是平行機構。斯大林對社會主義民主的破壞有人認為就是他將蘇聯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置于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領導下開始的。

第二，撤銷黨的政法委員會，將政法委員會的職能分類處理。需要保留的職能按性質分別移交給黨的紀律檢查部門、政府部門以及檢查部門。對法院的職能就不應該存在。

2、對參政議政機構的改革構想。

首先，在人民代表大會內部應該引進不信任投票制度。一定數量的人大代表或者人大常委會委員就可以提出不信任案。只要人民代表大會或者人大常委會過半數通過不信任案，由人大選舉產生的或者由人大任命的公職人員就應該被罷免。

第二，加強人民政協的權力。一定數量的政協委員可以對人大選舉產生的或者由人大任命的公職人員提出不信任案。人民政

協過半數通過該不信任案，那么人民代表大會就應該啟動對該人的不信任案投票程序。四分之三以上的政協委員對該不信任案投了贊成票，那么該人應該立即辭職。

第三，黨的代表大會也應該參照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協建立相應的制度。

3、對檢察院系統的改革構想。

首先，將檢察院系統的主官級別與黨務主官、立法主官、行政主官以及軍事主官并列。

第二，符合條件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提名為檢察院檢察長，報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由于各種原因不適宜擔任檢察院檢察長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應擔任檢察院黨組書記。

第三，將監察部、審計署、預防腐敗局由行政系統劃歸檢察系統。

與腐敗分子的斗爭是一個長期的斗爭，只要有私有制的存在就會有腐敗的存在，我們就應該斗爭下去。但是斗爭過程中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在現有的人類歷史進程中腐敗不是與特定的政治制度相連的。所以時刻要預防一部分人打著反腐敗的幌子干著顛覆國家政權的勾當。在預防這部分人的同時我們也要吸收外國人的先進經驗走我們自己的路。

第三篇：論腐敗與反腐敗

刑事司法1143班1120478320雒瑩

論腐敗與反腐敗

【摘要】

腐敗已經成為當前中國最大的危險。當前中國出現了個體腐敗和群體腐敗并存的現象,群體腐敗呈上升的趨勢;腐敗犯罪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同時,一些領域的腐敗行為公開化和制度化;腐敗同時向高層發展和向社會蔓延,涉及層面不斷擴大;腐敗的社會認同度提高,腐敗文化開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體制轉型期出現的體制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不夠;部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意識削弱。腐敗損害了經濟發展,危害著社會秩序,影響了政治穩定。應當從加強制度建設、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風險防范管理、加強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加強對腐敗的懲治力度等方面進行控制和治理。

【關鍵詞】

中國； 腐敗； 反腐敗； 反腐敗策略

【正文】

腐敗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借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從而使國家政治生活發生病態化的過程。其核心就是運用公共權力實現私人目的。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非公共、非規范(不符合公認的法律或道德規范)的運用。

腐敗在歷史上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淵源，是世界各國都普遍存在的現象。在我國，此現象發展勢頭迅猛。20 世紀以來，中國幾度被腐敗問題所困擾。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初，屢屢將腐敗導致亡黨亡國的教訓引為借鑒，腐敗問題一度曾得到了有效控制。20 世紀80 年代中國的腐敗問題開始蔓延，到20 世紀90 年代中期已經極端嚴重。近年來，腐敗蔓延的勢頭有所遏制，但腐敗問題仍然十分嚴重。

腐敗危及和破壞著法治的權威性和有效措施，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動搖我國的社會政治基礎和倫理道德基礎，又危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污染社會。腐敗不僅極大地擾亂了市場次序，而且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造成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緊張，違背了社會公平與正義，給黨和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產生了惡劣的社會影響。腐敗問題能否有效的解決，直接關系著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因此，把發生腐敗現象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一、我國當前腐敗問題的主要特點

1.個體腐敗與群體腐敗并存，群體腐敗呈上升趨勢。

群體腐敗是指整個單位，包括國家機關、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行使公共權力的部門和個人，利用職務之便，以集體名義做出的謀取個人或小團體利益的腐敗行為。群體腐敗的一個最顯著特點是其行為是以集體名義做出的。

這不僅使群體腐敗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同時也是群體腐敗與其他腐敗行為的主要區別。我國當前腐敗的群體性特征明顯，涉案人員眾多，形成了具有緊密人生依附性質的關系網，同時在經濟上互相利用，結成利益共同體。

2.腐敗犯罪更具隱蔽性和欺騙性，同時一些領域的腐敗行為公開化和制度化。

腐敗行為大多數都很隱蔽，尤其是高級官員的腐敗行為。腐敗犯罪的主體都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會地位，他們實施腐敗犯罪總是想方設法地企圖隱瞞犯罪行為以逃避法律的制裁。這些腐敗分子因為隱蔽性和欺騙性很大，一般難以從正面偵破，大部分都是由于其他原因涉案或者由知情者舉報，才被偵破的。而且腐敗分子總打著各種各樣的旗號為借口中飽私囊，以各種借口美化自己的腐敗行為，增強了腐敗的欺騙性。

但是，一些領域的腐敗行為也開始出現公開化和制度化的趨勢。腐敗的公開化表現為腐敗堂而皇之地公開進行，并被視為理所當然，例如:公款請客送禮、借考察學習名義游山玩水、利用公共權力獲取部門利益和小集團利益等等。腐敗的制度化表現為腐敗已經習慣化和規范化，一些領域出現所謂“潛規則”，腐敗甚至已經成為一種制度而存在，只不過這種制度是一種不良制度而已。腐敗的公開化和制度化實際上使腐敗被賦予了社會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更難根治和鏟除。可以說，在一些領域和行業中，腐敗的公開化和制度化已經十分嚴重，這種現象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成為社會不公的重要因素之一。

3.腐敗同時向高層發展和社會蔓延，涉及層面不斷擴大。

當前，腐敗存在同時向高層發展和向社會蔓延的不良態勢。一方面，腐敗行為主體正在從基層向中層和高層領導干部蔓延，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甚至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因腐敗受到查處的案件越來越多。另一方面，腐敗出現從一定級別的領導干部開始下落的現象，即科級干部和科級以下的普通干部出現大規模腐敗，腐敗深入基層社會。這種現象的可怕之處在于，這是干部權力意識的腐敗。說得更明確一點，這些干部把任何一點點權力都作為牟取私利的手段，并且已經沒有任何道德和良知的約束。

4.腐敗的社會認同度提高，腐敗文化開始形成。

腐敗文化一旦形成，就會使得整個社會喪失對腐敗的判斷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敗的惡性循環之中。如果腐敗呈現出普遍化、流行化、社會化的趨勢，說明它可能獲得了一種文化上更有力、更穩定的支持。腐敗確實能夠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和生活方式，滲透到人們的內心深處。腐敗文化不但能提高人們對腐敗的容忍度，也會使全社會的道德水平整體下滑，致使腐敗行為成為一種日常生活方式。腐敗文化一旦形成，就會使腐敗分子更加在社會上得勢，腐敗行為更加公開化和“合理化”，造成以邪壓正的社會風氣，同時，反腐敗的社會基礎就可能喪失，反腐敗的難度必然加大。中國腐敗現象的大面積擴展、普通大眾的羨腐心理和對腐敗認同度的提高，可以說是腐敗文化開始形成的信號。當前，遏制腐敗文化的形成和傳播，已經成為反腐敗的一項新任務。

二、當前中國腐敗存在的主要原因

1.體制轉型期出現的體制裂縫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

當前，中國正處在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和教育體制等改革的過程中，一部分舊的制度規范需要改革和調整，新的制度規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制度與制度之間不銜接、不配套的地方就會出現大量的體制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經濟、社會資源權力的腐敗者正是利用體制縫隙和漏洞，通過各種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國家和集體乃至他人的財富。更加值得重視的是，中國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并不健全。也為腐敗的產生提供了制度空間。

2.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不足，難以遏制腐敗的蔓延。

中國對于腐敗問題并沒有采取有力的懲治手段。長期以來，中國的反腐敗工作，特別是對腐敗行為的懲治往往集中在受賄者，即主要是黨政官員的一方，并且，對行賄者和受賄者的懲治力度存在較大差距。由于懲處的力度不夠，增強了一些領導干部的僥幸意識，削弱了他們的自律意識。看到一些人非常腐敗，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開始起而效之。這種逆向激勵和示范效應，使得一些人熱衷于所謂的官場技巧和社會關系，導致他們的價值和世界觀發生扭曲，從而開始滑向腐敗的深淵，也使得各種腐敗行為因“低風險、高收益”變得非常活躍和猖獗。腐敗者所付出的代價太低，激勵和助長了腐敗行為，由此導致的腐敗行為泛濫成為因對腐敗懲罰不力付出的另一種代價。

3.部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意識削弱。

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拜金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其他各種不良風氣有了滋生的土壤，并開始侵蝕部分領導干部的廉潔自律意識。社會轉型時期往往是政治、社會、思想觀念變化最大的時期，也是利益沖突最激烈的時期，還是各種利益對處于“脫貧致富”過程中人們誘惑最大的時期，這對領導干部無疑也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同時，在體制轉型時期，體制縫隙和漏洞導致正向的激勵機制沒有形成，反而出現了一種逆向的激勵機制。有時候，堅持原則、秉公辦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潔之士得不到應有的獎勵，甚至反受他人攻擊;而見風使舵、拉幫結派、弄虛作假之徒難以受到應有的懲罰，甚至還反被提拔。在這種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領導干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就可能發生扭曲，廉潔自律意識就可能喪失。他們放松了廉潔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風、工作作風、生活作風都開始出現問題，甚至走向違法犯罪的道路。

三、當前對腐敗的態度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做出了“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重要論斷，把反腐倡廉的問題鄭重提到全黨面前。1997年，江澤民在十五大上把反腐敗上升到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把反腐作為全黨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今次十八大，胡錦濤明確提出反腐敗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共領導人在反腐敗問題上的語氣步步加重。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加大反腐力度、提高反腐有效性的迫切感。

現在民眾也對腐敗問題非常痛恨，反腐已成社會熱點，同時，腐敗問題對黨和政府進行有效治理構成嚴峻挑戰，很多政策政令被扭曲，影響政策有效實施，如若任其發展，將產生非常嚴重的后果。

四、中國反腐的主要成就

反腐敗是世界性難題，也是執政黨生死抉擇的課題。縱觀十年來的反腐倡廉之路，最重要的一點是既堅決懲治腐敗分子，又努力從源頭上預防腐敗，懲防并舉，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

十年來，從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到初步形成全國巡視監督網絡，從標本兼

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到不斷提升反腐倡廉建設科學化水平，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懲治腐敗的強勁勢頭，查處了***、陳良宇、劉志軍、杜世成、鄭筱萸、陳紹基、王華元、黃松有、王益、康日新、黃瑤、許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

2005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委制定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和文件規定616件，各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制定反腐倡廉相關地方性法規和文件規定1538件，形成了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基本框架。

十年間，一系列部署有序展開——2005年1月，頒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2008年5月，頒布《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將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列入十一五、十二五規劃綱要??

回首十年，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穩步推進，呈現出科學謀劃、系統治理、整體推進的良好局面，各項工作都取得了重要階段性成果：

教育方面：開展黨性黨風黨紀和廉潔從政教育，加強崗位廉政教育，30萬名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接受教育，輪訓基層黨員干部2600多萬人次；宣傳勤廉兼優典型，開展廉政文化創建活動??

制度方面：制定或修訂了行政監察法等法律，制定或修訂了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巡視工作條例等一批重要規章制度??

監督方面：深入開展巡視工作，全國巡視監督網絡初步形成；2007年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加強對黨政領導干部的問責；推行廉政風險防控工作；積極推進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司法公開、廠務公開??

改革方面：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以及財稅、金融和投資體制、國有資產監管體制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

糾風方面：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解決征地拆遷、涉法涉訴、環境保護等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懲治方面：始終把查辦案件放在突出位置，僅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就立案64.3萬余件，結案63.9萬余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66.8萬余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24584人??“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10年前，人們對于這個詞恐怕還很陌生，現在已耳熟能詳。

截至2012年8月，《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部署的159項任務中，完成階段性任務和持續性開展的有147項，占任務總數的92%。

這是國內公眾的評判：國家統計局的民意調查顯示，人民群眾對反腐敗工作成效滿意和比較滿意的比例，2003年為51.9%，2011年達到72.7%；人民群眾認為消極腐敗現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2003年為68.1%，2010年達到83.8%，均呈逐年上升趨勢。

這是國際社會的評價：中國的反腐敗成績是“足以同在中國這樣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解決溫飽問題、極大地消除貧困相提并論的一個巨大貢獻”。

五、建立健全國反腐體系機制

當前，應該更加清醒地看到：我國各方面體制機制還不完善，各種腐朽思想的影響仍然存在，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短時期內難以清除，黨風廉政建設

和反腐敗斗爭面臨不少新情況新問題：

1.腐敗現象在一些領域仍然易發多發，黨員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問題依然嚴重；

2.一些腐敗案件涉案金額巨大、社會影響惡劣，窩案、串案、案中案明顯增多；

3.違紀違法行為日趨復雜化、隱蔽化、智能化，社會領域、新興經濟領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術手段作案有所增加；

4.些黨員領導干部作風方面問題比較突出，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和不正之風仍然比較嚴重；

5.腐敗問題與多種社會矛盾相互交織，治理難度加大??

具體來說，要解決我國的腐敗問題，要從根本上做到以下幾點：

1.加強制度建設，消除產生腐敗的體制縫隙和漏洞。

2.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風險防范管理，筑鬧抵御風險和拒腐防變的防線。

3.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管制，確保權力正確行使。

4.加強對腐敗的懲罰力度，充分發揮懲治腐敗的作用。

【結論】

一些國家和政權興衰更迭的事實說明，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治理，就會喪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回首十年，經驗與啟示彌足珍貴：反腐倡廉沒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反腐倡廉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必須持之以恒。

總的來說，我們要想在反腐敗斗爭中取得勝利，必須深入研究腐敗問題的根源，必須與時俱進地加強改進反腐敗斗爭策略，必須不斷地學習先進文化，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只有這樣，反腐敗斗爭才能夠勝利，社會主義事業才能夠不斷發展，我們自己才能夠不斷進步。

展望未來，這是一個不允許放慢腳步的時代，也是一個必須謀求新發展、開創新局面的時代。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只有開始，沒有終點。

第四篇：論黨的建設與反腐敗問題

吉水縣人民法院：李 昶

提 要

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我黨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提高黨員干部防腐拒變和抵御風險能力是歷史性課題。在新的歷史時期，正確對待黨內腐敗是進行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

關健詞： 正確對待黨內腐敗 黨的建設 內容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黨在我國社會發展,經濟建設，科學,技術等領域里的核心地位。這是我國近百年來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現實需要。要堅持黨的領導，就必須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完善和提高黨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執政能力和領導能力，迎接各種突如其來的挑戰和國際社會的不斷變化。

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有其積極性的一面，也有其消極性的一面，其價值則由其積極性和消極性的比值決定。我們黨的建立和發展，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和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科技、政治等建設中充分體現了他的先進性和優越性。當然，在實際過程中，黨內也出現了一些消極因素，這突出表現在當前的黨風廉政建設方面少數的腐敗現象。但我們知道，這極少數的腐敗，并沒有削弱中國人民對黨的信心和黨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因為我們黨把防止腐敗，懲治腐敗，打擊腐敗作為黨風廉政建設的基本內容，也作為新時期黨的建設的核心內容。

一、腐敗和反腐敗是黨在新時期自身發展的一對矛盾動力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矛盾律認為，任何事物是在矛盾中發展前進的，是在不斷解決舊矛盾、產生新矛盾中呈螺旋式發展變化。矛盾的這種相互轉化，則是事物發展的最終動力。我們黨，從他的建立之初，在其自身發展的80多年的歷程中，就是不斷克服各種困難、迎接各種挑戰、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獨立，建立民主，最終發展成為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核心力量。

在我國社會、經濟、科技、文化、等各項領域都發生巨大變化，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不斷縱深拓展，在國際交往和合作日益緊密和頻繁的新時期，腐敗和反腐敗這一社會矛盾的凸顯，對社會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引起了社會的關注。特別是近幾年來黨內極少數高級干部的伏法，為我們正確對待和認識這一矛盾提供了生動的教材。

腐敗和反腐敗是黨在新時期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矛盾動力。

腐敗顯現了存在的問題和自身的弱點、不足，反腐敗是正視問題、勇敢面對的體現，是克服弱點、彌補不足不斷完善的過程。

腐敗是一種社會現象，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不斷積聚和豐富的產物，是剝削制度、剝削階級的產物，封建殘余意識及陋習是滋生腐敗的歷史淵源。雖然新中國建立已半個多世紀,但封建社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利己動機仍侵蝕著人們的思想，金錢至上、權力至上的思想殘余仍在黨內和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以致有些黨員干部因迷信金錢萬能和權能通神而陷入腐敗之中。西方社會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是誘發腐敗的重要因素。實行改革開放，借鑒和利用世界先進的現代文明成果的同時，資本主義腐朽的思想也會通過各種渠道趁機鉆進來，使一些分不清什么是人類文明進步健康的生活方式，什么是腐朽沒落低級趣味生活方式的黨員干部陷入腐敗之中。心理失衡也是產生腐敗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了，對這一現象，絕大多數黨員干部能夠正確認識和對待，但少數掌握一定權力的黨員干部產生了難以平衡的心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也陷入腐敗之中。有的單位對干部選拔任用不嚴格執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條例》，在干部的使用管理中不慎、不嚴，使一些腐敗分子有了可乘之機。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雖然在法制建設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法律體系還不夠完善，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規章制度不健全，權力監督機制軟弱，權力的運行過程缺乏有效程序制約，不能很好地遏制腐敗。

腐敗的產生，有其客觀的原因也有其主觀上的因素，黨在新時期的建設和發展就是不斷從客觀上和主觀上防止腐敗，防止消除客觀的影響，加強個人的主觀教育，不斷發展和提高，以適應新時期發展的需要。

二、反腐敗是新時期黨的建設的核心任務

黨的建設，就是不斷提高和完善黨的執政能力，不斷提高和完善黨在新時期駕馭社會主義事業的能力，不斷提高和完善黨迎接各種挑戰和風險，克服弱點和不足的能力。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黨的建設除了組織建設外，更重要的是要進行思想建設和作風廉政建設。不斷提高全黨同志在社會物質財富不斷積聚和社會精神財富日益豐富的時代面前拒腐防變能力。防止腐敗，懲治腐敗，打擊腐敗是新時期全面提升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增強民族信心和凝聚力的重要保證。

反腐敗，首先要反對思想意識上的腐敗，是黨風廉政建設者的基礎任務。思想意識，是人的精神境界，是一切動作行為的原動力。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堅持馬列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極為重要。我們歷來都重視黨的思想意識建設。從1926年的《關于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到1933年《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從1942年以“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主要內容的延安整風到“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的兩個“務必”講話，從1952年開始的“三反”“五反”運動到新時期的“繼續發揚井岡山革命精神”和“三講”教育以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宣傳，都是黨的建設在思想意識建

第五篇：論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景

論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景

當代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也使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變得更為錯綜復雜、密不可分。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力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每一步發展，都為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同時也迫切要求政治的支持和推動，從而也就對政治體制的改革提出了直接而具體的要求。同時，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還是走向全面發展的當代中國適應世界領域新變化，增強綜合國力，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必然選擇。但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上存在不足，這是由諸多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造成的。并且我國政治體制逐漸暴露出一些弊端，為了適應經濟體制改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必須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從而說我國的政治改革的前景是光明的。

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采用了“漸進式”的改革方法，震蕩小，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從而有效減小改革的阻力，且使得領導者積累和總結經驗，探索和開拓改革的新路子，并使得改革的目標在漸進的過程中逐漸明晰，也易于群眾接受。所以，在我看來，我國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也會繼續采用“漸進式”來深化政治體制改革。

鄧小平提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總的來講是要消除官僚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黨的領導是不能動搖的，但黨要善于領導，黨政需要分開，這個問題要提上議事日程。”后來他又進一步指出：“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總的目標是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從根本上來說，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目標，是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緊密結合的要求，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有力地促進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適合我國基本國情的，將有利于健全我國的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行使民主權利，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將會完善法律制度，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與尊嚴，樹立社會主義法治權威。將會完善我國的司法體制機制，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形成科學有效的行政管理體制。將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有利于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然繼續深化，但在中國進行任何一項改革，都必須根據中國的實際，才能健康、有序地發展。相信，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我國必能創造出既順應時代發展的進步潮流又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