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

如賀衛方教授前文所言：“一般大眾傳媒更如同約好了似的，對于法院、檢察院以及公安系統在司法和執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負面現象連篇累牘地加以報道。”近來又有以揭露社會不公現象為己任的“焦點訪談”報道了云南兩個地方法院嚴重違反程序法的情況，又一次把人們的目光吸引到司法公正的問題上。這一報道引出了一個老話題，即司法公正與社會環境的關聯問題。如人們所知，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對現行司法體制的改革來實現司法的公正性。這種改革是針對司法體制自身的，尤其是目前的分散化的司法改革-審判機關的司法改革、檢察機構的司法改革等更限于自身體制的改革。而這種自我手術式的和非擴散性改革的局限性，使司法改革難以有很大的作為。我們應當認識到如果與司法體制相關的體制不改革，沒有一個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的體制環境，司法體制自身的改革也就難以取得實質性的成效。筆者的這種觀點似乎有“環境決定論”的嫌疑，但必須承認，如果不消除外部體制上的問題，而只是簡單地對“終端”“殺毒”，即使是天天升級“殺毒軟件”也將無濟于事。

以“焦點訪談”報道的情況看，云南的兩個基層法院嚴重違反程序法的一個原因是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預，而這似乎還是一個主要原因。問題在于，為什么地方行政能夠干預基層法院的司法工作呢？為什么法院沒有能夠頂住來自地方行政的干預呢？這里涉及我們長期議論的司法獨立性問題。我們可以設想基層法院面對地方的行政干預“勇敢”而上，去堵“槍眼”，但后果會怎么樣呢？我想，如果抵制地方行政干預沒有什么不利后果以及能夠有效抵制的話，相信就不會發生上述報道的司法不公問題。問題恰恰在于地方行政能夠有效地干預，這種干預是以制度和權力作保障的，而不是以情感為基礎。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名義上獨立行使司法權的法院是無法加以有效抵制的。不是奉行“不抵抗主義”，而是抵抗常常是無謂的。地方行政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準確地講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與法院是什么關系？從表面上看似乎沒有關系，但實際上，法院是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法院的人、財、物，哪一項不受地方行政的控制？除了地方政府以外，可以干預的還有其他一些權力機構。地方各級法院的院長從名義上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的，但最重要的提名權卻是在地方組織。在財政方面，更是要受到地方行政的控制。

從實質上分析，地方行政機構就是地方的主要權力機構，地方法院不過是地方權力機構的組成部分而已。在這個意義上，甚至談不上地方干預與否的問題。這種關系在建筑格局上也能反映出來。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機關或地方黨的辦公樓處于中心位置，而法院、檢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的辦公樓圍繞其外。法院與其他行政機關完全是等同的位置。從實際結構關系看，法院不過是地方行政的附庸，法院就應當服從于地方行政。退一步而言，地方行政干預不對，那地方黨組織又能不能干預呢？問題的答案具有悖論特征，實踐中答案卻是肯定的。為了維護地方的利益，地方行政可以通過地方黨組織實行間接干預。由于地方黨組織的干預具有其政治正當性，因此法律理論上的不干預理論就難以對抗。在權力架構方面，基于這種政治正當性，設計者也沒有打算要真正讓法院擺脫這種權力干預。對于大案、要案，地方權力機構可以通過特定的機構對公、檢、法進行統一協調，這是眾所周知的實情。統一協調是從積極意義上來表述的，消極意義上就是干預。

從中國目前的現狀觀，不僅是基層法院受制于地方的干預，更高一級、高二級的審判機構不也處于這種境況嗎？地方權力機構對司法干預的動因很多，地方的經濟利益、地方權力機構中具體行使權力者個人的利益、權力行使者對司法公正性與司法者的認識差異等等。在我國的經濟體制架構下，經濟主體的利益與地方權力主體有著密切的關系，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全資企業，由于各種無法脫離的利益聯系，也就必然要使地方行政進行干預，不干預是不可能的。領導批條這種干預方式在實踐中從來都是暢通無阻的。因為我們的體制和觀念成就了這一點。

要保證法律的統一實施，堅持法治原則，獨立的、不受干預的司法是其必要條件。對此，似乎我們都明白。但遺憾的是，這種認識僅限于法的理論和理想層面，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認可。一句“中國國情”就將這種認識全部消解了，因為所有關于司法獨立的原則和措施都是非中國傳統的。而且正當的干預更為干預者提供了干預的契機。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觀念上并未真正接納獨立審判的意識，另一方面，是我們的體制架構為這種干預提供了條件。因此，當我們在觀念上接受了獨立司法的必要性時，就應當改革能夠干預司法的現行權力結構體制。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就應當在推行司法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當然，要進行這方面的改革是十分困難的，但正如賀衛方教授前文結語所言：“我們且不可‘只揀無火處走’”

第二篇：司法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

如賀衛方教授前文所言：“一般大眾傳媒更如同約好了似的，對于法院、檢察院以及公安系統在司法和執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負面現象連篇累牘地加以報道。”近來又有以揭露社會不公現象為己任的“焦點訪談”報道了云南兩個地方法院嚴重違反程序法的情況，又一次把人們的目光吸引到司法公正的問題上。這一報道引出了一個老話題，即司法公正與社會環境的關聯問題。如人們所知，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對現行司法體制的改革來實現司法的公正性。這種改革是針對司法體制自身的，尤其是目前的分散化的司法改革——審判機關的司法改革、檢察機構的司法改革等更限于自身體制的改革。而這種自我手術式的和非擴散性改革的局限性，使司法改革難以有很大的作為。我們應當認識到如果與司法體制相關的體制不改革，沒有一個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的體制環境，司法體制自身的改革也就難以取得實質性的成效。筆者的這種觀點似乎有“環境決定論”的嫌疑，但必須承認，如果不消除外部體制上的問題，而只是簡單地對“終端”“殺毒”，即使是天天升級“殺毒軟件”也將無濟于事。

以“焦點訪談”報道的情況看，云南的兩個基層法院嚴重違反程序法的一個原因是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預，而這似乎還是一個主要原因。問題在于，為什么地方行政能夠干預基層法院的司法工作呢？為什么法院沒有能夠頂住來自地方行政的干預呢？這里涉及我們長期議論的司法獨立性問題。我們可以設想基層法院面對地方的行政干預“勇敢”而上，去堵“槍眼”，但后果會怎么樣呢？我想，如果抵制地方行政干預沒有什么不利后果以及能夠有效抵制的話，相信就不會發生上述報道的司法不公問題。問題恰恰在于地方行政能夠有效地干預，這種干預是以制度和權力作保障的，而不是以情感為基礎。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名義上獨立行使司法權的法院是無法加以有效抵制的。不是奉行“不抵抗主義”，而是抵抗常常是無謂的。地方行政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準確地講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與法院是什么關系？從表面上看似乎沒有關系，但實際上，法院是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法院的人、財、物，哪一項不受地方行政的控制？除了地方政府以外，可以干預的還有其他一些權力機構。地方各級法院的院長從名義上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的，但最重要的提名權卻是在地方組織。在財政方面，更是要受到地方行政的控制。

從實質上分析，地方行政機構就是地方的主要權力機構，地方法院不過是地方權力機構的組成部分而已。在這個意義上，甚至談不上地方干預與否的問題。這種關系在建筑格局上也能反映出來。在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機關或地方黨的辦公樓處于中心位置，而法院、檢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的辦公樓圍繞其外。法院與其他行政機關完全是等同的位置。從實際結構關系看，法院不過是地方行政的附庸，法院就應當服從于地方行政。退一步而言，地方行政干預不對，那地方黨組織又能不能干預呢？問題的答案具有悖論特征，實踐中答案卻是肯定的。為了維護地方的利益，地方行政可以通過地方黨組織實行間接干預。由于地方黨組織的干預具有其政治正當性，因此法律理論上的不干預理論就難以對抗。在權力架構方面，基于這種政治正當性，設計者也沒有打算要真正讓法院擺脫這種權力干預。對于大案、要案，地方權力機構可以通過特定的機構對公、檢、法進行統一協調，這是眾所周知的實情。統一協調是從積極意義上來表述的，消極意義上就是干預。

從中國目前的現狀觀，不僅是基層法院受制于地方的干預，更高一級、高二級的審判機構不也處于這種境況嗎？地方權力機構對司法干預的動因很多，地方的經濟利益、地方權力機構中具體行使權力者個人的利益、權力行使者對司法公正性與司法者的認識差異等等。在我國的經濟體制架構下，經濟主體的利益與地方權力主體有著密切的關系，地方政府往往有自己的全資企業，由于各種無法脫離的利益聯系，也就必然要使地方行政進行干預，不干預是不可能的。領導批條這種干預方式在實踐中從來都是暢通無阻的。因為我們的體制和觀念成就了這一點。

要保證法律的統一實施，堅持法治原則，獨立的、不受干預的司法是其必要條件。對此，似乎我們都明白。但遺憾的是，這種認識僅限于法的理論和理想層面，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認可。一句“中國國情”就將這種認識全部消解了，因為所有關于司法獨立的原則和措施都是非中國傳統的。而且正當的干預更為干預者提供了干預的契機。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觀念上并未真正接納獨立審判的意識，另一方面，是我們的體制架構為這種干預提供了條件。因此，當我們在觀念上接受了獨立司法的必要性時，就應當改革能夠干預司法的現行權力結構體制。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就應當在推行司法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當然，要進行這方面的改革是十分困難的，但正如賀衛方教授前文結語所言：“我們且不可‘只揀無火處走’”

（作者系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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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析司法公正與司法改革

淺析司法公正與司法改革

摘要：司法公正和司法改革現在已經成為眾多專家學者探討的問題，并且在不同的方面進行研究。指出我國現行的司法體制不利于司法公正,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和法治原則的要求對司法體制進行改革,在進行司法改革進程中改革和完善司法公正，實現司法公正的對策和制度。

關鍵詞：司法公正、司法改革、程序、司法體制

一、司法公正的涵義與價值

司法公正是法律的自身要求，也是依法治國的要求，其基本內涵是要在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中體現公平正義的精神。司法公正,實質上有兩層涵義:一是程序公正,即訴訟活動的過程對有關人員來說是公正的，或者說訴訟參與人在訴訟過程所受到的對待是公正的。二是實體公正，即司法機關對訴訟當事人作出的裁決或處理結果是公正的。

（一）程序公正的含義

在適用法律解決社會沖突的活動中,司法程序具有重要意義。我們認為,程序公正,是指在整個司法過程中公正地對待作為當事人的沖突主體,保證沖突主體能足夠和充分地表述自己的愿望、主張和請求的手段及其行為的空間。從司法程序的歷史演進過程考察,程序公正的含義包括下述幾方面:

1.程序的獨立性。是指訴訟程序的開啟和運作應當以實現法律目的為依歸,免受其他法外程序的干擾和影響。法官在審判中,只服從法律,不受其他國家機構及其官員的干預。

2.程序的民主性。它包括：程序設置是否以大多數人利益為重,是否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是否便利大多數人；程序能否體現和保障公民權益在實體上的實現；程序性義務是否給當事人帶來不必要的負擔；等等。

3.程序的控權性。程序的目的和功能之一是制約權力的運行。權力失控將導致不公正,因此,程序公正要求法官的行為不應當是反復無常或專橫武斷的。

4.程序的平等性。法官是中立者,與當事人或案件本身無利害關系；沖突和糾紛的雙方有平等陳述意見的機會；雙方所舉的證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程序的公開性。指司法過程和結果對當事人和社會公開，公開司法可以發揮當事人和社會輿論的監督作用,以防止偏私的可能變為現實和促進當事人以及社會對司法結果的信賴。

6.程序的科學性。是指程序的設計應當符合法律行為的客觀要求,充分體現和服務于其設置和存在的目的。科學的程序在注重實效的同時,應當有足夠的防錯和糾錯功能。

（二）實體公正的含義

國家司法機關享有和行使司法權的目的,是在準確地查明社會主體間的沖突和糾紛客觀事實的基礎上,運用統治階意志的法律規范救治業已被侵害的法律權利,恢復被扭曲的社會秩序。因此,實體真實或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內容,不論刑事司法、民事司法抑或行政司法,都要以追求案件的客觀真實和公正處理為價值目標。

一般說來,實體公正的達成有賴于:第一,證明案件的事實過程的證據確實可靠,且達到了一定量,具有實在的證明力。第二,雙方當事人在司法過程中所進行的陳述、辯解以及相互辯論是在法律允準的范圍和環境中展開的,不受威脅,引誘、欺騙甚至刑訊的影響；而且,雙方當事人在司法中所享有的進攻和防御手段及機會是平等的。第三,司法者在事實和法律基礎上對證據的審查與取舍,對雙方當事人所主張內容的認可與否定以及其它一切判斷正確。

（三）公正司法的意義

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是辯證統一的。實體公正有賴于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追求實體公正的手段,不公正的程序是難以實現實體公正的。從另一方面講,程序公正并不意味著必然會有實體公正,在正當程序下仍有出現冤、假、錯案的可能性,因此,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是不可偏廢的。公正司法,對于國家、社會和當事人均具有重要意義:

1.有利于維護國家法律秩序。任何統治階級要維護國家的穩定和安全,就必須建立起自身的法律秩序；要建立法律秩序,就必須借助司法手段干預社會沖突和糾紛,制裁侵權,保護權益,實現司法公正。歷史表明,不公正的司法,不僅不能維護和建立健康的法律秩序,而且會加重對法律秩序的扭曲和破壞。

2.有利于增進人們對訴訟的信任和期待。司法結果在人們的心目中十分重要,成為人們最直觀地判定司法公正的標準。公正的司法,會增加人們對訴訟的信任和期待,消除社會主體在沖突發生時對訴訟的不良預期,減少被訴主體應訴的心理障礙,使其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3.有利干抑制和預防侵權行為的發生。（1）對于違法侵權行為的直接實施者而言,通過法律責任的追究,可以抑制其再次進行違法侵權行為的心理和能力,起到個別預防作用。（2）對于潛在的違法、侵權人而言,公正的司法可以起到一般預防作用。（3）對于守法者而言,公正的司法可以加深其對權利與義務一致性的認識,對違法、侵權形成本能的厭惡感,從而長期地不實施違法、侵權行為。

4.有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司法活動是否公正,與當事人的實體權益息息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司法公正,也包括當事人雙方的主觀公正,當事人對案件事實的真實感受和自認為正當的權益要求與司法的裁決結果相統一。當事人對司法結果的主觀感受如何,取決于司法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程度。這正是

司法公正的基本內涵。

二、影響司法公正的制度性障礙

（一）司法權的行政化

由于受到長期的封建歷史傳統的影響，在我國大到司法體制小到法官制度都帶有明顯的行政化的色彩。在法院的內部，其實已經形成了從院長到副院長以及庭長這樣一個行政鏈條，并且上級領導也可以干預下級審案，法官的獨立審判并沒起到作用。

（二）法院機構設置和法院審判組織設置不合理

我國法院人民法院的主要職能是通過審判以實現社會公正。從法律規定上看，上級法院與下級法院之間只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然而在現實中卻常常出現下級法院主動向上級法院請示案件的審判的情況，同時上級法院也會對下級法院的審判做出指示，其實這些都間接地影響了法官的獨立性。在法院審判組織上，我國采取了審判委員會制和合議制，法官的活動有比較大的個人色彩。

（三）對司法權沒有健全的約束機制

沒有約束的權力必然將走向腐敗。憲法中雖然明確規定了立法權對司法權的監督，卻沒有規定司法權對立法權的約束機制，即沒有規定司法審查制度。“在權力領域任何兩個獨立的權力之間要形成一種權力監督關系，必須保持必要的張力。而權力間張力形成的前提是兩種權力的均衡”。在兩個權力之間如果只是單向的約束機制，那么這樣的監督也必然是無力的。因此賦予司法權司法審查制度是加強監督的約束機制。

（四）輿論媒體對司法權的監督還未制度化

隨著現代傳媒業的迅速發展，我們還應該關注另外一種力量的監督———媒體輿論的監督，媒體的作用在于它能呼吁全社會都關注某一問題，使所有問題的解決都能在陽光下進行，在國內，媒體的重要性正逐漸顯現出來。但另一方面媒體的監督又有可能造成對審判活動的不公正影響。

（五）回避制度和法官待遇有待完善

在回避制度上，現實中大多數法官都不回避本籍，而在自己家鄉任職。法律上也沒有規定法官應回避本籍，不能到自己的家鄉擔任法官職。法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和當事人很有可能有所牽連，再加上中國是個重人情的國家，法官就很難做到真正的獨立審判。從法官的待遇上看，在中國，法官的待遇與其他國家法官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的。要實現司法公正、杜絕腐敗，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保障法官這一群體能有較高的生活水平。

三、推進司法改革 維護司法公正

當代中國，要促進司法公正，必須要進行司法改革，它既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國和改革司法現實的需要，同時，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需要。我們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考慮：

（一）加快司法體制改革，充分保障司法獨立

為了確保司法獨立，應當進行司法體制改革。這是個系統工程，除了修補性措施外，更需要相配套協調的各項制度措施。由最高法院統一掌握法官以及法院其他職業的安置及獎評升降。在管理體制上，實行各個地方的司法經費由中央統管，中央財政全額保障法院正常的經費來源。同時，賦于法官獨立地位和享有全權審理和裁判案件的權力，重視和強調法官的主動精神和創造意識，保障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是當前司法改革的重要方向和主要目標。

（二）建設高素質法官隊伍，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法官是司法活動的執行者和推動者,法官素質對司法能否公正有直接影響。一個優秀的法官，不僅要具有扎實的理論知識，而且要維護好守法和護法的形象，忠于職守、秉公執法。對此，我們要完善法官選拔制度，從學歷、法律工作經歷等方面提高法官職業準入的“門檻”，同時，也需嚴格法院領導班子的準入制度，建立科學的法官評價體系和程序，建立法官繼續教育制度和保障、懲戒制度等。

（三）加快司法運作效率，維護公平正義

司法效率強調的是如何用最少的司法成本最快速的達到法律的社會目標。在司法獨立的前提下，改革司法運作機制是提高訴訟效率的根本方法。一方面要精簡司法機構，不管是職務設置還是人員設置，都要保證整個機構高效率運轉；二是從立案到執行各個環節都要按照最高法院有關時限的相關規定執行，節省訴訟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三是把提高司法效率、縮短審理期限納入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和目標考核管理責任制中，加強責任的考核與管理。

參考文獻

[1]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10.15.[2]馬麗平，營造司法公正促進和諧社會建設，改革與開放，2007（8）.[3]洪朱丹，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視野中的中國司法體制改革，福建法學，2007（2）.[4]李衛平主編，司法制度教程，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第四篇：WTO與司法改革

WTO與司法改革

王利明

討論司法改革，首先要搞清楚我們司法改革的目標是什么，我們要朝著哪個目標進行司法改革。近年來，各地法院司法改革確實邁出了可喜的步伐，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每一個地方的做法并不一樣，有的做法是好的，有的做法是否符合我們改革的目標還值得探討和研究。如：有關院長接待制，是否符合司法獨立性，還有待進一步的思考。

我個人認為，司法改革應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第一，司法改革的目標是進一步增強司法的獨立性。這個司法的獨立，是從體制上考慮的，有人認為這是整個體制完善的關鍵，我同意這種看法。同時我想強調，司法獨立不僅是體制完善的問題，而且是一種公正的程序，它是正當程序的表現。就是說：當事人打官司好比是一場競技比賽，法官實際上是裁判，(從民事上講)當事人好比是比賽的雙方，法官作為裁判，假如在吹哨時不是獨立的，受多種因素影響等等，那么這樣的法官來吹哨可能就是黑哨，不是公正的裁判。因此，裁判的公正、獨立才是整個比賽獲得公正的前提，應當從這個意義上考慮司法獨立。沒有公正的程序就沒有司法獨立，從程序的意義上來理解它，它的價值是無法估計的。很多同志都提出，我們的傳統是重實體輕程序，這對我們觀念的影響是不是根深蒂固的?在程序的公正方面，我們缺乏這種觀念，這可能是東方法律與西方法律的一個比較大的區別。在審判實踐中，重實體輕程序這種現象仍然比較嚴重，所以我們現在如果特別強調程序的公正，當然首先要強調司法的獨立。

在當前，中國強調司法獨立，要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首先，要處理好與立法機關的關系。我們通常講司法機關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它的含義如何理解?有人把它理解成上下級隸屬關系，這種理解是不對的。向人大負責的本質含義是，就嚴格執法、公正裁判這一點上，司法機關履行了職責，就是最好的對人大負責。這里講的對人大負責，就是對人民負責、對法律負責，決不是行政上下級隸屬關系的負責。人大的監督，我認為是事后的、間接的、抽象的、一般的監督，同時這種監督是集體性的。這里特別涉及到人大是否對個案實行監督的問題，這曾在全國人大引起了激烈的討論，我個人是不太同意這種提法。首先，它無法確定個案監督的范圍。如重大案件的標準很難界定。其次，從民事角度上，我們強調個案監督表面上看是加強了人大的權威，但實際上，使人大從最高的監督機關成為處理個案的具體機構，這可能就降低了人大的地位。而且從民事方面來說，人大陷入到具體的民事案件后，將會陷入到無止無休的雙方當事人的利益糾纏之中，如果支持一方當事人，那么另一方當事人就會無止無休的找你，甚至上訪，這樣就會極大地損害人大的權威。特別是如果人大作出一個錯誤的決定，就會涉及到國家賠償問題，這樣就會使人大處于一種很難堪的境地。同時，個案監督會有損司法的獨立性，因為如果最后由人大來決定個案的裁判，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代行司法權力，這的確同我國憲法的權力分工原則不相適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司法機構行使職權，這恐怕對加強司法獨立不會有更大的好處。特別從程序正義、程序公正的角度講，假如我們允許人大對個案監督，那么對這個程序如何設計，將會遇到很大麻煩。如果從程序正義的角度講，在沒有一套公正的程序保障的條件下，是不是能夠獲得真正的正義，我覺得這還是值得研究的。如當事人如果對人大的決定不服，如何給當事人以救濟，并且以什么程序給予救濟，怎么去上訴等，它都沒有一套公正的程序，在沒有公正程序保障的情況下很難達到預期的正義的效果。總體上，我認為司法公正問題，最終要靠司法機構內部制度的完善和整體上提高法官素質來解決。當然，外部監督不是不重要，也很重要。其次，要處理好司法與行政的關系。按照WTO的要求，要強化司法的獨立性，但這并不意味著行政機關不能調處任何糾紛，關鍵是行政機關有沒有最終解決糾紛的權力。讓誰最終解決糾紛，這是關鍵。行政和司法的界限必須明確，只能由法院擁有解決糾紛的最終權力，如果這個問題不能明確，行政機關擁有最終解決權，這就不符合WTO的要求，同樣也很難說

是符合法律的要求。從實踐來看，在這方面確實還有許多的問題值得探討，如有的地方規定，企業在撤銷以后，由行政機關組織清算小組清算，這個規定是不是合法值得討論。但是我們必須明確，行政機關無權這樣做，而且這樣做會使行政機關陷入到將來的民事爭議程序中去，表面上看是擴大了行政機關的權力，實際上會造成無止無休的麻煩。這里的關鍵原因是，它們不是最終解決糾紛的機構。這樣的問題最終只能由法院決定，清算小組應該由法院決定，怎么能由行政機關來決定呢?現在就出現了不少行政機關被起訴的情況，這就是沒有劃清行政和司法的界限。分清這個界限，從實踐來看，要正確區分行政職能和司法職能的界限。司法不能受制于政府配合行政中心任務的目標，如基層人民法庭有的成了地方政府的具體執行機構，配合政府從事計劃生育、收糧征稅等工作，有損于司法機關的形象，還有一些地方司法機關和企業搞共建，這也可能影響司法公正。以上兩點是從外部獨立來說的。

從內部獨立來說，我們首先要討論的是，司法獨立，是不是僅僅指法院的獨立?法官的獨立是不是包含在司法獨立特有的范疇里。法官個人在行使司法審判權時，是否處處都要征求領導的意見，這確實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確實我們承認目前我們法官的整體素質不高，但是從長遠的角度看，司法獨立不僅僅是法院的獨立，而且還應體現為法官的獨立，即法官行使審判權的獨立。在獨立行使審判權這一點上，法官都應當是平等的。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在司法領域行政權和司法權不分的現象十分嚴重，應該講在一定程度上行政權代替司法權，這兩個問題的界限也沒有劃分得特別明確。我們當前的司法改革，首先涉及的是審判委員會的功能問題，這一問題一時間引起很強的爭論。我個人認為審判委員會對于保障裁判的公正、審判的質量，在歷史上確實發揮過重大的作用。但是，法官隊伍的整體素質有所提高，當前按照司法現代化的要求，審判委員會的功能恐怕需要重新探討和認識。我覺得從程序公正的角度上講還是存在一些缺陷的，因為按照程序公正要求，應當有回避制度，但是在審判委員會存在的情況下，當事人很難做到申請誰回避；按照公正的程序，當事人應當有當面陳述的權利，但是在審判委員會存在的情況下，當事人很難實現這種權利；按照公正的程序，審判應當公開，公開是最重要的公正程序，但在審判委員會存在的情況下，這些都很難做到。特別是，我們考慮到，過多地由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使法官產生辦好辦壞與自己無太大利害關系的心理，對公正裁判案件缺乏強大的責任心，這樣就造成即使這個案子出現問題，也是由集體負責，集體負責實際上就是無人負責。我覺得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實行的“錯案追究制”，在實際中效果很小，與這一點恐怕也有關系。集體負責實質上是無人負責，因為你不知道應該對誰追究責任，長此以往，是不利于我們法官隊伍整體素質提高的。這是一個連環套，越加強審判委員會的職能越不利于提高法官的素質，法官素質不高又要更加強調審委會的職能。我認為倒不如實行法官獨立責任制，真正的由法官獨立行使職能，獨立行使審判權，由法官對自己的裁判負責，這樣才能形成巨大的壓力，來促使他不斷地上進，從而保證法官獨立后的裁判公正。所以，我認為我們改革不應強化審判委員會的職能，而是盡量弱化它的職能，充分強化法官獨立審判責任制。

第二，司法改革應當強調司法的權威性。對于這一點，在實踐中，認識很不夠，不僅是群眾，有些領導干部，甚至是中層以上領導干部認識也很不夠。其實我們講法治，最終要明確司法的權威代表著法治的權威；司法沒有權威，法治就談不上權威。如果我們要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治國的基本要求，就必然而且必須要提高法院的地位，使司法成為解決法律爭端最權威、最具有約束力的方式。而政府行為和私人行為對法律的依賴，應當轉化為對法院的依賴，法院應當不僅是獨立裁判的機構，而且是督促機構和個人嚴格守法的機構。司法什么時候有權威了，我們國家的法治什么時候才真正有希望了。所以強化司法的權威性，應當作為我們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那么這里有幾點需要討論。

第一，對法院生效的判決必須執行，不能以實事求是等名義對生效的判決反復提審、反復查處。有一個案件經過六次審判，最終還是回到最初的結果，有的甚至出現七、八次審判。

對于這一點，有的學者批判我們的裁判沒有終局的效力，這一說法不一定對，但是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提審、復查等制度中所存在的問題。我不是說程序上講它不符合程序正義，但從司法的權威性上講，這是嚴重損害司法權威的。如果一個領導批個條子說復查，這的確損害司法的權威。另外，對二審以后進入審判監督程序的，程序已經走完了，我們只能推定這個裁判是公正的，我們沒有辦法確定經過多少次審判，最后確定的結果才是公正的，只能認為經過了這個程序，最后推定它是公正的。這種多次重復進行審判的作法不僅影響生效判決的效力，而且是一種嚴重浪費司法資源的行為。

第二，我們討論司法權威，是不是說法院什么都管，什么都能管。我認為法院既然是解決糾紛的最終機構，那么所有的糾紛都應該提交到法院來解決；司法在任何時候，權限都是有限的，所以美國討論可司法性問題，就是說某一糾紛它能不能到法院來解決。過去我們對這一問題討論不夠，后來有幾個案件涉及這個方面，大家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如北大那個告學位委員會的問題，我覺得如果純屬學術的問題，司法界不宜過多地介入，除非它違反了一種程序，那么應該給予一種司法的救濟。但是，如果假如說純屬一個學術的評判，我看司法最好不要介入，否則司法代替了一種學術的評判，這是一種比較危險的作法。司法在任何時候，它的權限都是相對的、有限的；同樣，司法的資源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們非要管一些我們根本就管不了的事情，那么執行起來也是相當困難的；最后，管的執行不了的話，也會損害司法的權威性。所以，我認為法院不是什么都能管。什么都管，不一定會強化司法的權威，可能會損害司法的權威。

第三，加強司法的權威性，要注意提高法官的職業道德。守法是對于一般公民的基本要求，法官不僅僅是一般的公民，對他不僅僅是一般的要求，從事這種職業具有特殊性，對他應有特殊的要求。一般公民可以廣泛地交朋結友，而法官則不能，弄得不好就會陷入到人情案、關系案中。一般公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對于法官可能恐怕要有更高的要求。這確實是一種自律問題。我認為假如你要當法官的話，可能就要陷入孤獨的一群，這個意思就是說，法官不宜介入太多的社會關系，太多了對于法官的獨立、法官的形象、法官的權威可能都有些損害。我們過去對于法官過分強調平民化，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要密切聯系群眾，這在當時來說是對的，但這與當代社會司法現代化的要求是不太符合的。法官要保持他的權威性，特別是在上級法院，確實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朋友。只有做到讓人見到法官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這樣我們的司法才會更有權威。

第四，應當強化司法的統一性。當前司法權隔裂的現象比較嚴重，有的地方法院，按照有些學者的觀點確實成了名符其實的地方法院。對于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我個人認為確實還沒有根本解決，在個別地方甚至是越來越嚴重，特別是表現在執行方面尤為突出，所以解決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問題是當前解決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環。當前，我們強調法院垂直領導十分必要，這對于解決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應當能夠起到它應有的作用。但是，僅僅通過強調強化這種垂直領導是不夠的，還應當從人、財、物等各個方面來隔斷司法和地方的密切聯系，真正保證司法的獨立和公正，保障司法權在全國的統一。首先從人事制度方面，我國憲法規定，各級法院院長由同級人大選舉產生，我認為這并不意味著提名必須都由同級人大來解決。當然，現在我們不可能修改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在不違反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情況下，我覺得是否可以考慮提名由上級人民法院來決定，最后選舉產生的權力歸人大。但是這個提名的權力是否適當的與地方分離，由上級法院來決定，應當非常必要。其次，從經費管理體制方面，我們目前的經費管理缺乏統一的法定化的標準，不同的地方法院待遇不一樣，因為當地的經濟情況不同，辦案條件等等情況也不一樣，這種現象不僅造成了法官之間的一種不公平，而且不利于法官之間的交流；所以我個人認為法官的待遇，包括辦公條件等等都應當法定化，盡可能地法定化，這現在看來是非常困難的，但應當是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同時，在財政預算方面也應該有所改革，當然現在要實現司法機構的獨立預算是十

分困難的，但完全由地方來供給法院資金看來是有問題的，這與地方保護主義現象有著不可分隔的聯系，所以，我呼吁在這方面有所改革，盡可能地由中央財政統一撥付。關于法院設置的改革，現在也是討論得非常熱烈，有的建議要設置大區法院，或者使法院系統的設置與行政區劃不完全一致，這都是很好的建議，我覺得可以借鑒。

第五，完善審判方式和程序。我國審判方式的改革雖然已經取得了極大的成就，但仍需要進一步深化。改變的目標是適應嚴格執法和司法公正的要求，建立一套公正的、公開的、民主的、高效的審判程序制度。鑒于原有的超職權主義的審判方式既不利于追求客觀的真實，也極易導致司法的腐敗，所以我國審判方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要加強法官的職權，而是要弱化法官的職權和作用，強化當事人參與訴訟活動的程序權利和作用，認真落實公開審判制度，禁止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單獨接觸一方當事人，貫徹調解的自愿原則，減少法官依職權所從事的調查取證活動。庭審方法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審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獨立負責和責任制，判決書應當詳細闡述判案理由并應當公開出版，尤其是在法院內部的審判機構的設置方面，也應當促使行政權和司法權分離，廢除所謂對案件的裁判實行“層層把關、層層審批”制度，逐步落實合議庭的職權，同時要改進審判委員會制度，使審判委員會從討論和決定過多的案件中解脫出來，工作重心放在宏觀的審判工作指導及工作總結上。在司法解釋方面，根據加入世貿組織的要求，我們今后在有關知識產權、投資、國際貿易、金融等方面應當充分考慮世貿組織的有關規定以及國際慣例，使司法解釋在這些方面也盡量與國際接軌。

程序制度的改革需要建立一套公正的、合理的、充分反映效率要求的程序制度。此外，也要保障程序的完整性和體系性。在我國現行的程序法中并沒有充分體現程序的及時終結性，尤其表現在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制度方面。由于我國的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是建立在“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理論之上的，而并不重視終審判決的穩定性、終局性，尤其是忽略了程序的及時終結性，具體表現在：對再審的次數沒有限制，因此，在判決裁定生效后可以無次數限制的再審。同時根據民訴法第179條的規定，只要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或者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即可再審，從而使當事人只要發現了新的證據即可要求再審，甚至可以在一審或二審中故意隱瞞證據，將之留待兩審終審后利用該證據啟動再審程序。實事求是作為我們黨的思想路線和工作方法無疑是非常正確的，然而，“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運用在程序法中必須遵循程序的規律，體現程序正義的價值，也就是說實事求是是以程序的及時終結性和程序的正義為前提的。按照程序公正的要求，程序必須即時終結，因為法院的審判活動是有時間限制的，事實不能無限期地調查下去，證據也不能無限期地收集和提供，當事人也不能一遍又一遍地將案件交給法官繼續審理。對于再審程序而言，它只是一種特殊的補救措施，目的在于糾正已經生效的判決和裁定，不能對案件反復審理。第六，建立法律職業的專業化制度，努力提高法官的整體隊伍素質。加入世貿組織必須要盡快提高法官的整體隊伍素質，可以說，現有的隊伍素質整體上不能適應加入世貿組織后的需要。法官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為了增進司法的獨立和公正，全面提高法官的隊伍素質，需要努力建立嚴格的法官的選拔和淘汰制度，實行法官的精英政策，同時要完善法官的任職保障制度、高薪制以及責任制，尤其要建立一套法官職業道德和紀律，加強對法官職業道德的訓練，努力實現法官隊伍的職業化和專業化。

第五篇：司法改革

申論熱詞：司法改革

廣東法院系統當前正推行一系列“去行政化”改革，頗受輿論關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鄭鄂表示，司法不公的原因絕大多數并不是因為司法腐敗。而“司法行政化是導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在性質、職能、權屬、運轉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區別，用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司法、運作司法，將不可避免地給司法的獨立性、中立性、被動性和程序性等，都帶來傷害。

應當說，司法高層曾對“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給予了關注。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出臺的《人民法院第一個五年改革綱要(1999-2003)》中，明確指出，“審判工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適應審判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嚴重影響人民法院職能作用的充分發揮。”針對此，在這個以及后一個法院改革“五年綱要”中，均不乏“司法去行政化”的具體舉措出臺。這10年的司法改革，大致可以用“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和“去大眾化”來概括。客觀評價，司法機關在“去行政化”上雖然作出過頗多努力，但進展始終不大。個中原因或就在于，這并不是最高法院一家所能決定的改革。比如，若取消法官們的行政職級，他們拿什么去套工資與福利?一個簡單的方案是，按司法職業的特點另立司法職級。而接下來的問題則是：誰認可你這一套?

不僅司法官員的去行政化步履維艱，司法活動的去行政化同樣阻礙重重。法院內部的“個案請示”被認為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典型表征。“法院改革二五綱要”曾明確要求應“逐步取消，并進行訴訟化改造”。但到了“法院改革三五綱要”，又變成了“規范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的請示報告制度”。用“規范”來替代了 “取消”，無疑是認同了行政化的“個案請示”，而在事實上將司法固有的審級制度給人為架空了。

這種改革的反復無疑在向我們傳遞出司法去行政化任重道遠的信息。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法院系統所堅持的去行政化實踐，顯得更加不易。當務之急，是如何將這些可貴的改革經驗向全省，乃至向全國法院系統推廣。這仍然需要頂層設計和自上而下的推動。司法體制改革的緊迫性，也不僅在于當下的司法公信堪憂。還因為中國是在司法權威尚未確立的基礎上，就遭遇到了一個自媒體時代。司法的信息壟斷、知識壟斷和權力壟斷被迅速打破，普通民眾也擁有了更多、更便捷評議司法的輿論平臺。司法一方面必須要面向民眾，另一方面，又必須盡快回到司法的原點，回到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憲法原則上來。司法去行政化是整個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絕不是最難的那部分。由此破局，當為可行的選擇。期盼“法院改革四五綱要”能夠正視和吸納廣東法院系統在去行政化上的諸多經驗，切實推動司法體制變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