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改革中

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再探

內容摘要:司法改革的進程中,作為執(zhí)行和運作法律的人,在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更何況中國從古代就有重視人的因素的傳統.因此本文通過古代“法官”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反思今天“法官”在法治進程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并對此提出幾點完善“法官”自身建設的建議.關鍵詞:法官獨立 清官意識 法官培訓 高薪養(yǎng)廉 媒體監(jiān)督

前言：司法改革是近年來一大熱門話題,此話題的提出正是因為當前我們司法領域存在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司法改革作為一個重大課題包含者眾多方面的內容：有人認為當前司法效率不高，有人認為司法過程不公，另有人認為司法人員素質底下，還有人認為司法體制設置不當等等存在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是包含在司法改革這個大的框架之下的。但我認為，解決問題既要有輕重緩急只分又要把握主次矛盾差別。加之我能力所限，對于司法改革所涉及的諸方面問題不易作泛泛而談。相比之下我覺得所有問題解決的落腳點都最終在人身上。因為我覺得執(zhí)行和運做法律的人更重要，而且在法和人的關系上，中國從古代就有重視人的因素的傳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文著重討論的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具有必要性。當然在此“人”最具代表意義的就是我們的法官了。一，中國古代法官對社會的影響。

中國古代法官與現代意義上的法官自然不同。古代將“法司”中任職的官吏稱法官，但是法司卻不同于現在的法院。其中各個法司間分工并不象今天對其總結的那樣有明確的劃分。以唐代為例：雖然中央一級審判機構為大理寺，但如果需要，刑部御史臺官員可以直接參審，有時對特殊案件進行三法司會審。此外，中書門下兩省也可參審?？梢?，古代審判并非法司及法官獨有的權力。同時，地方行政司法合一或司法從屬于行政，典型的就是古代地方行政長官的一項重要職能就是“斷獄”。（1）正因為中國古代是一個權力高度同意于皇帝的社會，無論皇帝對法司法官表現的如何重視，也只是為了加強其皇權。這一點使人們忽視法司以及法官的特殊性。法司只是行政機關一部分，沒有什么獨立性可言，法官也是行政官員的一種。這種觀念在人們心中形成定式直影響到今天。

另外，由于歷史上有秦王朝短暫的統治，使的人們在觀念深處留下“法治”是涂炭百姓的暴政。所以，人們對于法官的認識也產生了隔膜。以至不敢把尋找公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法官身上了。這在客觀上也是古代“人治”思想產生的根源。一般百姓對法官畏之有余敬之不足，就連古代官吏也不會以法官職業(yè)為榮。正是這些觀念在今天仍成為人們正確理解對待法官的障礙。再次，中國古代“人治”思想產生的一個遺產就是清官意思。如歷史上的包青天，海青天等等。這些人們心中的清官正是人們寄希望于圣明君主王法的表現。而清官真是圣主的代表，對清官的信任也是對王法的信任。雖然這種過分寄希望于某個清官而忽視上層法制作用的意識與現代法治不合拍。但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積極的一面，比如人們對清官的贊揚正是對貪官批判，這有利于凈化社會空氣，促使法官廉潔自愛，公正審判，起到監(jiān)督作用。

最后，在選拔法官方面，從古到今，斷獄審判和行政事務還是不同的，其中精通法律是對法官的基本要求。各朝對法官還有特殊選拔規(guī)定。

二，透過古代“法官”及其影響提示并完善現代法官。從以上幾個方面來看，古代對現代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大的，所以對我們今天也提供了很多借鑒意義。

第一，確立法官獨立地位。司法改革的一個重點或核心就是司法獨立。而事項司法獨立的關鍵就是先讓法官獨立。為此，可以從三個方面確立法官獨立地位。首先，法官意識必須獨立，不可否認，我們的法官獨立意識不強，一些法院的法官主觀上不自覺的成為一種附庸，對地方政治事務參與性太強工具主義太濃，中立觀念不強；其次，法官身份要獨立，確保法官不受政府干涉，其職位條件及任期要適當保障；還有就是法官在執(zhí)行職務時除受法律和良知約束外，不受任何外 來干涉。（2）

第二，提高法官社會地位，建立高素質法官隊伍，完善司法體制。根據我們憲法，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有立法權，法院和檢察院是司法機關有司法權。現實操作中應嚴格遵守憲法的權力分工，人大只對司法人事任免監(jiān)督，行政機關也不可干涉司法，保障司法權威和法官權威。建立高素質法官隊伍必須完善法官選任機制。如我們國家目前實施的司法考試制度。另外，要規(guī)范法官培訓制度。（3）一方面針對在職法官進行培訓，注重在造就法官過程中的實踐和經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對大學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要強化職業(yè)指向或特色。對于法院財政一有全國人大財政預算統一支配，保障法官工資收入，改革法院與行政區(qū)劃一致的現狀，這方面可以學習外國設立跨省跨地區(qū)的法院，（4）防止司法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防止司法官員腐敗，高薪養(yǎng)廉。當前雖然存在地區(qū)差異及不同審判庭的差異，但從總體上來說法官收入不高。甚至不如同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收入高。而法官不是神而是人他們也需要生活和發(fā)展，所以有些腐敗現象無法制止。我們提倡法官收入提高不是說法官收入必須達到很高水平。只是為了突出法官獲得整個社會認可和尊重的標志。我覺得可以借鑒國外防止政府官員腐敗的一種制度即高薪養(yǎng)廉。這樣可以減少灰色收入，因為有些現實本就是制度不合 理造成的，而不可對人的主觀性寄于太高期望。顯然那些為了生活發(fā)展而為的腐敗行為是不合法的但有時候合理。我們應該把對現實的判斷建立在合理性基礎上，并堅信“凡是合理的應該成為現實”。

第四，完善監(jiān)督，重視媒體作用。由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因此要防止就必須對權力加以制約。當然我們可以靠立法司法行政三個機構互相制約和監(jiān)督以保證公共權力的正確行使。同時也要加強媒體監(jiān)督作用，將法庭和社會進行連接。要知道新聞自由是當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標志，對司法活動的自由報道對監(jiān)督起重要作用，可以使司法活動置于陽光之下。

結尾：“法的形成和適用是一種藝術，這種法的藝術的表現為什么形式取決于誰是藝術家?！保?）藝術家決定我們法律的質量。對于要法治不要人治這一真理中包含的對人的作用的看法，常被理解成法治運行過程中排斥人的因素。但是這兩種人是不一樣的。我們反對樹立人的權威不是反對樹立法官的權威，因為法官不是普通的人，起碼是具備了一定資質的人。只要充分重視“人”的因素，才能促進司法改革的進程。

參考文獻:（1）參馬小紅〈〈試析中國古代社會中的‘法官’〉〉一文 轉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鷹主編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120頁

（2）1982年10月22在新德里國際律師協會19屆雙年全會上通過的〈〈司法獨立最低標準〉〉中第一條第二項第三項內容

（3）參張志銘在〈〈對我國法官培訓的兩個角度的思考〉〉一文轉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鷹主編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4）王家福在“司法獨立與問責制國際研討會”上的觀點（5）德國法學家來因斯坦語轉引自日本 大本雅夫〈〈比較法〉〉范愉譯 法律出版社264 6

第二篇：司法改革

中國法院網訊(張先明)7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山東省濟南市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公開向社會發(fā)布《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以下簡稱“四五改革綱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賀小榮應邀出席發(fā)布會，全面介紹了“四五改革綱要”的總體思路、主要內容和推進措施。

一、總體思路和主要特點

談及“四五改革綱要”的制訂起因時，賀小榮表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及貫徹實施分工方案》，明確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原則，確定了各項改革任務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對若干重點難點問題確定了政策導向。為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結合法院工作實際，在深入開展調研、廣泛征求意見基礎上，研究制定了“四五改革綱要”，并報中央審批同意。

作為指導未來五年法院改革工作的重要綱領性文件，賀小榮指出，“四五改革綱要”明確了改革的總體思路，即：緊緊圍繞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線，著力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著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為建設法治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有力的司法保障。

賀小榮表示，“四五改革綱要”在謀篇布局與內容設置上體現了四個重要特點：一是整體性。綱要提出的改革舉措嚴格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中央司改意見“對表”，是對中央改革任務的分解、延伸與細化，兼顧了人民法院牽頭和參加的各項任務。凡是人民法院牽頭的改革任務，綱要表述較為詳細，并提出了明確要求；凡是人民法院配合中央其他部門推進的改革任務，綱要表述較為原則，側重協同推進。二是系統性。綱要充分考慮了改革舉措之間的關聯性，在內容設置、進度安排、成果形式上能夠相互呼應，確保改革穩(wěn)妥有序推進。三是科學性。綱要內容主次分明，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將建立符合司法職業(yè)特點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作為重要抓手，將健全審判責任制作為關鍵環(huán)節(jié)，做到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四是連續(xù)性。綱要立足中國國情，科學研判形勢，在總結梳理人民法院之前三個“五年改革綱要”的成果經驗基礎上，結合前期試點工作，確定了需要繼續(xù)推進的項目和需要調整的內容。

二、主要內容

圍繞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這一關鍵目標，“四五改革綱要”針對8個重點領域，提出了45項改革舉措。

1.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

長期以來，我國對法官沿用普通公務員管理模式，不能充分體現司法職業(yè)特點，也不利于把優(yōu)秀人才留在審判一線。針對上述問題，“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堅持以法官為中心、以服務審判工作為重心，建立分類科學、結構合理、分工明確、保障有力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

賀小榮指出，為了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四五改革綱要”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統管改革，推動在省一級設立法官遴選委員會，從專業(yè)角度提出法官人選，由組織人事、紀檢監(jiān)察部門在政治素養(yǎng)、廉潔自律等方面考察把關，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二是推進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將法院人員分為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實行分類管理。與之配套的，則是拓寬審判輔助人員的來源渠道，建立審判輔助人員的正常增補機制，減少法官事務性工作負擔。三是建立法官員額制，對法官在編制限額內實行員額管理，確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審判一線，高素質人才能夠充實到審判一線。四是完善法官等級定期晉升機制，確保一線辦案法官即使不擔任領導職務，也可以正常晉升至較高的法官等級。五是完善法官選任制度，針對不同層級的法院，設置不同的法官任職條件。初任法官首先到基層人民法院任職，上級法院法官原則上從下一級法院遴選產生。

2.探索建立與行政區(qū)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

為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優(yōu)化司法資源配置，“四五改革綱要”就建立與行政區(qū)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作出了安排。

賀小榮表示，這一制度的主要措施有四項：一是在管轄制度方面，通過提級管轄和指定管轄，確保行政案件、跨行政區(qū)劃的民商事案件和環(huán)境保護案件得到公正審理。二是在法院管理方面，鞏固鐵路運輸法院管理體制改革成果，將林業(yè)法院、農墾法院統一納入國家司法管理體系，改革部門、企業(yè)管理法院的體制。三是在機構設置方面，建立上級法院在重大、疑難、復雜案件較多的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工作機制。進一步推動環(huán)境資源審判機構建設。四是在法院設置方面，推動在知識產權案件較集中的地區(qū)設立知識產權法院。

3.健全審判權力運行機制

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這是司法規(guī)律的客觀要求。近年來，司法機關為完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進行了許多積極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內部層層審批，辦案權責不明等問題。針對上述問題，“四五改革綱要”將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作為關鍵環(huán)節(jié)，推動建立權責明晰、權責一致、監(jiān)督有序、配套齊全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

賀小榮指出，在完善審判責任制方面，主要措施有五項：一是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機制。選拔政治素質好、辦案能力強、專業(yè)水平高、司法經驗豐富的審判人員擔任主審法官，作為獨任法官或合議庭中的審判長。完善合議庭成員在閱卷、庭審、合議等環(huán)節(jié)中的共同參與和制約監(jiān)督機制。二是改革裁判文書簽發(fā)機制，主審法官獨任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不再由院、庭長簽發(fā)。三是建立科學合理、客觀公正、符合規(guī)律的法官業(yè)績評價體系，實現法官評價機制、問責機制、懲戒機制與退出機制的有效銜接。四是科學界定合議庭成員的責任，既要確保其獨立發(fā)表意見，也要明確其個人意見、履職行為在案件處理結果中的責任。五是建立法官懲戒制度，設立法官懲戒委員會，既確保法官的違紀違法行為及時得到應有懲戒，又保障其辯解、舉證、申請復議和申訴的權利。

賀小榮表示，主審法官、合議庭審判責任制與院、庭長的審判監(jiān)督制約機制并不是對立關系。為了確保司法公正，“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進一步完善審判監(jiān)督制約機制，主要措施有五項：一是在加強專業(yè)化合議庭建設基礎上，實行隨機分案為主、指定分案為輔的案件分配制度，建立分案情況內部公示制度。二是對于變更審判組織或承辦法官的，應當說明理由并公示。三是規(guī)范案件審理程序變更、審限變更的審查報批制度。四是規(guī)范院、庭長對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監(jiān)督機制，建立院、庭長在監(jiān)督活動中形成的全部文書入卷存檔制度。五是依托現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審法官、合議庭行使審判權與院、庭長行使監(jiān)督權的全程留痕、相互監(jiān)督、相互制約機制，確保監(jiān)督不缺位、監(jiān)督不越位、監(jiān)督必留痕、失職必擔責。

4.加大人權司法保障力度

為強化對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和訴訟權利的司法保障，“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庭審為中心的審判機制，有效發(fā)揮審判對偵查、起訴的制約和引導作用，確保司法公正。

賀小榮表示，為了加大人權司法保障力度，“四五改革綱要”主要制訂了五項措施：一是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進一步明確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和標準。二是建立對被告人、罪犯的辯解、申訴和控告認真審查、及時處理的機制。完善審判環(huán)節(jié)重視律師辯護、代理意見工作機制。三是健全司法過錯追究機制，統一司法過錯責任認定標準。四是規(guī)范處理涉案財物的司法程序，明確人民法院處理涉案財物的范圍、標準和程序。五是進一步完善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在立法機關的授權和監(jiān)督下，有序推進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

5.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去年啟動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和執(zhí)行信息公開三大平臺建設。在前期工作基礎上，“四五改革綱要”對深化司法公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賀小榮表示，為了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四五改革綱要”主要制訂了四項措施：1.完善庭審公開制度。建立庭審公告和旁聽席位信息的公示與預約制度。推進庭審全程同步錄音錄像。規(guī)范以圖文、視頻等方式直播庭審的范圍和程序。

2.完善審判信息數據庫，方便當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線獲取立案信息和審

判流程節(jié)點信息。3.繼續(xù)加強中國裁判文書網網站建設，嚴格按照“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要求，實現四級人民法院依法應當公開的生效裁判文書統一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4.整合各類執(zhí)行信息，方便當事人在線了解執(zhí)行工作進展，實現執(zhí)行信息公開平臺與各類征信平臺的有效對接。

6.明確四級法院職能定位

為合理定位四級法院職能，“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建立定位科學、職能明確、監(jiān)督得力、運行有效的審級制度。

賀小榮表示，這一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四項。一是進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級別管轄制度，逐步改變主要以訴訟標的額確定案件級別管轄的做法，將絕大多數普通民商事一審案件的管轄權下放至基層人民法院，輔之以加強人民法庭和訴訟服務中心建設，強化基層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職能。二是規(guī)范上下級法院審級監(jiān)督關系。完善提級管轄制度，明確一審案件管轄權從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轉移的條件、范圍和程序，充分發(fā)揮中級、高級人民法院通過提級審理重大、疑難、復雜和新類型案件，指導類案審判工作，確保法律統一適用的功能，壓縮個案請示空間。三是改革法院考評機制，廢止沒有實際效果的考評指標和措施，取消違反司法規(guī)律的排名排序做法，消除不同審級法院之間的行政化。四是推進最高人民法院內設機構改革，建立真正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職能的機構設置模式。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還將建立將本院作出的裁判轉化為指導性判例的機制，充分發(fā)揮其確保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維護國家法制統一的職能。

7.健全司法行政事務保障機制

賀小榮表示，“四五改革綱要”立足審判權的中央事權屬性，就健全法院司法行政事務保障機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舉措：一是配合中央有關部門，推動省級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統一管理機制改革。二是嚴格“收支兩條線”管理，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收取的訴訟費、罰金、沒收的財物，以及追繳的贓款贓物等，統一上繳省級國庫。三是推進法院內設機構改革。建立以服務審判工作為重心的機構設置模式和人員配置方式。完善人民法院購買社會服務的工作機制，凡屬事務性管理服務，原則上都要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會購買。四是深化司法統計改革，以“大數據、大格局、大服務”理念為指導，建立司法信息大數據中心。

8.推進涉法涉訴信訪改革

賀小榮指出，“四五改革綱要”提出建立訴訪分離、終結有序的涉訴信訪工作機制，主要措施有四項。一是完善訴訪分離工作機制，明確訴訪分離的標準、范圍和程序。二是建立就地接訪督導機制，創(chuàng)新網絡辦理信訪機制。三是探索建立律師為主體的社會第三方參與機制，增強涉訴信訪矛盾多元化解合力。四是推動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研究出臺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實施細則，切實發(fā)揮司法救助在幫扶群眾、化解矛盾中的積極作用。

三、落實和推進

賀小榮透露，為認真貫徹中央決策部署，有重點、有步驟、有秩序地抓好落實和推進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司法改革領導小組，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同志擔任組長，負責研究確定改革要點、審議改革方案、聽取進度匯報、討論重大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作為具體辦事機構，負責“四五改革綱要”的組織協調、實施推進、試點管理、督促檢查和評估總結工作，并及時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央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報告改革進展、請示重要事項。

賀小榮表示，“四五改革綱要”發(f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將配套推出貫徹實施方案，明確各項改革措施的牽頭部門和參加部門，科學確定路線圖和時間表，建立情況通報、督導檢查、評估總結制度，做到每項改革任務都有布置、有督促、有檢查，確保各項任務不折不扣完成。

第三篇：司法改革

申論熱詞：司法改革

廣東法院系統當前正推行一系列“去行政化”改革，頗受輿論關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鄭鄂表示，司法不公的原因絕大多數并不是因為司法腐敗。而“司法行政化是導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在性質、職能、權屬、運轉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區(qū)別，用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司法、運作司法，將不可避免地給司法的獨立性、中立性、被動性和程序性等，都帶來傷害。

應當說，司法高層曾對“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給予了關注。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出臺的《人民法院第一個五年改革綱要(1999-2003)》中，明確指出，“審判工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適應審判工作的特點和規(guī)律，嚴重影響人民法院職能作用的充分發(fā)揮?！贬槍Υ?，在這個以及后一個法院改革“五年綱要”中，均不乏“司法去行政化”的具體舉措出臺。這10年的司法改革，大致可以用“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和“去大眾化”來概括?？陀^評價，司法機關在“去行政化”上雖然作出過頗多努力，但進展始終不大。個中原因或就在于，這并不是最高法院一家所能決定的改革。比如，若取消法官們的行政職級，他們拿什么去套工資與福利?一個簡單的方案是，按司法職業(yè)的特點另立司法職級。而接下來的問題則是：誰認可你這一套?

不僅司法官員的去行政化步履維艱，司法活動的去行政化同樣阻礙重重。法院內部的“個案請示”被認為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典型表征?！胺ㄔ焊母锒寰V要”曾明確要求應“逐步取消，并進行訴訟化改造”。但到了“法院改革三五綱要”，又變成了“規(guī)范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的請示報告制度”。用“規(guī)范”來替代了 “取消”，無疑是認同了行政化的“個案請示”，而在事實上將司法固有的審級制度給人為架空了。

這種改革的反復無疑在向我們傳遞出司法去行政化任重道遠的信息。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法院系統所堅持的去行政化實踐，顯得更加不易。當務之急，是如何將這些可貴的改革經驗向全省，乃至向全國法院系統推廣。這仍然需要頂層設計和自上而下的推動。司法體制改革的緊迫性，也不僅在于當下的司法公信堪憂。還因為中國是在司法權威尚未確立的基礎上，就遭遇到了一個自媒體時代。司法的信息壟斷、知識壟斷和權力壟斷被迅速打破，普通民眾也擁有了更多、更便捷評議司法的輿論平臺。司法一方面必須要面向民眾，另一方面，又必須盡快回到司法的原點，回到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憲法原則上來。司法去行政化是整個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絕不是最難的那部分。由此破局，當為可行的選擇。期盼“法院改革四五綱要”能夠正視和吸納廣東法院系統在去行政化上的諸多經驗，切實推動司法體制變革的到來。

第四篇：司法改革問題

一、如何建立一種與行政區(qū)劃相分立的司法區(qū)劃

咱們國家是一個具有相當悠久歷史傳統的國家，地域的劃分是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一種劃分。我們現在思考司法改革時，總覺得一個問題糾纏不清，那就是司法的獨立性怎么獲得保障的問題。我們發(fā)現在現在一種體制下，我們的司法沒有辦法得到獨立，雖然上面號召我們不要搞地方保護主義。但是，我要說，作為基層法院的院長，或者甚至是省級法院的院長，他們怎么能不搞地方保護主義？一個法院里面幾百口子的人衣食住行、生活福利都壓在法院領導班子的肩膀上，當本地的領導包括行政領導、黨的領導、人大的領導認為案件應當作出對本地的當事人有利的判決時，在我看來，作為院長他很難抵制，與此同時他也不應該去抵制。因為現在的體制規(guī)定了你的福利、你的經濟命脈把握在人家的手里。美國的國父、美國著名的政治家漢密爾頓曾經說過：“就人的本性而言，對一個人的生存有控制權，就等于對一個人的意志有控制權。”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人也說：“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边@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們在制度建設上面，絕對不應該讓我們的法官也好，院長也好，冒著殺頭或者撤職的危險去追求司法獨立，象過去毛澤東倡導的那樣“三不怕”-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我認為讓他們承擔這樣過分的職責是不公正的、不公平的。

這樣的一種對司法不信任的原因就是來自于司法地方化，我們的法院完全被地方控制，法院的院長由地方的人大來選任，法院實際上是由地方的黨的組織部門來決定，法官們也都非常的地方化。我們能不能建立一個制度來去作一個劃分呢？我們能不能不要把法院的司法區(qū)劃與行政區(qū)劃完全重合，最高法院也可以不放在首都，象德國就是那樣，而且司法獨立要有形地獨立。我們從基層法院到最高法院可能都可以考慮這樣的思路，能否把這樣的分離從基層到最高法院能夠貫徹到底，能夠使得我們的法官們、法院院長們不需要冒著殺頭危險、免職的危險，就可以獨立追求公正。說老實話，只要財政方面、人事方面不受地方的牽制，法官的公正、法官的獨立根本沒有問題的。我們從來不說軍隊有什么問題，軍隊為什么不服從地方黨政的領導？我們在軍隊方面，它的建立就是國家化的思路，而在法院的建設方面我們就是地方化的思路。我注意到肖揚院長也說了：某某法院不是某某地方的法院，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某個地方的法院。我們今后也許要在這個方面走出相當重要的步驟，我希望能夠在三、五年內，使得中國的司法區(qū)劃和行政區(qū)劃分離。

五、理順審級關系，確保司法判決的確定性

我們國家司法決策的不確定是一個大弊端，最高人民法院現在推行公正與效率，什么叫效率？在于它能夠使案件的糾紛獲得確定性的解決，從而使人民能夠安定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司法決策不可以象烙餡餅一樣隨便地翻來復去。我們的實事求是原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樣的長期的司法觀念使得我們的司法決策沒有辦法獲得這樣的確定性。我們建立的申訴制度、審判監(jiān)督程序、檢察院的監(jiān)督，現在人大的個案監(jiān)督又使得

這樣的一種確定性更加不確定。沒有辦法。我們試圖尋找一種非常的、沒有錯誤的司法體系，而我們人是有缺陷的一種動物，我們沒有辦法建立一種制度真正能夠達到有錯必究、完美無缺的程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說的話非常富有哲理性，體現了司法內在的要求，他說：我的判決之所以是不可推翻的，不是因為我的判決是正確的，恰恰相反，我的判決之所以是正確的，是因為我的判決不可推翻。說得多好啊！司法決策過程中，的確有許多東西我們都知道它可能是有問題的，我們也可以說一定比例的錯案率是一個良好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前提條件，我們必須要保證這一點。否則的話，我們要為糾正少量的錯誤而導致整個社會資源巨大的浪費，司法是用納稅人的錢支撐的一個機構，它的運作也必須遵循節(jié)約的原則，我們所有的這些制度使得司法決策變成了一個不穩(wěn)定的程序，也因此而激發(fā)了人民上訪的愿望。我們有錯必究，結果敗訴方不服氣，就要找人去幫忙，人大個案監(jiān)督好啊，那么，法院必須要對這個案件重新審理，最后翻過來了；一翻過來那邊勝訴的就又變成敗訴的了，你能找人大，那我就不能找政法委書記來干預？政法委書記一協調、一干預，又翻過來了，那你能找政法委書記，我找省委書記好不好？然后又翻過來。你找省委書記，我找國務院副總理，又翻過來，就是這樣。我們就在鼓勵著這樣的東西，我們就是這樣實事求是地鼓勵著。司法決策不能夠搞實事求是，這是由司法的確定性決定的。

八、理順法院與媒體之間的關系

在現在這個社會，司法越來越走向公正和獨立，傳媒也越來越走向活躍，但是傳媒和司法獨立之間的關系還是有很大的問題。首先是傳媒不斷地通過一種對個案的渲染，使得司法的公正性受到傷害，侵犯了司法的獨立性。另外一個方面是法院如何保障新聞自由的問題。我們現在的《民法通則》中名譽權條款已經成為我們傷害新聞自由的很大的東西，許多報紙只要批評一個人，最后導致的都是名譽權糾紛，而法院判決的結果往往是那個被批評者勝訴。因為現在的媒體監(jiān)督機制也是一個地方化的機制，所以報紙經常是異地監(jiān)督，到外地去監(jiān)督，比如說《南方周末》是一個敢于直言的報紙，但你很少發(fā)現他揭露廣東的壞事，他揭露河南、湖南、湖北、海南的壞事都可以，但是廣東他要注意，因為他是廣東省委的報紙。等等。如果引起訴訟，對報紙來說都是異地訴訟，都是客場官司，那你客場打官司敗訴簡直成為必然，這對于我國為數不多又很虛弱的新聞自由從法律角度講是另外

一種傷害。所以我建議我們能不能重新反思這樣的名譽權條款。

六、理順不同法律機構之間的關系

我想主要是檢察院和法院之間的關系，現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這樣的沖突損害的是兩方面的共同利益，我們要有一種法律職業(yè)共同體意識。其實，盡管檢察官、律師、法官，大家的指向不大一樣，但實際上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是一個法律職業(yè)共同體，這樣的一種相互沖突會給法律職業(yè)共同體的團結以及法律的尊嚴都帶來極大的傷害，那么我們需要理順這個關系，怎么理順？我的建議是把最高檢察院跟司法部合并，司法部長就是國家的首席檢察官，然后所有的檢察官都變成一種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他們當然起訴犯罪，但是他們不再承擔監(jiān)督法院的任務，當然他們可以對警察進行更加確實有效的監(jiān)督。法院就不需要監(jiān)督了，我的建議是法院不需要監(jiān)督，越不監(jiān)督越公正，越監(jiān)督越不公正。

第五篇：司法改革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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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解析

按：本文發(fā)表在今天《南方周末》的“大參考”版。由于種種原因，有些刪節(jié)，是所謂“潔本”。按照慣例，這里發(fā)表的是完整本，也恢復了原題（南周版的題目是“司法改革的難題與出路”）。一些觀點仍然是嘗試性的，期待各位朋友尤其是“民主化”一派的朋友再作切磋。

摸起石頭過舊河

1999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組織了一次題為“依法治國與司法改革”的研討會。跟那段時間舉行的許多有關司法改革的研討會一樣，法學所的會議上也是洋溢著一派樂觀的情緒。一年多之前，中共十五大報告以前所未有的高調正式提出司法改革的命題：“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學術界以及司法界對此都頗為興奮，以極大的熱情為改革出謀劃策。不過，在那次會議上，我個人對于司法改革的前景卻沒有表達樂觀的看法，其中的原因，一是對于司法改革究竟朝向怎樣的方向尚缺乏基本共識，二是，在政治體制以及意識形態(tài)的約束條件下，司法改革能夠走多遠自己沒有把握。我的發(fā)言用了一首題為“司法改革感言”的打油詩作為結束：

棋局交困兵馬車，法眼迷離儒道佛。

廟堂新招頻頻閃，摸起石頭過舊河。

歲月如白駒過隙，一轉眼，將近十年的時間就過去了。今天，司法改革大致上處在一種猶豫彷徨的狀態(tài)。十多年來，司法界甚至人大出臺了很多的改革舉措，但是，由于對于改革的目標以及實現的途徑等方面缺乏共識，不少措施相互沖突和抵消，并沒有產生“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效果。改革的持續(xù)沒有提升司法的地位，人們看到的反而是司法權的愈發(fā)邊緣化。技術思路的改良也由于大框架本身的阻卻而難以在整體上推進社會正義的實現，曾經響亮而激動人心的口號也逐漸變成一種若隱若現的微弱回聲。司法公正的話語曾經讓國民對司法界充滿期望，但是一些承諾實際上是法律界所難以獨立實現的。在許多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中，人們看到的仍然是司法屈從于外部權力，律師的辯護權受到種種限制，司法程序扭曲，導致案件得不到公正的解決。抑有進者，有關司法腐敗的報道頻頻出現，更動搖了國民本來就不甚堅定的法治信念，不少人轉而呼喚回歸到某種人治。“摸起石頭過舊河”，此之謂也。

回歸大眾司法？

去年11月，針對可能沉冤十馀載的聶樹斌案件，何兵教授在《南方都市報》上發(fā)表文章，認為之所以冤案頻仍，根源就在于法官對于司法權的壟斷和人民參與司法的缺乏。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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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司法改革的根本性錯誤在于，司法改革在部分學者的錯誤引導下，在法官群體的有意推動下，走上了所謂職業(yè)化的路線，司法與人民漸行漸遠，人民失去了對司法權的最終控制。司法職業(yè)化努力并沒有帶來人們所想象的廉潔、公正的司法，相反，一個維護自身利益勝于維護社會正義的法官群體正在形成。為此，本案給我們最大的教訓是，必須堅定不移地打破法官群體對司法權的壟斷，通過各種秩序化的民主手段，實行人民對司法權的有效控制。（2007年11月3日《南方都市報》）

無獨有偶，近來的一些信息也顯示官方有意強化“司法的平民化”，以此糾正“職業(yè)化”帶來的弊端。某省高級法院甚至發(fā)文在全省法院推行“馬錫五審判方式”，城市廣場、田間地頭又再現法庭審判，據說旁聽的人民普遍稱贊云云。但是，如今司法權威不彰、誤判連連的原因果真是因為司法改革“走上了所謂職業(yè)化的路線”所致么？司法的高度職業(yè)化一定意味者“與人民漸行漸遠”么？那些貌似新招實則故伎的舉措能夠推進司法的公正性么？我認為，這樣的判斷完全是藥不對癥，甚至是所謂“殺頭以治斜眼”。中國的司法之所以無從履行運送正義的使命，不是因為它的職業(yè)化，恰好是因為它的非職業(yè)化。

什么是司法職業(yè)化

也許首先我們需要正本清源，討論一下所謂司法職業(yè)化的含義。在我看來，司法職業(yè)化的含義無非是強調在司法制度設計和司法權行使過程中的專業(yè)化，其基本內容已經在近年來的相關討論中得到了清晰的揭示。這里不妨作些簡要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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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當事人沒有提起的事項不得作出裁決，要盡可能地讓當事人自己搜集和提交證據，法官不可以過分主動地行使權力，只能坐堂問案，從而最大限度地將判決變成一種當事人之間競爭的產物，這樣在客觀上也減輕了司法決策者所承受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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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局局長位居黨委常委，而法院院長或檢察院檢察長在黨內位置卻日趨邊緣化，導致憲法所規(guī)定的“一府兩院”體制、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和檢察權的設計無從正常運行。例如，刑事案件，許多冤案的發(fā)生都是因為在審判環(huán)節(jié)上法院只能接受而不能否定公安部門的結論。司法界形象的說法是，“公安局是做飯的，檢察院是端飯的，法院是吃飯的?！甭犐先シㄔ汉孟窈苁⌒模菃栴}在于，公安做什么，你也只能吃什么。

正是在這種不獨立的體制下，法院和檢察院就只能迎合外部權力的需要，尤其是遵從同級黨政的指令，成為地方利益的守護者。某些涉及到地方企業(yè)利益的案件，法院一味地袒護本地當事人。行政訴訟方面，百姓起訴本地政府，每每讓法院如坐針氈，因為判決政府敗訴是法院難以承受之重。對于官員的腐敗行為，沒有黨委的認可，檢察院難以主動出擊，多年來不斷反腐，但是腐敗卻愈演愈烈，檢察權的不獨立正是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司法權的這種諸侯化使得地方主要官員一手遮天，中央無法有效地獲取各地信息，尤其是由于地方政府原因所導致的民怨難以得到公正處理，于是導致上訪特別是到北京的控訴者連綿不絕，為了維護政府形象所進行的驅趕又招致人們對于中央的抱怨和失望，在那種道路奔走、權門呼號的過程中，民怨不斷積累和加劇，社會必然處在干柴近烈火的危險邊緣。

雖然缺少定量的分析，但根據自己近二十年的觀察，我們太多的案件之所以處理不公，之所以引發(fā)不斷地上訪，或者說從整體上看司法之所以難以回應國民對于正義的渴望，部分的原因是因為職業(yè)化程度低下，更多的原因則是司法不獨立，法律之外的權力左右著司法，“憑云升降，隨風飄零”，完全無從知曉它所依據的規(guī)范究竟是什么。所以，通過改革，有效地改變司法權的地方化實在是一件時不我待的大事情。

民主化與職業(yè)化

在我們這樣的共和體制下，國家權力應當以民主的邏輯建構當然是毋庸置疑的。司法權作為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接受人民監(jiān)督也是順理成章的。但是，自從古希臘以來，民主與司法之間的關系就呈現出相當復雜的面向，難以作出簡單的判斷。這里提出幾個關鍵問題，以為進一步討論的線索。

首先，民主化與職業(yè)化是否是一種對立的關系？司法職業(yè)化強調的當然是一種精英化的制度建設思路，但是，真正的精英化所追求的方向卻是良好的社會秩序，而政治層面上的民主解決的是立法過程中的利益安排以及政治權力分配的標準和方式?？梢哉f，隨著現代化的展開，政治民主化與司法職業(yè)化已經成為緊密關聯、唇齒相依的關系了。但是，關系緊密并不意味著可以相互取代，例如，我們無法想象案件的處理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加以解決。前面我們對職業(yè)化含義的討論已經表明，職業(yè)化解決的主要是限制司法恣意、確保司法公正，它與民主化所指向的并非同一目標。一個好的制度環(huán)境能夠使二者并行不悖、相生相濟，而壞的制度下卻是不共戴天、相害相斥。

其次，民主在司法領域中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實際上，如果說有司法民主化這件事情的話，最重要的就是法院所適用的規(guī)范是民主機構所制定的；司法界嚴格地依據體現民意的立法判決案件正是民主在司法領域中的最要緊的體現。相反，如果讓法院在法律之外，再求諸一時一地或者一案中的民意，讓法官超越法律去判斷怎樣的判決更符合人民利益，那么不僅僅使得案件的判決存在著無可名狀的任意性，而且憲法和法律作為通過民主過程提煉民意所形成 4頁共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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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規(guī)范就變成可有可無的空文。遵從立法之外，民意機構還必須對于司法機關的行為進行有效的監(jiān)督，這類監(jiān)督體現在人事任免、處理對于司法官員的控告以及確保司法獨立不受其他權力損害等方面。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民意機構對司法的監(jiān)督也必須遵循立法、依據嚴格的程序進行。民主在司法領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