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改革問題

一、如何建立一種與行政區劃相分立的司法區劃

咱們國家是一個具有相當悠久歷史傳統的國家，地域的劃分是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一種劃分。我們現在思考司法改革時，總覺得一個問題糾纏不清，那就是司法的獨立性怎么獲得保障的問題。我們發現在現在一種體制下，我們的司法沒有辦法得到獨立，雖然上面號召我們不要搞地方保護主義。但是，我要說，作為基層法院的院長，或者甚至是省級法院的院長，他們怎么能不搞地方保護主義？一個法院里面幾百口子的人衣食住行、生活福利都壓在法院領導班子的肩膀上，當本地的領導包括行政領導、黨的領導、人大的領導認為案件應當作出對本地的當事人有利的判決時，在我看來，作為院長他很難抵制，與此同時他也不應該去抵制。因為現在的體制規定了你的福利、你的經濟命脈把握在人家的手里。美國的國父、美國著名的政治家漢密爾頓曾經說過：“就人的本性而言，對一個人的生存有控制權，就等于對一個人的意志有控制權。”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人也說：“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們在制度建設上面，絕對不應該讓我們的法官也好，院長也好，冒著殺頭或者撤職的危險去追求司法獨立，象過去毛澤東倡導的那樣“三不怕”-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我認為讓他們承擔這樣過分的職責是不公正的、不公平的。

這樣的一種對司法不信任的原因就是來自于司法地方化，我們的法院完全被地方控制，法院的院長由地方的人大來選任，法院實際上是由地方的黨的組織部門來決定，法官們也都非常的地方化。我們能不能建立一個制度來去作一個劃分呢？我們能不能不要把法院的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完全重合，最高法院也可以不放在首都，象德國就是那樣，而且司法獨立要有形地獨立。我們從基層法院到最高法院可能都可以考慮這樣的思路，能否把這樣的分離從基層到最高法院能夠貫徹到底，能夠使得我們的法官們、法院院長們不需要冒著殺頭危險、免職的危險，就可以獨立追求公正。說老實話，只要財政方面、人事方面不受地方的牽制，法官的公正、法官的獨立根本沒有問題的。我們從來不說軍隊有什么問題，軍隊為什么不服從地方黨政的領導？我們在軍隊方面，它的建立就是國家化的思路，而在法院的建設方面我們就是地方化的思路。我注意到肖揚院長也說了：某某法院不是某某地方的法院，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某個地方的法院。我們今后也許要在這個方面走出相當重要的步驟，我希望能夠在三、五年內，使得中國的司法區劃和行政區劃分離。

五、理順審級關系，確保司法判決的確定性

我們國家司法決策的不確定是一個大弊端，最高人民法院現在推行公正與效率，什么叫效率？在于它能夠使案件的糾紛獲得確定性的解決，從而使人民能夠安定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司法決策不可以象烙餡餅一樣隨便地翻來復去。我們的實事求是原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這樣的長期的司法觀念使得我們的司法決策沒有辦法獲得這樣的確定性。我們建立的申訴制度、審判監督程序、檢察院的監督，現在人大的個案監督又使得

這樣的一種確定性更加不確定。沒有辦法。我們試圖尋找一種非常的、沒有錯誤的司法體系，而我們人是有缺陷的一種動物，我們沒有辦法建立一種制度真正能夠達到有錯必究、完美無缺的程度。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說的話非常富有哲理性，體現了司法內在的要求，他說：我的判決之所以是不可推翻的，不是因為我的判決是正確的，恰恰相反，我的判決之所以是正確的，是因為我的判決不可推翻。說得多好啊！司法決策過程中，的確有許多東西我們都知道它可能是有問題的，我們也可以說一定比例的錯案率是一個良好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前提條件，我們必須要保證這一點。否則的話，我們要為糾正少量的錯誤而導致整個社會資源巨大的浪費，司法是用納稅人的錢支撐的一個機構，它的運作也必須遵循節約的原則，我們所有的這些制度使得司法決策變成了一個不穩定的程序，也因此而激發了人民上訪的愿望。我們有錯必究，結果敗訴方不服氣，就要找人去幫忙，人大個案監督好啊，那么，法院必須要對這個案件重新審理，最后翻過來了；一翻過來那邊勝訴的就又變成敗訴的了，你能找人大，那我就不能找政法委書記來干預？政法委書記一協調、一干預，又翻過來了，那你能找政法委書記，我找省委書記好不好？然后又翻過來。你找省委書記，我找國務院副總理，又翻過來，就是這樣。我們就在鼓勵著這樣的東西，我們就是這樣實事求是地鼓勵著。司法決策不能夠搞實事求是，這是由司法的確定性決定的。

八、理順法院與媒體之間的關系

在現在這個社會，司法越來越走向公正和獨立，傳媒也越來越走向活躍，但是傳媒和司法獨立之間的關系還是有很大的問題。首先是傳媒不斷地通過一種對個案的渲染，使得司法的公正性受到傷害，侵犯了司法的獨立性。另外一個方面是法院如何保障新聞自由的問題。我們現在的《民法通則》中名譽權條款已經成為我們傷害新聞自由的很大的東西，許多報紙只要批評一個人，最后導致的都是名譽權糾紛，而法院判決的結果往往是那個被批評者勝訴。因為現在的媒體監督機制也是一個地方化的機制，所以報紙經常是異地監督，到外地去監督，比如說《南方周末》是一個敢于直言的報紙，但你很少發現他揭露廣東的壞事，他揭露河南、湖南、湖北、海南的壞事都可以，但是廣東他要注意，因為他是廣東省委的報紙。等等。如果引起訴訟，對報紙來說都是異地訴訟，都是客場官司，那你客場打官司敗訴簡直成為必然，這對于我國為數不多又很虛弱的新聞自由從法律角度講是另外

一種傷害。所以我建議我們能不能重新反思這樣的名譽權條款。

六、理順不同法律機構之間的關系

我想主要是檢察院和法院之間的關系，現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這樣的沖突損害的是兩方面的共同利益，我們要有一種法律職業共同體意識。其實，盡管檢察官、律師、法官，大家的指向不大一樣，但實際上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是一個法律職業共同體，這樣的一種相互沖突會給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團結以及法律的尊嚴都帶來極大的傷害，那么我們需要理順這個關系，怎么理順？我的建議是把最高檢察院跟司法部合并，司法部長就是國家的首席檢察官，然后所有的檢察官都變成一種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他們當然起訴犯罪，但是他們不再承擔監督法院的任務，當然他們可以對警察進行更加確實有效的監督。法院就不需要監督了，我的建議是法院不需要監督，越不監督越公正，越監督越不公正。

第二篇：司法改革

中國法院網訊(張先明)7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山東省濟南市召開新聞發布會，公開向社會發布《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以下簡稱“四五改革綱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賀小榮應邀出席發布會，全面介紹了“四五改革綱要”的總體思路、主要內容和推進措施。

一、總體思路和主要特點

談及“四五改革綱要”的制訂起因時，賀小榮表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及貫徹實施分工方案》，明確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原則，確定了各項改革任務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對若干重點難點問題確定了政策導向。為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結合法院工作實際，在深入開展調研、廣泛征求意見基礎上，研究制定了“四五改革綱要”，并報中央審批同意。

作為指導未來五年法院改革工作的重要綱領性文件，賀小榮指出，“四五改革綱要”明確了改革的總體思路，即：緊緊圍繞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線，著力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著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為建設法治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有力的司法保障。

賀小榮表示，“四五改革綱要”在謀篇布局與內容設置上體現了四個重要特點：一是整體性。綱要提出的改革舉措嚴格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和中央司改意見“對表”，是對中央改革任務的分解、延伸與細化，兼顧了人民法院牽頭和參加的各項任務。凡是人民法院牽頭的改革任務，綱要表述較為詳細，并提出了明確要求；凡是人民法院配合中央其他部門推進的改革任務，綱要表述較為原則，側重協同推進。二是系統性。綱要充分考慮了改革舉措之間的關聯性，在內容設置、進度安排、成果形式上能夠相互呼應，確保改革穩妥有序推進。三是科學性。綱要內容主次分明，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將建立符合司法職業特點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作為重要抓手，將健全審判責任制作為關鍵環節，做到整體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四是連續性。綱要立足中國國情，科學研判形勢，在總結梳理人民法院之前三個“五年改革綱要”的成果經驗基礎上，結合前期試點工作，確定了需要繼續推進的項目和需要調整的內容。

二、主要內容

圍繞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這一關鍵目標，“四五改革綱要”針對8個重點領域，提出了45項改革舉措。

1.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

長期以來，我國對法官沿用普通公務員管理模式，不能充分體現司法職業特點，也不利于把優秀人才留在審判一線。針對上述問題，“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堅持以法官為中心、以服務審判工作為重心，建立分類科學、結構合理、分工明確、保障有力的法院人員管理制度。

賀小榮指出，為了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四五改革綱要”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統管改革，推動在省一級設立法官遴選委員會，從專業角度提出法官人選，由組織人事、紀檢監察部門在政治素養、廉潔自律等方面考察把關，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二是推進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將法院人員分為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實行分類管理。與之配套的，則是拓寬審判輔助人員的來源渠道，建立審判輔助人員的正常增補機制，減少法官事務性工作負擔。三是建立法官員額制，對法官在編制限額內實行員額管理，確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審判一線，高素質人才能夠充實到審判一線。四是完善法官等級定期晉升機制，確保一線辦案法官即使不擔任領導職務，也可以正常晉升至較高的法官等級。五是完善法官選任制度，針對不同層級的法院，設置不同的法官任職條件。初任法官首先到基層人民法院任職，上級法院法官原則上從下一級法院遴選產生。

2.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

為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優化司法資源配置，“四五改革綱要”就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作出了安排。

賀小榮表示，這一制度的主要措施有四項：一是在管轄制度方面，通過提級管轄和指定管轄，確保行政案件、跨行政區劃的民商事案件和環境保護案件得到公正審理。二是在法院管理方面，鞏固鐵路運輸法院管理體制改革成果，將林業法院、農墾法院統一納入國家司法管理體系，改革部門、企業管理法院的體制。三是在機構設置方面，建立上級法院在重大、疑難、復雜案件較多的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工作機制。進一步推動環境資源審判機構建設。四是在法院設置方面，推動在知識產權案件較集中的地區設立知識產權法院。

3.健全審判權力運行機制

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這是司法規律的客觀要求。近年來，司法機關為完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進行了許多積極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內部層層審批，辦案權責不明等問題。針對上述問題，“四五改革綱要”將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作為關鍵環節，推動建立權責明晰、權責一致、監督有序、配套齊全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

賀小榮指出，在完善審判責任制方面，主要措施有五項：一是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機制。選拔政治素質好、辦案能力強、專業水平高、司法經驗豐富的審判人員擔任主審法官，作為獨任法官或合議庭中的審判長。完善合議庭成員在閱卷、庭審、合議等環節中的共同參與和制約監督機制。二是改革裁判文書簽發機制，主審法官獨任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不再由院、庭長簽發。三是建立科學合理、客觀公正、符合規律的法官業績評價體系，實現法官評價機制、問責機制、懲戒機制與退出機制的有效銜接。四是科學界定合議庭成員的責任，既要確保其獨立發表意見，也要明確其個人意見、履職行為在案件處理結果中的責任。五是建立法官懲戒制度，設立法官懲戒委員會，既確保法官的違紀違法行為及時得到應有懲戒，又保障其辯解、舉證、申請復議和申訴的權利。

賀小榮表示，主審法官、合議庭審判責任制與院、庭長的審判監督制約機制并不是對立關系。為了確保司法公正，“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進一步完善審判監督制約機制，主要措施有五項：一是在加強專業化合議庭建設基礎上，實行隨機分案為主、指定分案為輔的案件分配制度，建立分案情況內部公示制度。二是對于變更審判組織或承辦法官的，應當說明理由并公示。三是規范案件審理程序變更、審限變更的審查報批制度。四是規范院、庭長對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監督機制，建立院、庭長在監督活動中形成的全部文書入卷存檔制度。五是依托現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審法官、合議庭行使審判權與院、庭長行使監督權的全程留痕、相互監督、相互制約機制，確保監督不缺位、監督不越位、監督必留痕、失職必擔責。

4.加大人權司法保障力度

為強化對公民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和訴訟權利的司法保障，“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庭審為中心的審判機制，有效發揮審判對偵查、起訴的制約和引導作用，確保司法公正。

賀小榮表示，為了加大人權司法保障力度，“四五改革綱要”主要制訂了五項措施：一是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進一步明確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和標準。二是建立對被告人、罪犯的辯解、申訴和控告認真審查、及時處理的機制。完善審判環節重視律師辯護、代理意見工作機制。三是健全司法過錯追究機制，統一司法過錯責任認定標準。四是規范處理涉案財物的司法程序，明確人民法院處理涉案財物的范圍、標準和程序。五是進一步完善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在立法機關的授權和監督下，有序推進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

5.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去年啟動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和執行信息公開三大平臺建設。在前期工作基礎上，“四五改革綱要”對深化司法公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賀小榮表示，為了進一步深化司法公開，“四五改革綱要”主要制訂了四項措施：1.完善庭審公開制度。建立庭審公告和旁聽席位信息的公示與預約制度。推進庭審全程同步錄音錄像。規范以圖文、視頻等方式直播庭審的范圍和程序。

2.完善審判信息數據庫，方便當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線獲取立案信息和審

判流程節點信息。3.繼續加強中國裁判文書網網站建設，嚴格按照“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要求，實現四級人民法院依法應當公開的生效裁判文書統一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4.整合各類執行信息，方便當事人在線了解執行工作進展，實現執行信息公開平臺與各類征信平臺的有效對接。

6.明確四級法院職能定位

為合理定位四級法院職能，“四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建立定位科學、職能明確、監督得力、運行有效的審級制度。

賀小榮表示，這一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四項。一是進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級別管轄制度，逐步改變主要以訴訟標的額確定案件級別管轄的做法，將絕大多數普通民商事一審案件的管轄權下放至基層人民法院，輔之以加強人民法庭和訴訟服務中心建設，強化基層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職能。二是規范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系。完善提級管轄制度，明確一審案件管轄權從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轉移的條件、范圍和程序，充分發揮中級、高級人民法院通過提級審理重大、疑難、復雜和新類型案件，指導類案審判工作，確保法律統一適用的功能，壓縮個案請示空間。三是改革法院考評機制，廢止沒有實際效果的考評指標和措施，取消違反司法規律的排名排序做法，消除不同審級法院之間的行政化。四是推進最高人民法院內設機構改革，建立真正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職能的機構設置模式。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還將建立將本院作出的裁判轉化為指導性判例的機制，充分發揮其確保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維護國家法制統一的職能。

7.健全司法行政事務保障機制

賀小榮表示，“四五改革綱要”立足審判權的中央事權屬性，就健全法院司法行政事務保障機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舉措：一是配合中央有關部門，推動省級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統一管理機制改革。二是嚴格“收支兩條線”管理，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收取的訴訟費、罰金、沒收的財物，以及追繳的贓款贓物等，統一上繳省級國庫。三是推進法院內設機構改革。建立以服務審判工作為重心的機構設置模式和人員配置方式。完善人民法院購買社會服務的工作機制，凡屬事務性管理服務，原則上都要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會購買。四是深化司法統計改革，以“大數據、大格局、大服務”理念為指導，建立司法信息大數據中心。

8.推進涉法涉訴信訪改革

賀小榮指出，“四五改革綱要”提出建立訴訪分離、終結有序的涉訴信訪工作機制，主要措施有四項。一是完善訴訪分離工作機制，明確訴訪分離的標準、范圍和程序。二是建立就地接訪督導機制，創新網絡辦理信訪機制。三是探索建立律師為主體的社會第三方參與機制，增強涉訴信訪矛盾多元化解合力。四是推動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研究出臺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實施細則，切實發揮司法救助在幫扶群眾、化解矛盾中的積極作用。

三、落實和推進

賀小榮透露，為認真貫徹中央決策部署，有重點、有步驟、有秩序地抓好落實和推進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司法改革領導小組，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同志擔任組長，負責研究確定改革要點、審議改革方案、聽取進度匯報、討論重大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作為具體辦事機構，負責“四五改革綱要”的組織協調、實施推進、試點管理、督促檢查和評估總結工作，并及時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央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報告改革進展、請示重要事項。

賀小榮表示，“四五改革綱要”發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將配套推出貫徹實施方案，明確各項改革措施的牽頭部門和參加部門，科學確定路線圖和時間表，建立情況通報、督導檢查、評估總結制度，做到每項改革任務都有布置、有督促、有檢查，確保各項任務不折不扣完成。

第三篇：司法改革

申論熱詞：司法改革

廣東法院系統當前正推行一系列“去行政化”改革，頗受輿論關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鄭鄂表示，司法不公的原因絕大多數并不是因為司法腐敗。而“司法行政化是導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在性質、職能、權屬、運轉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區別，用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司法、運作司法，將不可避免地給司法的獨立性、中立性、被動性和程序性等，都帶來傷害。

應當說，司法高層曾對“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給予了關注。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出臺的《人民法院第一個五年改革綱要(1999-2003)》中，明確指出，“審判工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適應審判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嚴重影響人民法院職能作用的充分發揮。”針對此，在這個以及后一個法院改革“五年綱要”中，均不乏“司法去行政化”的具體舉措出臺。這10年的司法改革，大致可以用“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和“去大眾化”來概括。客觀評價，司法機關在“去行政化”上雖然作出過頗多努力，但進展始終不大。個中原因或就在于，這并不是最高法院一家所能決定的改革。比如，若取消法官們的行政職級，他們拿什么去套工資與福利?一個簡單的方案是，按司法職業的特點另立司法職級。而接下來的問題則是：誰認可你這一套?

不僅司法官員的去行政化步履維艱，司法活動的去行政化同樣阻礙重重。法院內部的“個案請示”被認為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典型表征。“法院改革二五綱要”曾明確要求應“逐步取消，并進行訴訟化改造”。但到了“法院改革三五綱要”，又變成了“規范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的請示報告制度”。用“規范”來替代了 “取消”，無疑是認同了行政化的“個案請示”，而在事實上將司法固有的審級制度給人為架空了。

這種改革的反復無疑在向我們傳遞出司法去行政化任重道遠的信息。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法院系統所堅持的去行政化實踐，顯得更加不易。當務之急，是如何將這些可貴的改革經驗向全省，乃至向全國法院系統推廣。這仍然需要頂層設計和自上而下的推動。司法體制改革的緊迫性，也不僅在于當下的司法公信堪憂。還因為中國是在司法權威尚未確立的基礎上，就遭遇到了一個自媒體時代。司法的信息壟斷、知識壟斷和權力壟斷被迅速打破，普通民眾也擁有了更多、更便捷評議司法的輿論平臺。司法一方面必須要面向民眾，另一方面，又必須盡快回到司法的原點，回到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憲法原則上來。司法去行政化是整個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絕不是最難的那部分。由此破局，當為可行的選擇。期盼“法院改革四五綱要”能夠正視和吸納廣東法院系統在去行政化上的諸多經驗，切實推動司法體制變革的到來。

第四篇：回到司法改革的真問題

回到司法改革的真問題

張千帆

司法改革斷斷續續進行了10個年頭，今天似乎走到了人們基本不滿意的地步。在法治國家，雖然官員腐敗也偶有所聞，司法腐敗還是十分鮮見的。但是在轉型中國的改革過程中，不僅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吃了原告吃被告”早已成了市井百姓耳熟能詳的詞語，而且腐敗方式花樣翻新、層出不窮。

譬如，一些地區的法官違規經營入股企業，竟雇傭職業經理人作為“替身經理”幫助打理。今年“兩會”期間，一位廣東代表當場揭露某市副檢察長到處濫用檢察權為自己撈好處，被老百姓稱為“打撈隊長”。

責任歸誰

10年改革不能說沒有成就，但是改革過程中確實出現了許多問題。問題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對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卻見仁見智，而不同的歸責方式決定了不同的改革方向。

一種歸責方式，是將司法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腐敗現象簡單歸咎于司法改革本身，認為過去10年主張的司法職業化造成法官高高在上、照搬法條、脫離群眾，致使司法判決不能“讓人民滿意”，主張法官“放下法槌、脫下法袍”，回到“田間地頭”、深入群眾辦案。

河南省高級法院就是推行“司法大眾化”的急先鋒，該院院長的一句名言是“你要穿法袍就和群眾保持距離了”。據說河南法院改革的第一項措施是推行“馬錫五審判”，以巡回審理、就地開庭、方便當事人訴訟為目標，同時重視調解和接訪，“爭創無赴京上訪法院”。這類改革不乏新意，但基調是回到改革前的司法政治化狀態，強調司法不僅不能獨立，而且需要加強政治控制和監督。

另一種歸責方式則針鋒相對，認為司法不公和腐敗恰恰是因為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司法公正的前提條件是法官作為中立裁判者的制度保障，而在權力干預無孔不入的制度環境下，司法腐敗只是司法制度不健全的必然體現而已。

10年司法改革確實產生了一些可見的成效，譬如警服換成了法袍，法官頭上大蓋帽不見了、審判桌上多了個法槌。但是說實話，改革的形式多于內容，不僅司法人員的思維和素質沒有根本改變，而且司法系統內外的權力結構都基本保持原樣，甚至因為司法改革引入法官的“三六九等”、業績考評等制度而加劇了權力干預的制度化。現在走“回頭路”不僅不能解決任何實質問題，而且將葬送本來已經舉步維艱的法治進程。

其實兩種主張都有各自的道理，而許多道理光說是說不清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論個人認同哪種主張，筆者都贊成放到實踐中去試試。一方面，筆者認為司法職業化改革確實淺嘗輒止、流于形式；在這種狀況下將司法腐敗的責任歸咎于司法改革，顯然是根據不足的——司法根本還沒有職業化，職業化之弊從何談起呢？

因此，筆者曾主張建立“司法試驗區”，給司法職業化一個真正的機會；到那個時候再論司法職業化的利弊，應更有針對性和建設性。即便反對職業化的人士也應該贊成這種主張，因為既然你們堅信職業化有害無益，那就等著看“洋相”好了，到那個時候你們會有更實在的“子彈”，而不只是像現在這樣放空炮。

當然，司法大眾化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的“試驗田”。筆者很高興看到河南省似乎已經成了這塊“試驗田”，并期待若干年后它能為我們評價大眾化的利弊，提供實實在在的證據——如果河南試驗確實可以被定性為“大眾化”的話。

不過在此之前，仍有必要保證這場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司法改革的真問題而非假問題上。

什么才是真問題

什么是中國司法改革的實質問題？

實質問題顯然不在于法袍或法槌這些外在形式。那些當初認為只要一穿上法袍、一拿起法槌，法治理念就從審判人心中油然升起的主張顯然是太天真樂觀了；假如那樣，服裝設計師和裁縫就能幫我們批量生產合格的法官。同樣，“放下法槌、脫下法袍”也未必意味著法官就不“脫離群眾”了；如果不健全的審判制度還是給審判者留下太大的腐敗空間，那么即便我們的法官都成“兩腿泥”，也照樣“吃完原告吃被告”。

雖然某些外部條件的改善或許是必要的，但筆者從來不認為司法職業化就是脫下警服和大蓋帽，更不在于造起外表氣勢恢弘的豪華法院大樓。一個稱職的法官當然不是不食人間煙火、只知道背法條的書呆子，當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深入群眾”、了解民情，因為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著名法學家霍姆斯所說，法律的生命確實不在于邏輯，更不只是名詞解釋，而在于經驗，在于具體的社會生活。司法職業化從來不是要免除法官熟悉社會、體察民情的義務，而是要將法治和公正的基本原則落實到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去。

事實上，如果說馬錫五模式的就地開庭、田間辦案有什么好處的話，最大的好處就是保證各方當事人尤其是相對弱勢的老百姓公開平等參與的機會。就地開庭也許可以節省一點成本、增加一點便利，但是這些好處似乎是極其有限的。如果法官可以像法律規定的那樣處理案件，中國的訴訟成本其實并不高，筆者也不相信農民等弱勢群體就沒錢去法院打官司。

問題是對他們來說，法院“門檻”太高，法院的“水太深”，他們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的幕后交易太多，這樣的官司他們確實打不起，更贏不了。如果我們的司法改革不能從制度解決這個問題，那么不妨試試就地開庭，這樣至少可以把法官從深不可測的法庭上拉出來，到外面“曬曬太陽”，或許有助于減少幕后操作。不過如果這招不靈，法官還是當著雙方的面說一套，背著某一方又做一套，或者不管各方怎么說，最后還得聽領導的，那么看上去再“草根”的審判（或調解）方式，也無助于司法廉潔。

換言之，關鍵不在于審判或調解在哪里進行，或法官穿不穿制服，而在于審判程序是否能按照現代法治原則做到基本公正；如果不能保證程序公正，如果當事人缺乏參與審判的平等機會，無論哪種形式改革都不能防止司法腐敗。因此，司法改革的真問題既不是法官究竟應該高高坐在堂上根據法條判決，還是下到田間和群眾共同斷案，也不是法官是否應該“脫

下法袍、放下法槌”，而是如何實質性地落實審判程序公正。

不錯，程序公正看上去只是一個“形式”，但是落實程序有形式和實質之分。筆者認為繼續糾纏于表面形式是徒勞無益的。司法職業化強調程序公正，但是程序公正顯然不等于法袍、法槌這些外在形式，也不等于法官高高在上的表面權威；司法民主化側重實體效果，但是這種效果顯然也不可能在形式上反其道而行之就能實現。

歸根結底，如果我們不能保證當事人的平等機會，如果法官不能履行避免單方接觸和幕后交易的基本職業規則，那么無論哪種形式主義改革都不可能實現司法廉潔與公正。

何謂中國特色

在司法大眾化和職業化之爭的背后，還隱藏著一個更為宏觀的“普世價值”和“中國特色”的立場分歧。那些主張大眾化的部分人士認為，司法職業化改革盲目崇拜西方主流模式，丟棄了中國過去幾十年形成的據說行之有效的傳統辦法，主張拋棄“西方崇拜”，強化上級對下級的監督和指導。

筆者不得不說，這種主張在本質上是要退回到人治時代，不僅違背了法治的基本規律，而且也是和30年改革開放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馳的。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崇尚法治不是崇洋媚外的結果，而是中國人民和政府在飽受人治和政治運動之苦后達成的一致共識。假如革命時代形成的某些政治傳統確實如某些人主張的那樣對于治理當代社會行之有效，那么中國當年為什么還要改革開放？為什么還要建立市場經濟和法治國家？

這種主張的根本錯誤在于將民主、法治、人權這些中國憲法明明白白規定了的東西作為“西方崇拜”，而將人治、政治控制、權力干預等中國憲法明確反對的東西作為“中國特色”。既然混淆了基本是非并早有前車之鑒，這種主張在中國的失敗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河南高院院長之所以主張“只能加強，不能削弱”上級對下級的監督指導，據說是因為“地方往往受到各種關系的干擾，上級的監督會使得下級法院判得更準確”。下級法院“受到各種關系的干擾”很可能是事實，但上級監督是否能排除干擾卻是一個大大的問號。難道上級法院就一貫正確嗎？難道上級不同樣可能“受到各種關系的干擾”？只不過進入這個關系網的臺階更高了、有能耐“干擾”的人更少了而已。

權力確實需要監督，但并非任何事情只要加上“監督”二字就變得清白乃至神圣起來，因為“監督”也是同樣會被濫用的權力，有些腐敗正是在監督過程中產生的。就拿那個“打撈隊長”來說，他撈錢的資本正是他作為檢察官所掌握的監督權。原來最高檢察院為了預防職務犯罪，授權檢察機關派人前期介入許多項目的招標投標過程，而正是這種“全程監督”方便了甚至可以說造就了檢察院中的某些貪官，就連那個本來和預防犯罪沒有關系的“打撈隊長”也來插一手。

由此可見，自上而下的監督雖不失為一種控權方式，但是絕非從源頭上杜絕腐敗的萬全之策；完全依賴上級監督非但不能消除腐敗，而且只能改換腐敗形式并將產生新的更大的腐敗。如果我們不能從制度上保證司法人員廉潔自律，只能依靠上級領導的個人品德、覺悟、能力和魄力，那么這不是從法治向人治的倒退又是什么呢？

如果河南省的各級司法機構只能靠加強上級監督才能維持基本廉潔，最終整個司法系統的廉潔都維系在一兩個領導身上，那么即便我們可以假定該省的高院院長不僅能夠保持個人廉潔，而且也有能力有效監督省內每年成千上萬的司法行為，這位院長過幾年退休之后河南司法怎么辦？如果這個問題的唯一答案就是“再找一個好院長”，那么這不是赤裸裸的人治又是什么呢？

在這種司法監督模式下，我們難道沒有理由為河南法治的前景擔憂嗎？如果正是這種憂慮讓我們10年前就在憲法中明確加入“依法治國”和“法治國家”這樣的基本共識，為什么10年后的今天反而有人出來公開質疑這個基本點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河南司法試驗的真正價值

預防司法腐敗的根本不在于自上而下的領導監督，而在于自下而上的社會監督。事實上，河南高院院長在這方面的作為值得大書一筆；筆者甚至現在就可以斷言，到這位院長退休的時候，他會發現這才是真正值得驕傲的造福河南法治的制度遺產。

據報道，除了法律規定不能公開的之外，河南高院的裁判文書已在去年底全部對外公開，不少中院的判決書也已經公開，據說所有基層法院的判決書到下半年也都要上網公布。“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審判和判決公開是防止腐敗的最有效制度。“名不正，則言不順”；如果判決有貓膩，那么任憑判決者巧舌如簧，判決書中必然會留下不能自圓其說的蛛絲馬跡，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腐敗判決必然逃不過社會大眾和法學界的檢驗。

這樣，無需上級勞神，司法腐敗通過正常的上訴和糾錯過程就基本消除了。這才是保證司法公正和廉潔的長久之計。當然，在法治基礎相當薄弱、人治依然相當嚴重的現實環境下，上級監督和指導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位有遠見的領導都不應以延續人治的方式行使權力，而是應該利用難得的機會建立推動法治進步的長效機制。公開判決乃至其中的反對意見，是司法改革早已應該做也完全可以做的事情，不這么做只能算是各地法院領導的失職。

司法改革雖然已進行了10年之久，但是實質性改革尚未起步——換言之，現在正是地方司法試驗大有可為之時。至于具體措施及其形式究竟利弊如何，一是需要時間檢驗，二是也未必存在統一的標準答案。調解也許能妥善解決河南大部分案件，但是北京、上海等省市的法院很可能還是得以判決為主，或至少發現調解并不具備絕對的天然優勢；某些縣城或鄉鎮的法官也許可以到田間地頭和群眾一起斷案，但是大城市的法官很可能還得穿著法袍端坐在審判席上判案。

因此，讓我們不要再為穿不穿法袍、拿不拿法槌之類的表面形式爭來爭去，也不要總是用“西方崇拜”、“本土國情”之類的標簽代替實質性論辯。河南高院正在推動的判決公開制度想必是河南乃至全國的法院一直都沒有的，判決不公開難道不一直是“中國特色”嗎？現在實行判決公開不正是典型的“西方崇拜”嗎？這種貼標簽、扣帽子的做法只能讓我們回避司法改革的真問題，讓我們的爭論變得徒勞、無謂甚至扭曲、誤導。

和經濟改革一樣，中國未來的司法改革仍然是“貓捉老鼠”的一場比賽。這場比賽曾經

淘汰了計劃經濟，讓我們發現了市場經濟這只“好貓”；同樣，各地司法試驗的競賽和淘汰也將幫助我們發現最適合中國或至少中國某個地方的法治模式。

筆者最后只想強調，司法改革不僅需要解放思想，而且也需要建立客觀、公正和公開的評價標準。任何改革的成效都不是改革者自己說了算的，人民永遠是改革的最終決定者和推動者。經濟改革是如此，司法改革也是一樣；地方司法改革的成效顯然不能只由當地高院院長說了算，而是應該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下讓全國的媒體、學者、當地的法官和老百姓等多方共同參與決定。

在一個基本公正的評價體系下，中國司法改革雖然舉步維艱，但前景依然是光明的。（作者為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

第五篇：司法改革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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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解析

按：本文發表在今天《南方周末》的“大參考”版。由于種種原因，有些刪節，是所謂“潔本”。按照慣例，這里發表的是完整本，也恢復了原題（南周版的題目是“司法改革的難題與出路”）。一些觀點仍然是嘗試性的，期待各位朋友尤其是“民主化”一派的朋友再作切磋。

摸起石頭過舊河

1999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組織了一次題為“依法治國與司法改革”的研討會。跟那段時間舉行的許多有關司法改革的研討會一樣，法學所的會議上也是洋溢著一派樂觀的情緒。一年多之前，中共十五大報告以前所未有的高調正式提出司法改革的命題：“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學術界以及司法界對此都頗為興奮，以極大的熱情為改革出謀劃策。不過，在那次會議上，我個人對于司法改革的前景卻沒有表達樂觀的看法，其中的原因，一是對于司法改革究竟朝向怎樣的方向尚缺乏基本共識，二是，在政治體制以及意識形態的約束條件下，司法改革能夠走多遠自己沒有把握。我的發言用了一首題為“司法改革感言”的打油詩作為結束：

棋局交困兵馬車，法眼迷離儒道佛。

廟堂新招頻頻閃，摸起石頭過舊河。

歲月如白駒過隙，一轉眼，將近十年的時間就過去了。今天，司法改革大致上處在一種猶豫彷徨的狀態。十多年來，司法界甚至人大出臺了很多的改革舉措，但是，由于對于改革的目標以及實現的途徑等方面缺乏共識，不少措施相互沖突和抵消，并沒有產生“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效果。改革的持續沒有提升司法的地位，人們看到的反而是司法權的愈發邊緣化。技術思路的改良也由于大框架本身的阻卻而難以在整體上推進社會正義的實現，曾經響亮而激動人心的口號也逐漸變成一種若隱若現的微弱回聲。司法公正的話語曾經讓國民對司法界充滿期望，但是一些承諾實際上是法律界所難以獨立實現的。在許多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中，人們看到的仍然是司法屈從于外部權力，律師的辯護權受到種種限制，司法程序扭曲，導致案件得不到公正的解決。抑有進者，有關司法腐敗的報道頻頻出現，更動搖了國民本來就不甚堅定的法治信念，不少人轉而呼喚回歸到某種人治。“摸起石頭過舊河”，此之謂也。

回歸大眾司法？

去年11月，針對可能沉冤十馀載的聶樹斌案件，何兵教授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文章，認為之所以冤案頻仍，根源就在于法官對于司法權的壟斷和人民參與司法的缺乏。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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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司法改革的根本性錯誤在于，司法改革在部分學者的錯誤引導下，在法官群體的有意推動下，走上了所謂職業化的路線，司法與人民漸行漸遠，人民失去了對司法權的最終控制。司法職業化努力并沒有帶來人們所想象的廉潔、公正的司法，相反，一個維護自身利益勝于維護社會正義的法官群體正在形成。為此，本案給我們最大的教訓是，必須堅定不移地打破法官群體對司法權的壟斷，通過各種秩序化的民主手段，實行人民對司法權的有效控制。（2007年11月3日《南方都市報》）

無獨有偶，近來的一些信息也顯示官方有意強化“司法的平民化”，以此糾正“職業化”帶來的弊端。某省高級法院甚至發文在全省法院推行“馬錫五審判方式”，城市廣場、田間地頭又再現法庭審判，據說旁聽的人民普遍稱贊云云。但是，如今司法權威不彰、誤判連連的原因果真是因為司法改革“走上了所謂職業化的路線”所致么？司法的高度職業化一定意味者“與人民漸行漸遠”么？那些貌似新招實則故伎的舉措能夠推進司法的公正性么？我認為，這樣的判斷完全是藥不對癥，甚至是所謂“殺頭以治斜眼”。中國的司法之所以無從履行運送正義的使命，不是因為它的職業化，恰好是因為它的非職業化。

什么是司法職業化

也許首先我們需要正本清源，討論一下所謂司法職業化的含義。在我看來，司法職業化的含義無非是強調在司法制度設計和司法權行使過程中的專業化，其基本內容已經在近年來的相關討論中得到了清晰的揭示。這里不妨作些簡要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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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當事人沒有提起的事項不得作出裁決，要盡可能地讓當事人自己搜集和提交證據，法官不可以過分主動地行使權力，只能坐堂問案，從而最大限度地將判決變成一種當事人之間競爭的產物，這樣在客觀上也減輕了司法決策者所承受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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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局局長位居黨委常委，而法院院長或檢察院檢察長在黨內位置卻日趨邊緣化，導致憲法所規定的“一府兩院”體制、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和檢察權的設計無從正常運行。例如，刑事案件，許多冤案的發生都是因為在審判環節上法院只能接受而不能否定公安部門的結論。司法界形象的說法是，“公安局是做飯的，檢察院是端飯的，法院是吃飯的。”聽上去法院好像很省心，但是問題在于，公安做什么，你也只能吃什么。

正是在這種不獨立的體制下，法院和檢察院就只能迎合外部權力的需要，尤其是遵從同級黨政的指令，成為地方利益的守護者。某些涉及到地方企業利益的案件，法院一味地袒護本地當事人。行政訴訟方面，百姓起訴本地政府，每每讓法院如坐針氈，因為判決政府敗訴是法院難以承受之重。對于官員的腐敗行為，沒有黨委的認可，檢察院難以主動出擊，多年來不斷反腐，但是腐敗卻愈演愈烈，檢察權的不獨立正是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司法權的這種諸侯化使得地方主要官員一手遮天，中央無法有效地獲取各地信息，尤其是由于地方政府原因所導致的民怨難以得到公正處理，于是導致上訪特別是到北京的控訴者連綿不絕，為了維護政府形象所進行的驅趕又招致人們對于中央的抱怨和失望，在那種道路奔走、權門呼號的過程中，民怨不斷積累和加劇，社會必然處在干柴近烈火的危險邊緣。

雖然缺少定量的分析，但根據自己近二十年的觀察，我們太多的案件之所以處理不公，之所以引發不斷地上訪，或者說從整體上看司法之所以難以回應國民對于正義的渴望，部分的原因是因為職業化程度低下，更多的原因則是司法不獨立，法律之外的權力左右著司法，“憑云升降，隨風飄零”，完全無從知曉它所依據的規范究竟是什么。所以，通過改革，有效地改變司法權的地方化實在是一件時不我待的大事情。

民主化與職業化

在我們這樣的共和體制下，國家權力應當以民主的邏輯建構當然是毋庸置疑的。司法權作為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接受人民監督也是順理成章的。但是，自從古希臘以來，民主與司法之間的關系就呈現出相當復雜的面向，難以作出簡單的判斷。這里提出幾個關鍵問題，以為進一步討論的線索。

首先，民主化與職業化是否是一種對立的關系？司法職業化強調的當然是一種精英化的制度建設思路，但是，真正的精英化所追求的方向卻是良好的社會秩序，而政治層面上的民主解決的是立法過程中的利益安排以及政治權力分配的標準和方式。可以說，隨著現代化的展開，政治民主化與司法職業化已經成為緊密關聯、唇齒相依的關系了。但是，關系緊密并不意味著可以相互取代，例如，我們無法想象案件的處理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加以解決。前面我們對職業化含義的討論已經表明，職業化解決的主要是限制司法恣意、確保司法公正，它與民主化所指向的并非同一目標。一個好的制度環境能夠使二者并行不悖、相生相濟，而壞的制度下卻是不共戴天、相害相斥。

其次，民主在司法領域中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實際上，如果說有司法民主化這件事情的話，最重要的就是法院所適用的規范是民主機構所制定的；司法界嚴格地依據體現民意的立法判決案件正是民主在司法領域中的最要緊的體現。相反，如果讓法院在法律之外，再求諸一時一地或者一案中的民意，讓法官超越法律去判斷怎樣的判決更符合人民利益，那么不僅僅使得案件的判決存在著無可名狀的任意性，而且憲法和法律作為通過民主過程提煉民意所形成 4頁共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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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規范就變成可有可無的空文。遵從立法之外，民意機構還必須對于司法機關的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這類監督體現在人事任免、處理對于司法官員的控告以及確保司法獨立不受其他權力損害等方面。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民意機構對司法的監督也必須遵循立法、依據嚴格的程序進行。民主在司法領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