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我國檢察體制改革的思考

對我國檢察體制改革的思考

檢察體制改革是司法體制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本文就檢察體制改革的有關問題，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闡述，以期拋磚引玉。

一、現有體制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實際施行的雙重領導體制，檢察機關的人員管理、經費來源、職務任免等等受制于地方黨委、行政部門和權力機關以及自身機構設置的不合理，使檢察機關難以獨立、高效地行使檢察權。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人員管理地方化。

檢察機關在人員管理上更多的受制于地方黨委和權力機關。檢察機關的上下級領導關系實際上只是一種業務指導關系，有時候甚至出現了檢察機關自己的人員上級檢察機關調不動的奇怪現象。

2、經費來源本地化。

現在檢察機關經費主要來源于本地區的財政部門，當地財政直接控制著檢察機關的經費，“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導致了檢察機關對所在行政區域的強烈依賴性。一旦檢察機關觸及到本地區的利益時，本地區的行政部門有可能會打著“為本地區經濟發展保架護航”等旗號，以檢察機關經費相威脅，出面干涉。

3、管理集權化。

檢察機關各機構辦案均實行首長負責制，權力過度集中，辦理案件的各個環節，從立案、偵查到決定起訴不起訴或撤案； 層層請示匯報，層層審批把關。因而案件的請示匯報等待過程比調查取證的過程要長得多，造成辦案期限超過法定期限。層層把關中有的因無法定程序依據，處理意見難以載入訴訟法律文書，不僅影響了下級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而且導致責任主體不明晰，一旦案件辦理質量有問題，由于責任權利的分離、分散，根本也找不出最終決定的直接責任者。

4、機構設置不科學，行政色彩過濃。

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檢察機關的機構設置沒有從突出法律監督的特色上進行系統化的設置，與職能不相吻合，部門過多，分工過細，檢察權配置不合理，重復勞動大量存在，工作效率低下。現有的檢察體制完全將自偵、批捕、公訴、法律監督等檢察權割裂開來，導致案件在不同部門之間反復流轉，相互扯皮，既浪費了司法成本，又不利于工作開展。（2）職能與事權劃分不合理，偵查監督和公訴部門案件多，權力也相對集中；而瀆職侵權和監所檢察部門則是工作量不大，人浮于事。這種現象在基層檢察院尤為突出。（3）機構設置上行政與業務不分，行政色彩過濃。檢察機關行政部門與業務部門定位不明確，部門之間人員可以自由流動，造成了部分具有法律職稱的人員在從事行政工作，而某些不具備法律職稱的人卻在業務部門從事檢察工作。這種混亂的現象既損害了檢察官的法律地位和社會形象，又違反了法治原則。

二、現有檢察體制造成的弊端

1、不利于實現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

當國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發生沖突時，檢察機關往往維護的是地方利益，導致檢察機關執法日益地方化。同時，一旦涉及到查辦地方重要黨政領導干部的案件，檢察機關往往受到各種堂而皇之甚至強制命令等不正當的干擾，其結果就是導致案件的不了了之，檢察機關獨立行使檢察權成了一句空話。因此，社會公眾對檢察機關執法的公正性越來越顯示出疑惑。

2、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現在的許多案件，尤其是經濟案件越來越復雜，而由于機構設置的不合理，除了法定程序，案件的辦理還需要經過更多的內部環節，這無疑是對司法資源的浪費；加上受領導精力、水平、作風等因素的制約太多，更容易使案件的期限無端拖長。在現實的雙重領導體制下，檢察機關還要執行地方上的各種與其職責不相稱的任務，而部門設置的行政化也使得一部分業務骨干“不務正業”，牽扯了檢察機關的大量精力。

3、不利于發揮出檢察人員的主觀能動性。

現實中，業務骨干不一定能夠成為某一部門的負責人，而部門負責人則不一定都是業務骨干。在個案的最終處理上，辦案人的個人見解可能被融入集體意見中，也可能被放置在一邊。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真正意義上調動起廣大檢察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

三、檢察體制改革的幾點建議

1、實行“檢察一體化”的垂直領導體制。

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檢察機關實行的是垂直領導體制，這種體制的主要表現是：（1）各級檢察機關對外是一個整體，每個檢察機關和檢察官的活動都是整個檢察系統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2）上下級檢察機關和上下級檢察官之間實行上命下從制。（3）地方各級檢察機關和檢察官不受任何權力機關或政府部門的約束。實踐證明，這種體制對保證法律的統一實施，有效打擊犯罪，防止地方勢力保護主義的不正當干擾，具有明顯的積極作用。具體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1）加強和改善黨對檢察工作的領導，將黨對檢察工作的領導權交由中央統一行使，地方各級黨委只對同級人民檢察院黨組實行監督；（2）改變現行的組織人事、管理制度和檢察官的產生方式，使檢察官的任免、晉級、獎懲與地方脫鉤；（3）檢察機關經費由中央財政作為專項支出實行單列，由上至下逐級下撥，保障檢察機關經費獨立；（4）重新劃分司法管轄區，使其不與行政轄區重合一致。

2、大力推行主訴檢察官、主辦檢察官制度。

這是檢察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其核心是將檢察機關傳統的行政管理模式轉化為司法業務運作模式，將集體負責制轉化為檢察官個人相對負責制。主訴、主辦檢察官制度的施行，使得真正能辦案、能獨立出庭的檢察人員走上第一線，而不從事或不能從事辦案工作的人員則成為行政、后勤或司法輔助人員。實踐證明，主訴檢察官、主辦檢察官制度的推行對有效解決當前我國檢察體制層面存在的權力配置不適當，內部管理行政化，檢察隊伍非職業化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3、完善檢察機關的機構設置。

機構的設置需要遵循下列原則：（1）符合檢察職能整體格局的原則，使機構設置更為協調、合理，進一步突出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最終形成結構合理、權責分明、管理科學、精干高效的檢察體制。（2）精簡、統一、效能原則。通過精簡機構，將職能相近的機構整合為一個部門，以提高工作效能，改變官多兵少，人浮于事的現象。如將現存的按訴訟環節而設立的審查批捕、審查起訴部門統一于同一機構，讓同一檢察官行使，避免以往因重復勞動而造成人力及時間上的浪費。（3）檢察同司法行政事務相分離的原則，要按照司法機關建設檢察機關，逐步減少業務管理工作中的行政色彩，增強檢察機關的司法屬性。

4、建立健全監督制約機制。

從我國實際出發，可以從三個方面加強對檢察權行使的監督：（1）切實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和上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活動的監督。（2）通過建立專門的監察機構，負責對辦案人員執法情況和辦案的質量進行監督，加強對不起訴制度的監督制約和進一步完善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監督制約制度等加強內部監督。（3）完善檢察機關的內部制約監督機制。既要發揮檢察官的主觀能動性，又要加強制約，作到權責分明。首先要加大對檢察人員違法、失職行為的懲戒力度；其次，實施錯案責任追究制，以促進檢察官嚴格、公正執法。

當然，我國檢察體制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立足于司法現狀，循序漸進。但是，改革勢在必行，畢竟，改革和完善我國的檢察機構設置是依法履行檢察職能，進一步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的基石。

（作者系靖宇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作者簡介：高峰，男，漢族，研究生學歷，1960年11月1日出生。1977年7月參加工作，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89348部隊服役。先后在吉林省撫松縣公安局任民警、交通警察中隊中隊長、辦公室主任、副局長、局長等職務，2005年1月至今任吉林省靖宇縣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職務。1990年10月20日加入中國共產黨。2003年7月吉林大學法學院研究生畢業。

第二篇：關于我國水利體制改革的思考

關于我國水利體制改革的思考

“水利體制改革”，難！我國地大物博，大江、大河、大湖，比比皆是：灌區、水庫、塘壩，星羅棋布。怎么改？還真有點“剪不斷，理還亂”的勁兒，關鍵是要尋找改革的突破口。

變“大鍋水”為“商品水”

前不久，記者輾轉江蘇里下河地區采訪。說起三河閘的管理狀況，一位工程師面露難色———管理處百十號職工，現在吃飯都吃不飽，“一方面，蓄水成本逐年增加，吃飯人數逐年增多，而國家水利資金有限，水價極低，坐吃山空。另一方面，管理上缺乏水商品意識，遇到澆灌時節，政府通知放水我們就放水；放多少，怎么放，很少考慮。兩面夾擊，日子難過呀！”

由于是“大鍋水”而不是“商品水”，水毀工程在全國相當普遍。記者今年回安徽老家探親，兒時釣魚、嬉戲的深溝早已淤塞；昔日水流潺潺、縱橫阡陌的渠道杳如黃鶴。

水利部計規司司長陳雷分析，由于農村水利體制改革滯后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一部分水利工程設施處于建、管、用相脫節，有人用、無人管或鄉、村“松散”管理的 狀況，水利工程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水利資產或閑置或流失，工程老化失修和效益衰減的問題十分突出。必須變“大鍋水”為“商品水”，才能“以水養水”！“以水養水”，就是通過管理體制的改革，把水推向市場。通過市場養水，壯水，造福于民。“以水養水”遇到的首要問題，是觀念。

河南省方城縣副縣長李守強說到這個問題時，態度嚴肅。前年，他在農村調研時，遇到一個農民講：“水庫是俺爹修的，水是天上下的，渠道占了俺的地，水費我不應該交。”

應該說，李副縣長遇到的這種情況在全國有相當的普遍性。改革的困難，不僅來自用水者，還來自水利部門。記者走訪過安徽、江蘇等地一些灌區及具體的渠、閘管理處。大大小小的負責人一見記者，大嘆苦經。可事實上，他們卻手捧金子一般的“水”等飯吃……

大處著眼，小處落筆

“以水養水”，要有措施。要大處著眼，小處落筆。水改，工程浩大，頭緒繁多，從水利設施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改革的角度切入，體現了改革的循序漸進。

我國水利工程，多數由國家和集體投資、群眾投勞興建，隨著農村生產關系的變革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農業生產由集體經營轉變為家庭經營，原來屬于國家、集體所有的水利工程管理的難度，制約了工程效益的發揮。水改，就從這里入手。

河北省元氏縣晏莊村處于太行山山前平原極度貧水區，1985年以來，由于持續干旱，淺層水枯竭，機井大部分報廢，全村近2000畝土地因缺水而變成“望天 收”。專家考察后斷言，解決該區水源的根本辦法只有打深井，但該地深水層在300米以下，成一眼井少則30萬元。這對一個集體收入年僅1.05萬元，農民 收入人均不足1000元的村來說，不啻天大的困難！1996年4月，村支部書記齊勝川站出來牽頭，聯戶以股份合作制形式籌建深井工程，不久，國家的一部分 投資也進入了這個公司，工程有效澆灌面積達到1500畝，并實現了噴灌。

如今，晏莊股份制供水工程成了“國家—集體—個人”聯合型股份制供水工程。供水的公司化運作，國家受益，集體受益，農民也受益。

不僅河北省在探索水利工程的改革，而且黑龍江、山東、河南等省在水利工程產權制度改革方面也進行了積極的探索。通過“拍賣、租賃、承包、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等方式，明確所有權、拍賣使用權、放開建設權、搞活經營權，盤活了存量資產，調動了工程所有者的積極性。

“農民用水者協會”，水改的新衣

相伴著水改的腳步，1999年河南省南陽市鴨河口灌區的農村大地上，冒出了“農民用水者協會”。呼啦啦，灌區一共冒出了14個農民用水者協會，選舉產生用水戶代表309名，他們代表灌區44612戶用水戶，灌區用水戶成為灌區田間水利工程設施管理的真正主人。

“農 民用水者協會”的成立，是鴨河口灌區管理局精心策劃的結果。他們對灌區內水利設施配套比較齊全，村級領導班子健全，發展水利信心足的地方，把支渠以下田間 管理工程的經營權、管理權完全交給用水戶，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獨立核算。協會作為社團組織由民政部門登記注冊，具有法人資格。新變化出現了。改制前，“一年建，二年毀，三年澆地不通水”的狀況不見了，農民把水利工程當作自己的財富，精心管護，工程完好率由原來的85％上升到 97％。過去是農民用水，政府報水，管理單位放水，而灌溉無人管，秩序混亂，強水霸水，時有發生。現在，“上游咽，下游涸”的局面不見了。農民用水開始自 己

申請水票，持水票抽水。農民滿意地說，“協會好，協會好，有了協會有水澆，莊稼豐收不愁了。”

其實，改革帶來的新變化又豈止發生在鴨河口灌區呢？實施水改的地區，都出現了新的面貌……

水改，改變了人們的水觀念；水改，改出了水利的效益；水改，改出了農民的節水意識；水改，還改出了農民的增收。

第三篇：對檢察改革的思考

對檢察改革的思考

內容摘要：檢察改革應當是目標明確，方法得當。檢察機關在面對社會輿論批評時，檢察改革更應冷靜、沉著，在浮燥之下實施的改革，往往導致的檢察工作成本不斷增加，改革的效果卻不能縮水。

關鍵詞：檢察改革思考

對檢察制度科學、合理的改革是民主和法治推進，人民群眾司法需求日趨提高的必然要求，是解決檢察制度滯后，并不斷提高司法服務質量的有效途徑。對現存檢察制度進行改進和革新，旨在通過合理、科學的揚棄，保存現有制度合理的因素，拋棄不合理因素，引進具有時代特點的先進因素，使制度在貼近現實的基礎上，為時代更好服務，讓我國檢察制度充滿生機與活力，不斷走向完善與健全。當前的檢察制度改革應當緊扣“檢察工作怎樣科學發展”這一命題，圍繞建設公正、廉潔、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積極穩妥地推進。筆者結合具體司法實務就當前檢察改革談一些不成熟觀點，拋磚引玉，以期斧正：

一、當前檢察改革從四個方面進行

近年來，檢察改革內容豐富、成果豐碩，對這些改革成果進行分類，檢察改革主要圍繞四個方面推進。

（一）政治方面，進一步加強黨對檢察工作的領導。這是檢察改革的前提和背景。政體服務于國體，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內容和形式方面的一個科學命題。一個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是為國家的階級統治服務。因此，檢察改革在宏觀上必須保證黨對政法工作的強有領導，微觀上要保證檢察權運行中，黨的領導不被削弱，確保檢察權更好服務于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檢察機關恢復重建30年來，始終遵循這一基本原則推進改革，確保檢察工作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指出：“堅持正確政治方向，關系政法工作的成敗。” 通過檢察改革堅定干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增強干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理論認同、感情認同。自覺增強建設、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自覺性、堅定性。

（二）使命方面，充分行使好法律監督權，確保監督力度。《憲法》賦予檢察機關的是法律監督權，其內涵是要求檢察機關在國家政權所轄之處，保證國家法律的統一和正確實施，這是檢察機關的政治使命，也是檢察機關存在的價值基礎。從現行檢察制度改革的意義和規模看，使命方向的改革是重中之重。通過檢察改革，不斷提升監督能力，加大監督的力度，確保在法律授權范圍內，監督在橫向和縱向上得到拓展，最大限度將法律賦予的權力行使到位。通過改革找準檢察機關的憲法定位，落實好“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的檢察工作主題。在使命方向的改革主要從兩點進行：一是完善，即針對不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司法理念和體制、機制進行改進；二是創新，即針對現行法律、法規的缺失，從司法層面進行大膽的探索。著力增強法律監督能力，便于檢察機關敢于監督、善于監督，更好的擔負起維護公平、正義的重任。

（三）質量方面，確保檢察權的公信力。權力是一柄雙刃劍，失去監督的權力就可能被濫用，從而導致公信力的喪失。在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緊緊圍繞“建設高素質政法隊伍，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組織保證”的基本要求，切實加大了內部監督制約機制改革、建設，不斷提高自身免疫力，增強拒腐防變能力。對檢察權 1

運行加大事前監督、防范力度，防止檢察權因人的異化而越軌，真正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凈，以更高的標準、更嚴的要求、更加有力的措施，全面加強檢察隊伍建設，確保嚴格、公正、廉潔、文明執法。近年推出的不訴、不捕備案制，自偵案件逮捕權上提一級等制度，就是從檢察權最為敏感、人民群眾最為關注的焦點入手采取的一系列內部監督措施，其實質就是從制度上保證檢察權高質量行使，切實增強公信力。

（四）程序方面，確保檢察權以看得見的方式運行。現代司法提出，不但觀注結果，更要觀注過程。不但要結果的公正，還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公正的結果，這是對司法活動規律不斷深入認識的結果。雖然程序的公正，并不必然導致實體一定公正，但是可以最大限度防止實體不公正。在一個看得見的公正程序下即使存在不公正的實體，隨著人們的理性思維提高，其產生的負面影響會逐步縮小。由于權力是最容易引起暇想的空間，在一個不公正程序下產生的實體，誰也無法感受和評價他是否公正。因此在程序方向透明度上進行的改革，是檢察權質量和公信力的保證。這方面的改革有檢務公開，不捕、不訴說理制，人民監督員制度等。

觀檢察改革的四個方面，互為一體，政治方面是前提，起著綱舉目張的作用，使命方面是落腳點，是檢察機關存在的價值基礎，質量方面與程序方面是兩翼，起著保障和保證作用。保障是為法律監督的力度服務，保證是防止權力異化、越軌，為監督質量服務。

二、當前檢察改革中存在的不合理及消極因素

（一）檢察改革存在被動、滯后現象。隨著人民群眾法制意識提高，思考問題能力增強；科技發展，互聯網使用，媒體監督力度加大。這些因素綜合作用，一旦檢察權運行存在問題，批評的聲音隨后就會跟上。這種批評既包含著人民群眾對檢察工作的關注和喝護，也包含著對檢察權如何進行有效監督的期望和質疑。人民群眾及社會各界對檢察權的正確行使以及進行有效監督的廣泛關注，是社會的進步，也是檢察改革的動力和源泉，也正源于此，檢察改革往往是在一種被動狀態下推進。為了盡快釋放輿論壓力，有的改革顯得倉促，思考不夠深入，導致個別改革舉措的出臺缺乏前瞻性，可持續性，存在痛頭醫頭，腳痛醫腳，治標不治本，甚至被理解為為應對輿論呼聲的暫時性措施。如針對捕后不訴率過高，推出不訴率限制措施，是在對不訴原因調研欠深的狀況下進行的改革。依法不起訴是法律賦予檢察機關公訴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檢察機關依法終止訴訟程序的決定權。從司法實踐看，捕后不訴的原因是多元的：有法律的變遷，舊法入罪，新法出罪，按從新兼從輕的原則不訴；有批捕時從寬條件不具備，捕后當事人受到教育，積極履行應盡的義務，取得受害人諒解，從寬的條件具備，從有利于社會矛盾化解，依法兌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作不訴。在原因未找準，片面理解數據反映的內容，匆匆推出措施，會及大制約改革效果。導致某些改革，雖然緩解了社會輿論壓力，但無助問題的解決，還讓工作變得被動，進一步給輿論留下暇想空間。

（二）部分改革成本加大，效果縮水。筆者是基層檢察院偵查監督科負責人，深刻感受，每一次涉及偵查監督的改革，就是一次工作量的增加。有的改革出現 “成本加大，效果縮水”。從高檢院公布的有關辦案業務工作數據顯示，基層檢察院承擔80%工作量，基層檢察院大都為辦案所困，疲于辦案，另一方面還有辦案之外大量工作等待開展。就以偵監科為例：需要開展立案監督、介入引導偵查、增捕漏犯、監督偵查活是否違法等，還要準備目標考核和規范化建設資料，辦案

之外的工作名目繁多。而基層檢察院因人員斷檔，在業務部門工作的人員是精簡再精簡。一方面是人力資源短缺，人員補增困難，甚至為兼故其它工作還要進行精簡；另一方面是工作量不斷膨脹，人員長期處于超負荷運轉。這導致改革的效果不斷縮水。縮水因素有二：一是無法顧及辦案之外工作，好的工作措施難以執行到位，取得好的效果；二是一些不成熟的改革措施又增加無謂工作量，進一步加劇基層院工作質和量之間的矛盾。如近期推出的自偵案件逮捕權上提一級制度改革，該制度在設計上，沒有為下級偵監部門設計審查時間，要求下級偵監部門提前介入和報送前進行審查，下級偵監部門審查意見與偵查部門的提捕書同步報送，明顯悖逆訴訟的發展規律。運作的結果是偵監部門的審查意見書粗糙，不能為上級的審查批捕發揮基礎性作用，工作量增加，效果縮水。

（三）部分改革雖然犧牲了效率，但公信力并未上去。辦案質量是檢察工作生命線，而公正和效率則是檢驗辦案質量的兩條主線，公正是辦案質量的本質屬性，是公信力的保證；效率是辦案質量的時效要求，確保公正得到及時實現。公正是要將真象弄清，必然需要時間，在司法實踐中，二者往往表現為排斥。但是公正是第一位的，不能以追求效率，犧牲公正。失去公正，公信力就會受到質疑，檢察權存在的價值基礎會受動搖。效率必須建立在公正基礎之上，是公正的效率。因此二者之間存在矛盾時，往往采取犧牲效率保證公正。在檢察改革中，應當說也秉承這一原則。在一些改革中，雖然加入了繁瑣的程序，以犧牲效率保證公正，但實質效果并不佳。以人民監督制度為例，這一制度是為應對輿論和專家質疑自偵案件檢察機關“一攬包干”，解決誰來監督問題推出，是為提高公正的公信力。暫不論該制度運行實際效果，單從今年又推出自偵案件逮捕權上提一級，就說明以人民監督員制度來應對輿論和專家質疑誰來監督自偵案件的問題不是很成功，仍然沒能消除人民群眾對自偵案件檢察機關“單干”，導致監督可能會處于真空狀況產生的顧慮。再拿自偵案件中，查處一定級別的干部要向同級黨委匯報制度，這一制度設計本是要在黨委領導下，加大反腐力度，可在一把手信念動搖，服務意識減退的地方。卻出現腐敗越來越深刻，人民要求越來越強烈，干群矛盾越來越突出，可是檢察機關查處職務犯罪卻難有作為的怪現象。這項制度設計是以權力約束權力，在看到權力積極的一面時，忽視了權力消極的一面，導致一個權力獨大后，增加其走向對立面的可能性。從而造成本加大，效果不佳。

三、如何提高檢察機關改革的質量

要想提高檢察改革的質量，就得從宏觀上明確檢察改革的目的，從深層次的原因著手，結合人民群眾對民主和法治意識的認知度，循序漸進推進檢察改革。改革要在《憲法》原則下進行，對現有的制度進行揚棄。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在黨強有力領導下，法律監督力度大，監督質量高，自身清正廉潔，群眾公信度好的檢察機關。在檢察改革上，應注意四點：

1、既要把握好改革的政治方向，又要防止權力臨駕法律之上。黨的領導是檢察改革必須堅持的政治原則，一切改革都是在有利于加強和改進黨對檢察機關領導下進行，離開這一原則，改革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但是在堅持黨的領導下，也要防止變異權力利用檢察機關臨駕法律之上。近年來，出現了重慶“彭水詩案”、安徽省阜陽市潁泉區“白宮書記案”等一系地方黨委書記利用領導權指使檢察機關打擊異已，辦錯案，甚至有意的辦冤案，雖最終在輿論壓力、高層觀注下得以糾正（雖然說是少數，可能存在以偏概全）。但權力擴張、濫用的結果讓人膽戰心驚。因此，加強黨的領導，對一些不合理制度進行再審視，讓其變得更加合理。在檢察機關接受地方黨委的領導上，既要看到該制度積極的一面，對潛在消極性也不能忽視。在該制度的設計上，應當全面考慮，在確定地方黨委對檢察機關的領導權實現下，又要對領導權劃出鴻溝；既保證黨的領導權到位，也要防止變異的領導權越位。建立的是在黨的原則下，法律范圍內的服從體制，而不是屈于權力的盲從體制。防止權力在一個地方翻來覆去越軌侵權，這不僅是為了保障人民利益至上的實現，也是對權力行使者的保護。

2、正確面對輿論，冷靜進行改革。

沒有最好的制度，只有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從而不斷完善的制度。因此，面對社會輿論質疑檢察機關存在的問題，既要重視，也要正視。在針對問題進行改革時，要冷靜，防止面對輿論急燥，在調研不深的情況下進行改革。應當深刻分析原因，在分析問題透，找到的問題準的前提下，系統的、有深度的進行改革。要堅決防止今天改革，明天推倒的現象發生。事實上檢察機關存在的一些問題，關鍵不在檢察機關，而是體制不完善，立法瑕疵所至。這種情況下，通過檢察機關小改革，無濟問題解決，其結果是工作量無謂增加。如當前人民群眾對判決不公反應比較強烈，而檢察機關審判監督又極為乏力。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不是檢察機關不監督，而是立法瑕疵導致無法監督。《刑法》規定量刑幅度過大，量刑情節過于模糊，連審判機關都認為準確量刑是司法上的“歌德巴赫猜想”，系統內都難于把握。在這樣的法律背景下，作為從體系外進行監督的檢察機關，怎么開展有力的監督，需知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必須是以“法”服人。因此當立法一旦完善，可操作性增強，監督的力度會得到及大的改善。

3、將改革后的辦案成本列入改革方案的評價指標之一，考慮改革后干警工作的量與工作精力相適應。現行的改革是，每一次改革的推出，就是一次工作量的增加，改革在設計上，將干警的精力建立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理想模式上。這種只觀注“物”，而忽視“人”的改革，與唯物主義是相悖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推出的改革，當干警精力無法勝任時，改革設計的制度只能掛在墻上，寫在紙上，無法落實到行動上，改革就會變成文字游戲。實質上，越繁瑣的程序未必就是越好的改革方案。以中國歷史上王安石改革和張居正新政為例：王安石方案精致，但繁瑣；張居正方案粗糙，但簡單。而結果是張居正成功，王安石失敗。有學者分析，原因就在于過于精致必然難于執行，環節多必然難于監督。這就如越精密的儀器越易出故障。

4、要在程序透明度的改革上下真功夫。透明度是防腐良方，也是提高檢察權公信力最有力的載體。透明度可以有效破解人們對檢察權片面暇想的空間，樹立將問題都拿入透明程序解決的軌道意識。雖然現行體制以及檢察工作的特點，完全透明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過權力合理配置，實現透明度與權力之間的平衡。如在不能透明的環節，弱化權力配置，在透明度高的環節，賦予較大權力，實現透明度與權力成正比。

檢察改革任重道遠，既要吸取西方司法體制中合理元素，又要防止不加甄別的吸收導致被西方司法體制俘虜。在東、西文化的沖撞、激蕩中，通過改革，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檢察制度，這既是歷史的機遇，也是歷史的挑戰。探索道路必然曲折，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接受的。

參考文獻：

1、《憲法》

2、《最高人民檢察院十年改革綱要》

第四篇：論檢察體制改革(上)[范文]

內容 提要： 檢察體制改革是 社會 主義司法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環節。本文針對當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懲治腐敗不力、司法不公、人權保障機制不健全等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 問題，圍繞強化檢察機關的 法律 監督職能，從制度上保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檢察權，促進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保障社會的安寧和秩序，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系統地提出并論證了檢察體制改革的思路、方案和設想。

一、關于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

（一）現行檢察制度的存在基礎

1.現行檢察制度，是以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與法的 理論 為指導建立和 發展 起來的。從建國以來歷次修改憲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法律的過程看，現行檢察制度的確立，充分貫徹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民主集中制理論和列寧的法律監督思想，應當說我國檢察制度的理論基礎是比較堅實的。[1]列寧從建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本質和需要出發，提出了一系列法律監督的思想觀點[2]，這是人類文明史中關于國家權力監督與制約理論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發展。我們黨的三代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同志，都先后從 中國 社會主義政權建設的高度，強調黨和政府的權力要接受監督。可以說，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到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關于權力監督與制約的思想是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構成了我國社會主義檢察制度的理論基礎。

2.現行檢察制度，是適應我國政權性質和 政治 體制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任何政治體制都必須有一定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而這種權力監督制約機制的具體形式也必須與國家的政權性質和政治體制相適應。資本主義國家除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監督制約和爭斗外，在國家機構設置上實行三權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互相制衡，這是與其資本主義性質和實行多黨制相適應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權力機關，其他國家機關都由其產生，對其負責，受其監督。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中，在人大之下除設立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外，有必要設立專門監督法律實施、維護法制統一的國家檢察機關，專門履行法律監督職能，加強對行政權、審判權等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這是我國政治體制和司法體制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區別于資本主義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區別于三權分立制度的一個重要體現。

3.現行檢察制度，是適應維護國家法制統一的需要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檢察機關被“砸爛”，檢察制度在憲法上被取消，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遭到嚴重破壞。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和國家實現了撥亂反正“，鑒于同違法亂紀作斗爭的極大重要性”[3]，重新恢復設置了檢察機關，1982年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性質和地位。二十多年來，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黨和國家不斷加強政法工作，重視發揮檢察機關的職能作用，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有了很大的發展。檢察機關在黨的領導和人大監督下，認真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為維護法制統一，促進國家和社會管理的法治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檢察工作的實踐說明，法律監督是社會主義法制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和組成部分。

4.現行檢察制度，是適應保障司法公正的需要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公正是司法活動的內在品質和價值追求，是人民群眾對法治的期望和信心之所在。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與否的評價，來源于活生生的現實，來源于對一個個具體案件的感受。因此，要實現司法公正，就必須加強對個案的監督，把人民群眾對公正的要求落實到具體的訴訟活動中，體現到一個個案件的處理中。人民代表大會的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決定了它不宜進行個案監督[4]，其他監督主體也無法直接參與到訴訟中，因此需要設立一個專門的監督機關來承擔這項工作。根據法律規定，我國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主要是針對具體案件的監督即個案監督，是通過訴訟進行的監督。這種監督對于依據事實和法律正確處理案件、保障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義。

如何改革現行的檢察制度，是一個事關檢察事業發展，事關我國建立什么樣的司法制度的重大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 歷史 唯物主義的 科學 態度，正確地評價現行的檢察制度。要看到，現行檢察制度是新中國在政權建設和法制建設進程中作出的歷史性選擇，其產生具有科學的理論基礎、堅實的政治基礎和深厚的實踐基礎。這一制度包含著我國在司法工作中形成的許多行之有效的經驗和做法，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也是有其自身優勢和強大生命力的。當然也不能否認，目前 檢察工作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筆者認為，檢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有的與檢察制度不完善有關，有的與缺乏良好的執法環境、執法條件和高素質的執法隊伍有關，也有的是檢察機關自身工作不夠得力造成的；不能因為這些問題的存在，就否定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在我國法制建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否定現行檢察制度的內在科學性。司法體制改革應當在堅持憲法確立的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前提下，通過對現行檢察制度進行完善，對不符合形勢發展的內容進行變革，突破制約檢察工作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充分發揮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保障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方面的作用。有的同志提出，我國檢察制度僅僅是依據列寧的法律監督思想，照搬、照抄前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在前蘇聯已經解體、形勢發生很大變化的情況下，不應固守列寧的法律監督思想和前蘇聯模式。[5]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前蘇聯的檢察制度模式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有內在的聯系，其基本精神和基本框架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正如不能因為前蘇聯的解體就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科學性一樣，也不能因為前蘇聯的解體就簡單地否定其檢察制度的合理性。其次，與我國在政權建設的其他方面沒有照搬、照抄前蘇聯模式一樣，我國在檢察制度的具體設計上也沒有完全照搬、照抄前蘇聯的做法，而是充分考慮本國國情，進行了中國化的改造。彭真同志曾明確指出：“檢察院組織法是不是都是抄來的呢？不是完全抄來的，這個組織法是我們自己的，同蘇聯是不同的。”彭真同志還 總結 歸納了中、蘇檢察體別的四點差別。[6]第三，我國的檢察制度不僅借鑒了前蘇聯經驗，也吸取了中國歷史上政治法律制度的精華，繼承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檢察工作的優良傳統，具有深厚的本國文化底蘊和自身的檢察實踐基礎。第四，各國司法制度都是在互相吸收、借鑒中發展起來的。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檢察制度不僅與前蘇聯檢察制度相似，也與大陸法系國家的檢察制度比較接近，可以說吸收了人類法治文明的許多成果。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過程中，借鑒了當代各國法律制度的一些有益做法，修改、完善了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一系列法律，檢察制度也在改革中與時俱進，不斷得到完善和發展。

第五篇：對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建議

對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建議

（一）強化各級政府在增加醫療衛生投入，提供公共衛生服務與加強醫療衛生監管方面的職責，把握“醫改”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政府應強化以下兩個方面的職責：

1.在一般醫療領域，要強化政府的籌資和分配責任。改革開放以來，醫療體制出現的諸多問題直接或間接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投入在衛生總費用中的比重一直持續下降。所以，在一般醫療領域，要強化政府的籌資和分配責任。

2.要強化政府對于醫療服務體系的干預。這些年來，醫療衛生領域有許許多多的問題，最突出的就是醫療服務體系的問題和服務提供方的問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缺乏必要的責任，有投入不足的責任，也有監管責任。

（二）構建完善的公立初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 在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及醫療服務體系建設中，要想最大限度提高醫療衛生服務可及性，提高醫療衛生投入效率，最關鍵的措施之一就是要首先健全初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在此基礎上再盡可能發展中高級醫療服務體系。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雖然大都已構建起了完善的、多層次醫療服務體系，但初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仍有著不可動搖的基礎性地位。

從中國的情況看，受經濟發展水平限制，一方面，在醫療服務體系建設的籌資能力方面明顯不足，還很難同步建立非常完善的多層次醫療服務體系，同時，在保障目標上，也無法做到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所有醫療服務需求，只能是首先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基本醫療服務需求，并在此基礎上滿足更多社會成員的更多醫療需求。

因此，強化初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

（三）改革目前藥品體系，確立藥品現代流通目標模式，降低藥品價格

中國藥品體系改革的最終目標，決不是單純降低價格，而是合理設計藥品現代流通目標模式，保障藥品流通全過程的安全性和合理性，最大限度地利用藥品造福于人民群眾。

1.實行醫藥分離。

這是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難點。醫藥分業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選擇，實踐證明其對發展和提高醫療技術、保證合理用藥行之有效。盡快實行醫藥分離，從源頭上切斷醫院、醫生與藥品經營之間的經濟利益聯系，保證醫生因病施治、對癥開藥，這是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必然選擇。建議我國分三步推進這項工作，第一步實行醫藥分開核算、分別管理，“收支兩條線”；第二步將醫院藥房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法人經營機構，隸屬關系仍由醫院代管； 第三步徹底實行醫藥分業管理。

2.確立藥品現代流通目標模式，有序推進藥品流通體制改革，合理設計我國藥品現代流通目標模式和分步實施方案。根據藥品的特殊性，借鑒國外藥品流通的經驗，我國藥品現代流通的目標模式應該是：在確保藥品流通全過程安全性的前提下，提高藥品市場的集中度和透明度，推進藥品分銷企業的規模化、信息化、標準化和現代化，加快對藥品流通全過程的流程再造.構建以信息化引領的藥品現代物流體系，大力發展醫藥電子商務、連鎖經營、物流配送等現代營銷方式，建立高效的藥品市場監管體制和市場化、專業化服務的行業中介組織，促進他律和自律的有效結合，實現藥品流通高效率、高效益、低成本。

（四）實行管辦分離的醫療體制改革

政府醫療衛生行政管理部門應從“辦醫院”真正轉向“管醫院”，不能直接經營管理醫療單位，不當運動員，只當裁判員。必須解決政府職能錯位、缺位和不到位的問題。政府應作為維護醫療衛生市場秩序的監管人、最廣大群眾利益的維護人、公共衛生資源合理配置的調節人，在保障社會公平性方面提供服務和管理。

目前政府醫療衛生行政管理部門應先辦的幾件事是：

一是抓緊研究確定營利性醫院與非營利性醫院的政策界限，集中國家財政撥款，辦好非營利性醫院。對準備轉型為營利性醫院的，要抓緊研究醫院產權制度改革方案，特別是對國家投 資形成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的評估作價方案，防止一哄而上，使大量國有資產流失。二是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機制。在鼓勵外資和民間資本進入醫療服務市場的同時，抓緊研究醫療服務市場的準入制度、醫療質量和醫療費用的監測制度、醫療執業風險保險制度等，進行有效監管。醫院的市場化改革決不能失控，也決不能使不具備行醫資格的人進入這個治病救命的領域。

三是抓緊研究醫藥分離分步推進的方案，當前特別要落實醫療機構藥品收支兩條線管理，有條件的醫院門診藥房可探索成為藥品零售企業的路徑，為實現醫藥分業管理作些準備。四是整合全社會衛生資源，優化衛生資源配置。抓緊研究解決我國醫療衛生資源配置的 公平性問題，扭轉重城市、輕農村，重大醫院、輕社區醫院，重參加醫療保險的人群、輕扶助弱勢人群的狀況。五是高度重視艾滋病、性病、血吸蟲病、克山病等疾病預防教育和治療，防止因疾病蔓延造成重大社會性問題。

（五）建立統一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

醫療保障體系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減壓器，因此，要把建立起覆蓋全體國民的城鄉一體化的最低限度的醫療保障制度作為新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具體目標。減輕企業退休人員醫療負擔，適當降低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醫療保險門診起付標準，并盡快出臺企業退休人員門診醫療費社會統籌實施辦法，從制度上保障企業退休人員的門診基本醫療。

在現行城鎮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的基礎上，對部分困難人員實行醫療補助或救助。探索建立城鄉一體化的醫療救助體系，從居民向農民逐步推進，保障其享受大病重癥醫療救助的權利，切實解決欠發達地區農民、困難戶、城鎮“三證”持有者、下崗失業人員的“看病難”問題。設立慈善醫院，按照“一套班子、兩塊牌子、兩項任務”的運行模式，依托現有非營利性醫院舉辦1～2家慈善醫院，對全市城鄉低保戶、特困戶和困難戶等提供基本醫療服務，慈善醫院在掛號、診療、護理、住院等方面為基本醫療救助對象實行優惠減免措施。建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堅持“政府引導、自愿參加、多方籌資、保障適度、廣泛覆蓋”的原則，采取“低水平、廣覆蓋、個人為主、政府為輔”的形式，在全市建立以區、縣為單位，統一籌資、統一管理的農村大病統籌保障型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