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行政體制改革

我國行政體制改革探索

平塘縣委黨校莫 彬

自20世紀末，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浪潮以及信息技術的飛速發(fā)展，猛烈沖擊著傳統(tǒng)的國際秩序，包括西方世界的所有國家的政府管理和公共行政體制在發(fā)生著深刻變革。21世紀，中國公共行政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zhàn)。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全面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構成當今我國公共行政面臨的主要行政環(huán)境和時代特征。因此，必須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對我國公共行政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總體性改革，建立起適應市場化、全球化、民主化要求的公共行政體制。

一、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

我國行政體制改革要以鄧小平行政管理理論為指導，必須建立與加入世貿組織后全面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配套的公共行政體制。使政府更好地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優(yōu)質高效地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公共行政體制改革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黨政分開，建立強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統(tǒng)。黨政分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黨政分開就是將執(zhí)政黨與國家機關分開。中國共產黨的職能是對整個國家和社會實行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干部。各類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經濟文化組織，同執(zhí)政黨并沒有組織上的上下級隸屬關系，與執(zhí)政黨在政治運行機制中具的不同職能。執(zhí)政黨實現其領導職能的運行機制應該在人民代表機關內實現。當執(zhí)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重大決策制定出來后，并在自己的代表大會獲得通過，成為全黨的意志之后，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為國家意志，它必須經過一定程序在人民代表機關中討論、審議、表決。經表決通過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重大的決策才能成為國家意志，并具體化，條文化為國家的法律，法令，成為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行政依據和司法依據。當前，必須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zhí)政方式。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通過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干部，進行思想宣傳，發(fā)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執(zhí)政，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

2、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公共行政權力體系。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根本政治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最高權力機關。我國公共行政體制改革首先從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人大對政府機關的監(jiān)督與制約入手，建立公共行政權力體制，確保政府行政權力建立在法治與規(guī)則的框架之內，防止政府權力對市場自治、人民自主與社會自主的不法侵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在加強立法工作的同時，也將監(jiān)督工作放在同等重要位置，除加強對實體法監(jiān)督外，還注重對程序違法進行監(jiān)督。但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實際作用離憲法賦予的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還有相當大的距離，要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還需做大量的工作。

（1）完善憲政體制，確立憲法在政府管理中的權威地位。通過完善憲政體制，確立政府權力界限，政府必須保護公民的自由權利、民主權利與社會經濟權利；確立政府正確行使權利的法律限制，政府必須遵守正當程序原則與依法行政

原則。

（2）進一步細化人民代表大會對政府工作的監(jiān)督。我國在下一步細化人民代表大會對政府工作的監(jiān)督和制約作用，探索新的監(jiān)督方法與具體監(jiān)督方式；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對政府行政決策的監(jiān)督，行使對重大事項的監(jiān)督權利。

（3）完善我國的選舉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代表產生辦法，代表管理辦法，議事程序。憲法明確規(guī)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我國也是實行代議制民主的國家，通過民主選舉產生各級人民代表行使國家權力，選舉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基礎和重要組成。目前，我國選舉制度仍存在著很多缺陷和問題。為進一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民主政治建設的需要，我國完善選舉制度主要從幾個方面進行；第一，修改和完善現行的選舉法，制定實施選舉法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與制度。第二，完善候選人介紹的辦法，在選舉中引進競爭機制。第三，逐步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第四，調整全國人大代表結構，讓更多與基層民眾有直接聯系的代表進入。第五，加強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專門委員會，充分發(fā)揮其職能作用。

3、轉變政府職能，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公共管理職能體系。

改革權力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yè)，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從以下三方面進行：第一，下放企業(yè)的自主權，推行政企分開，各級政府不直接經營管理企業(yè)。第二，下放權力，精簡機構，克服官僚主義。第三，加大公共支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

4、建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相結合的政府體系。

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并不是截然對立的兩個極端，而是辯證的統(tǒng)一整體。現階段通過權力下放建立中央必要集權與地方適度分權的體制。首先，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財政基礎。其次，發(fā)揮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產品中的作用，發(fā)揮地方自主權。再次，要打破地方封鎖和行業(yè)壟斷，建立統(tǒng)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

5、精簡機構，推行綜合管理，建立現代公共行政組織體系。

精簡機構的重要途徑就是推行政府事務綜合管理，克服指揮機關龐大，部委過多的弊端。推行政府事務綜合管理，可借鑒當代市場經濟發(fā)達國家政府部門設置的大部制經驗。大部制是市場經濟發(fā)達國家處理政府部門間關系的國際慣例。如美國政府的內閣部為14個，英國中央政府機構大體在17個左右，德國大致保持15個，日本目前政府內閣為1府12個省廳。當今發(fā)達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部門普遍實行大部制，對政府事務實行綜合管理，是因其有著強勁的動力和明顯的優(yōu)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推進，我們要積極創(chuàng)造推進大部制的條件，加快我國政府機構改革。

6、進行內部創(chuàng)新，將決策職能與執(zhí)行職能分開。

中央部委要相應地進行內部機構改革，采取相應措施將事業(yè)單位剝離。要充分借鑒發(fā)達國家成功經驗，推進政府內部決策職能和執(zhí)行職能的適度分開，改革行政執(zhí)行體制。決策和執(zhí)行分開是行政機構內部縱向的管理職能的劃分和轉變，是政府管理方式與管理手段的深刻變革，在實踐中起到提高政府公共服務質量，增加公共政策的公正性與回應性的良好效果。

7、適應信息時代要求，構建高效行政組織

在網絡經濟時代，我國行政體制改革可以以下方面入手，構建高效行政體系。首先，遵循科學的行政組織原則，保持行政組織的精簡高效。其次，借鑒新公共

管理改革的成果，提高公共部門的管理質量與效率。最后，構建知識經濟型的行政組織。

二、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相應措施

1、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完善政府平等保護各類產權職能。

2、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政府要大力發(fā)展社會公共基礎、公共科技、公共教育、公共衛(wèi)生與公共保障職能。

3、實行政府決策與執(zhí)行職能分開，打破部門利益，建立平等實施公共管理的政府機構體系。

4、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建立公共審批制度。

5、轉變行政觀念，樹立政府是公共管理者的觀念和政府是公共產品的提供者的觀念。

6、建立衡量公共供求平衡的指標體系，加強對政府管理的定量研究，增加政府職能轉變研究的實證性與科學性。

三、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總體目標

我國行政改革的目標，是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的，有中國特色的、廉潔高效，運轉協調，行政規(guī)范的行政管理體制。

1、建立科學行政機構管理，推行行政改變。在政府機構改革中，要以觀念變革為先異，以政府職能轉變?yōu)楹诵模詸C構調整為依托，充分借鑒發(fā)達市場經濟國家科學設置市場經濟管理機構的經驗，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科學的政府機構體系。

2、改革理順中央與地方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規(guī)律是：在加強中央政府宏觀管理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地方政府自主處理地方公共事務的職能。

3、改革理順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機構橫向職能交叉不清的現象非常嚴重，解決政府部門之間關系重要的途徑，就是精減機構，推進政府事務綜合管理，理順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具體作法，①調整機構設置，理順政府各部門之間的關系，推進政府綜合管理，實行大部制。②進一步完善雙重管理體制和垂直管理體制，理順政府部門層級關系。③科學管理國有資產與行政部門國有資產，改革機關后勤管理體制。

4、處理好黨政機構關系。傳統(tǒng)體制癥結在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機構改革的重要步驟就是調整權力結構，改革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理順黨政關系，實行黨政分開，在職能上劃清黨委和政府的職責范圍。在機構設置上，黨委不要設經濟管理部門，部門工作由政府去管。實現鄧小平提出的要轉變“以黨治國”為“黨管政府”的正確主張。

5、科學設置綜合執(zhí)法機構，改革行政執(zhí)法體制。實行獨立機構是一種與職能機構聯系密切但又獨立于各職能機構之外的機構類型。獨立機構依法設立，有特定的工作性質，工作目標，有獨立的經費預算，有完整的工作程序以及規(guī)范的評估標準，專業(yè)性強，側重于執(zhí)行功能，又稱為執(zhí)法機構。政府獨立機構主要依照法律規(guī)章，具體承擔社會管理工作，執(zhí)行特定的行政管理任務，履行政府執(zhí)法管理職能。機構改革就必須實行決策與執(zhí)行職能分開，改革行政執(zhí)法體制，科學設置綜合執(zhí)法機構。

6、實行編制法治化。鄧小平指出“編制就是法律”。我國黨政機構中，長期缺少嚴格的從上自下的行政法規(guī)和個人責任制，缺少職責權限的嚴格明確的規(guī)

定，造成機構臃腫、層次多，促成官僚主義的發(fā)展。推進行政機構法治化，第一，要盡快制定完善機構編制法規(guī)。第二，建立健全編制執(zhí)法監(jiān)督制度。第三，增強機構編制管理的約束和監(jiān)督，增強公共財政預算時機構編制的硬性約束作用。

經濟體制改革與行政體制改革是辯證統(tǒng)一的，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集中體現。經濟體制改革進展要求行政體體改革，要求與之配套；行政體制改革的深入又將促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發(fā)展，并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有力保證。行政體制的改革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是我黨始不渝的奮斗目標。鄧小平行政理論，是我們黨而向新的歷史加快政府改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偉大事業(yè)的戰(zhàn)略需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矚目的偉大成就，最根本是靠鄧小平理論的指導。現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進入攻堅階段，我國整個經濟正處于戰(zhàn)略調整過程中，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尤其發(fā)揮鄧小平理論這個最大思想政治優(yōu)勢，作為我們開創(chuàng)現代化事業(yè)的強大思想武器。鄧小平理論行政理論堅持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和政府建設思想，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fā)全面、系統(tǒng)地闡述了黨在新時期執(zhí)政行政的一系的重大問題，對于我們政府改革，實現科學的行政管理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性。

第二篇：行政體制改革

行政體制改革：完善公務員制度

健全公務員法規(guī)體系是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的根本保證。世界各國在建立和推行公務員制度的過程中，都十分重視公務員的立法，不但制定有公務員總法規(guī)，而且有單項法規(guī)和配套的實施細則。各國都把是否“依法用人治事”作為現代國家公務員制度的重要標志。可以說，沒有“法治”便沒有現代公務員制度。

（一）公務員的管理必須有法可依

我國《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的頒布和實施，對我國公務員制度的建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六年多的實踐表明，僅有《暫行條例》是不夠的，仍不足以約束和規(guī)范推行公務員制度的行為，難以糾正“推公”中的種種偏差和失誤。因此，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關鍵是要在公務員法制建設方面取得進展。

首先，要提高立法層次。我國應該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加快起草《國家公務員法》的步伐，爭取該法案盡早在全國人大通過并頒布實施。其次，逐步健全單項配套法規(guī)。對已出臺的職位分類、考核、獎勵任免、升降、辭職、辭退、培訓等單項法規(guī)進行補充和完善。此外，還要抓緊對公務員紀律、聘任、監(jiān)督等內容進行研究，爭取在近年內出臺法律規(guī)定。從而建立起比較系統(tǒng)、比較完備的公務員管理體系。使國家對公務員的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公務員行為必須用法律加以規(guī)范

當公民通過法定程序進入公務員隊伍后，就與國家行政機關建立了行政法意義上的職務關系。這樣，公務員在執(zhí)行公務時，是代表國家在行使行政權力。從事社會事務的管理。而非個人行為。因此，公務員的行為必須用法律加以規(guī)范和約束，防止公務員手中的權力“越軌”避免侵害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使公務員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始終為公共利益服務。公務員的行為規(guī)范包括政治行為規(guī)范、工作行為規(guī)范、廉政行為規(guī)范、生活行為規(guī)范等內容。

（三）公務員的權益必須有法律保障

為了使公務員忠于職守，國家必須對公務員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公務員權益保障體系的內容主要有：

１．職業(yè)保障。即公務員“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經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退職或者行政處分”。有了職業(yè)保障，公務員才能安心工作，認真履行職責，而無后顧之憂。

２．經濟權益保障。即公務員有“獲得勞動報酬和享受保險、福利待遇”的權利。除國家法律和政策規(guī)定外，任何機關或領導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或者扣減國家公務員的工資，也不得提高或者降低國家公務員的保險和福利待遇。

３．政治權益保障。即公務員有“獲得履行職責所應有的權力”；有對國家行政機關及領導者提出批評和建議和權利；有參加政治理論和業(yè)務學習的權利；有參加政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及工會的權利。

４．法律救濟保障。國家公務員對于行政機關及其領導人員侵犯其合法權益的行為，可向上級行政機關或行政監(jiān)察機關提出申訴或控告。受理機關必須按照有關規(guī)定做出處理。屬于國家行政機關對公務員處理錯誤的，應當及時予以糾正；對公務員造成名譽損害的，應當負責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對公務員造成經濟損失的，應當負賠償責任。

綜上所述，只有具備了職位分類這個“基礎”，管理機制這個“核心”，法規(guī)體系這個“保障”，才能算得上是比較“完善的國家公務員制度”。

司法體制改革完善

新中國司法制度的發(fā)展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全會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堅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在鄧小平的倡

導下，黨和國家在各個領域進行了撥亂反正，并于1978年、1982年兩次修改憲法，1988年、1993年兩次修改憲法，從而使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走向健康發(fā)展之路。“

鄧小平同志指出：“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鄧小平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十分重視通過健全法制保障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1979年6月他指出：“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與健全法制，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旨在”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促使現代化建設事業(yè)的順利發(fā)展。“

鄧小平認為，沒有好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特別使沒有健全與完備的法律制度，單靠人治，就可以使壞人任意而行，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如果一個黨、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樣只要這個人有變動，就會出現不穩(wěn)定。因此，他指出，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可以說，鄧小平依法治國理論的核心就是：“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的兩點論。正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充分認識到完善的法制對于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意義，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國司法制度在黨的領導下，1979年，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恢復司法部的設置，1983年6月，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決定在國務院成立國家安全部，以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領導。這些規(guī)定，從這種結構上加強了司法機關的建設。

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對《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作了適當修改。同時制定或重新頒布了《律師暫行條例》、《公正暫行條例》等，這些有關司法制度的法律、法規(guī)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司法制度的恢復和走向健全。

從改革開放到黨的十五大的召開的近20年間，黨非常重視政法工作，領導人民制定了數百件法律、法規(guī)，從而基本建立起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法學教育有了很大的發(fā)展，充實了司法隊伍，司法制度也逐步完備，法院組織體系逐步完善，不僅建立了四級兩審終審制的普通法院體系，而且建立起了鐵路運輸法院、軍事法院等專門法院。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建設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律師制度也快速發(fā)展起來。全國已有11萬7千多名律師，9600多家律師事務所。司法機關辦理了數以萬計的各種案件，維護了國家的安全、社會的穩(wěn)定以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社會生活中發(fā)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法院在定紛止方面發(fā)揮了空前的作用，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逐步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大大增強，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所有這些都是在黨重視司法工作以及司法制度建設的條件下取得的。中國司法制度的完善

1997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大會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并提出到2010年，要形成一整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對憲法進行修改，將鄧小平理論、依法治國載入憲法，從而使我國法治化進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為了實現法治，必須重視司法制度的建設，成分發(fā)揮司法在社會生活中的調節(jié)作用。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yè)的發(fā)展，司法在調整生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司法對于維護國家與社會安全，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懲罰腐敗，實現民主與公正，維護社會主義方面發(fā)揮著無以代替的保障作用。沒有科學完善的司法制度，法治只是空中樓閣，無法實現。

無庸諱言，近一個時期，司法腐敗、司法不公等現象較為嚴重。這既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社會轉型時期出現各種問題的原因，同時也有司法制度不健全、存在缺陷的原因。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逐步建立以及社會主義法治的發(fā)展，現行的司法制度在某些方面已不再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的要求，為此，必須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必須看到進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已經提出，要“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進行審判權和檢察權。”十五大的召開，為司法改革指明

了方向，而司法改革的目標是實現司法公正，推行司法改革應堅持黨的領導。我們的司法改革是黨領導下的司法改革。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統(tǒng)一領導下，我們的司法改革才有正確的方向、明確的目標，也才能保證在全國范圍內自上而下，有步驟地推進，惟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從體制上、制度上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協調各部門的利益。目前，我們不難發(fā)現，各個部門都在進行司法改革，這些改革充其量不過是工作方式的調整，嚴格說來并不是司法改革。因為任何一個部門不能改革涉及其他部門職權范圍內的權責，這就迫切要求黨中央統(tǒng)一組織、協調，成立司法改革的專門機構，從整個司法體制上加以改革。

在推進司法改革過程中，必須樹立法院的權威地位與公正形象。法院作為各種社會糾紛的裁判者，其公正執(zhí)法是維護法律尊嚴，實現社會穩(wěn)定的基石，法院在黨的領導下獨立執(zhí)法。法院依法審判，只服從法律，目前，法院受地方政府的牽制太多，致使司法活動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涉，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tǒng)一，司法公正性以及黨的威信受到嚴重的損害。為此，法院財政獨立于地方政府的體制，由國家設立專項經費，防止地方保護主義的利益驅動對司法統(tǒng)一的破壞。法院內部也應進行改革，應實行嚴格的法官資格取得制度、選拔制度、培訓機制以及法官職務保障措施與懲戒制度（包括訓誡、停職、開除等）。還應進行審判組織改革，完善合議制與獨任制，發(fā)揮合議庭與獨任法官的積極性，實現審者判、判者審的審、判合一，逐步減少乃至廢除審判委員會聽取匯報裁判案件違反現代訴訟原則的制度。應發(fā)揮黨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優(yōu)勢，加強法官職業(yè)道德建設以及對違反職業(yè)道德的懲戒。

還應重新認識與確立公檢法之間的關系。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混淆了三機關尤其是法院與非法院之間的區(qū)別。法院之為法院，就在于它是社會糾紛的裁決機構，其中立性、被動性是其公正司法的前提，是實現法治的根本保證。為此，必須區(qū)分法院與非法院，應逐步樹立法院的公正形象，使法院成為公正的象征，為人們所尊崇。為實現司法制度的民主化，需要重新配置國家權力，我認為，反是限制、剝奪公民人身、財產、隱私權的權力應由法院行使，防止公安機關等行政機關濫用權力侵犯公民憲法權利。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jiān)督機關，應著重對職務犯罪的偵查以及對所有刑事案件的審查起訴與支持公訴，應加強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偵查活動的指揮、領導，實現追訴效益的最大化，還有改革完善檢察機關對法院裁判的抗訴機制。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應進行檢察體制的改革。公安體制的改革應以實現社會治安根本好轉以及提高刑事偵查質量為出發(fā)點。

律師制度是實現司法民主的重要標志。近幾年來，我國律師隊伍大大壯大，但仍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應進一步發(fā)展律師制度，發(fā)揮律師制度在法治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律師是法治社會中的重要力量，應正確認識律師的性質，改革律師管理體制以及律師組織形式，創(chuàng)造律師依法自由執(zhí)業(yè)的良好環(huán)境。

為了提高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及法律職業(yè)人的認同感，應當實行法律職業(yè)一體化。為此，應當改革法學教育制度，促成能夠培養(yǎng)并保持高素質司法從業(yè)人員的合理機制。具體包括：統(tǒng)一的資格考試制度，即實行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統(tǒng)一考試；統(tǒng)一的司法研修制度；系統(tǒng)的職業(yè)道德維持制度。

進行司法教育改革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統(tǒng)一司法考試制度，實現“進口”統(tǒng)一、資格統(tǒng)一。第二階段，建立統(tǒng)一的司法研修制度，解決進修培訓標準和業(yè)務素質不統(tǒng)一的問題。

第三階段，建立、健全和完善司法官和律師的素質保持制度。應逐步形成從律師中選拔法官、檢察官的機制。為了保證司法官道德品行的養(yǎng)成與持續(xù)，維護司法公正，應提高司法官待遇（薪俸等），使之高于一般公務員的標準。

實踐證明，什么時候堅持了黨的領導，我們的司法工作就能健康發(fā)展，反之，司法工作就會遭到破壞。在推進司法改革的過程中，要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司法機關獨立辦案的關系。二者不是對立的關系，司法是在黨領導下人民治理國家的重要工作，但黨的領導不是代替司

法機關辦案，而是方針、路線、政策的領導。黨在領導人民制定出反映全體人民意志的法律后，司法部門嚴格依法辦案，我認為就是堅持了黨的領導。在司法機關辦案遇到了阻力時，黨要幫助司法機關排除阻力，目的同樣是保證司法機關辦案不受其他單位和個人的干預。黨的各級領導要力戒用皮條子、打招呼的形式去影響司法機關的辦案活動。同時，司法機關在依法辦案的過程中，還應執(zhí)行黨在特定時期不同的刑事政策，例如，像目前的“嚴打”，當然，執(zhí)行黨的刑事政策不是脫離法律，“從重從快”必須是在法律規(guī)定的量刑幅度內從重，在法律規(guī)定的辦案期限內從快。所以，正確處理好刑事政策與法律的關系，也是堅持黨的領導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黨更加重視司法工作，重視司法制度的建設。我相信，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司法改革一定會取得成功，司法公正目標一定會實現。

第三篇：行政體制改革

小議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我國行政體制改革

當前，我國的發(fā)展處于重要戰(zhàn)略機遇期，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新形勢新任務對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尤其是近些年興起的公民社會及其相關組織對我國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起到了重要影響，是進一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過程中必須重點考慮的因素之一。因此，從公民社會視野來分析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難題難點及有效途徑等內容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我國政府治理模式的轉變

所謂公民社會，“就是國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間關系的總和，其組成要素是各種非國家或非政府所屬的公民組織，包括非政府組織（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團、協會、社會組織、利益團體和公民自發(fā)組織起來的運動等，它們又被稱為介于政府與企業(yè)之間的‘第三部門’”。[1]公民社會理論于近一、二十年間的復興與拓寬，用鄧正拓先生的話說“幾乎形成一股可以被稱之為全球性的‘公民社會思潮’”。[2]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和完善，“社會”重新崛起，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分開始凸顯。究其原因即在于市場經濟不僅是經濟發(fā)展模式的變化，而且是人際關系、個人與社會、社會與國家的關系的實質性變化。在這種背景下，人民內部的自組織化趨勢明顯加快，公民的主體意識逐步增強，民間組織興起，推動著政府與社會關系的衍變,并對我國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許多新要求。

（一）公民社會的興起，要求政府由單元的管理模式向多元的治理模式轉變隨著公民社會的興起，政府的管理模式應向多元管理主體轉變。多元社會管理主體就是指社會管理的主體既包括在社會管理中一直承擔主導角色的政府，也包括這些年逐漸凸現出來的作為政府重要補充力量的市場化組織和公民社會。政府不再是惟一的社會治理者，它必須努力實現與第三部門、私營部門和公民的共同治理。政府應該通過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和社會化，將民間力量釋放出來，整合社會各個領域的力量，形成國家與公民社會合作治理的網絡，滿足公眾日趨多樣

化、個性化的需求。

（二）公民社會的興起，要求建立政府與公民社會相互合作的治理模式公共事務的管理需要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相互間的合作。這種合作會把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社會團體的利益、不同的社會力量集合在一起，納入政府的決策過程，提高政府的社會決策水平。而且，通過政府與公民社會在公共事務上的合作管理，還能激發(fā)公眾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同時，通過公民社會組織對社會閑散資源的整合，加強公民對公共政策的理解，增強人們對政府的政治認同，增加政府的合法性。政府與公民社會對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型關系，公民社會可以填補我國政府管理功能上的不足，從而形成一個上下互動、政府行政功能和社會自治功能互補的合作模式。

（三）公民社會的興起，要求建立政府與公民參與的互動治理模式

公民社會的興起表明兩點：第一，公民深層次的權利意識正在覺醒，公民正試圖通過積極的政治參與行為維護自身的利益；第二，公民在權利意識覺醒的基礎上為了共同的政治目的和相同的利益正在結成持久性的集團組織。這種組織可能致力于非常特殊的利益，也可能致力于廣泛的公共問題，但其基本的和明確的目標是影響政府和社會。這就要求政府必須賦予公民更多的參與決策的權力，以利于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和責任性；要求政府改變原來的“包辦一切”的管理模式，還政于民，還權于民，與民共治，并在一切可能的范圍實現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協調、自我監(jiān)督。而政府只承擔維護國家內外安全，建構和維護制度框架，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調節(jié)收入再分配、提供社會保障和解決社會沖突等必不可少的職能。

（四）公民社會的興起，要求政府管理從人治向法治轉變

由于受長期的人治傳統(tǒng)和集權體制的影響，我國的政府管理中人治現象仍十分普遍。人治所帶來的危害歷史早已證明。同樣，歷史也證明了“法治優(yōu)于一人之治”，只有法治方能有效束縛權力濫用。法治政府不僅僅是意味著有多么完備的法律體系，更關鍵的是意味著憲法法律至上。一切政府行為都不能超越憲法和法律的框架，都必須服從于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權力可以不受法律的制約，任何人都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否則，再好再完備的法律也只是一紙空文。構建和運行法治政府，就是要實現分權與權力制約，就是要實現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就是要實現司法獨立和建立違憲審查制度。從根本上說，建構和運行法治政府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規(guī)范和制約政府的權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

二、公民社會視野中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路徑

我國公民社會的興起對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同時也為我國進一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針對我國歷次行政體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依據我國政府治理模式變遷的趨勢，我國未來的行政體制改革需要把握好以下幾點。

（一）政府還權于公民社會，擴大行政主體是深化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著力點

權力是行政的保障和后盾，在我國，權力的重新配置主要是將權力從上級政府合理下放到下級政府，從政府外移到社會和市場，這是由集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發(fā)展這一趨勢所決定的。

經過三十年政治與行政體制的不斷改革，目前我國已基本具備了還權的條件。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既有擁有相應的社會權力的渴望，同時也有這樣的能力與基礎。政府權力向社會的轉移是不斷通過改革權力過分集中的政府體制，實現國家與社會權力資源合理配置來實現的。當社會擁有相應的活動權力時，社會參與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就具有了相應的合法性基礎，公民參與行政活動也有了合適的心理依靠，這在無形中會使行政主體擴大，而這一行政主體的擴大不僅能分擔政府的部分職能，滿足公眾日趨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更能成為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新生力量，使改革更加迅速和順利。

（二）大力培育公民社會組織，加強與公民社會組織的合作是推進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力量之源

公民社會組織與群眾有著天然的聯系，發(fā)揮公民社會組織的橋梁和紐帶作用，有利于加強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對話、溝通、協商，進而建立政府與社會的協作機制。促進實現社會自律和自治，可以支持政府的各項改革，對政府實行民主監(jiān)督，抵制浮夸、浪費的官僚作風，抑制腐敗現象；將傳統(tǒng)體制下的許多社會公共事務轉移給公民社會組織，發(fā)揮公民社會組織公益性、互動性功能，建立體制

機制為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和公共服務創(chuàng)造條件，提供舞臺；補給資金財物為公民社會組織的發(fā)展提供物質保障；制定法律法規(guī)為公民社會組織的發(fā)展及其與政府的合作營造良好的法制環(huán)境。

（三）拓寬公民參與渠道，健全公民參與機制是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政治參與是旨在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的普通公民的活動。有序的政治參與包括選舉投票、助選、公民組織與社會運動，以及與人民代表和政府官員的個別接觸等。當前，拓寬和完善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的渠道，必須完善原有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完善公民享有制度資源的形成機制。要實現制度內利益訴求表達渠道的通暢，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努力：一是要完善基層民主制度，要適當增加農村人群和基層群眾在各級人大、政協等組織的代表名額，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進一步擴大基層民主，健全基層自治組織和民主管理制度，讓廣大群眾更好地參與管理基層公共事務；二是改革和完善信訪制度，嚴格執(zhí)行信訪回復制度，推行信訪受理責任制和失職責任追究制度；三是要完善立法和重大決策聽證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和監(jiān)督制度。同時，要發(fā)揮大眾媒體利益訴求表達的作用，特別是要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構建廣播、電視、網絡、報刊等多層次、多渠道的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表達平臺，充分發(fā)揮媒體收集信息、引導輿論和社會監(jiān)督的職能。

（四）加強依法行政是深化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根本保障

建設法治政府是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必然選擇。轉變政府職能、規(guī)范政府行為必須依法行政，這要求行政機關堅持法律至上的原則，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行使行政權力和承擔責任，以實現國家的職能，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要全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大力推進依法行政。各級政府要進一步強化法治觀念，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做到依法辦事、依法決策、依法處理問題，既不失職，又不越權，把政府各項行政行為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行政。進一步健全法制，特別要重視那些規(guī)范和監(jiān)督權力運行的法律制度建設。創(chuàng)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機制，擴大立法工作的公眾參與。這充分表明了政府對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視。

（五）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加快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切入點

把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新形勢下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切入點，可以有效地解決政府為誰服務、誰來服務、服務什么和怎樣服務的問題。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們要以轉變職能為核心，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大力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努力為各類市場主體創(chuàng)造公平的發(fā)展環(huán)境，為人民群眾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建設服務型政府，必須正確樹立為民服務理念，在政務活動中最大限度地滿足群眾的需要，做到保障民權、尊重民意、關注民生、開發(fā)民智。通過服務型政府建設，實現政府職能向創(chuàng)造良好的發(fā)展環(huán)境、提供優(yōu)質高效的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從而最終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體制。我國的大部制改革就是通過貫徹實施大部門行政管理體制，為人民群眾打造一個更加高效廉潔、辦事得力、服務到位的人民政府。首先它能夠較好解決職能交叉和職責不清問題。“大部門制”改革中加入了“決策、執(zhí)行、監(jiān)督” 的分立，使“三權”進行分立歸屬，而不僅僅是把職能相近部門合并。這種“三權”分立有兩層含義，一是在政府整個部門設置中進行專門分工。即部門分別行使三權。二是在大部門內部也有專門分工，分別行使三權。“大部門制”將能解決政出多門，政府之間職能交叉、權責不清的狀況。它能真正帶來政府公共管理質的飛躍，并成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先聲。第二，它能夠從體制上和資源上進行必要的整合。“大部門制”根據政府職能業(yè)務的共性和重合性合并一些部門，但權力相互監(jiān)督的部門不會融合到一個部門里。目前政府行政體系當中突出的問題是政府行政機構偏多，行政效率低下。近年來不論是宏觀調控還是各類專項行動，決策部門在行政管理上十多個部門聯合下文、聯合行動已成常態(tài)，但最后往往互相推諉責任，權責不明，導致問責無門。大部門制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第三，較快地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塑造公共服務型政府。過去政府機構改革的重點在政府職能轉變，而“大部門制”則是側重改變政府職能機構繁多、職能交叉的現象。可使政府運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宏觀管理角色定位，徹底塑造公共服務型政府。

我國正在推行的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也是向服務型政府邁進的重要一

步。首先，省直管縣通過調整省以下財政體制。突破市管縣體制在發(fā)展空間上的束縛,從外部對縣域經濟注入新的發(fā)展活力。其次，通過“市縣分置”可以實現城鄉(xiāng)合治向城鄉(xiāng)分治的轉變,達到城市獨立經營、鄉(xiāng)村自我治理的目的,有利于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和三農問題的真正解決。還有，實施省直管縣改革,有助于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分權分層框架構建和地方政府層次設置的問題,提高財政體制的統(tǒng)籌協調水平和整體運行效率。

建設服務型政府，政府應從經濟建設的領導者和指揮者位置上退下來，成為經濟發(fā)展方向的指引者、經濟關系的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者。政府要不斷強化公共服務職能，為公眾參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活動提供保障和創(chuàng)造條件。政府要逐步形成有效制度安排，依法規(guī)范和約束行政行為，健全民主決策機制，增加政策透明度和政務活動的公開性，建立健全群眾監(jiān)督和參與機制。

第四篇：WTO對我國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影響

加入WTO對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影響

摘要 中國加入WTO后，各個方面都受到全球經濟的沖擊。其中，加入WTO更是給中國行政改革帶來了空前的挑戰(zhàn)與動力，WTO規(guī)則為中國行政改革提供了限制性的規(guī)范和階段性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對政府的職能、政策法規(guī)、管理體制等進行全面改革。

關鍵詞 WTO 行政改革 挑戰(zhàn) 動力 目標模式 參考路徑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先后進行了數次以機構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行政體制改革，其中進行大規(guī)模的行政機構改革8次。從這8次改革中可以看出，行政體制改革雖然也得到來自外部力量(擴大開放)的促進，但改革的主要動力是國內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推動著行政改革一步一步向前進，行政改革從經濟體制改革那里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動能。這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能夠取得階段性成果的主要原因。

如果說“入世”前，行政改革受國內因素影響較大的話，那么“入世”后，行政改革將同時受到內外力量的共同作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力，一是跨(多)國公司，二是超國家經濟組織。這兩大主力將對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帶來直接或間接、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和1995年前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不同，世界貿易組織(WTO)作為一個規(guī)范的國際性貿易組織，其一系列游戲規(guī)則、協定對成員方具有更強的約束力，特別是對成員方的政府行為要求更嚴。一個成員國要享受WTO的權利并從中獲取巨大的經濟收益，就必須根據WTO的有關原則、協議和要求，對政府的職能、政策法規(guī)、管理體制等進行全面改革。

一、WTO的規(guī)則對中國的行政體制提出了挑戰(zhàn)

（一）、對政企關系提出的挑戰(zhàn)。

WTO關于政企分離的原則告訴我們，行政體制改革只有從根本上理順政企關系，才能確保國民經濟在全球性經濟競爭中贏得勝利。《1947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和《關于解釋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17條的諒解》專門對WTO成員方的國營貿易企業(yè)的經營活動作了法律認定，其中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為本國國有企業(yè)和其他成員國企業(yè)提供平等的競爭機會。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企業(yè)與地方政府具有十分密切的血緣關系，“政企分開”的目標始終不能實現，這嚴重地阻礙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目前，政企不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有企業(yè)分布廣泛，政府資產大范圍地占據著各類經營性行業(yè)，甚至還有壟斷的現象；二是企業(yè)的投資、經營、分配和人事安排等諸多內部事務仍受到地方政府較大程度的指揮和干預。中國加入WTO后，依照WTO的規(guī)則，政府與國有企業(yè)之間的傳統(tǒng)的聯系紐帶將逐漸被切斷，職能部門不僅要平等地對待本國和非本國的企業(yè)．而且在國有和非國有企業(yè)之間也必須找到一個平衡點；傳統(tǒng)的干部任免體制也將被打破，企業(yè)經理必須從企業(yè)行政干部體系中剝離出來．政府只應以出資人身份行使監(jiān)督權，其他一切權力轉交給企業(yè)。

（二）、對政府經濟職能提出的挑戰(zhàn)。

WTO關于非歧視的原則，提示行政改革只有合理界定政府的經濟職能，才能提升政府的良性能力，政府作為公共行政機構，不能參與WTO[1CJ經濟競爭活動，政府對本國的國有企業(yè)、非國有企業(yè)和外來企業(yè)同等對待，不能偏袒任何一方。WTO的要求和市場競爭的壓力使政府不得不加大行政體制改革力度。合理界定政府的經濟職能。具體說來，入世后政府職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服務，為企業(yè)創(chuàng)造良好的經濟運行環(huán)境，為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優(yōu)越的生活環(huán)境，提高廣大人民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水平；二是法治，要嚴格、嚴密立法，保證各項管理活動，包括宏觀調控活動，都有法可依，杜絕政府不良行為的發(fā)生；三是調控，要從以往的直接調控轉變?yōu)殚g接調控的管理模式，運用匯率、稅率、利率等經濟杠桿，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維護經濟的穩(wěn)定與增長；四是保護，就是要在保持民族工業(yè)的基礎上，發(fā)展非公有制經濟、民營經濟。

（三）、對政府運作程序提出的挑戰(zhàn)。WTO的透明度原則貫穿于各項法律條文中，它提示我們行政體制改革只有加大政務公開力度，才能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WTO要求各成員方應在第一時間告知各其他成員國它的政策的改變、實施細則，各成員國簽訂的影響國際貿易現行規(guī)則的條約、協定等。防止各成員國間的不公平交易。我國政府在入世談判中曾經承諾中國以后所有的涉外經濟法規(guī)必須透明，凡是不公布的，就不能執(zhí)行，只能執(zhí)行公布了的，“黑箱操作”的內部文件不能再搞了。但就我國的現實來看，在我國的法律制度中，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公布方面都還未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程序性規(guī)則；在政策法規(guī)的決策方面，我國大多數地方政府不僅決策的程序及相關資料都不公開，而且常常連決策的結果都不公開，許多所渭“內部文件”、“內部材料”實際上都是公眾應當知曉和掌握的信息。顯然，我國政府的“透明”程度還遠遠來達到世貿組織的要求，因而，加入WTO后，世貿組織必然會對我國的政府運作過程中的透明度問題提出要求。

（四）、對政府部門本身和公務員素質提出的挑戰(zhàn)。

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入WTO的需要，政府應當是 “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政府應當有一批高素質、高水準的公務員隊伍。但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國地方政府部門和公務員隊伍，其思想觀念、知識結構以及決策管理能力、依法行政能力、開拓創(chuàng)新能力等在很大程度上無法適應入世的要求。一是我們的政府部門和公務員還沒有真正樹立起為社會、為企業(yè)、為公眾服務的思想。現在的部門每每強調“加強管理”，實際上部是在加強對老百姓的管理．對企業(yè)的管理。我們出臺的各項法規(guī)也很少設計對部門權力的控制。二是政府部門還沒有很好地解決權力與利益的關系問題。政府部門通過法律走私進行“設租”、通過執(zhí)法行為進行“尋租”的情況仍不同程度的存在。三是我們的政府公務員的知識結構和業(yè)務水準還遠遠不能適應入世后的客觀形勢的要求。面對WTO的迫近，政府及其公務員的決策管理、開拓創(chuàng)新和依法行政等方面的能力都很難適應發(fā)展的要求。

二、加入WTO為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提供了動力

加入WTO，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的一員，中國取得了與其他世貿組織成員平等的貿易權益，中國在更深的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中，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由于各國的起點不同，自然會導致弱者更弱，強者更強的現象。中國加入了WTO面臨著世界上發(fā)達國家的競爭，一方面中國與其他WTO成員擁有了平等的權利，擁有了相對平等的競爭平臺，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市場經濟起步較晚與WTO發(fā)達國家成員具有較大的差距，中國政府只有借助這次加入世貿組織獲得了平等權益的契機迎頭趕超，才能在全球化競爭中獲得一席之地。

要在全球競爭中迎頭趕超，必須更多的吸引外資外商的進入，而外資外商的進入主要看你投資環(huán)境的優(yōu)劣，而投資環(huán)境的優(yōu)劣很大程度上又是與政府的行為密切相關的，可以說一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投資環(huán)境都是由政府主導營造的。試想在一個連開一家餐館就得花幾個月時間跑無數個部門，敲上百顆公章的投資環(huán)境下，有選擇自由的，追逐最大利益的外資與外商怎么會光顧呢？中國政府要想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贏得相對的優(yōu)勢地位必須下大力氣改善投資環(huán)境，而改善投資環(huán)境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改善政府行為，進行行政改革。

三、加入WTO為中國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目標模式與參照路徑。

（一）、加入WTO為中國行政改革職能的轉變提供了目標模式，為機構改革提供了參照的路徑。

我們在行政改革中提出職能轉變已經許多年了，但職能的轉變仍然不理想，這其中在92年前是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不是太明確導致我們的政府職能的轉變方向不明確，而在92年后我們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按說我們的政府職能轉變有了明確的方向，但是由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事業(yè)，到底這樣的一種市場經濟體制對于政府職能提出什么樣的要求我們無法獲知也無從參照，只有在改革中試錯。當前中國行政體系處于社會轉型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構建過程中，當前中國沒有成熟的市民社會，沒有政治行政相對二分的過程，行政體系在當前社會中的角色極難定位，相應職能也會模糊不清，我們當前的改革中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依職能定機構，誰定職能？誰能合理界定職能？如果是法定職能，法定職能能做到嗎？那么這種界定合理嗎？其結果將是對行政效率、行政責任、行政目標的貢獻還是阻礙？現實的改革狀況是行政機構自定職能、機構和編制，由于行政機構和人員的自然的經濟人傾向，這種對職能界定的合理性程度可想而知。

但中國加入了WTO表明我們在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我們也認同在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方面具有全球趨同性。在這樣的前提下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普遍性表明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職能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和趨同性，我們當然可以借鑒其他發(fā)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建設發(fā)展市場經濟中政府職能方面的制度建設和一些改革措施了。WTO提供的一整套關于成熟市場經濟下政府如何行為的規(guī)則為中國政府的行政改革轉變職能提供了參照的目標模式，政府的職能轉變就應該向WTO規(guī)則給定的目標模式轉變。

中國加入WTO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加入WTO后在政府改革方面的成功的經驗，吸取其他國家在應對WTO挑戰(zhàn)進行變革中的教訓，加入WTO其實是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學習和借鑒的平臺，并且這個學習和借鑒的平臺沒有絲毫的理論的障礙，也很少有保守派的詰難，這個過程有現成的經驗和教訓，其中很多發(fā)展中國家加入WTO后的政府的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對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的中國具有極大的參照作用，這樣就相當于為政府的機構改革提供了參照的路徑，為政府職能的轉變指引了一條低成本的階段性變革之路。中國政府要好好利用這一契機，正如朱總理在2002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的，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徹底擺脫傳統(tǒng)計劃經濟的羈絆，切實把政府職能轉到經濟調節(jié)、市場監(jiān)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只有政府的職能定位明確了，機構改革才有依據，入世為機構改革也提供了現成的參照，WTO其他成員國為遵循WTO規(guī)則而進行的機構改革的經驗可資借鑒，發(fā)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行政機構的設置，尤其是肩負對經濟活動進行監(jiān)管責任的機構的設置可以為我國政府機構時參考和學習。

（二）、加入WTO為行政程序的再造提供了指導。

目前中國實際行政實踐中，許多行政程序不透明不公開，存在著嚴重的暗箱操作嫌疑，并且許多行政程序不合理，過于繁雜。比如有的行政執(zhí)法監(jiān)管部門利用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程序的無知，故意刁難以索取好處；故意放縱行政相對人違法違規(guī)以擴大罰款的來源；還有的主管部門經常搞什么評比檢查攤派等注定由行政相對人（企業(yè)或個人）來買單的活動，為企業(yè)的正常的經營活動制造麻煩添加成本。正是因為這些過于繁雜存在暗箱操作嫌疑的行政程序的存在才使得行賄受賄的權力尋租現象普遍出現，才是惡化或者制約投資環(huán)境的真正元兇。根據WTO的透明度原則，政府的行政程序必須是公之于眾的，并不得任意變更的，更不能因個別領導人的好惡而隨意解釋。WTO規(guī)則為成員國行政程序的設立制定了明確的規(guī)范，比如關于進出口許可程序，WTO協議明確規(guī)定了成員國對于有關進出口的行政管制的程序，從管制的貨物的清單的公布到變更清單的通知形式和時限，再到發(fā)放有效期的規(guī)定等都有明確的標準。再如關于司法審查的程序性規(guī)定，WTO也給出了明確的程序性規(guī)范，各成員國必須遵守。

加入WTO對中國的行政流程的再造提供了契機，為行政程序的合理化規(guī)范化提供了階段性標準。在今后的改革中政府應該或者說必須按照WTO規(guī)則對成員國行政程序的要求和標準進行改革。首先，要使行政程序公開透明為公眾所知，堅決打破暗箱操作的處境；其次，要簡化行政程序，使行政程序保持簡便高效；再次，必須依照WTO的有關行政程序的規(guī)范對現行的不合理的行政程序進行改造，大力精簡行政審批，對于不得不審批要嚴格規(guī)范。

（三）、加入WTO為行政分權的規(guī)范化提供了壓力和規(guī)范。

WTO規(guī)則有一條基本的原則就是自由貿易與統(tǒng)一實施原則，要求國家的貿易制度在全國范圍內統(tǒng)一實施。在我國目前國家的貿易制度及其他各項制度與政策在全國各地都是各有特色，五花八門，更嚴重的是地方保護主義和土政策盛行，現實中還存在著地方政府為保護本地企業(yè)利益而以行政命令抵制外來商品甚或攤派本地企業(yè)的產品給公務員做工資，這些情況都表明在我國，存在嚴重的行政權力的劃分的不規(guī)范現象，使那些本來不應由地方政府行使的權力卻由其違規(guī)行使了，地方政府違規(guī)行使權力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tǒng)一，與WTO規(guī)則相悖，必須進行變革。如何變革，WTO規(guī)則也給出了有關的規(guī)范，例如：在對有關“非關稅措施”的規(guī)定中規(guī)定：“進出口禁止和限制以及影響進出口的許可程序要求只能由國家主管機關或由國家主管機關授權的地方各級主管機關實行和執(zhí)行。不得實施或執(zhí)行不屬國家主管機關或由國家主管機關授權的地方各級主管機關實行的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總則第七條第四款）在貿易制度的實施有關方面規(guī)定：中國應以統(tǒng)一、公正、合理的方式適用和實施中央政府有關或影響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或外匯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規(guī)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級政府發(fā)布或適用的地方性法規(guī)、規(guī)章及其他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總則第二條第二款）中國地方各級政府的地方性法規(guī)、規(guī)章及其他措施應符合在《WTO協定》和本議定書所承擔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總則第二條第三款）中國行政改革中的行政程序的改革就有了規(guī)范的指導。

另外，WTO規(guī)則為中國行政分權提供壓力和規(guī)范的重要一點是要求對政府的行政行為，不僅僅是現行法律規(guī)定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而且包括相關的抽象行政行為，進行嚴格的獨立的司法審查，要求給于行政相對人以更多的司法救濟的機會，其實就是嚴格限制行政機關的權力，使國家行政權在國家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間重新調整。并且還有一點規(guī)定：中國應建立一種機制，使個人和企業(yè)可據以提請國家主管機關注意貿易制度未統(tǒng)一適用的情況。這些規(guī)定都為中國限制行政權力，進行行政分權提供了規(guī)范。

（四）、加入WTO為行政主體的重塑提供了壓力和范例。

加入WTO，中國真正融入世界經濟，真正進入人才、資本、技術全球流通之中，大量的外資與外商進入中國。來自發(fā)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外商到中國來投資或貿易必然還會以在發(fā)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標準來期望政府的行為和國家公務員的服務，如果我們的公務員的服務不令人滿意，同時由公務員來執(zhí)行的政府的行為又脫離規(guī)范，違背WTO的有關協議，輕則被訴，遭懲罰受制裁，重則人才、資本、技術外逃，國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越來越窮，毫無希望。

政府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的發(fā)揮歸根到底還是要通過國家公務員的具體的服務體現出來，這種服務水平的高低就取決于國家公務員素質的高低。而我們國家公務員的整體素質與發(fā)達國家公務員相比還不夠高，我們的國家公務員目前的服務意識和服務的水平的確是不容樂觀，現代行政的理念還沒有完全樹立起來，還有相當數量的國家公務員不具備現代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識和市場經濟的相關知識，實際中公務員的行政行為有人格化的傾向和非規(guī)范化的特點。加入WTO為提高國家公務員的素質提出了緊迫的要求，要求國家公務員加緊學習，學習有關市場經濟的知識，學習現代公共管理的相關知識，學習WTO有關規(guī)則，樹立為公眾服務為納稅人服務的意識，樹立廉政高效意識，樹立對公眾負責的責任意識，提高對公眾意見的回應能力和效率，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注重個人修養(yǎng)，規(guī)范個人行為培養(yǎng)公信力。我們的公務員應該向WTO發(fā)達的成員國的公務員學習，學習人家對公眾服務的方式、程序和效率，因為我們的公務員也面臨社會公眾這樣的期望。

加入WTO給中國政府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也給中國政府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為中國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空前的動力，并為中國行政改革階段性的目標選擇和改革路徑的選擇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與規(guī)范。參考文獻

[1]趙景愛.加入WTO對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影響[J].山西政報,2001(21):25 [2]郭紅杰,李鵬.入世與中國行政體制改革[J].行政與法,2003(02)[3]張茅.在加入WTO與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研討會上的講話[J].中國行政管理，2001（12）[4]汪慧.加入WTO對我國行政管理的影響及對策分析[J].廣東青年干部學院學報，2000（04）

第五篇：WTO對我國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影響

加入WTO對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影響 摘要 中國加入WTO后，各個方面都受到全球經濟的沖擊。其中，加入WTO更是給中國行政改革帶來了空前的挑戰(zhàn)與動力，WTO規(guī)則為中國行政改革提供了限制性的規(guī)范和階段性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對政府的職能、政策法規(guī)、管理體制等進行全面改革。關鍵詞WTO 行政改革挑戰(zhàn) 動力 目標模式 參考路徑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先后進行了數次以機構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行政體制改革，其中進行大規(guī)模的行政機構改革8次。從這8次改革中可以看出，行政體制改革雖然也得到來自外部力量(擴大開放)的促進，但改革的主要動力是國內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推動著行政改革一步一步向前進，行政改革從經濟體制改革那里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動能。這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能夠取得階段性成果的主要原因。

如果說“入世”前，行政改革受國內因素影響較大的話，那么“入世”后，行政改革將同時受到內外力量的共同作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力，一是跨(多)國公司，二是超國家經濟組織。這兩大主力將對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帶來直接或間接、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和1995年前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不同，世界貿易組織(WTO)作為一個規(guī)范的國際性貿易組織，其一系列游戲規(guī)則、協定對成員方具有更強的約束力，特別是對成員方的政府行為要求更嚴。一個成員國要享受WTO的權利并從中獲取巨大的經濟收益，就必須根據WTO的有關原則、協議和要求，對政府的職能、政策法規(guī)、管理體制等進行全面改革。

一、WTO的規(guī)則對中國的行政體制提出了挑戰(zhàn)

（一）、對政企關系提出的挑戰(zhàn)。

WTO關于政企分離的原則告訴我們，行政體制改革只有從根本上理順政企關系，才能確保國民經濟在全球性經濟競爭中贏得勝利。《1947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和《關于解釋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17條的諒解》專門對WTO成員方的國營貿易企業(yè)的經營活動作了法律認定，其中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為本國國有企業(yè)和其他成員國企業(yè)提供平等的競爭機會。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企業(yè)與地方政府具有十分密切的血緣關系，“政企分開”的目標始終不能實現，這嚴重地阻礙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目前，政企不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有企業(yè)分布廣泛，政府資產大范圍地占據著各類經營性行業(yè)，甚至還有壟斷的現象；二是企業(yè)的投資、經營、分配和人事安排等諸多內部事務仍受到地方政府較大程度的指揮和干預。中國加入WTO后，依照WTO的規(guī)則，政府與國有企業(yè)之間的傳統(tǒng)的聯系紐帶將逐漸被切斷，職能部門不僅要平等地對待本國和非本國的企業(yè)．而且在國有和非國有企業(yè)之間也必須找到一個平衡點；傳統(tǒng)的干部任免體制也將被打破，企業(yè)經理必須從企業(yè)行政干部體系中剝離出來．政府只應以出資人身份行使監(jiān)督權，其他一切權力轉交給企業(yè)。

（二）、對政府經濟職能提出的挑戰(zhàn)。

WTO關于非歧視的原則，提示行政改革只有合理界定政府的經濟職能，才能提升政府的良性能力，政府作為公共行政機構，不能參與WTO[1CJ經濟競爭活動，政府對本國的國有企業(yè)、非國有企業(yè)和外來企業(yè)同等對待，不能偏袒任何一方。WTO的要求和市場競爭的壓力使政府不得不加大行政體制改革力度。合理界定政府的經濟職能。具體說來，入世后政府職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服務，為企業(yè)創(chuàng)造良好的經濟運行環(huán)境，為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優(yōu)越的生活環(huán)境，提高廣大人民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水平；二是法治，要嚴格、嚴密立法，保證各項管理活動，包括宏觀調控活動，都有法可依，杜絕政府不良行為的發(fā)生；三是調控，要從以往的直接調控轉變?yōu)殚g接調控的管理模式，運用匯率、稅率、利率等經濟杠桿，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維護經濟的穩(wěn)定與增長；四是保護，就是要在保持民族工業(yè)的基礎上，發(fā)展非公有制經濟、民營經濟。

（三）、對政府運作程序提出的挑戰(zhàn)。

WTO的透明度原則貫穿于各項法律條文中，它提示我們行政體制改革只有加大政務公開力度，才能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WTO要求各成員方應在第一時間告知各其他成員國它的政策的改變、實施細則，各成員國簽訂的影響國際貿易現行規(guī)則的條約、協定等。防止各成員國間的不公平交易。我國政府在入世談判中曾經承諾中國以后所有的涉外經濟法規(guī)必須透明，凡是不公布的，就不能執(zhí)行，只能執(zhí)行公布了的，“黑箱操作”的內部文件不能再搞了。但就我國的現實來看，在我國的法律制度中，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公布方面都還未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程序性規(guī)則；在政策法規(guī)的決策方面，我國大多數地方政府不僅決策的程序及相關資料都不公開，而且常常連決策的結果都不公開，許多所渭“內部文件”、“內部材料”實際上都是公眾應當知曉和掌握的信息。顯然，我國政府的“透明”程度還遠遠來達到世貿組織的要求，因而，加入WTO后，世貿組織必然會對我國的政府運作過程中的透明度問題提出要求。

（四）、對政府部門本身和公務員素質提出的挑戰(zhàn)。

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入WTO的需要，政府應當是 “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政府應當有一批高素質、高水準的公務員隊伍。但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國地方政府部門和公務員隊伍，其思想觀念、知識結構以及決策管理能力、依法行政能力、開拓創(chuàng)新能力等在很大程度上無法適應入世的要求。一是我們的政府部門和公務員還沒有真正樹立起為社會、為企業(yè)、為公眾服務的思想。現在的部門每每強調“加強管理”，實際上部是在加強對老百姓的管理．對企業(yè)的管理。我們出臺的各項法規(guī)也很少設計對部門權力的控制。二是政府部門還沒有很好地解決權力與利益的關系問題。政府部門通過法律走私進行“設租”、通過執(zhí)法行為進行“尋租”的情況仍不同程度的存在。三是我們的政府公務員的知識結構和業(yè)務水準還遠遠不能適應入世后的客觀形勢的要求。面對WTO的迫近，政府及其公務員的決策管理、開拓創(chuàng)新和依法行政等方面的能力都很難適應發(fā)展的要求。

二、加入WTO為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提供了動力

加入WTO，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的一員，中國取得了與其他世貿組織成員平等的貿易權益，中國在更深的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中，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由于各國的起點不同，自然會導致弱者更弱，強者更強的現象。中國加入了WTO面臨著世界上發(fā)達國家的競爭，一方面中國與其他WTO成員擁有了平等的權利，擁有了相對平等的競爭平臺，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市場經濟起步較晚與WTO發(fā)達國家成員具有較大的差距，中國政府只有借助這次加入世貿組織獲得了平等權益的契機迎頭趕超，才能在全球化競爭中獲得一席之地。

要在全球競爭中迎頭趕超，必須更多的吸引外資外商的進入，而外資外商的進入主要看你投資環(huán)境的優(yōu)劣，而投資環(huán)境的優(yōu)劣很大程度上又是與政府的行為密切相關的，可以說一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投資環(huán)境都是由政府主導營造的。試想在一個連開一家餐館就得花幾個月時間跑無數個部門，敲上百顆公章的投資環(huán)境下，有選擇自由的，追逐最大利益的外資與外商怎么會光顧呢？中國政府要想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贏得相對的優(yōu)勢地位必須下大力氣改善投資環(huán)境，而改善投資環(huán)境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改善政府行為，進行行政改革。

三、加入WTO為中國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目標模式與參照路徑。

（一）、加入WTO為中國行政改革職能的轉變提供了目標模式，為機構改革提供了參照的路徑。

我們在行政改革中提出職能轉變已經許多年了，但職能的轉變仍然不理想，這其中在92年前是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不是太明確導致我們的政府職能的轉變方向不明確，而在92年后我們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按說我們的政府職能轉變有了明確的方向，但是由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事業(yè)，到底這樣的一種市場經濟體制對于政府職能提出什么樣的要求我們無法獲知也無從參照，只有在改革中試錯。當前中國行政體系處于社會轉型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的構建過程中，當前中國沒有成熟的市民社會，沒有政治行政相對二分的過程，行政體系在當前社會中的角色極難定位，相應職能也會模糊不清，我們當前的改革中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依職能定機構，誰定職能？誰能合理界定職能？如果是法定職能，法定職能能做到嗎？那么這種界定合理嗎？其結果將是對行政效率、行政責任、行政目標的貢獻還是阻礙？現實的改革狀況是行政機構自定職能、機構和編制，由于行政機構和人員的自然的經濟人傾向，這種對職能界定的合理性程度可想而知。

但中國加入了WTO表明我們在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我們也認同在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方面具有全球趨同性。在這樣的前提下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普遍性表明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職能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和趨同性，我們當然可以借鑒其他發(fā)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建設發(fā)展市場經濟中政府職能方面的制度建設和一些改革措施了。WTO提供的一整套關于成熟市場經濟下政府如何行為的規(guī)則為中國政府的行政改革轉變職能提供了參照的目標模式，政府的職能轉變就應該向WTO規(guī)則給定的目標模式轉變。

中國加入WTO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加入WTO后在政府改革方面的成功的經驗，吸取其他國家在應對WTO挑戰(zhàn)進行變革中的教訓，加入WTO其實是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學習和借鑒的平臺，并且這個學習和借鑒的平臺沒有絲毫的理論的障礙，也很少有保守派的詰難，這個過程有現成的經驗和教訓，其中很多發(fā)展中國家加入WTO后的政府的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對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的中國具有極大的參照作用，這樣就相當于為政府的機構改革提供了參照的路徑，為政府職能的轉變指引了一條低成本的階段性變革之路。中國政府要好好利用這一契機，正如朱總理在2002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的，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徹底擺脫傳統(tǒng)計劃經濟的羈絆，切實把政府職能轉到經濟調節(jié)、市場監(jiān)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只有政府的職能定位明確了，機構改革才有依據，入世為機構改革也提供了現成的參照，WTO其他成員國為遵循WTO規(guī)則而進行的機構改革的經驗可資借鑒，發(fā)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行政機構的設置，尤其是肩負對經濟活動進行監(jiān)管責任的機構的設置可以為我國政府機構時參考和學習。

（二）、加入WTO為行政程序的再造提供了指導。

目前中國實際行政實踐中，許多行政程序不透明不公開，存在著嚴重的暗箱操作嫌疑，并且許多行政程序不合理，過于繁雜。比如有的行政執(zhí)法監(jiān)管部門利用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程序的無知，故意刁難以索取好處；故意放縱行政相對人違法違規(guī)以擴大罰款的來源；還有的主管部門經常搞什么評比檢查攤派等注定由行政相對人（企業(yè)或個人）來買單的活動，為企業(yè)的正常的經營活動制造麻煩添加成本。正是因為這些過于繁雜存在暗箱操作嫌疑的行政程序的存在才使得行賄受賄的權力尋租現象普遍出現，才是惡化或者制約投資環(huán)境的真正元兇。根據WTO的透明度原則，政府的行政程序必須是公之于眾的，并不得任意變更的，更不能因個別領導人的好惡而隨意解釋。WTO規(guī)則為成員國行政程序的設立制定了明確的規(guī)范，比如關于進出口許可程序，WTO協議明確規(guī)定了成員國對于有關進出口的行政管制的程序，從管制的貨物的清單的公布到變更清單的通知形式和時限，再到發(fā)放有效期的規(guī)定等都有明確的標準。再如關于司法審查的程序性規(guī)定，WTO也給出了明確的程序性規(guī)范，各成員國必須遵守。

加入WTO對中國的行政流程的再造提供了契機，為行政程序的合理化規(guī)范化提供了階段性標準。在今后的改革中政府應該或者說必須按照WTO規(guī)則對成員國行政程序的要求和標準進行改革。首先，要使行政程序公開透明為公眾所知，堅決打破暗箱操作的處境；其次，要簡化行政程序，使行政程序保持簡便高效；再次，必須依照WTO的有關行政程序的規(guī)范對現行的不合理的行政程序進行改造，大力精簡行政審批，對于不得不審批要嚴格規(guī)范。

（三）、加入WTO為行政分權的規(guī)范化提供了壓力和規(guī)范。

WTO規(guī)則有一條基本的原則就是自由貿易與統(tǒng)一實施原則，要求國家的貿易制度在全國

范圍內統(tǒng)一實施。在我國目前國家的貿易制度及其他各項制度與政策在全國各地都是各有特色，五花八門，更嚴重的是地方保護主義和土政策盛行，現實中還存在著地方政府為保護本地企業(yè)利益而以行政命令抵制外來商品甚或攤派本地企業(yè)的產品給公務員做工資，這些情況都表明在我國，存在嚴重的行政權力的劃分的不規(guī)范現象，使那些本來不應由地方政府行使的權力卻由其違規(guī)行使了，地方政府違規(guī)行使權力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tǒng)一，與WTO規(guī)則相悖，必須進行變革。如何變革，WTO規(guī)則也給出了有關的規(guī)范，例如：在對有關“非關稅措施”的規(guī)定中規(guī)定：“進出口禁止和限制以及影響進出口的許可程序要求只能由國家主管機關或由國家主管機關授權的地方各級主管機關實行和執(zhí)行。不得實施或執(zhí)行不屬國家主管機關或由國家主管機關授權的地方各級主管機關實行的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總則第七條第四款）在貿易制度的實施有關方面規(guī)定：中國應以統(tǒng)一、公正、合理的方式適用和實施中央政府有關或影響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或外匯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規(guī)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級政府發(fā)布或適用的地方性法規(guī)、規(guī)章及其他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總則第二條第二款）中國地方各級政府的地方性法規(guī)、規(guī)章及其他措施應符合在《WTO協定》和本議定書所承擔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總則第二條第三款）中國行政改革中的行政程序的改革就有了規(guī)范的指導。

另外，WTO規(guī)則為中國行政分權提供壓力和規(guī)范的重要一點是要求對政府的行政行為，不僅僅是現行法律規(guī)定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而且包括相關的抽象行政行為，進行嚴格的獨立的司法審查，要求給于行政相對人以更多的司法救濟的機會，其實就是嚴格限制行政機關的權力，使國家行政權在國家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間重新調整。并且還有一點規(guī)定：中國應建立一種機制，使個人和企業(yè)可據以提請國家主管機關注意貿易制度未統(tǒng)一適用的情況。這些規(guī)定都為中國限制行政權力，進行行政分權提供了規(guī)范。

（四）、加入WTO為行政主體的重塑提供了壓力和范例。

加入WTO，中國真正融入世界經濟，真正進入人才、資本、技術全球流通之中，大量的外資與外商進入中國。來自發(fā)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外商到中國來投資或貿易必然還會以在發(fā)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標準來期望政府的行為和國家公務員的服務，如果我們的公務員的服務不令人滿意，同時由公務員來執(zhí)行的政府的行為又脫離規(guī)范，違背WTO的有關協議，輕則被訴，遭懲罰受制裁，重則人才、資本、技術外逃，國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越來越窮，毫無希望。

政府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的發(fā)揮歸根到底還是要通過國家公務員的具體的服務體現出來，這種服務水平的高低就取決于國家公務員素質的高低。而我們國家公務員的整體素質與發(fā)達國家公務員相比還不夠高，我們的國家公務員目前的服務意識和服務的水平的確是不容樂觀，現代行政的理念還沒有完全樹立起來，還有相當數量的國家公務員不具備現代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識和市場經濟的相關知識，實際中公務員的行政行為有人格化的傾向和非規(guī)范化的特點。加入WTO為提高國家公務員的素質提出了緊迫的要求，要求國家公務員加緊學習，學習有關市場經濟的知識，學習現代公共管理的相關知識，學習WTO有關規(guī)則，樹立為公眾服務為納稅人服務的意識，樹立廉政高效意識，樹立對公眾負責的責任意識，提高對公眾意見的回應能力和效率，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注重個人修養(yǎng)，規(guī)范個人行為培養(yǎng)公信力。我們的公務員應該向WTO發(fā)達的成員國的公務員學習，學習人家對公眾服務的方式、程序和效率，因為我們的公務員也面臨社會公眾這樣的期望。

加入WTO給中國政府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也給中國政府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為中國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空前的動力，并為中國行政改革階段性的目標選擇和改革路徑的選擇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與規(guī)范。

參考文獻

[1]趙景愛.加入WTO對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影響[J].山西政報,2001(21):25

[2]郭紅杰,李鵬.入世與中國行政體制改革[J].行政與法,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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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慧.加入WTO對我國行政管理的影響及對策分析[J].廣東青年干部學院學報，20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