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

論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

行政管理 劉亞飛 0990202035

行政體制改革是國家行政機關為適應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變化，提供行政效率，對其組成、體制、權限、活動方式等方面調整和優化的過程。我國共進行了七次行政體制改革，大致可分為調試、轉型和創新三個階段。現在我國正處于第七次行政改革中，這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創新階段，被稱為“第七次革命”。第七次改革是為了使行政體制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進行的最徹底的一次改革。

我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尋求的是以開放促進改革，繼而以經濟體制改革來促進行政體制改革的發展道路。我國現在所進行的第七次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政府行政管理體系，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建立高素質的專業化行政管理干部隊伍，逐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有中國特色的行政管理體制，強調政府職能轉變到宏觀調控、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加強程序規范，制定法律文件保障改革的有序進行。

我國行政體制改革存在的首要問題就是路徑依賴，我們是在探索中走社會主義道路，對于前方的未知讓決策者們更習慣于沿襲已走過的成熟的改革方法，由此產生了行政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依賴。其次，我國行政體制改革中人為制度建構的痕跡明顯，缺乏現代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行政體制的改革必然會觸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他們也會對改革產生大的阻力與影響。

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首先要打破路徑依賴，避免制度鎖定，我認為政府應該進行范式轉換，轉變政府職能，更新行政理念，完善理性官僚制，選擇馬克思韋伯設計的現代理性官僚體制與新的公共管理相融合的范式為新的改革路徑，同時要設立動態修正機制，不斷糾正路徑偏差，避免再次出現制度鎖定，在改革的同時也要注重促進社會的發育追尋行政效率與維護社會公平的協調。

其次，我們要增強改革的動力，客觀分析改革動力和阻力的強弱，加強改革宣傳，調動社會公眾參與和支持行政改革的積極性，并且要妥善安排因改革而受到沖擊的人員，保障他們的生活，做好改革的善后工作。

第三，一切都離不開利益，改革也同樣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這其中就包括很多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他們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行政體制改革是為了適應我國的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進行的，經濟想要更快更好的發展就必須要進行改革，這就要求國家開放更大更多的領域讓其參與市場競爭、讓更多的民營資本參與進來，這樣就必然會觸及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要解決這個問題，單單依靠某個強勢的領導人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必須要有相應的制度規范和法律約束，加強司法的獨立性，避免個人制度建構，實現依法治國。

第四，我們要建立良好的績效管理機制，對改革的成果進行正確的檢驗和評估，同時完善行政監督體制、加強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也是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也要讓新聞媒體參與到監督中來，保障行政體制改革依法有序的進行下去。

第二篇：論我國領導體制改革

論我國領導體制改革—— 公共管理系 09711107 賈萌

摘要： 領導體制是在領導活動中為完成領導職能、實現領導意圖所設置的機構體系、運作機制和規章制度的總稱，領導體制是領導活動的載體。當前，改革我國領導體制中與社會不相適應的方面和內容，對于實現領導活動科學化，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字：領導體制改革

領導體制是在領導活動中為完成領導職能、實現領導意圖所設置的機構體系、運作機制和規章制度的總稱，領導體制是領導活動的載體。當前，改革我國領導體制中與社會不相適應的方面和內容，對于實現領導活動科學化，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逐步建立了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領導體制。隨著改革開放的展開和深化，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我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改革的大潮中，我國的領導體制也在經歷著深刻的變革。

一、我國領導體制存在的問題

我國領導體制伴隨著社會的變遷，從古代社會的原始民主制、中央集權制到現代社會的一長制、民主集中制，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特別是以民主集中制為代表的現代領導體制，是我國歷史上截止目前最為先進的一種領導體制。

但是，領導體制也有個不斷完善和不斷發展的過程。我國現今的領導體制雖然是歷史上是最為先進的一種體系和制度，但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領導體制中的一些缺陷和不足也開始逐步暴露出來，它們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領導職能相互混淆。在當前，我國領導體制中領導職能劃分不清是一個突出問題，比如黨委，政府，人大這三個機構，它們之間的職能究竟應該如何區分，長期以來沒有一個科學嚴格的說法和做法。再如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問題，理論上盡管洋洋灑灑多有呼吁，但在體制上這些年一直是似分不分，以至于時至今日我們一方面大力倡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另一方面對企業負責人的任免，還仍要以代表黨委政府的組織人事部門認可為準。

2、領導權力過于集中。領導權力是領導體制的核心，權力實施以權限劃分為前提。權限劃分包括黨政權限的劃分、國家機關橫向與縱向權限的劃分，以及政府與企業、事業和其它社會組織之間的劃分等。當前，我國領導權限的最大弊端是權力過于集中，即領導權過分集中于領導機關和領導部門，在領導機關和領導部門中，又過于集中在為數很少的幾個主要負責人身上。由于權力下放不足和過于集中，使基層單位和基層群眾缺乏工作上的主動性和創造力；也由于權力過于集中，在我國，掌權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就成為一種十分普遍的社會現象。

3、領導機構高度膨脹。領導機構是實現領導職能的組織實體，是領導體制的組織表現形式，機構設置合理，領導工作才能完整有序地運轉，達到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的統一。長期以來，我國領導機構盡管歷經多次精簡，但每一次精簡過后又迅速膨脹。因此可以說，在當前，機構臃腫仍然是我們當今領導體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頑癥。

4、領導管理嚴重滯后。這里的“管理”，主要指對領導者和領導機關的管理。我國領導

體制中一直缺乏對領導機關、尤其是領導者有效的權力約束機制，領導者一手遮天，唯權為

大的情況在不少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由于領導管理制度嚴重滯后，以權謀私、貪污腐化

等權力異化現象時有發生，涉及領導者的各類刑事案件無論在職務級別上、案件數量上還是

案件影響上，這幾年都呈逐步上升的趨勢。

5、用人制度缺乏活力。干部人事制度是我國領導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增強工作活力，提高工作效率，離不開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然而在目前，我國的用人制度改革卻遠遠落后

于社會其它領域的改革，尤其在干部選拔任用上，主體上仍然沿用的是幾十年一貫制的做法，由少數人選人，在少數人中選人這種社會意見很大的問題仍然沒有多大改變，公開、公平、公正這些現代用人思想和觀念在人事制度上仍然沒有成為基本的操作行為。用人制度缺乏活

力會嚴重挫傷人的積極性，會阻礙人才的正確選拔、培養和使用，對社會經濟建設和社會全

面發展的負面影響更是不言而喻。

我國領導體制存在的上述弊端，從根本上說是由于我們沒能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民主與集

中的關系所造成。民主集中制包含著民主與集中兩個方面，它們互相聯系、互相促進、互相

制約，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就是要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結合起來，使民主與集中達到相

互呼應。但是，由于我們在領導思想上長期存在著把人管得越緊越好，把權握得越死越牢這

樣一種極左認識，因而在領導實踐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權力高度集中起來，而現代社會的開

放性特點，客觀上卻要求擴大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的民主化成分，使權力適當分流或下放。

這樣一來，我國領導體制中民主不夠、集中有余的情況便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來了。

二、我國領導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建立起的領導體制具有三個特征：一是人民的主人地位；二是共產

黨的領導核心地位；三是高度集權式的領導和管理。這種領導體制基本上適應了我國當時的政治、經濟發展的要求，但也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在進入新時期以來．我國領導體制改革的任務被提上了日程。我國領導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主要是：

第一，領導體制改革是切實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治本之策。我國領導體制存在的權力過分集中等弊端，影響了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導致了官僚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以及

家長制和搞特權、特殊化等現象。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一類錯誤重演，切實加強社會主

義民主政治建設，必須對領導體制進行改革。

第二，領導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緊迫要求。我國的改革是全面的，包括經濟體制

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緊迫需要和

切實保障。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

人的障礙。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應大體同步，兩者相互依賴、相互配合。

第三，領導體制改革也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需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毫

不動搖地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加強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改革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社會基層單位的領導體制。

三、如何對我國領導體制改革

對我國的領導體制改革，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著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1.領導體制的宏觀層面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完善領導職能分工，理順各種

關系；二是合理設置機構，克服機構臃腫；三是進一步健全法制，實行依法治國。

首先，要完善黨委、人大、政府三個不同機構的關系。我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機構，是我國的不同領導機關，這三者的領導職能和工作方式是不一樣的，但三者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并不十分明確。黨委、人大、政府三者之間關系不明，權力

運行上必然會相互交叉。因此，改革中應該明確：第一，黨委與人大的關系，既是一種領導

關系，也是一種工作關系，黨的各項決議和政策要按科學的程序提交人大討論和建議實施，堅決克服過去那種不講程序，不尊重人大，使人大僅僅成為“舉手機器”、“橡皮圖章”的情

況。第二，黨委與政府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分工負責的關系，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

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黨不要過多地干預政府工作，而應在如何充分發揮監督和保證作

用上下功夫。第三，人大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一種決策和執行的關系，政府對人大

定期報告工作應成為一種制度，人大對政府工作的監督與檢查不能留于形式。第四，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權力組織形式，要進一步加強立法、監督、考稽職能，要逐步創造條件，擴大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的范圍。在不違背現有法律前提下，加強和完善“普

選制”，逐步擴大對民意代表和政務領導的“直選”范圍，真正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

利。

其次，堅持政企分開。通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現在國有企業一般的經營自主盡

管已經實現，但政府干預企業經營活動的情況仍時有發生。政企分開是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發展市場經濟的根本要求，政企不分，企業對政府的依附關系就必然存在，企業自主經營、自我管理就不可能真正實現。所以，政企不分在當前并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

題。只有政企真正分開了，政府把屬于企業的權力完全交給企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

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來。

2.領導體制的微觀層面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組織人事制度，二是權力制約

與監督。

首先，在用人制度上，當前應重點抓好這樣幾個方面的改革：一是在公務員序列之外全

面推行聘任制。二是減少關卡，允許干部自然流動。三是堅決打破論資排輩，實行干部能上

能下。四是增加透明度，體現“三公開”，即除少數特殊職位以外，要把任職崗位、條件、擬選拔對象的情況向群眾公開，并接受群眾的評議與監督。五是實行競爭式選拔，提高群眾的參與程度，達到好中選優。

其次，關于權力制約改革。在政治理論中，權力制約是一條重要的紀律原則。人類政治

史早已證明，權力不受制約必將遭致濫用，而權力一旦濫用，必然會產生政治腐敗和作風專

橫。因此，為了加強對領導者手中權力的管理，在人事制度上還應把權力制約提到議事日程，通過一系列約束機制的建立和實行，把領導者的權力確定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權力制約可以從靜態與動態兩方面進行考察。在靜態上主要是從空間結構，即來自社會的各種力量上進行考察。在動態上主要從權力的產生與運行上進行考察，這又包括三個環節：

一是權力獲得制約，主要表現為各種不同方式的選舉、考試及限任；二是權力運行制約，主

要表現為通過各種規定性限制，使領導者在掌權中不出現權力“越位”的情況；三是權力廢

除制約，主要表現為彈劾、罷免和法律懲處。在三個環節上，無論哪種形式的制約都應突出

群眾性、社會性、自下而上性，也就是說，權力制約不僅是一種組織或制度制約，更主要的它還是一種群眾制約和社會制約。這樣，領導者真正置身于群眾和社會的監督之下，權力濫

用的情況才有可能大為減少。

四、我國領導體制改革應體現四個原則

領導體制改革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為了積極穩妥地推進這項工作，我們要堅持以下

四個原則：

第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國的立國之本，自然它也是我們進行領導

體制改革的基礎和必須堅持的首要原則。如果放棄了四項基本原則，不加分析地盲目照搬西

方領導體制上的一些做法，改革就會偏離軌道，偏離由我國政治制度所決定的政治屬性。所

以，我們所進行的領導體制改革，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前提下的改革，離開了這個前

提，改革不可能成功。

第二，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可見，民主集中制不僅是我國的根本組織制度，也同時是我國的根本領導制度。改革我國的現有領導體制，并不是要削弱這一根本的領導制度，而是要更加處理好民主與集中的關系，真正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高度民主，實現領導目標與各種社會利益、社會目標相一致的集中。同時，由于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還可以使我們的各級組織和廣大人民群眾組成團結一致的整體，以保證領導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第三，堅持持續穩妥原則。國家的穩定、社會的安定，這是各項事業發展的保證。領導體制改革觸及政治上層建筑，一著不慎就有可能全盤皆輸，引起社會不穩，因此，改革必須要有領導、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所謂有領導，就是改革要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進行，離開統一領導，把握不住改革的方向，領導體制改革就會改變性質；所謂有步驟，就是改革部署必須周密考慮統一安排，改革措施分輕重緩急逐步實施；所謂有秩序，就是在時機和方式上，既大膽又慎重，做到及時總結經驗，穩步推進前進。

第四，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原則。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黨對國家生活的領導，最本質的內容就是組織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領導體制的改革，同樣要把保證全體人民充分享受政治民主、領導民主，保證人民群眾能通過各種有效形式參與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如果改革不能賦予領導者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上新的內容，領導者仍然高高在上，頤指氣使，那么這種改革就很難獲得群眾的認可，也不可能真正成功。參考文獻：

[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21-343.[2]陳麗鳳.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歷史考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136.[3]閆穎.鄧小平對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的思考與探索[J].云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6（1）:14-18.[4]賀善侃.黨的領導體制改革: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關鍵[J].領導科學，2010:4-6.

第三篇：行政體制改革

行政體制改革：完善公務員制度

健全公務員法規體系是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的根本保證。世界各國在建立和推行公務員制度的過程中，都十分重視公務員的立法，不但制定有公務員總法規，而且有單項法規和配套的實施細則。各國都把是否“依法用人治事”作為現代國家公務員制度的重要標志。可以說，沒有“法治”便沒有現代公務員制度。

（一）公務員的管理必須有法可依

我國《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的頒布和實施，對我國公務員制度的建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六年多的實踐表明，僅有《暫行條例》是不夠的，仍不足以約束和規范推行公務員制度的行為，難以糾正“推公”中的種種偏差和失誤。因此，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關鍵是要在公務員法制建設方面取得進展。

首先，要提高立法層次。我國應該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加快起草《國家公務員法》的步伐，爭取該法案盡早在全國人大通過并頒布實施。其次，逐步健全單項配套法規。對已出臺的職位分類、考核、獎勵任免、升降、辭職、辭退、培訓等單項法規進行補充和完善。此外，還要抓緊對公務員紀律、聘任、監督等內容進行研究，爭取在近年內出臺法律規定。從而建立起比較系統、比較完備的公務員管理體系。使國家對公務員的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公務員行為必須用法律加以規范

當公民通過法定程序進入公務員隊伍后，就與國家行政機關建立了行政法意義上的職務關系。這樣，公務員在執行公務時，是代表國家在行使行政權力。從事社會事務的管理。而非個人行為。因此，公務員的行為必須用法律加以規范和約束，防止公務員手中的權力“越軌”避免侵害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使公務員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始終為公共利益服務。公務員的行為規范包括政治行為規范、工作行為規范、廉政行為規范、生活行為規范等內容。

（三）公務員的權益必須有法律保障

為了使公務員忠于職守，國家必須對公務員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公務員權益保障體系的內容主要有：

１．職業保障。即公務員“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經法定程序不被免職、降職、退職或者行政處分”。有了職業保障，公務員才能安心工作，認真履行職責，而無后顧之憂。

２．經濟權益保障。即公務員有“獲得勞動報酬和享受保險、福利待遇”的權利。除國家法律和政策規定外，任何機關或領導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或者扣減國家公務員的工資，也不得提高或者降低國家公務員的保險和福利待遇。

３．政治權益保障。即公務員有“獲得履行職責所應有的權力”；有對國家行政機關及領導者提出批評和建議和權利；有參加政治理論和業務學習的權利；有參加政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及工會的權利。

４．法律救濟保障。國家公務員對于行政機關及其領導人員侵犯其合法權益的行為，可向上級行政機關或行政監察機關提出申訴或控告。受理機關必須按照有關規定做出處理。屬于國家行政機關對公務員處理錯誤的，應當及時予以糾正；對公務員造成名譽損害的，應當負責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對公務員造成經濟損失的，應當負賠償責任。

綜上所述，只有具備了職位分類這個“基礎”，管理機制這個“核心”，法規體系這個“保障”，才能算得上是比較“完善的國家公務員制度”。

司法體制改革完善

新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全會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堅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在鄧小平的倡

導下，黨和國家在各個領域進行了撥亂反正，并于1978年、1982年兩次修改憲法，1988年、1993年兩次修改憲法，從而使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走向健康發展之路。“

鄧小平同志指出：“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鄧小平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十分重視通過健全法制保障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1979年6月他指出：“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與健全法制，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旨在”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促使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

鄧小平認為，沒有好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特別使沒有健全與完備的法律制度，單靠人治，就可以使壞人任意而行，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如果一個黨、一個國家把希望寄托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樣只要這個人有變動，就會出現不穩定。因此，他指出，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可以說，鄧小平依法治國理論的核心就是：“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的兩點論。正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充分認識到完善的法制對于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意義，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國司法制度在黨的領導下，1979年，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恢復司法部的設置，1983年6月，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決定在國務院成立國家安全部，以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領導。這些規定，從這種結構上加強了司法機關的建設。

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對《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作了適當修改。同時制定或重新頒布了《律師暫行條例》、《公正暫行條例》等，這些有關司法制度的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司法制度的恢復和走向健全。

從改革開放到黨的十五大的召開的近20年間，黨非常重視政法工作，領導人民制定了數百件法律、法規，從而基本建立起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法學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充實了司法隊伍，司法制度也逐步完備，法院組織體系逐步完善，不僅建立了四級兩審終審制的普通法院體系，而且建立起了鐵路運輸法院、軍事法院等專門法院。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建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律師制度也快速發展起來。全國已有11萬7千多名律師，9600多家律師事務所。司法機關辦理了數以萬計的各種案件，維護了國家的安全、社會的穩定以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法院在定紛止方面發揮了空前的作用，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逐步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大大增強，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所有這些都是在黨重視司法工作以及司法制度建設的條件下取得的。中國司法制度的完善

1997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大會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并提出到2010年，要形成一整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對憲法進行修改，將鄧小平理論、依法治國載入憲法，從而使我國法治化進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為了實現法治，必須重視司法制度的建設，成分發揮司法在社會生活中的調節作用。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司法在調整生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司法對于維護國家與社會安全，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懲罰腐敗，實現民主與公正，維護社會主義方面發揮著無以代替的保障作用。沒有科學完善的司法制度，法治只是空中樓閣，無法實現。

無庸諱言，近一個時期，司法腐敗、司法不公等現象較為嚴重。這既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轉型時期出現各種問題的原因，同時也有司法制度不健全、存在缺陷的原因。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逐步建立以及社會主義法治的發展，現行的司法制度在某些方面已不再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的要求，為此，必須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必須看到進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已經提出，要“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進行審判權和檢察權。”十五大的召開，為司法改革指明

了方向，而司法改革的目標是實現司法公正，推行司法改革應堅持黨的領導。我們的司法改革是黨領導下的司法改革。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我們的司法改革才有正確的方向、明確的目標，也才能保證在全國范圍內自上而下，有步驟地推進，惟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從體制上、制度上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協調各部門的利益。目前，我們不難發現，各個部門都在進行司法改革，這些改革充其量不過是工作方式的調整，嚴格說來并不是司法改革。因為任何一個部門不能改革涉及其他部門職權范圍內的權責，這就迫切要求黨中央統一組織、協調，成立司法改革的專門機構，從整個司法體制上加以改革。

在推進司法改革過程中，必須樹立法院的權威地位與公正形象。法院作為各種社會糾紛的裁判者，其公正執法是維護法律尊嚴，實現社會穩定的基石，法院在黨的領導下獨立執法。法院依法審判，只服從法律，目前，法院受地方政府的牽制太多，致使司法活動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涉，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司法公正性以及黨的威信受到嚴重的損害。為此，法院財政獨立于地方政府的體制，由國家設立專項經費，防止地方保護主義的利益驅動對司法統一的破壞。法院內部也應進行改革，應實行嚴格的法官資格取得制度、選拔制度、培訓機制以及法官職務保障措施與懲戒制度（包括訓誡、停職、開除等）。還應進行審判組織改革，完善合議制與獨任制，發揮合議庭與獨任法官的積極性，實現審者判、判者審的審、判合一，逐步減少乃至廢除審判委員會聽取匯報裁判案件違反現代訴訟原則的制度。應發揮黨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優勢，加強法官職業道德建設以及對違反職業道德的懲戒。

還應重新認識與確立公檢法之間的關系。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混淆了三機關尤其是法院與非法院之間的區別。法院之為法院，就在于它是社會糾紛的裁決機構，其中立性、被動性是其公正司法的前提，是實現法治的根本保證。為此，必須區分法院與非法院，應逐步樹立法院的公正形象，使法院成為公正的象征，為人們所尊崇。為實現司法制度的民主化，需要重新配置國家權力，我認為，反是限制、剝奪公民人身、財產、隱私權的權力應由法院行使，防止公安機關等行政機關濫用權力侵犯公民憲法權利。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應著重對職務犯罪的偵查以及對所有刑事案件的審查起訴與支持公訴，應加強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偵查活動的指揮、領導，實現追訴效益的最大化，還有改革完善檢察機關對法院裁判的抗訴機制。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應進行檢察體制的改革。公安體制的改革應以實現社會治安根本好轉以及提高刑事偵查質量為出發點。

律師制度是實現司法民主的重要標志。近幾年來，我國律師隊伍大大壯大，但仍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應進一步發展律師制度，發揮律師制度在法治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律師是法治社會中的重要力量，應正確認識律師的性質，改革律師管理體制以及律師組織形式，創造律師依法自由執業的良好環境。

為了提高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及法律職業人的認同感，應當實行法律職業一體化。為此，應當改革法學教育制度，促成能夠培養并保持高素質司法從業人員的合理機制。具體包括：統一的資格考試制度，即實行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統一考試；統一的司法研修制度；系統的職業道德維持制度。

進行司法教育改革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統一司法考試制度，實現“進口”統一、資格統一。第二階段，建立統一的司法研修制度，解決進修培訓標準和業務素質不統一的問題。

第三階段，建立、健全和完善司法官和律師的素質保持制度。應逐步形成從律師中選拔法官、檢察官的機制。為了保證司法官道德品行的養成與持續，維護司法公正，應提高司法官待遇（薪俸等），使之高于一般公務員的標準。

實踐證明，什么時候堅持了黨的領導，我們的司法工作就能健康發展，反之，司法工作就會遭到破壞。在推進司法改革的過程中，要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司法機關獨立辦案的關系。二者不是對立的關系，司法是在黨領導下人民治理國家的重要工作，但黨的領導不是代替司

法機關辦案，而是方針、路線、政策的領導。黨在領導人民制定出反映全體人民意志的法律后，司法部門嚴格依法辦案，我認為就是堅持了黨的領導。在司法機關辦案遇到了阻力時，黨要幫助司法機關排除阻力，目的同樣是保證司法機關辦案不受其他單位和個人的干預。黨的各級領導要力戒用皮條子、打招呼的形式去影響司法機關的辦案活動。同時，司法機關在依法辦案的過程中，還應執行黨在特定時期不同的刑事政策，例如，像目前的“嚴打”，當然，執行黨的刑事政策不是脫離法律，“從重從快”必須是在法律規定的量刑幅度內從重，在法律規定的辦案期限內從快。所以，正確處理好刑事政策與法律的關系，也是堅持黨的領導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黨更加重視司法工作，重視司法制度的建設。我相信，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司法改革一定會取得成功，司法公正目標一定會實現。

第四篇：行政體制改革

小議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我國行政體制改革

當前，我國的發展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新形勢新任務對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尤其是近些年興起的公民社會及其相關組織對我國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起到了重要影響，是進一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過程中必須重點考慮的因素之一。因此，從公民社會視野來分析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難題難點及有效途徑等內容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我國政府治理模式的轉變

所謂公民社會，“就是國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間關系的總和，其組成要素是各種非國家或非政府所屬的公民組織，包括非政府組織（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團、協會、社會組織、利益團體和公民自發組織起來的運動等，它們又被稱為介于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第三部門’”。[1]公民社會理論于近一、二十年間的復興與拓寬，用鄧正拓先生的話說“幾乎形成一股可以被稱之為全球性的‘公民社會思潮’”。[2]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和完善，“社會”重新崛起，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分開始凸顯。究其原因即在于市場經濟不僅是經濟發展模式的變化，而且是人際關系、個人與社會、社會與國家的關系的實質性變化。在這種背景下，人民內部的自組織化趨勢明顯加快，公民的主體意識逐步增強，民間組織興起，推動著政府與社會關系的衍變,并對我國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許多新要求。

（一）公民社會的興起，要求政府由單元的管理模式向多元的治理模式轉變隨著公民社會的興起，政府的管理模式應向多元管理主體轉變。多元社會管理主體就是指社會管理的主體既包括在社會管理中一直承擔主導角色的政府，也包括這些年逐漸凸現出來的作為政府重要補充力量的市場化組織和公民社會。政府不再是惟一的社會治理者，它必須努力實現與第三部門、私營部門和公民的共同治理。政府應該通過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和社會化，將民間力量釋放出來，整合社會各個領域的力量，形成國家與公民社會合作治理的網絡，滿足公眾日趨多樣

化、個性化的需求。

（二）公民社會的興起，要求建立政府與公民社會相互合作的治理模式公共事務的管理需要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相互間的合作。這種合作會把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社會團體的利益、不同的社會力量集合在一起，納入政府的決策過程，提高政府的社會決策水平。而且，通過政府與公民社會在公共事務上的合作管理，還能激發公眾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同時，通過公民社會組織對社會閑散資源的整合，加強公民對公共政策的理解，增強人們對政府的政治認同，增加政府的合法性。政府與公民社會對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型關系，公民社會可以填補我國政府管理功能上的不足，從而形成一個上下互動、政府行政功能和社會自治功能互補的合作模式。

（三）公民社會的興起，要求建立政府與公民參與的互動治理模式

公民社會的興起表明兩點：第一，公民深層次的權利意識正在覺醒，公民正試圖通過積極的政治參與行為維護自身的利益；第二，公民在權利意識覺醒的基礎上為了共同的政治目的和相同的利益正在結成持久性的集團組織。這種組織可能致力于非常特殊的利益，也可能致力于廣泛的公共問題，但其基本的和明確的目標是影響政府和社會。這就要求政府必須賦予公民更多的參與決策的權力，以利于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和責任性；要求政府改變原來的“包辦一切”的管理模式，還政于民，還權于民，與民共治，并在一切可能的范圍實現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協調、自我監督。而政府只承擔維護國家內外安全，建構和維護制度框架，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調節收入再分配、提供社會保障和解決社會沖突等必不可少的職能。

（四）公民社會的興起，要求政府管理從人治向法治轉變

由于受長期的人治傳統和集權體制的影響，我國的政府管理中人治現象仍十分普遍。人治所帶來的危害歷史早已證明。同樣，歷史也證明了“法治優于一人之治”，只有法治方能有效束縛權力濫用。法治政府不僅僅是意味著有多么完備的法律體系，更關鍵的是意味著憲法法律至上。一切政府行為都不能超越憲法和法律的框架，都必須服從于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權力可以不受法律的制約，任何人都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否則，再好再完備的法律也只是一紙空文。構建和運行法治政府，就是要實現分權與權力制約，就是要實現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就是要實現司法獨立和建立違憲審查制度。從根本上說，建構和運行法治政府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規范和制約政府的權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

二、公民社會視野中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路徑

我國公民社會的興起對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同時也為我國進一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針對我國歷次行政體制改革中存在的問題，依據我國政府治理模式變遷的趨勢，我國未來的行政體制改革需要把握好以下幾點。

（一）政府還權于公民社會，擴大行政主體是深化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著力點

權力是行政的保障和后盾，在我國，權力的重新配置主要是將權力從上級政府合理下放到下級政府，從政府外移到社會和市場，這是由集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發展這一趨勢所決定的。

經過三十年政治與行政體制的不斷改革，目前我國已基本具備了還權的條件。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既有擁有相應的社會權力的渴望，同時也有這樣的能力與基礎。政府權力向社會的轉移是不斷通過改革權力過分集中的政府體制，實現國家與社會權力資源合理配置來實現的。當社會擁有相應的活動權力時，社會參與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就具有了相應的合法性基礎，公民參與行政活動也有了合適的心理依靠，這在無形中會使行政主體擴大，而這一行政主體的擴大不僅能分擔政府的部分職能，滿足公眾日趨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更能成為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新生力量，使改革更加迅速和順利。

（二）大力培育公民社會組織，加強與公民社會組織的合作是推進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力量之源

公民社會組織與群眾有著天然的聯系，發揮公民社會組織的橋梁和紐帶作用，有利于加強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對話、溝通、協商，進而建立政府與社會的協作機制。促進實現社會自律和自治，可以支持政府的各項改革，對政府實行民主監督，抵制浮夸、浪費的官僚作風，抑制腐敗現象；將傳統體制下的許多社會公共事務轉移給公民社會組織，發揮公民社會組織公益性、互動性功能，建立體制

機制為公民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和公共服務創造條件，提供舞臺；補給資金財物為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提供物質保障；制定法律法規為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及其與政府的合作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

（三）拓寬公民參與渠道，健全公民參與機制是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政治參與是旨在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的普通公民的活動。有序的政治參與包括選舉投票、助選、公民組織與社會運動，以及與人民代表和政府官員的個別接觸等。當前，拓寬和完善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的渠道，必須完善原有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完善公民享有制度資源的形成機制。要實現制度內利益訴求表達渠道的通暢，需要從以下幾方面努力：一是要完善基層民主制度，要適當增加農村人群和基層群眾在各級人大、政協等組織的代表名額，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進一步擴大基層民主，健全基層自治組織和民主管理制度，讓廣大群眾更好地參與管理基層公共事務；二是改革和完善信訪制度，嚴格執行信訪回復制度，推行信訪受理責任制和失職責任追究制度；三是要完善立法和重大決策聽證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和監督制度。同時，要發揮大眾媒體利益訴求表達的作用，特別是要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構建廣播、電視、網絡、報刊等多層次、多渠道的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表達平臺，充分發揮媒體收集信息、引導輿論和社會監督的職能。

（四）加強依法行政是深化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根本保障

建設法治政府是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必然選擇。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必須依法行政，這要求行政機關堅持法律至上的原則，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行使行政權力和承擔責任，以實現國家的職能，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要全面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大力推進依法行政。各級政府要進一步強化法治觀念，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做到依法辦事、依法決策、依法處理問題，既不失職，又不越權，把政府各項行政行為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行政。進一步健全法制，特別要重視那些規范和監督權力運行的法律制度建設。創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機制，擴大立法工作的公眾參與。這充分表明了政府對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視。

（五）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加快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切入點

把建設服務型政府作為新形勢下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切入點，可以有效地解決政府為誰服務、誰來服務、服務什么和怎樣服務的問題。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們要以轉變職能為核心，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大力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努力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發展環境，為人民群眾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建設服務型政府，必須正確樹立為民服務理念，在政務活動中最大限度地滿足群眾的需要，做到保障民權、尊重民意、關注民生、開發民智。通過服務型政府建設，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從而最終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體制。我國的大部制改革就是通過貫徹實施大部門行政管理體制，為人民群眾打造一個更加高效廉潔、辦事得力、服務到位的人民政府。首先它能夠較好解決職能交叉和職責不清問題。“大部門制”改革中加入了“決策、執行、監督” 的分立，使“三權”進行分立歸屬，而不僅僅是把職能相近部門合并。這種“三權”分立有兩層含義，一是在政府整個部門設置中進行專門分工。即部門分別行使三權。二是在大部門內部也有專門分工，分別行使三權。“大部門制”將能解決政出多門，政府之間職能交叉、權責不清的狀況。它能真正帶來政府公共管理質的飛躍，并成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先聲。第二，它能夠從體制上和資源上進行必要的整合。“大部門制”根據政府職能業務的共性和重合性合并一些部門，但權力相互監督的部門不會融合到一個部門里。目前政府行政體系當中突出的問題是政府行政機構偏多，行政效率低下。近年來不論是宏觀調控還是各類專項行動，決策部門在行政管理上十多個部門聯合下文、聯合行動已成常態，但最后往往互相推諉責任，權責不明，導致問責無門。大部門制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第三，較快地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塑造公共服務型政府。過去政府機構改革的重點在政府職能轉變，而“大部門制”則是側重改變政府職能機構繁多、職能交叉的現象。可使政府運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宏觀管理角色定位，徹底塑造公共服務型政府。

我國正在推行的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也是向服務型政府邁進的重要一

步。首先，省直管縣通過調整省以下財政體制。突破市管縣體制在發展空間上的束縛,從外部對縣域經濟注入新的發展活力。其次，通過“市縣分置”可以實現城鄉合治向城鄉分治的轉變,達到城市獨立經營、鄉村自我治理的目的,有利于統籌城鄉發展和三農問題的真正解決。還有，實施省直管縣改革,有助于從根本上解決財政分權分層框架構建和地方政府層次設置的問題,提高財政體制的統籌協調水平和整體運行效率。

建設服務型政府，政府應從經濟建設的領導者和指揮者位置上退下來，成為經濟發展方向的指引者、經濟關系的協調者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者。政府要不斷強化公共服務職能，為公眾參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活動提供保障和創造條件。政府要逐步形成有效制度安排，依法規范和約束行政行為，健全民主決策機制，增加政策透明度和政務活動的公開性，建立健全群眾監督和參與機制。

第五篇：論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意義

文化體制改革的重大意義 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促進文化事業全面繁榮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關系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實現，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胡錦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中進一步強調了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發出“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的“總動員令”。進一步闡述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重大意義，進一步明確了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和重點工作。講話思想深邃、內涵豐富，高屋建瓴、總攬全局，充分肯定了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了文化建設面臨的形勢，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文化建設指明了方向，為更好地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了強大動力。[1]

文化體制改革的首要價值，是實踐、豐富、深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理論體系。通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化建設實踐，我們逐漸形成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政策，這就是：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以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在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培育“四有”公民，大力發展先進文化，去粗取精，在內容和形式上積極創新，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文化體制改革的進行，正是對這些思想的積極實踐，同時也是對這些思想的進一步豐富和深化。

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價值之一，是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文化學理論。我國多年來的文化建設，固然成果豐碩，但就文化學意義上的建樹而言，并不理想。政府主管部門一度重視的是文化的政治功能，或者經濟效益（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便是其典型思路）。已經出版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學論著，往往重視的是文化的起源和性質、文化的發展、文化的分類、文化的動力等等，而輕視甚至忽視了文化管理、文化環境、文化主體、文化秩序、文化市場、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區分等問題。從我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學理論建設的角度看，文化體制改革所面對并要解決的問題，正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學理論的豐富。

文化體制改革的又一理論價值，是深化了人們對于文化生產力的認識。文化是生產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從黨的十五大以來的明確認識，而這兩年文化體制改革的試點，深化了人們的認識。區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經營性文化單位和公益性文化單位，意識形態屬性較強的文化單位和意識形態屬性不強的文化單位，從而按照不同需求發展文化，是文化體制改革帶給人們的明晰認識。同時，也是對過去很長時期把文化簡單地等同于意識形態的認識的一種超越，一種進步。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既是一場攻堅戰，也是一場持久戰。在這場變革中，文化建設，特別是文化產業的振興，具有獨特的優勢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力促進文化事業繁榮和文化產業發展，必須通過堅定不移深化改革來落實和保障。我們要正確、全面地理解新形勢下文化體制改革的重大現實意義，我體會主要應把握以下五點：

一、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是促進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迫切需要。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有利于優化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有利于拉動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有利于擴大就業和創業。我們必須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培育大批合格文化市場主體，構建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場環境，為加快文化產業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是進一步擴大內需、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需要。我們必須通過文化體制改革，在進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同時，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樣性、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顯著增強經濟發展中文化含量的迫切需要。當今世界，經濟與文化越來越融為一體。我們必須加大文化體制改革工作力度，激發文化發展創新的活力，為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為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四、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是推進文化與科技融合、提高文化領域自主創新能力的需要。只有實現文化與現代科技的融合，才能為我們在文化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新的動力。我們必須加快文化體制改革步伐，大力推進文化與現代科技的結合，利用先進技術培育、發展和傳播先進文化。

五、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是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拓展國際發展空間的迫切需要。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擴大，為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機遇。我們必須加大文化體制改革工作力度，著力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外向型文化企業，大力推動文化企業、文化產品和服務走出去。

以上認識是基于黨的十六大以來文化體制改革實踐的經驗總結。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過程中，不斷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逐步形成了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推進我國文化發展的規律性認識。那就是必須遵循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堅持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雙輪驅動、兩翼齊飛的基本思路。一方面，按照“以政府為主導，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為骨干，以基層為重點，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方針，構建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體現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和便利性，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按照“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增強活力”的要求，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努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多元化、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消費需求。這個思路，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引下形成的新的文化發展理念，是解放思想、改革創新的結果，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從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出發得出的結論，充滿了辯證法。前一段有文章議論所謂“中國文化的產業化和市場化問題”，我要明確地說，這個提法是片面的、不科學的，不存在整個文化被市場化的問題。在實踐中，我們要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在加快構建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斷創新公共文化服務方式、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和質量的同時，大力振興文化產業，提供豐富多樣的文化產品和服務，拉動居民文化消費，優化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