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論財產刑執行的檢察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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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財產刑執行的檢察監督

試論財產刑執行的檢察監督

摘 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及最高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部門負責對人民法院財產刑執行活動實施監督。但是，目前由于財產刑執行監督的立法還比較原則，司法實踐又長期存在對財產刑執行重視不夠，財產刑執行難普遍存在等因素，因此，人民檢察院對財產刑執行實施監督面臨不少困惑，亟待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機制體系的構建完善。

關鍵詞 財產刑執行 檢察監督 制度構建

作者簡介：史希宏，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處副處長，檢察員。

中圖分類號：D92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13）12-160-02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最高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部門負責對人民法院財產刑執行活動實施監督，這將對保障我國刑事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維護被執行人及相關權益人的合法權益，具有切實的必要性。但是，目前由于財產刑執行監督的立法還比較原則，司法實踐又長期存在財產刑執行難，因此，人民檢察院對財產刑執行實施監督將面臨不少困惑，亟待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機制體系的構建完善。

一、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的概念與必要性

（一）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的概念

根據我院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是指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執行罰金刑和沒收財產這兩種財產刑活動時，是否合法實行的法律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情況，人民檢察院應當通知人民法院予以糾正，保障我國刑事法律的正確統一實施。具體來講，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有依法應當執行而不執行，執行不當，罰沒的財物未及時上繳國庫，或者執行活動中其他違法情形的，應當依法提出糾正意見。該項監督職能是人民檢察院行使法律監督權的一項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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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具體由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部門負責實施。

（二）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的必要性

隨著刑罰輕緩化和社會化的發展，財產刑越來越多地被人民法院在刑事判決中適用。同時，財產刑執行狀況不佳的問題也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加強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具有現實的必要性。

1.有利于促進人民法院依法執行，保障刑事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維護被執行人及相關權益人的合法權益

司法實踐中通常重視人身刑的執行及人身刑執行監督，而忽略財產刑的執行及財產刑執行監督。實踐中先執行后判決、根據能否執行決定是否處刑、遇到可能需要減免財產刑數額等訴訟性問題時自己執行自己裁定等有違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的情況大量發生，濫用職權、以錢買刑等嚴重違法犯罪行為也隨之產生。通過檢察監督，促進財產刑的依法執行，保障刑事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維護被執行人及相關權益人的合法權益，是非常必要的。

2.有利于促進人民法院及時執行，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和司法的權威性

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財產刑執行率低，絕大部分財產刑生效裁判得不到及時有效執行的情況，以某區級法院2010年至2012年財產刑執行情況為例，執行率僅分別為：2.76%、7.02%、7.86%。財產刑的不能及時有效執行，不僅有失法律的嚴肅性，也影響了司法的權威性。執行率低有重視不夠的主觀原因，也有刑事案件被執行人無財產或財產不易查清等諸多原因，單憑人民法院簡單執行是非常困難的，需要包括人民檢察院等相關司法部門的相互協調配合。人民檢察院作為專門法律監督機關，在促進財產刑及時執行方面，必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二、法院在財產刑執行中易發生的主要問題

通過調研與實踐，目前法院在財產刑執行中易發生的主要問題，也是社會反映強烈的執行不規范和執行難兩類突出問題，具體表現以下三方面：

（一）審執合一，未依法移交法院執行部門執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財產刑執行問題的若干規定》明確規定，財產刑由第一審人民法院負責裁判執行的機構執行。被執行的財產在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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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第一審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財產所在地的同級人民法院代為執行。但實踐中依然不少法院存在未依法移交執行部門的情況，主要表現是，罪犯主動繳納或在法官教育下繳納的，由審判庭先行收繳移送執行部門，如果罪犯在審判階段未繳納，法院即因執行難原因不再移送執行部門立案，有的雖然移交執行，但也往往不及時。

（二）未全面采取措施及時有效地執行，異地執行結果更為不佳

依據最高法適用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關于財產刑執行的措施和執行的期限，參照適用民事執行的有關規定。但實踐中，往往因財產刑執行中涉及民事財產權利分割等比較復雜問題需要先行處理，而未能全面采取措施及時有效地執行，執行力度明顯偏弱。對于異地執行情況，執行結果更為不佳，對被委托法院是否采取全面采取執行措施、措施是否到位，亦缺乏監督。

（三）被執行人隱匿轉移財產的，法院缺乏動態地追繳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財產刑執行問題的若干規定》規定，被執行人沒有全部繳納罰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時候發現被執行人有可供執行的財產，應當隨時追繳。人民法院裁定終結執行后，發現被執行人有隱匿、轉移財產情形的，應當追繳。但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很難知悉被執行人隱匿轉移財產的相關信息，也沒有足夠力量去主動開展實時地調查，往往缺乏實時動態地追繳執行。

三、檢察機關對財產刑執行實施監督面臨的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財產刑執行監督沒有具體規定，只有一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最高檢刑事訴訟規則也僅有兩條有關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缺乏實際操作性，檢察機關對財產刑實施監督時將面臨一定的問題。

（一）缺乏有關財產刑執行情況的信息源，監督無從入手

目前我國法律未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獲知財產刑執行信息的程序，沒有要求人民法院應向人民檢察院移送相關信息和文書。人民檢察院缺乏有關法院財產刑執行情況的信息，無法對人民法院財產刑執行實施常規化監督。

（二）缺乏必要的監督措施，監督力度偏弱

目前我國法律未賦予人民檢察院行使必要監督措施，監督方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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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規定糾正違法一種方式。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是否應執行而不執行、執行是否不當、罰沒財物是否上繳以及有無其他違法行為，由于缺乏必要的調查，無法正確認定是否合法或適當，即很難發現違法或不當情形。

（三）缺乏具體的監督程序和相關的協作機制，亟待統一規范

由于法律對財產刑執行監督程序及有關協作機制沒有規定，全國不少地方人民檢察院已經積極開展了實踐探索，并制定了實施監督的具體工作辦法，為今后立法完善提供很好的司法借鑒。但是，各地的具體監督做法各不相同，各地檢法機關的協作配合程度也不同，可能會影響監督的同一性和監督效果。

四、完善監督機制，構建科學的財產刑檢察監督體系

為了有效發揮檢察監督職能，保障法院財產刑執行依法進行，筆者認為，應當進一步完善監督機制，構建比較科學的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體系。提出六點設想：

（一）建立財產刑執行法律文書備案機制

為了暢通監督渠道，人民法院應當將財產刑的執行通知書副本連同判決書副本移交人民檢察院，如果在執行過程中發生中止、減免等特殊情況，還應及時將中止、減免等法律文書副本移交人民檢察院，執行終結時應當將執行終結的法律文書移交人民檢察院，對重大或有影響的執行案件應在執行前通知檢察機關到場監督。

（二）賦予人民檢察院行駛必要監督措施的權利

人民檢察院通過審查執行法律文書，發現可能存在違法或不當時，應當采取必要的監督措施，包括調取查詢法院執行檔案、調查被執行人的財產情況、向相關人員詢問、向法院提出必要財產保全建議等，確保人民檢察院開展財產刑執行監督工作。

（三）豐富檢察監督方式，拓展監督范圍

目前法律僅規定糾正違法一種監督方式，主要適用于執行活動違法情形，監督范圍比較窄。對于法院財產刑執行出現不當的情形時，檢察院采取檢察建議書監督更為適宜。此外，對重大或有影響的執行案件，人民檢察院可采取現場監督方式進行全程監督。

（四）建立檢察機關內部聯動機制，強化監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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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涉及控申、反貪、反瀆、民行、偵監、公訴等檢察機關內部多個部門，應當加強內部聯動，各部門工作中如果發現被執行人有可供執行財產，應及時通知監所檢察部門。反貪、反瀆部門在偵查階段應當加強對罪犯財產的調查，將財產調查信息移交法院，必要時可采取保全措施，未經法院裁判執行，不得先行處理扣押凍結的財物。

（五）建立司法部門之間協作機制，確保財產刑的順利執行

在偵查環節，偵查部門應注重對可能判處財產刑罪犯的財產調查，在執行環節，執行部門應注重發現被執行人的可供執行財產，并將信息報告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被執行人服刑期間主動繳納罰金或民事賠償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通報執行部門。

（六）建立委托異地檢察監督機制，消滅監督空白

我國法律規定，被執行的財產在異地的，第一審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財產所在地的同級人民法院代為執行。司法實踐中，在北京等城市，由于外埠人員犯罪較多，委托異地法院執行案件亦相應較多，但委托異地執行率更低，對此類執行案件的檢察監督目前尚處“空白”。為加強對異地執行的監督，應當建立委托異地檢察監督機制，由委托地人民法院對應的人民檢察院，通過協助調查方式委托異地法院的同級人民檢察院實施監督，消滅監督空白。

注釋：

張雪妲.財產刑執行不應該成為監督盲區.檢察日報.2004年3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五條.最高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六百三十三條和第六百五十八條.------------最新【精品】范文

第二篇：試論財產刑的執行

修訂后的新刑法規定了大量的罰金刑，調整了我國的刑罰結構，使我國對犯罪分子的懲處逐漸向人身自由和金錢的雙重剝奪過渡，充分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在自由刑和財產刑的廣泛運用。財產刑是指根據刑法的有關規定，在對犯罪分子判處刑罰主刑的同時并處罰金、沒收財產等附加刑，也包括判處賠償經濟損失或責令賠償損失和對非法所得予以追繳等非刑法處理方法。財產刑的執行就是將生效刑事判決中財產刑部分的犯罪分子應交納的罰金、被沒收的財產和非法所得予以追繳上交國庫或賠償有關單位、個人的損失。財產刑執行的意義在目前的形勢下，大力運用和切實執行財產刑對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進一步整頓和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保護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客觀需要，具有很強的政治意義。因此，切實解決財產刑的執行難的問題，對于充分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切實提高法院判決的權威性，有效實現刑罰的懲罰、威懾、保護功能有著現實的法律意義；同時也有利于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同經濟犯罪、腐敗現象作斗爭的信心和勇氣，具有較強的社會意義。財產刑執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在新刑法及刑訴法實施后，由于目前法律對此類案件的執行規定不明確、沒有具體的法律規范，造成人民法院在財產刑實際執行工作中，對如何適用法律認識不統一，不規范，以致出現了很多的執行難點，存在著嚴重的執行難問題，使大量的財產刑沒有得到實際執行，并且已經在執的財產刑案件的執結率也極低。如原大廠區法院1999應執行財產刑案件總額為31.8萬元，實際執行到位的標的僅為5200元；2000應執行財產刑總額為113.5萬元，實際執行到的標的只有1000元。財產刑的這種實際執行狀況，使得法院財產刑的刑事判決實際上已成為了空判。這樣，既損害了刑法的嚴肅性、懲罰性，客觀上又助長了犯罪分子或腐敗分子的“一人犯罪，全家幸福”、“一時犯罪，終身幸福”的犯罪心理。財產刑案件的執行難，這個問題自新刑法頒布施行后，一直在困擾著各法院的財產刑的實際執行工作，許多法院的實際執行工作者不斷地呼吁在立法上切實解決財產刑的執行難的問題。在財產刑的實際執行工作中執結率不高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那么造成財產刑不能切實執行的主要原因應當有哪些？從刑事案件的訴訟各階段來看，本人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法定罪名的刑罰處罰中規定了并處財產刑，但被執行人無財產可供執行，法庭的判決得不到實現，實際上是空判；二是財產刑的判決執行在審理和判決執行階段沒有一套強有力的法律措施保障執行；三是執行機構和執行程序不落實，不規范。下面本人就談一下對財產刑執行方面的一些思考意見。解決財產刑執行難問題的方法與對策一、從立法上確立公訴人的指控舉證責任，以此為事實基礎適用財產刑，減少和降低財產刑的空判率。

（一）確立公訴人財產刑適用舉證制度，提供法庭對被告人科以相應財產刑的事實根據,減少和降低財產刑的空判率。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訴訟活動中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包括安全機關）的各自職權均作了明確的規定，即偵察權、提起公訴權和審判權分別由三機關行使。人民法院的審判職能就是通過法庭審理活動確定被告人是否實實施了被指控的行為，應否處以刑罰，以及處以何種刑罰并作出最后裁判。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具有偵查、公訴、法律監督的三項職權，代表著國家行使控訴權，以公訴人的身份，出席法庭審理活動，支持公訴，是控訴的一方。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所具備的法定條件為：

1、犯罪事實已經查清；

2、證據確實充分；

3、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目前各級法院均已按照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的要求進行著審判方式的改革，以強化庭審功能為目標，確立了新的控辯式刑事審判方式，控、辯、審各方職責分明。按照控辯式刑事審判方式的要求，在法庭審理中，公訴人作為控訴方對其提出的適用法律方面的意見，不僅應當提供被告人犯罪行為方面的事實證據，而且還應當就適用法律對被告進行財產刑處罰方面提供證據，以與指控提出的適用具體法律規定的意見相符合，并提供給法庭作為對被告人科以相應財產刑的事實根據。法庭在對被告人并處財產刑時，也應當根據指控方提供的被告人的財產經濟狀況再結合法律規定予以確定，只有這樣才真正地全面地按照控辯式審判方式進行法庭審理，才是切實按照“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基本原則對所適用的具體法律規范進行理解適用。在法庭上，控訴方提出的具體適用法律意見中有法律規定的并處財產刑的內容，如果控方沒有對被告人的財產經濟狀況進行相應的舉證，那么，法庭在沒有被告人的財產經濟狀況證據情況下所作出的財產刑的判決，應當講是沒有事實基礎的判決，也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判決。控訴方在向法庭提出應當適用有財產刑內容的具體法律規定的意見時，沒有對被告人的財產經濟狀況進行相應的舉證，是造成法庭判決財產刑缺乏事實基礎的基本原因。因此，要確立指控方在適用財產刑方面的舉證責任就是為了保證法庭在對被告人適用財產刑時真正做到程序公正，實體公正，全面正確地體現司法公正，這樣才能切實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保證刑事判決中財產刑的執行有一個堅實的基礎，防止發生空判現象的發生。在原大廠區法院1999和2000刑庭移送執行的財產

處財產刑。這樣也防止了司法機關濫用刑事強制權，保證刑事訴訟財產保全制度的正確執行。采取刑事訴訟財產保全的控制性措施應當由司法機關根據被告人財產的類型和自然狀態進行確定和選擇。在偵查、起訴階段沒有采取財產保全措施的，在法庭審理階段，可由法庭根據案情審理和保證判決及時執行的需要而主動采取，法庭也可以根據公訴機關提出的財產保全的意見和提供財產線索向被告人或被告人財產的占有、使用、保管人采取。對被采取控制性措施的被告人財產可以由司法機關控制，也可以交由占有、使用人或第三人保管。刑事訴訟財產保全制度對保障財產刑判決生效后得到及時的執行提供了最強有力的物質保障，大大地減少了財產刑被執行人或其親屬轉移、隱匿、變賣、毀損可供執行財產行為發生的可能，能夠保證財產刑執行效率的提高。三、建立和健全財產刑執行機構和執行程序。

（一）財產刑執行機構的確立是解決財產刑執行難的關鍵之一。由于最高法院已明確財產刑的執行不屬于執行庭的業務范圍，那么，這一工作究竟應當由哪一個部門作為工作機構呢？有人認為，應當由刑庭作為財產刑的執行機構，主要理由是刑庭是審理刑事案件的組織機構，從實現刑罰目的，維護法律尊嚴，做到罰當其罪來講，就應當由行使刑罰手段的機構行使，而且刑庭對罪犯的財產情況了解充分，從法律上講對財產刑的執行變更權應當由刑庭行使。對這種觀點，本人認為不可取，因為雖然刑庭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優勢，但與審執分離的司法原則相悖，而且也是不現實的。例如，原大廠區法院刑庭在1999共審結刑事案件167件，其中，需執行財產刑的案件100件，占審結案件總數60％，2000審結刑事案件199件，需 執行財產刑的134件，占審結案件總數的67.34％，很顯然，這么大的工作量由刑庭來完成是不可能的。如果將財產刑案件移送執行庭辦理，則又大大增加了執行庭的工作量。原大廠區法院1999執行案件總的19.81％為刑事判決的財產刑執行案件，2000執行案件總數中有21.1％為刑事判決的財產刑執行案件，這些大量的財產刑執行案件地增加，占用了大量的執行時間和執行人員，影響了其它民事案件的執行，同時由于財產刑執行的困難和障礙較多，也使其實際執行到位的標的極少，這樣的工作效率造成了事倍功半的工作效果，得不償失。落實財產刑執行機構的原則應當是按照審執分離，專業化的要求設置。目前，我國法院的各級執行機構正在改革之中，在成立各級執行局的內設機構中，就應當設立財產刑執行的專業部門，這樣就可以集中有限的執行力量，按照相應的執行程序，從事專門的財產刑執行工作，而且還可以集中力量統一調度。

（二）盡快制訂全面、明確具體的財產刑執行程序和法律規范，是保證財產刑規范執行的有力法律武器。目前財產刑的執行，由于執行程序和具體規定不明確，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規范，使得財產刑難于執行，具體表現有：執行程序適用難，運用措施裁定難，執行對象追加難，能否中止決定難，外地對象執行難。在財產刑的執行中，對被執行人財產的執行沒有具體的刑事操作程序，是否可以參照民事案件執行那樣，從送達執行通知書開始，到執行結案報結束，都沒有統一的規定。困此，在財產刑的實際執行工作中，操作不規范的較多，只能是根據“應執盡執”的原則，大膽工作，措施果斷，只要將財產刑執行到位就行。對在執行中遇到的被執行人享有共有權的財物的執行則較少地考慮其他權利人財產權是否受到損害，因為在執行中如何嚴格區分被執行人的財產、共有財產或是他人財產在執行程序上沒有明確具體規定。在運用強制措施對罪犯的財產或罪犯享有共有權而以其他人的名義登記的財產，進行處理時，應當運用民事裁定還是刑事裁定，均難以確定，包括對執行對象的追加也是這樣。對罪犯的住所地和財產在外地的財產刑執行案件，應否委托外地法院執行也沒有規定，造成了執行人員去外地執行財產刑時，沒有外地法院人員的配合；而委托外地法院執行的案件，要么被退回不予執行，要么杳無音訊，使住所和財產在外地的財產刑執行案件無法開展執行工作，如，原大廠區法院委托外地法院執行的16起案件全部是這樣的結果。要切實解決財產刑案件的執行難就必須建立專業化的執行機構，有較為配套和完備的執行程序及法律法規。綜上所述，只有改革財產刑的審理裁量機制，才能減少和降低財產刑的空判率；只有建立刑事訴訟的財產保全制度和建立健全財產刑執行機構與執行程序，才能保證財產刑的判決得到全面徹底地執行，才能維護刑法財產刑處罰的法律權威，實現刑法的立法宗旨，真正發揮刑罰中財產刑的經濟制裁和威懾作用。

第三篇：試論財產刑的執行

試論財產刑的執行

“>試論財產刑的執行2007-02-02 21:56:10

修訂后的新刑法規定了大量的罰金刑，調整了我國的刑罰結構，使我國對犯罪分子的懲處逐漸向人身自由和金錢的雙重剝奪過渡，充分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在自由刑和財產刑的廣泛運用。

財產刑是指根據刑法的有關規定，在對犯罪分子判處刑罰主刑的同時并處罰金、沒收財產等附加刑，也包括判處賠償經濟損失或責令賠償損失和對非法所得予以追繳等非刑法處理方法。財產刑的執行就是將生效刑事判決中財產刑部分的犯罪分子應交納的罰金、被沒收的財產和非法所得予以追繳上交國庫或賠償有關單位、個人的損失。

財產刑執行的意義

在目前的形勢下，大力運用和切實執行財產刑對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進一步整頓和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保護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客觀需要，具有很強的政治意義。因此，切實解決財產刑的執行難的問題，對于充分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切實提高法院判決的權威性，有效實現刑罰的懲罰、威懾、保護功能有著現實的法律意義；同時也有利于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同經濟犯罪、腐敗現象作斗爭的信心和勇氣，具有較強的社會意義。

財產刑執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新刑法及刑訴法實施后，由于目前法律對此類案件的執行規定不明確、沒有具體的法律規范，造成人民法院在財產刑實際執行工作中，對如何適用法律認識不統一，不規范，以致出現了很多的執行難點，存在著嚴重的執行難問題，使大量的財產刑沒有得到實際執行，并且已經在執的財產刑案件的執結率也極低。如原大廠區法院應執行財產

刑案件總額為萬元，實際執行到位的標的僅為元；應執行財產刑總額為萬元，實際執行到的標的只有元。財產刑的這種實際執行狀況，使得法院財產刑的刑事判決實際上已成為了空判。這樣，既損害了刑法的嚴肅性、懲罰性，客觀上又助長了犯罪分子或腐敗分子的“一人犯罪，全家幸福”、“一時犯罪，終身幸福”的犯罪心理。財產刑案件的執行難，這個問題自新刑法頒布施行后，一直在困擾著各法院的財產刑的實際執行工作，許多法院的實際執行工作者不斷地呼吁在立法上切實解決財產刑的執行難的問題。

在財產刑的實際執行工作中執結率不高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那么造成財產刑不能切實執行的主要原因應當有哪些？從刑事案件的訴訟各階段來看，本人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法定罪名的刑罰處罰中規定了并處財產刑，但被執行人無財產可供執行，法庭的判決得不到實現，實際上是空判；二

是財產刑的判決執行在審理和判決執行階段沒有一套強有力的法律措施保障執行；三是執行機構和執行程序不落實，不規范。下面本人就談一下對財產刑執行方面的一些思考意見。

解決財產刑執行難問題的方法與對策

一、從立法上確立公訴人的指控舉證責任，以此為事實基礎適用財產刑，減少和降低財產刑的空判率。

（一）確立公訴人財產刑適用舉證制度，提供法庭對被告人科以相應財產刑的事實根據減少和降低財產刑的空判率。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訴訟活動中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包括安全機關）的各自職權均作了明確的規定，即偵察權、提起公訴權和審判權分別由三機關行使。人民法院的審判職能就是通過法庭審理活動確定被告人是否實實施了被指控的行為，應否處以刑罰，以及處以何種刑罰并作出最后裁判。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具有偵

查、公訴、法律監督的三項職權，代表著國家行使控訴權，以公訴人的身份，出席法庭審理活動，支持公訴，是控訴的一方。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所具備的法定條件為：⒈犯罪事實已經查清；⒉證據確實充分；⒊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目前各級法院均已按照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的要求進行著審判方式的改革，以強化庭審功能為目標，確立了新的控辯式刑事審判方式，控、辯、審各方職責分明。按照控辯式刑事審判方式的要求，在法庭審理中，公訴人作為控訴方對其提出的適用法律方面的意見，不僅應當提供被告人犯罪行為方面的事實證據，而且還應當就適用法律對被告進行財產刑處罰方面提供證據，以與指控提出的適用具體法律規定的意見相符合，并提供給法庭作為對被告人科以相應財產刑的事實根據。法庭在對被告人并處財產刑時，也應當根據指控方提供的被告人的財產經濟狀況再結合法律規定予以確定，只有這樣才

真正地全面地按照控辯式審判方式進行法庭審理，才是切實按照“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基本原則對所適用的具體法律規范進行理解適用。

在法庭上，控訴方提出的具體適用法律意見中有法律規定的并處財產刑的內容，如果控方沒有對被告人的財產經濟狀況進行相應的舉證，那么，法庭在沒有被告人的財產經濟狀況證據情況下所作出的財產刑的判決，應當講是沒有事實基礎的判決，也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判決。控訴方在向法庭提出應當適用有財產刑內容的具體法律規定的意見時，沒有對被告人的財產經濟狀況進行相應的舉證，是造成法庭判決財產刑缺乏事實基礎的基本原因。因此，要確立指控方在適用財產刑方面的舉證責任就是為了保證法庭在對被告人適用財產刑時真正做到程序公正，實體公正，全面正確地體現司法公正，這樣才能切實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保證刑事判決中財產刑的執行有一個堅實的基礎，防止

發生空判現象的發生。

在原大廠區法院和刑庭移送執行的財產刑案件中有％和％的被執行人無財產可供執行。如果法庭將指控方對被告人財產狀況的舉證，作為判決財產刑時的必要考慮，這為減少財產刑的空判現象，提高財產刑的實際執結率將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二）法庭應根據犯罪分子本人經濟情況確定罰金數額，克服罰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目前在財產刑的執行案件中，被執行人財產可供執行能力差造成財產刑執結率極低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法庭對被告人有無財產可供執行沒有作必要的考慮，不是根據對被告人的財產狀況和經濟收入的審理而作出財產刑判決。由于我國刑法在確定罰金和沒收財產數額時，對應否考慮犯罪分子本人的經濟情況未作規定。因而在決定罰金數額時，如果不考慮犯罪分子的經濟狀況就有可能使罰金數額超過其經濟承受能力，從而使罰金刑難以得到實際

執行。相同的數額罰金，對于經濟狀況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義，這就是罰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如果在確定罰金數額時完全不考慮行為人的經濟情況，勢必因為罰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影響罰金刑應有作用的發揮。

在判決罰金刑時對被告人的經濟狀況作必要考慮，法庭以控方向法庭提供犯罪分子本人的經濟狀況，作為對被告人科以相應財產刑的事實根據，就是對有財產和經濟收入的被告人適當多判，對確無財產和經濟收入的被告可少判甚至不判，這將所使判處的財產刑落到實處，具有實際執行意義，避免了空判，這也是減輕財產刑執行壓力的措施之一。

可能會有人認為，這樣判處財產刑是否突破了法定量刑的限度和規定。其實不然，因為目前法庭審理已改革的審判方式中，控辯審三方中，控方對所指控的罪名負有舉證責任，法庭是根據控方所提供的證據對被告予以定罪和確定

適用自由刑或其他刑罰。那么，法庭對被告人適用財產刑也應當按照控辯舉證規則，根據控方的所舉證被告人的經濟狀況予以確定。這樣進行審理和判決，從根本上講，也是符合刑法“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基本原則。如果法庭只追求判決表面上的量刑法定，而不管判決后的執行及判決內容的實現，那么就不能真正體現刑罰的積極意義，而空判的財產刑處罰是毫無意義的。因此，只有確立公訴人財產刑適用舉證制度，才能減少和降低財產刑的空判率，克服罰金刑的最大弊端――不平等性，才能真正體現和實現立法上提高財產刑適用率的立法宗旨。

二、建立財產刑判決前的刑事訴訟財產保全制度，為財產刑的順利執行提供物質保障。

（一）建立刑事訴訟財產保全制度的必要性。在民事訴訟中，人民法院在案件受理前或訴訟過程中，為了保證判決的執行或避免財產遭受損失，對當事

人的財產或爭議的標的物，可根據申請人的申請，采取財產保全的強制措施，這對保證債權人在法院判決勝訴后的債權實現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刑事訴訟中也應當建立被告人財產保全制度。刑事訴訟中的財產刑的執行在性質上雖不同于民事案件的執行，但在許多具體執行程序措施方法上應當比民事執行要更具有優越性。因此，在偵查和公訴階段就應當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財產狀況進行調查，對調查清楚的被告人的各類財產，包括銀行存款、各種資產、各項債權等根據所犯罪行和可能受到財產刑處罰進行必要的財產保全。這一制度的建立對財產刑的判決和實際執行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它為財產刑的判決提供了重要的事實基礎，也為判決后的執行提供了財產線索。

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被告人在被判處了自由刑的同時并處了財產刑，從判決生效到執行開始前的這段時間里，被告人及其家屬或親屬對法院判決的

“又打又罰”往往產生敵對的情緒，總要想方設法的轉移、隱匿、變賣甚至毀損可供執行的財產，制造無財產可供執行的假象，為財產刑的執行設置重重障礙。沒有財產刑執行的財產保全制度，待到判決生效后執行開始時，罪犯的財產狀況不明，執行人員調查不到被執行人的可供執行的財產，使財產刑的執行工作陷入被動之中，造成了難以執結或執結率低的狀況。同時，也浪費了大量的執行人力和時間。在民事案件的執行程序中，申請人有承擔提供被執行人財產狀況的義務，而在財產刑執行中只能靠法院執行人員查找被執行人的財產線索，工作效率比較低，如果再有罪犯及家屬設置的人為障礙，就更不易查清被執行人是否有財產可供執行的情況。

如果建立了刑事訴訟財產保全制度，法院執行人員就可根據已知的保全財產的財產線索，使罪犯在短時間里就可受到經濟制裁，從而提高了財產刑的執行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夠及時地產生

良好的社會效果，體現法律的威懾作用，防止發生新的犯罪行為。

在建立的刑事訴訟財產保全制度中，主要是嚴格的查封、扣押、凍結等控制性措施。在刑事訴訟期間，即偵查機關移送起訴時，為使犯罪嫌疑人的財產處于穩定狀態，應當對犯罪嫌疑人的財產采取控制性措施或附卷移送其財產線索，這樣既為公訴機關向法庭舉證被告人有并處適用財產刑的財產證據提供基礎，也為財產刑判決后的執行提供可執行的財產或財產線索，使財產刑的執行有了強有力的物質保障，避免了財產刑的的空判和無法執行。

（二）采取刑事訴訟財產保全的條件和選擇。有的同志認為，在刑事訴訟期間采取這些控制性措施于法無據。對此，本人認為，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幾種強制性措施里，控制人身權利的措施其強制性遠大于控制財產權的強制性，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都可控制，其財產權從根本上講也應當可以采取刑事

強制措施，否則，一旦發生轉移，隱匿、變賣、毀損的現象，司法機關必將在對被告人判決財產刑后的執行難以開展。

當然，采取刑事訴訟財產保全制度也可以設定前提條件，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要犯罪事實已經查清，可能在判處刑罰時并處財產刑。這樣也防止了司法機關濫用刑事強制權，保證刑事訴訟財產保全制度的正確執行。

采取刑事訴訟財產保全的控制性措施應當由司法機關根據被告人財產的類型和自然狀態進行確定和選擇。在偵查、起訴階段沒有采取財產保全措施的，在法庭審理階段，可由法庭根據案情審理和保證判決及時執行的需要而主動采取，法庭也可以根據公訴機關提出的財產保全的意見和提供財產線索向被告人或被告人財產的占有、使用、保管人采取。對被采取控制性措施的被告人財產可以由司法機關控制，也可以交由占有、使用人或第三人保管。

刑事訴訟財產保全制度對保障財

產刑判決生效后得到及時的執行提供了最強有力的物質保障，大大地減少了財產刑被執行人或其親屬轉移、隱匿、變賣、毀損可供執行財產行為發生的可能，能夠保證財產刑執行效率的提高。

三、建立和健全財產刑執行機構和執行程序。

（一）財產刑執行機構的確立是解決財產刑執行難的關鍵之一。由于最高法院已明確財產刑的執行不屬于執行庭的業務范圍，那么，這一工作究竟應當由哪一個部門作為工作機構呢？有人認為，應當由刑庭作為財產刑的執行機構，主要理由是刑庭是審理刑事案件的組織機構，從實現刑罰目的，維護法律尊嚴，做到罰當其罪來講，就應當由行使刑罰手段的機構行使，而且刑庭對罪犯的財產情況了解充分，從法律上講對財產刑的執行變更權應當由刑庭行使。對這種觀點，本人認為不可取，因為雖然刑庭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優勢，但與審執分離的司法原則相悖，而且也是不現實的。

例如，原大廠區法院刑庭在共審結刑事案件件，其中，需執行財產刑的案件件，占審結案件總數％，審結刑事案件件，需執行財產刑的件，占審結案件總數的％，很顯然，這么大的工作量由刑庭來完成是不可能的。如果將財產刑案件移送執行庭辦理，則又大大增加了執行庭的工作量。原大廠區法院執行案件總的％為刑事判決的財產刑執行案件，執行案件總數中有％為刑事判決的財產刑執行案件，這些大量的財產刑執行案件地增加，占用了大量的執行時間和執行人員，影響了其它民事案件的執行，同時由于財產刑執行的困難和障礙較多，也使其實際執行到位的標的極少，這樣的工作效率造成了事倍功半的工作效果，得不償失。

落實財產刑執行機構的原則應當是按照審執分離，專業化的要求設置。目前，我國法院的各級執行機構正在改革之中，在成立各級執行局的內設機構中，就應當設立財產刑執行的專業部門，這樣就可以集中有限的執行力量，按照相應的執行程序，從事專門的財產刑執行工作，而且還可以集中力量統一調度。

（二）盡快制訂全面、明確具體的財產刑執行程序和法律規范，是保證財產刑規范執行的有力法律武器。目前財產刑的執行，由于執行程序和具體規定不明確，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規范，使得財產刑難于執行，具體表現有：執行程序適用難，運用措施裁定難，執行對象追加難，能否中止決定難，外地對象執行難。

在財產刑的執行中，對被執行人財產的執行沒有具體的刑事操作程序，是否可以參照民事案件執行那樣，從送達執行通知書開始，到執行結案報結束，都沒有統一的規定。困此，在財產刑的實際執行工作中，操作不規范的較多，只能是根據“應執盡執”的原則，大膽工作，措施果斷，只要將財產刑執行到位就行。對在執行中遇到的被執行人享有共有權的財物的執行則較少地考慮其他

權利人財產權是否受到損害，因為在執行中如何嚴格區分被執行人的財產、共有財產或是他人財產在執行程序上沒有明確具體規定。

在運用強制措施對罪犯的財產或罪犯享有共有權而以其他人的名義登記的財產，進行處理時，應當運用民事裁定還是刑事裁定，均難以確定，包括對執行對象的追加也是這樣。

對罪犯的住所地和財產在外地的財產刑執行案件，應否委托外地法院執行也沒有規定，造成了執行人員去外地執行財產刑時，沒有外地法院人員的配合；而委托外地法院執行的案件，要么被退回不予執行，要么杳無音訊，使住所和財產在外地的財產刑執行案件無法開展執行工作，如，原大廠區法院委托外地法院執行的起案件全部是這樣的結果。要切實解決財產刑案件的執行難就必須建立專業化的執行機構，有較為配套和完備的執行程序及法律法規。

綜上所述，只有改革財產刑的審理

裁量機制，才能減少和降低財產刑的空判率；只有建立刑事訴訟的財產保全制度和建立健全財產刑執行機構與執行程序，才能保證財產刑的判決得到全面徹底地執行，才能維護刑法財產刑處罰的法律權威，實現刑法的立法宗旨，真正發揮刑罰中財產刑的經濟制裁和威懾作用。

第四篇：財產刑刑事附帶民事執行調研

關于財產刑及刑事附帶民事執行工作調研報告

按照省高院要求，2月份，我院開展了對全市法院財產刑和刑事附帶民事執行工作的調研，現將調研情況歸納如下。

一、基本情況

1、罰金刑適用較多，執行到位率較低。通過統計全市

法院2008年以來審理的刑事案件中財產刑和刑事附帶民事財產執行的案件數、執行數，發現人民法院在適用財產刑時較多適用罰金刑。如桃江縣法院在 4年中，財產刑中罰金和沒收財產的案件數分別為975件、8件，罰金刑占到了95%以上；中院和其他各基層法院罰金刑也在90%以上。而財產刑案件的執結率卻相對較低，中院2010年執兌率僅為6.6%。

2、判決前預付的較多，判決后執行的較少。從我們調

查的情況來看，大多數法院能夠執行到位的財產刑也是判決前預付的較多。但是在判決生效后，絕大部分罪犯已被投入監獄勞動改造，刑滿釋放后一般都外出謀生，法院對被執行人及其財產狀況不了解，犯罪分子或其親屬主動自愿繳納的情況則很少，由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到位的也很少。以桃江法院為例，2011年，桃江法院罰金刑中，共判處280件340萬元，判前預繳數為250件220萬元，而判后自動履行的僅為1件1萬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事人判前主動繳納是目前比較通行的一種做法，并且在基層人民法院已逐漸成為財產刑執行的主要方式。

3、調解結案率相對提高。我們發現在基層法院受理的刑事附帶民事執行案件類型主要集中在搶劫、故意傷害、交通肇事等犯罪上，民事賠償到位與否，得到受害人諒解與否，可能對量刑會有一定影響，因此，大部分當事人愿意接受調解。以南縣法院為例，2010、2011年刑事附帶民事執行中全部以調解方式結案。

二、存在的問題

1、觀念問題。一是不能“既賠人又賠錢”的觀念，使犯罪人及其家屬產生強烈的對抗情緒。二是司法機關長期以來“重主刑輕附加刑”的觀念，使財產刑未能引起足夠重視。

2、片面追求結案率使大量財產刑案件未能進入執行程

序。從調研情況看，大量財產刑案件在判決后并未進入執行程序，法院既不對犯罪人的財產進行查找，也不對犯罪人采取強制執行措施。有部分法院則采用變通的做法，建立財產刑執行備案制度，對所有判處財產刑的案件進行備案登記，若查實犯罪人有財產可供執行，則立案執行；若未能發現犯罪人有可供執行財產，則有關案件將不進入執行程序。

3、財產刑執行與否對自由刑的減免未能產生影響，使

罪犯及其家屬喪失自動履行的動力。目前，財產刑是否得到全部執行，并未作為犯罪人是否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考量因素。財產刑的履行對于犯罪人及其家屬而言只是意味著單純的義務和財產的損失，完全不能帶來任何可以預期的得益，這極大地挫傷了犯罪人及其家屬履行財產刑的積極性。在被判處自由刑后，犯罪人及其家屬不但極少配合法院主動

履行財產刑，而且往往千方百計地轉移、隱匿財產，極大增加了法院執行的難度。據調研材料反映，判處自由刑后自動履行財產刑的案件占判處財產刑案件的比例遠遠低于判處自由刑前自動履行保證金以充抵財產刑的比例。

4、罪犯自身的經濟條件致財產刑案件執行難。通過適用財產刑的案件的統計分析，發現對被告人適用財產刑和刑事附帶民事執行的案件以搶劫、盜竊、故意傷害案居多，分析這些犯罪分子產生的犯罪原因，發現這些人要么因生活沒有著落而實施犯罪，要么是好欲惡勞，為了貪圖享受而實施負責，犯罪所得或被低價銷贓、或被揮霍，到被緝拿歸案時已所剩無幾。因此，犯罪分子有主觀上不想、不愿履行的因素，也有因自身的經濟條件而不能履行的客觀情況，這些都限制了人民法院對財產刑的有效執行。

三、針對以上存在的問題，我院建議：

1、從立法上完善財產刑制度，并加強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的溝通、協調機制。財產刑能不能執行，如何執行，直接載體是司法機關，尤其是人民法院。只有司法機關從認識上重視財產刑的執行，在偵查、起訴、審判等環節加強溝通協調，互相配合，才能使財產刑得以順利地執行。

2、加大調解工作力度。法院在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時應重視調解，努力促成當事人達成賠償協議。此外，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在刑事案件的偵查、起訴階段針對被害人提出的附帶民事賠償請求也應當進行有效調解，促成雙方達成賠償協議。

3、建立財產調查制度。針對被執行人轉移財產以及難以查明財產的情況，首先，近期目標比較可行的做法就是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執行之間建立良好的銜接，如果當事人提出民事賠償請求，則相關部門及時調查被執行人的財產，采取相應的控制措施，避免當事人轉移財產，這樣就能減輕執行中的困難。其次，長遠的目標就是建立個人信用數據庫，把公民的信息都納入到這個數據庫中，這樣有利于發現被執行人的財產及其轉移情況，極大地減輕執行中的壓力。

4、加強財產刑執行與否對減刑、假釋的影響。建議在考察正在監獄中服刑的罪犯是否減刑、假釋，除確有悔改表現，還適當考慮是否交納罰金等其他情況。對于確實沒有交納能力的罪犯，只要其在服刑期間能夠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就應當認為其確有悔改表現而可以適用減刑、假釋；對于具有交納能力卻拒不交納的罪犯，即使其在服刑期間能夠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在是否對其適用減刑、假釋時要慎重對待。當然對于在服刑期間積極繳納罰金的罪犯，應當充分肯定其悔改表現，在對其適用減刑、假釋時要相對于不具有這種情況的罪犯，減刑的幅度要適當大一些，假釋的時間要適當提前一些。

第五篇：淺議民刑檢察監督工作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淺議民行檢察監督工作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金塔縣人民檢察院 副檢察長 黃壯德

2010年04月12日 17:07:11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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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和完善民行檢察監督制度，最大程度地發揮其公正和秩序的制度價值，定將對其審判獨立、法院權威、司法效率及對當事人私權干預等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減少到最低限度、對民行檢察監督權的進一步優化配置都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和現實意義。但由于現行法律對于民行檢察權的監督范圍規定不夠細化，加之法、檢工作人員在認識上的分歧，致使民行檢察工作開展的難度越來越大。筆者雖然從事民行檢察工作多年，但時時都有不同的問題出現。現就結合工作實際對當前民行檢察監督工作的現狀及存在問題作一簡述。

一、民行檢察監督的重要性及其現狀

我國民行檢察制度，對于維護司法公正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作用。通過合法有效的行使民行檢察監督權，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錯誤裁判通過一定的方式、方法予以救濟，有利于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以及國家審判機關的威性；有利于維護司法裁判的穩定性和終審判決的既判力，強化司法的公信力與權威性，而且與現代訴訟理念相契合；有利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加快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的推進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提升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能力，促進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提高，加快社會主義法制統一的進程。

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賦予檢察機關對民事審判和行政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的權力。“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是檢察機關工作的主題，更是民行檢察工作的中心。但是，近年來，民行檢察工作面臨的形勢越來越復雜，工作阻力越來越大。一方面，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形成，由于經濟成份的多元化，社會關系更加紛繁復雜，出現了主體范圍擴大化、主體行為自主化、經濟關系契約化、國家干預法制化、客體形式多樣化的趨勢。雖然民商事、行政爭訟日益增多，司法不公、錯裁錯判時有發生，但法律監督機制相對弱化，致使人民群眾要求加強對民事行政訴訟監督力度、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的呼聲越來越高。另一方面，由于開展民行訴訟監督工作起步較晚，加之立法的不完善和法律規定的缺陷，隨著民行檢察工作的深入，民行訴訟監督困擾較多，民行檢察監督工作很難打開局面，也就使現行民行檢察監督制度的缺陷暴露的越來越明顯。

二、民行檢察監督權運用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

（一）在立法方面對民行檢察權的定位和配置簡單粗化，造成了法律監督權的不健全和不完善。

檢察機關的民行訴訟監督只能是針對法院已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決、裁定而已，這種監督權具有“事后監督”的特點，而“事后監督”制度排除了檢察機關對民行案件提起訴訟和在訴訟過程中參加訴訟的可能。法律確立的這種“事后監督”制度與法律本身規定的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和行政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的不一致，使檢察機關對法院判決裁定之前的立案、審判階段的監督出現了空檔，這必然導致法院的審判行為在很大范圍內失去了制約。而檢察機關在整個民行訴訟活動的監督地位和作用法律尚未明確規定，這樣不利于檢察機關及時發現和糾正審判活動出現的違法行為，影響了民行訴訟的公平公正和訴訟監督工作的開展，導致整個民行訴訟監督活動處于滯后、被動局面。法律既然對檢察機關賦予民行訴訟監督的職責，那么，就要完整地對民行訴訟活動包括起訴與受理、審理與裁判、裁判的執行三個環節明確規定檢察監督的地位和作用，明確規定監督者必要的、實質性的監督手段和保障措施，但現行法律對這些都沒作明確規定。

（二）行使民行檢察監督權受到其他國家權力配置上的法律制約，司法不協調性和訴訟監督具體操作分歧性，監督形式的單一性受限于審級制，致使監督措施不能有效充分落實。

目前，法律規定檢察機關民行訴訟監督對法院最具權威、最有效的監督形式只有抗訴一種。但在司法實踐中，現行的民行訴訟檢察監督制度唯一的法定監督形式也受到審級的限制，基層檢察院只能提請抗訴，地市級檢察院抗訴權的行使也越來越少，民行檢察系統“倒三角”的辦案格局迫使基層檢察院在探尋民行法律監督形式上也創新了一系列易于被法院接受的監督形式，如提出再審檢察建議、發出糾正違法通知等法律尚未明確規定的途徑，意在維護司法公平正義。長期以來，民事、行政案件都由法院“獨家審判”、“自我監督”，使審判人員思想上形成了“自家說了算”的審判定勢，認為檢察監督是“多此一舉”，因而有時會對檢察建議或糾正違法通知持推諉、回避或隨意應付的態度。而民行訴訟檢察監督提請抗訴，又因抗訴再審期限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再審案件也就存在久拖不審的情況，致使檢察監督工作舉步維艱，民行訴訟監督工作處于被動。

（三）申訴信息不靈，渠道狹窄，案源難以流暢制約了民行檢察權的行使和民行訴訟監督工作的全面開展。

面對法院受理和審判的大量民行案件，應該說民行案申訴案源是充足的。由于向檢察民行部門申訴，請求提請抗訴或建議提請抗訴，只能等判決、裁定生效，訴訟期限太長，沒有直接向法院上訴的訴訟期限短，見效快，所以大部分民行案件當事人都采取上訴途徑。因而民行申訴案源難以流暢，申訴案較少。即便有民行訴訟當事人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訴，又因對一審法院的立案受理及審理過程中的環節失去監督，只能靠調閱案卷進行審查，監督乏力，在實施民行訴訟監督過程中，法院每年審理的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約占受案數的八成以上。面對審判機關的自由裁量權，與檢察相應的民行部門相比，訴訟監督任務，監督的難度與監督的力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說，民行訴訟監督只能靠部分訴訟當事人不服法院已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的申訴來開展民行訴訟監督工作，即使是對法院適用法律或認定事實確有錯誤的裁判進行抗訴，因期限過長，也嚴重影響了申訴人的信心，檢察機關抗訴的改判率稍低，就會嚴重影響申訴案源，更甚的是引起惡性循環，這也是當前困擾民行檢察部門難以打開監督被動局面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辦案機制的不完善、人員業務素質的高低、抗訴案件的質量，這些都直接影響到行使民行檢察權監督的效果和人民群眾的信任度，是制約著民行檢察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對完善民行檢察監督權配置的幾點建議

民行檢察工作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民檢察院依法行使檢察權的重要內容。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對民行檢察權進行優化配置是極其必要的。

（一）加快立法速度，完善檢察機關對民行案件的監督權，確立檢察機關完整的抗訴權，構造便于操作、行之有效的監督制度。

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和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精神，檢察機關享有的法律監督權應當是全方位的。而現行的法律實質上限制了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同級法院的法律監督。確立檢察機關上訴程序的抗訴權，可以使基層檢察院有條件在判決、裁定未發生法律效力之前，有效地防止錯誤判決、裁定的執行，保護訴訟的公平正義，切實維護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同時可以減少訟累和訴訟當事人的訴訟開支，節約訴訟資源，減輕上級機關的工作壓力。只有賦予檢察機關完整的抗訴權，包括對上訴程序的抗訴權，對調解案、督促案件，破產程序的抗訴權及執行程序的抗訴權等，才能充分發揮檢察法律監督的職能作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二）完善檢察機關對民行訴訟監督的多樣形式，確保民行檢察監督權的全

面履行。

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行政裁判，發現確有錯誤唯一的監督手段就是提起抗訴，人民檢察院要全面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在堅持抗訴這一主要形式外，還應完善和創建其他有效的監督形式，保證法律監督的完整性。具體地說，應完善如下民行檢察監督權：

1、抗訴。對現行法律規定的審判監督程序的抗訴，應當進一步堅持和修改完善，增加對調解案、督促案件，破產程序的抗訴權及執行程序的抗訴權。明確規定民事、行政抗訴案件的受案范圍，就民事訴訟而言，檢察機關應對下列案件提起抗訴：國有資產流失等有損國家經濟利益的案件；嚴重違背社會主義道德規范和善良風俗的自然人身份方面的案件；環境污染等社會公害案件；對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的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嚴重影響市場競爭秩序的經濟案件；壟斷案件；存在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或枉法裁判的案件；其他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重大民事案件。就行政訴訟而言，檢察機關應對下列案件提起抗訴：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訴訟案件；存在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或枉法裁判行為的行政訴訟案件；在本地區或全國有重大社會影響的行政訴訟案件；當事人提起再審之訴受到嚴重干擾且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或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行政訴訟案件；涉及人數眾多的行政訴訟案件；涉外的行政訴訟案件；特殊情況下，相對人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訴的行政訴訟案件。

2、參與訴訟。檢察機關參與民事訴訟其身份、地位應當是訴訟監督人，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對損害國有資產和公眾利益的民事案件和行政違法案件應積極支持和督促相關適格主體起訴，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人民群眾利益。

3、檢察建議。其適用范圍應包括：(1)對于程序違法、訴訟標的小、爭議不大的案件，可以直接向法院提出檢察建議糾正。(2)對于調解違背自愿、合法原則，當事人提出申訴，檢察機關確認屬實的，可以建議法院再審。(3)對于符合抗訴案件條件，法院愿意接受檢察建議再審的，可以直接向法院提出再審建議。

(4)對于抗訴不能引起再審程序的其他裁定，可以以檢察建議方式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5)對確有錯誤的先予執行決定的案件，可以以檢察建議的方式建議人民法院糾正。司法實踐中，還可以通過糾正違法通知、民事抗訴程序中的當事人和解等各種民事行政監督形式的綜合運用來促進民行檢察監督權的優化配置。

（三）改變工作方式，暢通申訴案源，穩定辦案數量，突破制約民行檢察工

作發展的“瓶頸”。

案源直接決定著民行檢察監督的社會效果，只有保持適度的監督規模，才能形成有效的監督氛圍。第一，建立完善檢察機關內部各部門之間的工作聯系制度。民行檢察部門要和自偵、控申、預防、公訴、批捕等部門及時互通情況信息，積極參與化解社會矛盾，注意發現申訴案源。第二，積極參與社會管理創新，多種職能互補。要在堅持抗訴主導地位的同時，積極開展查辦法官職務犯罪、督促起訴與支持起訴、對法院調解和執行情況實施監督，使民行檢察工作更好地深入基層，貼近群眾。第三，加強執法規范化建設，推動公正廉潔執法。在認真貫徹執行高檢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對訴訟活動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的同時，與法院會簽了《關于在民事行政訴訟監督中加強協調配合的實施意見》和《關于對民事行政執行案件監督的若干意見》，統一執法工作規范。第四，提高辦案質量，提升民行執法公信力。以辦案為抓手，在“敢抗、會抗、抗準”的辦案原則上下功夫，通過宣傳有新聞價值的抗訴案件，讓廣大人民群眾了解民行檢察的職能作用，努力營造“有申訴，找檢察”的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