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檢察監督申請書

檢察監督申請書

申請人：周廣洪，男，漢族，職業個體戶，農民，1949年4月18日出生。身份證號碼:***513，住址：濟寧市高新區柳行街道辦事處南營村文明西街115號。

申請事項：請求濟寧市人民檢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檢察監督意見，對申請人認為福建省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所作的（2013）巖法委賠字第1號賠償決定確有錯誤所提的申訴一案，指令下級法院重新審查并依法在兩個月作出決定，或直接審查并依法作出決定。事實和理由：本案被申請執行人沈忠鑫在養豬有利潤的情形下不按約定歸還申請人（原告、申請執行人、違法確認申請人、賠償申請人、賠償申訴人）為其代借款和代加工飼料費共計363618元，經法院一審、二審判決，沈忠鑫應在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人民幣363618元給原告羅沂太，并支付自2007年2月3日起至履行完畢之日止按月利率1%計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依法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福建省連城縣人民法院于2007年10月29日對本案執行立案。時正值全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養豬業的最高暴利期，連城縣法院只要依法查封、扣押沈忠鑫的豬場生豬（指定其自行保管），沈忠鑫就會用金錢履行判決義務，如其不用金錢履行判決義務，則依法拍賣、變賣此生豬也即可使本案在法定的6個月內執行結案。但連城縣人民法院卻違反相關執行的法律、法規，推延不執行此可供執行財產，直到立案執行13個月以后在執行他案時，才將沈忠鑫豬場經廉賣轉移后所剩的老弱病殘豬叫申請人先行接收處理，后指使連城縣價格認證中心抬高價格，將當日只值35100元的生豬通過剝奪申請人的復議權于1個月后違法裁定為79396元，共給申請人造成判決財產權（含利息）至2009年11月2日止損失達53萬余元。申請人根據2010年12月1日前施行的國家賠償法的違法賠償原則，向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對連城縣人民法院的執行行為進行違法確認，以求獲取相應賠償。連城縣人民法院在不爭的事實下明知難以推卸責任，就利用工作之便利自己制造假證并指使他人制造假證。而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也明知這些假證與之前已確認可作為定案依據的真實證據相沖突，但還是采用這些假證于2010年7月27日以（2010）巖確字第1號《裁定書》作出連城縣人民法院執行行為不違法的確認。申請人不服，向福建省人民法院申訴。但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卻不理會申訴人的申訴意見（附《申訴意見書》），不查清事實，不依據法律，于2010年12月13日（2010）以閩確申字第4號《裁定書》裁定連城縣人民法院的執行行為不違法。申請人只得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然最高人民法院竟也違反自家制定的相關執行工作的規定，違反《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之條、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百二十六條之規定，對連城縣人民法院的執行行為不確認違法，于2011年5月13日以（2011）確監字第71號《駁回申訴通知書》駁回申請人的申訴，致使申請人本應依法獲得賠償而沒有獲得賠償。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新的國家賠償法取消了違法賠償原則。201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廢止了違法確認程序。申請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8日起施行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一條、第二條之規定，認為本案適用新的國家賠償，于2012年10月15日向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直接申請司法賠償。幾經周折，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才于2013年1月21日立案受理，3月5日舉行質證。但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通過質證，已經知道連城縣人民法院無法（不能）對其實際的執行行為的正確性、合法性進行舉證，依法應承當賠償責任，卻仍以兩年前早已被新的國家賠償法所取消的違法賠償原則，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不違法確認裁定文書作不予賠償的定案依據，于2013年3月13日《（2013）巖法院賠委字第1號賠償決定書》里駁回申請人的賠償申請，違反最高人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審理國家賠償案件程序的規定》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十條之規定。申請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三十條[重新審查程序]之規定，于2013年4月17日向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訴。但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在無正當理由駁回申訴的情形下，則以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期限應當對申訴作出決定為由至今已過80天沒有決定（并表示將永遠不作決定），嚴重違反國家賠償法重新審查程序的規定。另申請人曾于2013年5月13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打報告請求指下令下級法院重新審查或直接審查本案，也至今未有回復。綜上，由于各級人民法院不對本案因執行錯誤給申請人造成的損失依國家賠償法作相應的賠償，不僅導致申請人造成直接、間接損失各過百萬元，還導致申請人的花生油廠、飼料加工廠停產、倒閉，現每月還應支付利息等各種費用1.7萬余元。為此，現唯有懇請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三十條賠償委員會重新審查程序第三款之規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檢察監督意見，申請人的合法權益才能依法得以保護，故懇望貴院能予以大力支持，為盼！此致 最高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羅沂太 2013年7月8日

第二篇：申請檢察監督書

申請檢察監督書

申請人：遲換全，男，32歲，漢族，殘疾人，無職業，云南省昭通市鎮雄縣人，現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區官渡街道辦事處羅衙社區居委會第一居民小組88號。聯系電話：***、***。

被申請人：湖南順昌建筑有限公司，地址：常德市武陵區城西賈家湖居委會洞庭大道中段99號，法定代表人：黃理清，聯系電話：0736—7217808。

湖南順昌建筑有限公司黃登項目部負責人劉鎮韋，聯系電話：*** 被申請人：中國水利水電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瀾滄江分局，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呈貢新區上海東盟寫字樓A座16樓，法定代表人： 李義君。

聯系電話：0871—68113571

胡經理（轉）：*** 被申請人：和貴元，男，白族，44歲，個體戶，云南住云南省怒江州蘭坪縣營盤鎮新華村委會烏羅村。聯系電話：***

*** 申請事項：

一、不服云南省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蘭民初字第259號]的判決結果，我提供的所有證據，都是合法取得，都是出自國家行政機關或合法單位，一審法院未向相關證明出具單位致函核實，僅憑被告方的一句不予認可就下結論，敬請怒江州人民檢察院提起抗訴，促使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判決確定的“醫療費、殘疾賠償金、后期治療費、住院期間護理費、出院后護理費、住院期間營養費、誤工費、交通費、殘疾輔助器具費、精神損害撫慰金”進行改判，支持上訴人在一審訴訟請求中所提出的“醫療費、殘疾賠償金、后期治療費、住院期間護理費、出院后護理費、住院期間營養費、誤工費、交通費、殘疾輔助器具費、精神損害撫慰金、賠償項目的數額”。

二、不服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2013）怒 民一申字第14號]的裁決結果，被告方不存在支付困難的問題。我作為一個高位截癱的一級傷殘殘疾人，不可能每年都到湖南和蘭坪申請執行，今年8月份我到水電八局瀾滄江分局申請支付后期治療費，該公司領導及黃登項目部胡經理告訴我，只要法院判決，不管賠償數額多少，都一次性支付給我，讓我別在相信劉鎮韋的胡言亂語。

三、支持申請人遲換全提出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訴訟請求，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事實與理由：

一、一審法院計算上訴人一審訴訟請求的賠償項目數額錯誤。

1、醫療費1300元。上訴人自己墊付了醫療費1300元，醫療發票出院時全被被上訴人方拿走，該費用是上訴人實際支付的費用。

2、殘疾賠償金321300元。上訴人2009年3月25日至今一直都居住在昆明市官渡區官渡街道辦事處羅衙社區居民委員會第一居民小組87號，上訴人在2008年2008年3月19日至2009年9月20日期間在云南恒源電子工程有限公司上班，月工資為1800元，在2010年10月5日來為被上訴人和貴元做活，口頭約定是500元每天，才在上訴方工地上干了7天活，就在營梅公路2標段公路工地進行坡面排險作業時摔成1級傷殘，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關于經常居住地在城鎮的農村居民因交通事故傷亡如何計算賠償費用的復函（2006年4月3日[2006]民他字第25號）及2009年云南省高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會議紀要“

四、關于損害賠償的范圍問題11??，農村居民能夠提交在城鎮的合法暫住證明，在城鎮有相對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已連續居住，生活滿1年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按城鎮居民標準計算。??。”上訴人的經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來源均在城市——昆明，在昆明連續居住、生活超過了1年以上，上訴人的殘疾賠償金應按城鎮居民的標準計算，一審法院按照農民居民的標準計算殘疾賠償金，計算錯誤。上訴人的殘疾賠償金應是321300元。（16065元×20年×100%=321300元）

3、后期治療費723000元。根據昆明醫學院司法鑒定中心[2011]臨床鑒字2018號鑒定事項為“后期醫療費用評估”，其結論為：被子鑒定人遲換全需以 下后期治療：

1、擇期行內固定取出術、對癥、支持治療、定期復查、后期治療需人民幣：壹萬捌仟元整（18000元）；

2、繼續藥物治療、預防感染、康復訓練、對癥支持治療、定期復查、每年的后續治療費用需人民幣：壹萬伍仟元整（15000元）。昆明醫學院司法鑒定中心在“關于對被子鑒定人遲換全后期醫療費用評估法醫臨床鑒定意見書的補充說明”，很明白的說明了被鑒定人遲換全的后期治療費用包括兩部份。第一、被鑒定人遲換全在住院治療期間已行“第11、12胸椎骨折、脫位，后路切開減壓內固定術”，需擇期行內固定取出術，對癥、支持治療，定期復查，后期治療需人民幣：壹萬捌仟元整（18000元）；第二、被鑒定人遲換全目前為：第11、12胸椎骨折、脫位、脊髓損傷并截癱，后路切開減壓內固定術后，雙下肢肌力0級，淺感覺消失，大小便失禁。尚需繼續藥物治療，預防感染、康復訓練、對癥支持治療、定期復查，每年的后期治療費用需人民幣：壹萬伍仟元整（15000元）。由于被鑒定人遲換全為雙下肢肌力0級（截癱）伴大小便失禁，其生活不能自理，終身需他人護理。故此部分后期治療費用為終身需要的費用。15000元這筆后期治療費是上訴人只要活著到死亡前每年都需要的費用，按照我國年均壽命75歲算，上訴人現年28歲，需要計算47年（即75歲－28歲=47歲（47年）×15000元/年=705000元）；而一審法院只是模糊其間的提到“從2012年起由被告和貴元于每年12月30日前支付原告遲換全每年的后續治療費15000元直至原告死亡為止，??”；一審法院沒有把上訴人只要活著到死亡前每年都需要15000元的費用具體化，上訴人作為一個下半身截癱的一級傷殘的弱勢群體行動不便的農民工，不可能每年都路途遙遠，坐著輪椅來蘭坪縣法院起訴這15000元后續治療費，這是不現實的，也不符合法律規定，昆明醫學院司法鑒定中心已把上訴人終身每年需15000元后續治療費確定為終身，后續治療費按照我國年均壽年75歲算，要被上訴人賠償47年，每年15000元的后續治療費是符合上訴人病情的實際情況的。18000元＋（75歲－28歲）=47歲（即47年）×15000元/年=18000元＋705000元=723000元。

4、對于一審法院判決確定的被扶養人生活費33980元（即上訴人的父親遲學富、母親魏朝飛2人），沒意見，符合法律規定。

5、被撫養人遲嵩明、遲清菁的撫養費現全部由我個人承擔，因老婆也不知去向，3398元÷2=1699元的撫養費，如何分配才能將小孩養大成人，遲嵩明現在上學每天開支為：早餐5元，中餐6元，晚餐6元，生活用品3元，其12年的撫養費為12年×365天×（5+6+6+3）=87600元，遲清箐撫養需撫養18年，前4年撫養費為4年×3398元/年=13592元，后14年×365天×（5+6+6+3）/天=102200元

6、住院期間護理費7560元。上訴人住院63天，當地護工標準為120元每天，而一審法院只按30元每天計算，不符合實際情況，上訴人屬一級傷殘，下半身截癱，大小便失禁，需人24小時護理，住院63天×120元/天=7560元。

7、出院后護理費1015200元。上訴人遲換全生活不能自理，終身需他人護理，護理人數為1人，按中國年均平均壽年75歲算，上訴人現年才28歲，上訴人的護理期限為47年（75歲－28歲=47年），按每天60元計算，每月的護理費是1800元，47年的護理費是2030400元（47年×3600元×12月=2030400元）。一審法院按1人護理，每天30元，算20年，太低，不符合云南省最低基本工資標準，不符合當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符合一個下半身截癱，大小便失禁的病人的實際情況，每天的護理費應按120元計算。

8、住院期間營養費3780元。上訴人為一級傷殘，下半身截癱，大小便失禁，住院63天，實際每天產生營養費100元左右，上訴人只按每天60元的營養費。63天×60元/天=7560元。一審法院按每天30元計算。

9、住院期間伙食補助費3750元，一審法院判決確定的符合法律規定，沒意見。

10、誤工費22638元。上訴人誤工231天，每天按98元計算，231天×98元/天=22638元，遲換全的工資證明是每月1800元，與被上訴人和貴元約定的每天是500元，而一審法院按照每天9.31元計算，不符合實際情況，現在隨著物價水平和工資的上漲，哪個農民工一天只拿9.31元的工資，不夠一包香煙錢，在建筑工地上，隨便一個點工的工每天的工資都是400元至500元。一審法院按每天9.31的工資計算，與上訴人實際工資水平不相符合。

11、交通費2000元。上訴人產生的交通費有3518元，而上訴人只主張了2000元，一審法院只支持了1198元，不符合法律規定。

12、殘疾輔助器具費353340元。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6條“殘疾輔助器具費按照普通適用器具的合理標準計算。傷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參照輔助器具配制機構的意見確定相應的合理費用標準，輔助器具的更換周期和賠償期限參照配制機構的意見確定”，而具有司法鑒定資質的云南德林義肢康復器材司法鑒定所[2011]肢鑒定第084號鑒定意見是：根據患者的截癱狀況：給予配置截癱支具（RGO），價格為人民幣35100元/具，該產品可正常使用五年，每五年更換一次；另配置輪椅1500元/輛，該產品可以使用3年，每三年更換一次。

1、截癱支具：遲換全現年28歲，按我國年均壽命75歲算，還要活47年（75歲－28歲=47年），每具截癱支具（RGO）五年換一次，47年÷5年=9.4具×35100元/具=329940元；

2、輪椅：1500元/輛，每三年更換一次，47年÷3年=15.6輛×1500元/輛=23400元。故此，殘疾輔助器具為：329940元＋23400元=353340元。而一審法院確定輔助器具給付年限為五至十年為適用司法解釋錯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3條“超過確定的護理期限、輔助器具費給付年限或者殘疾賠償金給付年限，賠償權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訴繼續給付護理費、輔助器具費或者殘疾賠償金，人民法院應予以受理。賠償權利人需繼續護理、配制輔助器具、或者沒有勞動能力和生活來源的，人民法院應當判令內賠償義務人繼續給付相關費用五至十年”，人損司法解釋26條確定了殘疾輔助器具費參照配制機構意見確定，第33條確定的是超過給付年限仍需配制輔助器具的處理，是說按我國年均壽命75歲算，賠償權利人還活到80歲至更長的時間，其還可以有權向賠償義務人再次要求給付殘疾輔助器具費，人民法院應當判令賠償義務人繼續給付殘疾輔助器具費五至十年。并不是像一審法院所理解的“根據法律，輔助器具給付年限為五至十年”。

13、一審法院確定的鑒定費2180元沒有意見。

14、精神損害撫慰金30萬元。上訴人屬一級傷殘，雙下肢肌力為0級（截癱），大小便失禁，其生活不能自理，終身需他人護理；上訴人現年才28歲，正處在青春年華的美好時期，是一個人一生中的黃金時期，其從28歲以后，不能過正常人的生活，不能夠正常健康的工作，每天都要躺在病床上，要他人護理照管，后半生完全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精神受到沉重的打擊；而一審法院只支持精神損害撫慰金5000元，與上訴人的一級傷殘，高位截癱，終身需他人護理的情況不相符合，也不符合法律規定，根據上訴人下半身高位截癱的實際情況，100萬元的精神損害撫慰金都不算多，而上訴人只提出了30萬元的精神損害撫慰金，二審法院應當支持。

二、望怒江州人民檢察院依法支持申請人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訴訟請求，以維護作為社會底層弱勢群體農民工遲換全的合法權益，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此

致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

2014年10月22日

附件一：云南省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1）蘭民初字第259號] 附件二：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2）怒民一終字第33號] 附件三：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2013）怒民一申字第14號] 6

第三篇：檢察建議申請書

檢察建議申請書

申請人：XXX，男，漢族，XX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證號：XXXXX，住址：XXXXXXX，電話：XXXXX 被申請人：XXXXXX，地址：XXXX市場97號 法定代表人：XX，該公司總經理，聯系電話：XXXXX 抗訴請求

請求依法撤銷XX地區中級人民法院（XX）新XX民終X號民事判決，依法由XX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按二審程序再次開庭審理。

事實與理由

XX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程序嚴重違法，請求人民檢察院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八條、二百零九條之規定向貴院申請向XX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出具檢察建議。

XX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程序嚴重違反《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

本案是一個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申請人為一審被告購房者，被申請人為一審原告開發商，一審判決被告勝訴，原告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上訴至XX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即二審法院。

二審法院定于2017年2月28日在XX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第四審判庭16:30開庭審理，當日申請人依傳票所載內容攜證人及相關證據出庭應訴，但被承辦法官XX告知，因上訴人（即被申請人）一方的傳票未妥投打電話也無人接聽，上訴人沒有前來參加庭審，要求被上訴人（即申請人）回去等候通知，但一直沒有等到通知，而在2017年5月22日卻收到了二審法院寄來的判決書，判決內容全部改判。

一審判決作出后，一方不服一審判決而提起上訴引發二審程序，依據《民事訴訟法》第174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審理上訴案件，除依照本章規定外，適用第一審普通程序。”第143條規定“原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訴處理;被告反訴的，可以缺席判決。”本案二審法院，在上訴人拒收傳票，無故不參加庭審的情況下二審法院沒有依法認定按上訴人撤回上訴處理，而轉為不開庭審理，是為程序違法之一。

在被上訴人前來開庭應訴但上訴人無故缺席的情況下，沒有再次確定開庭時間，沒有當庭聽取被上訴人的舉證及質證意見，徑行作出判決，嚴重剝奪了被上訴人作為訴訟參加人最基本的舉證質證權利和法庭辯論權利，是為程序違法之二。

被上訴人在二審開庭應訴時向承辦法官提出有證人出庭即有新證據向法庭出示，并將證人代入法庭。但二審法院未予回應，反倒以上訴人沒來庭審為由將原本開庭審理的二審案件直接轉為不開庭審理，《民事訴訟法》第169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上訴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經過閱卷、調查和詢問當事人，對沒有提出新的事實、證據或者理由，合議庭認為不需要開庭審理的，可以不開庭審理。”本案被上訴應訴開庭要求提交新證據，二審法院卻徑行轉為不開庭審理，是為程序違法之三。

XX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嚴重的程序違法，使申請人不明不白就被改判輸了官司，程序正義尚且無法維護，何談實體正義!現依法申請人民檢察院向XX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出具檢察建議，監督其按二審程序再次開庭審理本案，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和申請人的合法權益！

此致

XX地區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

時候： 年 月 日

第四篇：行政強制措施檢察監督研究

行政強制措施檢察監督研究

[摘要]強化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作為國家法律監督主體的檢察機關，必須完善對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職權的檢察監督制度。在所有行政行為中，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益的行政強制措施具有行政機關實施的主動性、調整范圍的廣泛性、與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密切相關性，倘若不加以有效監督和制約，將極易被濫用去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造成嚴重后果，因而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具有重要意義。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有效檢察監督，檢察識別是前提，檢察建議、支持訴訟、提出抗訴是具有操作性的監督方式，尊重行政權的自主性、堅持檢察權的謙抑性是檢察監督中檢察監督權的正確定位。

[關鍵詞]行政強制措施;檢察識別;監督方式;權力定位;檢察監督

我國《憲法》第12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這一條文明確了檢察機關國家法律監督者的地位。法律監督的本質是防范、控制和矯正權力的擴張和濫用，保證國家意志的統一和實現。具體來說，檢察機關的根本任務就是對行政權和審判權進行監督和制約。然而，與檢察機關積極行使監督權，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進行審判監督相比，檢察機關對行政權的監督卻一直囿于行政權的強勢地位，沒能有效實施，所以作為制約權力的法律監督者，檢察機關應該充分發揮監督作用促使行政權在規范和制度中運行。行政行為是指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做出的能夠產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為，直接體現行政權的主動性、直接性和強制性，所以檢察機關監督和制約行政權的有效方式就是對行政行為實施檢察監督。在所有行政行為中，行政強制措施調整范圍廣泛，直接針對公民人身、財產權益，具有更明顯的直接性和強制性，而且強制方式屬于物理性強制，更應被有效監督，因而檢察機關應重點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

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對合理配置權力、推進檢察改革做出了重要部署。《決定》要求“完善對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益的行政強制措施實行司法監督制度。”闡明了“檢察機關行使監督權”的一種重要形態――對行政強制措施進行檢察監督。這將構成“強化對行政權力制約和監督”的“司法監督”的重要內容。《決定》明確提出對行政強制措施進行檢察監督，體現了監督和制約行政權的決心，也反映了目前違法濫用行政強制措施，嚴重侵害公民合法權益，危害國家法治建設的現狀。中央領導指出：“如果對這類違法行為置之不理、任其發展，一方面不可能根本扭轉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的行政亂象，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苗頭性問題演變為刑事犯罪。”顯然，強化檢察機關對行政強制措施的監督，有利于規范行政權的運行，從而積極助推全面依法治國。

一、行政強制措施的檢察識別

行政強制措施的檢察識別，通俗地講，就是對被檢察監督的行政行為是否屬于行政強制措施作出判定。檢察識別是檢察監督的第一步，是正確監督和處理案件的前提。如果識別出現偏差，就會影響事實的認定和程序的適用。而且，“識別”是一項智識性活動，檢察機關不能簡單沿用行政機關的判斷，應該作出檢察認定。

(1)識別標準

根據《行政強制法》的規定，所謂行政強制措施，是指行政主體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為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情形，依法對公民的人身自由實施暫時性限制，或者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物實施暫時性控制的行為。《行政強制法》第九條規定了4種類型的行政強制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場所、設施或者財物，扣押財物，凍結存款、匯款，并作了“其他行政強制措施”的兜底規定。可見，行政強制措施可分為對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和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產的行政強制措施。

在檢察機關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過程中，識別哪些行為屬于行政強制措施，需要結合行政強制措施的特點把握以下標準：

第一，暫時性標準。行政強制措施是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為維護和實施行政管理秩序而采取的暫時性手段，本身不是其管理的最終目標。如果某一行為對權益的處分具有最終性，則不屬于行政強制措施;

第二，控制性標準。行政強制措施是為了“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而采取的措施。如果某一行為具有制裁性、懲戒性，則不屬于行政強制措施;

第三，從屬性標準。行政強制措施是一種輔助性行政行為，它為另一種行政行為服務，具有預防和保障的作用。如對醉酒、精神病發作等狀態下的人員限制人身自由，是為了防止該人危害社會;對財產的查封是為了防止該財產的轉移，從而保障事后的行政裁判能夠得到執行。

(2)識別范圍

《決定》立足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需要，讓檢察機關對“行政強制措施實行司法監督”，且將其對象限縮為“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益”，因而檢察識別的范圍是“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益”的行政強制措施。事實上，《行政強制法》所規定的各種行政強制措施，包括“其他行政強制措施”，都可歸入“涉及公民人身”或者“涉及財產權益”。也就是說，只要確認了其為行政強制措施，就可以將其歸入檢察監督的對象之內。將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的范圍界定為“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益”，可以避免超出檢察機關能力范圍的全面監督，既約束部分行政權力的行使，又最大限度地尊重行政權力的運行的自身規律性。

二、檢察監督的方式

檢察機關對識別出的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應當采取合理有效、具有操作性的監督方式。構建行政強制措施檢察監督方式體系，是加強對行政權力運行監督的有力武器。

(1)檢察建議

《人民檢察院檢察建議工作規定(試行)》第一條：“檢察建議是人民檢察院為促進法律正確實施、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在履行法律監督職能過程中，結合執法辦案，建議有關單位完善制度，加強內部制約、監督，正確實施法律法規，完善社會管理、服務，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的一種重要方式。”因而，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發現行政機關違法濫用行政強制措施，完全可以以檢察建議的方式督促其糾正。檢察機關在履行法律監督職能過程中，結合實際情況，可以向有關單位發出糾正、改正違法行為或移送案件的建議，包括糾錯建議、改正建議、處置建議和移送犯罪案件建議等。但檢察建議系柔性的法律監督方式，它通過被建議單位的自覺接受、主動采取行動而發揮作用。這也是當前學界及司法界普遍認為檢察建議適用效果不盡如人意的根本性原因，為了更好地實施檢察監督，必須切實提升檢察建議的法律效力和實施效果。可以從以下方面完善：

一是法律應當明確規定檢察建議接收者的義務。法律(至少在《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應當明確規定檢察建議接收者(有關單位和人員)的義務。對于檢察機關發出的檢察建議，接收者必須按照檢察建議書中的要求，限期審查自己的有關行為，承認確有違法情況和漏洞的，要及時糾正或采取有效措施，并將糾正或改進情況通報發出檢察建議的檢察機關;認為沒有違法情況的，應當及時回復察機關。檢察機關在必要時，可以向其上級主管部門反映情況，上級主管部門接到檢察機關反映的違法情況，應當及時審查了解，并回復檢察機關。

二是賦予檢察機關提請懲戒權。對于違法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人員和單位，在收到檢察建議后，沒有正當理由仍然不予糾正或者改進的，或者發現有違法違規行為的，檢察機關有權向其所在單位、有關主管部門、紀檢監察機關、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對其進行違法、違紀審查的建議，并且根據審查結果決定是否提請懲戒處分。

三是建立檢察建議約談制度。即指檢察機關在發送檢察建議的同時，與被建議單位相約座談，闡釋檢察建議內容，共同研究整改措施，幫助行政機關預防和減少違法濫用行政強制措施，并將約談與跟蹤回訪緊密結合起來的一項創新性工作機制。檢察機關可以事先約談相關單位的主要負責人，直接溝通，了解案情、釋法說理，這樣既保證檢察建議有的放矢、言之成理又可以提高被建議單位履行檢察建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與跟蹤回訪制度相結合，有利于實現監督督促效應，確保檢察建議的實效性與時效性。

(2)支持訴訟

《行政訴訟法》已經明確將對行政強制措施的不服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檢察機關可以支持公民、組織訴訟，有效緩解弱勢群體不敢起訴、起訴難的問題。雖然行政訴訟法沒有明文規定檢察機關可以支持行政相對人訴訟，但《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可以看作是支持起訴的原則性規定，而民事訴訟法作為行政訴訟法的法律淵源之一，對于行政訴訟法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與行政訴訟性質不沖突的民事訴訟規則。還有《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四條的規定，則可以認為是法律對檢察機關支持起訴的一種概括性授權。同時，現實生活中，社會轉型所產生的弱勢群體，他們缺乏必要知識、資源、甚至勇氣，當面對過于強大的力量侵害時，不敢起訴，不知起訴或者無能力起訴。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通過輔助權利人訴訟，保障當事人平等地享有參與行政訴訟的機會，符合支持訴訟的立法精神。

相對民事起訴而言，行政相對人起訴壓力更大、起訴更難，實踐中行政訴訟高撤訴率就是實證。基于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從有效監督行政權，解決行政相對人在受侵害后無力、不敢或不能進行訴訟的實際情況來看，支持訴訟應該作為一種監督措施。特別是針對實踐中，符合起訴條件的行政相對人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拒絕接收起訴材料、或者在收到起訴材料后不出具收據、不予答復的現象，檢察機關以支持訴訟的方式進行監督將會很有實際效果。

2D00年以來，檢察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形成了不同的支持訴訟模式。其中適合支持行政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的模式有兩種：其一，向法院遞交《支持起訴意見書》的事前監督模式，支持當事人參加訴訟，但不介入隨后的訴訟活動;其二，向法院遞交《支持起訴意見書》并出庭支持訴訟，對庭審活動進行監督。

(3)提出抗訴

《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第二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通過辦理民事、行政抗訴案件，對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和行政訴訟活動進行法律監督，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維護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保障國家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檢察機關通過對錯誤的行政裁判結果提出抗訴，間接對行政行為進行監督。特別是針對法院作出的涉及行政機關對公民人身、財產權益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的行政裁判。行政抗訴是檢察機關監督行政強制措施的法定手段，從現行法律來看，將抗訴機制嚴格落實將會比各種創新的監督形式更有效果。

三、檢察監督中的權力定位

行政強制措施檢察監督活動的本質是檢察權對行政權的監督，然而每種權力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作用，既要讓行政權發揮作用，又要讓監督權得以落實，就必須正確“定位”檢察監督權的角色，積極彌補“缺位”，極力避免“越位”。我國行政權和檢察權分別為獨立的國家權力，行政權是管理的權力，提供秩序;檢察權是監督的權力，提供保障。兩種權力在我國憲政體制內，相互獨立而各居其位、各司其職;相互關聯而分工配合、相輔相成。就行政強制措施來說，其本質是行政權在行政管理中的具體表現，是治理國家的具體方式;其具有管理上的即時性、控制性和強制性以及違法行使損害人民切身利益的密切相關性和范圍廣泛性，這決定了在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時，必須同時做到既尊重了行政權的自主性，又切實履行了檢察權的監督職能。

(1)尊重行政權的自主性

行政權是以一種主動、直接、連續、具體的方式對行政事務進行管理，而司法權則被動地解決社會爭端。行政強制措施更是為了“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而采取的緊急措施。這要求檢察機關必須充分尊重行政權的自主性，尊重行政強制措施臨時性、緊急性的特點，在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時不能以監督之名橫加干涉，否則會使得行政行為效力的公定性、確定性、執行力喪失意義，進而影響行政權威，影響行政治理活動的進行，甚至導致社會陷入無序狀態。

(2)堅持檢察監督權的謙抑性

“謙抑”本意是克制、妥協、寬容。檢察權謙抑的理論主要應用在刑事司法過程中，也就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檢察權要盡可能保持克制、妥協和寬容。克制就是在啟動階段要忍一忍、放一放，妥協就是在過程中能合議就合議，能協商就協商，寬容是在結果上能差不多就算了，放他一馬、饒他一把，就是這個意思。當把“謙抑”運用在行政強制措施檢察監督中，就有更豐富的含義了。

克制體現在實施檢察監督遵循被動監督原則。首先，為維護行政權運行的穩定性和嚴肅性，檢察機關對行政權運行的監督應該以當事人主動為原則，檢察院依職權為例外。其次，當事人不服行政強制措施，有多種救濟方式，可復議，也可訴訟。如果當事人選擇了這些途徑來維權，則檢察機關不必也不應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所以，一般情況下，應當以當事人申請啟動為前提。

妥協體現在實施檢察監督遵循合法性監督原則。檢察機關對行政強制措施進行監督應對行政權行使的合法性進行監督，不包括合理性的監督。檢察監督為法律監督，對行政強制措施的合法性進行監督是檢察監督的應有之義。就行政強制措施合理性而言，既要尊重行政機關依法享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權，又要充分考量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的客觀情境、有關政策、行政習慣等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對于行政強制措施合理性的監督，更適合采取上級機關監督、社會輿論監督等方式。如果對行政強制措施合理性采取檢察監督的方式，既不符合法律監督的屬性，也不利于貫徹行政權運行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原則。因此，不宜將行政強制措施的合理性納入檢察監督的內容。

寬容體現在實施檢察監督遵循結果監督原則。檢察機關對行政強制措施進行監督，應當事后結果監督為主，事中監督為輔。行政強制措施是行政機關為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情形，依法對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財產實施的暫時性或控制性的行為，具有預防性、及時性和時限性，如果檢察機關過早介入，有可能影響行政強制措施預防性和及時性功效，導致行政強制措施難以發揮其運行的目的，故而進行事后結果監督更為妥當。當然，若重大行政行為違法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后果，檢察機關也應對行政主體在特定范圍內的重大行政行為進行事中監督。

四、結語

權力并不必然導致腐敗，而不受監督的權力則必然導致腐敗，因此檢察機關要不斷提高監督水平，認真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進一步加強對行政權的監督和制約。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者，對行政權實施檢察監督，就更應當以法律和制度作為支撐。換言之，檢察機關對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的行政機關違法濫用行政強制措施行使法律監督權，應當有更加全面和堅實的法律制度支撐;有關檢察機關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的法律依據和方式方法等，需要法律予以進一步明確規范。

(4)嚴格、規范、充分使用技術偵查手段

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于技術偵查有明確的規定，因此，檢察機關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尤其是復雜、重大、疑難案件的過程中，在審慎審批、依法使用的情況下，可以靈活運用充分、必要的技術偵查措施。以當前的技術水平和配備，技術偵查措施主要包括電話監聽，運動軌跡監控，恢復、獲取手機聯系記錄、內容以及微信、新浪微博等即時溝通工具數據。從各地實際情況和成本、效率角度的出發，地級市一級檢察機關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積極配備一整套的技術偵查設備，若條件確實不成熟，應積極依托公安、國安、移動通訊運營商等單位進行偵查，以更好地利用好這把利劍。

(5)職務偵查人員的再教育

面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新情況，對于偵查人員的各方面素質都有更高的要求，必要的教育培訓工作顯得刻不容緩。教育培訓的重點是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學習和應對、加強出庭說明取證情況的能力。比如面對辯護律師刁鉆提問時如何應對;偵查人員和出庭作證身份落差的心理鴻溝如何適應;面對法庭的調查，如何言簡意賅，正確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

(6)做好與律師的良性互動

新刑訴法規定除特別重大賄賂犯罪且存在有礙偵查情形外，不得阻礙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所有案件偵查終結前，都必須許可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職務犯罪偵查部門應健全與律師的溝通交流制度，重視聽取律師的意見，在偵查的各個環節，都必須及時有效地聽取律師的意見，并及時地給予積極、有效的反饋，從而有利于把握案件事實、定性。

第五篇：淺談如何強化民行檢察監督效能

淺談如何強化民行檢察監督效能

司法救濟作為公民最后的救濟渠道，不能說判決公正就已經實現了公正，它必須以公正的執行作為圓滿結局。如果執行上出了問題，同樣會使人民對司法權威產生懷疑。經過法院系統的不斷努力，“執行難”、“執行亂”的問題得到了部分解決，但從司法實踐中看，人民法院在執行活動中存在著的諸多問題正是與公正正確執行背道而馳的。檢察機關對法院執行進行有效監督刻不容緩。我國《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中關于民事行政檢察抗訴程序分別只有四條和一條原則性規定，缺乏可操作性具體規范，使檢察機關對如何行使民事行政檢察權產生困惑，給民事行政檢察工作帶來了許多實際困難，筆者作為民事行政檢察工作者，有著很深的體會，現從以下幾個主要方面分別闡述：

一、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具體程序規范匱乏。

（一）、檢察機關審理案件受調閱卷宗情況的影響比較大，審限無從掌握。

法律對人民檢察院從受理立案到提出抗訴及人民法院從接受抗訴到進入再審程序的時限亦均無規定，即使檢察機關內部規定了審限，但由于受到調閱卷宗等的影響，也只能規定為調閱卷宗后幾個月審結，這種靈活規定有時無異于沒有規定。司法實踐中經常發生民事行政申訴案件久拖而不能決的嚴重積壓現象，妨礙了民事行政檢察制度的順利開展，不符合司法公正追求的效益原則。

（二）、法院審理抗訴案件的再審期限沒有規定，使抗訴案件的周期長。

接受抗訴的人民法院一般為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上一級法院，其在收到檢察院的抗訴后，往往函指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進行審理，審級混亂，導致審理同期長。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要等到改判結果，往往要等上一年或更長的時間。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88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審時，應當通知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席法庭”。由于沒有程序上的具體規定，實務中有些地方法院或是不通知檢察院出席再審法庭；或者是不能就檢察院出庭時如何履行監督職能統一認識，致使檢察機關派員出席法庭時除了宣讀抗訴書外，便無所事事，出現了“啞巴庭”。檢察機關內部由于對民事、行政訴訟法律監督具體程序問題，理解和認識的不一致，在檢察監督工作中的作法也不統一，有些地方檢察院對“先予執行的民事裁定提出抗訴”也有“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案件提出抗訴后，同級人民法院再審或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做出維持原判的判決、裁定后，原提出抗訴的人民檢察院再次提出抗訴”，還有的“檢察院對可以抗訴的案件，向人民法院提出檢察意見”而人民法院則以于法無據為由或是不予受理、或是不予答復。抗訴案件的審限太長。按照法律規定，審判監督程序審理的案件，如果適用一審程序審理的，就應當參照一審案件的審限審理，按照二審程序審理的案件，就應當適用二審案件的審限審理。在實際工作上，法院審理抗訴案件沒有審限的限制，長期拖延，久審不決，長達數年的案件不在少數。

二、監督職權不明確，導致監督權力難行使。

法院接受監督意識不強，檢察機關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對生效的民事行政判決、裁定提出抗訴，目的是為了維護國家法律法規的統一正 2 確實施，但法院對檢察機關抗訴這一監督方式，由于認識不到位，在執法實踐中常常出現不配合、不支持檢察機關的抗訴工作，甚至人為地制造重重障礙等情況。具體表現在：一是原審承辦人發現檢察機關受理其所辦案件被審查后，不積極向檔案室交卷，或推諉說卷已交到檔案室，用相互推諉的方式，阻擾借卷；二是抗訴案件被裁定指令原審法院再審后，法院遲遲不開庭，或開庭后遲遲不判決，導致案件被長期擱臵。

檢察機關應如何面對這些問題，開展民行工作新局面？ 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民行檢察工作困難較多，立法尚不完善，如程序問題、審級問題、調卷問題等，均影響著民行檢察工作的廣泛深入開展。面對立法不完善，在現有的執法環境下，如何進一步搞好民行檢察監督工作成為當務之急。

（一）合理安排工作，突出重點，不斷創新。

1、加大執法力度，把辦理抗訴案件擺在民行檢察工作的首位。依法辦理審判監督程序抗訴案件是檢察機關履行民事行政檢察職責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方式。從敢于依法監督轉變到善于依法監督，始終堅持以辦理民事行政抗訴案件為重心，狠抓辦案質量、辦案效率和辦案效果三個基本環節，力求辦理的抗訴案件數量多，改判率高，效果好。

2、在做好抗訴工作的同時，做好息訴工作。高檢院將息訴作為民行工作的六項任務之一。這樣做的目的一是讓我們自己必須意識到工作的價值，對申訴案件，檢察機關除了抗訴外，大量的案件是做了息訴工作，維護人民法院的正確判決，維護了穩定；第二是讓外界明白，民行檢察工作不僅是抗訴，還有服務大局的功能；第三是讓法院 3 了解，檢察機關與法院的關系既是制約又是配合。民行檢察工作在做好抗訴工作的同時，要認真做好息訴工作，維護社會的穩定。

3、繼續推進檢察建議的開展。這里的檢察建議特指高檢院2001年頒布的《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中檢察建議的第一種情形，即指對個案再審的建議。這項工作的開展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對民行檢察監督意義重大，基層院可以有了監督的手段，節約了訴訟成本，并可以證明“同級抗”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現實的。由于現行法律對此沒有明確規定，檢察機關應積極探索，爭取得到同級法院的認可和配合。

4、注意發現民事行政審判人員職務違法犯罪案件的線索。在審查民行申訴案件時，重點審查審判人員適用法律明顯錯誤、審判程序明顯違法及采信證據明顯違法的案件，注意從中發現審判人員索賄、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犯罪案件線索，爭取有突破性進展。

5、廣開案源，爭取提起民事行政公訴。繼續進行對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案件的提起公訴和支持起訴的探索和調研，借鑒外省市民行檢察部門的成功經驗，從調查研究入手，發現、篩選案源，主動爭取各級黨委、人大的領導和關注，取得國資部門、人民法院的配合與支持，在上級院的領導下，積極穩妥的開展這項工作。

6、適當運用調解手段，合理解決糾紛，化解矛盾。調解是民事訴訟的一項原則，同樣應借鑒到民行檢察工作中。有目的、有針對性、適當地運用這種方式，可以使當事人雙方更容易接受，更為有效地解決問題。在審查申訴案件的同時，對于有錯誤的裁判、或者可抗可不抗的案件，通過分析當事人的心理狀態，結合實際，把握糾紛和爭議的核心問題，運用有效的調解手段加以處理，以利于安定社會秩序，4 實現良好的社會效果。

在現有條件下，就民事法律關系實體和訴訟程序方面存在的問題，多做調查研究，注意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在辦案中，探索公開審查、律師代理申訴和簡易審查結案方式等制度，使之日漸成熟、完善。

（二）通過多種途徑，優化民事行政檢察工作執法環境。

1、暢通聯系渠道，主動接受人大監督，努力改進民行檢察工作。針對民行工作立法不完善，檢法兩家分歧較大的實際條件，爭取作為立法機關和享有司法監督權的人大來解決問題不失為上策。暢通聯系渠道，通過每年檢察工作報告、報送檢察信息、專項匯報等形式主動接受人大監督，向人大匯報工作，使人大代表了解民行工作，早日將民行立法提上日程。

2、加強與法院的聯系，處理好監督與配合的關系。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進行法律監督，其核心是維護司法公正，保證法律的正確統一實施。民行檢察工作質量好壞，與法院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檢察機關要處理好配合、制約與監督的關系，通過檢法兩家的定期會晤、聯席會議制度、文件互換、類案研討、抗前協商等多種途徑改善檢法兩家關系，營造優化的民事行政檢察工作執法環境，提高檢察機關辦案效率。

（三）增強民行隊伍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為適應新時期下的民事行政檢察工作，要通過開展多種形式提高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

（四）加強對民行檢察工作的宣傳，進一步擴大社會影響。如前所述，民行檢察工作開展的時間不長，其職能、地位和作用仍不為社會所普遍了解。因此，繼續作好宣傳工作，讓全社會了解民行檢察工 5 作，使我們的工作效果得以體現。一是充分利用的報紙、廣播、電視臺等新聞傳媒宣傳民行檢察工作的職能、地位和作用。二是通過報道查辦的典型案例表明檢察機關開展民行檢察監督的必要性，擴大辦案效果。三是繼續以報、散發材料、法律咨詢等多種形式，開展宣傳活動，推動民行工作的深入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