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事、行政檢察監督的立法完善淺析

文章標題：民事、行政檢察監督的立法完善淺析

隨著我國“市民社會”的初步建立和日趨成熟，民事主體循利而動，在民事活動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往往不惜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在國有資產流失、污染環境、破壞資源、行業壟斷，以及不正當競爭等侵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案件日益增多的情況下，誰來代表國家和公眾提起訴訟？目前，對于追訴

民事主體侵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民事責任問題上，我國法律在由誰作為訴訟主體行使訴權尚處于立法的“真空”狀態。這種立法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某些當事人通過民事、行政活動侵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這既影響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也不利于法律對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諸如上述嚴重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發生后，因為沒有適格的訴訟主體，或有關主體不敢起訴、不愿起訴，無力起訴、起訴不力，而使得國家、社會利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司法救濟。

由此可見，在我國建立保護因當事人違反行政法、民商法等私法而損害國家、社會公眾利益的公益訴訟制度，并賦予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和社會公眾提起民事、行政訴訟，以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已經成為我國民事、行政檢察監督制度立法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以下，筆者將對上述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公益訴訟的起源和概念

公益訴訟制度起源于羅馬法。羅馬法的程式訴訟中有關于私益訴訟和公益訴訟的劃分，相對于私益訴訟而言，公益訴訟乃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訴訟，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凡市民均可以提起。到了近代，以法國、德國、日本等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在民事訴訟中均規定了檢察院作為國家和社會利益的代表，對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權以主當事人的身份提起訴訟，也可以作為從當事人參加訴訟，并可以上訴。在英美法系，公益訴訟制度有兩種模式，一是由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民事、行政訴訟；另一種是由私人為保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其他個人的利益，以國家名義提起民事或行政訴訟。

我國對于公益訴訟的定義，過去討論較少，現行法律中也無任何規定，迄今為止學術界對此也沒有明確統一的認識。我國訴訟法只規定有共同訴訟、代表訴訟和代理訴訟，除此之外，沒有從訴訟的效果或訴訟的目的上劃分出公益訴訟和私益訴訟。筆者認為：所謂公益訴訟，應是指特定的國家機關根據法律的授權，對侵犯國家利益、公眾利益和社會利益的行為，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活動，其主要的法律特征有：

1、公益訴訟是與私益訴訟相對而言的，私益訴訟是因保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權益而引發的訴訟；公益訴訟則是因保障國家或公共利益而引發的訴訟。

2、公益訴訟包括基于刑法意義上的公共利益而產生的訴訟即我國檢察機關代表國家追訴刑事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國家公訴”；以及特定的國家機關對違反法律法規侵犯國家利益、公眾利益和社會利益的民事行為，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由法院依法審理并作出判決的活動和特定的國家機關根據法律的授權，對有關行政機關違反法律法規侵犯國家利益、公眾利益和社會利益的行政行為，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由法院依法審理并作出判決的活動。后者在我國立法上處于“真空”狀態，本文的“公益訴訟”特指排除“國家公訴”外的公益訴訟。

3、公益訴訟應當包括公益民事訴訟和公益行政訴訟。

二、賦予中國檢察機關公益訴訟權的合理性

（一）訴權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的必要組成部分，沒有訴權，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權將是一種抽象權力，而法律監督本身將必然是無力和蒼白的。我國憲法賦予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機關的地位，對一切法律活動有權進行監督，檢察機關監督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均是為了國家利益、社會公眾利益，均是為了社會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有觀點認為，檢察機關在法律監督中最突出、最主要的職責是代表國家把被告人（刑事被告人、民事被告人、行政被告人）的違法行為和違法事實提供給法院，要求其依法進行審理和裁判，并對審理的過程及裁判的結果進行監督。刑事案件由于直接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秩序和公民的安危，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刑事訴訟的訴權。對于檢察機關基于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而實施的對行政、民商事的法律監督，法律應當同等的賦予其相應的訴權。唯此，當民事主體通過民事行為、行政機關以違法行政行為侵害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時，檢察機關能夠作為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提起訴訟，以達到起法律監督的目的。

（二）將公益訴訟權賦予檢察機關是由檢察機關的性質決定的。憲法規定，我國的國家機關包括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行政機關以及軍事機關。公益訴訟權從性質上屬于司法范疇，將其賦予司法機關行使理所應當。我國的司法機關具體包括審判機關即法院和法律監督機關即檢察院。若將公益訴訟權利賦予審判機關行使即由法院主動追究違法行為者的責任，必將違反“不告不理”訴訟基本原

則，從而陷入法律沖突的泥潭。故筆者認為由檢察機關代表國家提起訴訟有如下優點：其一，檢察機關是直接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的司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行使國家訴權，由其代表國家提起訴訟于法有據；其二，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法律地位超脫，不易受干擾。其三，檢察機關擁有一支長期從事法律工作的專業隊伍。

（三）賦予檢察機關公益

訴訟權是由于公益訴訟自身性質決定的。首先，公益的特點就是涉及國家或社會公共利益，該類利益較公民的人身、財產利益具有高度抽象性和不便把握性，個體公民或法人往往感受不到該類利益的存在，或者不能及時全面的感知因該類利益受到侵害而造成自身利益間接受損的狀態，如基于行業壟斷而造成的移動電話“漫游資費”居高不下等事實。其次，涉及國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一般涉案金額巨大，訴訟費用較高，個人往往無力負擔，或者不愿負擔；最后，公益訴訟案件取證較難，被告往往是大集團或行政機關，公民個人的法律專業水平無法與之抗衡，原、被告雙方在實體地位、司法資源及訴訟手段上差距較大。在我國官本位思想還比較嚴重的情況下，這種不平等在行政訴訟中尤為明濕。故為了平衡原、被告之間的差距，將公益訴訟權賦予檢察機關不啻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四）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符合市場經濟效益原則、能有效節約有限的司法資源。國有資產流失、公害案件以及隨著行政權的擴張等案件，侵害的不只是單獨的民事主體，而是一定范圍內的公眾，直至一個國家的利益。在此情況下，若要求單個主體提起訴訟，其必然將承受巨大的物質和精神壓力，不符合公平負擔的原則。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是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的代表，有維護法律統一正確實施，保護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職責。由檢察機關作為公益代表人參與訴訟既符合其職能要求，又能簡化訴訟程序，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徹底的解決糾紛，有效地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從而達到訴訟經濟的目的。

三、我國公益訴訟制度的立法構建

筆者在撰寫本文前閱讀了大量的相關文獻、資料，筆者發現，目前不少學者和司法工作者傾向于我國借鑒和發展英美法系公益訴訟的模式，構筑以檢察機關公益訴訟為主，其他公益團體和社會組織公益訴訟為輔的公益訴訟制度。但筆者認為我國的公益訴訟權僅賦予檢察機關更具合理性，其理由在上文中已闡明，在此不作贅述。

四、檢察機關進行公益訴訟的范圍

檢察機關提起公益民事和行政訴訟的范圍，應當結合我國國情和現存的立法、司法體系，將其限定在合理的范圍內。筆者認為，檢察機關目前亟需提起公益訴訟的案件范圍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涉及國有資產流失，侵犯國家利益的案件。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對侵害國家經濟利益案件，往往對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不構成犯罪的交行政機關進行行政處罰，而對已經流失的國有資產則無法通過民事訴訟程序予以追繳。將該類案件納入公益訴訟范圍，通過啟動訴訟程序，可以達到追究侵害人的經濟責任、保護國家經濟利益不受侵犯的目的。

(2)公害案件。公害案件是侵害人因其違法行為造成不特定的多數人的人身、財產損害的案件。公害案件多表現為環境污染案件：如擅自采伐造成資源的破壞性開采、毀壞風景名勝、違規排放污水、廢氣等案件。該類案件一般較為復雜，應當將其納入公益訴訟范圍。

(3)壟斷案件。壟斷案件多表現為不正當競爭案件，如公用企業的限定購買或不合理搭售行為、地方政府的地區封鎖行為等引發的案件。目前在我國很多公用事業是由政府部門或企事業單位壟斷經營的，如供電、郵政、電信、鐵路運輸等等。消費者實際上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將該類案件歸由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范圍也是十分必要的。

(4)其他損害公益的案件。我國《合同法》第52條規定：“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無效。”根據這一規定，檢察機關應有權對惡意串通，損害國家、社會和公共利益的合同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并依法追繳行為人非法所得，以維護國家和集體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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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民事檢察

民事檢察:行使調查權的三個原則 檢察機關在辦理民事抗訴案件中行使調查權的基本原則是，少用、慎用、非確有必要時不用。如何合理使用調查權，我認為應把握以下三個基本原則:

一是應把調查作為閱卷的補充手段。

一般而言，案件的訴訟過程及法官的判決依據都會在案卷中全面予以反映通過閱卷可以審查審判中程序是否合法，事實證據和法律依據是否充分，由此確定是否提出抗訴，因而不需要啟動調查程序。

只有具備需要調查的情況且依據

法律規定應由檢察機關調查的，才可啟動調查程序。此外，通過

閱卷還可以確定調查方向、調查的重點和目標，使調查更具針對性。

二是調查應以查明審判行為的合法性為核心，重點審查審判過程中是否具有不當作為和不當不作為。

一種情況是法官在審理案件中可能具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違法行為，這些行為單純通過案卷審查往往難以發現和確認，必須由檢察機關進行調查，收集足夠證據予以證實。另一種情況是指根據《民事訴訟法》和有關司法解釋規定，法院應當依職權主動收集或者依當事人申請調查收集證據時，卻沒有收集或收集不全面、不真實的。實踐中又包括三種情形:一是案件可能損害國家、集體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這時僅僅依靠對原案卷的審查和對原審當事人舉證的甄別無法查明真相，檢察機關應主動調查取證。二是直接或間接影響到當事人實體權利的程序性事項，法院據以作出決定的依據可能存在錯誤的。三是當事人確因客觀原因無法自行收集，按照法律規定可以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的證據，法院沒有收集或收集不客觀的。對后兩種情形，檢察機關首先要判斷是否存在應予調查的情形，進而查明是否存在足以影響原判決、裁定正確性，影響到當事人實體權利的事實和證據，才能決定是否提出抗訴。

三是調查不得代行當事人的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強調“誰主張誰舉證”，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一旦舉證不能、舉證不足、舉證不及時，就要承擔敗訴的風險及相應的法律后果。對當事人個人應承擔的舉證責任，司法機關不應越俎代庖。實踐中，有些檢察機關過多動用調查權，千方百計收集應由當事人提出的有利于改判的證據，據此提出抗訴。這種方式極不可取，它不但破壞了當事人民事訴權的平等性，還會有損于檢察機關的公正形象。

第三篇：民事、行政檢察工作中貫徹調解

民事、行政檢察工作中貫徹調解

優先原則的機制與方式

【關鍵詞】調解優先 民行檢察 和解

【摘要】隨著我們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民事訴訟數量不斷激增，如何及時、有效地化解矛盾，實現公平正義，是當前政法工作的重要任務。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的總則都規定檢察機關有權對民事審判和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從法律上賦予檢察機關廣泛的法律監督權限。在民事行政檢察工作中貫徹調解優先原則是一種新的工作思路，筆者從基本的民行基本原理入手談談就民事行政檢察部門如何貫徹調解優先原則的機制與方式一些體會。

一、我國民事行政檢察工作的基本原理

民事行政檢察是人民檢察院依照對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和行政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的活動。他是是檢察權在民事、行政法律監督方面的具體體現。

我國憲法第129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 1 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8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6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有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

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其“維護司法公證，維護司法權威”是民事行政檢察監督的基本原則。因此檢察機關監督民事案件的判決、裁定，是健全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檢察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國家運用法律手段，是保證人民法院依法審判，提高審判工作質量的需要，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需要。

二、檢察機關調解優先原則的涵義

調解制度是指當事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決、裁定向檢察機關申請抗訴，在檢察機關作出抗訴決定之前，雙方當事人存有和解意愿而在檢察機關辦案人的主持下，本著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則所達成和解協議的一種辦案形式。

“調解優先”原則的優點在于動員社會各個方面力量，進行多元化辦案。政法工作者能細致入微、更貼近群眾的生活實際，知道當事人所知所想，以調解的途徑處理人們之間的矛盾，維護當事人的正當權利。

三、民行檢察工作中應當貫徹調解優先原則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3條的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申訴調解制度是建立在訴訟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之上的，雖沒有法律的授權，但其是民事申訴案件當事人對自己的民事權利依法行使了處分權，使民事申訴案件處于事實上的終結狀態。在此種情況下檢察機關終結案件，既未違反法律規定，又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法理之中。

1、調解優先原則與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相符合

民事案件當事人在不違反公共利益、不侵犯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合法權益的前提下，有權根據自己的意愿，自主地處分本人民事上的實體權能和程序權能，而不受外來干涉的權利，即為當事人意思自治。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在民事抗訴程序上應當同樣適用。作為民事檢察抗訴程序，它既是民事訴訟的司法救濟程序，也是民事訴訟的補充程序，它雖然不在法院環節上，但它仍然屬于民事訴訟程序范疇。申訴和解，正是當事人這種民事自治權力在抗訴階段具體運用的體現，所以它應是一種合法的辦案形式。

2、法律監督的職能賦予檢察機關貫徹調解優先原則 根據法治理念，失去制衡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所以權力要用權力來制衡，這是權力配臵的基本原則。為防止民事審判權力 3 的錯用和濫用，配臵民事檢察，是針對民事審判的制衡，是一種專門監督，具體形式是提起抗訴，糾正錯誤的裁判和追究審判人員的民事枉法裁判行為。而民事檢察抗訴形式是一種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權威的監督形式，已上升為法定形式。但申訴和解，在不啟動再審程序的前提下，僅通過當事人的民事自治權利，對原審裁判做出一定的修正，達到了監督的目的，是一種自治的、間接的、有彈性的法律監督形式。從目的上說，二者目的一致、異曲同工，因此均應視為檢察工作的業務形式。

3、實現民事檢察司法公正要求適用調解優先原則 抗訴的程序十分嚴格，一般是“上抗下審”，甚至有的要經過幾級審查，手續繁瑣、周期性長。在司法實踐中，許多民事訴訟都不會有全勝的贏家，經過法院的終審判決后，民事申訴人對爭取更大利益的希望已經不大時，自然會考慮這種和解的因素。同時贏得利益的一方當事人也面臨著法院判決執行難的問題，若被執行人不配合法院的執行，其訴訟亦面臨著“顆粒無收”的局面。故對這些當事人存有和解意愿的申訴案件。而申訴和解的形式操作簡便，無需啟動再審程序，通過同級司法機關和當事人的溝通，在短時間內便可以解決雙方當事人的糾紛，同樣能達到履行法律監督職能和維護司法公正的效果。它的特點與民事檢察抗 4 訴相得益彰，因此理應成為民事檢察抗訴的一種補充形式。

四、民行檢察工作中如何貫徹調解優先原則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申訴調解制度不僅可以化解矛盾，更重要的是作為民行檢察抗訴職能的補充，與強硬的訴訟方式相比具有明顯的優越性。

1、建立調解優先機制應該注意的問題

然而作為一種監督方式的探索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存在較多的問題。申訴調解制度并無法律法規的明確授權。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辦案規則》均未規定檢察機關辦理民事申訴案件過程中可以采取申訴調解這種辦案方式，往往造成當事人對檢察機關辦案的不信任以及法院的不理解。

申訴調解制度作為檢察監督方式的創新方式，并沒有完善而詳細的操作流程，在實施過程中，辦案人員只能靠自己的工作方式實施，錯誤難免出現。法院對調解的協議效力又具體的規定，但是檢察機關的調解協議效力問題一直是困擾我們貫徹調解優先原則的一大問題。

申訴調解所達成的和解協議的法律效力無明確規定。調解協議現在只靠當事人之間的相互信賴執行。若當事人反悔，司法機 5 關不得追究其法律責任，而引發新的社會矛盾。一旦發生群體性上訪事件，后果不堪設想，這也讓許多基層院不愿意把調解工作運用到我們的實際工作中的一大原因。在和解成功后，在調解協議上只有當事人的簽名，檢察機關不蓋章，檢察人員的簽名也只能以見證人身份出現。檢察機關人員作為“調解員”的身份不明。

2、貫徹民行檢察調解優先原則對策措施

民行檢察調解優先原則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要切實貫徹民行調解優先的原則，結合基層檢察的工作實際，筆者提出如下幾點建議：

首先，完善立法，健全申訴調解制度。對于法律而言，一項制度的建立，關鍵的第一步就是立法，賦予檢察機關申訴調解職能是一項探索擴大民行檢察的監督方式，延伸民行的觸角的新形勢。因此，在立法機關在對有關法律進行修改時，應該擴大民行檢察的監督方式，賦予我們檢察機關申訴調解職能，并對檢察機關在申訴調解中的地位等作出明確規定，以增強實際的操作性。

調解協議一經雙方當事人簽字即為生效，當事人不得反悔。在健全制度的進程總，就應該賦予檢察機關主持的調解協議強制執行的效力。在檢察機關的主持下所達成的和解協議，系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結果，對雙方當事人理應具有約束力，當一 6 方當事人反悔時，對方當事人可申請強制執行該調解協議。

其次，構建調解網絡，完善聯動機制。調解工作的實現，作為基層檢察機關的辦案人員，我們不能等、靠、要。要采取“走出去，引進來”的方式拓展調解渠道。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首先主動與司法局聯系，將人民調解員納入了法院訴前糾紛調解網絡。建立調解員個人工作檔案，實行調解員調解案件登記、回訪、考評等規范管理。民行檢察作為一項公權力，也是民事活動的重要部分。所以與此同時，我們加強堅持開展巡回調解送法下鄉活動，把田間地頭、作坊車間等糾紛點、爭議地作為訴訟調解的有利場所。

再次，注重調解方式方法，真正貫徹落實調解優先。辦理調解案件，我們要樹立一個群眾利益無小事、老百姓的事情比天大的思想，用心去做每一件事。一定要堅持“背靠背”原則。一般來說，進入申訴階段的當事人雙方已經完全對抗，面對面坐下來協商已是不可能，通過背靠背方式，既能避免雙方的正面沖突，又能盡量回避雙方不利團結的話題。在調節過程中講話前一定要準備充分，講的時候要全面。背靠背時，重點講不利因素，但并不是說有利的不需要講。講的時候還要有利、不利都“全”，最好讓當事人在你的引導下，作出自己的權衡和選擇。調解時一定 7 要情法交融，情理兼顧，給予當事人以情感支撐，體現檢察機關執法為民的宗旨，但這并不等于會滿足當事人的漫天要價和無理要求，對于法律和政策問題，該嚴肅的一定要嚴肅，確保檢察機關掌控局面，保持權威。

最后，激勵機制，將調解工作納入考核項目。辦理申訴調解案件，需要辦案人員的責任心和工作熱情，要充分發揮辦案人員的主觀能動性，需要建立完善的激勵機制來鼓勵辦案人員，賦予辦案人員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的決定權；同時將調解成功的案件納入上級檢察機關考核項目，作為一項工作業績進行考核。

五、結語

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務是政法工作人員的一項重要職責，而實踐證明，強化調解在矛盾糾紛解決機制中的作用，可以將矛盾糾紛消滅在萌芽狀態、化解在基層，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意義。增強民行檢察監督的效能，處理好公正與效率的關系，使辦案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有機地統一，就應當更新“以抗訴為重心，唯抗訴論英雄”的傳統執法觀念，在民行檢察申訴環節大膽嘗試運用“民行檢察調解優先原則”。【參考文獻】

[1] 楊大培：《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的構建與申訴和解》，載中國檢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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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春生、李旺城：《民事檢察調解可行性的法理分析和實踐探討》，載于正義網2005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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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明煥主編：《比較檢察制度概論》，中國檢察出版社，1991年第1版。

第四篇：試析民事執行檢察監督制度的完善

試析民事執行檢察監督制度的完善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作者：烏蘭

編輯：studa1211

論文摘要 這次修改通過的《民事訴訟法》明確賦予了檢察機關執行檢察權。執行檢察監督是對法院執行活動最有效的監督途徑，應當遵循民行檢察工作的基本規律和基本原則。根據實踐需要，應適度擴大執行檢察監督范圍，規范監督方式，加強工作機制建設和規范化建設。

論文關鍵詞 執行檢察監督 監督范圍 檢察建議

法律的生命在于實現，民事執行是民事法律得以實現必不可少的形式和途徑，是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確立和展示的紐帶。近年來，各地民事執行工作都存在“執行難”、“執行亂”的現象，主要包括怠于執行、執行案外人財產、增加被執行人以及執行人員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等。近些年來，檢察機關立足法律監督職能，在民事執行監督這個領域進行了許多有效的嘗試和探索。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出臺文件，在部分省、市、自治區開展民事執行活動法律監督試點，同時對執行檢察監督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了規范。人民檢察院在國家司法體制中的獨立地位和在訴訟活動中的特殊職能，決定了它對民事執行監督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應當說，作為專門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民事執行活動的監督是最為有效的監督方式。民事執行檢察監督是指，人民檢察院基于法律監督職責，對人民法院的執行裁定、決定及執行行為進行監督，并依照法定程序要求人民法院對執行活動中的實體和程序瑕疵予以矯正的司法制度。今年8月份修改通過的《民事訴訟法》第235條中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實行法律監督”，明確賦予了檢察機關執行檢察權，使得檢察機關開展執行檢察監督擁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但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僅用一個條文對人民檢察院的執行檢察監督進行了授權規定，對監督范圍、方式、程序、權限等一些具體問題還應進一步論證和細化，使這項工作在司法實踐中取得更好的監督效果。

一、民事執行檢察監督制度的法理依據

《憲法》第129條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因此，我國的檢察機關是行使國家法律監督權的專門機關，有權監督國家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與執行。檢察機關對民事執行活動進行法律監督，其實質是人民檢察院依法行使憲法所規定的法律監督權在民事執行活動中的體現與落實。

在這次修改之前，《民事訴訟法》第1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人民檢察院有無執行監督權爭議的焦點就集中在該條中“審判活動”的理解上，即“審判活動”是否包含了執行行為。筆者認為，根據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法官在執行階段的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失職瀆職等行為擁有立案偵查和提起公訴方面的法律監督權。檢察機關在追究民事執行人員的失職或濫用職權行為時，必然要對民事執行活動進行相關審查和監督，對執行活動的檢察監督就成為該法的應有之義。可以說，從刑事法律角度來講，早已賦予了檢察機關對民事執行行為的法律監督權。本次民事訴訟法修正案將《民事訴訟法》第14條修改為“人民檢察院有權對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將民事執行活動正式納入檢察監督范圍。

之前，民事訴訟檢察監督主要集中在民事抗訴再審后的訴后監督領域，主要對法院的裁判結果進行監督。應當說，將檢察監督延伸到執行監督領域，對法院的裁判結果執行情況進行監督，是檢察工作更好地維護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保障人民群眾合法權益，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的必然需求。審判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內容，其基本內涵是要在法院的審判和執行過程和結果中體現公平、平等、正當和正義的精神。豎如果法院執行人員在執行活動中濫用職權、徇私舞弊，或者在執行過程中嚴重違反法定程序，必然會損害審判公正，進而影響廣大人民群眾對司法公正的期待和信心。審判程序的結束只是當事人實體權利獲得了法律上的確認，權益的真正實現有賴于當事人的自動履行或法院的強制執行。當前，能夠自動履行的案件并不多，多數實體權益的實現更依賴于執行程序的保障。豏執行檢察監督的專門性、專業性和針對性決定了其成為對法院執行活動最有效的監督途徑。

二、明確民事執行檢察監督的定位和基本原則

民事執行檢察監督的基本對象是人民法院及執行人員在民事執行程序中的活動。檢察機關開展執行檢察工作，必須準確把握職能定位，堅持檢察監督不能代行執行權的基本要求。執行檢察監督作為民事檢察監督工作的一項延伸和拓展，應當遵循民行檢察工作的基本規律和基本原則。

（一）規范監督原則

開展執行檢察應樹立規范意識。應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履行執行檢察監督職責，監督程序、監督方式及法律文書都要有明確的依據和規范，避免隨意性。

（二）居中監督原則

執行檢察監督是以公權力監督公權力。人民檢察院依法履行執行監督職責，既不代表執行案件當事人，也不代表人民法院；既不能代行執行權，也不能與法院共同執行或協助法院執行。

（三）有限監督原則

執行檢察監督應當適度。凡屬法院自由裁量權范圍的事項，如證據的采信，實體法律問題的決定等，檢察機關不得干預。檢察機關執行檢察啟動的時機和采取監督措施的強度都要適當，避免干涉司法獨立。

（四）同級監督原則

執行檢察應主要實行同級監督，即執行監督的檢察機關與執行法院級別相對應，改變現行的抗訴監督的上級監督模式，以簡化程序，提高效率。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公平和效率成為了法律最為核心的價值。將民事執行案件納入檢察機關的監督范圍，并實行同級監督，正契合了當代社會公平和效率相平衡的法律價值觀。

三、適度擴大民事執行檢察監督范圍

根據“兩高”會簽文件的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民事執行活動監督主要集中在以下五種違法情形：無正當理由超過規定期限未將款物給付申請執行人的；未在法定期限內對當事人、案外人的書面異議、復議申請作出裁定的；無正當理由自立案之日起超過兩年未采取適當執行措施；被執行人提供了足以保障執行的款物，并經申請執行人認可后，仍然執行被執行人的其他財產，嚴重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執行行為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

實踐中，民事執行監督案件主要集中在被執行人有財產可供執行，但法院怠于執行或者執行不力的（尚未超過2年）；超標的執行的；違法執行案外人財產的；執行活動違反法定程序等情形。為更好的適應民事執行領域維護公平正義的強烈訴求，有必要適度擴大目前的監督范圍。民事執行監督的范圍主要應包括人民法院執行民事判決、裁定、決定、調解書、仲裁決定以及公證文書等活動，具體包括執行裁定、執行決定和執行行為。考慮到目前執行檢察工作還處在起步階段，很多具體工作內容還需要逐步探索，筆者建議在目前的五種情形之外，增加對超范圍執行；執行案外人財產；執行人員不作為；違法采取查封、扣押、凍結、拍賣等措施；執行人員徇私舞弊、貪污受賄等幾種情形的監督，以適應目前的形勢需要。

四、規范民事執行檢察監督方式

在監督方式方面，民事執行監督應以檢察建議為主，暫緩執行通知書、促成和解、移送犯罪線索等其他方式為輔。

（一）規范使用檢察建議

對于執行裁定、決定及具體執行實施行為中確有違法和侵犯當事人合法權益問題的，檢察機關可及時采取檢察建議的方式指出法院執行中存在的問題，要求執行法院和執行法官及時糾正。檢察建議的運用方法相對比較靈活，可以自由掌握，也便于法院接受。

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的執行違法情形擬發出檢察建議的，應當經檢察委員會決定并以書面形式向同級人民法院發出。人民法院應在收到檢察建議書后一個月內作出處理，并將處理情況、依據和理由以書面形式回復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的回復有異議的，還可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

（二）暫緩執行通知書

對于執行后可能出現執行回轉困難或根本無法實現執行回轉的案件，以及案外人遭到錯誤執行的案件，檢察機關根據當事人的申訴，可以向法院發出《暫緩執行通知書》，盡量減少被執行人因裁判錯誤或執行錯誤而可能遭受的損失。檢察機關的《暫緩執行通知書》一經送達，法院即應暫緩對本案生效裁判的執行。

（三）促成和解

檢察人員在審查辦理案件的過程中，如發現執行法官在執行過程中，未盡力進行執行和解或當事人雙方有和解傾向的情況，可主動聯系雙方當事人，積極參與并促成雙方達成和解，解決實際糾紛矛盾，實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目的。

（四）移送犯罪線索

在執行監督工作中應注意收集和發現司法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線索。在監督工作開展過程中，發現涉及執行工作人員涉嫌徇私舞弊、貪污受賄的線索，及時移送相關職能部門。

在辦理執行監督案件過程中，人民檢察院享有調卷權和調查取證權，即有權調閱或復制人民法院的卷宗、審查案卷材料、調查核實有關情況。檢察機關受理執行案件后，認為有必要的，有權向法院調取相關卷宗，法院應當迅速、及時地提供卷宗。檢察機關在監督過程中，有權就當事人申請的或自己認為必要的情況展開調查和獲取有關證據。檢察機關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如詢問、查詢、錄音錄像、拍照、復印等。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積極予以配合。要注意的是，此時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權并非沒有限制，法院不能依職權調查的，檢察機關也不能調查，否則勢必打破當事人訴訟地位的平衡。

五、加強民事執行檢察工作機制建設和規范化建設

民事執行檢察工作和其他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有著一些共同特征，但也有其自身的不同特點。要將這項工作順利向前推進，必須根據其自身不同特點，有針對性地加強工作機制建設和規范化建設。要建立健全執行監督辦案機制和考核考評機制。首先，應制定適應工作需要的辦案流程，包括受理、立案、審查、決定監督、發出法律文書、后續跟蹤監督等程序和環節都要具體、明晰。其次，要有相對統一的法律文書格式，統計報表和相關工作制度也要健全。再次，要設計、實施一套科學合理、客觀公正的民事執行監督工作考核考評體系，考評項目、考評標準及分值都應規范和細化。科學的考核考評體系不僅能夠進一步強化上級院對下級院執行監督工作的領導和指導，還能夠為下級院指明這項工作的重心和發展方向，起到對工作的引領、促進作用。最后，要進一步規范和完善與人民法院信息溝通交流機制。開展執行監督要特別注重與人民法院的溝通協調，及時協調解決好監督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才能夠保證執行檢察權在合法、合理、健康的軌道上運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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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行政強制措施檢察監督研究

行政強制措施檢察監督研究

[摘要]強化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作為國家法律監督主體的檢察機關，必須完善對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職權的檢察監督制度。在所有行政行為中，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益的行政強制措施具有行政機關實施的主動性、調整范圍的廣泛性、與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密切相關性，倘若不加以有效監督和制約，將極易被濫用去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造成嚴重后果，因而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具有重要意義。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有效檢察監督，檢察識別是前提，檢察建議、支持訴訟、提出抗訴是具有操作性的監督方式，尊重行政權的自主性、堅持檢察權的謙抑性是檢察監督中檢察監督權的正確定位。

[關鍵詞]行政強制措施;檢察識別;監督方式;權力定位;檢察監督

我國《憲法》第12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這一條文明確了檢察機關國家法律監督者的地位。法律監督的本質是防范、控制和矯正權力的擴張和濫用，保證國家意志的統一和實現。具體來說，檢察機關的根本任務就是對行政權和審判權進行監督和制約。然而，與檢察機關積極行使監督權，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進行審判監督相比，檢察機關對行政權的監督卻一直囿于行政權的強勢地位，沒能有效實施，所以作為制約權力的法律監督者，檢察機關應該充分發揮監督作用促使行政權在規范和制度中運行。行政行為是指行政主體行使行政權，做出的能夠產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為，直接體現行政權的主動性、直接性和強制性，所以檢察機關監督和制約行政權的有效方式就是對行政行為實施檢察監督。在所有行政行為中，行政強制措施調整范圍廣泛，直接針對公民人身、財產權益，具有更明顯的直接性和強制性，而且強制方式屬于物理性強制，更應被有效監督，因而檢察機關應重點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

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對合理配置權力、推進檢察改革做出了重要部署。《決定》要求“完善對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益的行政強制措施實行司法監督制度。”闡明了“檢察機關行使監督權”的一種重要形態――對行政強制措施進行檢察監督。這將構成“強化對行政權力制約和監督”的“司法監督”的重要內容。《決定》明確提出對行政強制措施進行檢察監督，體現了監督和制約行政權的決心，也反映了目前違法濫用行政強制措施，嚴重侵害公民合法權益，危害國家法治建設的現狀。中央領導指出：“如果對這類違法行為置之不理、任其發展，一方面不可能根本扭轉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的行政亂象，另一方面可能使一些苗頭性問題演變為刑事犯罪。”顯然，強化檢察機關對行政強制措施的監督，有利于規范行政權的運行，從而積極助推全面依法治國。

一、行政強制措施的檢察識別

行政強制措施的檢察識別，通俗地講，就是對被檢察監督的行政行為是否屬于行政強制措施作出判定。檢察識別是檢察監督的第一步，是正確監督和處理案件的前提。如果識別出現偏差，就會影響事實的認定和程序的適用。而且，“識別”是一項智識性活動，檢察機關不能簡單沿用行政機關的判斷，應該作出檢察認定。

(1)識別標準

根據《行政強制法》的規定，所謂行政強制措施，是指行政主體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為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情形，依法對公民的人身自由實施暫時性限制，或者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物實施暫時性控制的行為。《行政強制法》第九條規定了4種類型的行政強制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場所、設施或者財物，扣押財物，凍結存款、匯款，并作了“其他行政強制措施”的兜底規定。可見，行政強制措施可分為對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和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產的行政強制措施。

在檢察機關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過程中，識別哪些行為屬于行政強制措施，需要結合行政強制措施的特點把握以下標準：

第一，暫時性標準。行政強制措施是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為維護和實施行政管理秩序而采取的暫時性手段，本身不是其管理的最終目標。如果某一行為對權益的處分具有最終性，則不屬于行政強制措施;

第二，控制性標準。行政強制措施是為了“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而采取的措施。如果某一行為具有制裁性、懲戒性，則不屬于行政強制措施;

第三，從屬性標準。行政強制措施是一種輔助性行政行為，它為另一種行政行為服務，具有預防和保障的作用。如對醉酒、精神病發作等狀態下的人員限制人身自由，是為了防止該人危害社會;對財產的查封是為了防止該財產的轉移，從而保障事后的行政裁判能夠得到執行。

(2)識別范圍

《決定》立足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需要，讓檢察機關對“行政強制措施實行司法監督”，且將其對象限縮為“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益”，因而檢察識別的范圍是“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益”的行政強制措施。事實上，《行政強制法》所規定的各種行政強制措施，包括“其他行政強制措施”，都可歸入“涉及公民人身”或者“涉及財產權益”。也就是說，只要確認了其為行政強制措施，就可以將其歸入檢察監督的對象之內。將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的范圍界定為“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益”，可以避免超出檢察機關能力范圍的全面監督，既約束部分行政權力的行使，又最大限度地尊重行政權力的運行的自身規律性。

二、檢察監督的方式

檢察機關對識別出的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應當采取合理有效、具有操作性的監督方式。構建行政強制措施檢察監督方式體系，是加強對行政權力運行監督的有力武器。

(1)檢察建議

《人民檢察院檢察建議工作規定(試行)》第一條：“檢察建議是人民檢察院為促進法律正確實施、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在履行法律監督職能過程中，結合執法辦案，建議有關單位完善制度，加強內部制約、監督，正確實施法律法規，完善社會管理、服務，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的一種重要方式。”因而，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發現行政機關違法濫用行政強制措施，完全可以以檢察建議的方式督促其糾正。檢察機關在履行法律監督職能過程中，結合實際情況，可以向有關單位發出糾正、改正違法行為或移送案件的建議，包括糾錯建議、改正建議、處置建議和移送犯罪案件建議等。但檢察建議系柔性的法律監督方式，它通過被建議單位的自覺接受、主動采取行動而發揮作用。這也是當前學界及司法界普遍認為檢察建議適用效果不盡如人意的根本性原因，為了更好地實施檢察監督，必須切實提升檢察建議的法律效力和實施效果。可以從以下方面完善：

一是法律應當明確規定檢察建議接收者的義務。法律(至少在《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中)應當明確規定檢察建議接收者(有關單位和人員)的義務。對于檢察機關發出的檢察建議，接收者必須按照檢察建議書中的要求，限期審查自己的有關行為，承認確有違法情況和漏洞的，要及時糾正或采取有效措施，并將糾正或改進情況通報發出檢察建議的檢察機關;認為沒有違法情況的，應當及時回復察機關。檢察機關在必要時，可以向其上級主管部門反映情況，上級主管部門接到檢察機關反映的違法情況，應當及時審查了解，并回復檢察機關。

二是賦予檢察機關提請懲戒權。對于違法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人員和單位，在收到檢察建議后，沒有正當理由仍然不予糾正或者改進的，或者發現有違法違規行為的，檢察機關有權向其所在單位、有關主管部門、紀檢監察機關、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對其進行違法、違紀審查的建議，并且根據審查結果決定是否提請懲戒處分。

三是建立檢察建議約談制度。即指檢察機關在發送檢察建議的同時，與被建議單位相約座談，闡釋檢察建議內容，共同研究整改措施，幫助行政機關預防和減少違法濫用行政強制措施，并將約談與跟蹤回訪緊密結合起來的一項創新性工作機制。檢察機關可以事先約談相關單位的主要負責人，直接溝通，了解案情、釋法說理，這樣既保證檢察建議有的放矢、言之成理又可以提高被建議單位履行檢察建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與跟蹤回訪制度相結合，有利于實現監督督促效應，確保檢察建議的實效性與時效性。

(2)支持訴訟

《行政訴訟法》已經明確將對行政強制措施的不服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檢察機關可以支持公民、組織訴訟，有效緩解弱勢群體不敢起訴、起訴難的問題。雖然行政訴訟法沒有明文規定檢察機關可以支持行政相對人訴訟，但《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個人民事權益的行為，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可以看作是支持起訴的原則性規定，而民事訴訟法作為行政訴訟法的法律淵源之一，對于行政訴訟法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與行政訴訟性質不沖突的民事訴訟規則。還有《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四條的規定，則可以認為是法律對檢察機關支持起訴的一種概括性授權。同時，現實生活中，社會轉型所產生的弱勢群體，他們缺乏必要知識、資源、甚至勇氣，當面對過于強大的力量侵害時，不敢起訴，不知起訴或者無能力起訴。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通過輔助權利人訴訟，保障當事人平等地享有參與行政訴訟的機會，符合支持訴訟的立法精神。

相對民事起訴而言，行政相對人起訴壓力更大、起訴更難，實踐中行政訴訟高撤訴率就是實證。基于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從有效監督行政權，解決行政相對人在受侵害后無力、不敢或不能進行訴訟的實際情況來看，支持訴訟應該作為一種監督措施。特別是針對實踐中，符合起訴條件的行政相對人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拒絕接收起訴材料、或者在收到起訴材料后不出具收據、不予答復的現象，檢察機關以支持訴訟的方式進行監督將會很有實際效果。

2D00年以來，檢察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形成了不同的支持訴訟模式。其中適合支持行政相對人提起行政訴訟的模式有兩種：其一，向法院遞交《支持起訴意見書》的事前監督模式，支持當事人參加訴訟，但不介入隨后的訴訟活動;其二，向法院遞交《支持起訴意見書》并出庭支持訴訟，對庭審活動進行監督。

(3)提出抗訴

《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第二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通過辦理民事、行政抗訴案件，對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和行政訴訟活動進行法律監督，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維護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保障國家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檢察機關通過對錯誤的行政裁判結果提出抗訴，間接對行政行為進行監督。特別是針對法院作出的涉及行政機關對公民人身、財產權益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的行政裁判。行政抗訴是檢察機關監督行政強制措施的法定手段，從現行法律來看，將抗訴機制嚴格落實將會比各種創新的監督形式更有效果。

三、檢察監督中的權力定位

行政強制措施檢察監督活動的本質是檢察權對行政權的監督，然而每種權力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作用，既要讓行政權發揮作用，又要讓監督權得以落實，就必須正確“定位”檢察監督權的角色，積極彌補“缺位”，極力避免“越位”。我國行政權和檢察權分別為獨立的國家權力，行政權是管理的權力，提供秩序;檢察權是監督的權力，提供保障。兩種權力在我國憲政體制內，相互獨立而各居其位、各司其職;相互關聯而分工配合、相輔相成。就行政強制措施來說，其本質是行政權在行政管理中的具體表現，是治理國家的具體方式;其具有管理上的即時性、控制性和強制性以及違法行使損害人民切身利益的密切相關性和范圍廣泛性，這決定了在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時，必須同時做到既尊重了行政權的自主性，又切實履行了檢察權的監督職能。

(1)尊重行政權的自主性

行政權是以一種主動、直接、連續、具體的方式對行政事務進行管理，而司法權則被動地解決社會爭端。行政強制措施更是為了“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而采取的緊急措施。這要求檢察機關必須充分尊重行政權的自主性，尊重行政強制措施臨時性、緊急性的特點，在行政機關實施行政強制措施時不能以監督之名橫加干涉，否則會使得行政行為效力的公定性、確定性、執行力喪失意義，進而影響行政權威，影響行政治理活動的進行，甚至導致社會陷入無序狀態。

(2)堅持檢察監督權的謙抑性

“謙抑”本意是克制、妥協、寬容。檢察權謙抑的理論主要應用在刑事司法過程中，也就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檢察權要盡可能保持克制、妥協和寬容。克制就是在啟動階段要忍一忍、放一放，妥協就是在過程中能合議就合議，能協商就協商，寬容是在結果上能差不多就算了，放他一馬、饒他一把，就是這個意思。當把“謙抑”運用在行政強制措施檢察監督中，就有更豐富的含義了。

克制體現在實施檢察監督遵循被動監督原則。首先，為維護行政權運行的穩定性和嚴肅性，檢察機關對行政權運行的監督應該以當事人主動為原則，檢察院依職權為例外。其次，當事人不服行政強制措施，有多種救濟方式，可復議，也可訴訟。如果當事人選擇了這些途徑來維權，則檢察機關不必也不應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所以，一般情況下，應當以當事人申請啟動為前提。

妥協體現在實施檢察監督遵循合法性監督原則。檢察機關對行政強制措施進行監督應對行政權行使的合法性進行監督，不包括合理性的監督。檢察監督為法律監督，對行政強制措施的合法性進行監督是檢察監督的應有之義。就行政強制措施合理性而言，既要尊重行政機關依法享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權，又要充分考量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的客觀情境、有關政策、行政習慣等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對于行政強制措施合理性的監督，更適合采取上級機關監督、社會輿論監督等方式。如果對行政強制措施合理性采取檢察監督的方式，既不符合法律監督的屬性，也不利于貫徹行政權運行兼顧效率與公平的原則。因此，不宜將行政強制措施的合理性納入檢察監督的內容。

寬容體現在實施檢察監督遵循結果監督原則。檢察機關對行政強制措施進行監督，應當事后結果監督為主，事中監督為輔。行政強制措施是行政機關為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情形，依法對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財產實施的暫時性或控制性的行為，具有預防性、及時性和時限性，如果檢察機關過早介入，有可能影響行政強制措施預防性和及時性功效，導致行政強制措施難以發揮其運行的目的，故而進行事后結果監督更為妥當。當然，若重大行政行為違法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后果，檢察機關也應對行政主體在特定范圍內的重大行政行為進行事中監督。

四、結語

權力并不必然導致腐敗，而不受監督的權力則必然導致腐敗，因此檢察機關要不斷提高監督水平，認真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進一步加強對行政權的監督和制約。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者，對行政權實施檢察監督，就更應當以法律和制度作為支撐。換言之，檢察機關對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的行政機關違法濫用行政強制措施行使法律監督權，應當有更加全面和堅實的法律制度支撐;有關檢察機關對行政強制措施實施檢察監督的法律依據和方式方法等，需要法律予以進一步明確規范。

(4)嚴格、規范、充分使用技術偵查手段

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對于技術偵查有明確的規定，因此，檢察機關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尤其是復雜、重大、疑難案件的過程中，在審慎審批、依法使用的情況下，可以靈活運用充分、必要的技術偵查措施。以當前的技術水平和配備，技術偵查措施主要包括電話監聽，運動軌跡監控，恢復、獲取手機聯系記錄、內容以及微信、新浪微博等即時溝通工具數據。從各地實際情況和成本、效率角度的出發，地級市一級檢察機關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積極配備一整套的技術偵查設備，若條件確實不成熟，應積極依托公安、國安、移動通訊運營商等單位進行偵查，以更好地利用好這把利劍。

(5)職務偵查人員的再教育

面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新情況，對于偵查人員的各方面素質都有更高的要求，必要的教育培訓工作顯得刻不容緩。教育培訓的重點是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學習和應對、加強出庭說明取證情況的能力。比如面對辯護律師刁鉆提問時如何應對;偵查人員和出庭作證身份落差的心理鴻溝如何適應;面對法庭的調查，如何言簡意賅，正確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

(6)做好與律師的良性互動

新刑訴法規定除特別重大賄賂犯罪且存在有礙偵查情形外，不得阻礙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所有案件偵查終結前，都必須許可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職務犯罪偵查部門應健全與律師的溝通交流制度，重視聽取律師的意見，在偵查的各個環節，都必須及時有效地聽取律師的意見，并及時地給予積極、有效的反饋，從而有利于把握案件事實、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