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職務犯罪案件判決輕刑化的檢察監督

職務犯罪案件判決輕刑化的檢察監督

杜文海?

[摘 要]我國職務犯罪案件量刑出現了明顯的“輕刑化”態勢，引發社會大眾的強烈不滿，導致執法公信力的缺失，損害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反腐斗爭的信心。檢察機關應多策并舉，積極應對，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防止和糾正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

[關鍵詞] 職務犯罪 輕刑化 檢察應對

但近年來，職務犯罪適用緩刑和免予刑事處罰的比率遠遠高于一般刑事案件，此類案件的量刑出現了明顯的“輕刑化”①態勢，成為官員犯罪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引發社會大眾的強烈不滿，認為縱容了犯罪，破壞了法律的公平，導致執法公信力的缺失，損害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反腐斗爭的信心，危及長期以來業已取得的反腐成果。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防止和糾正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檢察機關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積極應對。

一、完善內部工作機制，整合內部監督資源，提升案件審判法律監督的能力。

（一）、完善查辦職務犯罪考核標準，強化證據意識。考核標準對執法辦案有著巨大的影響和導向作用，目前檢察系統對職務犯罪偵查部門進行案件目標考核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考核指標偏重數量。沒有案件數量就會影響全院的考評成績，所以某些檢察院的偵查部門為了完成指標往往會對一些數額較小、證據不完善的案件也立案偵查，對大案、復雜案件則只注重突破而忽視深挖。二是，考核側重于有罪判決。客觀上造成檢察機關自偵部門和公訴部門辦理職務犯罪案件的共同目標僅僅滿足于“訴得出、判得了”，沒有重視是否“判得準”。為此應確立科學、合理地考評指標：著眼于案件的質量，以質量考核為主，數量考核為輔；增大職務犯罪大要案的考核分數比重，引進對職務犯罪有罪判決量刑是否適當的審判監督考核；這樣可促進提高偵查人員固定證據與深挖犯罪意識，轉變“從供到證”的偵查模式，把偵查、起訴工作的重點放在實物證據的收集上來，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提高案件辦理的質量，避免證據收集不扎實、不充分導致公訴不力現象的發生。

（二）、加強上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的指導作用。落實《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部門查辦職務犯罪案件備案審查規定》、《關于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法律監督的若干? 杜文海，檢察員，研究生學歷，陜西省銅川市人民檢察院，郵編727031，手機***。①職務犯罪“輕刑化”，有人稱之為職務犯罪“輕緩化”，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對職務犯罪人判處較輕刑罰的司法趨向。其突出表現是職務犯罪相比其他一般刑事犯罪被判處緩刑和免刑的數量比例過多。

規定(試行)》等文件規定,加強上級檢察機關對下級檢察機關在辦案工作中的指導作用。在案件初查以后，上級檢察機關要掌握立案的犯罪金額或重要情節；密切關注案件的偵查終結、起訴、審判等環節在犯罪數額認定及重要情節方面的變化；對下級檢察機關提出需要上級支持或者出面協調的，上級機關應當及時與有關機關或部門協調，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加強對案件質量的跟蹤管理，及時進入對下級法院判決的實質審查，做到兩級審查同步和一體化，對明顯適用法律不當，判決崎輕的，基層檢察院要及時提出抗訴，對沒有提出抗訴的，上級院要指令下級院提出抗訴，并跟蹤監督落實。通過上一級檢察院的及時介入，發揮上下級檢察機關一體化效能，有效排除案外因素的干擾和阻力，及時發現不公的職務犯罪案件判決并依法監督糾正，把審判監督由“軟”變“硬”。

（三）、加強檢察職能部門內部整合，發揮互補優勢。實行有效的內部整合，實現檢察機關偵、訴職能部門的良性互動，發揮互補優勢，是提高查辦職務犯罪工作執法水平和辦案質量的重要途徑。具體而言，實行公訴向前延伸，加大對自偵部門偵查活動的監督力度，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聽取案件進展及證據到位等情況，及時消除在事實認定、證據采信和法律適用上的分歧，對證據鎖鏈的完整性、適用法律條款及定性的準確性，提出意見，按公訴證據標準引導偵查，指導取證工作。偵查向后延伸，服務于公訴，偵查部門及時將職務犯罪案件查辦過程中嫌疑人的悔罪表現、證據變化等向公訴部門承辦人員反饋溝通，便于承辦人審查起訴時全面掌握案情，及時消除在事實認定、證據采信和法律適用上的分歧，進一步提高查辦職務犯罪案件質量。通過業務部門的協作配合，充分發揮互補優勢，形成法律監督合力。

（四）、嚴肅查辦法官違法審判案件，發揮警示作用。職務犯罪案件判決輕刑化問題也是司法不公問題，加大力度嚴厲打擊司法不公背后的種種犯罪行為，是促進解決這一問題的必要措施。受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當前法官職務犯罪問題仍時有發生。他們有的與律師相互勾結弄虛作假，有的利用所謂的法律“灰色地帶”弄權瀆職，有的濫用自由裁量權索賄受賄。檢察機關應對職務犯罪案件審判的判決裁定文書實行專人審查，嚴格把關，對個案處理上沒有提出適用緩刑、免刑量刑建議，而法院適用緩刑、免刑的判決以及量刑畸重畸輕的案件情況要重點審查。對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背后的搞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的職務犯罪案件，應當及時調查，該立案偵查的立案偵查，追究相關人員的刑事責任，通過強有力的刑事懲治，發揮警示預防作用，促使司法工作人員自覺廉潔、公正、高效執法，減少案外因素的非法干擾。

（五）、充分運用量刑建議權，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刑法對職務犯罪處罰規定的量刑幅度過寬,對法律的適用沒有具體的限制性規定,量刑規則的缺失，導致法官在量刑時自由裁量權過大，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一定程度的重定罪、輕量刑的傾向。在審判活動中，檢察院應依據《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關于加強協調配合積極推進量刑規范化改革的通知》，對職務犯罪案件提出量刑建議，將量刑程序納入法庭辯論階段，使控辯雙方對量刑進行辯論。量刑建議應當載明人民檢察院對被告人處以刑罰的種類、幅度、執行方式及其理由和依據，對量刑部分進行闡釋說理，列舉證據分析是否適用緩刑、免處，提出一個相對確定的量刑建議。如果法官不按建議判，他就要在判決書論證適用緩刑、免刑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并且要能經得起本院審委會、上級院的監督，這樣會有效遏制因暗箱操作所導致的緩刑適用不當的現象，有效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

（六）、完善檢察長列席人民法院審委會制度。檢察長列席同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參與人民法院對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討論，是檢察機關履行審判監督職能的重要途徑。對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職務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判處緩刑或免予刑事處分時，應邀請同級檢察長列席。通過列席審委會可以直接就案件的定性、事實的認定、證據的采信、法律的適用，與審判委員會面對面地溝通，闡明檢察機關的意見、觀點和法律依據。有助于審判委員會充分考慮人民檢察院意見和觀點，準確地適用法律，恰當地裁判案件，達到審判監督的目的和效果。

二、完善外部溝通機制，整合外部監督資源，形成打擊職務犯罪之合力。

（一）、加強與人民法院的聯系、協調、溝通。

1、細化緩刑、免刑的適用條件，減少人為因素的介入。我國現行刑法對緩刑、免刑的適用條件規定不夠細化，缺乏明確性、可操作性。檢、法兩家所掌握的自首、立功的標準認識常存在分歧。建議由各省級人民檢察院，高級人民法院結合本地實際, 按照兩高《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嚴格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若干問題的意見》的原則要求再進一步細化對職務犯罪案件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和細化規范自首、立功等具體條件，制定符合本地區實際的實施意見。從而進一步明確量刑標準，增強可操作性，減少人為因素的介入。

2、召開聯席會議，形成解決問題的共識。案件偵結后，檢察機關要及時加強與審判機關的聯系和溝通，除了在認定事實及情節上進行監督外，更應加強對量刑的監督。在交流方式上，可采取定期、不定期與法院召開聯席會議。對職務犯罪個案審理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和新情況相互溝通，對案件定性、證據采信、庭審旁聽、案件線索移送等工作進行協商，相互配合；

對共性問題應當及時分析，向審判機關通報反饋，提出修正或者糾正的意見、建議，形成解決問題的共識。

（二）、建立黨委領導、人大監督、支持的工作機制。檢察機關辦案的政治效果是根本要求，堅持黨對司法工作在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絕對領導才能保證黨的反腐敗方針和重大決策部署得到全面貫徹落實。特別是在遇到阻力大、因難多的案件時，要通過定期或不定期向黨委匯報工作，爭取黨委對打擊職務犯罪工作的關心與支持非常重要。對重大職務犯罪案件的處理要向人大常委會報告，這樣既可以接受人大的監督，又可以爭取人大的支持。

（三）、借助新聞輿論監督權，發揮新聞監督作用。隨著現代傳媒的逐步普及和發展，新聞輿論監督權已成為獨立的權力，利用輿論的公開、透明，可以把職務犯罪的丑形，暴露于光天化日下，形成強大的社會威懾力量，這是對防范司法審判活動中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司法腐敗現象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監督方式所不能完全替代的。檢察機關可以適時對職務犯罪行為進行報道和曝光，發揮新聞監督作用，使人民法院在職務犯罪案件審理中不敢隨意適用緩刑。

三、創新檢察工作機制，完善工作制度，拓展審判法律監督的有效途徑。

（一）、建立訴前檢察官走訪調查制度。對職務犯罪案件可能適用緩刑、免刑的，訴前實行檢察官走訪、調查制度。通過走訪認真聽取被告人單位和社會各界對被告人的評價，對各方面的意見進行綜合判斷．有利于檢察機關作出合法、合情、合理的起訴，做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二）、引進判決公開審查評議制度。由檢察院牽頭，邀請人大、法學專家等組成一個評案小組，每年對當地法院在審理職務犯罪案件中作出的緩刑、免刑判決進行公開審查評議，通過對職務犯罪案件緩刑、免予刑事處罰判決的公開審查，可以發現量刑中存在的問題，及時提出檢察意見或建議，監督和促使人民法院在職務犯罪案件審理中正確適用緩刑、免刑。

（三）、建立職務犯罪案件異地審判制度。職務犯罪案件被告人的身份特殊，大多數是擁有一定權力和職務的官員，他們大都擁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網，即使被控制住人身自由，也可能會通過其既有的關系直接或間接地干擾、影響司法活動。在本地提起公訴、審判，本地法官在判決時往往會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和干擾，說情送禮的有之，法官礙于情面判決時手下留情的有之，甚至徇私枉法、徇情枉法者也有之。要公正地處理這些案件，就應將案件快速偵查完畢后即交由異地關押、起訴、審判，能將上述非法律因素的干擾減小到最低的程度，阻卻人情案、關系案的發生，有利于案件的公正處理。

（四)、踐行公開報告、質詢制度。對人民法院刑事判決、裁定在認定事實、采信證據、適

用法律審判程序等方面存在錯誤和不當，經抗訴不改或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檢察建議書無效的情形，檢察機關可書面報告同級人大，提請人大召集兩院公開報告、質詢。人大根據報告情況決定是否公開進行質詢，公開報告、質詢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監督的過程。如果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沒有錯誤與不當，人民檢察院也可通過公開報告、質詢準確了解案件事實，正確理解法律適用，從而減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抗訴、上訴、上訪，起到息訴和化解矛盾的作用。

（五)、嘗試將社會監督引入刑事審判監督。社會效果是查辦職務犯罪的終極目標，辦案的最終目的就是歸結為人民的滿意。職務犯罪裁判文書生效后，檢察機關在除確系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個人隱私的以外，對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的可通過互聯網進行公布，將具體案情、對量刑結果有重大影響的自首、立功的認定，判決結果乃至執行情況公之于眾，接受民眾的評判和監督，將群眾意見作為是否抗訴的參考因素，爭取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第二篇：試論財產刑執行的檢察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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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財產刑執行的檢察監督

試論財產刑執行的檢察監督

摘 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及最高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部門負責對人民法院財產刑執行活動實施監督。但是，目前由于財產刑執行監督的立法還比較原則，司法實踐又長期存在對財產刑執行重視不夠，財產刑執行難普遍存在等因素，因此，人民檢察院對財產刑執行實施監督面臨不少困惑，亟待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機制體系的構建完善。

關鍵詞 財產刑執行 檢察監督 制度構建

作者簡介：史希宏，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處副處長，檢察員。

中圖分類號：D92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13）12-160-02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最高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部門負責對人民法院財產刑執行活動實施監督，這將對保障我國刑事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維護被執行人及相關權益人的合法權益，具有切實的必要性。但是，目前由于財產刑執行監督的立法還比較原則，司法實踐又長期存在財產刑執行難，因此，人民檢察院對財產刑執行實施監督將面臨不少困惑，亟待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機制體系的構建完善。

一、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的概念與必要性

（一）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的概念

根據我院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是指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執行罰金刑和沒收財產這兩種財產刑活動時，是否合法實行的法律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情況，人民檢察院應當通知人民法院予以糾正，保障我國刑事法律的正確統一實施。具體來講，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有依法應當執行而不執行，執行不當，罰沒的財物未及時上繳國庫，或者執行活動中其他違法情形的，應當依法提出糾正意見。該項監督職能是人民檢察院行使法律監督權的一項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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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具體由人民檢察院監所檢察部門負責實施。

（二）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的必要性

隨著刑罰輕緩化和社會化的發展，財產刑越來越多地被人民法院在刑事判決中適用。同時，財產刑執行狀況不佳的問題也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加強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具有現實的必要性。

1.有利于促進人民法院依法執行，保障刑事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維護被執行人及相關權益人的合法權益

司法實踐中通常重視人身刑的執行及人身刑執行監督，而忽略財產刑的執行及財產刑執行監督。實踐中先執行后判決、根據能否執行決定是否處刑、遇到可能需要減免財產刑數額等訴訟性問題時自己執行自己裁定等有違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的情況大量發生，濫用職權、以錢買刑等嚴重違法犯罪行為也隨之產生。通過檢察監督，促進財產刑的依法執行，保障刑事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維護被執行人及相關權益人的合法權益，是非常必要的。

2.有利于促進人民法院及時執行，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和司法的權威性

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財產刑執行率低，絕大部分財產刑生效裁判得不到及時有效執行的情況，以某區級法院2010年至2012年財產刑執行情況為例，執行率僅分別為：2.76%、7.02%、7.86%。財產刑的不能及時有效執行，不僅有失法律的嚴肅性，也影響了司法的權威性。執行率低有重視不夠的主觀原因，也有刑事案件被執行人無財產或財產不易查清等諸多原因，單憑人民法院簡單執行是非常困難的，需要包括人民檢察院等相關司法部門的相互協調配合。人民檢察院作為專門法律監督機關，在促進財產刑及時執行方面，必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二、法院在財產刑執行中易發生的主要問題

通過調研與實踐，目前法院在財產刑執行中易發生的主要問題，也是社會反映強烈的執行不規范和執行難兩類突出問題，具體表現以下三方面：

（一）審執合一，未依法移交法院執行部門執行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財產刑執行問題的若干規定》明確規定，財產刑由第一審人民法院負責裁判執行的機構執行。被執行的財產在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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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第一審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財產所在地的同級人民法院代為執行。但實踐中依然不少法院存在未依法移交執行部門的情況，主要表現是，罪犯主動繳納或在法官教育下繳納的，由審判庭先行收繳移送執行部門，如果罪犯在審判階段未繳納，法院即因執行難原因不再移送執行部門立案，有的雖然移交執行，但也往往不及時。

（二）未全面采取措施及時有效地執行，異地執行結果更為不佳

依據最高法適用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關于財產刑執行的措施和執行的期限，參照適用民事執行的有關規定。但實踐中，往往因財產刑執行中涉及民事財產權利分割等比較復雜問題需要先行處理，而未能全面采取措施及時有效地執行，執行力度明顯偏弱。對于異地執行情況，執行結果更為不佳，對被委托法院是否采取全面采取執行措施、措施是否到位，亦缺乏監督。

（三）被執行人隱匿轉移財產的，法院缺乏動態地追繳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財產刑執行問題的若干規定》規定，被執行人沒有全部繳納罰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時候發現被執行人有可供執行的財產，應當隨時追繳。人民法院裁定終結執行后，發現被執行人有隱匿、轉移財產情形的，應當追繳。但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很難知悉被執行人隱匿轉移財產的相關信息，也沒有足夠力量去主動開展實時地調查，往往缺乏實時動態地追繳執行。

三、檢察機關對財產刑執行實施監督面臨的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對財產刑執行監督沒有具體規定，只有一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最高檢刑事訴訟規則也僅有兩條有關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缺乏實際操作性，檢察機關對財產刑實施監督時將面臨一定的問題。

（一）缺乏有關財產刑執行情況的信息源，監督無從入手

目前我國法律未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獲知財產刑執行信息的程序，沒有要求人民法院應向人民檢察院移送相關信息和文書。人民檢察院缺乏有關法院財產刑執行情況的信息，無法對人民法院財產刑執行實施常規化監督。

（二）缺乏必要的監督措施，監督力度偏弱

目前我國法律未賦予人民檢察院行使必要監督措施，監督方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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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規定糾正違法一種方式。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是否應執行而不執行、執行是否不當、罰沒財物是否上繳以及有無其他違法行為，由于缺乏必要的調查，無法正確認定是否合法或適當，即很難發現違法或不當情形。

（三）缺乏具體的監督程序和相關的協作機制，亟待統一規范

由于法律對財產刑執行監督程序及有關協作機制沒有規定，全國不少地方人民檢察院已經積極開展了實踐探索，并制定了實施監督的具體工作辦法，為今后立法完善提供很好的司法借鑒。但是，各地的具體監督做法各不相同，各地檢法機關的協作配合程度也不同，可能會影響監督的同一性和監督效果。

四、完善監督機制，構建科學的財產刑檢察監督體系

為了有效發揮檢察監督職能，保障法院財產刑執行依法進行，筆者認為，應當進一步完善監督機制，構建比較科學的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體系。提出六點設想：

（一）建立財產刑執行法律文書備案機制

為了暢通監督渠道，人民法院應當將財產刑的執行通知書副本連同判決書副本移交人民檢察院，如果在執行過程中發生中止、減免等特殊情況，還應及時將中止、減免等法律文書副本移交人民檢察院，執行終結時應當將執行終結的法律文書移交人民檢察院，對重大或有影響的執行案件應在執行前通知檢察機關到場監督。

（二）賦予人民檢察院行駛必要監督措施的權利

人民檢察院通過審查執行法律文書，發現可能存在違法或不當時，應當采取必要的監督措施，包括調取查詢法院執行檔案、調查被執行人的財產情況、向相關人員詢問、向法院提出必要財產保全建議等，確保人民檢察院開展財產刑執行監督工作。

（三）豐富檢察監督方式，拓展監督范圍

目前法律僅規定糾正違法一種監督方式，主要適用于執行活動違法情形，監督范圍比較窄。對于法院財產刑執行出現不當的情形時，檢察院采取檢察建議書監督更為適宜。此外，對重大或有影響的執行案件，人民檢察院可采取現場監督方式進行全程監督。

（四）建立檢察機關內部聯動機制，強化監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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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刑執行檢察監督，涉及控申、反貪、反瀆、民行、偵監、公訴等檢察機關內部多個部門，應當加強內部聯動，各部門工作中如果發現被執行人有可供執行財產，應及時通知監所檢察部門。反貪、反瀆部門在偵查階段應當加強對罪犯財產的調查，將財產調查信息移交法院，必要時可采取保全措施，未經法院裁判執行，不得先行處理扣押凍結的財物。

（五）建立司法部門之間協作機制，確保財產刑的順利執行

在偵查環節，偵查部門應注重對可能判處財產刑罪犯的財產調查，在執行環節，執行部門應注重發現被執行人的可供執行財產，并將信息報告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被執行人服刑期間主動繳納罰金或民事賠償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通報執行部門。

（六）建立委托異地檢察監督機制，消滅監督空白

我國法律規定，被執行的財產在異地的，第一審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財產所在地的同級人民法院代為執行。司法實踐中，在北京等城市，由于外埠人員犯罪較多，委托異地法院執行案件亦相應較多，但委托異地執行率更低，對此類執行案件的檢察監督目前尚處“空白”。為加強對異地執行的監督，應當建立委托異地檢察監督機制，由委托地人民法院對應的人民檢察院，通過協助調查方式委托異地法院的同級人民檢察院實施監督，消滅監督空白。

注釋：

張雪妲.財產刑執行不應該成為監督盲區.檢察日報.2004年3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五條.最高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六百三十三條和第六百五十八條.------------最新【精品】范文

第三篇：關于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試行)

職務犯罪7成獲緩刑免刑 檢方極少抗訴

2010年11月19日03:44京華時報我要評論(250)字號：T|T [導讀]最高檢發現，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國被判決有罪的職務犯罪被告人中，判處免刑和緩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抗訴數卻僅占職務犯罪案件已被判決總數的2.68％。

昨天，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試行）》（以下簡稱《規定》），要求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實行上下兩級檢察院同步審查的工作機制。此舉為確保職務犯罪分子量刑適當、罰當其罪。該規定明年1月1日起試行。

>>規定

兩級檢方監督職務犯罪案

《規定》指出，作出一審判決法院的同級檢察院是同步審查的主要責任主體，上一級檢察院負督促和制約的責任。職務犯罪案件一審庭審后，提起公訴的檢察院應當將公訴案件審查報告、起訴書、出庭意見書報送上一級檢察院；有量刑建議書的，應當一并報送。

地方各級檢察院收到同級法院作出的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書后，應當立即進行審查。上一級檢察院公訴部門收到下級檢察院報送的公訴案件審查報告、起訴書、出庭意見書和量刑建議書后，應當指定專人及時審查。收到下級檢察院報送的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書后，應當立即審查。

《規定》特別指出，對于重大、疑難、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案件，以及檢察院、法院之間、上下級檢察院之間有重大分歧意見的案件，上一級檢察院認為必要時，可以組織上下兩級檢察院公訴部門和偵查部門共同研究，充分聽取各方意見。

>>執行

比對起訴書判決進行審查

《規定》主要解決的是檢察機關對錯誤判決不敢監督和不善監督的問題，因此監督的重點應當是那些上下兩級檢察院在同步審查中認為確有錯誤的案件。《規定》的執行目的在于進一步加大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力度，確保職務犯罪分子量刑適當、罰當其罪，有利于震懾和遏制職務犯罪行為。

具體操作中，上下兩級檢察院應結合本規定的審查重點，把檢察機關起訴書和出庭意見書指控的內容與一審判決進行比對審查，從而判斷一審判決是否正確。依照《規定》，上下兩級檢察院經審查認為應當抗訴的，應當依法提出抗訴。

>>馬上就訪

職務犯罪69.7%緩刑免刑

昨天，最高檢公訴廳相關負責人介紹，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最高檢組織開展的全國檢察機關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專項檢查發現，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國被判決有罪的職務犯罪被告人中，判處免刑和緩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抗訴數卻僅占職務犯罪案件已被判決總數的2.68％。

該負責人表示，據此，大家認為，如何有效化解社會各界反映強烈的職務犯罪案件適用緩刑、免刑偏多的難題，是當前檢察機關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的一項緊迫而突出的重要任務。（本報記者 于杰）

鏈接——高檢院公訴廳負責人就《關于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試行）》答記者問

強化法律監督職能，加大對職務犯罪案件監督力度

最高人民檢察院今日印發《關于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試行)》(下稱《規定》)，對檢察機關監督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提出具體要求。這是高檢院為破解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刑事審判法律監督不力這一難題而采取的重要舉措。為幫助廣大讀者準確理解和掌握《規定》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負責人就有關問題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問:請您談一下制定《規定》的背景和意義。

答: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高檢院組織開展了全國檢察機關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專項檢查活動。專項檢查活動中發現，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國被判決有罪的職務犯罪被告人中，判處免刑和緩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抗訴數卻僅占職務犯罪案件已被判決總數的2.68%。據此，大家認為，如何有效化解社會各界反映強烈的職務犯罪案件適用緩刑、免刑偏多的難題，是當前檢察機關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的一項緊迫而突出的重要任務。

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實行上下兩級檢察院同步審查制度主要目的意義在于:一是可以充分發揮檢察一體化的體制優勢，通過上一級檢察院的及時介入，有效排除案外因素的干擾和阻力，確保及時發現職務犯罪案件一審判決不公并依法監督糾正，有利于職務犯罪案件刑事審判法律監督由“軟”變“硬”，更好地維護司法公正。二是能夠進一步加大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力度，確保職務犯罪分子量刑適當、罰當其罪，有利于震懾和遏制職務犯罪行為，從而更好地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積極順應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的呼聲。三是《規定》的制定緊緊抓住了職務犯罪案件監督不力這一檢察機關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工作的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有利于通過檢察機關工作機制建設，提高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能力和水平，促進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工作科學發展。

問:為何將同步審查的范圍確定為第一審判決? 答:將同步審查的范圍明確為第一審判決，主要有三點考慮:首先，一審裁判和二審裁判在法律效力、監督程序、審查時限等方面都有區別，尤其是在監督程序和時限上，對二審生效裁判的監督是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進行，在時限上也無未生效裁判的緊迫性，無需同步審查。其次，上下兩級檢察院經過對第一審判決同步審查后，一般能夠達到排除案外因素干擾的目的，也無再對已生效二審裁判進行同步審查的必要。其次，對于職務犯罪案件的定罪和量刑，法院是以判決的形式確定，而一審裁定一般只用于解決程序性的問題，我們把同步審查的對象直接明確為第一審判決，不會出現遺漏。

問:如何確保同步審查的案件質量和工作效率? 答:《規定》第五條確定了上下兩級檢察院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決進行同步審查時應當重點審查的八個方面的內容，作出這一規定，主要是考慮如何使上下兩級檢察院在同步審查中能夠集中精力、突出重點，重點審查那些檢察機關的指控與法院一審判決認定有分歧、一審判決確有錯誤的案件上，保證同步審查的案件質量和工作效率。所規定的八個方面內容，一方面是經研究認為容易出現問題的情形，另一方面也是根據刑事審判法律監督專項檢查活動的經驗總結出來的情形。具體操作中，上下兩級檢察院應結合本規定的審查重點，把檢察機關起訴書和出庭意見書指控的內容與一審判決進行比對審查，從而判斷一審判決是否正確。

問:《規定》在對上下兩級檢察院實施同步審查程序的要求是否相同? 答:由于上下兩級檢察院同步審查的職責不同，因此在同步審查的要求上也應有區別。鑒于下級檢察院和上一級檢察院的公訴部門分別是本規定確定的同步審查主體，《規定》要求，下級檢察院的同步審查，應當按照“三級審查、逐級把關”的規定進行，而對于上一級檢察院同步審查，一般可由承辦人提出審查意見報公訴部門負責人審核。對上一級檢察院之所以沒有要求按照“三級審查、逐級把關”的程序，主要考慮上一級檢察院的審查一般不閱卷，在沒有閱卷的情況下，不宜交由檢察長決定或者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

問:同步審查一旦發現一審判決確有錯誤，檢察機關如何應對? 答:《規定》主要解決的是檢察機關對錯誤判決不敢監督和不善監督的問題，因此監督的重點應當是那些上下兩級檢察院在同步審查中認為確有錯誤的案件。依照《規定》，下級檢察院經審查認為應當抗訴的，提出抗訴后報告上一級檢察院，在此情況下，上一級檢察院的職責是審查抗訴是否正確，根據刑訴法和有關規定，上一級檢察院認為下級檢察院抗訴正確或者部分正確的，出庭支持抗訴或者部分支持抗訴;認為抗訴不正確的，依法撤回抗訴。上一級檢察院公訴部門經審查認為應當抗訴的，要及時通知下級檢察院，下級檢察院認為上一級檢察院公訴部門意見正確的，應當依法提出抗訴。

問:那上下兩級檢察院意見出現分歧時又如何解決? 答:按照《規定》，下級檢察院對上一級檢察院業務部門的意見應當予以充分的重視，在上一級檢察院公訴部門認為應當抗訴，下級檢察院不同意上一級檢察院公訴部門意見的，需經檢察長決定或者經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經下級檢察院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作出的不抗訴決定，上一級檢察院公訴部門不同意的，則應當根據案件情況決定是否閱卷，否定下級檢察院的決定，要報經檢察長決定或者經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對上一級檢察院作出的決定，下級檢察院應當執行。需要強調的是，對于上一級檢察院在同步審查時確有閱卷必要的職務犯罪案件，應當調卷審查，并應當盡可能在一審判決生效前提出審查意見。此外，對重大、疑難、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案件，以及檢法之間、上下級檢察院之間有重大分歧意見的案件，在同步審查中，在充分發揮上下級檢察院一體化機制的同時，還要充分發揮檢察機關公訴部門與偵查部門協作配合機制的作用，保證對職務犯罪案件裁判監督的力度和質量。

問:檢察人員在同步審查過程中存在執法過錯，如何追究責任? 答:考慮到如果不強調同步審查的責任，就難以將同步審查這項制度落到實處，故在《規定》第十三條寫入了責任落實內容。由于最高人民檢察院2007年制定的《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例》對檢察人員在執法辦案活動中存在執法過錯的，明確規定了責任追究的范圍和程序，因此，在執行本規定過程中，發現存在執法過錯的，應當按照《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例》的規定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第四篇：探索職務犯罪輕刑化的原因及對策

探索職務犯罪輕刑化的原因及對策

來源：法律論文 http://www.tmdps.cn/lunwen74441/ 摘要：當前對職務犯罪被告人過多地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情況已經成為全國范圍內的普遍問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原因，也有司法原因，還有社會干擾因素等。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是進一步完善立法，從法律上嚴格掌握職務犯罪適用緩刑、免刑的條件；二是進一步強化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的量刑建議權；三是檢察機關進一步加大審判監督力度。

關鍵詞：職務犯罪 輕刑化 定罪量刑

一、導致職務犯罪案件緩刑適用過高的原因呈現綜合性和多樣化，主要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刑法》中職務犯罪的法定刑給量刑輕刑化提供了條件

一方面，由于立法不完善，量刑規則的缺失導致法官在對職務犯罪的審理量刑中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彈性空間過大。我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對職務犯罪處罰的規定是：個人貪污受賄在以5千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為1至10年。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在當前復雜的司法環境中難免會出現操作上的不規范，從而形成了對職務犯罪實際適用刑罰輕刑化。

另一方面，由于法定的緩刑條件僅有實體性條件且過于主觀，對法院宣告緩刑是否適當，沒有具體的客觀標準。刑法第七十二條緩刑適用中“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標準的認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為依據的。刑法對大部分職務犯罪規定了數額標準，是較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刑標準，故法官在審理職務犯罪案件時，通常比較注重犯罪金額、認罪悔罪表現、有否退贓方面的考察，而對于犯罪動機、手段、社會影響等難以量化的因素較少關注，加之刑法有關緩刑的規定注重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與再犯可能性，因此導致該類案件過多地適用了緩刑。

（二）對自首的認定條件過寬導致緩刑大量適用

自首是我國刑法規定的重要法定量刑情節，對鼓勵犯罪人自動投案、強調法律感化功能、節約國家司法成本有著重要的意義與促進作用。但司法實踐中卻存在著對職務犯罪人自首的認定條件掌握過松、自首適用非常頻繁的現象。自首的前提是自動投案，即不論司法機關是否發覺，都要在不受司法強制的情況下主動交代犯罪事實。而根據我們的調查，許多案犯并非是出于悔悟等原因主動交代的。犯罪嫌疑人主動到檢察機關投案自首的僅占26.6%，其余均是在檢察機關收到舉報信、向案犯了解情況，單位收到舉報信或發現問題向案犯核實，或是在檢察機關掌握了一定的犯罪材料，傳訊案犯時交代的。

(三)證據收集不充分及缺乏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深挖細究導致判決的輕刑化

職務犯罪的嫌疑人多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一定職務和一定反偵查能力的國家工作人員，其實施犯罪的手段較普通犯罪更為隱秘、狡猾，有的已呈現智能化特點，偵查取證難度較大，犯罪證據的固定相對不易。目前職務犯罪偵查部門每年都將立案數作為年終考核的標準，立不夠上級院規定的案件數就會影響全院的考評成績，所以偵查部門往往會采取“短平快”的方式偵查一些數額較小的案件，對大案、復雜案件注重突破而忽視深挖，以至于案值在5萬元以下的貪污賄賂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客觀上為法院多判緩刑創造了條件。同時由于偵查手段相對滯后，證據收集不扎實、不充分，導致公訴不力，從而影響整個案件的量刑，也導致了案件判決的輕刑化。

二、職務犯罪案件過高比例的緩刑和免于刑事處分，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后果。不僅給群眾的印象是被告人沒有因犯罪受到罪刑相當的懲罰，更重要的是削弱了案件查處對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威懾、教育作用，其不良影響集中在以下幾點

（一）違背刑法基本原則

刑法對職務犯罪適用緩刑的規定是比較原則的，然而與同期一般刑事案件的緩刑率相比，職務犯罪案件的緩、免刑率明顯較高，這種量刑上的失衡，不僅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基本原則，而且與罪責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產生沖突，同時有悖刑罰公正的要求。

（二）削弱了對職務犯罪的打擊力度

目前司法實踐中對于職務犯罪如此之輕的刑罰處罰，抑制了刑罰的特殊預防作用的發揮，同時也對其他在職人員形成了職務犯罪容易逃避處罰，而且即便進入司法程序也會被從輕判處的錯誤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刑罰應有的一般預防功能的發揮，從而強化了犯罪分子的僥幸心理，給職務犯罪的預防和打擊工作帶來了較大的困難。

（三）降低司法機關公正執法可信度，挫傷公眾反腐敗的積極性

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向來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深惡痛絕，依法嚴懲腐敗分子是民心所向。而緩刑適用過多的結果在普通老百姓看來，犯罪分子依然像往常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著，并沒有受到任何制裁。這不免給普通百姓一種誤解，判緩刑等于沒有判刑或者緩刑可以用錢贖罪，導致人民群眾對司法

[1] [2]

機關失去信賴，對公正執法產生懷疑，不僅影響人民群眾反腐敗斗爭的決心和信心，法律的權威亦受到挑戰和褻瀆。

三、遏制職務犯罪輕刑化的對策和建議

（一）從立法和司法上解決職務犯罪量刑問題

上文已論述到立法的原因給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活動空間過大，很容易導致量刑失衡。因此，建議從立法上改變這種狀況，通過對犯罪情節、犯罪數額的具體量化，縮小量刑幅度，對至年的刑期做出合理的、有層次的分解，特別是判決年以下的更應該有量化的法律依據，這樣既有利于司法操作，又削減了自由裁量權的彈性空間，降低了少數司法人員利用自由裁量權謀取私利的可能性。適當修改刑法適用緩刑的條件，使某些抽象法律概念更加具體化、明確化。

（二）強化檢察機關職務犯罪案件的量刑建議權，確保量刑適當

檢察機關是唯一參與刑事訴訟全過程的司法機關，對了解犯罪人的作案手段、危害后果、悔罪情況等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如果檢察官提出量刑建議，公訴就更加完整、更加全面、更加明確、更加具體。如果檢察官提出一個相對確定的量刑建議，或者檢察官并沒有提出緩刑、免刑的建議，那么法官如果不按建議判，他就要在判決書論證適用緩刑、免刑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并且要能經得起本院審委會、上級院的監督，這樣會有效減少乃至杜絕因暗箱操作所導致的緩刑適用不當的問題，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符合公開、公平、公正的要求。

（三）嚴格把握對職務犯罪自首的認定條件

從立法上細化自首的適用標準，增強自首制度的可操作性，減少人為因素的介入。人民法院認定自首應當嚴格按照法律關于自首的限制性條件規定進行，要符合“自動投案”的自首本質特征。檢察機關要提高自身的素質和對自偵案件的偵破能力，杜絕為了偵破案件以認定自首來換取犯罪人的“口供”的錯誤的司法傾向。

（四）提高證據意識，減少公訴之累

要多把功夫下在間接證據的運用上。一是針對職務犯罪案件證據多為言詞證據的特征，嚴格按照《人民檢察院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的要求，對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和詢問重要證人實施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加強對重要證據的復核和固定工作；二是充分運用各種技術偵查手段，解決好配套措施的問題，真正把偵查、起訴工作的重點放在實物證據的收集上來，努力實現從重口供到重證據的轉變，提高案件辦理的質量，避免證據收集不扎實、不充分，導致公訴不力現象發生。

（五）履行審判監督職責，加大審判監督的力度

檢察機關應依法履行審判監督職責，加大對職務犯罪輕刑化的監督力度。對自偵案件的判決裁定文書要實行專人審查，嚴格把關。特別是對我們沒有提出適用緩刑、免刑量刑建議，而法院適用緩刑、免刑的判決，要重點審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參考文獻：

張雪科，劉漢高.加強教育學習，預防職務犯罪[J].廣西林業，（）.康澤洲.論刑罰中減輕處罰量刑檔次的適用——以遏制職務犯罪緩刑率偏高為視角[J].法制與經濟，（）.

第五篇：探析職務犯罪輕刑化及防治對策(一)重點

探析職務犯罪輕刑化及防治對策(一)

論文關鍵詞：職務犯罪 量刑標準 防治對策

論文摘 要：近年來，國家工作人員貪污受賄、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的量刑出現了明顯的“輕刑化”態勢，社會各界反映強烈。職務犯罪輕刑化，導致執法公信力的缺失，有損于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反腐斗爭的信心，危害長期以來業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據報道，2005年至2009年6月間，全國被判決有罪的職務犯罪被告人中，判處免刑和緩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檢察機關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抗訴數，卻僅占職務犯罪案件已被判決總數的2.68％。另據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統計數字顯示，2009年全國檢察機關公訴部門受理職務犯罪案件共計49627件63901人，其中移送審查起訴33024件42951人，不起訴人數和不起訴率連續兩年下降，無罪判決率降至7年來最低。

綜上所述，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現象已日漸突出，此類案件適用緩刑和免予刑事處罰的比率遠遠高于一般刑事案件。職務犯罪輕刑化，容易引起群眾對法律和執法的不信任，導致執法公信力的缺失；職務犯罪輕刑化，無疑會削弱對打擊此類犯罪的力度，影響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深入化；更重要的是職務犯罪輕刑化，有損于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反腐斗爭的信心，危害長期以來業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一、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的成因

首先是立法自身存在缺陷。1.刑法對職務犯罪處罰規定的量刑幅度過寬，對法律的適用沒有具體的限制性規定，導致法官在量刑時自由裁量權較大。比如《刑法》第383條、386條規定了對貪污、受賄犯罪的處罰，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寬，這給緩、免刑“創造”了條件，也給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量刑提供了過大的活動空間。2.固定數額的量刑標準滯后于現實需要。這種固定數額的量刑標準容易造成實際上的量刑不公，且現行刑法自修訂以來至今已有多年，而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物價指數的變化使立法時確定的數額標準已不能及時體現業已變化的現實社會危害性程度。3.法定的緩刑條件僅有實體性條件且過于主觀，對法院宣告緩刑是否適當，沒有具體的客觀標準作為判斷標準。《刑法》第72條:緩刑適用中“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標準的認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為依據的，由于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有其表面性和易于隱藏的復雜特點，有時讓人難以把握。

然后是，對自首、立功情節的標準認識分歧導致緩刑大量適用。“原因之一是檢、法兩家所掌握的自首、立功的標準不一致，特別是對紀檢監察機關審查期間和司法機關采取強制措施前如實供述罪行是否為自首的分歧較大。”法院判決緩刑的理由，無非也是被告人確有悔罪表現、能夠主動坦白交代犯罪事實、積極全部退贓、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等等。在司法實踐中，很多情況容易被審判機關認定為自首，且量刑時作為應當減輕刑罰的法定情節，從而導致緩刑的大量適用。

再者，證據收集不充分也會導致案件判決的輕刑化。由于偵查手段相對滯后，證據收集難以達到充分、確實，導致公訴不力,從而影響整個案件的量刑，這也是導致了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的原因。

二、職務犯罪輕刑化的防治對策

(一)完善立法是防治職務犯罪輕刑化的根本。1.首先立法上要完善貪污、受賄刑罰的具體規定，盡可能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行使空間。建議通過對犯罪情節、犯罪數額的具體量化，從而對1至10年的刑期作出合理的、有層次的分解，以利于司法操作并對法官自由裁量權進行必要限制。2.完善緩刑適用的條件和程序規定。首先，在立法上應設定具體統一的緩刑適用標準，縮小適用緩刑自由裁量空間。其次，對于被告人適用緩刑、免處實行聽證制度。建議法院對適用緩刑、免處的職務犯罪案件，實行緩刑、免處的聽證制度，即凡擬適用緩刑、免處的，必須經過聽證程序，由法院主持聽證，邀請人大機關、紀檢監察機關、檢察機關、被告人所在單位人員等參與聽證程序，對被告人犯罪情節、悔罪表現、再犯可能性等進行公開聽證。再次，立法可考慮增設相關緩刑義務的規定，使犯罪分子對自己的犯罪行為承擔一定的實質性責任，無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緩刑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沖突，改善緩刑公正性的不足，以看得見的方式增強人民群眾對司法的信心。

(二)履行量刑建議權是防治職務犯罪輕刑化的有效手段。在審判活動中，檢方應對案件提出量刑建議，對刑種、刑期等方面提出盡量具體的要求。這樣一方面履行了審判監督職能，另一方面也起到讓群眾參與監督的作用，使量刑程序陽光化，促使審判人員認真考慮檢察機關的意見，督促法院作出公正判決、裁定。

(三)實行檢審協調機制是防治職務犯罪輕刑化的基本要求。首先，就檢察機關內部來說，應按照檢察一體化機制的要求，實行公訴向前延伸，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偵查向后延伸，服務于公訴，及時兩部門消除在事實認定、證據采信和法律適用上的分歧，促進查辦職務犯罪案件質量的進一步提高。

(四)嚴格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是防治職務犯罪輕刑化的法律保障。檢察機關要充分履行法律監督職責，要轉變思想，既要對自偵案件偵查活動中執法不嚴的情況進行監督，又要對審判機關重罪輕判、量刑畸輕、濫用緩刑的情況進行監督。特別是對公訴人沒有提出適用緩刑、免刑量刑建議，而法院適用緩刑、免刑的判決，要重點審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對于確有錯誤的判決和裁定，該抗訴的要堅決依法抗訴。

(五)司法人員轉變觀念是防治職務犯罪輕刑化的前提條件。

在現有的法律環境下，執法者的態度、理念及方法顯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些往往會成為量刑失偏的走向。而“仁慈執法”會折損法律權威，如果無動于衷，往往會引發社會的負效應，不利于有效地減少和預防職務犯罪，甚至會挫傷人民群眾對反腐敗斗爭的信心，失去對司法機關和法治的信賴。無論是貪污腐敗或是瀆職犯罪，當嚴不嚴、罰不當罪都是執法的大忌。因此，要糾正“執法仁慈”，就要使執法者準確理解“寬嚴相濟”，而“寬嚴相濟”并非是只寬不嚴，判決結果也不應該令犯罪分子滿意，更要與對腐敗分子“零容忍”相適應，讓廣大群眾滿意。由此看來，糾正執法者的執法理念問題是目前進行防治職務犯罪輕刑化工作的當務之急。

可喜的是，職務犯罪輕刑化現象，已被社會強烈關注，我們國家司法機關也陸續出臺了相關規定。2009年3月18日，兩高頒布實施《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公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2010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對職務犯罪案件一審判決實行上下兩級檢察院同步審查。我們期待研究制定出更多的防治應對職務犯罪輕刑化現象的有效對策！

參考文獻：

〔1〕《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公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2009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2〕《關于加強對職務犯罪案件第一審判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2010年11月18日 最高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