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罰金刑執行問題的調查研究

罰金是人民法院判處犯罪分子向國家繳納一定金錢的刑罰種類。罰金執行是指國家機關依法對判處的被告人罰金予以強制繳納的司法活動。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一十九條規定：“被判處罰金的罪犯，期滿不繳納的，人民法院應當強制繳納。”與1979年刑法相比，現行刑法擴大了罰金刑的適用范圍。在審判實踐中，判處罰金刑的犯罪多為常發罪、多發罪，實際運用的比例較高，罰金刑的判處在某種程度上使以營利為目的的犯罪分子在經濟上得不償失，對于預防和打擊犯罪起到積極的作用。但隨著罰金刑適用頻率的大幅度提高，罰金刑的執行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犯罪分子不繳納罰金的情況大量存在，罰金執行率很低，嚴重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影響了法院的威信和司法的公正。本文擬通過對湖南省漢壽縣人民法院近3年適用罰金刑案件的執行情況進行的調查分析，為探究完善罰金刑執行情況談自己幾點粗淺的看法。

現狀

筆者通過對2001年至2003年329件罰金執行案件進行具體分析，認為當前罰金刑執行主要存在的問題是：大部分罰金執行效率低，出現大量“空判”現象。近3年刑事案件數分別為197件、198件和203件，判處罰金刑案件分別為101件、100件和128件，占案件總數的55左右，完全執結的只有128件，占38.9，這類案件多是依法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宣告緩刑并處罰金、判處拘役、管制并處罰金或單處罰金案件，部分執行的有56件，占17，其余均系“空判”，占44，后兩類均系依法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的案件。

原因分析

一、被告人繳納罰金能力有限或不愿繳納，而法院運用強制措施不夠，導致罰金執行率低。調查中罰金執行到位的案件，多數是輕微犯罪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處或單處罰金的案件，大部分嚴重犯罪如搶劫、涉毒之類的案件，因刑期大多是三年以上，這類案件往往判處了被告人較重刑期外還并處了罰金。被告人及其家屬認為出了錢還要照判刑，產生抵觸心理，他們有可能轉移、隱匿財產，而法院往往運用法律賦予的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不力。調查中發現很多應當判處被告人罰金的案件，卻無一例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扣押和凍結被告人財產的情況。另外，被告人普遍經濟狀況不好，“要錢沒有，要命一條”在這類案件執行中經常遇到。

二、被執行人大多在監獄服刑或刑滿釋放后外去打工，罰金刑的執行客觀上有一定難度。目前罰金刑大都是刑事審判人員在判決執行前執行的，一些犯罪人的家屬認為“罰”了就可能輕判或不判，于是想方設法籌錢代墊。而判后絕大部分罪犯已被投入監獄勞動改造，刑滿釋放后一般都外去謀生，法院對被執行人及其財產狀況不了解，存在著執行困難或根本無法執行的局面。

三、罰金刑的執行缺乏有效的強制手段。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中規定了對應當判處財產刑的，在審理過程中可以決定扣押或凍結被告人的財產。但這些措施并不能滿足法院對罰金執行的需要，人民法院面對罰金執行的種種困難，變得無所適從。

四、罰金刑的執行缺乏必要的監督程序。生效的刑事判決中雖明確規定了罰金的繳納期限，但因罪犯大多被判處實刑，不管其有無執行能力，都很少主動繳納罰金。從執行啟動的程序來看，一般的民事和行政案件都有申請執行人，而判處罰金的案件，罰金執行的啟動卻無人提起。《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四百三十四條規定了對罰金執行的監督權，“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對判處罰金、沒收財產的罪犯沒有依法予以執行或執行不當，或者罰沒財物未及時上繳國庫的應當予以通知糾正”。人民檢察院雖是法律監督機關，但在實踐中出現了監督的“空檔”。在法院內部亦未建立一個有效的罰金執行監督機制，出現了罰金刑是否執行無人問津的現象。

五、法律規定不完善，導致執行中問題不斷，執行率低。我國刑法與刑訴法中與罰金刑執行相關的條文屈指可數，且刑法對罰金刑執行的規定過于籠統，缺乏配套規定和措施。如罰金刑執行機構，罰金執行的提起，罰金執行的費用等等，現行法律在這些方面都沒有明確的規定。關于罰金刑的執行機構，有的法院就是直接由刑庭執行，有的則是由執行庭（局）執行。而由刑庭執行，首先是程序難以做到合法，因為刑庭為了能及時完成罰金刑執行的任務，往往會出現“未判先執”的現象，其次，違背了“審執分離”的原則。而由執行庭（局）執行于法無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規定，人民法院執行機構的執行依據不包括人民法院關于財產刑的刑事判決或裁定。因為法律對此沒有明確的規定，法院內部對此又沒有明確的分工，導致操作不便，必然有礙法院啟動執行程序。關于罰金執行的費用，民事、行政執行采取收費制，先由申請人在申請執行立案后一定期限內預交，待向被執行人收取后退還申請人。而對于財產刑的執行是否收費，刑事訴訟法并沒有明確規定。法院在執行罰金刑時必然要考慮執行過程中的經費負擔，這又從客觀上導致了執行難，執行率低。

對策

筆者以為，宜從以下幾個方面逐步完善我國罰金刑執行制度

（一）立法建議

一、在法院內部設立罰金執行的監督機制。

對罰金執行情況進行監督，是為了確保罰金執行的正確實施和及時到位及防止對財產刑的濫用。除了法律賦予了檢察機關對財產刑執行是否合法、罰沒財物是否及時上繳國庫進行法律監督外，筆者認為還應建立內部監督機制。首先應確定罰金刑執行的提起人，民事和行政案件執行的提起，源于申請人的申請，而罰金刑執行缺乏提起人。根據法律規定，法院既是罰金刑的判決機關，也是罰金刑的執行機關，所以罰金的提起人應是人民法院，具體應以刑庭為宜。因為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主刑的執行均由人民法院向公安部門發執行通知書交付執行，罰金刑是一種附加刑，也應由刑庭代表法院提起。其次確定罰金刑由司法警察執行。刑庭執行有可能存在程序違法和執法不公現象，由執行庭（局）執行于法無據，且加重了其工作任務。而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已經承擔起刑事值庭及死刑執行的職責，所以由其擔當起罰金刑執行的職責符合情理。最后應確定罰金刑執行的監督部門，監督部門應確定為審判監督庭，因為審監庭是法院內部對審判和執行實施監督的機關，故對罰金執行情況的監督應納入審監庭的職責范圍，主要是對罰金刑的執行程序和措施是否合法進行監督，定期或不定期地檢查和督促罰金的執行。只有成立了執行監督機制，才能確保罰金刑執行按法定程序進行。

二、完善罰金刑隨時追繳制度。

刑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對于不能全部繳納罰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時候發現被執行人有可以執行的財產應當隨時追繳。”該條“隨時追繳”的規定與該條關于“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災禍繳納確有實際困難的，可以酌情減少或者免除”的規定自相矛盾。因為后者所例事由是不能繳納罰金的臨時原因。這些原因消失后，被執行人仍存在可供財產執行的情況。因而，現行刑法在保護罰金刑的判決與保證罰金刑的執行方面有些失衡，它片面強調擴大罰金刑的適用范圍，卻忽視了對罰金有效執行的保證。所以此條規定中，筆者認為應加上“對免除罰金的可裁定中止執行，發現被執行人有執行能力后，恢復執行。”這樣既可體現與“隨時追繳”的一致性，又可體現刑罰效果和法律的公正。

三、完善罰金刑執行的強制措施。

我國法律對罰金刑予以“強制追繳”，但如何強制追繳，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中規定可以扣押、凍結被執行人的財產外，再沒有其他具體規定，強制性并不能得到體現，影響了罰金執行的效率。執行率高低，也是衡量法律公正的另一個尺度。罰金刑是財產刑，與民事對金錢給付、財產交付等財產執行有著相似之處，所以對罰金刑的執行強制措施可以在考慮了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幾種強制措施后定為以下四種，1）扣留、提取執行人的收入；2）凍結、劃撥被執行人的存款；3）查封、扣押、拍賣被執行人的財產；4）搜查被執行人隱匿的財產。只有充分保證了法院執行的強制手段，才能更好地發揮執行員在執行中的作用而確保罰金執行到位。

四、將量刑與繳納罰金有機結合，解決罰金刑執行難問題。

根據我國法律規定，罰金刑的執行不影響主刑的執行。罪犯及其家屬往往認為交與不交一個樣，交多交少一個樣。從而導致大量“空判”現象。筆者認為，可在立法中明確規定，對主動履行繳納罰金義務的被告人，量刑時可以作為從輕的酌定情節。對已決犯，只要積極履行繳納罰金義務，表現較好，優先予以減刑、假釋。這樣才能徹底解除被告人“出錢刑照判”的心理包袱，促使被告人主動履行繳納罰金義務。

五、建立財產狀況附卷移送制度。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公民個人的財產狀況越來越復雜化、多樣化，加之罰金刑的擴大適用，偵查機關或公訴機關有必要對判處罰金刑的犯罪嫌疑人的財產狀況予以訊問、調查并記錄在案，以便人民法院在判處罰金時作參考，執行罰金時有線索。

（二）司法建議

準確適用“可以并處”，提高罰金執行率。刑法對判處罰金的案件，有“單處”、“并處”和“可以并處”三種情況，刑法第五十二條規定：“判處罰金，應當根據犯罪情節決定罰金數額。”最高院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條也規定了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犯罪情節，如違法所得數額，造成損失的大小等，并綜合考慮犯罪分子繳納罰金的能力，依法判處罰金。故在判決罰金時，既要考慮犯罪人現有的支付能力，又要考慮其將來的職業狀況與其他情況。所以對于“可以并處”的犯罪，在綜合考慮上述原則外，決定是否適用財產刑，以避免罰金“空判”現象。

第二篇：罰金刑在刑事案件審判中的運用及執行的若干問題探討

淺議罰金制度

罰金，是人民法院判處犯罪分子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額金錢的刑罰方法。1977年修訂后的我國刑法拓寬了罰金刑的適用范圍，刑法分則規定可以判處罰金的有一百四十個條文，涉及一百七十六個罪名，占分則定罪量刑條文的百分之四十五點一，體現了刑法對經濟犯罪和貪利犯罪有效的重點懲治。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執行程序缺乏統一規范以及執行難的問題。在罰金刑的執行實踐中，對于主觀惡性小，罪行較輕的罪犯，只單處罰金的執行比較容易，一般罪犯都能繳納。但對于一些主觀惡性深，犯罪情節嚴重，特別是犯罪時就屬無業人員，靠犯罪所得茍且偷生的，如并處罰金刑，執行起來就有一定難度。在執行程序上存在著罰金刑由誰來執行？是在判決生效后移送執行還是在法定繳納罰金期滿后移送執行？移送和執行又由誰來監督？等等，這些都是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如果我們放松對罰金刑的執行，就會造成判處罰金刑實際是空判的結局，影響了生效法律文書的嚴肅性，更讓罪犯在經濟上鉆了空子，起不到從經濟上予以制裁的作用。筆者認為，針對當前罰金刑執行的法律規定，建立一些相應的制度，以保證切實提高罰金刑的執結率。

第一，要明確規定繳納罰金的期限。在司法實踐中，生效判決確定的繳納罰金期限，有的在罪犯刑滿釋放后的一定期限內，有的在判決執引生效后一定期限內。筆者認為，為體現刑事判決書的嚴肅性，法律應明確規定罰金應在判決執行生效后一定期限內繳納。除此之外，法律還要增加刑事案件執行中止內容，對暫時沒有執行能力的罪犯裁定中止執行，待具備執行能力時恢復執行。

第二，要明確規定罰金刑由誰來執行。罰金刑由法院的刑事庭執行，還是由執行局執行？現有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筆者認為，根據審執分立的原則和執行工作的特殊性，刑事判決中的罰金刑部分應由執行局執行為妥，這樣更有利于對案件的監督和制約，有利于提高罰金刑的執結率。

第三，要建立罰金刑執行的立案和移送制度。法律文書生效后，應立即將判決中的罰金刑部分移送立案庭，立案庭按罪犯主刑刑期分類立案，然后移送執行局執行。執行局按釋放日期、戶籍所在地、罰金刑數額等分門別類建立檔案，采取相應的執行方法。

第四，要建立罰金刑執行的監督機制。刑事法律文書生效后，應立即將相關的罰金刑的材料移送執行。對刑事生效判決中罰金刑的執行，除人民檢察院行使監督權外，負責執行的人民法院及上級法院應定期對刑事案件卷宗進行檢查，以減少判處罰金刑實際上成為空判的現象。

第五，要建立財產保全制度。在案件偵查階段，偵查人員應對可能判處罰金刑的犯罪嫌疑人的個人財產進行調查、記錄在案，并列出清單。有可能的話，將其個人財產暫行扣押，防止其或其他人員利用各種手段將財產轉移、隱匿。對犯罪嫌疑人的個人財產狀況及扣押款物，在移送執行時應一并移送執行人員。

第六，增加被執行人服勞役的執行方法。在判處罰金刑的罪犯中，使那些身體好但暫時無財產可供執行的人在一定場所采取服勞役的方式償還。對那些在押的勞改犯待刑滿釋放后再服勞役進行償還。使法律的嚴肅性得以體現。

第七，建立委托執行制度。罪犯在外省市居住的，判決生效后，執行外地罪犯的罰金刑，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每360條的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運用財產刑若干問題的規定》，對判處財產刑的犯罪分子，在本地無財產可供執行的，原判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其財產所在地人民法院代為執行。對勞改釋放后罰金刑的執行應委托戶籍地派出所執行。因為罪犯勞改釋放后，首先到戶籍所在地的派出所辦理戶籍登記手續，最先知道罪犯被釋放的應當是派出所。罪犯戶籍所在地派出所也最了解罪犯釋放后的情況，同時還有當地居（村）委會的配合和支持。所以，由罪犯戶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執行罰金更經濟，更及時，更有效。當然這也有待于立法上的進一步完善。

第三篇：易科制——罰金刑執行難的解決措施

易科制——罰金刑執行難的解決措施

「內容提要」針對罰金刑執行難，通過論證，可以認為對故意不繳納罰金者易科自由刑，對無能力繳納罰金者易科公益勞動。文章具體論證了罰金刑易科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應實施的具體易科措施，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立法建議。

「關鍵詞」罰金刑/易科/自由刑/公益勞動

犯罪非刑罰化

和非監禁化已成為當今犯罪與刑罰制度發展的世界性趨勢，許多國家都把擴大罰金刑的適用作為改革刑事制度的重要標志。多適用罰金刑，少適用徒刑，減輕財政負擔，剝奪犯罪分子賴以犯罪的經濟條件，已成為各國立法機關的共識。罰金刑的適用率在不斷地上升,我國現行的97刑法大幅度增加了罰金刑的適用范圍，突出了罰金刑的地位，使之成為僅次于自由刑的一種刑罰。罰金刑的這種變化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刑罰的適當寬緩、合理、有效的立法思想，揭示出我國刑罰改革的方向與目標。但是，罰金刑在大量的適用過程中也暴露出許多缺點，我國的罰金刑執行狀況不容樂觀。罰金刑執行難同樣困繞著各國司法當局，尤其是適用率高的國家。針對實踐中罰金刑的執行難問題，各國都在努力謀求救濟的方法，以求得罰金刑得以圓滿地執行。罰金刑易科作為其中的一種重要制度，已為世界許多國家的立法所承認。

罰金刑易科是指在罰金刑不能執行時，以其他刑罰方法或者強制措施代替所宣告的罰金刑制度。我國現行刑法中沒有易科的規定,根據各國刑事立法，罰金刑易科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

1、罰金刑易科自由刑，即被判刑人不能繳納罰金時，易科徒刑（監禁）以代替罰金刑。

2、罰金刑易科勞役，即對不能繳納罰金的人，易科不剝奪自由的勞動改造以代替罰金的繳納。

3、罰金刑易科訓誡，即以訓誡代替罰金的執行。

一、罰金刑易科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分析

現行刑法雖然加大了罰金刑的適用力度，卻未賦之以完善的配套執行措施。實踐中無論是針對惡意逃避交納者還是針對無力支付者，均收效甚微。罰金刑“空判”問題日益嚴重。就我國現實情況而言，對于那些惡意逃避追繳的犯罪人，法律只規定了強制繳納和隨時追繳制度。但時下商品經濟發達，財產收入多元化，公民的財產狀況較為隱秘，司法機關難以掌握，因而實務中強制措施難以真正施行。隨時追繳制度同樣存在著若干缺陷。第一，所謂“隨時”，意即沒有時間限制。這樣一來，有些犯罪人寧可一生貧困，也不愿意累積財富，因為這筆金錢最終將交給國家充抵所欠罰金。這對社會財富的積累，民事關系的流轉，都極為不利。第二，在主刑執行期滿后，正當勞動所得所積累的財富，如被法院強行取走，無疑會挫傷犯罪人通過合法勞動重新開始生活的積極性。這對犯罪人的再社會化而言，是極為不利的，亦不人道。第三，法律并未規定隨時追繳制度的具體實行措施。由誰負責追繳，對犯罪人的哪些財產可以進行追繳，怎樣追繳，這些問題均無明確規定，不具有可操作性。并且，隨時追繳制度把查明犯罪人經濟狀況的義務加諸在法官身上，也加重了法院的工作負擔。這一切無疑將使罰金刑的懲罰與教育功能嚴重削弱。這就迫切需要一個針對執行難問題的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罰金刑易科制度也就應運而生。

現階段在我國實行罰金刑易科有重要的意義。第一，罰金刑易科具有較強的威懾力，有利于刑罰的實現，可使罰金刑得以有效執行，化解罰金刑執行難的矛盾。實行罰金刑易科后，一方面可以促使有能力繳納罰金的罪犯主動繳納，防止罪犯提前轉移、隱藏財產；另一方面對于確實無力繳納的罪犯也是一種解脫措施，把罰金刑易科為其他刑罰，從而使罰金刑得以有效執行。第二，實行罰金刑易科，在保障罰金刑有效執行的同時也保障了刑法的正確適用，樹立了刑法的權威，維護了司法公正。一方面，罰金刑執行難的問題解決后，可以促使法院在對罪犯判刑時嚴格依法辦事，法院在裁量時就不需要過分考慮被告人的支付能力，有效防止了因經濟利益影響對罪犯的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也可有效地保障“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均衡”等刑法基本原則及刑罰目的的實現，維護司法公正。

對于罰金刑易科自由刑，國內外刑罰學者眾說紛紜，對罰金刑易科制度最大質疑在于其公平性。從表面上看，易科制度必然造成同罪異罰的現象，產生只有窮人才進監獄的司法不公現象——這本質上是“以錢贖刑”。其實不然，罰金刑與自由刑都是刑罰的種類，其本質是相同的，都體現出了立法者對某種犯罪行為的否定性評價，并欲通過適用刑罰而恢復社會秩序，懲罰與教育改造犯罪人。針對一個犯罪行為，若干日期的自由刑和若干金額的罰金刑均能使刑事責任得以實現，二者在刑罰的目的與功能上具有等效性。易科制度就表現為各種刑罰方法間按一定規則相互轉換。判處嚴厲的剝奪自由刑是一種刑罰，判處相對處于輕刑地位的罰金刑也是一種刑罰。易科制度所進行的只是“以刑換刑”的措施而已。在刑罰不斷輕緩

第四篇：淺談我國罰金刑緩刑制度的構建之必要性

淺談我國罰金刑緩刑制度的構建之必要

性

摘要：罰金刑作為一種財產刑順應了世界刑法輕緩化的發展趨勢，近年來，隨著罰金刑的廣泛適用，罰金刑暴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明顯，面臨的難題也越來越多。許多學者對罰金刑存在的缺陷提出了許多質疑和完善建議，其中包括罰金緩刑適用的建議。罰金刑緩刑是指對判處罰金刑的犯罪人，由于其具備法定條件而宣告在一定期間內暫緩執行罰金刑，如果在考驗期沒有犯罪或者沒有違反法律規定及有關緩刑監管規定，緩刑考驗期滿后，原判的罰金刑就不再執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僅是指對于犯罪應當有寬有嚴，而且在寬與嚴之間還應當具有一定的平衡，互相銜接，形成良性互動。針對罰金刑緩刑在理論碩士論文發表上的肯定論與否定論之爭，借鑒國外刑法的相關規定，從寬嚴相濟的角度論證了罰金刑緩刑構建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罰金刑緩刑制度構建的具體思路。當然，我國現有的自由刑緩刑制度尚未真正完善，在司法實踐也未得到很好的運用，未能充分發揮緩刑的功能，另外，罰金在我國刑法中并不處于主刑地位，而是處于附加刑，在實踐中，獨立適用率不高，罰金刑本身尚未完善。故現在構建罰金刑的條件還不成熟。

關鍵詞：罰金刑緩刑；寬嚴相濟

一、罰金刑緩刑概述

（一）刑法理論中兩種對立觀點及主要理由罰金刑緩刑是指對判處罰金刑的犯罪人，由于其具備法定條件而宣告在一定期間內暫緩執行罰金刑，如果在考驗期沒有犯罪或者沒有違反法律規定及有關緩刑監管規定，緩刑考驗期滿后，原判的罰金刑就不再執行。主張建立罰金刑緩刑制度的論者從緩刑的功能，罰金刑的嚴厲程度、對罰金刑適用緩刑的意義等方面論證了罰金刑緩刑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對罰金刑適用緩刑持否定論的主要理由有如下：第一，緩刑是為了避免罪行較輕的犯罪人進入監獄而交叉感染而設立的，而罰金刑并不剝奪犯罪人的自由，故無適用緩刑的必要。第二，對罰金一時不能繳納者的緩期執行，與緩刑的性質不同，它不能因犯罪人的表現良好而免除罰金刑的執行，而只能因其經濟狀況限制而暫緩執行或免除執行，不應將兩者相混淆。第三，在我國，罰金刑作為一種財產刑，出于附加刑的一種，本身屬于輕刑，故沒有再適用緩刑的必要。第四，緩刑制度的必備內容是緩刑考驗期及考驗期內的考驗方式。各國的考驗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緩刑犯的人身自由，如我國刑法就規定有遷居的限制，會客的限制，定期報告自己的活動等。自由刑的緩刑由剝奪自由變為限制自由是合理的，而罰金刑的緩刑則是剝奪財產權變為限制人身自由，二者缺乏同質性，輕重難比較，是否公平合理大值得討論。關于反對罰金刑緩刑的觀點，有的學者概括道：反對罰金刑緩刑的學者幾乎都是從“緩刑是短期自由刑的替代措施”這一論斷出發，認為緩刑的本質在于避免短期刑的弊端。緩刑制度是為了避免短期監禁刑的弊端而產生的，所以最初只適用于短期監禁刑，但這并不代表著緩刑的適用對象不會隨著時代和情勢的變化而變化。辯證唯物主義認為，運動是物質存在的根本方式，運動是標志物質世界一切事物和現象以及過程的變化的哲學范疇。緩刑亦不例外，隨著社會的發展，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并不是緩刑制度設置目的的全部內容，即便是對會計論文發表于自由沒有被剝奪的罰金刑犯來說，緩刑制度也能憑借著其自身制度設置的優越而發揮出促進犯罪人積極改造的優勢。但是緩刑避免短期自由刑的目的，無非是為了實現刑罰特殊預防的目的，而對罰金刑緩刑的適用也是基于刑罰的特殊預防的目的。所以，從是否能促進刑罰目的的實現方面來看，應該規定罰金刑緩刑。

（二）各國立法上的兩種對立態度1.規定罰金刑可以適用緩刑的立法例。

在刑法典中明確規定對判處罰金刑的犯罪人可以適用緩刑的國家或地區主要有日本、意大利、瑞士、奧地利、土耳其、阿根廷以及我國的臺灣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的規定是又可以細分為兩種情形：一是附條件適用緩刑。《日本刑法典》第25條規定，在宣告3年以下懲戒、監禁或

50萬元以下罰金的情形中，可以根據情節，在1年以上5年以下的期間內，緩期執行其刑罰。這表明，日本是以罰金限于特定額為條件的。二是無條件適用緩刑。我國“臺灣刑法”第74條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緩刑。這表明，在我國臺灣地區，適用罰金刑緩刑并無數額限制。

第五篇：試論財產刑的執行

修訂后的新刑法規定了大量的罰金刑，調整了我國的刑罰結構，使我國對犯罪分子的懲處逐漸向人身自由和金錢的雙重剝奪過渡，充分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在自由刑和財產刑的廣泛運用。財產刑是指根據刑法的有關規定，在對犯罪分子判處刑罰主刑的同時并處罰金、沒收財產等附加刑，也包括判處賠償經濟損失或責令賠償損失和對非法所得予以追繳等非刑法處理方法。財產刑的執行就是將生效刑事判決中財產刑部分的犯罪分子應交納的罰金、被沒收的財產和非法所得予以追繳上交國庫或賠償有關單位、個人的損失。財產刑執行的意義在目前的形勢下，大力運用和切實執行財產刑對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進一步整頓和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保護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客觀需要，具有很強的政治意義。因此，切實解決財產刑的執行難的問題，對于充分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切實提高法院判決的權威性，有效實現刑罰的懲罰、威懾、保護功能有著現實的法律意義；同時也有利于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同經濟犯罪、腐敗現象作斗爭的信心和勇氣，具有較強的社會意義。財產刑執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在新刑法及刑訴法實施后，由于目前法律對此類案件的執行規定不明確、沒有具體的法律規范，造成人民法院在財產刑實際執行工作中，對如何適用法律認識不統一，不規范，以致出現了很多的執行難點，存在著嚴重的執行難問題，使大量的財產刑沒有得到實際執行，并且已經在執的財產刑案件的執結率也極低。如原大廠區法院1999應執行財產刑案件總額為31.8萬元，實際執行到位的標的僅為5200元；2000應執行財產刑總額為113.5萬元，實際執行到的標的只有1000元。財產刑的這種實際執行狀況，使得法院財產刑的刑事判決實際上已成為了空判。這樣，既損害了刑法的嚴肅性、懲罰性，客觀上又助長了犯罪分子或腐敗分子的“一人犯罪，全家幸福”、“一時犯罪，終身幸福”的犯罪心理。財產刑案件的執行難，這個問題自新刑法頒布施行后，一直在困擾著各法院的財產刑的實際執行工作，許多法院的實際執行工作者不斷地呼吁在立法上切實解決財產刑的執行難的問題。在財產刑的實際執行工作中執結率不高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那么造成財產刑不能切實執行的主要原因應當有哪些？從刑事案件的訴訟各階段來看，本人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法定罪名的刑罰處罰中規定了并處財產刑，但被執行人無財產可供執行，法庭的判決得不到實現，實際上是空判；二是財產刑的判決執行在審理和判決執行階段沒有一套強有力的法律措施保障執行；三是執行機構和執行程序不落實，不規范。下面本人就談一下對財產刑執行方面的一些思考意見。解決財產刑執行難問題的方法與對策一、從立法上確立公訴人的指控舉證責任，以此為事實基礎適用財產刑，減少和降低財產刑的空判率。

（一）確立公訴人財產刑適用舉證制度，提供法庭對被告人科以相應財產刑的事實根據,減少和降低財產刑的空判率。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訴訟活動中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包括安全機關）的各自職權均作了明確的規定，即偵察權、提起公訴權和審判權分別由三機關行使。人民法院的審判職能就是通過法庭審理活動確定被告人是否實實施了被指控的行為，應否處以刑罰，以及處以何種刑罰并作出最后裁判。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具有偵查、公訴、法律監督的三項職權，代表著國家行使控訴權，以公訴人的身份，出席法庭審理活動，支持公訴，是控訴的一方。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所具備的法定條件為：

1、犯罪事實已經查清；

2、證據確實充分；

3、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目前各級法院均已按照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的要求進行著審判方式的改革，以強化庭審功能為目標，確立了新的控辯式刑事審判方式，控、辯、審各方職責分明。按照控辯式刑事審判方式的要求，在法庭審理中，公訴人作為控訴方對其提出的適用法律方面的意見，不僅應當提供被告人犯罪行為方面的事實證據，而且還應當就適用法律對被告進行財產刑處罰方面提供證據，以與指控提出的適用具體法律規定的意見相符合，并提供給法庭作為對被告人科以相應財產刑的事實根據。法庭在對被告人并處財產刑時，也應當根據指控方提供的被告人的財產經濟狀況再結合法律規定予以確定，只有這樣才真正地全面地按照控辯式審判方式進行法庭審理，才是切實按照“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基本原則對所適用的具體法律規范進行理解適用。在法庭上，控訴方提出的具體適用法律意見中有法律規定的并處財產刑的內容，如果控方沒有對被告人的財產經濟狀況進行相應的舉證，那么，法庭在沒有被告人的財產經濟狀況證據情況下所作出的財產刑的判決，應當講是沒有事實基礎的判決，也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判決。控訴方在向法庭提出應當適用有財產刑內容的具體法律規定的意見時，沒有對被告人的財產經濟狀況進行相應的舉證，是造成法庭判決財產刑缺乏事實基礎的基本原因。因此，要確立指控方在適用財產刑方面的舉證責任就是為了保證法庭在對被告人適用財產刑時真正做到程序公正，實體公正，全面正確地體現司法公正，這樣才能切實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保證刑事判決中財產刑的執行有一個堅實的基礎，防止發生空判現象的發生。在原大廠區法院1999和2000刑庭移送執行的財產

處財產刑。這樣也防止了司法機關濫用刑事強制權，保證刑事訴訟財產保全制度的正確執行。采取刑事訴訟財產保全的控制性措施應當由司法機關根據被告人財產的類型和自然狀態進行確定和選擇。在偵查、起訴階段沒有采取財產保全措施的，在法庭審理階段，可由法庭根據案情審理和保證判決及時執行的需要而主動采取，法庭也可以根據公訴機關提出的財產保全的意見和提供財產線索向被告人或被告人財產的占有、使用、保管人采取。對被采取控制性措施的被告人財產可以由司法機關控制，也可以交由占有、使用人或第三人保管。刑事訴訟財產保全制度對保障財產刑判決生效后得到及時的執行提供了最強有力的物質保障，大大地減少了財產刑被執行人或其親屬轉移、隱匿、變賣、毀損可供執行財產行為發生的可能，能夠保證財產刑執行效率的提高。三、建立和健全財產刑執行機構和執行程序。

（一）財產刑執行機構的確立是解決財產刑執行難的關鍵之一。由于最高法院已明確財產刑的執行不屬于執行庭的業務范圍，那么，這一工作究竟應當由哪一個部門作為工作機構呢？有人認為，應當由刑庭作為財產刑的執行機構，主要理由是刑庭是審理刑事案件的組織機構，從實現刑罰目的，維護法律尊嚴，做到罰當其罪來講，就應當由行使刑罰手段的機構行使，而且刑庭對罪犯的財產情況了解充分，從法律上講對財產刑的執行變更權應當由刑庭行使。對這種觀點，本人認為不可取，因為雖然刑庭有一些得天獨厚的優勢，但與審執分離的司法原則相悖，而且也是不現實的。例如，原大廠區法院刑庭在1999共審結刑事案件167件，其中，需執行財產刑的案件100件，占審結案件總數60％，2000審結刑事案件199件，需 執行財產刑的134件，占審結案件總數的67.34％，很顯然，這么大的工作量由刑庭來完成是不可能的。如果將財產刑案件移送執行庭辦理，則又大大增加了執行庭的工作量。原大廠區法院1999執行案件總的19.81％為刑事判決的財產刑執行案件，2000執行案件總數中有21.1％為刑事判決的財產刑執行案件，這些大量的財產刑執行案件地增加，占用了大量的執行時間和執行人員，影響了其它民事案件的執行，同時由于財產刑執行的困難和障礙較多，也使其實際執行到位的標的極少，這樣的工作效率造成了事倍功半的工作效果，得不償失。落實財產刑執行機構的原則應當是按照審執分離，專業化的要求設置。目前，我國法院的各級執行機構正在改革之中，在成立各級執行局的內設機構中，就應當設立財產刑執行的專業部門，這樣就可以集中有限的執行力量，按照相應的執行程序，從事專門的財產刑執行工作，而且還可以集中力量統一調度。

（二）盡快制訂全面、明確具體的財產刑執行程序和法律規范，是保證財產刑規范執行的有力法律武器。目前財產刑的執行，由于執行程序和具體規定不明確，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規范，使得財產刑難于執行，具體表現有：執行程序適用難，運用措施裁定難，執行對象追加難，能否中止決定難，外地對象執行難。在財產刑的執行中，對被執行人財產的執行沒有具體的刑事操作程序，是否可以參照民事案件執行那樣，從送達執行通知書開始，到執行結案報結束，都沒有統一的規定。困此，在財產刑的實際執行工作中，操作不規范的較多，只能是根據“應執盡執”的原則，大膽工作，措施果斷，只要將財產刑執行到位就行。對在執行中遇到的被執行人享有共有權的財物的執行則較少地考慮其他權利人財產權是否受到損害，因為在執行中如何嚴格區分被執行人的財產、共有財產或是他人財產在執行程序上沒有明確具體規定。在運用強制措施對罪犯的財產或罪犯享有共有權而以其他人的名義登記的財產，進行處理時，應當運用民事裁定還是刑事裁定，均難以確定，包括對執行對象的追加也是這樣。對罪犯的住所地和財產在外地的財產刑執行案件，應否委托外地法院執行也沒有規定，造成了執行人員去外地執行財產刑時，沒有外地法院人員的配合；而委托外地法院執行的案件，要么被退回不予執行，要么杳無音訊，使住所和財產在外地的財產刑執行案件無法開展執行工作，如，原大廠區法院委托外地法院執行的16起案件全部是這樣的結果。要切實解決財產刑案件的執行難就必須建立專業化的執行機構，有較為配套和完備的執行程序及法律法規。綜上所述，只有改革財產刑的審理裁量機制，才能減少和降低財產刑的空判率；只有建立刑事訴訟的財產保全制度和建立健全財產刑執行機構與執行程序，才能保證財產刑的判決得到全面徹底地執行，才能維護刑法財產刑處罰的法律權威，實現刑法的立法宗旨，真正發揮刑罰中財產刑的經濟制裁和威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