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董仲舒和王充的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與政治哲學思想董仲舒

(公元前179一公元前104年)。廣川(在今河北省景縣境內)人，是漢代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稱為“漢代孔子”。他對《公羊春秋》與《易經》有特別的研究，學識淵博。漢景帝時，被選任為博士，但因景帝崇尚黃老之術，故其主要活動是收徒講學．“下帷講誦”。武帝時命各地推薦賢良方正之L以備咨詢．連對三策，內容是關于天人關系的．故稱《天人三策》(或稱《舉賢良對策》)。漢武帝對他的建議十分贊許。對策后．先后擔任汀都易王劉非、膠西王劉端的國相，晚年致仕在家，專心從事寫作與講學。但朝廷有大事，仍常派人向他請教。死后葬于京師長安西郊。有一次武帝經過他的墓地，特下馬致意，所以他的墓地又名為“下馬陵”。

他的著作流傳至今的只有《春秋繁露》一書以及《漢書·董仲舒傳》中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用公羊春秋的微言大義來改造先秦儒學，并容納刑名法術、道、墨、陰陽家思想，以天人關系問題為中心，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學。其要點如下。

(一)天人感應與君權神授

董仲舒所要做的就是為當時政治、社會新秩序提供理論的根據。照他的說法，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行為的根據，一定要在天的行為中尋找。他采用了陰陽家的思想，認為天與人之間存在密切聯系。從這個前提出發，他把主要來源于陰陽家的形上學的根據與主要是儒家的政治、社會哲學結合起來。

董仲舒認為人類社會組織是天安排的，無論在肉體或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他說天根據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人的形體以及精神上的各種表征，完全跟天相同，以此為依據，他提出了“天人感應”論，即天人之間相互感應。他宣稱“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至高無上的神，能創造和安排萬物和人類，并進行嚴格的賞罰。皇帝是神的首腦的顯現，是天的兒子，是天派下來統治萬民、“替天行道”的，是唯一合法執行“天意”的人，其他三公、九卿、元士是神的耳目口鼻手足各部分的體現，是派來協助皇帝的，要服從“天意”，就要服從皇帝。在他看來，代天而治民的君主，其行為的好壞，能直接地影響到天。如果君主施行仁政，上天就會降下“符瑞”或“祥瑞”現象，以示天的獎勵或授命；如果君主施行暴政，上天就會降下災異現象，以示“譴告”，而這種譴告也是天對君主的愛護與挽救。但董仲舒也認為，民只有通過假借“天”才能制約君。也就是說，民只有假借“天”威，規諫皇帝不要過分殘暴，以免受到天譴。

董仲舒建立了君權神授的學說，從神學上證明了君權高于一切，統治和教化的權力都要集中到皇帝手里，使王權和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神圣化、絕對化。

（二)王道三綱與陽尊陰卑

董仲舒認為“天”的意志是通過“陰陽五行”來表現的。其準則是“陽貴而陰賤”、“親陽而疏陰”，他用這套理論來說明人們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如君、父、夫屬陽，臣、子、妻屬陰，是配合君、父、夫的存在而存在的，要絕對服從，他繼承了孔子、茍子的正名思想，又吸收了韓非的思想，概括并發展為“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三綱”，“仁、義、禮、智、信”為“五常”。所謂“綱”，即綱領、主宰。五常是三綱的調整和補充，“常”有不變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講的五種不變的德性。

他還進一步說：“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認為“三綱”來源于“天”，其目的是從理論上確證專制君主的絕對權威和君臣父子的嚴格的統治秩序，這就把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結合起來了，被毛澤東稱為“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三)任德教與奉天法古

董仲舒還利用天道“陽尊陰卑”的思想，為儒家的“德治”找到了“天意”的根據。他認為，任德教也是“天意”．因為“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他認為“德教”可以收到“嚴刑峻法”

收不到的效果。但是他也不反對“刑”，不過他是把刑作為“德教”的輔助手段的。他說：“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

他認為封建統治秩序是萬世不變的、絕對的。他說：“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道出于天，又萬古不變。從這個思想出發，他提出了“奉天法古”的主張，“奉天”是為了“奉道”；“法古”是為了“法道”。“奉天”強調的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神圣性，而“法古”強調的是封建專制主義的永恒性。法古也是“天意”。這是董仲舒總結了秦亡的教訓，把先秦儒家一貫強調的“仁政”、“德治”提升和放大到宇宙論的高度。

總之，董仲舒的新儒學大大不同于先秦的儒學，使儒學進入到一個新階段。他不但總結、吸收、包容了道、墨、法、陰陽五行各家，而且日漸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他把先秦儒家的思想與陰陽五行家的學說具體地配置安排起來，從而使儒家的倫理政治綱領有一個系統論的宇宙圖式作為基石，適應了時代的要求，成為新社會和新王朝制定統治秩序的先進理論，這是董仲舒思想中順應歷史發展要求的積極的一面。

然而董仲舒的思想中具有神秘化特色，成為神學目的論，他力圖用神學思想來消融各種自然科學知識．違反了人們對自然的科學認識，而他強調的“三綱五常”，隨著封建社會的日益發展，其保守、消極作用也越來越明顯。

二、關于文教政策的思想

漢初所實行的無為政治雖然給人民提供了休養生息的機會，卻產生了種種社會矛盾，對于統治者來說，奉行什么樣的政策，必須有所抉擇。漢武帝于是廣征天下人才，以“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為題策問賢良，董仲舒為了適應政治需要，以儒家學說為理論基礎，廣采《詩》、《書》、《易》、《春秋》之義，引用孔子的言論和事跡達19處之多，其宗旨在于“更化”。董仲舒呼吁統治者改弦更張，實現指導思想和政策的根本轉變，以儒家的“德教”作為治國之道。他在對策中反復強調要“任德教”，教化必由賢才來實施。董仲舒沒有停留在籠統贊頌古圣王尚賢明德上，而是為漢王朝設計了三大文教政策的具體方案。

第一，興設學校“養士”，改革選士制度。為了培養和選拔精通儒經并能“尊王明倫”的治術人才，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開創太學培養賢士和進行教化工作，他說：“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緣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然而設學養士的人數有限，且培養周期較長，因此董仲舒又提出選士的辦法，即建議各級官員重視發現、推薦和選拔社會上既有的人才。“臣愚

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他的意見是讓諸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選擇他們的官吏和人民中的賢人，所選拔的人如屬賢才就有賞，所選的人不肖的就有罰。這樣，諸侯、吏、二千石就盡心求找賢才了，天下有才能的士人就可以給予官職加以任用了。董仲舒把培養人才與選拔人才結合起來統一考慮，認為這樣才可遍得天下的賢才，而且注意到在實踐中考察人才的賢德與才能，然后“量材而受官，錄德而定位”．不“以日月為功”，這是有遠見的認識。

第二，興教化，正萬民。董仲舒繼承儒家傳統，非常重視國家教民的事業，他認為王者的主要任務是實行德治和教化：“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并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他將國家治亂歸之于禮樂教化的實施與否。認為王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實行教化，以達到“變

民風”、“化民俗”的目的。他還說：“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可見董仲舒十分重視教化工作，把教化民眾當作各級行政官員的重要職責。

第三，“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統制思想。董仲舒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把“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的先秦儒學加以改造，并利用《春秋》經文簡單隱晦、便于穿鑿的特點，對其中的“大一統”思想加以發揮，他提出的“獨尊儒術”的主張，改變了漢初黃老“無為”之計而行“有為”之術，適合了加強封建中央集權和鞏固封建制度一統天下的趨勢，因此被漢武帝所采納．作為漢王朝統一的政治指導思想和文教政策的主旨。這一文教政策規定了教育的目的是在培養通經致用的儒學治術人才，用“三綱五常”維系人心，以確保漢王朝的長久安寧。總之，董仲舒關于文教政策的思想是他最重要的教育思想，它不僅對漢代的文教政策，而且對整個封建社會各個朝代的文教政策，都產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響。

關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董仲舒繼承了先秦儒家通過人的本性來說明教育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的思想。在人性論問題上，他調和孟茍的“性善”論和“性惡”論，認為人性是“天”創造人類時所賦予的一種先驗的素質．這種素質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惡的可能性。他說：“性者，天質之樸也。”人的這種質，包括性和情。由性而有仁，由情而有貪。性相當于天的陽，情相當于天的陰。故“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這就是說，天有陰陽，故人性中亦有善與惡的要素。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說，他說：“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于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

在這里，董仲舒運用了“可能”與“現實”這一對范疇。“現實”必須以“可能”為前提，然而，“可能”并不就是“現實”，也不一定能成為“現實”。要使性成善，由“可能”變為“現實”，須通過人為的教育活動，才能使之進而為善。故日：“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既然人們的性有待于外加的教育才能為善，則善當屬于教育的范疇，而不當屬于性的范疇。他認為教育不但可以防止惡性，培養善性，而且還可以把人培養成任何類型的人。董仲舒認為教化“為善”的工作應由帝王來進行，這是上天給予帝王的責任。董仲舒還提出了“性三品”說，他把人性分為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

人之性為上品。是天生的“過善”之性，是其他人先天不可能、后天又不可及的，指的是統治階級最上層的比較少數的一些人，如帝王、周公、孔子一類人物，斗筲之性為下品，他認為下品無善質，近于禽獸，教化是無用的，只能采用刑法對付他們。“中民之性”代表萬民之性，有善質而未能善，待漸于教訓而后能為善，即待圣王教化后方能成“善”，但卻不可能成為圣人，他們是主要的教育對象。“性三品”說，進一步論證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時，也為皇權的神圣化、專制統治絕對化以及社會各等級的構成尋找理論根據。韓愈及宋明理學家均繼承、發展了這一學說。

四、關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一)道德根源

董仲舒把封建道德和封建秩序都說成是人性生來就固有的，是上天賦予的。“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他把道德的來源推到抽象的人性上，再從人性歸到天命上，這樣就使封建道德神圣化，成為超階級的普遍的東西。

(二)道德教育內容

董仲舒認為封建道德——“三綱五常”及其相應的忠、孝、仁、義等都出于“天意”，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仁、義、禮、智、信”為五常，是調整和補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道德規范。

與先秦儒家一樣，董仲舒特別強調“仁”與“義”，并把它們作為道德的善惡標準，他認為道德教育的總原則是“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實質上是要求臣民重義輕利，不要追求物質利益、計較個人得失，以犧牲個人利益來服從統治者的利益。剖析董仲舒這一思想之意思，凡處事應以正義、明道為行為動機及準則，而不應考慮功利得失。他在考察歷史人物時，往往只注意其志向，認為只要志向正確，即使結果不理想，甚至走向反面，也不應受到譴責，相反，如果動機惡劣，即使意外地出現好的結果，也應受到譴責。

(三)道德教育的原則和方法

第一，“以仁安人，以義止我”。這是教導人們修己待人的態度，要求養成嚴于責己和寬以待人的德行。他說：“《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仁側重于人際關系，提倡寬和，義側重于個人的行為規范，提倡行為要正直。具體來說，“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小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人人要攻自己的惡，不要攻別人的惡，要自責不要責人。

第二，強勉行道。要求人們道德修養不只停于認識上，應表現于行為上，他說：“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奮起努力進行道德修養，德行就一天比一天好，而且越發成功。其方法有

“從少成多，積小致巨”、“集善累德”等。

第三，明于性情。他認為在道德教育中，必須重視道德情感的培養，“引其天性之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即要誘發其天性中美好的東西，抑制其所憎惡的東西。

第四，必仁且知。他認為德育、智育應結合起來，“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他提出了仁者不智與智者不仁的片面性，從而提出既要強調德育又必須德智相輔的方法。

五、關于知識和教學的思想

(一)知識來源與教學內容

董仲舒重視教學，但他的教學思想也主要圍繞德育來論述，他說：“君子不學，不成其德”，也即教學的主要任務在于培養德行。他認為，人的知識是經過“內視反聽”的內省過程得來的，“內視反聽，故獨明圣者知其本心”。只有圣王才有可能“發天意”，“承天意”，因此人們學習的內容就應該是他們所制作的詩、書、禮、樂等經籍，從“獨尊儒術”的思想出發，他所提出的教學內容也完全儒學化了，他認為：“《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至于鳥獸草木等自然知識是不應該學習的。他說：“鳥獸之類者，非圣人所欲說也，圣人所欲說，在于說仁義而理之。”這與孔子要求人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的態度不同。

(二)教學原則方法

第一，論教師的圣化。董仲舒認為：“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早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圣化。”他要求教師尊重育才之道，對學生進行教育要適時、適量、適度．監督而不使之緊張，查考而不使之煩苦，這就是教師的“圣化”原則。在這里。董仲舒指明r教師的教書育人的職責，要求教師充分發揮學生的才能，提出教學的可接受性、啟發性原則，這些都是合乎教學規律的有價值的見解。

第二，節博合宜。把握節與博的關系，是儒家經學傳授和研究的需要，也是論述治學原則、方法方面的重要問題，董仲舒以《春秋》經為例加以說明。《春秋》涉及兩個半世紀的歷史，其人物、事件龐雜，制度變化劇烈，故他提倡“博貫”，認為這是學習《春秋》經的必要條件，但又認為學習不能“太博”，要有節，也即在研究《春秋》時，不是一般的掌握史實，而要求其含義，他尤其重視“春秋筆法”的掌握，掌握之，便可觸類旁通。如書中記載國君被殺，用詞不一，用“弒”表示譴責，而用“殺”，則表示贊成，這就是“春秋筆法”的應用。但他又不贊成“太節”，認為“太節則知暗，太博則業厭”，都會給學習帶來損失，正確的態度應是兩者者，必須靜其形??形靜而志虛者，精氣之所趨也。”學習時頭腦一定要冷靜，排除雜念，虛心以求，才能達到致精的程度。

思考題：

1．試述董仲舒關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2．董仲舒提出了哪些道德教育和教學原則方法?

第六節王充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哲學思想

王充(約公元27—100年)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縣)人，是東漢杰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終生不與時茍合，充滿戰斗的批判精神，就在批判斗爭中，形成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

王充的著作很多，《譏俗》、《政務》、《養性》等已失散，現存的只有《論衡》一書。王充所處的時代，是漢代實行“獨尊儒術”政策達百年之后，儒家思想已逐漸偶像化，并建立了天人感應、讖緯迷信的宗教神學體系。董仲舒所創立的新儒家學說逐漸與“讖緯”迷信學說結合起來。“讖”是“詭為隱語、預決吉兇”的宗教預言，在漢代，為了把孔子扮成一位大圣人，儒家也曾用讖語附

會經義，將孔子說成是一位前知千歲、后知萬世的通天教主。方士為了做官，大批擠進了儒家的行列。儒家方士化，方士儒家化，使漢儒的成分更加復雜。“緯”使用迷信觀點來解釋經書，因為經書文字不能隨便改動，“緯”則假托天意，把經典神學化，故意不講作者姓名，說成是神的啟示，其實一些“緯書”是巫師、方士臆造的一種言論。“讖”與“緯”的統一，孔子被賦予學者與教主的雙重身份，成為禁錮士人頭腦、麻痹廣大人民的“神”。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的學校教育，充滿了迷信、煩瑣的教條主義，學術思想日趨僵化，士人一生精力消耗于對章句的注疏誦讀上，學校和實際生活完全脫節。結合，循序漸進，這種思想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三，專一虛靜。關于專一．他說：“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關于虛靜，他說：“夫欲致精

正當封建統治者大興讖緯迷信的時候，王充高舉“疾虛妄”的旗幟，對讖緯迷信進行了批判與駁斥。他的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天自然無為”

王充認為天和地都是無意志的自然的物質實體，宇宙萬物的運動變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無為的結果。他認為萬物是由于物質性的“氣”自然運動而生成的，“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生物

間的相勝是因為各種生物體力的強弱、氣勢的優劣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主禍福的人格神。

(二)“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認為人足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產物。人的自然屬性與其他萬物并沒有區別。“夫人，物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于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的產物，稟受天地元氣而成的，這樣就割斷了天人的聯系．發揚了茍子的“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他還說：“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天根本不可能對人的行為進行賞罰，他認為社會的政治、道德與自然界的災異無關，所謂“天人感應”的說法只是人們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擬天的結果。他不承認神的意志的存在，認為一切自然災異變怪，是“氣”運動變化的結果，與社會人事毫不相干，也不是神的暗示。

(三)神滅無鬼

王充也批判了認為人死后為鬼能害人的說法。他認為人有生即有死。人之所以能生，是由于他有精氣血脈．而“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他繼承了桓譚“以燭火喻形神”的思想，認為人死猶如火滅，火滅如何還能有光？王充對于人的精神現象給予了唯物主義的解釋，從而否定了鬼神的存在，這樣他又在另一個角度上揭穿了“天人感應”的虛妄。他的這一一思想為后代唯物主義者如范縝等人所繼承和發

展。

(四)今勝于古

王充反塒“奉天法占”的思想，認為古人與今人相“齊”，今人與古人氣稟相同，占今不異．沒有根據說古人總是勝于今人。沒有理由頌古非今。他認為漢代比過去進步，因為漢在“百代之上”。“漢在后”。一代比一代進步，認為歷史是后代超過前代的。這種見解與“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是不同的。

雖然王充的思想中也有局限，如忽視了人對自然界的主觀能動作用，甚至還有嚴重的機械決定論的缺點，但他在儒學和神學、讖緯迷信相結合的時期，敢于宣布世界是物質的，敢于宣布沒有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權威挑戰，這種思想與勇氣，在歷史上起到了先驅者的作用。

二、對迷信煩瑣的經學教育的批判東漢時期，儒學與神學、讖緯迷信的結合，腐蝕了學校教育，僵化了學術思想，王充對這種迷信、煩瑣的經學教育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一)反對“信師師古”。主張“極問”

王充首先批判了學校里盲目迷信的惡劣學風。他說：“世儒學者好信師而師古，以為圣賢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認為當代儒者總是喜歡迷信老師并崇拜古人，而不知道去辯駁和問難，這是一種盲目迷信的惡習。為了反對這種盲目迷信的習氣，為了辨明是非，他寫了《問孔》、《刺孟》等文章，大膽地向孔孟

問難。他說：“茍有不曉解之問，造難孔子，何傷于義?誠有傳圣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于理?”并具體地指出了孔子之徒不能“極問”和孟子某些思想的模糊與混亂之處。所有這些不僅對于打破盲目迷信孔孟權威、揭露神學讖緯的虛妄有重大作用，而且他從正面提出了“極問”、“問難”、反對“信師師古”等積極主張，是對師生關系、古今關系上的一種有益的探索。這對于掃除東漢教育上的迷信、煩瑣、僵化之風，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二)反對“記誦章句”。主張“貴通”

王充對當時教育上只拘一經、或只記誦章句、訓校文義的風氣也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指出這種教育培養出的人，只知念書背誦，只不過具有鸚鵡學舌的本領罷了。他指責當時有的儒者，既不知古，也不知今。他說：“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只知古而不知今，頭腦昏沉；只知今而不知古，如同盲人。有的儒生雖“能說一經”，但“不好廣觀”，“守隅不覽”，實際上變成“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的“目盲”、“耳聾”、“鼻癰”的人。這種人不注意實際事功，不能承擔繁雜的工作。王充尖銳地指出當時學校嚴重脫離實際，學用相違，只能培養一些無用之徒。他主張人才應該“貴通”，應該成為“博覽古今”、學用結合，能“精思諸問，連結篇章”地“興論立說”者。他的這種積極主張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是少見的。

三、關于教育作用及培養目標的思想

(一)“在化不在性”——重視教育作用

王充重視教育對于人性發展的作用。他把人性分為三種：一是生來就善的人，是中人以上的人；二是生來就惡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三是無善無惡或善惡相混的人，是中人。他認為人性之所以有賢愚善惡不是天意的原因，而是由自然因素影響而成的。由于人在受胎時，所稟受的天性有厚有薄，“稟氣有厚薄，故性有善惡也”。他認為稟氣厚薄決定人性的善惡，這是一種樸素的自然人性論的觀點。

他認為生來就善或生來就惡的人是很少的，絕大多數是中人，中人之性則可通過教育使之定型。“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而且即使生來就惡的人，也可以通過教育使之變為善。可見王充肯定人性的可變性，人性善可變惡，人性惡亦可變善，對于人的發展而言，主要的是教育而不在于本性，如他說：“在化不在性”，“在于教，不獨在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于善。”意思是說：本來善的，要培養勸導使他不接近惡，不受惡的影響；如已發現有作惡的傾向，則須疏導防止，使他逐漸轉變為善。王充認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性可教而為善，只要有適當的教育，天下無不可教育之人。

王充認為環境對人的影響極大。他打比喻說：“蓬生麻間，不

扶而直；白紗入緇，不練而黑。”認為人的本性也如同麻蒿、白紗一樣，由于漬染的不同，質性就會變異，這也就是說，由于環境和教育的作用，人性有了善惡的區別。

雖然王充把人性分為天生的三等，但他肯定教育對人性形成發展的作用，卻是正確的。一方面他論證了人性可以改變，善可以變得更善，惡的也可以變善，說明了教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又從許多具體的事實說明了教育的實際功效，從而說明了教育的必要性，肯定了“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的作用。

(二)“鴻儒”——理想的培養目標

在考察現實社會人才的基礎上，王充提出了培養理想人才的教育目標，他把當時的知識分子分成四個級別：“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腧通人，鴻儒超文人。”第一為“儒生”，僅有局部知識，只比俗人稍微高明一點，既沒有“盡才”，又不能“成德”。第二是“通人”，能博覽古今，融會貫通。第三是“文人”，能掌握各種豐富的知識，并從事政治工作。第四是“鴻儒”，不僅遍讀群書，而且“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興論立說”，具有創造性的理論思維能力，在系統掌握現存知識的基礎上，不受前人思想的束縛，能提出新的理論和學說，創新知識。他認為“儒生”是不受社會所歡迎的，他也不滿足于培養“通人”和“文人”，而主張培養“鴻儒”，把“鴻儒”當作理想的培養目標，可見王充是把培養杰出的學術人才作為教育的最高目標，在中國教育史上，這是首次提出教育應培養創造性的學術理論人才。

四、教學思想

王充認為，人與動物的本質不同，在于人具有認識世界的能力。他總結了先秦時期一些唯物主義思想，并加以發揮，提出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表現在教學思想上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知識來源——“學之乃知，不問不識”

王充反對生知之說，反對知識的先驗論。他說：“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生)知者。”他反對那種認為圣人能前知千歲、后知萬世的說法，認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人的天才條件雖有不同，但要知道事情、認識世界卻是由于學習；只有學習了才能知道，不詢問不能明白。

王充重視知識的力量，認為有知識就有力量，“人有知學，則有力矣”。他還列舉了春秋戰國時代“士”的作用來說明知識和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這已經包含了“知識就是力量”的思想，當然王充的“力”更多的是指對人類社會的控制力，在筋骨之力和知識之力之間，王充更重視知識的力量，“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所謂“仁義之力”便是指道德和知識的力量。他說：“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東漢時期的王充就有了“知識就是力量”的認

識，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

(二)教學過程——“見聞為”與“開心意”

王充認為教學過程包括“見聞為”與“開心意”兩個階段。所謂“見聞為”即感性認識。就是說，教學中首先要依靠耳聞、目見、口問、手做，去直接接觸客觀事物。王充說：“須任耳目，以定情實。”須經過耳目感官來確定實際情況。反之，“如無聞見，則無所狀”。這個“狀”，指的就是依靠自己所聞所見獲得的感性認識在腦子里的反映。“狀”，有描寫、復寫的意思，即感官在接觸外界事物時產生的感覺和印象。王充認為這是認識的最根本的條件，圣人也逃脫不了，所以他說：“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不與外界事物相接觸，不目見、耳聞、口問、手為，就不能學得知識。

所謂“開心意”即理性認識。王充認為如果只憑耳目，只能得到片面的、不完整的或不完全正確的知識，所以還必須把感性認識加以深化提高。他說：“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即要求開動腦筋，進行理性思考。他曾批評過墨子過于強調感性經驗，過于相信所謂“百姓耳目之實”的錯覺迷信，并進而承認鬼神的存在。王充認為只有用理性的認識加以審查，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訂其真偽，辨其虛實。”總之，他強調一定要通過內心的思考，僅憑耳目見聞是靠不住的。

(三)教學效果——“效驗”

“訂其真偽，辨其虛實”的標準是什么呢?王充說：“事莫明于有效，論莫定于有證。”所謂“有效”，就是與事實相符合；所謂“有證”，就是要有確實的證據。王充很重視以實際效果來檢驗知識真偽的功夫。他說：“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這就是說，必須通過實際效果來檢驗，凡是符合事實效果就是正確的；否則就是錯誤的。違背事實效果的思想理論，即使說得再好聽，也是不能讓人信服的。“效驗”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驗其言行”。即引用實際事物來證實他的言論行動，這就是他注重“效驗”的教學方法論。

根據以上觀點，再聯系到他在批判經學教育中那些反對迷信教條、倡導獨立思考的見解，可以看到王充把教學當作一種不為任何傳統所束縛的生動的有創造性的客觀過程。這也是對經學教學中的先驗主義和煩瑣迷信的批判。當然，由于王充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基本上還是樸素的、直觀的，因而他的教學思想也還是有局限性的。因為他還不大了解實踐在認識論中的重要作用，不能解決認識論中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辯證關系，所以他有時片面地強調感性認識，有時又過分推崇書本知識。而且他提出的“引物事以驗其言行”的命題，雖然確定了檢驗知識的客觀標準問題，然而他所說的事物，大多數是一些客觀事物的表面現象，還不能說是人們在實踐活動中所證實了的客觀真理。

總的說來，王充教學思想中的唯物主義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從知識來源上看，他反對“生知”，主張“學知”；二是從教學過程上看，他認為教學過程應包括“見聞為”的感性認識和“開心意”的理性認識兩個階段；三是從教學效果上看，他注重“效驗”，強調以實際效果來檢驗知識的真偽。這也就是王充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主要貢獻。

思考題：

1．試述王充對迷信煩瑣的經學教育的批判。2．簡論王充的教學思想。

第二篇：名家名篇：王充

名家名篇：王充

我的書才出一百篇，卻說太多，這是因為作者地位卑賤，讀書的人不能不斥責。《譏俗》這本書，要使俗人覺悟，所以直截表露意思，又用通俗的文字。

他強調文章的實用價值。但其永抱一貫之宗旨，因此在反駁他人為難時，表現出其勇士氣概。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

美女不是一樣的面孔，看起來都是漂亮的。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此篇正是以事實論證了充之主張。

社會上讀經書的人，要有注釋才能讀下去。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故作實論。

這樣的話，雄辯的言論也一定有不周密的方面，通達的文章也還有可以被指責的地方。文章與語言一樣，有的淺顯分明，有的隱晦曲折，哪一種更有說服力呢？口說來表達思想，怕語言被遺忘消失，所以又記為文字。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于古，不類前人。

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三人。稻谷千鐘，糠皮太半；閱錢滿憶，穿決出萬。今人盼遂撰《論衡解》和北京大學 歷史系《論衡》注釋小組撰《論衡注釋》便于參考。

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說的話聽起來順耳，講的事想起來有味，眼睛看了文章，手就抓著不放。玉少石多，多的就不算珍貴，龍少魚多，少的本來就神奇。

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說話要力求把話說明白，寫文章就力求把道理講清楚。有美味于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于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

最高級的宴席也有不可口的菜肴，最好的寶玉也一定有污點，重要的典籍也必定有缺點，優秀的工匠也必定有不熟練的技術。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充書違詭于俗。

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所以，《管子》說：‘在室內說話，滿室人都同意，在堂屋發言，滿堂的人都贊成。有寶玉在這里，俗人拋棄，卞和佩帶在身上。

有的說：“說你是在賣弄辭藻吧，有的直截了當，有的又迂回曲折，有的拐彎抹角，有的又平鋪直敘；說你在論述大道理吧，講的又是實際瑣碎的事，充滿亂七八糟的內容，與儒經比較不相應，與傳書相比也不符合，考查司馬遷的書也不相稱，與揚雄的文章也格格不入。充書文重。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飽。

蓋賢圣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他說：“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在本文中，王充闡述了寫信《論衡》的宗旨，同時提出其文學創作觀。

如“天地合氣，成物自生”、“疾虛妄”、“死而精氣滅”等重要觀點。寫文章要公開表白自己的主張，怎么能使文章不遭受別人的譴責和詆毀呢？撲滅火災和拯救落水者的時候，姿勢不能都那么優美，辯論是非的時候，語言也不能都那么巧妙。反對“空為”、“妄為”，以達到“勸善懲惡”的目的；主張文學要華實相符，“文具情顯”，即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重獨創，重個性，反對因襲模仿；主張語言要通欲，口語化，反對故作深奧。

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眾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偽而存定其真。師曠奏樂，曲調沒有不憂雅的；狄牙烹調，菜肴沒有味道不佳的。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

孟子以眼珠是否明了來判斷賢人，對文章以是否通俗易懂來判斷優劣。’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于俗，不合于眾。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

人臉有七十多個色部，臉如果十分清潔，五色分明，即使是非常微小的顏色變化，都可以察看到，相面的人就可以相準，很少失誤。讀這些書的人明白道理象瞎子重見光明，聽取教誨象聾子的耳朵復聰。這使他的文章更好地發揮“悟俗人”的作用，從而也就更好地貫徹“為世用”和“疾虛妄，求實誠”的精神。

千鍾稻谷，糖皮占了一大半；占錢一億，穿破錢孔的要超一萬。所著《譏俗》、《節義》十二篇，《養性書》十六篇，《政務》等，均不傳。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則。

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善于優雅的歌曲，在鄭國不能激動人心。言奸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

如當從眾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待坐于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后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文章長，爭論激烈，虛偽的說法，沒有不被指正的。

身體高大，衣服不能太狹小；事情多，文章也不能少。”王充不但以史實駁斥了“賢圣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的謬論，而且在寫作中努力實踐自己的主張。

謂之論道，實事委璅，文給甘酸，諧于經不驗，集于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云不入。積累千金，跟百金相比，究竟誰富呢？文多的勝過少的，財富多的超過貧窮的。茂盛的草叢中有許多花瓣，密林中有許多干枯的樹枝。

王充的書，分量重。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為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累積千金，比于一百，孰為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

使面黝而黑丑，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淡味。觀看的人懷著畏懼的心情，即使看到與自己想法不合的內容，也怎么敢指責其中一個字呢？

王充寫成書，有的人就將它與古代對照，認為與前人不相類似。

”答道：發議論貴在內容正確不追求語言的華麗，辦事情講究合理而不推崇迎合。唐劉知已曾有言曰：“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精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轉滋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文字與語言的目的是一致的，為什么還要把寫文章的宗旨隱蔽起來呢？獄吏審判案件，法官解決疑點，如果稀里糊涂，難以知曉，與那種分明可知相比，究竟誰是好的官吏呢？口說以分明為好，筆寫以通俗為高，公文以明白為良。

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以實事。堯、舜的典籍，同輩人不肯看，孔子和墨子的書，同時代的人不肯讀。消除華麗虛偽的文風，保存敦厚的本質，矯正流行的不正之風，恢復宓戲時代的淳樸的風俗。

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可使國家轉危為安的計謀被老百姓嫌棄，矯正世俗的言論受世俗詆毀。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于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紛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

所以章學誠就說：“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王充之《論衡》，則效法諸難之文而為之??”（《文史通義·匡謬》）不過拿《自紀》與上述諸難之文比較，則知王充的運用此體，又自有他的特色在。但是，周圍的人都掩口而筆，是由于這種風俗習慣已經很久了。今傳《論衡》十三卷，八十五篇，佚一篇，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

”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許多小孩，不是同一的父母；不同家庭所生的孩子，不一定相似；自各有不同的稟受，也都有各自的長處。不能自己解脫，所以才著作這本書。

經和傳的文章，都是圣蝻說的話，（之所以難懂）是由于古今語言不同，四方的說法不一樣。有社會效益的，一百篇也沒有害處；沒有社會效益的，一章也沒有好處。現在（你這本《論衡》沒有那兩本書好，文章又多又長，還是要受到很多人的譴責和詆毀。

所以文章之類，貴在獨創，不務雷同；模擬因襲，則無益于美，有害于真。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大羹必有淡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

玉隱藏在石頭中間，珍珠藏在魚肚里，不是專門的玉工珠師，就采不到。案經藝之文，賢圣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充書形露易觀。

各種谷物有不同的味道，吃了都會飽。又善就近取譬，增加文章的通俗性和說服力。但因其對文學藝術之本有缺了解，故其某些論點有失偏頗。

語言上，本文語言通俗，但卻不礙其論理之透辟。后人不知道，是世代相距遠了，這叫語言不同，不能叫才大。語言簡約容易說，文章多了就很難恰當。

《呂氏》、《淮南》，懸于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論衡》就是衡量論說的標準。

河水沛沛，比夫眾川，孰者為大？蟲繭重厚，稱其出絲，孰為多者？

【譯介】

王充痛恨世俗的情緒，著《譏俗》一書。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王充的書通俗易懂。

又痛心說慌話的書和低劣的文章，多數不是真實可信的，所以又寫了《論衡》一書。其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文學理論和哲學理論問題。世人沒有一卷，我有一百篇，別人留不下一個字，我留有一萬言，究竟哪一個是賢者呢？如今不說我的議論不對而籠統地說太多，不說世人不喜歡好文章而說我的作品不被他們領會。

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樸；拔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為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為公，筆辯以荴露為通，吏文以昭察為良。假使面部很黑，再加上污垢層層覆蓋面部，相面的人很難看清，多數相不準。

或難曰：“文貴夫順合眾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典籍要介

《論衡》

《論衡》是中國思想史和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著作。王充自稱他的文章是“直露其文，集以俗言”，“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

《論衡》這本書，為什么也是這樣通俗呢？莫非是才能極端淺薄，不能寫出含蓄深刻的文章來？不然的話，為什么文章寫得那么淺顯，跟那些經書截然不同呢？”答道：寶玉隱藏的石頭中間，珍珠埋藏在魚的肚里，所以是含蓄隱蔽的。夫賢圣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帝者谷多，王市肩磨。

內容主要闡明其自然觀、歷史觀、認識論。語言簡陋，意思深刻；語言華麗，思想膚淺。“答曰：有是言也。

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我的書雖然文章分量重，但討論的問題上百種。含蓄典雅，思想隱晦，只有賦與頌。

據作者自述，寫信的主旨就是“疾虛妄”、“歸實誠”。人面色部七十有余，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充書不能純美。

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這正是我的書不能寫得太簡略的原因。而且名目清楚了，事情也就自然可以確定了。

”又說：“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聲，皆快于耳。如果都是有效益的，那就是多的為上等，少的為下等。瞎了三年的孩子，突然看見父母，不仔細地認識一下，怎么能高興？路旁的大樹，城墻邊的長溝，所在的位置很清楚，大家沒有不知道的。

究竟誰是誰非呢？誰更可信呢？禮節與世俗相違背，哪一個時代不是這樣的呢？魯文公違反祭祖的順序，有三個人離開。幼好學，遂萌“巨人之志”。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

事眾文饒，水大魚多。到了寶玉從石里剖出，珍珠從魚肚里挖出的時候，那還是含蓄隱蔽嗎？我的文章還沒有寫在竹簡上，還藏在胸中，也像寶玉珍珠隱藏著那樣。后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

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偽之語，莫不澄定。經傳之文，賢圣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讀異也。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

他說：“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你蒙受浮澡的人的名聲，就是由于文章寫得太多就不好。

口說力求解說明白，使人能夠聽懂，不追求深奧曲折而難懂。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善雅歌，于劂為人悲；禮舞，于趙為不好。

”答道：果樹的養料養了果實就養不了花，人的精力放在修養操行上就不注意修飾辭令。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在文學上，他反對因襲之風，對文貴獨創一點從理論上作了出色的論證。

《論衡》文章的風格平易、自然、通俗，但在文采上略有不足。為文欲顯白其為，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及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魚腹，其猶隱乎？吾文未集于簡札之上，藏于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

其論理之充分，觀點之鮮明，對后世造成了很大影響。禮儀所用的嚴肅舞蹈，在趙國不受歡迎。他說：“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

如今失實的事那么多，華而不實的言論也多，指明真實，判定是非，辯論的話怎么能簡短呢？韓非的書，只有一條宗旨沒有別的，卻寫了幾十篇，文章有數萬言。一定要想法一樣，用詞照舊，那么五帝也沒有不同的事跡，三王也沒有不同的業績。”這就是說，不同的作者必然寫出不同的風格，而千姿百態的風格正可以滿足讀者多種多樣的需要。夫貴，故得懸于市；富，故有千金副。如今我的做法其實就象孔子按正確的順序進食，俗人反對我，也像周圍的庸人掩口笑孔子。”主張“文字與言同趨”。

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余，吾書亦才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王充的書不能做到完美無缺，有的人就說：“說話沒有可挑剔的語言，下筆沒有可挑剔的文字。被躁人之名，以多為不善。

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所以，雄辯的言論沒有不愛聽的，華麗的文章沒有不傳抄的。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

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有的人說：“口才好的說的話深刻，擅長寫作的人寫的文章含蓄。又有許多篇，那么，傳誦的人領會不了。

辯論是非問題，怎么能不違背常人的想法，違反俗人的聽聞？眾人的想法是錯誤的，我不肯順從，這樣才能消除虛假的，保存真實的。歷日彌久，以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古代太公望，近代董仲舒，所作的書都有一百多篇。

黃河水澎湃，跟許多河流相比，哪一個更大呢？蠶繭又重又厚，稱一下出絲的重量，與輕薄的蠶繭相比，究竟哪一種多呢？

【評析】 王充《論衡》一書，采取了自設賓主、反復辯難的形式，《自紀》也不例外。各種酒有不同的氣味，飲了都會醉人。經書的文章都是圣賢說的話，博大精深，優美文雅，很難一看就懂。

修改自己的語言力求與別人相似，就失去了自己的真情。然其違俗，必遭人毀。三十卷，八十五篇，《招致篇》有錄無書。

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眾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且名白，事自定也。及出核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

《呂氏春秋》、《淮南鴻烈》都懸掛在市門上，觀看的人沒有對其中任何一個字提出非議。王充（27—約97），字伴任。事多，文章內容豐富，就像水大魚多。

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眾，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其中他對文學方面的卓見遠識，在中國文學理論史上有重要地位。美妙的音樂不是一樣的聲音，聽起來都是悅耳的。

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且其意深遠，耐人咀嚼，不愧大家手筆。

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光復重瞳。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現在新著的書（指《論衡》既然在講道理，批評世俗就是不合情理，又不是特別美好的作品，讀者不舒服。

如果都要順從眾人的思想，那只能一切照舊，按老規矩辦，辦要背教條學習，還要辯論干什么？孔子在魯哀公那里陪坐，魯哀公賜給孔子桃和黍，孔子先吃黍而后吃桃，可以說知道吃的次序。《淮南》、《呂氏》之不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寧危之計，黜于閭巷；撥世之言，訾于品俗。

又憂慮從事政治的人，只想統治別人，不得要領，不曉世務，冥思苦想，看不清努力的方向，所以又寫了《政務》一書。文必有與合然后稱善，是則代匠斫不傷手，然后稱工巧也。夫形大，衣不得褊；事眾，文不得褊。

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走+多）明。皇帝居住的首都糧食多。圣賢的才華鴻大，所以他們寫的文章語言都與俗人不相通。

有美味食品在這里，俗人不想吃，狄牙喜歡吃。“（《史通·自敘篇》）如此之言，王充在《自紀》也曾有過。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

國都的集市人多擁擠。由于官大，才能把書懸掛在市上，由于家富，才有千金可以作為賞錢。如果文章必須有與前人相雷同的才能稱為好的，這就象代替木匠砍伐不傷手的人才能稱為技藝高明。說文章應當與前人一樣，那也就是說舜的眉毛也應當象堯那樣有八種采色，禹的眼睛也應當像舜那樣有重瞳。故其強調“夫筆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要發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范文瀾說，該書“根據實在的事理系統地全面地將所有‘儒書’（主要是指讖緯）‘道家’（方士神仙術）的種種謬說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迷信行為（陰陽五行家各派別的法術），一概予以駁斥”（《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232頁）。

一字千金是因為它出自權貴人家，文如糞土是由于它出自平民之手。當他們說事情的時候，不是追求使人看不懂，才使意思隱藏起來。東漢著名的思想家、文學理論家。

王充曾曰：“文由（猶）語也。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燦爛像天文的照耀，通順像地理的易曉。

根據久遠的聽聞來傳授，有的筆寫，有的耳聽，在一百年以前的事，流傳的時間更久遠。戶數和人口多，戶口簿也不能少。到沼澤地追逐烏龜，顧不上調整自己的步伐；在深淵里捕捉蛟龍的時候，沒有時間考慮用哪一只手去捉。

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王充的書與世俗背道而馳。自紀（節選）

【題解】

《自紀》為《論衡》的最后一篇。

文人的追求，各不相同，有的修改辭語使文章巧妙，有的辯論真假來確定事實真相。”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現在你所寫的新書（指《論衡》）超過萬言，繁瑣而不省略，那么，讀的人讀不完。

通人觀覽，不能釘銓。以為古代的事，所傳的大都是對的，相信入骨。言瞭于耳，則事味于心；文察于目，是篇留下手。

房屋多，所占的土地就不能太少。所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

有獨到見解的話，高水平的人愛不釋手，庸俗的人不喜歡。’現在你卻說不與世俗相同，所以你的文章違背世俗，不合眾人的意愿。如當從眾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陳辭高亢，斬釘截鐵。

秦始皇讀韓非的書，感嘆說：“我怎么偏偏不能跟這個人生在同一個時代呀！”這說明韓非的文章可以讀懂，所以他講的事情才可以思考。語言的目的在于“明志”，如其晦澀難懂，則“隱閉指意”。感人至深的菱，賢者特別欣賞，而愚者逃避。

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意閉隱也。大抵歷來能言善辯之士，都喜歡而且善用這種形式，如宋玉《對楚王問》、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之類皆是。如果深奧優雅，必須有老師指教才能學習，就扔在地上了，還怎么會嘆息呢？用筆寫文章，要使文章通俗易懂是很困難的，不提倡讀來難懂卻是容易編造的。一百人讀了沒有可指責的，一千人讀了也不感到怪異。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飽。

《淮南鴻烈》和《呂氏春秋》之所以不受指責，是因為它們出自富貴之家。賢圣死以后，大道理也有了分歧，過一段時間，就分道揚鑣，各自立門、戶，通達的人觀看以后，也不能確定真偽是非。這些見解是針對西漢后期以來文學上的嚴重弊端而發的，具有進步意義，對后世文學批評也有很大影響。

及后博采眾流百家之言。文章必定華麗而且美好，語言必定合理而且巧妙。《論衡》者，論之平也。

有的說：“文章提倡簡短而思想合理，語言崇尚約省而意思明確，雄辯的人說話扼要明確，文人的辭句短小精悍。在《論衡·自紀》中，王充表現出了其強烈的批判精神。”答曰：夫養實才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

文章不與前人相似，怎么能說是優秀的，稱為巧妙的呢？”答道：修飾容貌勉強與別人相似，就失去了自己的形象。玉少石多，多者不為珍；龍少魚眾，少者固為神。寶貴的物品都是隱藏不露的，至理名言也應當是深沉難測的。

《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為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為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為深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為深覆。”答道：有這樣的說法，內容充實的言論不感到太多，華而不實的文章不感到太少。到了出于胸中展示在外的時候，也像寶玉珍珠暴露那樣。

”把批判現實之虛妄，求得道理之衡，作為他撰寫《論衡》的宗旨。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縱覽全文，充以樸實之筆，塑其文風。

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假使樹不大而且長在隱蔽的地方，溝不長又在偏辟處，以這些事來指示給別人，連堯、舜也會感到邊惑。今新書既在論譬，說欲為戾，又不美好，于觀不快。

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眾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偽，而存定其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聲，皆快于耳。

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去官后潛心著述。他說：“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

假使樹不大而且長在隱蔽的地方，溝不長又在偏辟處，以這些事來指示給別人，連堯、舜也會感到邊惑。王充的書，分量重。書雖文重，所論百種。

各種谷物有不同的味道，吃了都會飽。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聲，皆快于耳。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眾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偽而存定其真。

究竟誰是誰非呢？誰更可信呢？禮節與世俗相違背，哪一個時代不是這樣的呢？魯文公違反祭祖的順序，有三個人離開。寧危之計，黜于閭巷；撥世之言，訾于品俗。孟子以眼珠是否明了來判斷賢人，對文章以是否通俗易懂來判斷優劣。

堯、舜的典籍，同輩人不肯看，孔子和墨子的書，同時代的人不肯讀。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以實事。

第三篇：王充名言精選集

1、學士簡練于學，成熟于師，身之有益，猶谷成飯，食之生肌腴。

2、一幢房子里最有用的是廁所。

3、人之不學，猶谷未成粟，米未為飯也。

4、精誠所加，金石為虧。

5、胸中不學，猶如手中無錢也。

6、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

7、圣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行。不能輒行，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

8、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

9、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

10、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

11、事莫明于有效，論莫定于有證。

12、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之行事未之有也。

13、所謂圣者，須學以圣。

14、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

15、凡學問之法，不為［畏］無才，難于距師。

16、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世用，一章無補。

17、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

18、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

19、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

20、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

第四篇：王充書鋪站讀》讀后感

王充是我國東漢時偉大的思想家，王充書鋪站讀》讀后感---虞婷婷。他為了徹底弄懂老師講授的道理，總是把老師引證的材料全部讀過。很快，他把大學里的藏書讀完了。在課余時間，王充就到洛陽街頭的書鋪找各種各樣沒有讀過的書讀，讀后感《王充書鋪站讀》讀后感---虞婷婷》。由于家境貧寒，王充買不起書，只好帶上干糧，在書鋪里站著讀書。為了讀一本書，王充常常忘記了吃飯和休息，在書鋪里整整站上一天，直到把書讀完才高興地離開。天長日久，他讀遍了當時洛陽城所有書鋪里的重要書籍。后來，王充寫成了《論衡》。我覺得王充非常樂學善思，我們也要像王充一樣愛學習。

第五篇：王充讀書文言文翻譯

東漢思想家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他小的時候就死了父親，鄉里的人都稱贊他很孝順。后來（王充）到了京城，在太學里學習，拜扶風人班彪為師。他喜歡廣泛閱讀卻不死守拘泥他人的觀點或語句。他家里貧困沒有藏書，經常到洛陽的街市店鋪游逛，閱讀（別人）所賣的書，看一遍就能背誦記住，這樣就通曉了各家各派的言論。以下是王充讀書文言文翻譯，歡迎閱讀。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后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后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

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余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征，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后，世務游宦，當涂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余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譯文

王充擅長辯論，開始的話好像很詭異，最后卻又實在的結論。他認為庸俗的讀書人做學問，大多都失去儒家了本質，于是閉門思考，謝絕一切慶賀、吊喪等禮節，窗戶、墻壁都放著刀和筆。寫作了《論衡》八十五篇，二十多萬字，解釋萬物的異同，糾正了當時人們疑惑的地方。

刺史（官職名）董勤征聘他為從事（官職名），改任治中（官職名），自己辭職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謝夷吾上書推薦王充有才學，漢肅宗特地下詔派遣公車（朝廷征聘賢人特定的車馬）去征聘他，因為得病沒有去。當時年近七十，體力和腦里都衰弱了，于是寫作了《養性書》十六篇，倡導節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漢和帝年號）年間，病死在家中。

（寓意）啟示：

《論衡·別通》:「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

多讀書，讀好書，面要廣。

注釋：

會稽上虞：古地名，今浙江紹興一帶

孤：少年喪父

徙:遷徙

扶風：古地名，今陜西境內

而:而且

輒:就

遂:因此

肆:集，市集

扶風班彪:扶風人班彪，漢代著名史學家

師事：做……老師

王充：東漢時期著名的思想家，著有《論衡》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