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漢書董仲舒傳讀后感

《漢書 董仲舒傳》有感

董仲舒，《董永變文》叫董仲，《清平山堂話本》收宋元小說《董永遇仙記》說董永與織女婚后，生一子名叫“仲舒”；《槐陰記》也叫董仲舒。明代《董永寶卷》叫董震清。是漢武帝初年的一位大儒,是一位值得我們推崇的中國古代大儒。他在給漢武帝的治國對策中所提出的建議；為中國儒家文化的傳承，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早年用功讀書，“三年不窺園”，以研讀《公羊春秋》出名，與胡母生齊名，景帝時曾任公羊博士、江都相和膠西王相，漢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他對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主張更化善治，“前德而后刑”，為武帝所采納，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影響長達二千多年。董仲舒的弟子很多，他講學的方法是“下帷講誦”，講課時用幕布圍起來，只教高才生，一般學生則由高才生去教，因此很多董派弟子根本沒見過董仲舒本人。他的弟子有出色的，褚大為梁相，嬴公為諫大夫，呂步舒為丞相長史。

董仲舒其學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建議以“弱枝”或“小末”的方式嚴禁王侯大臣擅權，雜以陰陽五行說，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串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學體系，流行于漢代的讖緯都是繼承了董仲舒的感應、災異之說。董仲舒還把《公羊春秋》用于司法上，提出“《公羊》治獄”，即《〈公羊〉董仲舒治獄》，是漢代酷吏產生的基礎。從而他提出了天人感應、三綱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論.《漢書-董仲舒傳》評：“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佑，殆不及也”。這是東漢史官對于董仲舒所獻國策重要意義的充分肯定。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駕崩。景帝是繼文帝之后，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之治，從而實現“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稱景帝時期，倉稟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社會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業社會美好的極點。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無為放任，諸侯驕恣，豪強坐大，商業地主侵漁細民，割據勢力業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臨，匈奴寇邊……班固論當時形勢曰：“漢興六十余載，海內義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漢書·公孫弘傳贊》）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漢社會實已潛藏著嚴重的危機。急需有為之君起而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制禍患于未發，防斯民于土崩；更進而結束無為之治，乘倉實財饒之運，大興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礎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他實現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只是“無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財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君臣統治得好，不如說是放松統治的好。怎樣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實現大治，文景君臣就無能為力了。這個使命歷史地落到了漢武帝的身上，漢武帝的繼位，給西漢社會帶來了新氣象，也給儒學帶來了復興的希望。

元光元年（前134），漢武帝又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而董仲舒以賢

良對策。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系問題，史稱《天人三策》（或《賢良對策》），后被班固全文收在《漢書·董仲書傳》之中。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問題。漢武帝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為何有善惡良莠之分？當務之急，“何修何飭”，才能使“百姓和樂”，祥瑞普降呢？ 董仲舒正告說，有天命存在，災異就是天與人的對話：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天人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微妙的。國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現災害來譴責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異現象來警告他；如果還不知悔改，天才改變成命，使其喪邦失國。這就是“天人感應”，天和人可以互相感應，互相影響。他說王者將王天下，天必出現一種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對于人性善惡問題，董仲舒說：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質屬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與不仁，壽命有長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會環境（治亂）作用的結果。天命無法改變，而社會環境卻可以改良。

十年磨一劍，三載不窺園的董仲舒獻策正是漢興七十余年之際。漢初的皇帝，吸取了秦始皇暴政至二世而亡的教訓；需要對內施行仁政。正好此時他提出的；尊孔，推行官管學校的治國對策被漢武帝采納。從此，讀書人學習、尊從孔孟之道成為國策。由于讀書人遍布于朝廷高層和社會基層之中，他們從習儒家文化，又以此去教化他人。因此，儒家文化逐漸成為中國文化的主脈。再經歷代大儒（如宋代朱熹等）的研習、傳承和深化，儒家文化就成為延續至今的中華文化之根。

今天，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各種“思想”“主義”都想成為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從而造成人們信仰、思想的混沌，觀念的雜亂。在當今文化競爭日益激烈的時候，為了加強文化軟實力，我們一定要謹記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們應該感謝我們的先人，給我們留下了一條完整的文化傳承脈絡，一條值得中國人驕傲的文化之根。我今天之所以重提董仲舒，是希望我們能永遠記住、紀念、尊敬這些使我國優秀文化、優秀經典得以傳承，使儒家文化得以延續光大的中國古代先賢。

第二篇：漢書,讀后感

讀《后漢書》

《后漢書》在描寫各個人物時不遺余力，成功的為讀者塑造了許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們在讀他們傳記的時候，常常能對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許多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成語、俗語，例如“樂此不疲”“疾風知勁草”“馬革裹尸”“舉案齊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這里。加上這本書在前后內容上剪裁得體，敘述決不雷同，閱來毫無冗贅之感，的確可以算是正史中難得的佳作。

該書還有一個值得稱贊的地方：它對人物的評價較為客觀，很多論述不失公允，也較為真實的記載了后漢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跡。在運用“春秋筆法”的時候，范曄也沒有完全憑借自己的喜好來過度的褒揚或者貶低某類人，這一點尤為難得。雖然，范曄自己本也是出自書香世家，在《后漢書》中有意識無意識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矯枉故直必過”為后漢名士的某些極端行為開脫，而對宦官則多有貶斥，稱他們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評袁紹遍誅閹宦是“以暴易亂”，表彰閹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言論算是很中肯了。

當然，《后漢書》也難免有些美中不足。其一就是：列傳部分如果從單篇來看，是遵循了“以類相從”的原則，但就整個列傳框架結構來看，各傳之間的結構編排卻比較散。比如宗室諸王的傳記，在《史記》《漢書》中雖然也按時間先后順序散排入各卷，但它們有“表”來進行專門的匯總，《后漢書》既缺“表”、“世家”等形式，本可以通過幾個連續的卷號把它們放在一起。可范曄沒有這樣做，而是將它們散排入列傳第四、第三

十二、第四

十、第四十五卷中，這就使整個結構框架體系失于梳理。最末尾的諸夷部分倒是整理得比較好，其內容分區域連續排在列傳的第七十五至八十卷中，是《后漢書》中唯一梳理得比較成功的部分。此外，循吏、酷吏等部分連續排在列傳的第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也算不錯，可惜與之相類的黨錮部分被排到列傳第五十七卷，沒有與它們聚在一起，卻屬失于計較了。對于褒揚正統天命的部分，范曄做得比司馬遷、班固要好。《東觀漢記》中記載關于劉秀出生時所謂的“赤光照室”、“田生嘉禾”、“鳳凰來集”等，范曄都沒有寫入《光武紀》中。雖然，范曄在寫劉玄稱帝時加了句“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以證明劉玄非真命天子，但這總比《史記》《漢書》中公然把“龍交劉媼生劉邦”的故事編進《高祖紀》強得多。可惜范曄出于時代的局限，也免不了作史時按照“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標準收入一些神異事件。比如王忳理女鬼之冤等事，完全就類似于《子不語》等神怪小說中的內容了。《后漢書》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沒有系統記敘黃巾大起義。也許在范曄看來，這場前后有幾十萬農民參加的運動，由于缺乏精英領導，沒有太多可以敘述的東西，所以有關它的信息僅僅散見于本紀和一些相關人物的列傳中。解放后，黃巾大起義開始為史家所贊揚，學者們普遍認為它體現了農民階級對地主階級的反抗斗爭，對后漢的滅亡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林劍鳴的《秦漢史》將“黃巾大起義”和“東漢的滅亡”合為一章，就是這種看法的代表。筆者在這里無意分辨幾種看

法對錯的問題，我們可能要注意的是另外一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農民起義的原因不盡相同，所起的作用也各異，在表面相同的階級背景下，其性質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們更需要考慮的是：為什么動輒數十萬的農民起義被迅速的鎮壓下去？這場起義為后漢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這些問題雖在《后漢書》之外，但要得到它的答案，我們卻仍必須通過范曄字里行間中顯出的蛛絲馬跡來整理其邏輯。也只有如此，《后漢書》的這個最大缺陷，可以通過我們的細致挖掘、分析，得到某些彌補。篇二：漢書讀后感2 漢書讀后感

昨夜回京車上看《〈漢書〉讀后感》不覺淚滿襟，若不掉淚者，曾經一定不是好男人！《漢書，感》中唯一讓人潸然淚下的莫過于作者對漢宣帝劉詢的故事的總結。可以引用作者的話來說可分為‘故劍情深’和‘南園遺愛’。

‘故劍情深’講的是19歲的劉詢被大將霍光立為皇帝后，本打算讓自己的小女兒成為皇后。劉詢卻莫明其妙的下了一道詔書：我在貧微只是有一把木劍一直陪伴我，如能找到那把遺失的木劍我當重賞。這大概是歷史上最浪漫的一道詔書了，智商高的大臣開始找劍。情商高的大臣一聽就明白了，直到劉詢找的是落難時候的糟糠之妻——許平君。轉而力推此人，這才有了歷史上著名的‘許皇后’。

‘南園遺愛’說的是三年后權臣霍光的夫人霍顯竟派人毒害許皇后。當然了，史書上不會記錄一個男人為愛而悲痛欲絕的文字，何況是當朝皇帝。最后時刻，許皇后覺得沒有人更能了解自己的丈夫，一直放不下。宣帝哽咽說要陪她一起去，許平君摸著丈夫的臉說：“你還不了解我嗎，那不是你的性格，我心中有你，你心中有我、還有天下。從今往后你再不會為我而分心了，好好做你的事，大漢疆土是你的。”宣帝淚如雨下起身往外走“好、好、很好，你在南園等我”（南園是宣帝的陵墓，幾十年后自己也會在哪里長睡）從此宣帝勤儉治國、深察民間疾苦、廣開言路、整頓吏治大漢王朝迎來了著名的“中性時代”。這是一個男人在沒有被磨難和仇恨打倒后的自我超越，是一個大男人的開闊胸襟與責任使然。若干年后世俗的人們翻越歷史于此的時候，那些動人畫面依稀可見，歷史的聲音仍然清晰爽朗，從容中透著堅毅！然而，往事跨千年，憾事閱萬卷。年年春草生，歷歷秋葉枯。讀書至此我卻有了另一種思緒，‘再大的功績，也不如輕松白鶴常伴，溪澗流水常在。談笑間，喧囂灰飛煙滅。看那燈火酒綠不盡和那滿世的撩人景色，卻敵不過孤獨背影旁的一聲嘆息！’

如此一想，人生真是一個難題，寫些不押韻的小詩容易，可那些人生難題誰能解決，怎能一聲嘆息可以釋懷呢！敞開心胸問世間，有些事不是不想做就可以不做的，有些事不是想做就一定能做的。又有誰能坐懷不亂，觸目不驚的超凡灑脫呢。我只能心懷敬畏，遙遙遠眺越走越遠，啥也不說了，眼淚嘩嘩的！篇三：漢書讀后感

《漢書》讀后感

勿以魔王論武安

白起雖然是一位不世出的兵家奇才、赫赫戰神，卻不理權謀，配不上“梟雄”二字。史載：秦王欲以白起為將攻邯鄲，白起對昭王說：“邯鄲實非易攻，且諸侯若援救，發兵一日即到。我常有些奇怪的念頭：縱觀戰國數百載間，大小數十戰而未嘗一敗的將軍只有兩位：吳起和白起。這兩位將軍均擅長大兵團野戰。可惜他們的人生沒有交集，否則，雙雄并立的戰國會給我們更多精彩的兵家戰例。

不敗安得由天幸

后世有許多人對衛青的成功尤其不忿，原因自然是衛青與漢武帝之間的“裙帶”關系，以及大文豪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李廣的種種同情之辭。甚至連數百年后的大唐詩人王維都這么說：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但在我看來，這更多的是一種不負責任，人云亦云的言論。

衛青為人謙讓仁和，敬重賢才，從不以勢壓人。雖然戰功顯赫，權傾朝野，但從不結黨干預政事。他和霍去病不同，對士卒體恤較多，能與將士同甘苦，威信很高。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可以看到，在一開始，漢武帝就不再打算重用李廣：李廣曾因罪被貶為庶人。庶人李廣因打獵歸來太晚，城門已經關閉，于是守城的霸陵尉“合理合法”的將“前”李將軍盡情侮辱了一番，讓李將軍在城門口坐了一晚上。后李廣復為右將軍，調霸陵尉入軍中，隨便找了理由就把他殺了。以他這種睚眥必報的心胸，漢武帝怎敢重用他？

千兵萬馬避白袍

公元528年，北魏的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為由，率領本部向蕭衍投誠，并請求蕭衍幫助其成為北魏的皇帝。首戰睢陽，守城的魏將丘大千有著將近七萬人馬，上次被陳慶之一舉擊潰后，他似乎不服氣，上次你能打的掉我的營壘，是我大意，這次我再筑堅固點，看你怎么打。于是他仗著十倍于對方的兵力，筑起九座連環相扣的營壘阻擋陳慶之前進的步伐。陳慶之不管，你筑你的，我打我的，進攻，再進攻，不斷地進攻，從早上打到下午，陳慶之已經攻陷了三座營壘。反正史書上就一句“大千乃降”。北魏的七萬軍隊一日之間就灰飛煙滅了。

次戰考城，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暉業率領最精銳的御林軍近衛隊二萬阻擊陳慶之的部隊。陳慶之命令屬下在水面修造浮壘，隨后借助浮壘，乘筏順流而下，一舉就攻陷了這個水上城堡，并且還生擒了敵方主將元暉業，這一戰獲得戰車七千八百輛。

三戰榮陽，爾朱榮在榮陽集結了左仆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所率領的羽林軍和駐扎軍隊的混合編隊將近七萬人，與此同時，爾朱榮的令魏將元天穆率領大軍截斷了陳慶之的后路，元天穆派遣他麾下的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率領胡騎五千人，騎兵將領魯安率領夏州步騎混合軍九千余人，來支援楊昱；又讓右仆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羆率領一萬騎兵，占據虎牢關使得陳慶之無路可退。元天穆、爾朱吐沒兒一前一后對陳慶之形成夾擊之勢，旗鼓

相望，聲震百里。在這種情況下，他親自擂鼓攻城，一通戰鼓下來，士卒奮勇登城，來自東陽的勇士宋景休、義興的魚天愍首先登上城樓，竟然一口氣攻陷了榮陽城。

不多久外圍的北魏援軍就集結包圍了榮陽城，陳慶之率領三千騎兵背城迎戰魏軍。史書上的廖廖數語使我們不得知當年這場曠世對決的詳細情形，總之，這場野戰使得北魏的騎兵神話一下子破滅了，是役，陳慶之以三千騎兵大破元天穆麾下將十數萬大軍，魯安在戰陣上乞求投降，而元天穆、爾朱吐沒兒僅以單騎逃生。此后陳慶之繼續西進赴虎牢，爾朱世隆這位后世造成了北魏分離的豪族在聽到陳慶之來了，連喝令眾部交戰的勇氣都沒有，匆匆棄關而逃。

陳慶之性格祗慎，每次奉詔，都要洗沐拜受；生活儉樸，只穿素衣，而且不好絲竹；雖身為武將，但射箭卻不能穿札，而且也不善于騎馬，但善撫士卒，能使部下為其效死力。陳慶之鎮守豫州，豫州鬧饑荒，他開倉放糧濟災民，使大部分災民得以度過饑荒。后陳慶之去世，謚號曰：“武”，民稱其為“仁武將軍”。

教育學院 小教（3）班

陳水靈

110181335篇四：漢書讀后感1(1)求《漢書》讀后感

1.勿以魔王論武安——白起

武安君白起，戰國后期四大名將之首，作為戰國時期最為顯赫的大將，征戰沙場三十余載，一生大小70余戰，未嘗敗績，從最低級的武官一直升到封武安君。長平之戰坑殺降卒四十五萬，連同以前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攻楚于鄢決水灌城淹死數十萬，攻魏于華陽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卒二萬，攻韓于陘城斬首五萬，共一百余萬，這是白起的一張極不完全的殺人賬單。據梁啟超考證，整個戰國期間共戰死兩百萬人，白起據二分之一。后世稱之為“殺人魔王”。

白起雖然是一位不世出的兵家奇才、赫赫戰神，卻不理權謀，配不上“梟雄”二字。史載：秦王欲以白起為將攻邯鄲，白起對昭王說：“邯鄲實非易攻，且諸侯若援救，發兵一日即到。諸侯怨秦已久，今秦雖破趙軍于長平，但傷亡者過半，國內空虛。我軍遠隔河山爭別人的國都，若趙國從內應戰，諸侯在外策應，必定能破秦軍。因此不可發兵攻趙。”昭王親自下命令行不通，又派范雎去請，白起始終拒絕，稱病不起......后（昭王）令白起自裁。白起伏劍自刎：“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又云：“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

我常有些奇怪的念頭：縱觀戰國數百載間，大小數十戰而未嘗一敗的將軍只有兩位：吳起和白起。這兩位將軍均擅長大兵團野戰。可惜他們的人生沒有交集，否則，雙雄并立的戰國會給我們更多精彩的兵家戰例。2.不敗安得由天幸——衛青

后世有許多人對衛青的成功尤其不忿，原因自然是衛青與漢武帝之間的“裙帶”關系，以及大文豪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李廣的種種同情之辭。甚至連數百年后的大唐詩人王維都這么說：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連命理學都用上了，哈哈）但在我看來，這更多的是一種不負責任，人云亦云的言論。衛青的功名是戰場上一刀一劍拼出來的，公元前129年漢朝對匈奴的第一次反擊戰，在三路大軍連遭敗績的情況下，惟獨衛青以莫大的膽氣橫穿八百里，端掉匈奴人的圣地龍城。這場僅僅殲敵八百人的勝利，其意義不僅僅在于粉碎了匈奴人不可戰勝的神話，更是對漢朝軍事思想的革命。之后的河套會戰與漠南會戰，年輕的衛青將孫子兵法的誘敵方略與騎兵戰的高機動性完美結合，聲東擊西，大膽穿插，兩次痛打匈奴人的主力騎兵軍團，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大會戰，更是衛青一生用兵生涯的杰作，在右路軍未曾到達且遭匈奴單于主力軍隊合圍的不利局面下，衛青臨危不懼，命令部隊用武剛車（鐵甲兵車）迅速環繞成一個堅固的陣地，然后派出5000騎兵向敵陣沖擊。匈奴出動一萬

多騎兵迎戰。雙方激戰在一起，非常慘烈。黃昏時分，忽然刮起暴風，塵土滾滾，沙礫撲面，頓時一片黑暗，兩方軍隊互相不能分辨。衛青乘機派出兩支生力軍，從左右兩翼迂回到單于背后，包圍了單于的大營。伊稚斜單于發現漢軍數量如此眾多，而且人壯馬肥，士氣高昂，大為震動，知道無法取勝，就慌忙跨上馬，在數行精騎的保護下奮力突圍。向西北方向飛奔而去。這就是后世傳唱的：“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此戰之后，“漠南無王庭”，匈奴對大漢的軍事威脅基本解除了。

而衛青為人謙讓仁和，敬重賢才，從不以勢壓人。雖然戰功顯赫，權傾朝野，但從不結黨干預政事。他和霍去病不同，對士卒體恤較多，能與將士同甘苦，威信很高。3.千兵萬馬避白袍——陳慶之

本來是想寫一寫霍去病的，但是他是一個優點和缺點同樣明顯的將軍，而且，我不認為在同等條件下，他是自己舅舅的對手，與衛青相比，他多了幾分 血氣方剛，少了幾分堅忍。而且南北朝時期，我中原王朝后裔最偉大的戰神橫空出世：白袍將軍陳慶之。

關于陳慶之，除了梁書《陳慶之列傳》有介紹，圍棋史話也有記載：“高祖性好棋，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 公元528年，北魏的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為由，率領本部向蕭衍投誠，并請求蕭衍幫助其成為北魏的皇帝。出于戰略上的考慮，梁武帝認為這是一個向魏土拓境的大好時機，于是便欣然同意了。可是梁武帝腦子又發毛了，居然讓陳慶之所部七千人孤軍北上，而且并未其他部隊加以協助。或許這位對佛學癡迷得一塌糊涂的“皇帝”大概是在圍棋攻殺撕守中發現了陳慶之的領軍天賦，也或許是粱武帝佛經讀多了，相信真有天神相幫，所以才做出了這么一個瘋子一般的決定，要知道七千粱軍過了長江，面對的將是北魏雄視天下的數十萬騎兵軍團。幸運的是，雖然天神沒有，戰神卻有一個，陳慶之就在這樣荒唐的決定下開始了他作為戰神的傳奇人生。

首戰睢陽，守城的魏將丘大千有著將近七萬人馬，上次被陳慶之一舉擊潰后，他似乎不服氣，上次你能打的掉我的營壘，是我大意，這次我再筑堅固點，看你怎么打。于是他仗著十倍于對方的兵力，筑起九座連環相扣的營壘阻擋陳慶之前進的步伐。陳慶之不管，你筑你的，我打我的，進攻，再進攻，不斷地進攻，從早上打到下午，陳慶之已經攻陷了三座營壘。我kao，服了，真tmd的服了，這或許就是當時丘大千內心的真實寫照。反正史書上就一句“大千乃降”。北魏的七萬軍隊一日之間就灰飛煙滅了。次戰考城，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暉業率領最精銳的御林軍近衛隊二萬阻擊陳慶之的部隊。陳慶之命令屬下在水面修造浮壘，隨后借助浮壘，乘筏順流而下，一舉就攻陷了這個水上城堡，并且還生擒了敵方主將元暉業，這一戰獲得戰車七千八百輛。三戰榮陽，爾朱榮在榮陽集結了左仆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所率領的羽林軍和駐扎軍隊的混合編隊將近七萬人，與此同時，爾朱榮的令魏將元天穆率領大軍截斷了陳慶之的后路，元天穆派遣他麾下的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率領胡騎（即散居在關外的少數民族騎兵部隊，這種部隊以劫掠為生，戰斗力極強）五千人，騎兵將領魯安率領夏州步騎混合軍九千余人，來支援楊昱；又讓右仆射爾朱世隆（爾朱榮的弟弟）、西荊州刺史王羆率領一萬騎兵，占據虎牢關使得陳慶之無路可退。元天穆、爾朱吐沒兒一前一后對陳慶之形成夾擊之勢，旗鼓相望，聲震百里。在這種情況下，陳慶之還保持著鎮定自若，他解下鞍繩，把馬栓起，召集全體部隊，對他們大聲說：“我們從出發至今，攻城略地，實在已經不少了；你們一路上所殺的敵人，有的是現在包圍我們敵人的的父親，有的是他們的兄長弟弟，這些多的是無法計算。他們都把我們當成仇敵，恨不得滅之而后快。我們才有七千人，敵人卻有將近眾三十余萬，今日

事已至此，就不要再考慮如何求生了。我想和敵人的騎兵不可以在平原上一決高下，必須等他們還沒到來之際，攻克眼前這座城壘，大家不要再猶豫惶恐，那樣只能是自取滅亡啊！”于是他親自擂鼓攻城，一通戰鼓下來，士卒奮勇登城，來自東陽的勇士宋景休、義興的魚天愍首先登上城樓，竟然一口氣攻陷了榮陽城。

最后一戰，榮陽野戰，3000 vs 20萬。不多久外圍的北魏援軍就集結包圍了榮陽城，陳慶之率領三千騎兵背城迎戰魏軍。史書上的廖廖數語使我們不得知當年這場曠世對決的詳細情形，總之，這場野戰使得北魏的騎兵神話一下子破滅了，是役，陳慶之以三千騎兵大破元天穆麾下將十數萬大軍，魯安在戰陣上乞求投降，而元天穆、爾朱吐沒兒僅以單騎逃生。此后陳慶之繼續西進赴虎牢，爾朱世隆這位后世造成了北魏分離的豪族在聽到陳慶之來了，連喝令眾部交戰的勇氣都沒有，匆匆棄關而逃。

陳慶之以7000之眾，從铚縣至洛陽，前后作戰47次，攻城32座，皆克，所向無前。如果說霍去病的勝利還是采用了避實擊虛的方略的話，那么陳慶之的勝利卻是戰場上硬碰硬的奇跡。陳慶之和部下皆穿白袍，一路上所向披靡，所以洛陽城中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梁書·陳慶之列傳》）。

陳慶之性格祗慎，每次奉詔，都要洗沐拜受；生活儉樸，只穿素衣，而且不好絲竹；雖身為武將，但射箭卻不能穿札，而且也不善于騎馬，但善撫士卒，能使部下為其效死力。陳慶之鎮守豫州，豫州鬧饑荒，他開倉放糧濟災民，使大部分災民得以度過饑荒。后陳慶之去世，謚號曰：“武”，民稱其為“仁武將軍”。

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一代偉人毛主席在讀到他的傳記時，慨然批示道：“千載之下，心向往之。”值此危難多事之秋，惟武力為解決問題之第一要務，皆因“弱國無外交”。篇五：后漢書 讀后感(8)讀《后漢書》

劉秀的崇儒，為他的子孫們樹立了榜樣，使后漢的皇帝基本上承續了儒學治國的方針，前漢百家并存的局面終于一去不復返，而儒學則對后漢也造成了幾個比較大的影響。這幾個影響，筆者可以將它歸納為“四重三輕”。

其一是重血親。

重血親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兄弟和睦。后漢皇子之間的兄弟友愛在其它時期是比較少見的，甚至于太子被廢都能保全善終。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隋唐以后，太子被廢，未有善終者，惟東漢皆保全”，“蓋自光武及明、章二帝，皆崇儒重道，子弟皆于孝友之訓深，故無骨肉之變也。”其實，趙翼只說了其一，未說其二。按《后漢書.百官志》，后漢的諸侯國，其官署制度延續了前漢自成帝以后的辦法，只設相和傅，相管理民政，傅則導王以善。相、傅都由中央任命，而他們的權力也非常之大，比如公沙穆做繒相時，竟能沒收繒侯劉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收考繒侯犯法的奴仆，弄得劉敞流涕認罪，可見后漢的諸王已經完全不可能具備對抗中央的力量。這樣，由于制度的約束，兄弟之間沒有了直接的利益沖突，再加上儒家的教導，使后漢極少見到兄弟之間反目的事情。

重血親的另一方面就是崇母族了。劉秀因為親眼看到王莽移國的弊病，對外戚多加控制。他廢掉有世家大族背景的郭圣通，而立了鄉里微賤的陰麗華為后，顯示出他對外戚勢力的警惕，但劉秀并沒有從制度上防范外戚勢力的崛起。明帝的皇后馬氏賢德，對自己的親屬尚能夠自制。但由于始終缺乏制度上的約束，又恰好趕上章帝以后幾代皇帝都是年紀輕輕就駕崩，權力無疑都移到了皇太后手里，外戚終于抬頭，開始掌握實際的政治權力，使后漢的外戚勢力之大甚至超越了前漢，長時間左右著朝政。這就是儒家“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思想的負面影響了。

其二是重師道輕爵賞。

后漢從劉秀開始就相當重視對皇子的教育，在儒家“尊師重道”教導下，皇帝的老師享有別人沒有的特殊禮敬。比如明帝的老師桓榮，年逾八十，皇帝仍多親幸其府，會諸王將軍以下及門生數百，皇帝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桓榮若有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于道”。于是在這種恩寵之下，桓家到五代孫仍有聲名。

而另一方面，后漢對爵賞從來就沒有吝嗇過。就賞賜來說，由于后漢的諸王和功臣們都沒有多少政治權力，皇帝為了彌補，給他們極高的秩祿，讓他們享有別人沒有的殊禮，金錢物質賞賜也很優渥，多有上千萬的，也常會連及一兩代。這在親族功臣不多的情況下可能還不要緊，但子孫繁衍多能保全的話，延續幾代后自然會給朝廷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桓帝延熹五年詔減虎賁、羽林不任事者半俸，還有靈帝熹平三年、六年、光和三年令天下系囚罪未決入縑贖，以及光和元年、中平四年的賣官鬻爵，顯然就是政府財用收入不足的明證。

濫加封賞無形中還助長了社會上的奢靡風氣。民間婚喪嫁娶的相互攀比，雖朝廷屢發明詔亦無法禁絕，而地方官員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也多不會采取有效措施來鼓勵民眾力行節約。一旦自然災害到來時，百姓和官府往往缺乏足夠的儲蓄物質來救濟，賣官鬻爵、以錢釋罪也成為政府增加收入的方法之一，而百姓則往往陷入極端貧困，埋下了反抗的火種。

其三是重文輕武。

與之相對應的是，后漢輕武備很嚴重。劉秀在他晚年就已經表現出對戰事的厭倦，甚至以“中國初定”為由，完全放棄西域，對西域多次請求設都護都明確給予拒絕，對周邊也采取了全面的守勢。結果西域盡從匈奴，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明帝不得已派兵北征，在西域重新設都護、校尉。后來的章帝又以“路遠費多”為由，再罷校尉，不復遣都護，結果幾乎又陷入被動。幸虧班超準備撤回時在于窴被抱住馬腳，當地王侯哭涕著死活不讓他走，他得以利用漢朝在西域的威望，動輒領西域諸國兵數萬征討叛漢者，最多的一次竟能達7萬之眾，以夷制

夷。當時班超手下漢兵最多時也不過千人，卻安定西域達三十年之久，以這樣的功勞，也不過封了個千戶侯。安帝時放棄西域的呼聲又占了優勢，結果都護前腳剛走，北虜連與車師就入寇河西，朝廷只好關閉玉門、陽關了事。到順帝時，班超的兒子班勇再次出擊，可謂三絕三通，但此后中國日漸衰落，終于完全放棄經營西域，對西域的影響力遂至消絕。

后漢的邊疆問題主要倒不在西域，西邊的羌人才是后漢的重要對手，可惜后漢能征善戰的將帥不多，只皇甫規、張奐和段颎三人還略有些名氣，其中皇甫規、張奐多受降兵，只有段颎是征戰不懈，范曄干脆把他們都放入了一卷中來講述。我們看他們三人的結果，大略可以發現后漢對武將的輕視到何種地步。作為后漢的名將，皇甫規最高不過封了個二百戶的小侯、張奐更是什么爵位都沒有，可他倆還算善終。三人中最能打仗的段颎，他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余級，獲牛馬羊騾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余頭，軍士死者才四百余人。有這樣的戰績，他還不得不為了保位曲意宦官，封邑總算有萬四千戶，但隨后伴著宦官的倒臺，他無辜受到牽連，在獄中被迫自殺。可見后漢重文輕武已現倪端。其四是重氣節輕法律。后漢儒者普遍重氣節，又由于朝廷往往因名望而舉官，久則民間多走向偏狹一路。儒家的教導，使民間頗好清名，他們不惜舍生取義，目的只是為了有意彰顯自己的特立獨行，或者是直諫敢為，這種偏激之舉風靡整個社會后，遂有黨錮之禍的發生。其實，重氣節也不是完全不對，例如《后漢書》中記載賊匪遇孝悌而放過不殺的事可謂俯拾遍是，這就是其正面作用，但如果因為氣節而走向偏激行動，問題就來了。陳忠定下的“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的法律，為民間重義之舉開了綠燈，而某些人通過種種極端行動而獲得的收益使重義之風刮得更起勁。《后漢書》記載：郭亮、董班冒死給李固收尸，太后饒過不殺，他倆一夜顯名，“三公并辟”；劉矩在父親未出仕前堅決不當官，太尉、太傅“嘉其志義”，任他父親為郎，他于是舉孝廉。至于因為義氣、名節而相互結黨報私仇之事更是屢見不鮮，而朝廷時來的赦令也使這些犯禁殺人者不但得不到應有的懲罰，反而因此名聲大震。于是一些人為了顯示自己剛直氣節的虛名，不惜走極端、用詐術，黨同伐異，睚眥必報，甚至因為一句話失了面子而互相殺戮，早脫離了中庸之道。其直接結果是，全國各大派系之間的沖突調和無法進行。

與之相伴隨的另一問題是，輕視法律在全社會范圍內都存在。后漢的皇帝除極個別外，對官吏管得多不嚴，官員經常可以稱病，甚至棄官而去，使后漢的行政效率普遍不高。民間對子報父仇的贊譽，使官吏對私仇也基本上采取一種默許的態度，加上朝廷時常有大赦，國中上下對法律的輕視實已達到極點。這種輕視甚至地方官員都存在，他們一旦手中有權，就憑借自己個人的喜好來行使法律。比如荀昱、荀曇兄弟，一個為沛相，一個為廣陵太守，他們志除閹宦，凡宦官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部分酷吏們也往往以誅殺大姓右族為榮，所以行使法律的隨意性非常大。民間私相報仇的風氣更是越演越烈，比如何颙、郅惲甚至替朋友父親報仇而殺人，對法律可謂毫無顧忌，他們最后都沒事，反而名聲大顯，堂而皇之的記入了《后漢書》，足見后漢的法治非常混亂。

以上的這些特征可以說都是儒家興盛后出來的副產品，它們深深的給后漢打下了“好名務虛，重仁輕法”的烙印。

第三篇：漢書張騫傳文言文翻譯

《漢書》，又稱《前漢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之一。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關于漢書張騫傳文言文翻譯，歡迎閱讀。

漢書·張騫傳

原文：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余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留歲余，還，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余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初騫行時百余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乃令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后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后期當斬，贖為庶人。

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資金市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

騫還，拜為大行。歲余，騫卒。后歲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

（節選自《漢書》，有刪改）

譯文：

張騫，是漢中人，在建元年中當上了郎官。當時投降漢朝的匈奴人說是匈奴打敗了月氏王，月氏王逃亡并因此怨恨匈奴，但是沒有人能幫助他一同匈奴。漢朝正想準備消滅匈奴，聽說此事后，想要派出使者到月氏，路途必然要經過匈奴境內，于是招募能夠出使月氏的人。張騫以郎官的身份應召，出使月氏，與堂邑甘父一起從隴西出關。經過匈奴的時候，匈奴抓住了他們，押送到單于那里。單于說：“月氏國在我們北方，漢朝為什么要前往出使月氏？我想要派人出使南越，漢朝會聽憑我的人過去么？”于是扣留了張騫十多年，給他擇賠了妻室，并且有了兒子，然而張騫始終保留著漢朝的符節，不肯投降。

張騫居住在匈奴西部，趁機與他的下屬向月氏國逃去，向西走了幾十天到了大宛。大宛國聽說漢朝有豐富的財物，想通使而不能，看見了張騫，很是驚喜，問他想要到哪里。張騫說：“我們為漢朝出使月氏卻被匈奴封鎖道路，如今逃亡出來，只希望大王派人引路送我們。如果真能夠到達月氏，返回漢朝后，漢朝送給大王的財物是說不盡的。”大宛認為說的有道理，就護送張騫，抵達康居。康居再把他們轉送到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經被匈奴殺掉，匈奴人用力他的夫人為王。已經使大夏國稱臣做了大夏國的君主，土地肥沃富饒，境內很少有盜寇，感到滿足安樂，又認為距離漢朝遙遠而不想親近漢朝，根本就沒有報復匈奴的心思了。張騫從月氏到了大夏，最終不能摸透月氏的真實意圖。

留下一年多，想要返回，要從羌人聚居的地方回去，又被匈奴人俘獲。留下有一年多，單于死去，國內動蕩混亂。張騫與匈奴妻子與堂邑甘父一起逃亡回到漢朝。朝廷封張騫為太中大夫，封堂邑甘父為奉使君。當初張騫出行時有一百余多人，同去十三年，只有二人能夠回還。

漢朝天子聽說了大宛及大夏、安息之類的國家都是大國，有很多奇特的物品，世代不遷徙，很大程度上跟中原國家有相同的習俗，而力量較弱，看中漢朝的財物；它北面的是大月氏、康居這些國家，強盛，可以用贈送財物、給以利益的辦法使他們朝拜漢朝。如果真的能夠用恩義使他們歸服，那么就能擴充萬里之廣的土地，講不同語言有不同習俗的各國就會前來歸附，這樣漢朝的威望恩德就會遍及四海。漢朝天子于是命令經由蜀郡、犍為郡派出負有見機行事使命的使者，四條道路上一同出使，都各自出行一二千里。

張騫以校尉的身份跟隨大將軍衛青匈奴，知曉有水草之處，能夠及時得到供給沒有物資缺乏，于是被封為博望侯。這一年是元朔六年。過了兩年，張騫當上了衛尉，跟隨李廣將軍一起從右北平出發攻打匈奴。匈奴把李將軍包圍，死掉逃跑的人很多，而張騫沒能按時救援應當被斬首，用錢贖罪貶為平民。

天子多次問詢張騫關于大夏之國的情況。張騫已經失掉了侯位，于是說：“聯合了烏孫之后，它西面的大夏等國都可以招來而成為漢朝的外臣。”天子認為有道理，于是封張拜騫為中郎將，率領三百人，各派兩匹馬，趕著數以萬計的牛羊，帶著價值數千萬的黃金絹帛，分派多名持節的副使，道路可以方便通行的話就派人去往旁邊的國家。

張騫回來后，封為專管接待賓客的大行令。過了一年多，張騫去世了。又過了一年，他所派遣出使大夏等國的副使都同有關國家的使者一起回來，于是（從此以后）漢朝西北方向的國家開始跟漢朝互通往來（互通使者）。

第四篇：董仲舒之鑒讀后感

上中學時，不知天高地厚地參加“批林批孔”運動，我知道了我國西漢時期有位崇拜TL子、“獨尊儒術”的人叫董仲舒；恢復高考后多讀了點書知道了董老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職場上混跡一段時間，對董老先生小作研究后，從他人仕早、名氣大，而終身得不到重用悟出了一點道道。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劉徹下記征集治國方略，董仲舒在其《常賢良對策》中提出了“罷剃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體系，并被漢武帝采納推行。而“儒術”思想體系的核心就是“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仁、義、禮、智、信”。提倡的是“禮治”、“德治”、“人治”，強調的是中庸和善。這一思想影響了中國二干多年的歷史，并成為之后歷代統治者治國的重要方略之一，或者說拿來愚弄子民的思想武器之一。

不過這些不是我本文想說的內容。我要說的是童老先生終究沒被重用的原因，對現代在職場生活的人是很有借鑒意義的。

一是學術味太濃。中國官場幾千年流行的是“學而優則仕”文化，西漢時期也是盛行“仕而官”之道。漢武布朝氣蓬勃，身懷雄才大略．求賢若渴，重視名仕，史書記載那時場景是“群士幕向，異人并出”。董仲舒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有了施展才華的機會。

事實上董老先生在入宮論道獻策之前就很有名氣，加之他的“罷礎百家，獨尊儒術”這一觀點被漢武帝欣賞采納并推祟，成了漢武帝“博士團”中的紅人。

漢武帝每有重大決策都必沼董仲舒等博士來討論。按常規，董老先生通過發表扶朝政見，肯定能得到皇上的賞識而仕途通達，官位頻升，但他在朝中進出幾年后不僅沒被提升，還被下貶到了郊西王手下為相。我反復研究董老先生的下貶原因，當時，并非是他得罪了皇上受貶，而是他學究味太濃，按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書呆子”氣太厚重。如董老先生專識學問，心無窮駕，他家后院的一座美麗的花園居然“三年不窺”。又如他天天捧著竹簡，學而不厭．在書簡堆里翻來倒去，又多為高談鬧論。他從不關心具體事務，也就是說他只研究宏觀戰略問題，專事務虛．不管微觀戰術上的事。而身在職場，你既要善于謀劃宏觀之策．還要能做具體工作，更要能解決現實中具體的問題。二是不善于迎合領導。皇帝是中國的最高統治者，按現代說法是領袖、是領導，是頭頭，是老板。老板也是人，是人都有虛榮心，喜歡聽好話。何況漢武帝是一位好大喜功，追求霸業的而不拘品行用人的“老板”，他總想稱霸天下。

有一年要征戰，董老先生卻“數上疏諫爭”，不識時務地反復給武帝進言，要其“教今同中，所居而治”c董老先生如燕雀，如此不知老板的鴻鵲之志，還這般直言進言，“老板”怎么會高興呢，漢武帝還喜歡不按規矩用人，與董老先生同時起步的博士公孫弘，卻善于奉迎獻媚，適時適地違心地做損人之事、說好話討得漢武帝歡心，短短幾年間就升為了亟相。公孫弘的成功無疑歸功于會阿談奉承、會作秀、會拍馬屁討“老板”歡心。如公孫弘當丁亟相，還吃素食、穿布衣假裝清廉，后被人一一揭穿，他就當著武帝的面承認是作秀，武帝卻認為他“誠實可信”。董老先生是做不到的，他是“進退容止，非禮不行”的正人君子。有一年武帝要搞宮殿擴建，公孫弘與董老先生事先商議了統一的意見是：

“上朝堅決反對”，但武帝一開口就定了“擴建非搞不可”的調。公孫弘馬上隨聲附和“觀國泰民安，皇上圣明，擴官顯威”，而董老先生還在引經據典慷慨激昂，說詞道句地竭力反對。這樣的人，漢武帝會喜歡嗎?董先生也在官多年，就是始終沒弄明白“老板”就是一人大權獨攬，“順我者昌”的潛規則。也許董老先牛也懂這潛規則，但是他不會卑躬屈膝、舍身棄義而已。三是得罪人自己卻渾然不知。職場似戰場，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永遠存在著斗爭。職場斗爭干奇百怪。你可能幾句諫言，一不小心，就得罪了“老板”；你可能就事論事，而其事牽連到某個人、某個利益團體，一不小心就妨礙了別人，而得罪了別人；你可能因別人的事遭株連，而得罪另一波人。如果你不加防范，常常自身難保，落得個壯志末酬身先死。

董老先生主觀愿望很好，為保漢室江山社程好直諫，時常弄得“老板”也尷尬難堪。最要命的是，董老先生自傳品行端正、廉潔清高，在朝廷中他特瞧不起靠阿談奉承、溜須拍馬的臣相公孫弘。這世界上沒有不透風的墻。董老先生對公孫弘的不恥看法，就有人告到了其耳朵里。公孫弘在不露聲色中，暗地里暗暗運作，通過皇上把董老先生貶到膠西王為相。還有一事更是惹得殺身之禍。董老先生迷信天象。有一年，漢高祖寺廟失火，董老先生卻聯系時局觀天象，稱火災緣由是“天怒時政”。這事被人密告到漢武帝那里，這下犯了死罪。不過武帝念他是位“謹言慎行”的老人，還為其建立政權作過很多貢獻，很快下沼赦免其死罪，但從此董老先生被永遠逐出了職場，重返書齋做學問去了。對“老板”你怎么能有異議，你想在職場里混，再不好的時局你也不能說不、說領導不行。可能董老先生早就悟出了其中道理，只是不愿違心地去附議而已。

董老先生“獨尊儒術”的這一思想體系對中國人意識形態的形成，社會經濟發展的功過是非很難評說。我認為其理論體系的核心是要人循規蹈矩，它至少禁銅著中國人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思想的發揮。有很多學者甚至責怪董老先生這一思想體系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

我要說的董老先生雖然滿腹經綸，很早就泥跡職場，在漢武帝七十二博士中起初似鶴立雞群，形若天淵，但后來終究沒能成就大氣候，他在職場終究得不到升遷，按中國人官本位論的觀點，是政治上無建樹，也就是善始而無終。我認為這是中國帝王將相的獨裁觀所致，是他不愿隨波逐流獨特品格所致，更是時代的悲哀。

第五篇：漢書藝文志讀后感

《漢書·藝文志》讀后感

《漢書·藝文志》是中國目錄學史和學術史上的重要篇目，是我國首部史志目錄,也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大型國家文獻分類目錄，《漢書》十志之一。東漢史學家班固作《漢書》以記載自秦以來到王莽篡漢之斷代史，班固自稱對《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而成《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開創了史志目錄的先例，漢以后史書多仿其例而編有藝文志或經籍志。其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略，共收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六藝略,著錄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類圖書，這些都是儒家經典或與儒家經典有關的著作。諸子略, 著錄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等十家著作。詩賦略, 著錄了辭、賦、歌詩等五類文學作品。兵書略, 著錄了兵權謀、兵形勢、陰陽、兵技巧四類軍事文獻, 包括了戰略思想、戰術技巧各個方面。數術略, 著錄了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類圖書。方技略, 著錄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類著作, 大體上是醫學科學及方士巫術兩方面的參雜。以上六略三十八類,共著錄了當時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 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圖書。

《漢書·藝文志》不僅是我國史志目錄的開山鼻祖,其中也包含了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文獻目錄。通過閱讀《漢書藝·文志》，使我們對這部巨著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它不僅條理清晰的為我們從六略角度提供著各部著作的目錄學信息，更為日后我們對相關領域的研究開辟出一條捷徑，避免了在卷帙浩繁的典籍中搜索的盲目性和繁瑣性，提高了我們在研究工作中的效率性和準確性。在以后的科研工作中，我們也應該借鑒這種方法，除了應該充分分利用目錄學簡潔明了的優勢，更應該為自己的實驗列好提綱及資料搜索方向，這樣才能盡可能的少走彎路，避免不必要的時間消耗，為實驗提供更好的條件信息。《漢書·藝文志》中的方劑略,對于我們醫學生來說是很好的指導，也可以從中得到許多反映當時醫藥活動的醫史資料信息。“醫經”小序言：“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為劇，（以死為生）。”指出醫經是記述中醫學基礎理論的一類書籍，包括生理，即探究人的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里的特征；病理，即闡述各種疾病發生的根本；預后，即活證、死證的分別；治則治法，即揣度針刺、砭石、湯液，艾灸等施治的方法等。“經方”小序言：“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

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指出經方是記述利用中藥組方配伍制成方劑的一類書籍。方劑配伍十分嚴謹，需考慮多種因素：藥物的寒溫屬性、疾病的淺深部位、藥物的功效、四氣感應、五臟六腑的特性等。醫書分列醫經，經方的分類思想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后世目錄書中多保存此兩目。“房中”小序言：“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指出房中是記述有關性醫學的一類書籍。“神仙”小序言：“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指出神仙是記述養生之道的一類書籍。對醫書分列房中、神仙的分類思想，后世多執否定態度。章學誠在《校讎通義·漢志方技》中指出：“房中、神仙，則事兼道術，非復方技之正宗矣。”《方劑略》將醫學書籍分為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類，基本上能夠按照學術發展情況和圖書內容性質分類。典籍在醫學傳習過程中是很重要的，除去老師的指導，它是我們獲得知識最直接也是最便捷的途徑，可以說是我們的第二個老師，所以醫史文獻也就成為了歷代醫學傳習者最為重要的傳授、接收和研習的工具。而以《漢書藝文志》為代表的早期醫史文獻目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將以前繁多雜亂的醫學文獻資料進行了系統精細的歸類, 以便后人在翻閱時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分門別類地找出歷代的醫學研究成果。

總之，《漢書·藝文志》序可稱為先秦兩漢的學術史大綱。《方劑略》通過小序、大序對醫籍宏觀地加以描述，同時又對醫籍目錄以詳述，使我們不僅可以對當時的醫學文獻存留狀況、醫書門類的劃分和醫學發展水平等有所了解，而且可以對當時的醫事制度、醫學特點等狀況更加熟悉。無論是它的目錄學價值還是史學價值，亦或是對我們當代醫學事業的指導價值，都是不可估量的，值得我們精讀研究，靈活運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