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繼承糾紛訴訟時效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繼承糾紛訴訟時效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以民通意見第177條為例的分析

作者：劉海銀

發布時間：2013-04-16 15:13:08 打印 字號： 大 | 中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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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77條（以下簡稱民通意見第177條）規定：“繼承的訴訟時效按繼承法的規定執行。但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未明確表示放棄繼承的，視為接受繼承，遺產未分割的，即為共同共有。訴訟時效的中止、中斷、延長，均適用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對此法條的理解有以下幾種：有的認為繼承糾紛應當嚴格適用訴訟時效制度；有的認為根據民通意見第177條規定，繼承糾紛轉化為共有權糾紛后，是否應當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法律未明確規定，且學術界和實踐中都存在一定的爭議，但根據該條的意思應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有的認為，遺產處于共同共有狀態后，應當從侵害共有權的侵權行為發生之日起兩年內提起訴訟，且不論從繼承開始到起訴是否超過20年。筆者從親身經歷的一起繼承案件出發，試想通過查找全國其他法院對此類糾紛的處理方式總結實踐中的做法，但調研發現，在實踐中，因對民通意見第177條的理解不同，全國各個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判決都各不相同。為統一法律適用，本文擬在考察我國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的繼承糾紛適用訴訟時效現狀之基礎上，剖析此類案件實質上屬于物權確認及物的分割案件，以共有權確認及共有物分割糾紛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為解決途徑，以期能達到拋磚引玉之效。

一、一起案例引發的思考

原告楊秀敏與被告楊同系姐弟關系，原告喻金系原告楊秀敏之外甥女。原告楊秀敏與被告楊同的母親方秀梅于2007年2月去世，父親楊永明于2008年4月去世。方秀梅和楊永明去世時，遺留房屋兩處。后原告楊秀敏與被告楊同因繼承遺產發生糾紛，原告楊秀敏于2009年5月31日訴至法院要求繼承遺產。審理中，本院追加喻金為本案原告。經原審法院調解，雙方當事人于2009年7月23日達成協議，將方秀梅與楊永明遺留的房屋兩處予以分割。

調解書生效后，案外人楊艷芬、楊玉蘭、任玉祥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請再審，同年7月14日中院提審該案，11月26日，中院裁定撤銷原審調解，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該案經重審查明：原審訴爭的兩處房屋中其中位于A處的系楊裕與李菊夫婦的共有財產。楊裕與李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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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育四個子女，即：楊冬月、楊艷芬、楊玉蘭、楊永明。1972年3月22日李菊死亡；1976年12月20日楊裕死亡。李菊、楊裕夫婦死亡后，其二人的房產未經翻建、亦未析產繼承。1982年2月楊冬月死亡，留有一子任玉祥。2008年4月楊永明死亡，其有三個子女：楊秀琴、楊秀敏、楊同。楊秀琴于2005年11月23日死亡，留有一女喻金。位于B處的房屋登記在楊永明名下，系楊永明、方秀梅夫婦與楊同夫婦共同共有。

在重審的過程中，楊秀敏認為楊艷芬、楊玉蘭、任玉祥的起訴已超過了最長訴訟時效20年，其民事權利不應受到保護。關于本案是否適用訴訟時效問題，出現兩種意見：一是應當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但是因為遺產未進行分割，應從2009年7月23日當事人達成的調解協議生效之日起適用兩年的訴訟時效，因其他繼承人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請再審主張權利，其未超過兩年訴訟時效；二是本案實質上屬于物權糾紛，物權糾紛不應當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

二、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的繼承糾紛訴訟時效適用之現狀考察

以下系筆者摘取的較為典型的、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繼承糾紛案件的部分裁判文書內容，經過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該類繼承糾紛在法律適用上不統一現象較為明顯。

上訴人許文緒因其他繼承糾紛一案中，海南中院認為1980年何汝蓮去世，繼承自此開始，2005年4月13日被上訴人符春玉、符玉桂以上訴人許文緒占用其共同共有房屋要求騰退。而上訴人許文緒認為其系何汝蓮的繼承人，對該房屋享有繼承權，不同意退出，雙方發生爭議，已超過二十年，但上訴人未提供中止、中斷、延長有關證據證明。上訴人明知何汝蓮于1980年死亡，至今二十多年才提起請求分得遺產訴訟，已超過法定訴訟時效。[1]

原告田某、田某

1、田某2與被告田某

3、田某

4、田某

5、田某

6、田某

7、田某8法定繼承糾紛一案中，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認為根據《繼承法》的規定，繼承權糾紛提起訴訟的期限為二年，自繼承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犯之日起計算。該訴訟時效為普通訴訟時效。被告認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訴已超過二年的普通訴訟時效期間，但未就該抗辯理由提供充分的證據，即未證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張從其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犯之日起超過二年，其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認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訴未超過2年的普通訴訟時效。根據《繼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對《民法通則》的解釋，當事人自繼承開始之日起超過20年的，不得再提起訴訟。該時效為最長訴訟時效，但適用《民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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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訴訟時效延長的規定。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針對最長訴訟時效，如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長訴訟時效期間。本案中原告田某、田某1雖未在20年的最長訴訟時效期間提起民事訴訟，但在最長訴訟時效期間就前紅井房屋的權屬問題提起了行政訴訟，并在行政訴訟期間以及行政訴訟終結后的合理時間內連續提起了民事訴訟，而行政訴訟的處理結果與民事訴訟又存在密切關系，故應當認定原告田某、田某1從最長訴訟時效即將結束時開始，持續的行使自己的權利，其訴訟請求應當適用最長訴訟時效延長的規定。綜合以上因素，本院認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訴訟請求應當受法律保護。原告田某2在最長訴訟時效期間并未通過訴訟行使自己的權利，其要求繼承前紅井房屋的訴訟請求已超過訴訟時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田某2應當繼承的份額，應當歸于其他繼承人。本案法官認為該類繼承糾紛應當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且適用了最長訴訟時效延長的規定。[2]

上訴人李學如、嚴偉、嚴美華、嚴利因分割繼承遺產糾紛一案中，判決說理部分未充分論證上訴人提出的被上訴人的起訴是否超過2年或20年訴訟時效期間問題，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訴人所稱《繼承法》第8條規定的情況”用語簡單帶過。[3]

原告袁壽群、萬幫群與被告袁壽春、袁壽富，第三人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繼承財產糾紛一案中，被告袁壽春久居訴爭之房，但在2003年9月22日前并未取得住房的所有權，僅為物上的使用權，故并不構成對遺產共有人即二原告及被告袁壽富共同所有權之侵害，不能發生時效計算問題，當訴爭房屋登記移戶時，即構成對二原告繼承權的侵害，訴訟時效應從訴爭房屋登記之日起計算。二原告在兩年內啟動訴訟程序，故本案無涉時效問題。該案件僅僅關注訴訟時效的起算點，沒有考慮20年訴訟時效問題。[4]

三、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的繼承糾紛訴訟時效適用救濟途徑之選擇

（一）民通意見第177條的正確詮釋

要正確理解民通意見第177條的含義首先必須明確“繼承權糾紛”的含義。從以上列舉的案例判決理由來看，我國法院在審理繼承糾紛案件中，由于對于“繼承權糾紛”的概念及民通意見第177條的規定理解不同，所作的判決也截然不同。筆者對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問卷調查中發現近九成的法官認為所謂“繼承權糾紛”就是與繼承有關的糾紛都屬于此類，應當嚴格按照《繼承法》規定的訴訟時效來判決。

筆者認為，在實踐中“繼承權糾紛”的范圍不宜擴大。我國《繼承法》所稱的“繼承權糾紛”應當限定在享有繼承權的自然人身份有爭議，或者繼承人中是否享有喪失繼承權、是否存在繼承人以外的可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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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的自然人、無繼承權利的人侵害繼承人繼承權等情形。如《繼承法》第七條規定的喪失繼承權的情形，第十四條規定的可以分給適當遺產的人，以獨立的訴訟主體資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等，[5]不能將全部與繼承權相關的繼承糾紛案件全部納入繼承權糾紛之內，這樣不僅不利于真正權利人主張權利，還導致物的歸屬處于模糊狀態。

其次，根據《民通意見》第177條的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后，只要繼承人（為方便討論，本文不涉及遺囑繼承與遺贈，本文所述的繼承人系指法定繼承人，以下同）未明確表示放棄繼承的，則視為接受繼承，且如果遺產未分割的，即為共同共有。此時繼承糾紛轉化為確認物權歸屬與分割物的糾紛，即確認各繼承人份額進而對遺產進行分割。確認物權請求權屬于我國《物權法》規定的物權保護請求權的一種，系確認物權的歸屬和內容的物權確認請求權。《物權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因物權的歸屬、內容發生爭議的，利害關系人可以請求確認權利”。由此可見，當雙方或多方當事人之間就物權歸屬或物權是否成立以及物權的內容發生爭議時，自認為是物權主體或主張物權成立的任何一方當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人民法院確認其物權。[6]繼承開始后，法律賦予繼承人默示的行為具有繼承的意思表示，被繼承人的遺產轉變為各繼承人的共同共有財產，此時，繼承人起訴要求繼承遺產的訴訟請求實質上是確認各繼承人繼承份額的確認物權請求權的確認之訴。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繼承開始時，繼承人未表示放棄繼承遺產，又未分割的，可按析產案件處理的批復對此亦予以明確。[7]

（二）確認物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

物權法第三章規定了物權保護的五種請求權，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情形：

一、確認物權歸屬和內容的物權確認請求權；

二、基于物權行使的物權請求權，包括返還原物請求權、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險請求權等；

三、對損害物權的侵權請求權，即損害賠償請求權。[8]對上述請求權能否適用民法通則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物權法未予以明確。龍翼飛教授認為基于財產共有關系的分割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規則[9]，楊立新教授認為訴訟時效的適用范圍不包括物權請求權，[10]王利明教授亦贊同對于物權請求權不能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11]

筆者認為，確認物權請求權不應當適用訴訟時效。首先，確認物權請求權關系到物權的歸屬，尤其隨著近幾年舊城改造、拆遷補償等導致不動產價值逐年攀升的情況下，不動產的物權歸屬對權利人而言就更為重要。在很多案件中，確認物權的歸屬往往是行使物權行為的基礎，物權確認之訴是給付之訴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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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消滅時效適用的法律效果來看，無論采訴權消滅說還是實體權利消滅說，亦或是抗辯發生說，[12]消滅時效屆滿均導致權利實質上歸于消滅。因為自然債務與裸體權利都是虛無縹緲的，得不到法律保護的權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權利，僅僅具有理論意義而已。假如確認物權請求權因訴訟時效期間屆滿而消滅，那么，標的物將長期處于歸屬不清或者權利真空之狀態。[13]這種狀態導致未實際占有的權利人喪失實體勝訴權，而實際占有不動產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對其物權的確認也不能進行產權登記因而不能真正成為該不動產物權法律上所保護的產權人。因此，如果訴訟時效屆滿，該物權的歸屬出現權利的真空狀態。權利真空之狀態導致各方當事人繼續爭奪標的物，將影響該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轉，不利于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和效率提高，背離訴訟時效制度的立法本旨。

其次，從【1987】民他字第12號批復中可以看出，一方于1985年12月起訴，距被繼承人費翼臣死亡已有25年，已經超過《繼承法》與《民法通則》規定的20年最長保護期限，仍建議按照析產案件給予處理而不是駁回訴訟請求可以看出最高院對此類案件的態度。

再次，從審判實踐中看，通說認為，《民法通則》規定的訴訟時效，僅適用債權而不適用于物權。盡管學理界還有一定的爭議，但審判實務中對物權特別是不動產的保護，不適用民法通則第七章規定的訴訟時效，已是共識。[14]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對民事審判適用物權法總則及所有權部分的相關問題，對物權保護的五種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的指導性意見與筆者的看法不謀而合。該指導性意見認為，物權法第三章規定的物權保護的五種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物權法沒有明確規定。通說認為，物權確認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因本文主要討論的是確認物權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的問題，對于其他物權請求權在此不予贅述）

最后，由于不動產拆遷帶來的巨大利益，近幾年因繼承遺產訴至法院的糾紛逐年遞增，其中因分割不動產遺產的糾紛比重亦呈逐年增長趨勢，由A市B法院2006-2010年受理的繼承糾紛與不動產繼承糾紛分別占全部受理案件的比例情況可見，如果適用繼承法規定的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每年該法院約有21.56%的不動產繼承糾紛案件因訴訟時效屆滿，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該法院轄區內每年將有約五分之一的不動產權屬處于不明狀態，導致拆遷過程中因被拆遷人權利主體的不明確滋生更多的社會矛盾，增加涉訴信訪新案的發生，造成法院司法資源的浪費，不利于社會矛盾的解決。

（三）審判實踐中采用正確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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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實踐中，各個法官對繼承權糾紛及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繼承糾紛認識的差異，法律對此又沒有明確的規定，導致在過去的時間里此類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亂。有的適用法定繼承糾紛，有的適用分家析產糾紛，有的適用共有物分割糾紛。筆者選取所在轄區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見第177條規定的繼承案件進行統計發現，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繼承糾紛，有約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產糾紛，剩余則采用共有物分割糾紛、排除妨害糾紛、返還原物糾紛等。

筆者認為，此類糾紛案由應當確定為共有權確認、共有物分割糾紛。要確定正確的案由，首先應當明確案由的確定標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通知中規定了民事案由的確定標準。民事案件案由依據當事人主張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來確定是原則，同時考慮當事人訴爭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具有復雜性，對少部分案由也依據請求權、形成權或者確認之訴、形成之訴的標準進行確定，對少部分案由也包含爭議焦點、標的物、侵權方式等要素。該通知中還規定了關于第二部分“物權糾紛”項下“物權保護糾紛”案由與“所有權糾紛”、“用益物權糾紛”、“擔保物權糾紛”案由的協調問題及同一訴訟中涉及兩個以上的法律關系時如何確定案由的問題。[15]通過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關系以繼承糾紛為基礎，繼承開始后，遺產未被分割的，無人明確放棄繼承權，則被繼承人的遺產即處于繼承人共同共有的狀態，此時所涉法律關系為關于物權確認及共有物分割。依據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時涉及物權保護項下的兩種物權請求權，則案由應當采用所有權糾紛中的共有權確認糾紛及共有物分割糾紛。有人認為，民通意見第177條已經規定了此時遺產屬于各繼承人共同共有，為什么還要確認他們的共有權呢？這是因為，在實踐中，有時訴至法院要求分割遺產的繼承人為了分得更多的遺產，故意不告知還有其他的繼承人，或一部分繼承人為了使某些繼承人得不到遺產惡意串通另一部分繼承人采用訴訟的方式分割遺產，如果此時法院只憑借這些當事人的陳述，就有可能損害被遺漏的繼承人的權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還要有一個共有權確認的過程。因為共同共有關系存續期間，所有權是一個，各個共有人之間不分份額，只是享有一個總的所有權，個人在其中不具有自己的部分，只要共有關系不解除，這種關系就永遠不能分出份額。[16]此外，雖然推定各繼承人對遺產共同共有，但因為在實踐中有些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盡了較多的贍養義務，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遺產給這些繼承人，因此，共有權確認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決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問題。

對于不適用其他案由的理由，如不適用法定繼承糾紛的理由，根據民通意見第177條的規定，此類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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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糾紛在繼承開始后、遺產未進行分割前、多個繼承人未放棄繼承的條件下實質上轉化為共有糾紛，即法律關系的性質已經轉化為共有權的確認和共有物分割的問題。從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看，分家析產糾紛屬于婚姻家庭糾紛的一個子案由，與本條的規定無關。至于排除妨害、返還原物糾紛是基于對物擁有確定的所有權份額基礎上的請求權，因為處于共同共有狀態的遺產此時尚未進行分割，無從談排除妨害與返還原物的請求權。

結語——對于審理此類案件的建議

從我國《民法通則》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訴訟時效規定》）來看，我國訴訟時效屆滿之后一方當事人喪失勝訴權、一方當事人產生履行義務抗辯權，而社會實踐中爭議的標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幾方實際占有，如果確認物權請求權也適用訴訟時效規定，當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可能導致實際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權，主張權利一方喪失法律保護的權利，這樣就有可能導致大量的物權歸屬處于不明確的狀態。除此之外，即使因訴訟時效屆滿，往往物被實際占有，不是《繼承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的無人繼承的遺產，收歸國家所有或集體所有無法律依據，也無實踐基礎。

再有，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父母的房屋遺產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領取了房屋產權證并視為己有發生糾紛應如何處理的批復》，這種行為應當認定為代表共有人登記取得的產權證明，該房屋仍屬各繼承人共同共有的財產，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損共有權的行為應當被認定為無效，未被分割的遺產仍然屬于各繼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將此類糾紛作為侵權糾紛就無法確定侵權行為的起訴點。故在實踐中，對于確權糾紛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為妥。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一方面，當事人私權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當事人主義已成為現代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為了更好地發現案件真實，同時進一步提高訴訟效率，加強法官對訴訟的控制成了各國國家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共同趨勢。我們不能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虛幻的價值，而犧牲了查明真相這一目的。[17]筆者認為，在審理繼承糾紛案件中，因繼承人的范圍可能涉及法院依職權追加當事人的程序問題，故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15條之規定，法官應采取各種措施調查明確繼承人范圍及遺產范圍，不能只聽信當事人的陳述，以防止部分當事人惡意串通分割遺產及其他損害合法繼承人權益的行為。法官主動查明事實真相不僅有利于減少當事人訴累及司法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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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費，還能進一步提高訴訟效率，切實保護所有繼承人的合法權利，有利于徹底解決社會矛盾，實現“案結事了”。

注釋與參考文獻

[1]（2008）海南民二終字第112號判決書，類似的案例有（2007）穗中法民一終字第3510號上訴人黃鳳仙、周國權、周劍文、周愛蓮、周茵、周筱、周麗華、周麗云、周國鴻、黃劍烽繼承糾紛一案。

[2](2006)西民初字第10728號判決書。

[3]（2002）成民終字第1594號判決書。

[4]（2003）彭州民初字第18號判決書。

[5]湯文元：《繼承權訴訟時效的理解和適用》，載《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2期第56頁。

[6]沈愛玲：《物上請求權與物權保護探析》，載《前沿》2010年第20期總第274期第19頁。

[7]【1987】民他字第12號批復，該批復認為，“雙方當事人訴爭的房屋，原為費寶珍與費翼臣的夫妻共有財產，1958年私房改造所留自住房，仍屬于原產權人共有。費翼臣病故后，對屬于費翼臣所有的那一份遺產，各繼承人都沒有表示過放棄繼承，根據繼承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因視為均已接受繼承。訴爭的房屋應屬各繼承人共同共有，他們之間為此發生之訴訟，可按析產案件處理，并參照財產來源、管理使用及實際需要等情況，進行具體分割。”

[8]關于物權請求權的類型，存在三類型說、四類型說以及無類型說三種學說，其爭論主要是圍繞恢復原狀請求權、確認物權請求權以及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屬于物權請求權而展開的。梁慧星：《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條文、說明、理由與參考立法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頁。本文根據物權保護的特點采用三類型說。

[9]2002年11月30日，龍翼飛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與德恒律師事務所共同主辦的“民商法前沿論壇”之一的演講中分析了三種不適用訴訟時效的請求權：基于身份關系的撫養費和贍養費的請求權、基于財產共有關系的分割請求權及基于不動產相鄰關系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礙請求權。龍翼飛：《時效制度若干問題》，載王利明主編：《民商法前沿論壇第1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09頁。

[10]楊立新教授認為，訴訟時效的適用范圍應當是：第一是請求權，而不是一切權利；第二是在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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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中，只有債權請求權才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制，其他的請求權如物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楊立新：《中國民法理論研究熱點問題探索與意見》，載王利明主編：《民商法前沿論壇第1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24頁。

[11]2001年9月28日，王利明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與德恒律師事務所共同主辦的“民商法前沿論壇”之一的演講中指出，物權的請求權通常適用于各種繼續行的侵害行為，如果嚴格以消滅時效的期間起算辦法，則對物權人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保護物權。王利明：《債權與物權》，載王利明主編：《民商法前沿論壇第2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55頁。

[12] 關于消滅時效適用的法律效果，民法學界存在三種學說：

1、訴權消滅說。該說認為，消滅時效屆滿后，實體權利并不消滅，權利人所喪失的只不過是訴權而已。消滅時效屆滿后的債務屬于自然債務，而權利則稱為“裸體權利”。

2、實體權利消滅說。該說認為，消滅時效屆滿后，當事人的實體權利歸于消滅。

3、抗辯權發生說。該說認為消滅時效屆滿后，實體權利與訴權均不消滅，僅發生義務人拒絕履行義務的抗辯權。李建華、楊代雄、趙軍：《論我國物權請求權訴訟時效制度的立法選擇—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的相關規定》，載http:///2005-12/***6/htm,于2013年2月8日訪問。

[13]李建華、楊代雄、趙軍：《論我國物權請求權訴訟時效制度的立法選擇—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的相關規定》，載http:///2005-12/***6/htm,于2013年2月8日訪問。

[14]湯文元：《繼承權訴訟時效的理解和適用》，載《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2期，第57頁。

[15]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通知規定，“所有權糾紛”、“用益物權糾紛”、“擔保物權糾紛”案由既包括以上三種類型的物權確認糾紛案由，也包括以上三種類型的侵害物權糾紛案由。物權法第三章“物權的保護”所規定的物權請求權或者債權請求權保護方法，即“物權保護糾紛”，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規定的每個物權類型（第三級案由）項下可能部分或者全部適用，多數可以作為第四級案由規定，但為避免使整個案由體系冗長繁雜，在各第三級案由下并未一一列出。在涉及侵害物權糾紛案由確定時，如果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只涉及“物權保護糾紛”項下的一種物權請求權或者債權請求權，則可以適用“物權保護糾紛”項下的六種第四級案由；如果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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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保護糾紛”項下的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物權請求權或者債權請求權，則應按照所保護的權利種類，分別適用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項下的第三級案由（各種物權類型糾紛）。

同一訴訟中涉及兩個以上的法律關系的，應當依當事人訴爭的法律關系的性質確定案由，均為訴爭法律關系的，則按訴爭的兩個以上法律關系確定并列的兩個案由。

[16]楊立新：《關于共有的若干問題》，載王利明主編：《民商法前沿論壇第2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頁。

[17] 田少紅：《法官在民事訴訟中調查取證方面的作用——中國和法國民事訴訟制度之比較》，載《法律適用》第2005年第6期，第38頁。

來源：中國法院網 北京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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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繼承糾紛訴訟時效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繼承糾紛訴訟時效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77條（以下簡稱民通意見第177條）規定：“繼承的訴訟時效按繼承法的規定執行。但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未明確表示放棄繼承的，視為接受繼承，遺產未分割的，即為共同共有。訴訟時效的中止、中斷、延長，均適用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對此法條的理解有以下幾種：有的認為繼承糾紛應當嚴格適用訴訟時效制度；有的認為根據民通意見第177條規定，繼承糾紛轉化為共有權糾紛后，是否應當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法律未明確規定，且學術界和實踐中都存在一定的爭議，但根據該條的意思應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有的認為，遺產處于共同共有狀態后，應當從侵害共有權的侵權行為發生之日起兩年內提起訴訟，且不論從繼承開始到起訴是否超過20年。筆者從親身經歷的一起繼承案件出發，試想通過查找全國其他法院對此類糾紛的處理方式總結實踐中的做法，但調研發現，在實踐中，因對民通意見第177條的理解不同，全國各個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判決都各不相同。為統一法律適用，本文擬在考察我國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的繼承糾紛適用訴訟時效現狀之基礎上，剖析此類案件實質上屬于物權確認及物的分割案件，以共有權確認及共有物分割糾紛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為解決途徑，以期能達到拋磚引玉之效。

一、一起案例引發的思考

原告楊秀敏與被告楊同系姐弟關系，原告喻金系原告楊秀敏之外甥女。原告楊秀敏與被告楊同的母親方秀梅于2007年2月去世，父親楊永明于2008年4月去世。方秀梅和楊永明去世時，遺留房屋兩處。后原告楊秀敏與被告楊同因繼承遺產發生糾紛，原告楊秀敏于2009年5月31日訴至法院要求繼承遺產。審理中，本院追加喻金為本案原告。經原審法院調解，雙方當事人于2009年7月23日達成協議，將方秀梅與楊永明遺留的房屋兩處予以分割。

調解書生效后，案外人楊艷芬、楊玉蘭、任玉祥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請再審，同年7月14日中院提審該案，11月26日，中院裁定撤銷原審調解，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該案經重審查明：原審訴爭的兩處房屋中其中位于A處的系楊裕與李菊夫婦的共有財產。楊裕與李菊共生育四個子女，即：楊冬月、楊艷芬、楊玉蘭、楊永明。1972年3月22日李菊死亡；1976年12月20日楊裕死亡。李菊、楊裕夫婦死亡后，其二人的房產未經翻建、亦未析產繼承。1982年2月楊冬月死亡，留有一子任玉祥。2008年4月楊永明死亡，其有三個子女：楊秀琴、楊秀敏、楊同。楊秀琴于2005年11月23日死亡，留有一女喻金。位于B處的房屋登記在楊永明名下，系楊永明、方秀梅夫婦與楊同夫婦共同共有。

在重審的過程中，楊秀敏認為楊艷芬、楊玉蘭、任玉祥的起訴已超過了最長訴訟時效20年，其民事權利不應受到保護。關于本案是否適用訴訟時效問題，出現兩種意見：一是應當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但是因為遺產未進行分割，應從2009年7月23日當事人達成的調解協議生效之日起適用兩年的訴訟時效，因其他繼承人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請再審主張權利，其未超過兩年訴訟時效；二是本案實質上屬于物權糾紛，物權糾紛不應當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

二、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的繼承糾紛訴訟時效適用之現狀考察

以下系筆者摘取的較為典型的、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繼承糾紛案件的部分裁判文書內容，經過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該類繼承糾紛在法律適用上不統一現象較為明顯。

上訴人許文緒因其他繼承糾紛一案中，海南中院認為1980年何汝蓮去世，繼承自此開始，2005年4月13日被上訴人符春玉、符玉桂以上訴人許文緒占用其共同共有房屋要求騰退。而上訴人許文緒認為其系何汝蓮的繼承人，對該房屋享有繼承權，不同意退出，雙方發生爭議，已超過二十年，但上訴人未提供中止、中斷、延長有關證據證明。上訴人明知何汝蓮于1980年死亡，至今二十多年才提起請求分得遺產訴訟，已超過法定訴訟時效。[1]

原告田某、田某

1、田某2與被告田某

3、田某

4、田某

5、田某

6、田某

7、田某8法定繼承糾紛一案中，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認為根據《繼承法》的規定，繼承權糾紛提起訴訟的期限為二年，自繼承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犯之日起計算。該訴訟時效為普通訴訟時效。被告認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訴已超過二年的普通訴訟時效期間，但未就該抗辯理由提供充分的證據，即未證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張從其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犯之日起超過二年，其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認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訴未超過2年的普通訴訟時效。根據《繼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對《民法通則》的解釋，當事人自繼承開始之日起超過20年的，不得再提起訴訟。該時效為最長訴訟時效，但適用《民法通則》對訴訟時效延長的規定。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針對最長訴訟時效，如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長訴訟時效期間。本案中原告田某、田某1雖未在20年的最長訴訟時效期間提起民事訴訟，但在最長訴訟時效期間就前紅井房屋的權屬問題提起了行政訴訟，并在行政訴訟期間以及行政訴訟終結后的合理時間內連續提起了民事訴訟，而行政訴訟的處理結果與民事訴訟又存在密切關系，故應當認定原告田某、田某1從最長訴訟時效即將結束時開始，持續的行使自己的權利，其訴訟請求應當適用最長訴訟時效延長的規定。綜合以上因素，本院認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訴訟請求應當受法律保護。原告田某2在最長訴訟時效期間并未通過訴訟行使自己的權利，其要求繼承前紅井房屋的訴訟請求已超過訴訟時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田某2應當繼承的份額，應當歸于其他繼承人。本案法官認為該類繼承糾紛應當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且適用了最長訴訟時效延長的規定。[2]

上訴人李學如、嚴偉、嚴美華、嚴利因分割繼承遺產糾紛一案中，判決說理部分未充分論證上訴人提出的被上訴人的起訴是否超過2年或20年訴訟時效期間問題，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訴人所稱《繼承法》第8條規定的情況”用語簡單帶過。[3]

原告袁壽群、萬幫群與被告袁壽春、袁壽富，第三人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繼承財產糾紛一案中，被告袁壽春久居訴爭之房，但在2003年9月22日前并未取得住房的所有權，僅為物上的使用權，故并不構成對遺產共有人即二原告及被告袁壽富共同所有權之侵害，不能發生時效計算問題，當訴爭房屋登記移戶時，即構成對二原告繼承權的侵害，訴訟時效應從訴爭房屋登記之日起計算。二原告在兩年內啟動訴訟程序，故本案無涉時效問題。該案件僅僅關注訴訟時效的起算點，沒有考慮20年訴訟時效問題。[4]

三、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的繼承糾紛訴訟時效適用救濟途徑之選擇

（一）民通意見第177條的正確詮釋

要正確理解民通意見第177條的含義首先必須明確“繼承權糾紛”的含義。從以上列舉的案例判決理由來看，我國法院在審理繼承糾紛案件中，由于對于“繼承權糾紛”的概念及民通意見第177條的規定理解不同，所作的判決也截然不同。筆者對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問卷調查中發現近九成的法官認為所謂“繼承權糾紛”就是與繼承有關的糾紛都屬于此類，應當嚴格按照《繼承法》規定的訴訟時效來判決。

筆者認為，在實踐中“繼承權糾紛”的范圍不宜擴大。我國《繼承法》所稱的“繼承權糾紛”應當限定在享有繼承權的自然人身份有爭議，或者繼承人中是否享有喪失繼承權、是否存在繼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遺產的自然人、無繼承權利的人侵害繼承人繼承權等情形。如《繼承法》第七條規定的喪失繼承權的情形，第十四條規定的可以分給適當遺產的人，以獨立的訴訟主體資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等，[5]不能將全部與繼承權相關的繼承糾紛案件全部納入繼承權糾紛之內，這樣不僅不利于真正權利人主張權利，還導致物的歸屬處于模糊狀態。

其次，根據《民通意見》第177條的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后，只要繼承人（為方便討論，本文不涉及遺囑繼承與遺贈，本文所述的繼承人系指法定繼承人，以下同）未明確表示放棄繼承的，則視為接受繼承，且如果遺產未分割的，即為共同共有。此時繼承糾紛轉化為確認物權歸屬與分割物的糾紛，即確認各繼承人份額進而對遺產進行分割。確認物權請求權屬于我國《物權法》規定的物權保護請求權的一種，系確認物權的歸屬和內容的物權確認請求權。《物權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因物權的歸屬、內容發生爭議的，利害關系人可以請求確認權利”。由此可見，當雙方或多方當事人之間就物權歸屬或物權是否成立以及物權的內容發生爭議時，自認為是物權主體或主張物權成立的任何一方當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人民法院確認其物權。[6]繼承開始后，法律賦予繼承人默示的行為具有繼承的意思表示，被繼承人的遺產轉變為各繼承人的共同共有財產，此時，繼承人起訴要求繼承遺產的訴訟請求實質上是確認各繼承人繼承份額的確認物權請求權的確認之訴。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繼承開始時，繼承人未表示放棄繼承遺產，又未分割的，可按析產案件處理的批復對此亦予以明確。[7]

（二）確認物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

物權法第三章規定了物權保護的五種請求權，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情形：

一、確認物權歸屬和內容的物權確認請求權；

二、基于物權行使的物權請求權，包括返還原物請求權、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險請求權等；

三、對損害物權的侵權請求權，即損害賠償請求權。[8]對上述請求權能否適用民法通則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物權法未予以明確。龍翼飛教授認為基于財產共有關系的分割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規則[9]，楊立新教授認為訴訟時效的適用范圍不包括物權請求權，[10]王利明教授亦贊同對于物權請求權不能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11]

筆者認為，確認物權請求權不應當適用訴訟時效。首先，確認物權請求權關系到物權的歸屬，尤其隨著近幾年舊城改造、拆遷補償等導致不動產價值逐年攀升的情況下，不動產的物權歸屬對權利人而言就更為重要。在很多案件中，確認物權的歸屬往往是行使物權行為的基礎，物權確認之訴是給付之訴的前提。從消滅時效適用的法律效果來看，無論采訴權消滅說還是實體權利消滅說，亦或是抗辯發生說，[12]消滅時效屆滿均導致權利實質上歸于消滅。因為自然債務與裸體權利都是虛無縹緲的，得不到法律保護的權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權利，僅僅具有理論意義而已。假如確認物權請求權因訴訟時效期間屆滿而消滅，那么，標的物將長期處于歸屬不清或者權利真空之狀態。[13]這種狀態導致未實際占有的權利人喪失實體勝訴

權，而實際占有不動產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對其物權的確認也不能進行產權登記因而不能真正成為該不動產物權法律上所保護的產權人。因此，如果訴訟時效屆滿，該物權的歸屬出現權利的真空狀態。權利真空之狀態導致各方當事人繼續爭奪標的物，將影響該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轉，不利于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和效率提高，背離訴訟時效制度的立法本旨。

其次，從【1987】民他字第12號批復中可以看出，一方于1985年12月起訴，距被繼承人費翼臣死亡已有25年，已經超過《繼承法》與《民法通則》規定的20年最長保護期限，仍建議按照析產案件給予處理而不是駁回訴訟請求可以看出最高院對此類案件的態度。

再次，從審判實踐中看，通說認為，《民法通則》規定的訴訟時效，僅適用債權而不適用于物權。盡管學理界還有一定的爭議，但審判實務中對物權特別是不動產的保護，不適用民法通則第七章規定的訴訟時效，已是共識。[14]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對民事審判適用物權法總則及所有權部分的相關問題，對物權保護的五種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的指導性意見與筆者的看法不謀而合。該指導性意見認為，物權法第三章規定的物權保護的五種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物權法沒有明確規定。通說認為，物權確認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因本文主要討論的是確認物權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的問題，對于其他物權請求權在此不予贅述）

最后，由于不動產拆遷帶來的巨大利益，近幾年因繼承遺產訴至法院的糾紛逐年遞增，其中因分割不動產遺產的糾紛比重亦呈逐年增長趨勢，由A市B法院2006-2010年受理的繼承糾紛與不動產繼承糾紛分別占全部受理案件的比例情況可見，如果適用繼承法規定的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每年該法院約有21.56%的不動產繼承糾紛案件因訴訟時效屆滿，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該法院轄區內每年將有約五分之一的不動產權屬處于不明狀態，導致拆遷過程中因被拆遷人權利主體的不明確滋生更多的社會矛盾，增加涉訴信訪新案的發生，造成法院司法資源的浪費，不利于社會矛盾的解決。

（三）審判實踐中采用正確案由

因在實踐中，各個法官對繼承權糾紛及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繼承糾紛認識的差異，法律對此又沒有明確的規定，導致在過去的時間里此類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亂。有的適用法定繼承糾紛，有的適用分家析產糾紛，有的適用共有物分割糾紛。筆者選取所在轄區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見第177條規定的繼承案件進行統計發現，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繼承糾紛，有約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產糾紛，剩余則采用共有物分割糾紛、排除妨害糾紛、返還原物糾紛等。

筆者認為，此類糾紛案由應當確定為共有權確認、共有物分割糾紛。要確定正確的案由，首先應當明確案由的確定標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通知中規定了民事案由的確定標準。民事案件案由依據當事人主張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來確定是原則，同時考慮當事人訴爭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具有復雜性，對少部分案由也依據請求權、形成權或者確認之訴、形成之訴的標準進行確定，對少部分案由也包含爭議焦點、標的物、侵權方式等要素。該通知中還規定了關于第二部分“物權糾紛”項下“物權保護糾紛”案由與“所有權糾紛”、“用益物權糾紛”、“擔保物權糾紛”案由的協調問題及同一訴訟中涉及兩個以上的法律關系時如何確定案由的問題。[15]通過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關系以繼承糾紛為基礎，繼承開始后，遺產未被分割的，無人明確放棄繼承權，則被繼承人的遺

產即處于繼承人共同共有的狀態，此時所涉法律關系為關于物權確認及共有物分割。依據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時涉及物權保護項下的兩種物權請求權，則案由應當采用所有權糾紛中的共有權確認糾紛及共有物分割糾紛。有人認為，民通意見第177條已經規定了此時遺產屬于各繼承人共同共有，為什么還要確認他們的共有權呢？這是因為，在實踐中，有時訴至法院要求分割遺產的繼承人為了分得更多的遺產，故意不告知還有其他的繼承人，或一部分繼承人為了使某些繼承人得不到遺產惡意串通另一部分繼承人采用訴訟的方式分割遺產，如果此時法院只憑借這些當事人的陳述，就有可能損害被遺漏的繼承人的權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還要有一個共有權確認的過程。因為共同共有關系存續期間，所有權是一個，各個共有人之間不分份額，只是享有一個總的所有權，個人在其中不具有自己的部分，只要共有關系不解除，這種關系就永遠不能分出份額。[16]此外，雖然推定各繼承人對遺產共同共有，但因為在實踐中有些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盡了較多的贍養義務，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遺產給這些繼承人，因此，共有權確認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決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問題。

對于不適用其他案由的理由，如不適用法定繼承糾紛的理由，根據民通意見第177條的規定，此類繼承糾紛在繼承開始后、遺產未進行分割前、多個繼承人未放棄繼承的條件下實質上轉化為共有糾紛，即法律關系的性質已經轉化為共有權的確認和共有物分割的問題。從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看，分家析產糾紛屬于婚姻家庭糾紛的一個子案由，與本條的規定無關。至于排除妨害、返還原物糾紛是基于對物擁有確定的所有權份額基礎上的請求權，因為處于共同共有狀態的遺產此時尚未進行分割，無從談排除妨害與返還原物的請求權。

結語——對于審理此類案件的建議

從我國《民法通則》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訴訟時效規定》）來看，我國訴訟時效屆滿之后一方當事人喪失勝訴權、一方當事人產生履行義務抗辯權，而社會實踐中爭議的標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幾方實際占有，如果確認物權請求權也適用訴訟時效規定，當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可能導致實際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權，主張權利一方喪失法律保護的權利，這樣就有可能導致大量的物權歸屬處于不明確的狀態。除此之外，即使因訴訟時效屆滿，往往物被實際占有，不是《繼承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的無人繼承的遺產，收歸國家所有或集體所有無法律依據，也無實踐基礎。

再有，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父母的房屋遺產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領取了房屋產權證并視為己有發生糾紛應如何處理的批復》，這種行為應當認定為代表共有人登記取得的產權證明，該房屋仍屬各繼承人共同共有的財產，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損共有權的行為應當被認定為無效，未被分割的遺產仍然屬于各繼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將此類糾紛作為侵權糾紛就無法確定侵權行為的起訴點。故在實踐中，對于確權糾紛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為妥。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一方面，當事人私權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當事人主義已成為現代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為了更好地發現案件真實，同時進一步提高訴訟效率，加強法官對訴訟的控制成了各國國家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共同趨勢。我們不能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虛幻的價值，而犧牲了查明真相這一目的。[17]筆者認為，在審理繼承糾紛案件中，因繼承人的范圍可能涉及法院依職權追加當事人的程序問題，故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15條之規定，法官應采取各種措施調查明確繼承人范圍及遺產范圍，不能只聽信當事人的陳述，以防止部分當事人惡意串通分割遺產及其他損害合法繼承人權益的行為。法官主動查明事實真相不僅有利于減少當事人訴累及

司法資源浪費，還能進一步提高訴訟效率，切實保護所有繼承人的合法權利，有利于徹底解決社會矛盾，實現“案結事了”。

第三篇：無效合同適用訴訟時效問題探析探討與研究

無效合同適用訴訟時效問題探析

周新峰 魏明星

摘要： 司法實踐中關于對因無效合同糾紛而引發的訴訟中是否應適用訴訟時效看法不一，主要存在著三種認識即：適用說、不適用說和適用除斥期間說。筆者認為在該類糾紛中無效合同其雖也是當事人間的協議，但因這種協議其內容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道德，故不具有法律約束力，從性質上講其應并不是合同。因此在無效合同訴訟中不應有訴訟時效限制。但是由于無效合同引發的民事糾紛常會伴隨財產返還或賠償損失的法律后果，在這兩種結果出現時則應區別對待，對出現這兩種情形時應根據財產返還或賠償損失的債權性質去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

訴訟時效亦即消滅時效，是指對在法定期間內不行使權利的權利人使其喪失訴訟中勝訴權的一種法律制度。該制度是司法實踐中債務人為對抗債權人要求其行使債務的請求而廣泛使用的一種抗辯事由，在審判實踐中尤其是民商事審判中有著非常廣泛的適用，我國《民法通則》也于第135條對此進行了規定。但近年來由于經濟的發展，在實踐中常常會出現這樣一些情況，如當事人一方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惡意與他人交易，后來由于情事變化不愿履行，便以合同無效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另外，還存在無效合同簽訂并履行，而且時隔久遠的情形后，一方當事人又為經濟利益而進行訴訟主張合同無效應返還財產等現象的出現，這些權利的行使從而引發訴訟時效在無效合同中能否適用問題。然而對于這些情況的出現，我國現行《民法通則》和《合同法》中并未就合同無效是否適用訴訟時效予以明確規定，導致在審判實踐上做法也不盡一致。有認為無效合同不適用訴訟時效的、也有人認為無效

合同適用訴訟時效的，同時也有人以為在該種情況下應適用除斥期間來進行認定。筆者以為：訴訟時效問題不應適用于無效合同，但在合同被宣告無效后，對由于無效合同而引發的后果而出現的財產返還或賠償損失問題上則應適用時效的規定。故此筆者試就從無效合同和訴訟時效的法律屬性上分析比較進行論述，意求拋磚引玉以求教于各們同仁。

一、無效合同的確認與時效的適用

無效合同是相對于有效合同而言的，又稱絕對無效合同。是指合同雖然已經成立，但因其在內容上違反了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和社會公共利益而無法律效力的合同。是自始就確定的當然的絕對不能發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具備合同有效要件的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規特別規定外，成立后即發生法律效力。相反，不具備合同有效要件的合同，則不能于成立后就發生法律效力。不具備合同有效要件的合同因其所欠缺的合同有效要件的情況不同，其性質和后果也不完全相同。無效合同就是因其嚴重欠缺合同的合法性而不可能具備法律效力的合同。我國《合同法》第52條規定了無效合同的幾種情形：(1)一方以欺詐、脅近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2)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4)損害社會公共利益;(5)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確認合同無效不應適用訴訟時效，其理由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就無效合同的性質而言，合同無效的確認是一個事實的確認，對合同無效的確認當事人和利害關系人以及有權機關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提出。因為，無效合同在性質上并不是合同，而只是一個獨立的范疇。我國《民法通則》區別了民事法律行為和民事行為的概念。民事行為包括了合法的和非法的行為;而民事法律行為是一特定的概念，它僅限于合法的民事行為，非法的民事行為，則是無效民事行為，這就從本質上區別了合法與非法的民事行為。由于民事法律行為的典型形式乃是合同，因此，無效合同和合同應作出嚴格區分。合同是當事人之間產生、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合法行為，而無效合同雖然從表面上看是當事人之間的協議，但因其內容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道德而不能產生當事人預期的法律效果，而且也不具

有合同所應有的拘束力，所以對無效合同來說，雖然已達成協議，但并不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合同，因而應與合同相區別。

一般認為，無效合同具有以下特點：一是無效合同的違法性。所謂違法性，是指違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以及社會公共利益。由于合同的違法性表明此類合同根本不符合國家意志，因此不能使合同發生法律效力。二是無效合同是自始就不發生效力的合同。所謂自始不發生效力，是指自成立時起就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在當事人間不產生合同中約定的債權債務。三是無效合同是確定的不發生效力的合同。這就是說，無效合同不僅自訂立時起不發生效力，其后也不會因其他行為的補正而發生效力，其無效的后果是自始確定不變的，既非因當事人撤銷合同而無效，也非因合同未被追認而無效。四是無效合同是當然的絕對不能發生效力的合同。所謂當然地絕對無效，是指無須經任何程序和無須任何人主張就是無效的。對于無效合同，任何人都可主張其無效，任何人也不能使其有效。五是無效合同的國家干預性，這種干預主要體現在，合同當事人就合同是否無效發生爭議時，得請求法院或仲裁機構裁決，不能將無效合同無效的事實改變，而法院和仲裁機構不待當事人請求合同無效，便可以主動審查合同是否具有無效的因素，如發現合同屬于無效合同，便應主動地依職權確認合同無效。即使當事人未主張合同無效，法院或仲裁機構也不能將無效合同作有效合同處理。

其次，合同無效和訴訟時效在制度功能上并不一致，二者的價值追求不同。確認合同無效的目的在于維護社會關系的合法狀態。訴訟時效的規范功能在于維護新的事實狀態。訴訟時效適用于債權的請求權。凡債權請求權，無論其發生原因及請求權內容為何，均得為消滅時效的客體，包括契約履行請求權及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請求權，締約上過失損害賠償請求權、不當得到返還請求權，及侵權行為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等。從各國法律關于時效的規定來看，都不適用于請求確認合同無效。我國《民法通則》中對訴訟時效的規定，也沒有包括無效的確認。

由于無效合同自始絕對確定的無效，因此，無效合同本身不適用于訴訟時效制度。無效合同的確認之訴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提出。合同絕對無效是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因而絕對無效合同的認定不應適用時效是合法推定。在當事人一方請求履行合同義務時，相對方可行使抗辯權拒絕履行。

有觀點認為，合同無效或者確認合同無效應當是有時間限制的。其理由在于合同履行多年之后，仍堅持將合同確認無效，既有悖于合同無效制度的初衷，也與穩定秩序的法律宗旨不相符，不利于當事人的生活安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對無效合同確認加以時間限制的目的在于維護既存且穩定的事實狀態，不使其因某合同被確認無效而被破壞，限定的是否定既存事實狀態的權利或權力。除斥期間的規范功能與對無效合同的確認加以時間限制的目的相吻合。故主張時間限制應歸屬于除斥期間。筆者以為，這種觀點從合法性和合理性上講都是站不住腳的。第一，除斥期間，是某種合法權利的預定存在期間，而合同無效在于糾正不法情形。第二，片面強調當事人交易關系的安定，實際上是允許不法狀態的持續存在，這樣就會大量出現規避法律的強行規定或禁止性規定的情況，這將有損公共秩序和他人的合法權益。正如王利明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如果認為確認合同無效應受時效的限制，則在一定的時間經過以后違法的合同將變成為合法的合同，違法的行為將變成合法的行為，違法的利益將變成為合法的利益，這顯然是不符合立法的宗旨和目的的，也與法律秩序的形成是相矛盾的。

二、合同宣告無效后產生的請求權與訴訟時效的適用

我國合同法第56條規定：無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銷的合同自始沒有法律效力。因此，合同被確認無效和被撤銷以后，將溯及既往，自合同成立之日起就是無效的，而不是從確認合同無效之時起無效。尤其是對無效合同來說，因其在內容上具有不法性，故當事人即便在事后追認，也不能使這些合同生效。合同關系不再存在，原合同對當事人不再具有任何拘束力，當事人也不得基于原合同而主張權利或享受任何利益。但是，無效合同雖不能產生當事人所預期的法律效果，但也并不是不產生任何法律后果。無效合同的違法性決定了合同被有權機關宣告無效后產生如下法律后果：

第一、返還財產，是指合同當事人在合同被確認為無效或者被撤銷以后，對已經交付給對方的財產，享有返還財產的請求權，對方當事人對于已經接受的財產負有返還的義務，包括單方返還和雙方返還。第二、折價補償，是在因無效合同所取得的對方當事人的財產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時，按照所取得的財產的價值進行折算，以金錢的方式對對方當事人進行補償的責任形式。

第三、賠償損失。根據《合同法》第58條之規定，當合同被確認為無效后，如果由于一方或者雙方的過錯給對方造成損失，還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第四、非民事性后果。合同被確認無效或被撤銷后，除發生返還財產、賠償損失等民事性法律后果外，在特殊情況下還發生非民事性后果。《合同法》第59條具體規定了合同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發生追繳財產的法律后果，即將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所取得的財產追繳回來，收歸國家或返還給受損失的集體、第三人。收歸國有不是一種民法救濟手段，而是公法上的救濟手段;一般稱為非民法上的法律后果。依《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對《民法通則》第61條第2款“追繳雙方取得的財產”的解釋，應追繳財產包括雙方當事人已經取得的財產和約定取得的財產，體現了法律對行為人故意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范的懲戒。

盡管絕對無效的合同的確認不應當適用時效，但合同在宣告無效以后，是否適用訴訟時效可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一)、是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相互返還或損害賠償的請求權，這種請求應當適用時效的規定。也就是說一旦宣告無效，已經做出履行的一方，有權請求對方返還財產或賠償損失。對這種請求權，必須要受訴訟時效的限制。這是因為，一方面，請求賠償損失，應當屬于債的請求權的范疇，理所當然應當適用訴訟時效。另一方面，在合同宣告無效以后，享有返還原物、賠償損失請求權的一方，也應當積極行使權利。因為一旦宣告合同無效，法律對現實中的財產關系就會進行重新調整，如果長時間不主張權利，則調整后的法律關系將處于穩定狀態，經過較長時間再重新提出，就會破壞這種秩序。因此，在法院在判決中宣告合同無效，但并沒有確定恢復原狀、賠償損失的的情況下，當事人必須在確定的時間內提出。在一方主動提出宣告無效的情況下，如果沒有要求返還原物、賠償損失，則也應當在訴訟時效期限內提出請求。

(二)、是原合同當事人雙方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和第三人利益時，產生非民事性后果，無論何時，國家、集體和第三人的利益均應受保護，不受時效的限制。

此外，合同無效不影響解決爭議條款的效力。我國《合同法》第57條規定：“合同無效，被撤銷或者終止的，不影響合同中獨立存在的有關解決爭議方面的條款的效力。”該條款表明，合同中有關解決爭議方法的條款具有相對獨立性，不因合同無效、被撤銷或者終止而失去其效力。

第四篇：有關公司法的論文-股東表決權糾紛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股東表決權糾紛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摘要：股東表決權糾紛是因剝奪或限制股東表決權，或對其它股東表決權行使效力發生爭議而產生的糾紛，具體分為侵害股東表決權引起的糾紛和因表決權效力發生爭議引起的糾紛兩種類型。不同類型糾紛的當事人有所不同。但股東始終是股東表決權糾紛訴訟最重要的原告當事人，被告則均為公司本身。在救濟途徑上，股東可根據具體情形訴請撤銷股東會決議或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

關鍵詞：公司法；股東表決權；表決權糾紛

表決權作為股東最為重要的權利之一，是股東干預公司經營決策最為積極有效的手段。股東表決權爭奪與行使的結果，直接關系到公司內部各方利益的分配，從而成為平衡公司利益、促進公司治理的有力工具。2006年1月1日實施的新《公司法》以加強股東表決權司法保護為目的，在股東表決權的行使機制及救濟途徑等方面均有較太突破。但從訴訟的角度來看，這些規定仍略顯粗疏，在具體案件處理中可操作性不強。本文在理論背景分析的基礎上，就實踐中亟待解決的當事人確定及救濟途徑等有關法律適用問題進行分析，以期對立法和司法實踐有所裨益。

一、背景分析 股東表決權的內涵。股東表決權又稱股東決議權、投票權，是股東基于其股東地位所享有的，就股東會或股東大會決議事項作出一定意思表示的權利。就其內涵而言：首先，在性質上，股東表決權屬股東共益權。股東權分為自益權和共益權。自益權是股東以自己從公司獲得經濟利益為目的而行使的權利，包括營利分配請求權、新股認購優先權和剩余財產分配請求權等。共益權則是股東為公司的利益也為自己的利益參與公司經營監督的權利，包括會議召集權、表決權、知情權、查閱權等。股東表決權作為共益權，其行使固然要體現各股東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但由于公司的意思表示是由各股東表決權的行使匯集而成，其行使也必然地介入和體現了公司和其他股東的利益。其次，在行使方式上，股東表決權實行會議表決和集體表決的原則。即股東表決權的行使一般應在公司所召開的股東會上進行，而且根據表決權集體行使的結果確定決議的內容；在股東會之外不得行使表決權，也不能決定公司的日常經營。再次，從股東表決權的適用范圍上，凡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股東會或股東大會職權范圍內的事項均屬于股東表決權的適用范圍。主要體現在我國新《公司法》第38條和第100條。但這些事項中，最為各股東關注的事項即選任和解任董事。因為在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上，表決權的行使直接體現了股東對公司管理人員的控制，是股東干預公司事務最為積極有效的手段，同時也反映了股東在公司的地位及對公司的控制能力。最后，股東表決權實行一股一表決權原則。即每一股份有一表決權。該原則是股東平等原則，特別是股份平等原則在表決權領域的必然體現。根據一股一表決權原則，股東具有的表決權力大小與其持有的股份成正比，股東持股越多，表決權力就越大，其意思在法律上擬制為公司意思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一股一表決權原則與資本多數決原則在實質上是一致的。表決權糾紛的產生。實踐中，雖然股東大會趨于形骸化，監事的監督功能低下，董事及董事會的經營專斷現象日趨嚴重，但是，在立法上，股東大會依然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關，對于公司董事、監事的選舉和更換、公司章程的修改、公司的經營方針和投資計劃等重大事項仍具有決定權。盡管這一決定權經常處于一種“休眠”狀態，但在董事與董事會控制公司的背后，仍然隱藏著股東的決定權，股東對管理層以及管理層的行為仍然存在著有效的控制。管理層則時時處于股東的監督之下，按照股東的利益行使權力，以便他們的職位獲得晉升和避免被公司驅逐。所以，在股東與管理者的關系上，仍存在著股東對管理者的控制關系，而這種控制關系，恰恰要通過表決權來表現出來。同時，由于是否掌握公司控制權與股東利

益直接相關，股東之間對控制權的爭奪始終存在。股東間對控制權的爭奪也是通過對表決權的行使來實現的。當股東已獲得公司控制權時，股東表決權是當權派維護其對公司控制權的手段；當股東還未獲得對公司的控制權時，股東表決權則成為其爭奪公司控制權的工具。實踐中，這種對公司控制權的爭奪，相應較多地體現為表決權糾紛。它一般是指因公司剝奪或限制某一股東或某一類股東表決權，或對其它股東(包括代理人、受托人等)表決權行使的效力存在爭議而引起的糾紛。表決權糾紛的立法現狀。修改前的公司法對股東表決權并無相應的可訴性規定，股東雖然享有實體上的權利，但缺乏權利的司法救濟，表決權缺乏有效的保護。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民事訴訟案由中，雖規定了股東表決權糾紛的案由，以試圖對股東表決權無法訴諸司法救濟的狀況有所改變，但因缺乏有效的救濟方法，股東表決權訴訟案件仍較為少見。新《公司法》第22條的規定使局面有所改觀。據此，當股東的表決權受到侵害或其它股東的表決權行使存在爭議而導致決議瑕疵時，股東可訴請撤銷股東會決議或宣告股東會決議無效。對大多數股東來說，這一立法變革使股東表決權從形式上的權利真正成為實實在在的權力，成為對公司經營決策產生一定影響力的權力，使股東得以回歸其公司所有人的角色。但上述立法規定仍較為原則，可操作性不強，尤其是在表決權糾紛當事人的確定及救濟途徑等問題上，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仍存在較大分歧。

二、股東表決權糾紛當事人的確定

根據當事人起訴理由的不同，股東表決權糾紛一般可以分為股東會議侵害股東表決權引起的糾紛和因表決權效力發生爭議引起的糾紛兩類。前者是由于股東會議的召集、決議方式或決議內容直接侵害了股東表決權的合法行使，當事人為維護其股東權所提起的訴訟；后者則并未直接侵害股東表決權的合法行使，而是基于對他人特定表決權行使的效力存在異議而提起的訴訟，此類糾紛雖未直接侵害股東表決權的合法行使，但特定表決權行使的效力影響到股東表決權能否在公正環境下得以行使，并關系到股東權益的實現。兩種類型下，適格的原、被告的主體范圍有所不同。原告的確定。關于股東表決權訴訟的原告，不同類型糾紛的適格原告雖然會有所不同，但股東始終是股東表決權糾紛訴訟的最重要的原告當事人。關于可以提起表決權糾紛訴訟的股東身份，各國立法對原告股東持股的數額、持股時間、是否參加決議等因素并無限制性的要求。口對于股東會議侵害股東表決權引起糾紛的，原告應限于認為自己表決權受到侵害的股東，同時，該股東也僅能在股東會作出積極決議(即通過決議的議案)的情況下起訴，而對于股東會作出消極決議(即否決決議的議案)的情況，即使存在侵害股東表決權的情形，股東也不能對此提起訴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優先股的股東，由于此類股票的性質決定，亦不具有表決權，不能提起表決權糾紛訴訟。對于社會公眾股東，根據《關于加強社

會公眾股股東利益保護的若干規定》的規定，只能在涉及上市公司增發、配股、可轉債以及重大資產重組、股抵債、子公司分拆上市等重大影響社會公眾股東利益的事項中表決權受到侵犯時，方可作為原告提起集團訴訟。至于股權轉讓后尚未登記于股東名冊或工商檔案的股東、出資不實的股東、掛名股東、隱名股東等特殊股東能否以表決權被侵害為由作為原告提起訴訟的問題，實際上涉及的是股東資格確定問題。享有股東資格的，因表決權為股東權的內容之一，股東當然可以以表決權被侵害為由提起訴訟；否則，當事人則不具有適格的原告資格。關于因表決權效力發生爭議引起糾紛的，利害關系人則均可對此提起訴訟，這些利害關系人包括股東、董事、監事和公司的債權人，這里的股東并不限于有表決權的股東。被告的確定。股東表決權糾紛訴訟的被告，無論原告是以表決權被侵害還是確認表決權效力為由起訴，均為公司本身。因為股東表決權糾紛中，原告的訴訟請求并不在于表決權本身，而在于通過訴訟要求撤銷股東會決議或確認決議無效。而股東會的決議，在未被撤銷或確認無效之前，已不再是某個行使表決權的股東的意思表示，應是通過股東會所形成的公司的意思表示。所以，要撤銷公司的意思表示或確認其無效，自然應以公司作為被告。在因表決權效力發生爭議的情況下，一般應追加被確認表決權效力的股東為第三人。因為此時案件的處理結果與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關系。

三、股東表決權糾紛的救濟途徑

股東表決權受損時，如何救濟?這表現為兩個趨勢：一方面，類型化趨勢，即：不同的場合，采取不同的救濟方式；另一方面，從損害賠償走向撤銷公司決議為主的救濟方式。根據救濟方式的不同，股東表決權訴訟可以分為損害賠償之訴和否定決議效力之訴。損害賠償作為當事人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可以單獨主張，也，可以與其它民事責任方式一并主張，否定決議效力即使股東會通過的決議歸于無效，包括撤銷決議與確認決議無效，是我國《公司法》新增加的一種公司案件責任方式，主要適用于股東會、董事會決議程序或內容瑕疵等情形。損害賠償作為主要的民事救濟方式，是各國早期對表決權救濟的主要方式，但該民事責任方式在對股東表決權提供救濟時，有其固有缺陷。一是股東表決權作為股東參與公司事務的主要方式，股東對通過行使表決權參與、影響公司的決策有著的合理的期待，如果采取賠償損失的方式，雖然股東經濟上得到了必要的補償，但這與當事人企圖參與和影響公司事務決策的初衷相去甚遠，并不能使股東表決權得到充分的救濟；二是此種救濟方式對有瑕疵的股東會決議也不能提供必要的救濟。股東會決議是將多數股份投資者的意思吸收為公司意思的過程，股東會決議的程序和內容必須符合法律及章程的規定，如果程序或內容存在瑕疵，則該決議不是正當的公司意思。對該決議如不提供司法上的必要救濟，則不能確保公司目的的實現與公司的健康穩定發展。三是損失數額較難確定。認定股東表決權受到侵害或特定表決權不當行使后給當事人造成的損失時，損失的數額及損失與行為的關聯關系均難以認：定。為此，各國法律一般都設立了股東會決議訴訟和股東會議決議撤銷訴訟，允許股東訴請否定股東會決議。我國《公司法》第22條也作了類似規定，目前，股東會決議撤銷、股東會決議無效也已成為股東表決權訴訟的主要救濟方式。但需要說明的是，盡管股東表決權的救濟方式已經從損害賠償為主建向了撤銷股東會決議、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為主的救濟方式，但仍不能排除損害賠償救濟方式的適用，以及當事人在主張撤銷股東會決議或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的同時要求損害賠償。撤銷股東會決議。股東表決權糾紛中，當事人可以訴請撤銷股東會決議的情形主要有股東會召集程序存在瑕疵、股東會決議方法存在瑕疵二種情形。召集程序是股東會召開的準備階段，其所要解決的是股東會由誰召集和如何召集的問題。股東會召集程序瑕疵，主要有兩種情形：一是召集股東會的過程中未能通知某一有表決權的股東；二是未按規定方式通知某一有表決權的股東，如非召集人召集或通知方式、通知期限、通知內容存在瑕疵等。股東會決議方法瑕疵的情況則較為多樣，主要有股東會決議的表決方法和表決權的計算不符合法律或章程規定和決議過程不公正等。對于股東會的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存在瑕疵的，新《公司法》第22條第2款規定，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但如果股東在該期間內訴請法院撤銷股東會決議的，應如何判處?是否只要存在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的會議召集程序、決議方法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一律予以撤銷?從各國立法及實踐看，傾向于認為：即使股東會的召集或決議方式不當，法院也不一定要作出撤銷股東會決議的判決，法院如果認為公司股東會的違法情節并不嚴重，而且對所做出的決議無影響時，可以駁回當事人的要求，維持股東會的決議。可見，如召集程序、決議方法存在瑕疵時，當事人訴請撤銷股東會決議的主張并不必然得到支持，法院對此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法院在自由裁量時應考慮的因素一般有：股東會違法情節的嚴重程度，股東會違法情節對股東表決權行使的影響，受影響的股東表決權或效力存在爭議的表決權對通過股東會決議的影響等。如果股東的召集、決議過程中只是存在輕微違法情節，且該違法情節并不影響

股東表決權的正當行使，或者受影響的股東表決權所占比例較小，對股東會決議的通過影響不大的，則應維持股東會決議的有效性，駁回原告的起訴。對于在累積表決、表決權代理、表決權征集、表決權信托、表決權拘束協議、表決權排除等情形下特定表決權的行使存在瑕疵的情形，則應首先依法對該特定表決權的效力予以認定。如依據法律規定其效力應予否定，則對這些表決權不予計算，而根據有效的表決權重新統計表決權，依通過決議所需的表決權比例從而決定是否撤銷該決議。如果除去被認定無效的表決權，其余表決權仍足以確保決議通過的，則應駁回原告起訴。為了維護公司決議的穩定及公司正常經營秩序，在判決確定之前，即使存在瑕疵，也應推定其為有效的決議。撤銷股東會決議的期間在性質上屬于除斥期間，自決議作出之日起算，而不是從股東知道之日起算；逾期不提起，則該存在瑕疵的決議即轉變為有效的決議。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當事人可以訴請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的，主要涉及股東會決議違法剝奪股東表決權，或者違法限制股東表決權行使的情形。股東表決權是股東的固有權，未經股東同意，不得以章程或股東大會多數決予以剝奪或限制。新《公司法》第22條規定：公司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的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無效；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60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未經股東同意，股東會決議剝奪或限制股東表決權，違反了公司法的強制性規定，該決議應屬無效。如果股東會或股東大會決議內容并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只是違反了公司章程關于表決權行使的規定的，則不屬于訴請確認股東會決議無效的情形，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60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這是因為公司章程為自治規則，股東有權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如果股東未對股東會決議提起撤銷之訴，則應視為股東接受了該決議，同時也意味著股東對公司章程的非正式修改。

第五篇：研究涉農職務犯罪法律適用問題

研究涉農職務犯罪法律適用問題

摘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中，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國正處在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的關鍵時刻，近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力度的不斷加大，涉農職務犯罪也呈現出發案率上升、主體擴大化、形式復雜化的趨勢。基層檢察機關在現有的工作框架內，理應發揮職務犯罪偵查一體化機制的作用，準確適用法律法規依法打擊涉農職務犯罪，加強犯罪預防工作，為城鄉區域統籌發展提供公正廉潔的政務環境。

關鍵詞：涉農職務犯罪；現狀；法律適用；犯罪預防在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過程中，國家不斷加大新農村建設的力度，增加農村基礎建設的資金，經濟期刊完善各種支農、惠農的政策。這就使得被管理的涉農建設資金相應增多，“三農”職能部門負責人員手中權力不斷被擴大，客觀上為涉農職務犯罪提供了空間。為此，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教育、制度、改革、糾風、懲治相結合，推進農村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切實糾正損害農民利益的突出問題，嚴肅查處涉農違紀違法案件。”高檢院同時要求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充分發揮檢察職能，切實維護農民權益，為推進城鄉統籌協調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涉農職務犯罪的現狀分析從刑法理論上來講，任何一種犯罪的發生，都是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犯罪的四個構成要件中任何一個或幾個的變化，都會導致犯罪性質的改變。涉農職務犯罪也是一樣，隨著誘發犯罪因素的改變，它的犯罪形式、作案手段、表現方式都在現階段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犯罪主體蔓延。長期以來涉農職務犯罪的高發區主要集中在比較富裕的城鎮郊區，因為這些地方的鄉村具有區位和土地資源優勢，經濟普遍比較發達。但近年來，國家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全面推進，大量的資金、項目流向尚不富裕的鄉村。所以，犯罪區域蔓延到相對貧窮的鄉村，犯罪主體擴大到所有基層組織領導。

（二）涉案罪名擴大。據統計，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中貪污、挪用公款發案率較高，侵犯的公私財產包括拆遷、征地補償款、農電改造資金、農村水利水電建設資金等諸多款項，其中尤以侵害農民土地征用款最為普遍。而近年來這些傳統的涉案罪名有向賄賂型犯罪擴大的趨勢。

（三）作案手段簡單直接。由于涉農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行為主要集中在侵犯新農村建設資金方面，所以作案手段較為直接。采取的方式多為虛報、冒領、偽造單據，收入不入賬、重復支出，直接截留、挪用公款公物等。對于侵犯的財產，或挪作個人使用、或挪作他人從事營利活動、非法活動。

（四）犯罪方式多樣發展。既有單獨作案，又有合伙作案，并且窩案串案頻發。在基層農村，決策權、經濟管理權以及財政審批權往往集中在個別或少數人手中，這些人利用職務便利，合謀結成利益共同體，很容易實現犯罪目的。有的村村支兩委成員勾結私分贓款；有的村基層干部與管理土地征遷工作的負責人合謀作案，共同醫學論文發表侵吞或截留土地補償款。

二、涉農職務犯罪的形成原因“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濕而后生苔”。從近年來查處的涉農職務犯罪來看，導致案件頻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方面原因，也有機制方面原因；既有個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會方面原因，歸結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村級財務制度不健全，執行不力。雖然中央和地方各級投入的支農惠農資金大、措施多，但相應的財務正規化管理卻未能及時跟上。在部分農村，沒有建立財會制度，沒有專職的會計出納人員，財務公開和收支審批制度流于形式。另外，不嚴格遵循收支兩條線制度，收入不入賬、白條入賬的情況時有發生，這就給村級干部利用小金庫搞體外循環提供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