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蔣興南

【學科分類】民商法學 【出處】本網首發 【寫作年份】2009年

【正文】

因交通事故造成工傷，由于其涉及到工傷保險補償和交通事故賠償兩個法律關系，在現實中，對于這類糾紛的處理如何適用法律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試圖通過對工傷保險和民事賠償適用關系的比較研究，結合中國司法實踐及未來發展，提出相應的觀點。

一、關于工傷保險和民事賠償競合時法律適用的主要觀點

在工傷賠償問題上，世界各國經歷了由傳統侵權行為法一元調整機制到多元調整機制的演變。那么在不同的損害賠償或補償機制之間，尤其是工傷保險與民事賠償發生競合時到底該怎樣適用法律？這個問題不僅在法理上很有研究必要，在現實中也有很大的研究價值。縱觀世界各國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歸納言之，主要有下列四種觀點。

（一）選擇模式

選擇模式是指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發生后，受害者只能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與工傷保險給付之間選擇其一，即要么選擇侵權民事賠償，要么選擇工傷保險給付。在此模式下，受害者有選擇的權利，但這種選擇是排他的，不存在兩種方式同時適用的情形。

（二）相加模式

相加模式是指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發生后，受害者有獲得雙份賠償的權利，即既可以請求侵權民事賠償，同時也可以請求工傷保險給付。在這種模式下，受害者可以獲得雙重救濟，對受害者的保護力度最大。

（三）取代模式

取代模式是指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發生后，受害者只能獲得工傷保險給付，而不能依據侵權行為法請求民事賠償，即以工傷保險取代民事賠償。在這種模式下，剝奪了受害者獲得完全賠償的權利，對受害者利益的保障極為不利。

（四）補充模式

補充模式是指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發生后，受害者可同時主張侵權民事賠償和工傷保險給付，但其最終獲得的賠償或補償，不得超過其實際遭受之損害。一般情況下，都是首先領到工傷保險給付，然后依侵權行為法主張民事賠償，但應當扣除其已經獲得的工傷保險補償。在這種模式下，一方面避免受害者獲得雙份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受害者獲得完全賠償。

二、我國對這一問題的立法模式及司法實踐

（一）我國的立法模式1、1996年8月，勞動部頒布了《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對這一問題有所規定。該《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傷，應當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及有關規定處理；已獲交通事故賠償的，企業或工傷保險經辦機構不再支付相應待遇，不足部分，由企業或工傷保險經辦機構補足差額部分；企業或工傷保險經辦機構先期墊付有關費用的，職工或者親屬獲得交通事故賠償后應當予以償還。

2、國務院2003年頒布的《工傷保險條例》。該條例取消了上述條款，未對工傷保險和民事賠償的關系作出規定，該條例自2004年1月1日取代《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實施至今。

3、全國人大常委會2001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該法第52條規定，職業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傷社會保險外，依照有關民事法律，尚有獲得賠償的權利的，有權向用人單位提出賠償要求。該法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至今。

4、在2002年6月29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也有類似規定。該法第48條規定，“因生產安全事故受到損害的從業人員，除依法享有工傷社會保險外，依照有關民事法律尚有獲得賠償的權利的，有權向本單位提出賠償要求”。

5、在2003年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中，第十二條規定“因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造成勞動者人身損害，賠償權利人請求第三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從上述立法規定，我們可以看出，《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采取的是補充模式，即要求受害者首先請求按侵權獲得民事賠償，如果二者存在差距，再由企業或工傷保險經辦機構補足差額部分。但《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被2003年頒布的《工傷保險條例》所取代，已經失去了法律效力。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采取的是相加模式，即受害者除依法享有工傷社會保險外，還有獲得民事賠償的權利。在《解釋》中，也賦予勞動者請求工傷保險待遇和請求第三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權利。由于《工傷保險條例》未對工傷保險和民事賠償的關系作出規定，法律的缺失致使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很大的分歧。

（二）司法實踐

長期以來我國的司法實踐表明，在處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案件中，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各法院或同一法院在處理案件時裁決不一。有優先適用工傷保險法規定的，也有優先適用民法及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有支持雙份賠償的，有不支持雙份賠償的，有支持補足差額的。在處理這一問題時，法官都是根據自己對法律精神的理解，行使法律賦予的自由裁量權。支持雙份賠償的主要考慮的是工傷保險補償和民事賠償屬于不同性質的法律關系，且目前我國工傷保險待遇和民事賠償標準均較低，因此，在二者競合時，為了充分保障受害者的權益，允許其獲得雙重救濟。不支持雙份賠償的認為，因同一事件造成法律關系的競合，受害者有選擇的權利，但不允許同時適用，這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關于侵權與違約競合時，法律適用的立法規定是一致的。支持補足差額的則認為，根據《民法》所規定的填平原則，一方面要讓受害者的損害獲得完全的賠償，一方面也使得受害者不因受到侵害而獲得意外收益。

三、關于工傷保險和民事賠償競合時法律適用的建議

雖然1996年勞動部頒布《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對處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事故有所規定，但鑒于該《辦法》已經廢止，而《工傷保險條例》對這一問題沒有具體規定，因而造成了司法混亂的局面。在2003年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最高人民法院針對這一問題作出了規定。但就如何理解該解釋第十一條第三款和第十三條規定的精神，仍然有不同意見。但爭議的焦點集中體現在究竟是采用“相加模式”還是“補充模式”上。

筆者認為，我國在處理工傷賠償和交通事故賠償法律適用問題上，采取“相加模式”不失為合理的選擇。理由如下：

（一）工傷保險的性質。

工傷保險是國家為了保障工傷職工的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促進工傷預防和職業職業康復、分散用人單位的工傷風險而強制用人單位為勞動者繳納的社會保險。工傷保險關系的實質是勞動合同關系。因為工傷職工在公法上的社會保障權利，只是一種可能的權利，只有通過建立勞動合同關系，才能將法律賦予的可能權利變為現實工傷保險。可見，繳納作為《勞動合同法》的一項法定義務，只要用人單位跟勞動者存在勞動關系，用人單位就必須為勞動者繳納工傷保險。在工傷保險關系中，工傷職工只享受勞動保險待遇，而無對應義務，相當于商業人身保險合同中的受益人，是基于法律賦予的特殊權利。既然法律已經規定勞動者作為工傷保險的受益人，那么，參照商業保險法的相關規定，勞動者在獲得工傷保險待遇后再請求民事賠償是沒有法律障礙的。

（二）工傷保險賠償和民事賠償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二者互不排斥。

基于工傷事故的發生，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形成工傷保險賠償關系。國家設置工傷保險制度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工傷職工的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用人單位應當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工傷職工有權獲得工傷保險賠償、享受工傷待遇。因此，只要客觀上存在工傷事故，就會在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產生工傷保險賠償關系，而不論事故發生的原因是什么。其次，基于交通事故侵權事實的存在，受傷職工作為被侵權人，與肇事司機之間形成了侵權之債的法律關系。作為被侵權人，有權向侵權人主張人身損害賠償。由于二者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即使勞動者已經獲得了工傷保險賠償，也不能免除侵權人的責任。可見，勞動者之所以能夠獲得雙份救濟是基于雙重主體身份，在這種情況下，用人單位和肇事司機應當依法承擔各自所負的賠償責任，不因受傷職工（受害者）先行獲得了一方賠償、實際損失已得到全部補償而免除或減輕；另一方的責任。

（三）從立法趨勢和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角度。

21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立法趨勢的加快。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都規定工傷勞動者可以獲得雙份賠償。《工傷保險條例》作為一部調整工傷保險法律關系的行政法規，它不可能在條文中對勞動者享有的受其他法律調整的民事權利做出規范。對于這一缺陷，在稍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進行了補充規范。以上充分說明，立法界已經對因交通事故造成工傷的勞動者獲得雙份賠償達成普遍共識。

綜上所述，在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的情況下，勞動者應該可以獲得雙重救濟。

【作者簡介】

蔣興南，湖南晨暉律師事務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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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雷涌泉：“論工傷事故的保險社會待遇與民事損害賠償的適用關系”，載《法律適用》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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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工傷行政案件若干爭議問題最新法律適用探析

工傷行政案件若干爭議問題最新法律適用探析

發表時間：2010-3-30 10:03:04 閱讀：4837次

由于我國勞動保障立法呈現法律空白、嚴重滯后、時有沖突的特點，因此，勞動保障的法治化程度較低，受害職工、用人單位與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之間的糾紛呈高發的態勢，且容易矛盾激化，群體性事件、惡性事件頻繁發生。據統計，近年來法院一審勞動和社會保障類行政案件一直位居一審行政案件的前三位，且占人民法院行政案件的比重保持上升的態勢。建筑業是工傷事故高發的行業，而在全部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類行政案件中，數量最多、法律適用問題最棘手的是工傷認定行政案件。目前法院審理勞動保障行政案件面臨很大難度，由于法律條文本身的模糊性以及傷亡原因的復雜性，在是否能認定工傷的問題上經常存在重大分歧。且以工傷認定為代表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類行政案件直接涉及社會弱勢群體的權益保護問題，因此需要法官在審判實踐中遵循勞動法傾斜保護的法律意識；通過裁判規則的確立來引導并規范勞動行政關系，保障社會和諧、穩定、協調發展。

一、《工傷保險條例》關于工傷認定的有關規定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規定的可以認定為工傷情形：

(一)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

(二)工作時間前后在工作場所內，從事與工作有關的預備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傷害的；

(三)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意外傷害的；

(四)患職業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間，由于工作原因受到傷害或者發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認定為工傷的其他情形。

另外，《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還規定了視同工傷的三個情形：

(一)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

(二)在搶險救災等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動中受到傷害的；

(三)職工原在軍隊服役，因戰、因公負傷致殘，已取得革命傷殘軍人證，到用人單位后舊傷復發的。

不能認定為工傷的情形《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六條：

(一)因犯罪或者違反治安管理傷亡的；

(二)醉酒導致傷亡的；

(三)自殘或者自殺的。

二、關于工傷保障的覆蓋范圍界定

從立法層面看，《工傷保險條例》確定工傷保險覆蓋范圍標準有兩項：一是用人單位標準；二是勞動者標準。但從現實層面分析，用人單位標準和勞動者標準已突破立法的規定。

(一)童工是否可以被認定為工傷保障的合格勞動者

不能因為用人單位的非法用工而讓童工失去享受工傷待遇的權利。

我國相關法律規定童工是指未滿16周歲，與用人單位或個人發生勞動關系從事有經濟收入的勞動或者從事個體勞動的少年、兒童。我國勞動保障部2003年9月23日發布的《非法用工單位傷亡人員一次性賠償辦法》和勞動保障部等八部委發布的《關于貫徹落實(禁止使用童工規定)的通知》(勞社部發[2003]9號)作了有別于《工傷保險條例》的專門性規定，在工作期間傷殘的人，不需要工傷認定，可直接申請傷殘鑒定，并根據勞動能力傷殘鑒定的等級，依據特殊賠償標準獲得賠償。

(二)超過退休年齡的人是否可以被認定為工傷保障的合格勞動者

達到退休年齡是勞動關系終止的法定事由，一般情況下，超過退休年齡不可以被認定為工傷保障的合格勞動者。但審判實踐中出現了退休人員被聘用的，構成特殊勞動關系，工作時受傷屬工傷的審判案例。

(三)實習生實習期間因工受傷，是否可以被認定為工傷

如果名義上是實習生，但實際上其提供的勞動與其他在職人員沒有本質區別，可以認定其為工傷。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將實習生納入到工傷保障范疇，只有將其納入，才能更好地緩解用人單位接受實習生的心理壓力，從而鼓勵用人單位給實習生提供更多的實習機會。

實習生實習期間，因工發生事故是否應認定為工傷，不應局限于實習生的身份，而應從實習生和用人單位的關系來判斷，如果實習生提供的勞動與其他在職人員沒有本質區別，已成為用工單位用工的組成部分，就應認定為工傷。我國原先的《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辦法》明確賦予了實習生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權利，但后來出臺的《工傷保險條例》取消了這一規定。有專家學者呼吁，在今后修改《工傷保險條例》時恢復這一制度。

(四)用人單位與受傷職工私下達成和解協議后，受傷職工又依法申請工傷認定是否受理 用人單位與受傷職工私下達成和解協議后，受傷職工又依法申請工傷認定的，勞動保障部門應當依法受理。

三、關于工傷保障義務主體的確認

(—)關于實習生因工受傷，實習單位是否應當承擔工傷補償責任的問題。實習生因實習原因受傷，原則上不應認定為工傷，但名義上是實習生，其從事的勞動已實際成為用人單位用工的組成部分的，可以由用人單位承擔工傷補償責任。

(二)關于建筑工程層層轉包，工人在建筑工地上因工受傷，應當由誰承擔工傷補償責任的問題。如果最終承包工程的主體有用工資質，則由其承擔責任。否則由具備用工資質的轉包方承擔責任。

(三)關于承包制經營的企業，勞動者發生工傷事故由誰承擔工傷補償責任的問題。如果承包人具有合法的用工資質，則由承包人承擔工傷補償責任。否則由發包人承擔工傷補償責任。

(四)關于勞動關系的異議，工傷認定部門如何處理的問題。勞動關系的確定是工傷認定的前提條件，勞動部門具有認定勞動關系存在與否的法定職權。

四、關于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和工作原因的認定

《工傷保險條例》第14條第l項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這一規定是從工傷概念的最基本含義，即“工傷”是由于工作直接或間接引起的傷害。這是應當認定為工傷的一種最基本情形。

這里的“工作時間”是指法律規定的或者單位要求職工工作的時間。例如國務院1995年3月頒布的《關于修改(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規定，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0小時。這段時間就屬于職工的工作時間。但是，如果單

位在合法的前提下對其職工的工作時間有特殊要求，比如對那些實行不定時工作制的職工來說，單位確定的工作時間，屬于該職工的工作時間。

此外，合法的加班期間以及單位違法延長工時的期間也屬于職工的工作時間，職工在此期間受到事故傷害，屬于應當認定為工傷情形的，應按規定將其認定為工傷。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1981年職業安全和衛生及工作環境公約》(第155號)第3條的規定，工作場所是指覆蓋工人因工作而需在場或前往，并在雇主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下的一切地點。

這里的“工作場所”也應按照這一解釋的基本精神去把握。這里的“事故傷害”主要是指職工在工作過程中發生的人身傷害和急性中毒等事故。

需要指出的是，職工雖不在本崗位勞動，但由于單位的設施和設備不完善、勞動條件或勞動環境不良、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職工傷害的，也應當認定為工傷。例如，由于單位鍋爐房的開水管安裝不牢固，導致職工在打開水的過程中被開水燙傷，職工的這種傷害應認定為工傷。

五、關于“因履行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理解

《工傷保險條例》第14條第3項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而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這里所稱“工作時間”，是指法律規定的或者單位依法要求的職工應當工作的時間，以及在工作時間前后所做的預備性或收尾性工作所占據的時間。

這里所稱的“工作場所”，既應包括本單位內的工作場所，也應包括因工作需要或者領導指派到本單位以外去工作的工作場所。

這里所稱的“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職工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的暴力傷害；二是指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由于意外因素導致的人身傷害。例如，在施工工地上因高處落物受到的傷害等，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從法理的角度還是從工傷保險的基本精神來講，都應將其納入工傷的范圍。

對于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受到的暴力等意外傷害，是否屬于履行工作職責所致，應由勞動保障部門根據具體情況作出判斷。在工傷認定工作中，應對各方面情況進行綜合分析，沒有證據否定職工所受到的傷害與履行工作職責有必然聯系的，在排除其他非履行工作職責的因素后，應認定為工傷。

判斷的核心標準在于傷害是否屬于履行職責所引發。履行職責必須是傷害發生的原因。

六、關于工傷認定的申請期限

申請工傷的主體與時限：所在單位應當自事故發生之日或者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30目內，向統籌地區(一般為企業注冊所在地)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遇有特殊情況，報請勞動保障行政部門適當延長申請時限；用人單位未在規定的期限內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的，受傷害職工或者直系親屬、工會組織在事故傷害發生之日或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1年內，向統籌地區勞動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注意：這里勞動者沒有延長申請時限權利，也沒有中斷、中止的法律情形)，過了1年申請期限，勞動行政部門將不予以受理工傷申請。除非所在單位愿意協商此事，否則很難通過其他途徑獲得賠償。

七、關于工傷行政案件的舉證責任和查證責任分配

《工傷保險條例》第19條第2款規定：“職工或者其直系親屬認為是工傷，用人單位不認為是工傷的，由用人單位承擔舉證責任”。這是關于勞資雙方對所發生事故是否屬于工傷事故產生爭議時應由誰承擔證明責任的明確法律規定。對此條規定之內容，一般理解為工傷事故賠償糾

紛案件的“舉證責任倒置”，即勞動者一方只須對雙方勞動關系的有效成立、事故的發生經過、事故所造成的損害后果加以證明即可，當單位方認為事故不屬工傷事故時，則由單位方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作為勞動者一方，往往無法與具有雄厚財力之單位相抗衡，在雙方的勞務對立關系中相對處于弱勢—方，因此，這條規定對于減輕勞動者的舉證負擔極其有益。

對于傳統的工傷事故，在工傷認定標準上適度從寬；對于基于擴大勞動保障的需要而納入工傷保障范疇的通勤事故以及視同工傷的認定，在工傷認定標準上應當適度從嚴。這種從寬從嚴的導向，在舉證責任的分配上應當有所體現。

八、關于工傷補償中的多重賠付

當第三人侵權導致工傷事故時，同時滿足了工傷責任與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先尋求民事賠償還是工傷補償，應當由受傷職工選擇。

第三方肇事發生的工傷事故，往往存在“多重”或“雙重”賠付問題。工傷保險在本質上不同于一般商業保險。工傷保險的目的，在于給因工受傷的職工補償，以解決其康復、生活需要。當工傷系第三方侵權造成時，受傷職工本應向第三方主張賠償責任，為保障受傷職工的利益，工傷保障部門應當先以工傷補償的方式對其予以補償。但這些損失本應由侵權第三方承擔，故補償機關補償后，在補償范圍內就擁有了向侵權第三方的代位追償權。

有關專家和法官建議，在《工傷保險條例》修改時明確規定，因第三方責任造成工傷事故的，工傷保障部門在支付工傷補償后，在其支付的工傷補償范圍內享有代位追償權，有權向第三方追償。受傷職工得到工傷補償后，有權就未經補償的損失，向侵權的第三方主張賠償責任。據了解，目前我國有些省份已經在這個問題上統一裁量和賠付尺度。

第三篇：研究涉農職務犯罪法律適用問題

研究涉農職務犯罪法律適用問題

摘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中，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國正處在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的關鍵時刻，近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力度的不斷加大，涉農職務犯罪也呈現出發案率上升、主體擴大化、形式復雜化的趨勢。基層檢察機關在現有的工作框架內，理應發揮職務犯罪偵查一體化機制的作用，準確適用法律法規依法打擊涉農職務犯罪，加強犯罪預防工作，為城鄉區域統籌發展提供公正廉潔的政務環境。

關鍵詞：涉農職務犯罪；現狀；法律適用；犯罪預防在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過程中，國家不斷加大新農村建設的力度，增加農村基礎建設的資金，經濟期刊完善各種支農、惠農的政策。這就使得被管理的涉農建設資金相應增多，“三農”職能部門負責人員手中權力不斷被擴大，客觀上為涉農職務犯罪提供了空間。為此，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教育、制度、改革、糾風、懲治相結合，推進農村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切實糾正損害農民利益的突出問題，嚴肅查處涉農違紀違法案件。”高檢院同時要求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充分發揮檢察職能，切實維護農民權益，為推進城鄉統籌協調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涉農職務犯罪的現狀分析從刑法理論上來講，任何一種犯罪的發生，都是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犯罪的四個構成要件中任何一個或幾個的變化，都會導致犯罪性質的改變。涉農職務犯罪也是一樣，隨著誘發犯罪因素的改變，它的犯罪形式、作案手段、表現方式都在現階段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犯罪主體蔓延。長期以來涉農職務犯罪的高發區主要集中在比較富裕的城鎮郊區，因為這些地方的鄉村具有區位和土地資源優勢，經濟普遍比較發達。但近年來，國家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全面推進，大量的資金、項目流向尚不富裕的鄉村。所以，犯罪區域蔓延到相對貧窮的鄉村，犯罪主體擴大到所有基層組織領導。

（二）涉案罪名擴大。據統計，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中貪污、挪用公款發案率較高，侵犯的公私財產包括拆遷、征地補償款、農電改造資金、農村水利水電建設資金等諸多款項，其中尤以侵害農民土地征用款最為普遍。而近年來這些傳統的涉案罪名有向賄賂型犯罪擴大的趨勢。

（三）作案手段簡單直接。由于涉農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行為主要集中在侵犯新農村建設資金方面，所以作案手段較為直接。采取的方式多為虛報、冒領、偽造單據，收入不入賬、重復支出，直接截留、挪用公款公物等。對于侵犯的財產，或挪作個人使用、或挪作他人從事營利活動、非法活動。

（四）犯罪方式多樣發展。既有單獨作案，又有合伙作案，并且窩案串案頻發。在基層農村，決策權、經濟管理權以及財政審批權往往集中在個別或少數人手中，這些人利用職務便利，合謀結成利益共同體，很容易實現犯罪目的。有的村村支兩委成員勾結私分贓款；有的村基層干部與管理土地征遷工作的負責人合謀作案，共同醫學論文發表侵吞或截留土地補償款。

二、涉農職務犯罪的形成原因“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濕而后生苔”。從近年來查處的涉農職務犯罪來看，導致案件頻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方面原因，也有機制方面原因；既有個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會方面原因，歸結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村級財務制度不健全，執行不力。雖然中央和地方各級投入的支農惠農資金大、措施多，但相應的財務正規化管理卻未能及時跟上。在部分農村，沒有建立財會制度，沒有專職的會計出納人員，財務公開和收支審批制度流于形式。另外，不嚴格遵循收支兩條線制度，收入不入賬、白條入賬的情況時有發生，這就給村級干部利用小金庫搞體外循環提供可乘之機。

第四篇：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事故賠償競合問題研究

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事故賠償競合問題研究

朱某系某銷售公司的職工，上班途中遭遇車禍身亡，事故對方負主要責任。朱某的親屬將該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支付喪葬補助金、一次性工傷補助金、撫恤金等相關工傷賠償費用。在庭審時，雙方就是否應扣除交通事故中已獲得的賠償部分產生爭議。問題的分析

一、我國承認交通事故與工傷事故賠償能夠競合 根據《工傷條例》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或者因工外出期間，由于工作原因受到傷害的，或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機動車事故傷害的，都應當認定為工傷。在這幾種情形下發生的工傷，大多數是由第三人侵權引起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依法應當參加工傷保險統籌的用人單位的勞動者，因工傷事故遭受人身損害，勞動者或者其近親屬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用人單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告知其按《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處理。因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造成勞動者人身損害，賠償權利人請求第三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因此，由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事故，勞動者自由選擇尋求救濟途徑的權利，即受害勞動者既可以申請交通事故賠償，也可以申請工傷保險賠償，但受害勞動者是否可以同時獲得交通事故和工傷待遇的全額賠償，我國法律法規也未對此作出明確規定。

二、交通事故與工傷事故競合情況下賠償模式

交通事故與工傷事故競合情況下產生的賠償，審判實踐中，各地操作不一，我國不同的省市區法院執行的標準不一，人們在維權時的產生了困惑，但實務中主要有以下兩種賠償模式。第一種是補充模式，即受害勞動者先向交通事故肇事方追償，不足部分由工傷賠償補足。《黑龍江省貫徹〈工傷保險條例〉若干規定》(黑政發[2003]89號)第17條規定,由于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應當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及有關規定處理,再按工傷保險有關規定執行。第18條規定, 工傷事故兼有第三者民事賠償責任的,先按民事賠償處理,賠償低于工傷保險待遇的,由工傷保險基金補足差額。此類規定基本沿襲了《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已廢止）的規定。《四川省人民政府關于貫徹〈保險條例〉的實施意見》第10條，重慶市《關于貫徹執行〈工傷保險條例〉有關問題處理意見的通知》(渝規審發[2004]24號)第12條、13條，《廈門市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第37條也有類似規定。

第二種是有限制的雙重救濟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受害勞動者可以獲得雙重賠償，但“直接費用”不重復賠償。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印發全省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魯高法〔2005〕201號(1)）第六條規定，根據1996年勞動部《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以及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如果勞動者的工傷系第三人侵權所致，按照我國現行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規定，用人單位仍應承擔勞動者的工傷保險待遇，但勞動者也可追究第三人的侵權賠償責任，即勞動者可以在工傷事故中獲得雙重賠償，但因工傷事故產生的直接費用，原則上不予重復計算。《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20條，《上海市高院關于即是交通事故又是工傷如何主張雙份賠償的解釋》中也有類似規定。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關于在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下妥善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指導意見》第（三）條第2款規定“妥善處理工傷保險賠償與第三人侵權賠償的關系。對于勞動關系以外的第三人侵權造成勞動者人身損害，同時構成工傷的，如果勞動者已獲得侵權賠償，用人單位承擔的工傷保險責任中應扣除第三人已支付的醫療費、護理費、營養費、交通費、住院伙食補助費、殘疾輔助器具費和喪葬費等實際發生費用。用人單位先行支付工傷保險賠償的，可以在第三人應當承擔的賠償責任范圍內向第三人追償。” 即目前江蘇地區的司法實踐是交通事故中已經賠付的費用（比如醫療費），工傷保險就不再賠償了，實行的也是有限制的雙重救濟模式。

三、采取有限制的雙重救濟模式下的賠償項目

采用有限制的雙重救濟模式的地方性法律文件雖然規定了“直接費用”不再進行賠償，但并未明確說明“直接費用”的范圍。筆者認為，應當綜合考慮各賠償項目的性質和特點,通過比較和分析,進行分類處理，來確定具體賠償項目。

（一）重復賠償類 工傷事故賠償和交通事故賠償中相同并重復的項目主要有這樣一些，即：工傷事故賠償中的原工資福利待遇（侵權損害賠償中的誤工費）、醫療費、停工留薪期間的護理費和生活護理費（侵權損害賠償中的護理費）、住院伙食補助費、交通費、外省市就醫食宿費（侵權損害賠償中的外省市就醫住宿費和伙食費）、康復治療費（侵權損害賠償中的康復費、康復護理費、適當的整容費、后續治療費等）、輔助器具費（侵權損害賠償中的殘疾輔助器具費）、供養親屬撫恤金（侵權損害賠償中的被撫養人生活費）、喪葬補助金（侵權損害賠償中的喪葬費）等費用，我們認為這些項目如果重復賠償，則違反了民法的填平原則和實際賠償原則。故對上述項目，采取同一賠償項目按照就高原則進行認定的方式來處理比較合理。所謂就高原則是指交通事故賠償和工傷事故賠償相同并重復的賠償項目，按照各自的計算標準，確定兩者之申數額較高的作為勞動者應獲得的賠償數額的計算原則。受害勞動者在侵權損害賠償案件中已就相同并重復的賠償項目按照就高原則獲得足額賠償，按照民法的填平原則，受害勞動者仍在工傷事故賠償中主張賠償的，法院不予支持。

（二）兼得類

兼得賠償項目包括工傷事故賠償中的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和交通事故賠償中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等。此類賠償項目是因人身受到損害而取得的補償費用，具有人身專屬性質，可以在兩類賠償案件中分別主張。

（三）專屬類

專屬賠償項目包括工傷事故賠償中殘疾津貼、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和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交通事故賠償中營養費、精神撫慰金、陪護人員住宿費、伙食費等項目。該類賠償項目屬于工傷事故賠償和交通事故賠償中分別特有的項目，在兩類案件中并不重復，故不存在折抵的問題，可以在兩類賠償案件中分別主張。

四、關于用人單位未依法參加工傷保險統籌的處理方式 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事故賠償，用人單位未依法為勞動者繳納工傷保險，但勞動者已被認定為工傷的，由用人單位依照《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支付相關工傷保險待遇。結語 綜上所述，因交通事故產生的工傷事故賠償競合的兩種模式中，筆者傾向于有限制的雙重救濟模式，該種模式在維護受害勞動者合法權利的同時，也方便受害勞動者以多種形式維權；在保障受害勞動者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避免了其獲得“不應獲得意外收益”的可能，更加符合法律的公平正義的原則。同時，筆者呼吁國家應當在在立法上解決因第三人侵權造成的工傷事故賠償競合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在立法上更充分保障受害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避免理論上的紛爭和實踐中的不統一。

第五篇：繼承糾紛訴訟時效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繼承糾紛訴訟時效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77條（以下簡稱民通意見第177條）規定：“繼承的訴訟時效按繼承法的規定執行。但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未明確表示放棄繼承的，視為接受繼承，遺產未分割的，即為共同共有。訴訟時效的中止、中斷、延長，均適用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對此法條的理解有以下幾種：有的認為繼承糾紛應當嚴格適用訴訟時效制度；有的認為根據民通意見第177條規定，繼承糾紛轉化為共有權糾紛后，是否應當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法律未明確規定，且學術界和實踐中都存在一定的爭議，但根據該條的意思應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有的認為，遺產處于共同共有狀態后，應當從侵害共有權的侵權行為發生之日起兩年內提起訴訟，且不論從繼承開始到起訴是否超過20年。筆者從親身經歷的一起繼承案件出發，試想通過查找全國其他法院對此類糾紛的處理方式總結實踐中的做法，但調研發現，在實踐中，因對民通意見第177條的理解不同，全國各個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判決都各不相同。為統一法律適用，本文擬在考察我國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的繼承糾紛適用訴訟時效現狀之基礎上，剖析此類案件實質上屬于物權確認及物的分割案件，以共有權確認及共有物分割糾紛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為解決途徑，以期能達到拋磚引玉之效。

一、一起案例引發的思考

原告楊秀敏與被告楊同系姐弟關系，原告喻金系原告楊秀敏之外甥女。原告楊秀敏與被告楊同的母親方秀梅于2007年2月去世，父親楊永明于2008年4月去世。方秀梅和楊永明去世時，遺留房屋兩處。后原告楊秀敏與被告楊同因繼承遺產發生糾紛，原告楊秀敏于2009年5月31日訴至法院要求繼承遺產。審理中，本院追加喻金為本案原告。經原審法院調解，雙方當事人于2009年7月23日達成協議，將方秀梅與楊永明遺留的房屋兩處予以分割。

調解書生效后，案外人楊艷芬、楊玉蘭、任玉祥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請再審，同年7月14日中院提審該案，11月26日，中院裁定撤銷原審調解，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審。

該案經重審查明：原審訴爭的兩處房屋中其中位于A處的系楊裕與李菊夫婦的共有財產。楊裕與李菊共生育四個子女，即：楊冬月、楊艷芬、楊玉蘭、楊永明。1972年3月22日李菊死亡；1976年12月20日楊裕死亡。李菊、楊裕夫婦死亡后，其二人的房產未經翻建、亦未析產繼承。1982年2月楊冬月死亡，留有一子任玉祥。2008年4月楊永明死亡，其有三個子女：楊秀琴、楊秀敏、楊同。楊秀琴于2005年11月23日死亡，留有一女喻金。位于B處的房屋登記在楊永明名下，系楊永明、方秀梅夫婦與楊同夫婦共同共有。

在重審的過程中，楊秀敏認為楊艷芬、楊玉蘭、任玉祥的起訴已超過了最長訴訟時效20年，其民事權利不應受到保護。關于本案是否適用訴訟時效問題，出現兩種意見：一是應當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但是因為遺產未進行分割，應從2009年7月23日當事人達成的調解協議生效之日起適用兩年的訴訟時效，因其他繼承人于2010年7月5日向中院申請再審主張權利，其未超過兩年訴訟時效；二是本案實質上屬于物權糾紛，物權糾紛不應當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

二、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的繼承糾紛訴訟時效適用之現狀考察

以下系筆者摘取的較為典型的、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繼承糾紛案件的部分裁判文書內容，經過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該類繼承糾紛在法律適用上不統一現象較為明顯。

上訴人許文緒因其他繼承糾紛一案中，海南中院認為1980年何汝蓮去世，繼承自此開始，2005年4月13日被上訴人符春玉、符玉桂以上訴人許文緒占用其共同共有房屋要求騰退。而上訴人許文緒認為其系何汝蓮的繼承人，對該房屋享有繼承權，不同意退出，雙方發生爭議，已超過二十年，但上訴人未提供中止、中斷、延長有關證據證明。上訴人明知何汝蓮于1980年死亡，至今二十多年才提起請求分得遺產訴訟，已超過法定訴訟時效。[1]

原告田某、田某

1、田某2與被告田某

3、田某

4、田某

5、田某

6、田某

7、田某8法定繼承糾紛一案中，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認為根據《繼承法》的規定，繼承權糾紛提起訴訟的期限為二年，自繼承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犯之日起計算。該訴訟時效為普通訴訟時效。被告認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訴已超過二年的普通訴訟時效期間，但未就該抗辯理由提供充分的證據，即未證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張從其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犯之日起超過二年，其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認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訴未超過2年的普通訴訟時效。根據《繼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對《民法通則》的解釋，當事人自繼承開始之日起超過20年的，不得再提起訴訟。該時效為最長訴訟時效，但適用《民法通則》對訴訟時效延長的規定。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針對最長訴訟時效，如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長訴訟時效期間。本案中原告田某、田某1雖未在20年的最長訴訟時效期間提起民事訴訟，但在最長訴訟時效期間就前紅井房屋的權屬問題提起了行政訴訟，并在行政訴訟期間以及行政訴訟終結后的合理時間內連續提起了民事訴訟，而行政訴訟的處理結果與民事訴訟又存在密切關系，故應當認定原告田某、田某1從最長訴訟時效即將結束時開始，持續的行使自己的權利，其訴訟請求應當適用最長訴訟時效延長的規定。綜合以上因素，本院認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訴訟請求應當受法律保護。原告田某2在最長訴訟時效期間并未通過訴訟行使自己的權利，其要求繼承前紅井房屋的訴訟請求已超過訴訟時效，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田某2應當繼承的份額，應當歸于其他繼承人。本案法官認為該類繼承糾紛應當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且適用了最長訴訟時效延長的規定。[2]

上訴人李學如、嚴偉、嚴美華、嚴利因分割繼承遺產糾紛一案中，判決說理部分未充分論證上訴人提出的被上訴人的起訴是否超過2年或20年訴訟時效期間問題，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訴人所稱《繼承法》第8條規定的情況”用語簡單帶過。[3]

原告袁壽群、萬幫群與被告袁壽春、袁壽富，第三人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繼承財產糾紛一案中，被告袁壽春久居訴爭之房，但在2003年9月22日前并未取得住房的所有權，僅為物上的使用權，故并不構成對遺產共有人即二原告及被告袁壽富共同所有權之侵害，不能發生時效計算問題，當訴爭房屋登記移戶時，即構成對二原告繼承權的侵害，訴訟時效應從訴爭房屋登記之日起計算。二原告在兩年內啟動訴訟程序，故本案無涉時效問題。該案件僅僅關注訴訟時效的起算點，沒有考慮20年訴訟時效問題。[4]

三、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的繼承糾紛訴訟時效適用救濟途徑之選擇

（一）民通意見第177條的正確詮釋

要正確理解民通意見第177條的含義首先必須明確“繼承權糾紛”的含義。從以上列舉的案例判決理由來看，我國法院在審理繼承糾紛案件中，由于對于“繼承權糾紛”的概念及民通意見第177條的規定理解不同，所作的判決也截然不同。筆者對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問卷調查中發現近九成的法官認為所謂“繼承權糾紛”就是與繼承有關的糾紛都屬于此類，應當嚴格按照《繼承法》規定的訴訟時效來判決。

筆者認為，在實踐中“繼承權糾紛”的范圍不宜擴大。我國《繼承法》所稱的“繼承權糾紛”應當限定在享有繼承權的自然人身份有爭議，或者繼承人中是否享有喪失繼承權、是否存在繼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遺產的自然人、無繼承權利的人侵害繼承人繼承權等情形。如《繼承法》第七條規定的喪失繼承權的情形，第十四條規定的可以分給適當遺產的人，以獨立的訴訟主體資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等，[5]不能將全部與繼承權相關的繼承糾紛案件全部納入繼承權糾紛之內，這樣不僅不利于真正權利人主張權利，還導致物的歸屬處于模糊狀態。

其次，根據《民通意見》第177條的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后，只要繼承人（為方便討論，本文不涉及遺囑繼承與遺贈，本文所述的繼承人系指法定繼承人，以下同）未明確表示放棄繼承的，則視為接受繼承，且如果遺產未分割的，即為共同共有。此時繼承糾紛轉化為確認物權歸屬與分割物的糾紛，即確認各繼承人份額進而對遺產進行分割。確認物權請求權屬于我國《物權法》規定的物權保護請求權的一種，系確認物權的歸屬和內容的物權確認請求權。《物權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因物權的歸屬、內容發生爭議的，利害關系人可以請求確認權利”。由此可見，當雙方或多方當事人之間就物權歸屬或物權是否成立以及物權的內容發生爭議時，自認為是物權主體或主張物權成立的任何一方當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人民法院確認其物權。[6]繼承開始后，法律賦予繼承人默示的行為具有繼承的意思表示，被繼承人的遺產轉變為各繼承人的共同共有財產，此時，繼承人起訴要求繼承遺產的訴訟請求實質上是確認各繼承人繼承份額的確認物權請求權的確認之訴。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繼承開始時，繼承人未表示放棄繼承遺產，又未分割的，可按析產案件處理的批復對此亦予以明確。[7]

（二）確認物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

物權法第三章規定了物權保護的五種請求權，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情形：

一、確認物權歸屬和內容的物權確認請求權；

二、基于物權行使的物權請求權，包括返還原物請求權、排除妨害或消除危險請求權等；

三、對損害物權的侵權請求權，即損害賠償請求權。[8]對上述請求權能否適用民法通則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物權法未予以明確。龍翼飛教授認為基于財產共有關系的分割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規則[9]，楊立新教授認為訴訟時效的適用范圍不包括物權請求權，[10]王利明教授亦贊同對于物權請求權不能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11]

筆者認為，確認物權請求權不應當適用訴訟時效。首先，確認物權請求權關系到物權的歸屬，尤其隨著近幾年舊城改造、拆遷補償等導致不動產價值逐年攀升的情況下，不動產的物權歸屬對權利人而言就更為重要。在很多案件中，確認物權的歸屬往往是行使物權行為的基礎，物權確認之訴是給付之訴的前提。從消滅時效適用的法律效果來看，無論采訴權消滅說還是實體權利消滅說，亦或是抗辯發生說，[12]消滅時效屆滿均導致權利實質上歸于消滅。因為自然債務與裸體權利都是虛無縹緲的，得不到法律保護的權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權利，僅僅具有理論意義而已。假如確認物權請求權因訴訟時效期間屆滿而消滅，那么，標的物將長期處于歸屬不清或者權利真空之狀態。[13]這種狀態導致未實際占有的權利人喪失實體勝訴

權，而實際占有不動產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對其物權的確認也不能進行產權登記因而不能真正成為該不動產物權法律上所保護的產權人。因此，如果訴訟時效屆滿，該物權的歸屬出現權利的真空狀態。權利真空之狀態導致各方當事人繼續爭奪標的物，將影響該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轉，不利于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和效率提高，背離訴訟時效制度的立法本旨。

其次，從【1987】民他字第12號批復中可以看出，一方于1985年12月起訴，距被繼承人費翼臣死亡已有25年，已經超過《繼承法》與《民法通則》規定的20年最長保護期限，仍建議按照析產案件給予處理而不是駁回訴訟請求可以看出最高院對此類案件的態度。

再次，從審判實踐中看，通說認為，《民法通則》規定的訴訟時效，僅適用債權而不適用于物權。盡管學理界還有一定的爭議，但審判實務中對物權特別是不動產的保護，不適用民法通則第七章規定的訴訟時效，已是共識。[14]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對民事審判適用物權法總則及所有權部分的相關問題，對物權保護的五種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的指導性意見與筆者的看法不謀而合。該指導性意見認為，物權法第三章規定的物權保護的五種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物權法沒有明確規定。通說認為，物權確認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因本文主要討論的是確認物權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的問題，對于其他物權請求權在此不予贅述）

最后，由于不動產拆遷帶來的巨大利益，近幾年因繼承遺產訴至法院的糾紛逐年遞增，其中因分割不動產遺產的糾紛比重亦呈逐年增長趨勢，由A市B法院2006-2010年受理的繼承糾紛與不動產繼承糾紛分別占全部受理案件的比例情況可見，如果適用繼承法規定的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每年該法院約有21.56%的不動產繼承糾紛案件因訴訟時效屆滿，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該法院轄區內每年將有約五分之一的不動產權屬處于不明狀態，導致拆遷過程中因被拆遷人權利主體的不明確滋生更多的社會矛盾，增加涉訴信訪新案的發生，造成法院司法資源的浪費，不利于社會矛盾的解決。

（三）審判實踐中采用正確案由

因在實踐中，各個法官對繼承權糾紛及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繼承糾紛認識的差異，法律對此又沒有明確的規定，導致在過去的時間里此類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亂。有的適用法定繼承糾紛，有的適用分家析產糾紛，有的適用共有物分割糾紛。筆者選取所在轄區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見第177條規定的繼承案件進行統計發現，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繼承糾紛，有約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產糾紛，剩余則采用共有物分割糾紛、排除妨害糾紛、返還原物糾紛等。

筆者認為，此類糾紛案由應當確定為共有權確認、共有物分割糾紛。要確定正確的案由，首先應當明確案由的確定標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通知中規定了民事案由的確定標準。民事案件案由依據當事人主張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來確定是原則，同時考慮當事人訴爭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具有復雜性，對少部分案由也依據請求權、形成權或者確認之訴、形成之訴的標準進行確定，對少部分案由也包含爭議焦點、標的物、侵權方式等要素。該通知中還規定了關于第二部分“物權糾紛”項下“物權保護糾紛”案由與“所有權糾紛”、“用益物權糾紛”、“擔保物權糾紛”案由的協調問題及同一訴訟中涉及兩個以上的法律關系時如何確定案由的問題。[15]通過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關系以繼承糾紛為基礎，繼承開始后，遺產未被分割的，無人明確放棄繼承權，則被繼承人的遺

產即處于繼承人共同共有的狀態，此時所涉法律關系為關于物權確認及共有物分割。依據以上通知的精神，因此時涉及物權保護項下的兩種物權請求權，則案由應當采用所有權糾紛中的共有權確認糾紛及共有物分割糾紛。有人認為，民通意見第177條已經規定了此時遺產屬于各繼承人共同共有，為什么還要確認他們的共有權呢？這是因為，在實踐中，有時訴至法院要求分割遺產的繼承人為了分得更多的遺產，故意不告知還有其他的繼承人，或一部分繼承人為了使某些繼承人得不到遺產惡意串通另一部分繼承人采用訴訟的方式分割遺產，如果此時法院只憑借這些當事人的陳述，就有可能損害被遺漏的繼承人的權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還要有一個共有權確認的過程。因為共同共有關系存續期間，所有權是一個，各個共有人之間不分份額，只是享有一個總的所有權，個人在其中不具有自己的部分，只要共有關系不解除，這種關系就永遠不能分出份額。[16]此外，雖然推定各繼承人對遺產共同共有，但因為在實踐中有些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盡了較多的贍養義務，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遺產給這些繼承人，因此，共有權確認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決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問題。

對于不適用其他案由的理由，如不適用法定繼承糾紛的理由，根據民通意見第177條的規定，此類繼承糾紛在繼承開始后、遺產未進行分割前、多個繼承人未放棄繼承的條件下實質上轉化為共有糾紛，即法律關系的性質已經轉化為共有權的確認和共有物分割的問題。從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看，分家析產糾紛屬于婚姻家庭糾紛的一個子案由，與本條的規定無關。至于排除妨害、返還原物糾紛是基于對物擁有確定的所有權份額基礎上的請求權，因為處于共同共有狀態的遺產此時尚未進行分割，無從談排除妨害與返還原物的請求權。

結語——對于審理此類案件的建議

從我國《民法通則》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訴訟時效規定》）來看，我國訴訟時效屆滿之后一方當事人喪失勝訴權、一方當事人產生履行義務抗辯權，而社會實踐中爭議的標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幾方實際占有，如果確認物權請求權也適用訴訟時效規定，當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可能導致實際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權，主張權利一方喪失法律保護的權利，這樣就有可能導致大量的物權歸屬處于不明確的狀態。除此之外，即使因訴訟時效屆滿，往往物被實際占有，不是《繼承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的無人繼承的遺產，收歸國家所有或集體所有無法律依據，也無實踐基礎。

再有，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父母的房屋遺產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領取了房屋產權證并視為己有發生糾紛應如何處理的批復》，這種行為應當認定為代表共有人登記取得的產權證明，該房屋仍屬各繼承人共同共有的財產，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損共有權的行為應當被認定為無效，未被分割的遺產仍然屬于各繼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將此類糾紛作為侵權糾紛就無法確定侵權行為的起訴點。故在實踐中，對于確權糾紛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為妥。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一方面，當事人私權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當事人主義已成為現代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為了更好地發現案件真實，同時進一步提高訴訟效率，加強法官對訴訟的控制成了各國國家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共同趨勢。我們不能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虛幻的價值，而犧牲了查明真相這一目的。[17]筆者認為，在審理繼承糾紛案件中，因繼承人的范圍可能涉及法院依職權追加當事人的程序問題，故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15條之規定，法官應采取各種措施調查明確繼承人范圍及遺產范圍，不能只聽信當事人的陳述，以防止部分當事人惡意串通分割遺產及其他損害合法繼承人權益的行為。法官主動查明事實真相不僅有利于減少當事人訴累及

司法資源浪費，還能進一步提高訴訟效率，切實保護所有繼承人的合法權利，有利于徹底解決社會矛盾，實現“案結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