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查處涉農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

查處涉農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近郊農村土地被征用。而因土地征用做造成的職務犯罪問題也越來越多，不少農村基層工作人員在土地征用補償款上出現貪污、挪用等問題，如何有理有據查處這些涉農職務犯罪問題就值得深入探討。本文結合實際案例，分析了涉農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提出了查處涉農職務犯罪的建議。

關鍵詞：職務犯罪；農村；基層工作人員

一、案例簡介

2009年，因城鎮發展需要某村有2000畝土地被縣政府征用規劃為物流園區，并簽訂了土地征用補償協議。按照協議約定，征地每畝按4萬元予以補償（包含土地補償款、安置補助款、土地附著物及青苗補償），分四批次撥付給該村。該村經過民主商議及村委會認可，決定從補償款中抽出10%的款項向該村其他有土地的農戶購買土地建設安置房，供被征地農戶使用。第一批次補償款下撥后，村黨支部和村委會按照事先的決定抽出10%款項后，其余款項全部發放到位。2010年6月，該村賬戶收到第二次補償款后，村支書李某在補償款發放之前私自從中動用30萬元用于償還個人債務，后在7月2日案發。案發2日后，李某即將30萬元挪用款項打回村里。經過公安機關的偵查，該村在土地被征用之前無任何銀行存款及集體收入。而關于李某30萬元的個人債務也查明，系為他人擔保所承擔的連帶責任。由于債權人催帳，李某被迫從補償款里挪用30萬元還債。

二、對案例的法律適用問題的討論

（一）對李某涉農職務犯罪主體的爭議

對于案例中的村支書李某而言，由于其系村支書，對其是否屬于基層工作人員存有爭議。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規定：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工作，發揮領導核心作用；依照憲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開展自治活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這一規定雖然闡明了村支部對村委會的領導地位，但并未明確說明村支部是否屬于基層自治組織。因此，若要按照基層工作人員（即國家工作人員）來進行處理，從法律依據的角度講確實存有爭議。

筆者認為，對于這一情況，應該認定村支書的基層工作人員身份。理由有兩點：第一，從我國農村基層組織的人員構成看，相當數量的行政村都存在著一些雙重身份的工作人員，即既是村黨支部的成員又是村委會的工作人員，甚至一些地方的村支書兼任村委會主任。因此，若認定村委會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損害村集體利益構成犯罪，而作為領導村委會的村黨支部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實施相同行為而不視為犯罪的話，那么顯然有失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則。第二，從地

方政府與地方黨委的關系來看，地方黨委對地方政府也具有領導關系，如同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的關系。雖然刑法并未在職務犯罪中明確規定黨的工作人員也可以作為適用主體，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于黨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犯罪的將其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并不存在任何爭議。因此，從這一點上看，案例中村支書李某安全適用基層工作人員的界定。

（二）對李某職務犯罪的認定

1、《刑法》對職務犯罪的規定

根據2004年4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第十五次會議通過的《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下稱“解釋”），對村委會等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犯罪的七種情形進行了作了說明，在此七種情形下應當按照國家工作人員犯罪處理。在這里，需要對這一規定進行說明：第一，農村基層工作人員在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形不止刑法所列出的七種，僅僅是這七種情形下可以認定農村基層工作人員的身份。這也就意味著，當基層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損害了村集體利益而構成犯罪時，首先需要厘清其行為是否在七種情形之內，若不是則不能認定為職務犯罪。第二，根據“解釋”的第二款規定，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在從事前款規定的公務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構成犯罪的，適用刑法條文關于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的規定。因此，要判斷李某是否構成職務犯罪，需要進一步分析其具體行為。

2、對李某職務犯罪的討論

首先需要明確李某所挪用的30萬元的性質。根據案例的交待，李某所挪用的30萬元來自于該村的土地征用補償款，補償款包括三個方面的來源，即土地補償款、安置補助款、土地附著物及青苗補償。按照發放程序，這筆補償款首先要從上級政府下撥到村集體經濟組織，然后村集體經濟組織將補償費用再發放給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其中土地補償款是作為補償給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而安置補助款和土地附著物及青苗補償則是補償給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那么在這些款項發放到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前，其所有權仍然應歸國家。李某在第一次補償款發放完畢而第二次補償款到賬但未分發的情況下挪用30萬元，顯然是挪用公款，對照“解釋”，顯然村集體對上述費用的管理和發放屬于協助政府從事公務且屬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規定的七種情形之一，李某作為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利用自身職務的便利實施犯罪，應當以基層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犯罪定性。有人認為李某挪用的30萬元無法區分是第一次補償款提留10%中的還是第二次補償款的，但根據上一點的分析我們完全可以斷定，李某所挪用的不論屬于哪部分的款項都涉嫌侵占了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補償費，對于該費

用的支配使用屬于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事務，利用職務的便利挪用和侵占，應該按照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來定性。

三、涉農職務犯罪的成因

“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先濕而后生苔”導致涉農職務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原因；既有個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會方面的原因。具體分析以上案件，可以得出涉農職務犯罪的幾個成因：

（一）客觀方面的原因

首先，權力集中，為村干部貪污大開方便之門，給涉農職務犯罪分子有機可乘，并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農村基層工作組織中一人身兼數職的現象較為普遍，村民自治成為了村委會自治，甚至變成個別人員的個人自治，這種權力集中的現象也使得權力之手最容易伸向金錢。以上案件中，關法村村委的權力掌握在蒙某三人手中，導致該三人用關法村的證明及印章為換取金錢的手段，相互勾結、共同作案。

其次，財規不全，執行乏力。近年來，中央和地方各級出臺的支農惠農政策措施多，投入的建設資金和扶貧資金巨大，但相應的財務正規化管理卻未能及時跟上，或有了較為完善的財務制度，但制度執行未跟上。很多財務人員不堅持原則，或財務檢查走過場，流于形式，使得一些人有機可乘，假證明上報、審批手續隨意、“專款不專用”的現場時有發生。

（二）主觀方面的原因

主觀方面的原因由村干部及村民兩部分組成。

村干部方面：以蒙文友三人案為例，蒙某系初中文化，張某高中文化，周某高中文化。由于文化素質較低，加之處在農村這樣的環境之中，思想松懈、放松學習和教育是導致涉農職務犯罪的主觀原因。基層農村干部在工作、學習上長期相對松散，有些干部訂報不讀報，上班不坐班，放松思想改造，分不清是非曲直，熱衷于吃喝玩樂，在囊中羞澀之際將手伸向國家涉農公款。基層農村干部甚至不懂法、法律意識較差，對罪與非罪的界線認識模糊，錯誤的認為在征地補償中、在移民補償中，利用職務便利“吃點、占點、撈點”都是正常的，不會構成犯罪，殊不知正是這樣的思想導致了犯罪的發生。從蒙文友等人的作案手法上看，可以看出該三人最早是在別人不符合移民條件的情況下，收取了別人的費用，為他人出具虛假證明。這是被動的受賄，也是該三人走向犯罪的第一步。之后，三人膽子變大，敢以虛報被淹土地的手段，冒領補償款，將國家財務共同貪污。膽子更大之后，認識到了權利的價值，以自己手中的權利刁難群眾領取后期補償款，主動索取賄賂，不給錢不蓋章，情節步步遞進，也是思想逐步腐化的證明。

村民方面的主觀原因：農民群眾的法律意識更為淡薄，這是致使犯罪分子恣意妄為的另一主觀原因。由于種種原因，農村中的大多數農民群眾文化層次較低，法律意識淡薄，僅憑一顆正直善良的心接人待物，加之大多數農民群眾對“官、政府”向來有敬畏感，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也不知告官、不愿告官、不敢告官。導致一些犯罪分子利用了這樣的弱點，有恃無恐，連續作案。甚至有的農民群眾受到侵害后，誘之以利，反而會成為犯罪分子的有力助手。蒙某一案中，移民戶楊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蒙某等人冒名虛報領取水淹土地補償款。在事情暴露之后，在蒙某等人的慫恿下，將錢領出，幾人共同私分。為蒙某三人的貪污行為鋪平道路。

（三）案發單位的原因

涉農職務犯罪案件中，案發單位普遍存在財務管理制度混亂的問題。不少單位是無章可循或有章不循，更有單位財務人員集出納、會計與一身。有的基層農村“村官”直接經手財務，分管領導干部手中更握有大量公款，并長期不交財務，采取自收自支，以打白條、虛假發票沖帳，隱瞞收入等方式貪污、挪用“涉農公款”。村務不透明、政務不公開，使得民主監督流于形式。從我院查辦的移民補償款發放環節發生的職務犯罪案件分析，大多數村級組織也都建立了一些村務公開制度，但真正將該制度落實的卻很少，絕大多數都是走走過場流于形式應付檢查而已，特別是村級財務管理非常混亂，村務分工不合理，一些鄉鎮出現村支書兼會計，村主任兼出納，村委會委員將會計、出納一肩挑的怪現象。很多村級財務不按規定時間做帳，或一季度做一次，或一年一次，或干脆不作賬方便沖抵幾年前的不合理支出，這種混亂的局面給“渾水摸魚”者留下空間。

加強制度建設、規范財務管理，將很大程度上堵塞涉農職務犯罪的漏洞。廣泛推行民主理財制度，落實“三公開”制度，切實落實“政務公開”、“村務公開”、“財務公開”制度，接受群眾監督，深化村務管理體制改革，對村務實行決策、執行、監督三分開的管理方式。以此杜絕涉農職務犯罪的發生。

（四）監督管理不力的原因

在涉農職務犯罪中，監督管理制度的失控是涉農職務犯罪發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權利過分集中，加上對政務、財務公開的內容有限，缺乏透明度，群眾監督、輿論監督難以落實。這種上級無法監督，平級不敢監督，下級監督不了的不正常現象為涉農職務犯罪提供了有力條件。

村民委員會是一個自治組織，對于村干部的管理，主要依靠的還是村民集體監督，鄉鎮與村委會不是領導關系，上級監督部門也只是按只能分工各管一段。在這種監督機制下，村干部手中的權力很容易被濫用。蒙文友等人以虛報、冒領移民戶和為非移民戶開具移民證明的方式騙取移民補償款，借機牟利。這些手段、環節隱蔽性不強，甚至可以說明目張膽，犯罪軌跡明顯，很多村民都心知肚明，但是大多數村民自治意識和觀念相對淡漠，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加上對農村基層組織的干部管理、財務管理等重要環節缺乏有效監督方式，使得腐敗分子有機可乘。

對財務管理更要加大監督力度，加大對專項資金的監督，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加強對涉農資金的監管，理順各種涉農資金管理體制，建立健全涉農資金監管體系，有效防止中間環節截留、貪污、挪用，確保專項涉農資金及時撥付，按時使用和發放。

四、對查處涉農職務犯罪問題的思路與建議

（一）思路

近年來，國家不斷有支農惠農政策出臺，涉農領域投入的資金也越來越多，如何發揮好國家專項資金的使用效益，確保專項資金的使用安全，落實好國家的支農惠農政策，預防涉農領域職務犯罪案件的發生，必須加大宣傳、管理和監督的力度。

1、加強政策法律宣傳和案件查處力度。組織相關部門和借助各種媒體對國家各項惠農政策進行廣泛宣傳，讓農民充分了解。檢察機關應開展形式多樣的“送法下鄉”和“法律進村”等活動進行法律知識宣傳和反腐敗斗爭的宣傳，提高農民群眾的法律意識、監督意識和反腐意識，積極鼓勵農村群眾檢舉、揭發涉農職務犯罪，使之與檢察機關查處打擊涉農職務犯罪形成合力，加大遏制犯罪，震懾犯罪的力度。

2、加強干部隊伍的教育和管理。要想把國家的支農惠農政策落實好，加強干部的學習教育和管理顯得尤為重要。對基層組織人員，必須組織學習國家的相關政策精神，明確自己的職責、任務，并充分認識自己從事該項工作的重要意義，不斷增強他們的責任感。加強干部的思想教育，不斷增強基層組織人員的法律素養，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利益觀、政績觀”。通過加強干部隊伍的教育和管理，提高基層組織人員的整體思想政治素質，增強自覺防腐拒腐能力。

3、加強農村財務、政務和涉農專項資金管理，完善監督制約機制。要健全農村財務管理制度，嚴格執行村民理財小組財務審計制度。鄉鎮經管站要切實發揮監督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地對村級財務進行審查，杜絕不合理、不正常開支，對村干部進行離任審計，防止貪污、挪用現象發生；要深化村務公開，加強民主管理。對村務實行決策、執行、監督分離制度，加強村干部之間的監督制約，對群眾比較關心的熱點問題，如征地補償，退耕還林等重點項目及村里重大事務及時公示，讓村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加強對干部的民主監督。

（二）政策創新

農村基層組織的穩定關系著黨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農村基層組織清正廉潔對于促進廣大農村地區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正在不斷完善過程中，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一些涉農職務犯罪問題的認定往往含混不清，對這類犯罪行為的查處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基于此，本文提出幾點建議：

（1）將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的涉農職務犯罪問題納入檢查院的監管 農村基層組織雖然規模小，但功能齊全，稱得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但是由于其人員編制有限，且運作機制靈活，所以在村級組織中往往公務與實務基于一身。農村基層組織在實際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往往難以清晰的將公務與實務完全明確的分開，而實際上也不需要完全分開，這就給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提供了空間。將將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的涉農職務犯罪問題納入檢查院的監管，明確凡是“履行公共職能，提供公共服務”的村委會等基層組織工作人員，都屬于職務犯罪主體范圍，由檢察機關統一行使管轄權，這樣可以避免實踐中出現的諸多問題。

（2）統一管轄，分罪量刑

對于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協助人民政府進行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員按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對于自治范圍和經營范圍的人員依照職務侵占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挪用資金罪定罪量刑。從而與涉農職務犯罪區分開。當然，由于上述統一管轄，分罪量刑涉及的相關法律規定的改變，因此應該由相關立法司法部門聯合作出決定。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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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研究涉農職務犯罪法律適用問題

研究涉農職務犯罪法律適用問題

摘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中，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國正處在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的關鍵時刻，近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力度的不斷加大，涉農職務犯罪也呈現出發案率上升、主體擴大化、形式復雜化的趨勢。基層檢察機關在現有的工作框架內，理應發揮職務犯罪偵查一體化機制的作用，準確適用法律法規依法打擊涉農職務犯罪，加強犯罪預防工作，為城鄉區域統籌發展提供公正廉潔的政務環境。

關鍵詞：涉農職務犯罪；現狀；法律適用；犯罪預防在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過程中，國家不斷加大新農村建設的力度，增加農村基礎建設的資金，經濟期刊完善各種支農、惠農的政策。這就使得被管理的涉農建設資金相應增多，“三農”職能部門負責人員手中權力不斷被擴大，客觀上為涉農職務犯罪提供了空間。為此，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教育、制度、改革、糾風、懲治相結合，推進農村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切實糾正損害農民利益的突出問題，嚴肅查處涉農違紀違法案件。”高檢院同時要求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充分發揮檢察職能，切實維護農民權益，為推進城鄉統籌協調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涉農職務犯罪的現狀分析從刑法理論上來講，任何一種犯罪的發生，都是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犯罪的四個構成要件中任何一個或幾個的變化，都會導致犯罪性質的改變。涉農職務犯罪也是一樣，隨著誘發犯罪因素的改變，它的犯罪形式、作案手段、表現方式都在現階段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犯罪主體蔓延。長期以來涉農職務犯罪的高發區主要集中在比較富裕的城鎮郊區，因為這些地方的鄉村具有區位和土地資源優勢，經濟普遍比較發達。但近年來，國家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全面推進，大量的資金、項目流向尚不富裕的鄉村。所以，犯罪區域蔓延到相對貧窮的鄉村，犯罪主體擴大到所有基層組織領導。

（二）涉案罪名擴大。據統計，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中貪污、挪用公款發案率較高，侵犯的公私財產包括拆遷、征地補償款、農電改造資金、農村水利水電建設資金等諸多款項，其中尤以侵害農民土地征用款最為普遍。而近年來這些傳統的涉案罪名有向賄賂型犯罪擴大的趨勢。

（三）作案手段簡單直接。由于涉農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行為主要集中在侵犯新農村建設資金方面，所以作案手段較為直接。采取的方式多為虛報、冒領、偽造單據，收入不入賬、重復支出，直接截留、挪用公款公物等。對于侵犯的財產，或挪作個人使用、或挪作他人從事營利活動、非法活動。

（四）犯罪方式多樣發展。既有單獨作案，又有合伙作案，并且窩案串案頻發。在基層農村，決策權、經濟管理權以及財政審批權往往集中在個別或少數人手中，這些人利用職務便利，合謀結成利益共同體，很容易實現犯罪目的。有的村村支兩委成員勾結私分贓款；有的村基層干部與管理土地征遷工作的負責人合謀作案，共同醫學論文發表侵吞或截留土地補償款。

二、涉農職務犯罪的形成原因“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濕而后生苔”。從近年來查處的涉農職務犯罪來看，導致案件頻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方面原因，也有機制方面原因；既有個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會方面原因，歸結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村級財務制度不健全，執行不力。雖然中央和地方各級投入的支農惠農資金大、措施多，但相應的財務正規化管理卻未能及時跟上。在部分農村，沒有建立財會制度，沒有專職的會計出納人員，財務公開和收支審批制度流于形式。另外，不嚴格遵循收支兩條線制度，收入不入賬、白條入賬的情況時有發生，這就給村級干部利用小金庫搞體外循環提供可乘之機。

第三篇：基層組織工作人員涉農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

基層組織工作人員涉農職務犯罪 的法律適用問題

【內容摘要】當前，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問題較為嚴重，但在實踐中，檢察機關對在查處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貪污賄賂犯罪具體適用法律時往往出現不同的認識,增加了查處的難度。本文從基層組織工作人員的具體范圍和農村基層組織“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行為的定性兩個方面著手，試對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涉農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進行探討，以期能達到拋磚引玉的目的。【關鍵詞】涉農職務犯罪 基層組織工作人員 “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行為定性 【正文】

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步伐不斷加快，黨和國家支農惠農政策的的進一步落實，下撥到農民手中的補貼資金越來越多，而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涉農職務犯罪案件也屢屢發生，自2005年至今，我院就查處此類案件5件5人。涉農職務犯罪嚴重干擾了國家法令和政策在農村的實施，侵害了農民的切身利益，極大地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造成黨群、干群關系緊張，群眾上訪事件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農村的社會穩定。

從我院近年查辦的涉農職務犯罪案件來看，涉案主體主 要是村主任、村支部書記、村會計這三類人。主要原因是村里的大部分權力都把持在村主任、村支書和會計手中。村里的重要事務一般都是他們說了算,甚至是某個村領導個人說了算。村里的重要事務根本就得不到民主監督或制約。犯罪手段和形式主要表現為收款不人帳監守自盜涂改帳目、單據虛報冒領公款私存獲取利息。案件類型多為貪污、挪用型犯罪，對象主要涉及國家對土地、林業等自然資源的補償款。

然而，隨著司法實踐的深入，對于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的主體、涉農職務犯罪的對象、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的行為性質、是否能夠成瀆職罪等法律適用問題，由于各部門或者各司法工作人員觀點各不盡一致，導致該類案件在刑事法律實務和刑事法學研究中一直長期存在爭議。雖然在《刑法》規定基礎上，全國人大和兩院為在司法實踐中統一認識，也曾分別就此作出相應的司法解釋，但實踐中爭議與分歧依舊非常激烈，導致在處理上仍然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如何防止和減少涉農職務犯罪，使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更加清晰，更具有可操作性，是當前檢察機關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職務犯罪主體“國家工作人員”的概念，在97年《刑法》中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由于對“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的表述過于含糊，對于村干部是否屬于刑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有關司法機關存在不同意見，使得對這類犯罪案件的立案管轄不明，具體處理適用法律不統一，影響到案件的嚴肅依法處理。2000年4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屆十五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規定，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屬于刑法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⑴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的管理；⑵社會捐助公益事業款物的管理；⑶國有土地的經營和管理；⑷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⑸代征、代繳稅款；⑹有關計劃生育、戶籍、征兵工作；⑺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前款規定的公務，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構成犯罪的，適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和第三百八十三條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條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五條和第三百八十六條受賄罪的規定。這個立法解釋，對解決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和確定公安檢察機關職能管轄的分工問題具有重要意義。但司法機關在實踐中如何準確適 用法律處理相關案件，關鍵在于準確界定《解釋》中關于“基層組織人員”和“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兩個方面的定義，這是認定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重要依據。

一、基層組織工作人員的具體范圍

我們在處理涉及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案件時，要對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的行為準確定性，前提是正確把握我國有關法律對農村基層組織的界定。依照憲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立法解釋，我國農村基層組織及工作人員主要涵蓋三個方面：

1、村民委員會及村民小組。村民小組和村民委員會下屬委員會本身屬于村民委員會派生的機構，在語義上應當包括在基層組織的范圍之內。尤其是下屬委員會的人員，依法可由村民委員會工作人員兼任，故應當按照基層組織人員對待。但是，對村民小組長是否可以適用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犯罪的問題，審判機關往往持不同看法，其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 1999年6月18日作出的《關于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行為如何定性的問題的批復》，“對村民小組長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村民小組的集體財產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應當依照《刑法》第271條第1款的規定，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我認為，一方面，按照《批復》行文的邏輯關系，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占有集體財 產與在協助政府從事管理過程中的貪占行為具有不同的性質，其行為后果也不盡相同。另一方面，按照法律適用規則，新法優于舊法，立法解釋優于司法解釋。因此，村民小組長在協助政府從事公務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應當按照貪污罪處罰，如果在協助政府從事公務之外，利用職務之便侵占集體財產的，應按照職務侵占罪處罰。

2、村黨支部。村委會組織法對黨支部有明確的規定，黨支部完全屬于立法解釋的“村基層組織”。村委會組織法第三條規定：“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工作，發揮領導核心作用；依照憲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開展自治活動、直接形式民主權利。”這里的“基層組織”和立法解釋中的“基層組織”應屬于同一個法律概念。并且，中國共產黨是我國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政治領導力量，村委會組織法更是明確規定黨的基層組織即村支部，因此，如果說村委會是基層組織，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犯罪可以構成貪污受賄犯罪，但是對其實施領導的黨支部人員反而不能對其職務行為承擔刑事法律責任，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所以把村黨支部的工作人員視為村基層組織人員，這在刑法學界和司法實務中基本無爭議。

3、村經濟合作社等農村基層社區性集體經濟合作組織。按照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和地方性法規的規定，我國農村除了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還設有社區性的集體經濟組織。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對關于村民委員會和村經濟合作社的權利和關系劃分的答復》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規定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應當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沒有村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由村委會經營、管理。” 依照上述法律法規和全國人大法工委的答復，村經濟合作社既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注冊的經濟法人，又行使一般企業不具備的管理職能。村經濟合作社屬于村級社區性、綜合性合作經濟組織，但它與普通的村辦企業等單純經濟實體不同，除自身經營外，還負有某些管理職能，其職責與村委會的職責存有交叉，這種狀況為法律和全國人大有關答復所認可。因此，村經濟合作社的地位應當屬于村基層組織。

二、“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行為的定性 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是否依法從事公務是判斷是否成為刑法中的國家工作人員的主要標準。從事公務是行使國家管理職能的一種體現，集中反映出立法機關將國家工作人員與一般人員加以區分的立法原意。

《解釋》在明確規定了6項行政管理職能后，以第7項“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作為兜底條款，是因為有些具體行政管理工作不便列舉，也無法詳盡列舉。這就要求我們檢察機關在司法實踐中既不能以此為法律的模糊依據擴大打擊面，也不能對村基層組織人員在協助政 府從事的其他未列舉公務中的犯罪一推了之。由此，我們對農村基層組織人員作案時“利用職務之便”的行為事實特征即職務性質可以分為三種形式：

1、依法從事公務的職務行為。職務犯罪是指具有一定職務的特殊主體，違背職責，利用職權或通過職務行為進行違法活動，觸犯刑法有關規定，應受刑事處罰的行為。該罪行為人是依法從事職務活動的主體，其中一類就是指公務型主體，包括國家工作人員，即刑法總則第九十三條第一款和第二款規定的從事國家公務相關人員，例如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等犯罪主體。所以農村基層組織人員依法從事公務，根據《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及全國人大的立法解釋，其實質就是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凡解釋中規定的七項事務，必須就是從事公務。因此，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發生在這七項事務范圍之內的職務犯罪行為，必然一定構成貪污、挪用公款、受賄犯罪。

2、村民自治范圍內的職務行為。村內自治事務，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應當包括村公共事務、公益事業和公益服務等自治事項，這些既非協助 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也非從事企業經營事務的村自治事務和公益服務活動，顯然也是一種職務行為，但不是公務型主體，而是職務犯罪的另一類主體，即非公務型主體，包括在國家機關及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中所有不從事國家公務，但又 利用本身職務上的便利進行犯罪的人員，例如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等犯罪主體。這里把村基層組織人員應當視為其他單位中的工作人員在從事村內自治事務的活動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犯罪，雖不能成立貪污、挪用公款、受賄犯罪，但可以成立職務侵占罪和挪用資金罪，這里尤其需要說明的是，村基層工作人員在此職務活動中不能成立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因為村民委員會不是企業，不具備公司企業的性質，因此，不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

3、進行經營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目前，我國有相當一部分村有經濟合作社等社區性經濟組織，它屬于農村集體所有制的經濟組織，即村經濟組織從事以營利為目的經營性行為。在此范圍內利用職務進行犯罪，應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加以區分，一種情況是經過工商部門注冊的村辦集體企業和公司，如果只是單純進行經營活動中的職務行為，則成立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另一種情況是村支書、村委會成員兼農村經濟合作社等村集體經濟組織職務，按照地方性法規的規定，村經濟合作社等經濟組織屬于農村集體所有制的經濟組織，按照農村的實際情況和司法實踐，一則可成立公司企業人員的犯罪；二則是村支書、村委會成員在兼任村集體經濟組織職務的情況下，若其職務行為涉及《解釋》中規定的七項事務，也應當視為從事公務，可構成貪污、挪用、受賄犯罪。

綜上所述，個人認為，檢察機關在處理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涉農職務犯罪案件時，不僅要考慮其犯罪客觀要件，同時還要結合其犯罪主體身份來定性定罪。我們應當將三種農村基層組織形式（村委會、黨支部、經濟合作社）與三種職務性質（公務、自治事務、經營事務）結合起來，進行排列組合，然后決定當事人的行為應當適用何種法律認定行為性質。不能一律將村基層組織人員的職務犯罪作為貪污賄賂犯罪處理。而應根據行為人所屬的組織和行使的職責，區分不同的情況，作出準確認定。

只有村基層組織（村委會、黨支部、經濟合作社）協助政府從事公務活動時，基層組織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的行為才能根據刑法和立法解釋認定貪污受賄犯罪。而村基層組織人員在集體經濟組織進行的經營性活動中。利用管理或從事經營活動的職務便利而犯罪的，認定職務侵占、挪用資金和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黨支部和村委會人員在非公務非經營的公益活動中，利用職務之便侵吞財物、挪用資金的，可以成立職務侵占罪和挪用資金罪；在非公務非商務的活動中（即村自治事務中）發生的村基層組織人員權錢交易的行為，既不能成立受賄罪，也不成立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

第四篇：涉農惠民領域職務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探討

涉農惠民領域職務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的探討

在新農村建設中，國家對“三農”投入大幅增加，支農惠農補貼資金增多，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規模的擴大，征用農村土地拆遷等工作也越來越多，而一些村干部在開展各項公務活動中，利用職權弄虛作假、侵吞公共財產、挪用資金的情況也多了起來，涉農職務犯罪嚴重損害村民的利益，阻礙了新農村建設，為廣大群眾深惡痛絕。

一、當前涉農惠農職務犯罪的特點

l、犯罪主體趨向職務化，權力化。在我院查辦的“涉農”系列職務案件中，犯罪人員多是農村“村官”或財務人員，犯罪性質多為貪污、受賄。這些犯罪人員利用手中權力非法侵吞、占有退耕還林等公款，進行權錢交易收受他人賄賂。

2、犯罪涉及領域多元化。與過去相比，近年來我院所查辦的“涉農”職務犯罪涉及領域廣，其中涉及救濟補助款、退耕還林款等方面的案件居多。

3、窩案、串案、共同犯罪多，呈現出“合伙”犯罪傾向。過去“涉農”職務犯罪一般是單人作案，近年來團伙型犯罪凸顯，并有上升趨勢，通常是村書記、主任與財務人員合伙作案。

4、犯罪的手段多樣化。其表現在用假發票充帳，虛報開支，重復列舉開支等更加隱蔽和秘密的方法從中截留國家的財產；虛報惠農政策數目騙取國家的財產進行貪污、挪用、私分；基層干部濫用職權，進行權錢交易收受他人賄賂等，其中貪污占了很大的比例。

5、社會危害性大。“涉農”職務犯罪案件最直接地侵害了廣大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涉農”職務犯罪分子以權謀私，不僅侵害了一方百姓，而且敗壞了黨風黨紀，破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與威信，影響了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二、當前涉農惠農職務犯罪的成因

1、權力失控，監督不到位。從上述案例查處的涉農職務犯罪案件情況來看，其共性問題是：缺乏有效的黨內監督，有的長年不開民主生活會，有的述職述廉只是走過場；審計監督輕描淡寫，有關領導和主管部門對群眾反映的問題重視不夠，對某些苗頭性問題沒有及時治理。

2、管理有缺陷，改革不到位。近年來，我國鄉鎮綜合配套改革的力度很大，尤其是鄉鎮站所，或撤，或并，或解體，或改制，變革也凸顯出一些地方思想觀念不相適應、管理跟不上的問題。

3、群眾不知情，推行“政務公開”、“村務公開”、“財務公開”等民主制度建設不到位。基層組織政務不公開、村務不公開、財務不公開的問題既普遍且嚴重，沒有建立民主理財機制，缺乏有效的群眾監督。

4、少數干部法律意識差，對農村基層組織干部、鄉鎮站所和機關部門涉農建設項目工作人員的法制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因為農村工作的特殊性，人員分散、經費不足以及有關領導和主管部門不夠重視等，對農村基層組織干部、鄉鎮站所和機關部門涉農建設項目工作人員的法制宣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往往不能到位，以致其中有些人法律意識、廉政意識淡薄，經不住誘惑，守不住清貧。

三、“涉農”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

1、村黨支部人員的認定問題。從農村基層組織的狀況看，由于基層黨務、公務、村務和經濟事務等均由村支部、村委會等組織承擔，有時任職可能交叉，甚至分工界限不明確，尤其是村黨支部在村事務中不論黨務、公務均起絕對領導作用，村書記才是村里的主要負責人，故適用刑法時必須結合憲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其他相關法律規范性文件，一并把握其刑事立法和立法解釋的精神。本人認為，黨支部人員屬于立法解釋規定中所指的基層組織人員。

2、村公務范圍的認定問題。村公務有三種情況：依法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公務、村內自治事務與村級經營活動。依法協助公務，全國人大立法解釋將其限制在七項范圍之內。其實質是村基層組織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惟有在這七項事務中，才存在依法從事公務的可能，因而才可能成立貪污受賄犯罪。除了這七項，貪污受賄犯罪不能成立；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務，是指人大立法解釋的七項事務之外的非經營性質的村內公益事業和公益服務等自治事項，既非協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亦非企業經營性質的村自治事務建設和公益服務活動。在此種活動中，村基層工作人員利用職務進行的犯罪，不能成立貪污受賄犯罪，但可以成立職務侵占罪和挪用資金罪；進行經營活動，即村經濟組織從事以營利為目的的經營性行為。在此范圍內利用職務進行犯罪，成立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受賄罪。

四、預防對策和建議

近年來，國家不斷有支農惠農政策出臺，涉農領域投入的資金也越來越多，如何發揮好國家專項資金的使用效益，確保專項資金的使用安全，落實好國家的支農惠農政策，預防涉農領域職務犯罪案件的發生，必須加大宣傳、管理和監督的力度。

1、加強政策法律宣傳和案件查處力度。組織相關部門和借助各種媒體對國家各項惠農政策進行廣泛宣傳，讓農民充分了解。檢察機關應開展形式多樣的“送法下鄉”和“法律進村”等活動進行法律知識宣傳和反腐敗斗爭的宣傳，提高農民群眾的法律意識、監督意識和反腐意識，積極鼓勵農村群眾檢舉、揭發涉農職務犯罪，使之與檢察機關查處打擊涉農職務犯罪形成合力，加大遏制犯罪，震懾犯罪的力度。

2、加強干部隊伍的教育和管理。要想把國家的支農惠農政策落實好，加強干部的學習教育和管理顯得尤為重要。對基層組織人員，必須組織學習國家的相關政策精神，明確自己的職責、任務，并充分認識自己從事該項工作的重要意義，不斷增強他們的責任感。加強干部的思想教育，不斷增強基層組織人員的法律素養，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利益觀、政績觀”。通過加強干部隊伍的教育和管理，提高基層組織人員的整體思想政治素質，增強自覺防腐拒腐能力。

3、加強農村財務、政務和涉農專項資金管理，完善監督制約機制。要健全農村財務管理制度，嚴格執行村民理財小組財務審計制度。鄉鎮經管站要切實發揮監督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地對村級財務進行審查，杜絕不合理、不正常開支，對村干部進行離任審計，防止貪污、挪用現象發生；要深化村務公開，加強民主管理。對村務實行決策、執行、監督分離制度，加強村干部之間的監督制約，對群眾比較關心的熱點問題，如征地補償，退耕還林等重點項目及村里重大事務及時公示，讓村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加強對干部的民主監督。

4、充分發揮檢察機關的在查辦預防涉農惠農領域職務犯罪中的作用。一是要深入農村、走進農戶，加強政策宣傳和舉報宣傳，與有關部門建立案件線索移送機制，拓寬案件來源渠道。二是要認真研究涉農惠民領域職務犯罪的規律特點，加強偵查經驗的總結交流，指導辦案工作深入開展。三是要采用“挖窩查串、重點治理”的方法，深入查辦重點領域窩案串案，擴大辦案的規模效應，增強辦案效果和震懾力。四是要強化辦案責任制，加強對重點案件的督辦。上級檢察院要運用偵查一體化機制，整合辦案力量和偵查資源，加強對辦案工作的組織指揮，對有干擾阻力的案件，要采取指定異地管轄等方式，保證案件順利查處。高檢院和省級院要選擇一批重大案件掛牌督辦，推動各地深入查辦有影響、有震動的大案要案。五是要加強內部協作配合，形成辦案合力。各地要抓緊立查一批、偵結一批、起訴一批、判決一批涉農惠民領域職務犯罪案件，彰顯專項工作成效，以查辦案件的實際成果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

第五篇：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

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

摘要：我國農村的基層組織比較多，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政府工作和管理村公共事務，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財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常有發生，其行為是否屬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刑法規定不明確。因此，在處理涉及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案件時，決定當事人的行為應如何適用法律規定是當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因此，在刑法制度和司法工作中，對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涉及的法律適用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農村基層組織；職務犯罪；法律適用

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在當前理論界、司法界均存在較大爭議，特別在當前司法實踐中，由于各級、各部門的司法工作人員觀點不盡一致，導致該類案件在處理上存在較大的差異。雖然在《刑法》規定基礎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0年4月29日第九屆十五次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對村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人員構成職務的情況作了明確規定，為依法處理此類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據，但實踐中爭議與分歧依舊非常激烈。究其原因，在于我國農村的基層組織成員任職時有交叉、分工界限不明確，我國現有法律規定也不明確，存在一定的漏洞。致使在具體辦理此類案件時遇到諸多問題，形成難受理、難立案、難判決等諸多情況。本文擬就其中一些問題談些粗淺看法。

一、準確界定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

正確理解相關法律和《解釋》的規定，準確界定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和公務的定義，是認定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的重要依據。在處理涉及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案件時，應當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主體和行為的性質來作出準確的認定。

1.準確界定農村基層組織成員概念和范圍

我們認為，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以及我國農村基層組織的客觀現狀，參照我國現有職務犯罪有關規定的精神，農村基層組織成員，應界定為：由村民選舉產生或者受上級指派，在農村委會從事管理職責的人員，村黨支部中從事管理職責的成員，以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論。其范圍具體包括：由村民選舉產生的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委員、村委會委員、村黨支部書記、副書記、委員。理由如下：

（1）村黨支部書記等基層黨組織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應屬于《解釋》中所指的基層組織人員。立法文件未對黨的組織工作人員可以構成犯罪的主體進行表述，是立法的技術原因，立法文件往往不在法律文件中將黨的組織進行表述（如刑法上只講“國家機關”，而未表述黨和國家機關）。不管有無明文表述，人們均將黨的組織賦予與同級法律意義上的組織相同的性質。如果村民委是基層組織，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犯罪可以構成貪污受賄罪，而對其實施領導的黨支部人員反而不能對其職務行為承擔刑事法律責任，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因此，村黨支部書記等人員應當屬于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

（2）在村民委員會中從事管理職責的人員，如村民委員會分設的村民小組長和下屬委員會負責人，應當屬于“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10條和第25條規定，我認為，這些組織本身屬于村民委員會派生的機構，是村民委員會的組成部分，應當包括在基層組織的范圍之內。村民小組長由村民小組會議推選，有協助人民政府開展工作的職能。這些人員在履行職能時，所行使的無疑是一種管理職權，故應當按照基層組織人員對待。

2.嚴格依法界定從事公務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貫徹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的通知第3條規定：各級檢察機關在依法查處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案件過程中，要根據《解釋》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嚴格把握界限，準確認定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的職務活動是否屬于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解釋》所規定的行政管理工作，對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經營管理活動不能適用《解釋》的規定。

根據上述規定，我認為，在辦理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過程中，必須嚴格根據法律和立法解釋的規定，區分清楚以下三種情況：依法從事公務、村內自治事務以及村級經營活動。

而在上述三種情況中，準確界定何謂“依法從事公務”，就是問題的關鍵。由于《解釋》前六項規定，異常明確，因此不存在爭議。但將其第七項“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行為”應當如何理解這一保底條款，以什么樣的標準去界定什么是“行政管理行為”卻是現今爭議的主要根源。根據解釋的精神，這些行為實質，是村基層組織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因此界定行為是否是公務，有兩個要件：第一，必須屬于協助人民政府行使的管理工作，而不是村委會的自治事務；第二，該事務必須屬于我國行政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定的、應屬政府部門行使的管理行為。唯有依據這兩個要件，才可能準確界定公務的范圍，而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在實施這類行為時，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受賄的，應以國家工作人員標準定罪論處。

而村自治范圍內的事務，是指人大立法解釋的七項事務之外的既非協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亦非企業經營性質的村自治事務建設和公益服務等自治事項。在此類活動中，村基層工作人員利用職務進行的犯罪，可以成立職務侵占罪和挪用資金罪。

至于村級經營活動，即村基層組織人員在集體經濟組織進行的經營性活動，在此范圍內利用職務進行犯罪，成立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和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

3.正確認識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在辦理村自治事務中不構成受賄問題

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利用辦理本村自治事務過程中，即村內公益事項、公益服務等事務過程中，普遍存在的職務之便所發生的權錢交易行為。但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由于此時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不屬于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圍，故不能以受賄犯罪認定；另一方面，村基層組織又不是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該行為不是在企業經營活動中而是在村自治事務辦理過程中發生的，故又不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因此，根據現有法律規定，既不能成立受賄罪，也不能成立企業人員受賄罪。這種現象無疑是目前刑事立法中的一個明顯漏洞。

二、完善相關立法的幾點建議

（1）通過立法解釋，明確村基層組織成員的概念和范圍。我認為其范圍具體應包括：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委員、村委會委員、村黨支部書記、副書記、委員。

（2）通過立法解釋，明確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從事公務”的定義、范圍。界定行為是否是公務標準，有兩個要件：第一，必須屬于協助人民政府行使的管理工作，而不是村委會的自治事務；第二，該事務必須屬于我國行政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定的、屬政府部門行使的管理行為。

（3）立法增設“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受賄罪”。鑒于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身份的特殊性，將其利用管理本村自治事務的職務之便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適用受賄罪或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均似不妥，新設一罪名已成為必要。

（4）立法將村基層組織成員在依法從事公務、村內自治事務過程中利用職務之便實施的犯罪行為，劃入檢察機關自偵案件范圍。由于村基層組織成員工作性質客觀上存在復雜性，導致在定性上往往爭議較大為保證此類案件的及時、公正處理，我認為應立法將此類案件劃入檢察機關自偵案件范圍內，由對職務犯罪查處經驗豐富的檢察機關來負責偵查。這樣既有利于法制的統一，又有利于加大對這類犯罪的查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