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職務犯罪量刑規范化適用情況及問題分析

職務犯罪量刑規范化適用情況及問題分析

對于職務犯罪，我國刑法規定了較為嚴厲的法定刑，歷來是我國刑法打擊的重點犯罪.近年來，黨中央、中紀委等多次強調要狠抓職務犯罪案件，要通過堅決查辦違紀違法案件、懲處腐敗分子，嚴肅黨的紀律，使廣大黨員、干部受到教育。各大報刊、網絡也一直對重大的職務犯罪案件進行報道，使反腐敗成為全社會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在司法實踐當中，對于職務犯罪的量刑也出臺了相關的量刑意見，現就我院職務犯罪量刑規范化在具體實施當中的適用情況及問題匯報如下：

一、職務犯罪案件量刑適用的基本情況

2009年，我院共受理各類職務犯罪案件6件10人，其中判處緩刑有7人，免予刑事處罰的有3人。2010年共受理6件13人，其中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2人，判處緩刑的有7人，免處的有4人。2011年共受理8件12人，其中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2人，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1人，判處緩刑的有8人，免處的有1人。2012年共受理12件13人，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1人，判處緩刑的有6人，免處的有6人。2013年共受理9件17人，其中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2人，判處緩刑的有10人，免處的有5人。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判處緩刑和免處的人數居多，判處實刑的極少。可見當前對職務犯罪的判處有量刑較輕、適用緩刑過多的趨向。此外，在所有判決中適用自首的人數占53.7％，涉及悔罪表現和積極退贓占98.5％。

二、職務犯罪量刑存在的問題

(一)偵查工作中的不足。

目前，職務犯罪偵查設備落后，偵查技能滯后，辦案經費欠缺，警力嚴重不足，造成證據收集不扎實、不充分，導致公訴不力。同時，由于職務犯罪偵查工作考核偏重立案數，偵查部門往往急功近利，不注重案件的深挖，導致案值在5萬元以下的職務犯罪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客觀上為法院適用緩刑創造了條件。

(二)量刑輕型化。

在量刑中減輕、從輕處罰情節適用非常普遍，因職務犯罪案件中的絕大多數職務犯罪分子都因全部退贓、自愿認罪等情節，得到了從輕甚至減輕處罰。同時法官對職務犯罪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掌握過寬。由于法定刑罰量刑適用彈性大，使法律監督也難以開展。另外，在司法實踐的具體認定中，司法人員往往基于公正與公平的考慮把行為人用于公務活動等的款項從涉案金額中予以扣除(認為畢竟行為人最終沒有非法占有該部分數額)，把扣除后的數額作為犯罪數額，然后對照刑法規定，決定對犯罪人應當判處的刑罰，因此緩刑的適用相當廣泛，（三）區域失衡，認定不一。

在一地級市地域范圍之內，不存在罪行的地域差異性，而出現職務犯罪案件裁判的地域差異性，導致量刑失衡。因區域的差異和地區特點，在經濟發達和貧困落后地區針對職務犯罪案件的量刑就有很大的差別，特別是犯罪金額的認定和犯罪金額的量刑方面相差極大。大悟縣屬于國家級貧困縣，經濟落后，職務犯罪案件的金額一般都比發達地區相差巨大，相比同一地級市下面的縣城也有很大的差別，故對職務犯罪量刑的主要量刑情節即金額就產生了認定不一。

三、職務犯罪案件規范量刑的建議

（一）檢察機關須加強偵查力度，慎用取保候審措施。目前很多職務犯罪案件的揭發都是群眾舉報，檢察機關在偵查階段容易造成收集和審查證據時控制的不嚴。加之職務犯罪的主體一般都是國家工作人員，社會關系復雜，人情案也普遍存在，取保候審的措施普遍適用，同時對自首、立功的認定比率偏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在審判環節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比率偏高。故需解決偵查工作中的瓶頸問題，保障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經費，補充辦案力量，完善偵查設施，提高偵查技能，實施科學的考核辦法。

同時檢察機關要充分發揮量刑建議的作用。一方面要求檢察機關針對職務犯罪案件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適用法律和調取證據，另一方面要求提出科學合理的量刑建議，要體現罪刑相適應的要求。

（二）在職務犯罪案件審判工作中，必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必須正確理解全面把握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要準確認定量刑情節，做到量刑有據。在職務犯罪案件量刑中，法院在正確確定基準刑的基礎上，準確認定量刑情節主要表現在準確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上，要嚴格執行《關于對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確適用緩刑的若干規定》，正確適用緩刑。要正確理解全面把握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職務犯罪案件寬嚴相濟要“寬得適度”、“有嚴有寬”、“寬嚴有據”，防止出現“只寬不嚴”量刑失衡問題。

（三）合理采納量刑建議，做到量刑有察。隨著人民法院規范化量刑的改革工作的開展，人民檢察院隨之開展了量刑建議的公訴改革工作。人民檢察院在公訴時通過量刑幅度建議、確定性刑罰建議、適用緩刑建議三種方式提出的量刑建議，人民法院應當充分考慮，合理采納，以促進規范量刑工作，確保裁判的公正。而在我院審理的職務犯罪案件中，檢察機關一般都沒有提交有關的量刑建議書，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們的量刑工作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四）不斷加強量刑研究，做到量刑有淵。要探索總結一種科學的量刑方法，做到裁判有序、量刑適當，以應對同一案件并存若干同質或不同質的量刑情節的情況。要充分發揮理論研究的橋梁和紐帶作用，發揮理論指導審判實踐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要通過司法解釋，對于一些多發的、常見的犯罪規定一個全國較為統一的具體量刑標準。特別是針對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問題和量刑失衡問題，要建立案例指導制度，特別是對于地區差異，職務犯罪的主要定性量刑的金額問題須進行明確的量刑規范。要加強規范量刑工作情況的研究，定期剖析一個地區、一個階段規范量刑工作的情況，加強區域性量刑情況的研判工作，克服量刑的地域差異性和審級差異性，以求量刑地域性的均衡。

第二篇：量刑規范化

關于中國量刑規范化問題

班別:法學四班姓名:李俊杰 學號:201008140407

量刑是對犯罪行為的法律后果的確定。從一定意義上講，量刑公正比定罪公正更重要。因此，利用現有的法律資源，結合量刑實踐經驗，總結一套相對科學的量刑規則，對指導審判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而進行量刑規范化改革是新中國刑事法制發展進程中的一件大事，對于規范司法行為，統一法律適用標準，促進公正廉潔司法，提高法院公信力和權威具有重大意義,能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我國的量刑現狀

從審判實踐中看，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法官隊伍的構成存在著道德水準和業務技能參差不齊的狀況

首先.認識論的原因來看審判人員對犯罪行為如何定性十分重視，對量刑重視不夠。并且過分強調犯罪人的態度和表現,造成同罪異罰，有罪不罰甚至有無罪處罰的非正常現象其次,立法原因中我國刑法基本上采取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但是，某些犯罪的法定刑幅度的設置仍然存在偏大的問題。

第三，量刑情節的量化問題仍沒得到解決

二.對策

（一）不斷總結量刑實踐經驗，創造性的借鑒判例制度，形成一套科學量刑規則.而目前的刑事審判實踐中，遇到一個案件具有多種量刑情節時，主要存在以下幾種適用方法：抵消法.優勢情節適用法.相加升格法.拔高或降低刑度法

（二）加強刑事判例制度的研究，改觀現行量刑制度的弊端，確保最大限度的司法公正。

三、致力于量刑規范化當務之急應該做的1、基于我國法官隊伍的素質現狀，應謹慎行使自由裁量權

2、加強立法、司法解釋

四、結論

法律是抽象的，而刑事案件是具體的、千差萬別的。因此，量刑規范化必須面對的現實只能是量刑標準的規范和統一。司法實踐證明：任何法律都無法做到完美無缺。立法語言的開放性與刑事審判法官需要更多的自由裁量權的特點決定了量刑活動不可能成為一種按圖索驥的機械活動。

參考論文:對量刑規范化的幾點思考

中國學術期刊網—量刑規范化論文

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

第三篇：量刑規范化實施中的問題及幾點建議

量刑規范化實施中的問題及幾點建議

作者：濮陽縣人民法院 高鳳林發布時間：2010-10-11 17:07:33由于目前刑法對量刑規定的比較籠統，且司法人員重定罪輕量刑思想的存在，量刑過程不夠公開、不夠透明，導致同一案件事實或犯罪情節大致相似的案件，不同的審判組織，不同地區的法院，所判決的結果大相徑庭，影響了法律的尊嚴。量刑規范化是是刑事審判工作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舉措，是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改革的重要內容，對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保證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義。

但量刑規范化還存在以下問題:

1、輕罪案件的量刑在《量刑指導意見》中沒有具體規定。

2、現有量刑標準存在絕對化傾向的不足。

3、在《量刑指導意見》中，對于部分未遂如何減少基準刑沒有做出規定。

4、財產刑的執行情況未納入量刑規范工作范圍考量。《指導意見》中對于積極繳納罰金的情況未予規定。以上問題的存在同樣會出現同案不同判現象，不利于法官裁量的主觀能動性，不利于量刑的公正、均衡，削弱了司法公信力和權威，量刑規范化改革將失去意義。因此建議：

1、基層法院在審理輕刑案件時，根據量刑規范化得出的宣告刑結果若低于被告人實際羈押的刑期，對于符合適用緩刑條件的案件，適用緩刑，來取得刑期上的統一，對于不符合緩刑適用條件的案件，建議偵查機關在立案偵查時就變更對被告人的強制措施。

2、量刑起點是在任何量刑情節尚未對量刑發生作用時，犯罪基本構成事實所對應的特定的刑罰的量，必須是因個案而異的。量刑起點應有一定的幅度和彈性，避免量刑標準絕對化，使法官享有應有的自由裁量權。合議庭或獨任審判員如果認為根據量刑規范化確定的宣告刑過低或者過高的，在上浮或者下調百分之十的刑期后，如果仍然感覺刑期不合適，報請審判委員會討論，直接再上浮或者下調百分之十的刑期，以提高辦案效率。

3、對犯罪部分未遂的案件量刑時先對既遂部分確定一個基準刑，再將部分未遂的部分按照未遂犯罪確定基準刑，將二個刑期相加后，再結合其他量刑情節調整基準刑。

4、作為被告人認罪及悔罪表現之一的財產刑的執行情況，應納入量刑規范內。對于積極繳納全部罰金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繳納部分罰金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

第四篇：研究涉農職務犯罪法律適用問題

研究涉農職務犯罪法律適用問題

摘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中，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國正處在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的關鍵時刻，近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力度的不斷加大，涉農職務犯罪也呈現出發案率上升、主體擴大化、形式復雜化的趨勢。基層檢察機關在現有的工作框架內，理應發揮職務犯罪偵查一體化機制的作用，準確適用法律法規依法打擊涉農職務犯罪，加強犯罪預防工作，為城鄉區域統籌發展提供公正廉潔的政務環境。

關鍵詞：涉農職務犯罪；現狀；法律適用；犯罪預防在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過程中，國家不斷加大新農村建設的力度，增加農村基礎建設的資金，經濟期刊完善各種支農、惠農的政策。這就使得被管理的涉農建設資金相應增多，“三農”職能部門負責人員手中權力不斷被擴大，客觀上為涉農職務犯罪提供了空間。為此，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教育、制度、改革、糾風、懲治相結合，推進農村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切實糾正損害農民利益的突出問題，嚴肅查處涉農違紀違法案件。”高檢院同時要求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充分發揮檢察職能，切實維護農民權益，為推進城鄉統籌協調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涉農職務犯罪的現狀分析從刑法理論上來講，任何一種犯罪的發生，都是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犯罪的四個構成要件中任何一個或幾個的變化，都會導致犯罪性質的改變。涉農職務犯罪也是一樣，隨著誘發犯罪因素的改變，它的犯罪形式、作案手段、表現方式都在現階段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犯罪主體蔓延。長期以來涉農職務犯罪的高發區主要集中在比較富裕的城鎮郊區，因為這些地方的鄉村具有區位和土地資源優勢，經濟普遍比較發達。但近年來，國家統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全面推進，大量的資金、項目流向尚不富裕的鄉村。所以，犯罪區域蔓延到相對貧窮的鄉村，犯罪主體擴大到所有基層組織領導。

（二）涉案罪名擴大。據統計，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中貪污、挪用公款發案率較高，侵犯的公私財產包括拆遷、征地補償款、農電改造資金、農村水利水電建設資金等諸多款項，其中尤以侵害農民土地征用款最為普遍。而近年來這些傳統的涉案罪名有向賄賂型犯罪擴大的趨勢。

（三）作案手段簡單直接。由于涉農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行為主要集中在侵犯新農村建設資金方面，所以作案手段較為直接。采取的方式多為虛報、冒領、偽造單據，收入不入賬、重復支出，直接截留、挪用公款公物等。對于侵犯的財產，或挪作個人使用、或挪作他人從事營利活動、非法活動。

（四）犯罪方式多樣發展。既有單獨作案，又有合伙作案，并且窩案串案頻發。在基層農村，決策權、經濟管理權以及財政審批權往往集中在個別或少數人手中，這些人利用職務便利，合謀結成利益共同體，很容易實現犯罪目的。有的村村支兩委成員勾結私分贓款；有的村基層干部與管理土地征遷工作的負責人合謀作案，共同醫學論文發表侵吞或截留土地補償款。

二、涉農職務犯罪的形成原因“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濕而后生苔”。從近年來查處的涉農職務犯罪來看，導致案件頻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方面原因，也有機制方面原因；既有個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會方面原因，歸結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村級財務制度不健全，執行不力。雖然中央和地方各級投入的支農惠農資金大、措施多，但相應的財務正規化管理卻未能及時跟上。在部分農村，沒有建立財會制度，沒有專職的會計出納人員，財務公開和收支審批制度流于形式。另外，不嚴格遵循收支兩條線制度，收入不入賬、白條入賬的情況時有發生，這就給村級干部利用小金庫搞體外循環提供可乘之機。

第五篇：查處涉農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

查處涉農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近郊農村土地被征用。而因土地征用做造成的職務犯罪問題也越來越多，不少農村基層工作人員在土地征用補償款上出現貪污、挪用等問題，如何有理有據查處這些涉農職務犯罪問題就值得深入探討。本文結合實際案例，分析了涉農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提出了查處涉農職務犯罪的建議。

關鍵詞：職務犯罪；農村；基層工作人員

一、案例簡介

2009年，因城鎮發展需要某村有2000畝土地被縣政府征用規劃為物流園區，并簽訂了土地征用補償協議。按照協議約定，征地每畝按4萬元予以補償（包含土地補償款、安置補助款、土地附著物及青苗補償），分四批次撥付給該村。該村經過民主商議及村委會認可，決定從補償款中抽出10%的款項向該村其他有土地的農戶購買土地建設安置房，供被征地農戶使用。第一批次補償款下撥后，村黨支部和村委會按照事先的決定抽出10%款項后，其余款項全部發放到位。2010年6月，該村賬戶收到第二次補償款后，村支書李某在補償款發放之前私自從中動用30萬元用于償還個人債務，后在7月2日案發。案發2日后，李某即將30萬元挪用款項打回村里。經過公安機關的偵查，該村在土地被征用之前無任何銀行存款及集體收入。而關于李某30萬元的個人債務也查明，系為他人擔保所承擔的連帶責任。由于債權人催帳，李某被迫從補償款里挪用30萬元還債。

二、對案例的法律適用問題的討論

（一）對李某涉農職務犯罪主體的爭議

對于案例中的村支書李某而言，由于其系村支書，對其是否屬于基層工作人員存有爭議。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規定：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工作，發揮領導核心作用；依照憲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開展自治活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這一規定雖然闡明了村支部對村委會的領導地位，但并未明確說明村支部是否屬于基層自治組織。因此，若要按照基層工作人員（即國家工作人員）來進行處理，從法律依據的角度講確實存有爭議。

筆者認為，對于這一情況，應該認定村支書的基層工作人員身份。理由有兩點：第一，從我國農村基層組織的人員構成看，相當數量的行政村都存在著一些雙重身份的工作人員，即既是村黨支部的成員又是村委會的工作人員，甚至一些地方的村支書兼任村委會主任。因此，若認定村委會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損害村集體利益構成犯罪，而作為領導村委會的村黨支部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實施相同行為而不視為犯罪的話，那么顯然有失法律公平公正的原則。第二，從地

方政府與地方黨委的關系來看，地方黨委對地方政府也具有領導關系，如同村黨支部與村委會的關系。雖然刑法并未在職務犯罪中明確規定黨的工作人員也可以作為適用主體，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于黨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犯罪的將其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并不存在任何爭議。因此，從這一點上看，案例中村支書李某安全適用基層工作人員的界定。

（二）對李某職務犯罪的認定

1、《刑法》對職務犯罪的規定

根據2004年4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第十五次會議通過的《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下稱“解釋”），對村委會等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利用職務實施犯罪的七種情形進行了作了說明，在此七種情形下應當按照國家工作人員犯罪處理。在這里，需要對這一規定進行說明：第一，農村基層工作人員在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情形不止刑法所列出的七種，僅僅是這七種情形下可以認定農村基層工作人員的身份。這也就意味著，當基層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損害了村集體利益而構成犯罪時，首先需要厘清其行為是否在七種情形之內，若不是則不能認定為職務犯罪。第二，根據“解釋”的第二款規定，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在從事前款規定的公務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構成犯罪的，適用刑法條文關于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的規定。因此，要判斷李某是否構成職務犯罪，需要進一步分析其具體行為。

2、對李某職務犯罪的討論

首先需要明確李某所挪用的30萬元的性質。根據案例的交待，李某所挪用的30萬元來自于該村的土地征用補償款，補償款包括三個方面的來源，即土地補償款、安置補助款、土地附著物及青苗補償。按照發放程序，這筆補償款首先要從上級政府下撥到村集體經濟組織，然后村集體經濟組織將補償費用再發放給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其中土地補償款是作為補償給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而安置補助款和土地附著物及青苗補償則是補償給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那么在這些款項發放到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前，其所有權仍然應歸國家。李某在第一次補償款發放完畢而第二次補償款到賬但未分發的情況下挪用30萬元，顯然是挪用公款，對照“解釋”，顯然村集體對上述費用的管理和發放屬于協助政府從事公務且屬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規定的七種情形之一，李某作為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利用自身職務的便利實施犯罪，應當以基層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犯罪定性。有人認為李某挪用的30萬元無法區分是第一次補償款提留10%中的還是第二次補償款的，但根據上一點的分析我們完全可以斷定，李某所挪用的不論屬于哪部分的款項都涉嫌侵占了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補償費，對于該費

用的支配使用屬于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事務，利用職務的便利挪用和侵占，應該按照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來定性。

三、涉農職務犯罪的成因

“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先濕而后生苔”導致涉農職務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原因；既有個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會方面的原因。具體分析以上案件，可以得出涉農職務犯罪的幾個成因：

（一）客觀方面的原因

首先，權力集中，為村干部貪污大開方便之門，給涉農職務犯罪分子有機可乘，并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農村基層工作組織中一人身兼數職的現象較為普遍，村民自治成為了村委會自治，甚至變成個別人員的個人自治，這種權力集中的現象也使得權力之手最容易伸向金錢。以上案件中，關法村村委的權力掌握在蒙某三人手中，導致該三人用關法村的證明及印章為換取金錢的手段，相互勾結、共同作案。

其次，財規不全，執行乏力。近年來，中央和地方各級出臺的支農惠農政策措施多，投入的建設資金和扶貧資金巨大，但相應的財務正規化管理卻未能及時跟上，或有了較為完善的財務制度，但制度執行未跟上。很多財務人員不堅持原則，或財務檢查走過場，流于形式，使得一些人有機可乘，假證明上報、審批手續隨意、“專款不專用”的現場時有發生。

（二）主觀方面的原因

主觀方面的原因由村干部及村民兩部分組成。

村干部方面：以蒙文友三人案為例，蒙某系初中文化，張某高中文化，周某高中文化。由于文化素質較低，加之處在農村這樣的環境之中，思想松懈、放松學習和教育是導致涉農職務犯罪的主觀原因。基層農村干部在工作、學習上長期相對松散，有些干部訂報不讀報，上班不坐班，放松思想改造，分不清是非曲直，熱衷于吃喝玩樂，在囊中羞澀之際將手伸向國家涉農公款。基層農村干部甚至不懂法、法律意識較差，對罪與非罪的界線認識模糊，錯誤的認為在征地補償中、在移民補償中，利用職務便利“吃點、占點、撈點”都是正常的，不會構成犯罪，殊不知正是這樣的思想導致了犯罪的發生。從蒙文友等人的作案手法上看，可以看出該三人最早是在別人不符合移民條件的情況下，收取了別人的費用，為他人出具虛假證明。這是被動的受賄，也是該三人走向犯罪的第一步。之后，三人膽子變大，敢以虛報被淹土地的手段，冒領補償款，將國家財務共同貪污。膽子更大之后，認識到了權利的價值，以自己手中的權利刁難群眾領取后期補償款，主動索取賄賂，不給錢不蓋章，情節步步遞進，也是思想逐步腐化的證明。

村民方面的主觀原因：農民群眾的法律意識更為淡薄，這是致使犯罪分子恣意妄為的另一主觀原因。由于種種原因，農村中的大多數農民群眾文化層次較低，法律意識淡薄，僅憑一顆正直善良的心接人待物，加之大多數農民群眾對“官、政府”向來有敬畏感，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也不知告官、不愿告官、不敢告官。導致一些犯罪分子利用了這樣的弱點，有恃無恐，連續作案。甚至有的農民群眾受到侵害后，誘之以利，反而會成為犯罪分子的有力助手。蒙某一案中，移民戶楊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蒙某等人冒名虛報領取水淹土地補償款。在事情暴露之后，在蒙某等人的慫恿下，將錢領出，幾人共同私分。為蒙某三人的貪污行為鋪平道路。

（三）案發單位的原因

涉農職務犯罪案件中，案發單位普遍存在財務管理制度混亂的問題。不少單位是無章可循或有章不循，更有單位財務人員集出納、會計與一身。有的基層農村“村官”直接經手財務，分管領導干部手中更握有大量公款，并長期不交財務，采取自收自支，以打白條、虛假發票沖帳，隱瞞收入等方式貪污、挪用“涉農公款”。村務不透明、政務不公開，使得民主監督流于形式。從我院查辦的移民補償款發放環節發生的職務犯罪案件分析，大多數村級組織也都建立了一些村務公開制度，但真正將該制度落實的卻很少，絕大多數都是走走過場流于形式應付檢查而已，特別是村級財務管理非常混亂，村務分工不合理，一些鄉鎮出現村支書兼會計，村主任兼出納，村委會委員將會計、出納一肩挑的怪現象。很多村級財務不按規定時間做帳，或一季度做一次，或一年一次，或干脆不作賬方便沖抵幾年前的不合理支出，這種混亂的局面給“渾水摸魚”者留下空間。

加強制度建設、規范財務管理，將很大程度上堵塞涉農職務犯罪的漏洞。廣泛推行民主理財制度，落實“三公開”制度，切實落實“政務公開”、“村務公開”、“財務公開”制度，接受群眾監督，深化村務管理體制改革，對村務實行決策、執行、監督三分開的管理方式。以此杜絕涉農職務犯罪的發生。

（四）監督管理不力的原因

在涉農職務犯罪中，監督管理制度的失控是涉農職務犯罪發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權利過分集中，加上對政務、財務公開的內容有限，缺乏透明度，群眾監督、輿論監督難以落實。這種上級無法監督，平級不敢監督，下級監督不了的不正常現象為涉農職務犯罪提供了有力條件。

村民委員會是一個自治組織，對于村干部的管理，主要依靠的還是村民集體監督，鄉鎮與村委會不是領導關系，上級監督部門也只是按只能分工各管一段。在這種監督機制下，村干部手中的權力很容易被濫用。蒙文友等人以虛報、冒領移民戶和為非移民戶開具移民證明的方式騙取移民補償款，借機牟利。這些手段、環節隱蔽性不強，甚至可以說明目張膽，犯罪軌跡明顯，很多村民都心知肚明，但是大多數村民自治意識和觀念相對淡漠，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加上對農村基層組織的干部管理、財務管理等重要環節缺乏有效監督方式，使得腐敗分子有機可乘。

對財務管理更要加大監督力度，加大對專項資金的監督，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加強對涉農資金的監管，理順各種涉農資金管理體制，建立健全涉農資金監管體系，有效防止中間環節截留、貪污、挪用，確保專項涉農資金及時撥付，按時使用和發放。

四、對查處涉農職務犯罪問題的思路與建議

（一）思路

近年來，國家不斷有支農惠農政策出臺，涉農領域投入的資金也越來越多，如何發揮好國家專項資金的使用效益，確保專項資金的使用安全，落實好國家的支農惠農政策，預防涉農領域職務犯罪案件的發生，必須加大宣傳、管理和監督的力度。

1、加強政策法律宣傳和案件查處力度。組織相關部門和借助各種媒體對國家各項惠農政策進行廣泛宣傳，讓農民充分了解。檢察機關應開展形式多樣的“送法下鄉”和“法律進村”等活動進行法律知識宣傳和反腐敗斗爭的宣傳，提高農民群眾的法律意識、監督意識和反腐意識，積極鼓勵農村群眾檢舉、揭發涉農職務犯罪，使之與檢察機關查處打擊涉農職務犯罪形成合力，加大遏制犯罪，震懾犯罪的力度。

2、加強干部隊伍的教育和管理。要想把國家的支農惠農政策落實好，加強干部的學習教育和管理顯得尤為重要。對基層組織人員，必須組織學習國家的相關政策精神，明確自己的職責、任務，并充分認識自己從事該項工作的重要意義，不斷增強他們的責任感。加強干部的思想教育，不斷增強基層組織人員的法律素養，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利益觀、政績觀”。通過加強干部隊伍的教育和管理，提高基層組織人員的整體思想政治素質，增強自覺防腐拒腐能力。

3、加強農村財務、政務和涉農專項資金管理，完善監督制約機制。要健全農村財務管理制度，嚴格執行村民理財小組財務審計制度。鄉鎮經管站要切實發揮監督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地對村級財務進行審查，杜絕不合理、不正常開支，對村干部進行離任審計，防止貪污、挪用現象發生；要深化村務公開，加強民主管理。對村務實行決策、執行、監督分離制度，加強村干部之間的監督制約，對群眾比較關心的熱點問題，如征地補償，退耕還林等重點項目及村里重大事務及時公示，讓村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加強對干部的民主監督。

（二）政策創新

農村基層組織的穩定關系著黨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農村基層組織清正廉潔對于促進廣大農村地區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正在不斷完善過程中，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一些涉農職務犯罪問題的認定往往含混不清，對這類犯罪行為的查處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基于此，本文提出幾點建議：

（1）將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的涉農職務犯罪問題納入檢查院的監管 農村基層組織雖然規模小，但功能齊全，稱得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但是由于其人員編制有限，且運作機制靈活，所以在村級組織中往往公務與實務基于一身。農村基層組織在實際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往往難以清晰的將公務與實務完全明確的分開，而實際上也不需要完全分開，這就給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提供了空間。將將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的涉農職務犯罪問題納入檢查院的監管，明確凡是“履行公共職能，提供公共服務”的村委會等基層組織工作人員，都屬于職務犯罪主體范圍，由檢察機關統一行使管轄權，這樣可以避免實踐中出現的諸多問題。

（2）統一管轄，分罪量刑

對于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協助人民政府進行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員按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對于自治范圍和經營范圍的人員依照職務侵占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挪用資金罪定罪量刑。從而與涉農職務犯罪區分開。當然，由于上述統一管轄，分罪量刑涉及的相關法律規定的改變，因此應該由相關立法司法部門聯合作出決定。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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