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問題(最新修改版)分析

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問題

作者：李先賦

【按：今年2月縣人代會期間，人民代表提出了希望法檢兩院深入鄉鎮開展預防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和警示教育的建議。我院對此作出了積極響應，組織力量對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問題進行了調研，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礎上撰寫了這篇講稿，并利用第一季度全縣各鄉鎮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派員赴各鄉鎮開展宣講活動，起到了了良好的教育警示作用。本講稿將在今后的宣講活動中，不斷地完善提高。】

這次宣講的話題是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問題。也許有人會說：不是國家干部才有職務犯罪嗎？村基層組織都在農村，他的人員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怎么也會涉及職務犯罪的問題呢？下面我們就來討論幾個問題，解開這個疑問。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村基層組織人員指哪些人： 村基層組織人員到底包括哪些人呢？由于我國農村的基層組織比較多，除村委會外，還有村黨支部、村經濟聯合社、經濟合作社、農工商聯合企業、治保會、婦聯、團支部、民兵排、村民小組和各種協會等。所以，村基層組織人員的范圍是比較寬泛的。但是從各地目前出現的情況看，發生在掌管村經濟活動的人員身上的問題比較多，比如村黨支部、村委會和村經濟聯合社、經濟合作社、農工商聯合企業的人員，他們有的人在經濟活動中禁不住利益誘惑失足走上犯罪道路。

下面，我們來看幾個案例：

為了讓大家對村基層組織人員腐敗違法犯罪問題有一個感性的認識，我們來列舉幾個案例。

案例

一、馬某某和陳某、劉某等人共同受賄案。馬某某是某鎮的一個村黨支部書記兼任村委會主任，陳某是村委會副主任，黨員；劉某是該村村黨支部委員。2013年1月17日，馬某某代表村委會、村黨支部與鎮黨委政府簽訂《社會管理網格化責任書》，受鎮黨委政府委托，協助政府從事縣城所在地城市規劃區違法建設和違法占地“兩違”清理整治工作。當日，馬某某召集陳某、劉某和村委委員劉某某、計生專干劉某某、村民小組組長駱某某、黎某某共七人開會，成立“兩違整治工作小組”，決定向“兩違”戶收取所謂“管理費”，作為辛苦補助。工作小組成立后，馬某某等人不僅沒有對該村“兩違”問題進行清理整治，反而縱容轄區居民違法占地、違法建房，然后向“兩違”戶收取所謂“管理費”。在短短三個月內，工作小組收受34戶農戶的謂“管理費” 共計84500元用于私分。此外，馬某某從2012年至2013年年初，私自收受 11戶“兩違”戶500元至4000元不等的好處費共計18200，默許其違法占地、違法建房。馬某某等人的監守自盜行為導致該村的“兩違”問題十分突出，政府工作非常被動，影響極其惡劣。這屬于基層組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過程中的違法犯罪行為。

案例

二、村支部書記非法占有拆遷補償款案。2005年因某鄉一個村的兩個組發生滑坡地質災害，鄉政府先后申請縣發改局解決兩個村民組農戶的搬遷安置資金。2006年1月12日，該村支書唐某領取一個民組的安置費3萬元，實際支付安置費15000元，其余15000元占為己有。同年6月25日，該村支書又領取另一個村民組的安置費6萬元。在沒有其他人員參與和監管的情況下，自己記賬自己開支。這6萬元安置費中，只有10640元用于平整場地、安置搬遷戶，以交通費、接待費名義列支1.6萬余元，其余33000余元不能說明去向。因這次地質滑坡解決兩個村民組的75000元安置費，有48000元被村支部書記占為己有。雖然事后這個村支書辯解稱其非法占有的資金已經用于其殘疾人弟弟某某修建房屋，并未自己使用，但其行為在性質上是以權謀私，是貪污行為。此外，這個村支書還在2013年2月將國家征收用于安置地質災害搬遷戶的200多平方米建設用地使用權以38000的價額私自轉讓給他人。這是一個村黨支部委員會干部以權謀私的典型例子。一個老支書，工作二十多年，本已德高望重，受人敬仰，然而一旦晚節不保，落得身敗名裂。而今，等待著他的的將是法律的莊嚴審判，實在可悲、可嘆、可惜！

案例

三、社區干部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相互勾結損害國家利益案。在2012年青龍鎮某社區征地工作中，該社區主任馮某某、某村民組組長馮某某協商，事先找縣國土局征地股干部

羅某某、沈某某商量，讓他們在測量征地面積的時候做手腳套取國家的征地補償款，并許諾給予好處。羅某某、沈某某答應后，馮某某等人攜帶現金5萬元約請羅某某、沈某某吃飯、洗澡，并用4萬元現金向羅某某、沈某某行賄。羅某某收受賄賂款后與沈某某均分。事后，羅某某、沈某某在征地測量的過程中采取重復測量、擴大實測面積等手段弄虛作假，騙取征地補償款22萬元。現已被立案偵查，案件正在辦理當中。

案例

四、多名社區干部共同侵吞集體資金案。2012年青龍鎮某社區土地征收工作中還涉及到一塊非法買賣的土地，當地村民對這塊土地的征地補償款的歸屬提出異議。經青龍鎮、縣國土局、社區、村民組代表與購買方協調處理，達成了村民組與購買方平分征地補償款的協議。村民組分得的款項中，有10萬元被參加協調處理的干部瓜分。其中，社區支部書記兼主任王某某分得2萬元，副主任馮某某分得2萬元，村民組組長馮某某分得2萬元，社區干部馮某某分得1萬元，縣國土局兩個干部以工作經費名義各分得1萬元，青龍鎮干部安某分得5千元，群眾代表張某某分得5千元。就在同一時期，社區副主任馮某某還伙同村民組組長馮某某、出納馮某兩個所謂“村民代表”私分了城北工業開發區給高洞村民組集體的公路補償5萬元，每人分得現金1萬元。

現在，我們來看看國家法律的相關規定：

依照我國刑法的規定，村基層組織人員在依照法律從事公

務的活動中，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看待，既享有相應的權力，也要受法律的約束，而不是說可以隨心所欲，胡作非為。哪一些活動屬于履行公務呢？按法律規定，協助人民政府從事下列工作就是屬于履行公務，共有七項：一是從事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的管理；二是從事社會捐助公益事業款物的管理；三是從事國有土地的經營和管理；四是從事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五是從事代征、代繳稅款；六是從事有關計劃生育、戶籍、征兵工作；七是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其他行政管理。協助人民政府從事上述七項工作時，屬于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為什么法律將這些活動規定為履行公務呢？這是因為這種管理活動本身屬于國家和政府工作的組成部分，但這些工作又需要村委會等村基層組織來協助，或者需要村委會等村基層組織來發動、組織村民積極參與，或者需要將相關款物委托村委會等村基層組織進行管理。因而村基層組織人員參加這些活動屬于履行公務。

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公務活動中的職務犯罪：

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公務活動中，哪些行為要追究刑事責任？

一是貪污受賄。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要立案追究；個人貪污數額不滿五千元，但如果情節較重，也要立案追究。哪一些情形屬于情節嚴重呢？例如“燒香摸屁股搞慣手腳”多次貪污、貪污公款用來搞賭博嫖娼

非法活動、貪污行為影響了救災搶險工作、貪污救濟款糧造成救濟對象生活困難等等，多次貪污未受處理的，要新賬老賬一并算，按照累計貪污的數額計算。對受賄罪的數額規定貪污罪的規定是一樣的；如果索賄的，還要從重處罰。

二是挪用公款。挪用公款進行非法活動，例如挪用公款賭博、吸毒、嫖娼或者挪用公款從事放高利貸等國家禁止的行為，數額在5千元以上的要立案追究；挪用公款從事個人的營利活動，例如挪用公款做生意的，數額在一萬元以上，也要立案追究；挪用公款歸超過3 個月未還，即使沒有用來進行非法活動，也沒有用來做生意等營利，但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也要立案追究。

三是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玩忽職守也統稱為瀆職。濫用職權指故意超越職權或者故意不履行職責，主要有四種表現：一是超越職權，擅自決定或處理沒有具體決定、處理權限的事項；二是玩弄職權，隨心所欲地對事項作出決定或者處理；三是故意不履行應當履行的職責，或者說任意放棄職責；四是以權謀私、假公濟私，不正確地履行職責。玩忽職守指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認真履行職責，工作馬馬虎虎，草率從事，敷衍塞責；或者陽奉陰違，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或者擅離職守，撒手不管；或者該管不管，該作不作，聽之任之等。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或者造成企業停業、停產6個月以上或者破產等等，要根據不同情況予以立案追究。另外，弄虛作假，不報、緩報、謊報或者授意、指使、強令他人不報、緩報、謊報情況，導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結果繼續、擴大，或者致使搶救、調查、處理工作延誤的，要立案追究。

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村務自治活動中的職務犯罪： 前面講的是村組織基層人員協助政府從事公務活動中的職務犯罪。那么，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公務活動以外的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經營、管理活動中可能涉及那些犯罪呢？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經營、管理活動中，如果侵占、挪用集體資金、集體財產或者收受好處徇私舞弊觸犯刑法的，適用刑法關于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規定。由于這些犯罪行為都是與其在村委會、村黨支部的身份職務有關，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村務自治活動中的職務犯罪。這幾種犯罪的立案標準和處罰幅度分別于與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賄罪是相當的，只是查處的機關不同，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賄罪由檢察院查辦，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由公安機關查辦。

按照相關規定，侵占資金數額或者財物價值累計在5000元以上的，應當立案追究。挪用資金進行非法活動的，如進行吸毒、賭博等，原則上無論多少都應當立案追究；挪用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5千元以上，進行營利活動的應當立案追究；挪用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

1萬元以上、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應當立案追究。村組織基層人員在土地承包、經營集體經濟等經營、管理活動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者違反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數額在五千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究。

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的特點：

村基層組織人員雖然只是“村官”，但權力不小，又缺乏有效的監督，因而容易滋生腐敗。以村“兩委會”為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賦予村民委員會廣泛的權力，其中有的權力“含金量”是很高的，例如管理本村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的權力，組織村民依法發展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和其他經濟的權力，組織實施本村的建設規劃和興修水利、道路等基礎設施的權力，發包集體土地的權力，等等。此外，還受政府的委托從事各種款物的管理、分配，從事國有土地的的經營和管理，協助有關計劃生育、戶籍、征兵工作等重要工作。而村黨支部又是村委會的領導機構，而且“兩委”人員往往交叉任職。所以，村官雖小，一旦腐敗起來的危害卻很大。

村基層組織人員腐敗的幾個特點：

一是村干部違法違紀作案手法多樣，五花八門。有的相互勾結、合伙作案；有的收入不入賬，直接侵吞；有的以發補助、獎金的名義將公款私分；有的借接待、跑項目、購物資等事項，虛列開支、虛報冒領等等。

二是財政撥款、土地和集體資產是貪腐重點。主要表現在利用職權，以貪占、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補償款，救災救濟、扶貧優撫款物以及糧食直補、移民、退耕還林、農村合作醫療“參合款”等款項；以低價私自出租、轉讓、發包集體所有耕地、林地、礦山、灘涂、荒地等，貪污土地補償款、工程款及承包款等。

三是一旦發生腐敗很可能就是窩案、串案。村干部都是當村民中推薦選拔出來的，都是鄉親鄰里關系，甚至沾親帶故，在利益均沾的背后，相互之間的監督制約蕩然無存，甚至結成穩定的相互維護的利益團體，長期心照不宣，“前腐后繼”。

四是村干部腐敗的隱蔽性很強。有的腐敗問題長達七八年甚至十多年之后才被發現，主要的原因是監管機制不健全。村務公開的決定權在村“兩委班子”手中，公開不公開和公開到什么程度由村干部自行決定，往往流于形式。因而，有些貪腐問題，是時隔多年才曝光，時過境遷，查處困難。

五是村級組織人員的腐敗問題容易引起集體信訪等群體性事件。貪腐問題一旦曝光，消息就村寨間迅速傳播。不論是實際受到損害的村民還是懷疑自己受到侵害的村民，往往懷著憤怒心情，成群結隊地到處信訪。有的問題時間久遠，有的問題似是而非，有些事情是捕風捉影，因此難以迅速搞清真相、平息事態，極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挑唆利用，形成長期訪、重復訪、越級訪，對社會穩定帶來很大壓力。

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原因剖析

一是外部監管機制不健全。大多數村民自治意識和觀念相對淡漠，再加上一些地方沒有對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進行有效的宣傳，致使許多村民不懂該法，難以組織起來集體監督村干部的日常工作。因此，大多數村民也難以發現村干部的越軌行為，即使發現了也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二是有的鄉鎮領導認為基層工作難度大，特別是農村干部出點問題在所難免，怕查了案子傷了感情，影響工作積極性，于是能捂則捂；有的把查案和穩定對立起來，怕查了案子亂了班子，于是能拖則拖；有的不愿查案，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縱容了腐敗問題的滋生和蔓延。俗話講：“萬丈深塘有底，人心無底”。所以，有的人膽子越搞越大，貪心越來越難以滿足，最終走上犯罪道路。

三是村基層組織之間，特別是“兩委”之間、“兩委”成員之間的制約機制十分脆弱，容易被共同的利益瓦解掉。除非是分贓不均或者爭奪權力，大家才撕破臉皮，互揭老底。否則大都利益均沾，“大哥不說二哥，兩兄弟差不多”，大家相安無事。有的村會計、出納不分，一人兼任；有的村錢賬不分，白條坐收坐支；有的會計不懂業務，沒有主見，對支書主任惟命是從。

四是政務公開、村務公開制度沒有很好貫徹。有些村，村“兩委”從向村民群眾亮“家底”，老是藏著掖著，含含糊糊。比如，全村還有哪些沒有承包到戶的集體機動地？每年的集體收益

有多少？到村里的項目有哪些、資金是多少？等等。村民根本就不清楚情況，所謂的村民監督小組也就形同虛設。“公示墻”、“明白賬”，結果在農民心里也就變成了“糊弄墻”、“糊涂賬”。

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問題的預防對策：

總的對策是堅持教育、制度、監督、改革、糾風、懲治相結合，推進農村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具體還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以黨員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為抓手，深入開展反腐倡廉教育。筑牢黨員、干部服務群眾、廉潔自律的思想基礎，提高農村黨員干部的思想覺悟。加強鄉鎮黨委對黨支部的領導和鄉鎮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工作的監督指導。

二要以規范和制約權力運行為核心，全面推進政務公開、村務公開、黨務公開。健全農村集體資金、資產、資源管理制度，做到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可以由相關政府部門介入村務公開，將有關的項目、資金向關涉的村或村民組公布，使之透明化。

三是加強監督檢查，切實糾正損害農民利益的突出問題。嚴肅查處農村基層黨員干部涉農違紀違法案件，建立村級項目審計問責制度，及時審查公布項目落實和資金的使用結算；完善村級組織內部、外部的監督制約機制。

四要堅決打破部分村“兩委班子”由部分人長期把持的局面，注意培養有能力、素質好的人員起來進入村“兩委班子”。

對群眾反映強烈，能力差、辦事不公、私心雜念重的基層部要及時按照規定程序更換。

五要注重培養村民的自治意識、監督意識、監督能力。逐步改善村民自治能力差，監督干部能力弱的局面。村委會是全體村民的自治組織，村民要有主人翁意識，要明白村里的事兒就是大家的事兒也是自家的事兒，對村委會工作要積極支持、參與，也要理直氣壯地監督。

嚴懲“村官”腐敗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農村穩，則天下安。農村的繁榮、穩定直接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繁榮、穩定。因此，我們黨和國家歷來重視“三農問題”，連續多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以“三農問題”為主題，出臺了很多惠農政策。

但是，我們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村基層組織已經逐漸變成了干部腐敗的溫床。他們有的人利欲熏心，大肆貪污受賄，有的濫用職權，謀取私利，有的吃拿卡要，勒索群眾。有些地方村民打一個證明、蓋一個村委會的公章都要“孝敬”干部才得行。有的是明目張膽的收錢，有的得打一斤酒、請一頓飯，最不堪也上包煙或者提一籃雞蛋。有的依仗家族勢力，對抗群眾的監督，打擊、報復、孤立反映問題的村民，甚至挖空心思給黨委政府和司法機關調查、處理腐敗問題設置障礙，對抗反腐。有的為了牟利“掌權”，在選舉中拉攏選票，許諾“官職”，甚至明目張膽直接賄選。這些丑惡現象，應當像清理垃圾一樣將

其毫不留情地一掃而光，還農民朋友一個風清氣正的世界。

結語：

前面列舉的這些例子是發生在農民朋友身邊的腐敗，大家都深惡痛絕，如果任由其發展下去，將動搖黨和國家在農村地區的根基！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因此，哪怕是對農村，只要有腐敗，只要發現腐敗問題，不論大小，就要堅決“亮劍”，拒不姑息養奸！同時，我們也要向長期工作在廣大農村，勤勤懇懇，清正廉潔的基層組織的干部表達深深的敬意！下面，借用一首打油詩與大家共勉：

歷覽古今多少官，成由清廉敗由貪； 自古清白無遺禍，從來貪爭有后患。莫說村官面子小，德高望重鄉親歡； 大人細娃稱頌你，喝口涼水心也甘！

第二篇：村委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問題的定罪分析

村委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問題的定罪分析

吉林鎮賚縣紀委： 賈作輝 李麗

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實施犯罪的定罪問題，一直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問題，亟待解決。在我國刑法有關職務犯罪的法條中，明確規定構成職務犯罪的人員僅包括國家工作人員、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人員，而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既非國家工作人員，又非公司、企業人員，是否屬于其他單位人員未作規定。但是，現實經濟生活中，確實且大量存在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進行違法犯罪的問題，對他們的違法犯罪行為如何定罪，司法實踐中各地執法不一，既有按照犯罪處理的，也有不按照犯罪處理的；按照犯罪處理的，認定的罪名也有不同。這樣，在執法上就很混亂，顯失了法律的公平與公正，更體現不出法律的嚴肅性。另外，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的職務犯罪問題，理論界研究的人不多，很缺少關注，下面就談談我個人對這類人員職務犯罪問題的粗淺認識。

依據現行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對職務犯罪的規定，可以將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的職務犯罪歸納為兩類：一類是按照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定罪；一類是按照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定罪。

一、按照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定罪分析

按照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可以將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擬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對擬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犯罪的，應當分別以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定罪處罰。明確了這一點后，我們只需要知道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在什么情況下被擬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就可以了。根據2000年4月29日通過并施行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規定，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時才被擬定為國家工作人員，也就是該法條中所說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并且列出了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具體范圍，共七項：一是協助從事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的管理；二是社會捐助公益事業款物的管理；三是國有土地的經營和管理；四是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五是代征、代繳稅款；六是有關計劃生育、戶籍、征兵工作；七是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這七項內容中最需要注意的是第三項規定，既國有土地的經營和管理，因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公布施行之前，該《解釋》的草案中第三項內容是“土地的經營和管理”，未加“國有”二字，很多執法者沒有注意到這一變動，把該《解釋》的草案當作通過的司法解釋作為執法依據辦案，將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經營和管理的土地不分性質的納入到這條規定中，從而將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在經營、管理本基層組織集體所有的土地過程中，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也按照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進行定罪處理。這樣進行定罪顯然不正確，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經營、管理本基層組織的集體土地，其性質屬于基層組織內部的自治行為，并非是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行為，因此不應該以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進行定罪處理，而應該以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進行定罪處理，這也是下面所要分析的問題。

二、按照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定罪分析

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是相對于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而言的，指的是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實施的犯罪，而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即非公司也非企業，而其中的人員如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只能將其納入上述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中的“其他單位人員”范疇。97年新刑法施行以后，刑事法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對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在經營、管理本基層組織內部經濟事務過程中，利用職務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作出定罪的規定，致使這些基層組織人員的職務犯罪行為逃避了法律的懲罰。近些年，隨著法律的不斷完善及相關司法解釋的出臺，對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的上述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作出了定罪處理的規定，即參照公司、企業人員職務犯罪規定處理，分別構成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原罪名為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構成職務侵占罪，開始于1999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財物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的實施。該《批復》的內容是：“對村民小組組長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村民小組集體財產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從這個《批復》中不難看出，已將村民小組參照了公司、企業，將村民小組組長參照了公司、企業人員。另外，雖然該《批復》只說了村民小組組長可構成職務侵占犯罪的問題，但不難理解其他類似于村民小組組長的村基層組織人員也應該按照這個規定去執行，因此，在此后的司法實踐中，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基層組織集體財產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也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理。不但如此，根據這個《批復》，司法實踐中對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基層組織集體資金、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均參照公司、企業人員的職務犯罪定罪，分別按挪用資金罪和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后改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進行定罪處理。2005年7月27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浙江省公安廳聯合發文，專門對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的職務犯罪適用法律問題作出了答復性規定，在第三條解答中，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侵吞、挪用村集體資金，分別以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定罪處罰。這個答復性規定的出現，為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構成職務侵占罪和挪用資金罪提供了可借鑒的執法依據。接下來在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頒布了《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該《意見》第二條明確規定，作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主體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人員”，包括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村民小組等常設性基層組織人員，從而為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綜上所述，由于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的特殊性質，決定了其人員職務犯罪的特殊性，依據其行為所侵犯的客體不同，既可以構成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等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又可以構成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等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另外，在我們紀檢監察機關查辦的信訪案件中，如果涉及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案件，在向刑事執法機關移送案件時需要注意，按照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定罪的案件應當移送檢察機關處理，按照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定罪的案件應當移送公安機關處理，這是由刑事案件管轄權所規定的。

第三篇：淺談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

淺談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

一、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原因分析

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自身來講，最根本的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出了問題，思想覺悟不高，廉潔意識不強，經受不住物欲的考驗；從外部因素講，這幾年鄉村干部職務犯罪呈上升趨勢，說明在教育、管理、監督方面還有許多薄弱環節。具體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思想認識不足，法律意識淡薄。

農村基層組織職務犯罪涉案人員文化素質普遍不高，多是農民出身，平時又不重視自身素質修養，接受黨風廉政建設教育相對較少，自律意識不強，造成部分村干部素質低下，眼里無政策，心中無法律，把當村干部作為撈取個人好處的資本。涉案人員對黨風廉政建設的規定要求和法律法規知之甚少，法治觀念極其淡薄，有些人錯誤地認為拿好處費、感謝費，將集體的錢借給他人使用不是犯罪行為。

（二）攀比心理作怪，僥幸心理居多。

在黨的富民政策的鼓勵下，一部分農民辦企業、跑運輸、包工程，先富了起來。對此，有些村干部心理失衡，認為自己為集體辛苦工作，工資微薄，得不償失，他們不是想如何依法勤勞致富，而是思想動搖，想歪點，出邪招，貪占截留、挪用受賄，以此作為“致富”手段。此外，他們都在被查處時暗自慶幸平安無事，或自我安慰不會出事，帶著僥幸心理，繼續違法犯罪，結果往往東窗事發，鋃鐺入獄。

（三）監督制約不足，村務財務不透明。

一是內部監督淡化。農村基層組織人員之間相互監督的意識淡薄，有的村黨支部書記或者村主任獨攬大權，對村級財務具有絕對的支配力。二是上級監督弱化。有些鄉鎮、辦事處考慮穩定工作大局，一般采取松散性管理和所謂的“人性化”管理模式，導致對村干部的監督“軟弱無力”。三是財務監督虛化。一些農村基層組織的財務人員變相成為村支書、村主任“私人秘書”，導致集體收入不入賬、收支記賬票據使用不規范、私設“小金庫”現象時有發生。在辦案中我們甚至發現個別村務監督小組公章由村報賬員保管的現象。農村個別從事財務的人員文化及業務素質不高，例如發案的閔口村報賬員鄭某某、三門呈村報賬員周某某、黎陽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新陽投資公司出納黃某某三人均為小學文化，不懂會計業務，不能勝任崗位，更談不堅持原則，唯村支書和村主任的命令是從，不僅給村干部職務犯罪留下了可乘之機，也促使少數村干部的私欲澎漲，產生“不撈白不撈”的扭曲心理。

（四）制度落實不力，教育管理不嚴。

村規民約、民主管理制度、財務管理制度、村民議事制度等等，僅僅是寫在紙上，掛在墻上，真正落實到實處的并不多，所有的管理制度幾乎成了應付上級檢查和達標的擺設。財務公開度不夠，“白條子”出入賬、隨意審批、自收自支、虛假發票沖帳等不規范行為較為普遍，特別是對拆遷補償款、土地出讓金、集體資源承包租賃款等資金缺乏嚴格的監管，為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提供了便利條件。有的村私設“小金庫”，供少數村干部自由揮霍。

二、預防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對策

（一）強化法制警示教育。

充分利用警示教育基地資源，組織村“兩委”人員定期參觀培訓，結合查辦的典型案例，以案釋法，充分發揮查辦案件的治本功能，進一步提高他們廉潔從政的自覺性。今年，我院預防工作將進一步深化延伸涉農資金領域預防職務犯罪專項行動、“百場講座”進鄉村，通過上法制課、組織觀看警示教育片、贈送預防職務犯罪宣傳讀本、現場觀摩職務犯罪案件庭審等形式，實現對區內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教育的全覆蓋，提高他們的法律意識，打好拒腐防變“預防針”。同時，我院將根據村居換屆后的具體情況，及時進行專項調查，開展專項預防警示教育活動，對換屆后的新任村“兩委”人員跟蹤打“預防針”，引導他們堅定理想信念、時刻牢記權利是人民賦予的，不辜負村民的重托和期望。

（二）加強涉農資金管理。

進一步健全完善“村財鎮管”制度，各村定期上報財務憑證，由鎮專門機構嚴格審核，制止“白條”、“包帳”、假帳等違反財經紀律費用的支出；改變村領導與財務人員的隸屬關系，會計由鎮經管站統一管理，報酬由鎮政府統一支配；扎實做好村務公開，杜絕公款隨意開支等不良現象，定期張榜公布財務收支情況并逐筆細化，保證公開內容的真實性，防止公開過程中出現隨意性、盲目性，避免村務公開走過場。同時，充分發揮由檢察院、監察局、財政局、審計局等多家單位組成的涉農資金專項行動領導小組作用，統一負責涉農資金領域的監管活動，通過檢查涉農資金項目審批、實施和資金使用情況和走訪農戶，實行涉農資金動態監管。

（三）完善監督制約機制。

農村基層組織要增強村財務管理、使用的透明度，把村級政務、財務真正公之于眾，自覺接受村民監督；相關職能部門、鄉鎮黨委政府要加強對涉農資金管理使用情況的監督檢查，尤其是對大數額開支要認真核實，弄清楚開支的來朧去脈；財政或審計部門對項目要進行認真結算、審計，并對結算、審計中發現的問題，及時向有關涉農職能部門、鄉鎮黨委政府提出改進意見和建議，促進規范和加強村級財務管理。

（四）延伸檢察工作觸角。

黨委政府對于提出的村“兩委”班子候選人進行認真審查把關，嚴格按照“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堅決把作風霸道、有劣跡的“能人”排除在外。對正在接受調查或審查的人員，進行慎重研究，嚴格確定是否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對于宗派家族矛盾突出的村居，積極選派公道正派、有能力的黨員鄉鎮干部或大學生任職。在換屆選舉過程中，要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辦事，規范操作，檢察機關切實發揮檢察職能，營造風清氣正的選舉環境，派出1位副科級領導干部在換屆選舉期間駐村指導，并充分發揮2位正科級檢察員駐村黨建特派員作用，力保村居換屆“陽光選舉”。

（五）開展系統專業預防。

堅持對查處的每一起案件實行“一案一分析、一案一建議、一案一教育、一案一回訪、一案一總結”，通過個案預防、專項預防、系統預防調研工作，為黨委作出科學決策提供重要依據。2013年以來，該院圍繞惠農補貼、農村社保、農村義務教育、征地補償、農民培訓、農村環境綜合整治、農村基礎設施及美好鄉村建設等8類重點項目，開展個案預防7個；圍繞財政等涉農資金主管部門，鄉鎮政府、基層站所、村兩委班子等基層組織，開展系統預防；圍繞涉農資金的申報、管理、發放、使用等4個重點環節，開展專項預防；針對本院查處的職務犯罪案件中發現存在的有關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規范、監督不到位等方面的問題，發放檢察建議5份，督促其規范管理，努力讓涉農資金在制度內管理、在陽光下審批、在群眾監督中運行。

第四篇：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情況分析

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情況分析

近年來，黨中央把“三農”問題擺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出臺了一系列支農、惠農的改革措施，做出了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戰略部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使農村經濟生活發生巨變，經濟利益的刺激、監督機制不健全等原因，導致近年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貪污賄賂犯罪呈上升趨勢，嚴重損害了廣大農牧民的切身利益，同時阻礙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健康發展。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肩負著依法打擊刑事犯罪，有力懲治腐敗，強化法律監督，維護社會穩定，為新農村建設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重要職責。因此，對當前農村基層職務犯罪原因分析，預防此類犯罪的發生，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的概念

“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中提出的一個新的法律概念。

《關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規定，村民委員會等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屬于刑法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⑴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的管理；⑵社會捐助公益事業款物的管理；⑶國有土地的經營和管理；⑷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⑸代征、代繳稅款；⑹有關計劃生育、戶籍、征兵工作；⑺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二、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特點

案情特點分析：

一是犯罪主體絕大多數為村村支書和村長為主。長期以來，由于普遍認為村支書、村長“位低權小”，所以未被作為犯罪高發群體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但是，隨著國家“三農”投入的大幅增加，使得村支書、村長等這些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所掌握、管理、經手的資金越來越多，涉農職務犯罪案件呈增多之勢--有的大肆侵吞挪用“三農”資金，有的弄虛作假從中謀取私利。

二是沒有專門的財務人員管理村財務，財務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亂，村支書、村長即管權又管錢，財務收入支出沒有公開、不透明，公開也僅僅流于形式。

三是犯罪手段上較為隱蔽，即大多采取欺上瞞下的手段將資金偷偷轉移己有。具體表現為隱瞞收入、截留公款，虛列開支、虛報冒領，冒名頂替、偽造憑證等。

四是犯罪對象多為國家給予農牧民的各種利益。如草場禁牧補貼款、征地補償款、扶貧款、救濟款等，這些國家補貼資金在管理、發放、使用過程中，由于管理不善，使用不當，監督不到位，被貪污、挪用的較多。

三、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成因分析

一是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素質低，法律觀念淡薄。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大多數是從土生土長的農牧民中選舉出來的，大多是初高中以下文化水平，文化素質較低。大多數不能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容易被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等腐朽思想侵蝕，導致了一些農村基層組織員犯罪。

二是村級財務管理混亂且不公開透明，相應的正規化財務管理制度不健全，村兩委班子缺乏內部監督。

三是旗財政給各村下撥的經費以及村集體收入的支出情況不明，鎮政府財務管理不能真實的反映出村的實際收支情況，村財務公開工作僅僅流于形式。

四、對防范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提出的意見

一是加強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的法制教育，增進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的法律意識，從根本上預防該類職務犯罪的發生。可以通過召開法制教育會議，利用案例等比較直觀的方法，來教育及震懾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提高他們的法律意識，從思想上預防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的職務犯罪。

二是繼續加強有關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的查辦力度。檢察機關要繼續加強該類案件的打擊力度，努力做到有案必查，有罪必究。這樣才能做到殺一儆百的震懾效果，來有效預防該類職務犯罪案件的發生。

三是確立和完善農村基層組織的財務管理制度，要建立體現民主的村務管理制度并且要使這些制度得到有效的執行和貫徹，村民要充分發揚選舉民主，選出好班子。實行村務公開，增強群眾的村務監督能力，從而徹底鏟除為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提供職務犯罪的土壤。

綜上所述，要有效地解決有關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深入切實地打擊和預防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才能維護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發展。

第五篇：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

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

摘要：我國農村的基層組織比較多，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政府工作和管理村公共事務，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財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常有發生，其行為是否屬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刑法規定不明確。因此，在處理涉及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案件時，決定當事人的行為應如何適用法律規定是當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因此，在刑法制度和司法工作中，對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涉及的法律適用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農村基層組織；職務犯罪；法律適用

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在當前理論界、司法界均存在較大爭議，特別在當前司法實踐中，由于各級、各部門的司法工作人員觀點不盡一致，導致該類案件在處理上存在較大的差異。雖然在《刑法》規定基礎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0年4月29日第九屆十五次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對村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人員構成職務的情況作了明確規定，為依法處理此類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據，但實踐中爭議與分歧依舊非常激烈。究其原因，在于我國農村的基層組織成員任職時有交叉、分工界限不明確，我國現有法律規定也不明確，存在一定的漏洞。致使在具體辦理此類案件時遇到諸多問題，形成難受理、難立案、難判決等諸多情況。本文擬就其中一些問題談些粗淺看法。

一、準確界定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

正確理解相關法律和《解釋》的規定，準確界定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和公務的定義，是認定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的重要依據。在處理涉及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案件時，應當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主體和行為的性質來作出準確的認定。

1.準確界定農村基層組織成員概念和范圍

我們認為，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以及我國農村基層組織的客觀現狀，參照我國現有職務犯罪有關規定的精神，農村基層組織成員，應界定為：由村民選舉產生或者受上級指派，在農村委會從事管理職責的人員，村黨支部中從事管理職責的成員，以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論。其范圍具體包括：由村民選舉產生的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委員、村委會委員、村黨支部書記、副書記、委員。理由如下：

（1）村黨支部書記等基層黨組織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應屬于《解釋》中所指的基層組織人員。立法文件未對黨的組織工作人員可以構成犯罪的主體進行表述，是立法的技術原因，立法文件往往不在法律文件中將黨的組織進行表述（如刑法上只講“國家機關”，而未表述黨和國家機關）。不管有無明文表述，人們均將黨的組織賦予與同級法律意義上的組織相同的性質。如果村民委是基層組織，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犯罪可以構成貪污受賄罪，而對其實施領導的黨支部人員反而不能對其職務行為承擔刑事法律責任，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因此，村黨支部書記等人員應當屬于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

（2）在村民委員會中從事管理職責的人員，如村民委員會分設的村民小組長和下屬委員會負責人，應當屬于“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10條和第25條規定，我認為，這些組織本身屬于村民委員會派生的機構，是村民委員會的組成部分，應當包括在基層組織的范圍之內。村民小組長由村民小組會議推選，有協助人民政府開展工作的職能。這些人員在履行職能時，所行使的無疑是一種管理職權，故應當按照基層組織人員對待。

2.嚴格依法界定從事公務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貫徹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的通知第3條規定：各級檢察機關在依法查處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案件過程中，要根據《解釋》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嚴格把握界限，準確認定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的職務活動是否屬于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解釋》所規定的行政管理工作，對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經營管理活動不能適用《解釋》的規定。

根據上述規定，我認為，在辦理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過程中，必須嚴格根據法律和立法解釋的規定，區分清楚以下三種情況：依法從事公務、村內自治事務以及村級經營活動。

而在上述三種情況中，準確界定何謂“依法從事公務”，就是問題的關鍵。由于《解釋》前六項規定，異常明確，因此不存在爭議。但將其第七項“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行為”應當如何理解這一保底條款，以什么樣的標準去界定什么是“行政管理行為”卻是現今爭議的主要根源。根據解釋的精神，這些行為實質，是村基層組織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因此界定行為是否是公務，有兩個要件：第一，必須屬于協助人民政府行使的管理工作，而不是村委會的自治事務；第二，該事務必須屬于我國行政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定的、應屬政府部門行使的管理行為。唯有依據這兩個要件，才可能準確界定公務的范圍，而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在實施這類行為時，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受賄的，應以國家工作人員標準定罪論處。

而村自治范圍內的事務，是指人大立法解釋的七項事務之外的既非協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亦非企業經營性質的村自治事務建設和公益服務等自治事項。在此類活動中，村基層工作人員利用職務進行的犯罪，可以成立職務侵占罪和挪用資金罪。

至于村級經營活動，即村基層組織人員在集體經濟組織進行的經營性活動，在此范圍內利用職務進行犯罪，成立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和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

3.正確認識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在辦理村自治事務中不構成受賄問題

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利用辦理本村自治事務過程中，即村內公益事項、公益服務等事務過程中，普遍存在的職務之便所發生的權錢交易行為。但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由于此時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不屬于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圍，故不能以受賄犯罪認定；另一方面，村基層組織又不是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該行為不是在企業經營活動中而是在村自治事務辦理過程中發生的，故又不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因此，根據現有法律規定，既不能成立受賄罪，也不能成立企業人員受賄罪。這種現象無疑是目前刑事立法中的一個明顯漏洞。

二、完善相關立法的幾點建議

（1）通過立法解釋，明確村基層組織成員的概念和范圍。我認為其范圍具體應包括：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委員、村委會委員、村黨支部書記、副書記、委員。

（2）通過立法解釋，明確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從事公務”的定義、范圍。界定行為是否是公務標準，有兩個要件：第一，必須屬于協助人民政府行使的管理工作，而不是村委會的自治事務；第二，該事務必須屬于我國行政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定的、屬政府部門行使的管理行為。

（3）立法增設“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受賄罪”。鑒于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身份的特殊性，將其利用管理本村自治事務的職務之便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適用受賄罪或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均似不妥，新設一罪名已成為必要。

（4）立法將村基層組織成員在依法從事公務、村內自治事務過程中利用職務之便實施的犯罪行為，劃入檢察機關自偵案件范圍。由于村基層組織成員工作性質客觀上存在復雜性，導致在定性上往往爭議較大為保證此類案件的及時、公正處理，我認為應立法將此類案件劃入檢察機關自偵案件范圍內，由對職務犯罪查處經驗豐富的檢察機關來負責偵查。這樣既有利于法制的統一，又有利于加大對這類犯罪的查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