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涉嫌職務犯罪問題的調查報告范文

關于興安盟農村基層組織人員

職務犯罪情況的調查

張善旭

張春華

一、調查目的

近年來，興安盟檢察機關查處的職務犯罪案件中，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涉嫌貪污、挪用等職務犯罪案件數量有所增加，侵害農民利益、擠占國家惠農補助、補貼的案件隨著國家政策向“三農”傾斜力度的增大與日俱增。如何挖掘其根源，抵制這種現象的發生，保持農村基層組織健康活力，保證黨和國家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利的方針政策真正落到實處，維護農村基層社會和諧穩定，推進農村社會良性發展，是開展這項調查的核心目的。

二、調查方式及內容

本次調查主要采用向各基層院下達專門設計的“關于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情況調查表”和訪問資深反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偵查員兩種形式展開。調查表內容主要涉及：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涉嫌職務犯罪的罪名、侵害客體、犯罪對象、處罰情況等六類二十個問題。

三、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涉嫌職務犯罪的現狀

2010-2012三年間，興安盟檢察機關共查處貪污賄賂犯罪案件96件129人，其中主體為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的74人。犯罪對象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扶貧款物的使用、分配上存在貪污、挪用、私分或分 配不公不均；二是惠農專項工程如整村推進工程、一事一議項目落實存在職務犯罪行；三是教育達標化解債務資金申報、分配中存在貪污犯罪行為；四是征地補償中存在職務犯罪行為；五是退耕還林政策落實中的職務犯罪行為；六是騙取糧食補貼、草原獎補等補助； 七是侵吞農村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等民政補助項目。從性質劃分：貪污犯罪61人，挪用公款犯罪7人，受賄犯罪6人。作出有罪判決的58人，其中實刑2人，占涉案人數的2.7%；緩刑42人，占 56.8 %，免予刑事處罰的16人，占有量22%；作其他處理的14人，占19%。

四、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涉嫌職務犯罪的成因

（一）制度落實方面的問題。村民組織法律的落實缺乏監督制約。民主制度不夠完善，基層黨組織發揮的作用不適應目前村級事務發展需要。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是為保障農村村民實行自治，由村民群眾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發展農村基層民主，促進農村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而制定的法律。但在社會實踐中，《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貫徹落實并非如立法宗旨所愿。大大小小的村級事務往往只由村黨支部書記和村主任一拍即合，或只其中一人決斷，很少召開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商議決策，個別村（嘎查）除換屆舉選外，三年內不召開村民代表會。村民沒有獲得村務的正常渠道，知情權被剝奪。這樣的做法直接導致決策易失誤、村民自治權被剝奪、村務不公開，形成民主監督的空白空間。

由于各級政府對農村、農民、農業“三農”政策宣傳、解讀不到位，致使農民對政策規定不能正確理解或理解偏頗，斷章取義，不完 全了解相關政策規定。因而村干部在政策落實中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渾水摸魚，從中漁利，損壞黨的形象，侵害農民利益。

（二）權利監督方面的問題。

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的權利主要來自《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這一法律規定，其次是黨委政府授權。依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履行權利，受村民代表大會及村民代表的監督，由于上述村級民主制度落實不夠完善，導致最直接、最有力的監督力量弱化，處理村務及履行準國家工作人員職責行為變成了一兩個人的個人意志體現。

自2002年以來，我盟各旗縣市陸續出臺政策，規定各鄉鎮蘇木所屬村（嘎查）財務帳由鄉鎮蘇木經營管理站統一管理，但這種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保管、科目分類等層面上，對于收支內容的合理與否、客觀與否等幾乎不作審查。對村級賬目沒有例行審計、監管運行機制，白條入賬情況普遍存在，無論是否真實支出，只要村主任或書記簽字便可入賬報銷。此外，村級賬目記賬不及時，財務制度執行不規范，招待費、村干部吃喝費、私家車加油費（以因公開會、辦公為由）、為相關部門年節送禮（以土特產品居多）費用所占比例近三分之一。例如，我盟科右前旗院舉報中心初核科爾沁鎮湖南村村干部涉嫌貪污案件中發現，該村現任班子組建以來，未召開過村民代表大會，重大村務多數只有村主任和村支書兩人決策，其他村干部、村民代表及村民均不知情。村會計位置空缺，所有收入支出均由村主任掌控，鄉鎮經營管理站會計幫助記賬。

（三）政策性扶貧補給或產業開發工程項目實施存在漏洞缺陷近年來，由于國力的不斷增強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惠農政策層出不窮，國家財力物力投入逐年加大。扶持補助名目繁多，種類齊全。涵蓋農業、林業、漁業、畜牧、土地、副業等各生產領域和住房、養老、醫療、就學、文化等生活領域。使廣大農牧民史無前例的感受到了黨的強國富民政策的溫暖，但在惠農政策落實實踐中，存在以下情況：

一是監督單位與被監督單位同流合污。以虛構事實，偽造證據，虛報數據等手段，鄉鎮與村嘎查兩級領導聯手騙取國家補貼。如：我盟扎賚特旗保力根花一個鄉僅一年就利用村、鄉兩級合伙，以不同年份以不同農民名義虛構土地承包合同書，上報旗財政，騙取糧食補貼上百萬元用于集體支出。這種現象在扎旗各鄉鎮普遍存在。旗級財政、農業等監督監管部門監督不力，形同虛設，在這個問題上沒起到絲毫正面監督管理作用，以致國家財產受到嚴重損失，國家扶持政策源目的喪失，導致此類現象滋長漫延。

二是有些政策間銜接不夠緊密；尤其是政策實施方案不夠嚴謹，不夠切合實際，可操作性不強；還有個別項目落實單位為求政績，要求時效性特別強，不符實際、不合客觀規律的搶期，以致于具體工作無從如實反映并保質保量落實。我盟科右前旗院初核案件發現，上級機關扶持本旗察爾森鎮水泉嘎查建養殖園區，在配套資金未全額到位、建設施工組織不完備的情況下要求短時間內建成投入使用，導致標準降低、配套設施不全，近一百萬元的項目無招投標、無預決算、無檢查驗收，整個工程僅為村書記和村主任兩人全權負責。還有的地 方，村級組織及鄉鎮政府為圖政績或套取專項資金，虛設項目標志、宣傳圖版，或者以一個已完成項目套取若干個項目資金，從而擠占挪用、中飽私囊。還有時達不到目的，而使農民誤以為爭取到了項目資金卻未實施工程，從而懷疑相關人員貪污、挪用等行為引發舉報。

上述這種缺乏科學合理管理機制的狀況極易滋生腐敗。三是政策制定缺少足夠的前瞻性，對社會發展前景預判不足。例如，我盟科右前旗科爾沁鎮湖南村村民集體訪，舉報村主任危草房改造款發放不均。經查：湖南村從2009年國家實施農村危草房補助政策以來，只有2009年危草房改造指標與農民申請并建住房數相等，故國家補助得以全額發放，此后申請并建房戶均高于當年政府批準指數。為此，經請示鎮政府，采取將當年全村所得補助金平均分給建房戶。有的年份農民所得補助較多，有的年份（有時上下相鄰兩年）較少，且有時相差幾倍。而且，隨著物價的不斷提升，越晚建房，建材價格越高，農民得到的補助反而越少。

針對農村人口住房補助這一大類救濟內容來看，在興安盟貫徹落實的項目，先后就有過茅草房改造補助、危草房改造補助、危房修繕補助等項目，享受各項待遇的條件、補助標準各不相同。

站在一定的時間結點上進行前后比對，呈現出的結果較為混亂，這無形中給一些不法分子提供違規違法運作的可乘之機。

綜觀上述情況，自然產生這樣的疑問：政策制定是不是越細越好，條目越多越好？政策規定在什么情況下以怎樣的形式入法較為妥貼、規范？政策的導向引領作用怎樣才能發揮極致而不易誤會為社會福 利？從而更好地激勵廣大農民群眾自立自強，開創小康生活的斗志。

（四）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正常勞動報酬過低，基層還會產生一些招待費用而無更多集體收入可供支付，公共經費不足導致權利泛濫。

我盟多數旗縣村級組織轉移支付經費在39700元至36700元按村人口多少而異，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平均年薪4500元——7000元不等，此外，財政不承擔交通費、通信費、辦公經費等項目。座落遠的村嘎查距離所屬鄉鎮百余里，距離旗縣政府所在地上百公里，村集體均無交通工具。村干部每月因工作關系僅往返于村鎮及村旗（縣）之間就要若干次，加上在村與村之間的活動，必然產生一定費用，當這些費用無處消化時，便產生騙取套取等行為。

（五）各級政府對一些專項經費擠占挪用，雁過拔毛，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欲蓋彌彰引起老百姓懷疑猜測。政府職能的轉變，促使各級政府紛紛想辦法、謀發展、搭平臺，尤其在本級財政收入低微的落后、欠發達地區，矛盾異常突出的顯現，為快速發展經濟，政府常常會在專項資金上作文章，來平衡大局經濟發展格局，擺布有限財力，或用于處理應急事項，從而在短時間內個別項目會受到一定影響，村干部又不能如實向老百姓公開實情，導致懷疑犯忌直至舉報，積淀下來很容易形成深層矛盾，影響干群關系、黨群關系，進而對村級組織、鄉鎮黨委政府公信力、執行力形成付面影響。

（六）部分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組織平衡協調能力較低，不能解決本村出現的問題。

一是不能正確解讀、宣傳黨的政策；二是不能客觀公正的落實黨 的政策，由于私心重，偏袒一方利益；三是群眾基礎薄弱，威信不高，工作得不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與理解，政令不通；四是利益平衡過程中不善于做群眾工作，工作方法簡單粗糙；五是工作作風不嚴謹，拖沓、敷衍。從思想上忽視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很難做到公開公平公正。

（七）文化素質原因。

農村人口文化素質普遍較低，受教育程度不高，村干部中高中畢業生都寥寥無幾，高中以上學歷的更是絕無僅有。自身權利義務及國家集體個人利益擺布不當，國家意識、法律意識、責任意識淡薄，道德觀念、集體榮譽感不強，履行職責的政治素養不夠，行為基準不正確，不能擺脫小農意志和本我利益。隨著農業稅被取消，惠農補貼逐年增多，農民自認為國當為民，為國貢獻問題則少思量。農民內心深處國與家的關系失衡，大局觀念差，理想信念局限性較大，更看重并期盼的是國家的給予和恩賜，不能從更深遠的意義理解黨和國家增強綜合國力、使人民富裕文明幸福的惠民理念。基層組織人員在這樣的環境下由于受到文化素質的影響，很難主動學習、主動改造世界觀、執政觀，很難拔高自己的思想認識，稍有利益誘惑、榮譽誘惑，便迷失方向，失去原則，突破底線，從而漸漸滑向違法犯罪的深淵。

五、扼制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對策

（一）加強教育培訓

首先要解決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的思想認識問題，從政策理論到道德規范，從職責履行到責任義務，從工作出發點到方式方法的運用，以及法定權利義務和違法違紀所要承擔的后果與責任，進行系統的培訓指導，并建立相應長效機制，使這種專業培訓形成常態，打牢我國這樣一個農民人口占多數的農業大國最基層元素的根基。使執政教育與警示教育并行，使思想道德水平與做事能力共同提高，明確權利的來源，明確責任的歸宿，形成畏懼法律、畏懼紀律，為民謀事、為黨爭光的理念。營造以帶民致富、為民謀利為已任的新型氛圍，塑造好代表黨和政府在廣大農民群眾中的良好形象，更好的落實我黨的富民強國安邦的各項政策，落實黨的群眾路線，使廣大農民群眾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早日實現廣大農民的中國夢。

在教育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問題上，檢察機關延伸工作觸角，在鄉鎮設立檢察工作室發揮作用方面，我盟有初步探索：一是在集鎮趕集日到集市現場設點布陣，走到農民群眾中間，和老百姓近距離接觸，了解訴求，傳遞法律政策規定，解答咨詢，指導農民依法維權。二是通過參加鄉鎮一級人代會、黨代會、綜治、選舉動員、重要文件學習傳達、重大政策部署等大型活動，延伸法律監督觸角，建立犯罪預防體系，提供依法行政法律服務，防范風險，保護農民利益，保障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的職務廉潔性。三是通過在當地查處微型違法違紀行為，起到用身邊的事警示身邊人的作用，使犯罪預防工作更貼近生活，貼近百姓。今天的司法下鄉是為了保證或促使國家權力，包括法律的力量，向農村有效滲透和控制。因此，從一個大歷史角度來看，司法下鄉是本世紀以來建立中國現代化民族國家的基本戰略的一種延續和發展②。應當使送法下鄉發揮廣義作用，在送上剛性法律規定的同 時，送上保護，送上預防，送上警示，送上安全，送上守法自覺性。

（二）加強民主政治，建立權利制約、制衡機制

沒有監督的權利必然濫用，沒有制衡的權利必然失衡。民主制度是我黨的又一制勝法寶。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③。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是全國人大制定頒布實施的一部村務組織法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監督的作用，但是由于農村人口流動性小等諸多客觀因素的影響，村級民主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由此看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修訂、監督落實機制的完善勢在必行。一要充分發揮村民代表大會及其專門小組（如理財小組）、村民代表的民主決策、民主監督作用，實行村務公開。二要進行村級實績考核考評，從班子產生之初設定競選目標，鄉鎮政府每年度或每半年組織實施民主政策落實及村長競選目標審查落實，簽訂責任狀，并督促責任目標的實現。三要建立村級財務定期審計審查制度，規范會計制度落實，杜絕不合理開支，防止虛報、謊報、濫報、瞞報現象的發生。

（三）制定政策，規范農村產業項目的監督、監管

好的制度是能夠容納沖突并能夠用制度化方式解決沖突的制度④。諸多惠農項目的落實，政策規定相對宏觀，基礎操作規范不完備，驗收機制不健全，專業機構沒有發揮技術專長進行指導監督監管的機制。把專業項目如建設、環保、農牧漁業農及農副產品加工、旅游業、工業生產等具體產業技術支持方面充分發揮政府職能部門專業指導、監督、引導作用，使每一個項目都實現其設定目標，而不是擺空架子應付檢查卻無實際產能。如：凡涉及占地、改變土地用途等項目應當由國土資源部門把關并進行了跟蹤監督，實時監控；涉及建筑項目由規劃、建設、質檢等部門把關；涉及農業、牧業、工業、水利、旅游等項目開發由相應機構負責審批、監管、監督。引入問責制，誰主管誰負責，分清責任，理清功過，對于監督管理部門玩忽職守、失職瀆職、不作為、濫作為行為，視情節、后果給予嚴肅處理，確保國家投入真正惠及于農，逐步實現農業產業化，使農民致富，農村文明，農業發展，規范社會管理秩序，促進社會進步文明，加快城鎮化進程。

（四）加大對違紀違法犯罪行為的處罰力度

基礎秩序是社會的基礎設施，基礎秩序的內容是具有元制度性質的基礎制度以及類似于禁忌的核心價值；制度的失敗往往不是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而是在于基礎秩序的缺失⑤。歷年來，對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涉嫌職務犯罪、職務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不大，或不處罰，導致職務違紀違法犯罪行為屢禁不止。從職務犯罪案件的處罰結果來看，我盟約60%以上的被告人被判處緩刑，實刑中約70%的被告人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受到黨、政紀處分的不到10%。而且，此類案件往往缺少申訴主體，因處罰過輕引起二審、再審可能性不大。由此可見，對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加大其職務違紀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處罰力度，是保護村干部和預防職務過錯行為的必要措施，是惠農資金投入安全的正確選擇。

（五）相應增加村級政府辦公經費，提高村干部政治待遇和薪金 激勵機制的引入和必要的經費保障是防范和杜絕侵犯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廉潔性的基礎保障。科學預算經費支出，相應增加村干部薪酬，從正面加大物質支持，防止其冒險觸及農民或集體利益，避免在處理村級事務中發生尷尬局面。提高政治待遇，增加紀律約束，使其增強自律意識，更廣泛地受到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使村務管理更加科學、規范、合理、有序。

（六）規范各級政府行為

連續幾年國務院一號文件都針對“三農”發出，財力物力人力投入和政策制定方面也有了向“三農”的明顯傾斜，政府職能日益向服務型轉變。而有些地方政府不能順應這種主流轉變，利用可能的機會，以各種理由和名目或套取或截留專項資金用做他用，導致政策制定原本效果大打折扣，影響宏觀設計，侵害農民利益，損害政府形象。嚴格規范政府行為，嚴肅處理錯誤做法，嚴厲處罰主要決策者的責任，是真正使政府職能轉變、社會轉型、干群合一的重要途徑。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會矛盾中處于首當其沖的位置，強化政府作為規則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調節和仲裁者的角色。⑥

（七）政策宣傳解讀欠缺

回顧解放初期，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由武裝斗爭向發展經濟轉變，出臺的一系列政策規范得到從上到下的貫徹落實，筆者以為，重要原因是各級政府及其工作人員重視對政策的學習理解把握，基層工作人員深入田間地頭宣講解讀政策規定，吃住在老百姓家中邊共同勞 動邊督促政策落實。歸根到底，就是黨的群眾路線的貫徹問題。學習宣傳政策不僅是治國之策，更是全國人民統一思想的制勝法寶。新一屆黨中央部署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必然會加快小康社會建成進程。

①教育達標化解債務資金：為化解我盟1997年以來教育系統開展的教育達標活動而形成的債務，于2008年向自治區財政申請的專項資金

②朱蘇力：《為什么要送法下鄉》。

③《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136頁。④孫立平《調整利益關系 化解社會矛盾》 ⑤孫立平《當前中國的社會問題與利益關系調整》 ⑥孫立平《調整利益關系 化解社會矛盾》

第二篇：淺談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

淺談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

一、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原因分析

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自身來講，最根本的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出了問題，思想覺悟不高，廉潔意識不強，經受不住物欲的考驗；從外部因素講，這幾年鄉村干部職務犯罪呈上升趨勢，說明在教育、管理、監督方面還有許多薄弱環節。具體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思想認識不足，法律意識淡薄。

農村基層組織職務犯罪涉案人員文化素質普遍不高，多是農民出身，平時又不重視自身素質修養，接受黨風廉政建設教育相對較少，自律意識不強，造成部分村干部素質低下，眼里無政策，心中無法律，把當村干部作為撈取個人好處的資本。涉案人員對黨風廉政建設的規定要求和法律法規知之甚少，法治觀念極其淡薄，有些人錯誤地認為拿好處費、感謝費，將集體的錢借給他人使用不是犯罪行為。

（二）攀比心理作怪，僥幸心理居多。

在黨的富民政策的鼓勵下，一部分農民辦企業、跑運輸、包工程，先富了起來。對此，有些村干部心理失衡，認為自己為集體辛苦工作，工資微薄，得不償失，他們不是想如何依法勤勞致富，而是思想動搖，想歪點，出邪招，貪占截留、挪用受賄，以此作為“致富”手段。此外，他們都在被查處時暗自慶幸平安無事，或自我安慰不會出事，帶著僥幸心理，繼續違法犯罪，結果往往東窗事發，鋃鐺入獄。

（三）監督制約不足，村務財務不透明。

一是內部監督淡化。農村基層組織人員之間相互監督的意識淡薄，有的村黨支部書記或者村主任獨攬大權，對村級財務具有絕對的支配力。二是上級監督弱化。有些鄉鎮、辦事處考慮穩定工作大局，一般采取松散性管理和所謂的“人性化”管理模式，導致對村干部的監督“軟弱無力”。三是財務監督虛化。一些農村基層組織的財務人員變相成為村支書、村主任“私人秘書”，導致集體收入不入賬、收支記賬票據使用不規范、私設“小金庫”現象時有發生。在辦案中我們甚至發現個別村務監督小組公章由村報賬員保管的現象。農村個別從事財務的人員文化及業務素質不高，例如發案的閔口村報賬員鄭某某、三門呈村報賬員周某某、黎陽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新陽投資公司出納黃某某三人均為小學文化，不懂會計業務，不能勝任崗位，更談不堅持原則，唯村支書和村主任的命令是從，不僅給村干部職務犯罪留下了可乘之機，也促使少數村干部的私欲澎漲，產生“不撈白不撈”的扭曲心理。

（四）制度落實不力，教育管理不嚴。

村規民約、民主管理制度、財務管理制度、村民議事制度等等，僅僅是寫在紙上，掛在墻上，真正落實到實處的并不多，所有的管理制度幾乎成了應付上級檢查和達標的擺設。財務公開度不夠，“白條子”出入賬、隨意審批、自收自支、虛假發票沖帳等不規范行為較為普遍，特別是對拆遷補償款、土地出讓金、集體資源承包租賃款等資金缺乏嚴格的監管，為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提供了便利條件。有的村私設“小金庫”，供少數村干部自由揮霍。

二、預防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對策

（一）強化法制警示教育。

充分利用警示教育基地資源，組織村“兩委”人員定期參觀培訓，結合查辦的典型案例，以案釋法，充分發揮查辦案件的治本功能，進一步提高他們廉潔從政的自覺性。今年，我院預防工作將進一步深化延伸涉農資金領域預防職務犯罪專項行動、“百場講座”進鄉村，通過上法制課、組織觀看警示教育片、贈送預防職務犯罪宣傳讀本、現場觀摩職務犯罪案件庭審等形式，實現對區內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教育的全覆蓋，提高他們的法律意識，打好拒腐防變“預防針”。同時，我院將根據村居換屆后的具體情況，及時進行專項調查，開展專項預防警示教育活動，對換屆后的新任村“兩委”人員跟蹤打“預防針”，引導他們堅定理想信念、時刻牢記權利是人民賦予的，不辜負村民的重托和期望。

（二）加強涉農資金管理。

進一步健全完善“村財鎮管”制度，各村定期上報財務憑證，由鎮專門機構嚴格審核，制止“白條”、“包帳”、假帳等違反財經紀律費用的支出；改變村領導與財務人員的隸屬關系，會計由鎮經管站統一管理，報酬由鎮政府統一支配；扎實做好村務公開，杜絕公款隨意開支等不良現象，定期張榜公布財務收支情況并逐筆細化，保證公開內容的真實性，防止公開過程中出現隨意性、盲目性，避免村務公開走過場。同時，充分發揮由檢察院、監察局、財政局、審計局等多家單位組成的涉農資金專項行動領導小組作用，統一負責涉農資金領域的監管活動，通過檢查涉農資金項目審批、實施和資金使用情況和走訪農戶，實行涉農資金動態監管。

（三）完善監督制約機制。

農村基層組織要增強村財務管理、使用的透明度，把村級政務、財務真正公之于眾，自覺接受村民監督；相關職能部門、鄉鎮黨委政府要加強對涉農資金管理使用情況的監督檢查，尤其是對大數額開支要認真核實，弄清楚開支的來朧去脈；財政或審計部門對項目要進行認真結算、審計，并對結算、審計中發現的問題，及時向有關涉農職能部門、鄉鎮黨委政府提出改進意見和建議，促進規范和加強村級財務管理。

（四）延伸檢察工作觸角。

黨委政府對于提出的村“兩委”班子候選人進行認真審查把關，嚴格按照“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堅決把作風霸道、有劣跡的“能人”排除在外。對正在接受調查或審查的人員，進行慎重研究，嚴格確定是否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對于宗派家族矛盾突出的村居，積極選派公道正派、有能力的黨員鄉鎮干部或大學生任職。在換屆選舉過程中，要嚴格按照法定程序辦事，規范操作，檢察機關切實發揮檢察職能，營造風清氣正的選舉環境，派出1位副科級領導干部在換屆選舉期間駐村指導，并充分發揮2位正科級檢察員駐村黨建特派員作用，力保村居換屆“陽光選舉”。

（五）開展系統專業預防。

堅持對查處的每一起案件實行“一案一分析、一案一建議、一案一教育、一案一回訪、一案一總結”，通過個案預防、專項預防、系統預防調研工作，為黨委作出科學決策提供重要依據。2013年以來，該院圍繞惠農補貼、農村社保、農村義務教育、征地補償、農民培訓、農村環境綜合整治、農村基礎設施及美好鄉村建設等8類重點項目，開展個案預防7個；圍繞財政等涉農資金主管部門，鄉鎮政府、基層站所、村兩委班子等基層組織，開展系統預防；圍繞涉農資金的申報、管理、發放、使用等4個重點環節，開展專項預防；針對本院查處的職務犯罪案件中發現存在的有關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規范、監督不到位等方面的問題，發放檢察建議5份，督促其規范管理，努力讓涉農資金在制度內管理、在陽光下審批、在群眾監督中運行。

第三篇：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

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

摘要：我國農村的基層組織比較多，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政府工作和管理村公共事務，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財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常有發生，其行為是否屬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刑法規定不明確。因此，在處理涉及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案件時，決定當事人的行為應如何適用法律規定是當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因此，在刑法制度和司法工作中，對農村基層組織人員涉嫌職務犯罪涉及的法律適用問題進行研究和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農村基層組織；職務犯罪；法律適用

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在當前理論界、司法界均存在較大爭議，特別在當前司法實踐中，由于各級、各部門的司法工作人員觀點不盡一致，導致該類案件在處理上存在較大的差異。雖然在《刑法》規定基礎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00年4月29日第九屆十五次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對村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人員構成職務的情況作了明確規定，為依法處理此類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據，但實踐中爭議與分歧依舊非常激烈。究其原因，在于我國農村的基層組織成員任職時有交叉、分工界限不明確，我國現有法律規定也不明確，存在一定的漏洞。致使在具體辦理此類案件時遇到諸多問題，形成難受理、難立案、難判決等諸多情況。本文擬就其中一些問題談些粗淺看法。

一、準確界定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

正確理解相關法律和《解釋》的規定，準確界定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和公務的定義，是認定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的重要依據。在處理涉及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案件時，應當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主體和行為的性質來作出準確的認定。

1.準確界定農村基層組織成員概念和范圍

我們認為，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以及我國農村基層組織的客觀現狀，參照我國現有職務犯罪有關規定的精神，農村基層組織成員，應界定為：由村民選舉產生或者受上級指派，在農村委會從事管理職責的人員，村黨支部中從事管理職責的成員，以農村基層組織成員論。其范圍具體包括：由村民選舉產生的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委員、村委會委員、村黨支部書記、副書記、委員。理由如下：

（1）村黨支部書記等基層黨組織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應屬于《解釋》中所指的基層組織人員。立法文件未對黨的組織工作人員可以構成犯罪的主體進行表述，是立法的技術原因，立法文件往往不在法律文件中將黨的組織進行表述（如刑法上只講“國家機關”，而未表述黨和國家機關）。不管有無明文表述，人們均將黨的組織賦予與同級法律意義上的組織相同的性質。如果村民委是基層組織，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犯罪可以構成貪污受賄罪，而對其實施領導的黨支部人員反而不能對其職務行為承擔刑事法律責任，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因此，村黨支部書記等人員應當屬于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

（2）在村民委員會中從事管理職責的人員，如村民委員會分設的村民小組長和下屬委員會負責人，應當屬于“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10條和第25條規定，我認為，這些組織本身屬于村民委員會派生的機構，是村民委員會的組成部分，應當包括在基層組織的范圍之內。村民小組長由村民小組會議推選，有協助人民政府開展工作的職能。這些人員在履行職能時，所行使的無疑是一種管理職權，故應當按照基層組織人員對待。

2.嚴格依法界定從事公務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貫徹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的通知第3條規定：各級檢察機關在依法查處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案件過程中，要根據《解釋》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嚴格把握界限，準確認定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的職務活動是否屬于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解釋》所規定的行政管理工作，對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經營管理活動不能適用《解釋》的規定。

根據上述規定，我認為，在辦理村基層組織成員職務犯罪過程中，必須嚴格根據法律和立法解釋的規定，區分清楚以下三種情況：依法從事公務、村內自治事務以及村級經營活動。

而在上述三種情況中，準確界定何謂“依法從事公務”，就是問題的關鍵。由于《解釋》前六項規定，異常明確，因此不存在爭議。但將其第七項“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行為”應當如何理解這一保底條款，以什么樣的標準去界定什么是“行政管理行為”卻是現今爭議的主要根源。根據解釋的精神，這些行為實質，是村基層組織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因此界定行為是否是公務，有兩個要件：第一，必須屬于協助人民政府行使的管理工作，而不是村委會的自治事務；第二，該事務必須屬于我國行政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定的、應屬政府部門行使的管理行為。唯有依據這兩個要件，才可能準確界定公務的范圍，而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在實施這類行為時，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受賄的，應以國家工作人員標準定罪論處。

而村自治范圍內的事務，是指人大立法解釋的七項事務之外的既非協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亦非企業經營性質的村自治事務建設和公益服務等自治事項。在此類活動中，村基層工作人員利用職務進行的犯罪，可以成立職務侵占罪和挪用資金罪。

至于村級經營活動，即村基層組織人員在集體經濟組織進行的經營性活動，在此范圍內利用職務進行犯罪，成立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和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

3.正確認識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在辦理村自治事務中不構成受賄問題

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利用辦理本村自治事務過程中，即村內公益事項、公益服務等事務過程中，普遍存在的職務之便所發生的權錢交易行為。但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由于此時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不屬于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圍，故不能以受賄犯罪認定；另一方面，村基層組織又不是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該行為不是在企業經營活動中而是在村自治事務辦理過程中發生的，故又不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因此，根據現有法律規定，既不能成立受賄罪，也不能成立企業人員受賄罪。這種現象無疑是目前刑事立法中的一個明顯漏洞。

二、完善相關立法的幾點建議

（1）通過立法解釋，明確村基層組織成員的概念和范圍。我認為其范圍具體應包括：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委員、村委會委員、村黨支部書記、副書記、委員。

（2）通過立法解釋，明確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從事公務”的定義、范圍。界定行為是否是公務標準，有兩個要件：第一，必須屬于協助人民政府行使的管理工作，而不是村委會的自治事務；第二，該事務必須屬于我國行政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規定的、屬政府部門行使的管理行為。

（3）立法增設“農村基層組織成員受賄罪”。鑒于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身份的特殊性，將其利用管理本村自治事務的職務之便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適用受賄罪或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均似不妥，新設一罪名已成為必要。

（4）立法將村基層組織成員在依法從事公務、村內自治事務過程中利用職務之便實施的犯罪行為，劃入檢察機關自偵案件范圍。由于村基層組織成員工作性質客觀上存在復雜性，導致在定性上往往爭議較大為保證此類案件的及時、公正處理，我認為應立法將此類案件劃入檢察機關自偵案件范圍內，由對職務犯罪查處經驗豐富的檢察機關來負責偵查。這樣既有利于法制的統一，又有利于加大對這類犯罪的查處力度。

第四篇：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問題(最新修改版)分析

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問題

作者：李先賦

【按：今年2月縣人代會期間，人民代表提出了希望法檢兩院深入鄉鎮開展預防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和警示教育的建議。我院對此作出了積極響應，組織力量對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問題進行了調研，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礎上撰寫了這篇講稿，并利用第一季度全縣各鄉鎮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派員赴各鄉鎮開展宣講活動，起到了了良好的教育警示作用。本講稿將在今后的宣講活動中，不斷地完善提高。】

這次宣講的話題是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問題。也許有人會說：不是國家干部才有職務犯罪嗎？村基層組織都在農村，他的人員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怎么也會涉及職務犯罪的問題呢？下面我們就來討論幾個問題，解開這個疑問。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村基層組織人員指哪些人： 村基層組織人員到底包括哪些人呢？由于我國農村的基層組織比較多，除村委會外，還有村黨支部、村經濟聯合社、經濟合作社、農工商聯合企業、治保會、婦聯、團支部、民兵排、村民小組和各種協會等。所以，村基層組織人員的范圍是比較寬泛的。但是從各地目前出現的情況看，發生在掌管村經濟活動的人員身上的問題比較多，比如村黨支部、村委會和村經濟聯合社、經濟合作社、農工商聯合企業的人員，他們有的人在經濟活動中禁不住利益誘惑失足走上犯罪道路。

下面，我們來看幾個案例：

為了讓大家對村基層組織人員腐敗違法犯罪問題有一個感性的認識，我們來列舉幾個案例。

案例

一、馬某某和陳某、劉某等人共同受賄案。馬某某是某鎮的一個村黨支部書記兼任村委會主任，陳某是村委會副主任，黨員；劉某是該村村黨支部委員。2013年1月17日，馬某某代表村委會、村黨支部與鎮黨委政府簽訂《社會管理網格化責任書》，受鎮黨委政府委托，協助政府從事縣城所在地城市規劃區違法建設和違法占地“兩違”清理整治工作。當日，馬某某召集陳某、劉某和村委委員劉某某、計生專干劉某某、村民小組組長駱某某、黎某某共七人開會，成立“兩違整治工作小組”，決定向“兩違”戶收取所謂“管理費”，作為辛苦補助。工作小組成立后，馬某某等人不僅沒有對該村“兩違”問題進行清理整治，反而縱容轄區居民違法占地、違法建房，然后向“兩違”戶收取所謂“管理費”。在短短三個月內，工作小組收受34戶農戶的謂“管理費” 共計84500元用于私分。此外，馬某某從2012年至2013年年初，私自收受 11戶“兩違”戶500元至4000元不等的好處費共計18200，默許其違法占地、違法建房。馬某某等人的監守自盜行為導致該村的“兩違”問題十分突出，政府工作非常被動，影響極其惡劣。這屬于基層組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過程中的違法犯罪行為。

案例

二、村支部書記非法占有拆遷補償款案。2005年因某鄉一個村的兩個組發生滑坡地質災害，鄉政府先后申請縣發改局解決兩個村民組農戶的搬遷安置資金。2006年1月12日，該村支書唐某領取一個民組的安置費3萬元，實際支付安置費15000元，其余15000元占為己有。同年6月25日，該村支書又領取另一個村民組的安置費6萬元。在沒有其他人員參與和監管的情況下，自己記賬自己開支。這6萬元安置費中，只有10640元用于平整場地、安置搬遷戶，以交通費、接待費名義列支1.6萬余元，其余33000余元不能說明去向。因這次地質滑坡解決兩個村民組的75000元安置費，有48000元被村支部書記占為己有。雖然事后這個村支書辯解稱其非法占有的資金已經用于其殘疾人弟弟某某修建房屋，并未自己使用，但其行為在性質上是以權謀私，是貪污行為。此外，這個村支書還在2013年2月將國家征收用于安置地質災害搬遷戶的200多平方米建設用地使用權以38000的價額私自轉讓給他人。這是一個村黨支部委員會干部以權謀私的典型例子。一個老支書，工作二十多年，本已德高望重，受人敬仰，然而一旦晚節不保，落得身敗名裂。而今，等待著他的的將是法律的莊嚴審判，實在可悲、可嘆、可惜！

案例

三、社區干部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相互勾結損害國家利益案。在2012年青龍鎮某社區征地工作中，該社區主任馮某某、某村民組組長馮某某協商，事先找縣國土局征地股干部

羅某某、沈某某商量，讓他們在測量征地面積的時候做手腳套取國家的征地補償款，并許諾給予好處。羅某某、沈某某答應后，馮某某等人攜帶現金5萬元約請羅某某、沈某某吃飯、洗澡，并用4萬元現金向羅某某、沈某某行賄。羅某某收受賄賂款后與沈某某均分。事后，羅某某、沈某某在征地測量的過程中采取重復測量、擴大實測面積等手段弄虛作假，騙取征地補償款22萬元。現已被立案偵查，案件正在辦理當中。

案例

四、多名社區干部共同侵吞集體資金案。2012年青龍鎮某社區土地征收工作中還涉及到一塊非法買賣的土地，當地村民對這塊土地的征地補償款的歸屬提出異議。經青龍鎮、縣國土局、社區、村民組代表與購買方協調處理，達成了村民組與購買方平分征地補償款的協議。村民組分得的款項中，有10萬元被參加協調處理的干部瓜分。其中，社區支部書記兼主任王某某分得2萬元，副主任馮某某分得2萬元，村民組組長馮某某分得2萬元，社區干部馮某某分得1萬元，縣國土局兩個干部以工作經費名義各分得1萬元，青龍鎮干部安某分得5千元，群眾代表張某某分得5千元。就在同一時期，社區副主任馮某某還伙同村民組組長馮某某、出納馮某兩個所謂“村民代表”私分了城北工業開發區給高洞村民組集體的公路補償5萬元，每人分得現金1萬元。

現在，我們來看看國家法律的相關規定：

依照我國刑法的規定，村基層組織人員在依照法律從事公

務的活動中，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看待，既享有相應的權力，也要受法律的約束，而不是說可以隨心所欲，胡作非為。哪一些活動屬于履行公務呢？按法律規定，協助人民政府從事下列工作就是屬于履行公務，共有七項：一是從事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的管理；二是從事社會捐助公益事業款物的管理；三是從事國有土地的經營和管理；四是從事土地征用補償費用的管理；五是從事代征、代繳稅款；六是從事有關計劃生育、戶籍、征兵工作；七是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其他行政管理。協助人民政府從事上述七項工作時，屬于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為什么法律將這些活動規定為履行公務呢？這是因為這種管理活動本身屬于國家和政府工作的組成部分，但這些工作又需要村委會等村基層組織來協助，或者需要村委會等村基層組織來發動、組織村民積極參與，或者需要將相關款物委托村委會等村基層組織進行管理。因而村基層組織人員參加這些活動屬于履行公務。

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公務活動中的職務犯罪：

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公務活動中，哪些行為要追究刑事責任？

一是貪污受賄。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上要立案追究；個人貪污數額不滿五千元，但如果情節較重，也要立案追究。哪一些情形屬于情節嚴重呢？例如“燒香摸屁股搞慣手腳”多次貪污、貪污公款用來搞賭博嫖娼

非法活動、貪污行為影響了救災搶險工作、貪污救濟款糧造成救濟對象生活困難等等，多次貪污未受處理的，要新賬老賬一并算，按照累計貪污的數額計算。對受賄罪的數額規定貪污罪的規定是一樣的；如果索賄的，還要從重處罰。

二是挪用公款。挪用公款進行非法活動，例如挪用公款賭博、吸毒、嫖娼或者挪用公款從事放高利貸等國家禁止的行為，數額在5千元以上的要立案追究；挪用公款從事個人的營利活動，例如挪用公款做生意的，數額在一萬元以上，也要立案追究；挪用公款歸超過3 個月未還，即使沒有用來進行非法活動，也沒有用來做生意等營利，但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也要立案追究。

三是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玩忽職守也統稱為瀆職。濫用職權指故意超越職權或者故意不履行職責，主要有四種表現：一是超越職權，擅自決定或處理沒有具體決定、處理權限的事項；二是玩弄職權，隨心所欲地對事項作出決定或者處理；三是故意不履行應當履行的職責，或者說任意放棄職責；四是以權謀私、假公濟私，不正確地履行職責。玩忽職守指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認真履行職責，工作馬馬虎虎，草率從事，敷衍塞責；或者陽奉陰違，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或者擅離職守，撒手不管；或者該管不管，該作不作，聽之任之等。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或者造成企業停業、停產6個月以上或者破產等等，要根據不同情況予以立案追究。另外，弄虛作假，不報、緩報、謊報或者授意、指使、強令他人不報、緩報、謊報情況，導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結果繼續、擴大，或者致使搶救、調查、處理工作延誤的，要立案追究。

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村務自治活動中的職務犯罪： 前面講的是村組織基層人員協助政府從事公務活動中的職務犯罪。那么，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公務活動以外的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經營、管理活動中可能涉及那些犯罪呢？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屬于村民自治范圍的經營、管理活動中，如果侵占、挪用集體資金、集體財產或者收受好處徇私舞弊觸犯刑法的，適用刑法關于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規定。由于這些犯罪行為都是與其在村委會、村黨支部的身份職務有關，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村務自治活動中的職務犯罪。這幾種犯罪的立案標準和處罰幅度分別于與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賄罪是相當的，只是查處的機關不同，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賄罪由檢察院查辦，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由公安機關查辦。

按照相關規定，侵占資金數額或者財物價值累計在5000元以上的，應當立案追究。挪用資金進行非法活動的，如進行吸毒、賭博等，原則上無論多少都應當立案追究；挪用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5千元以上，進行營利活動的應當立案追究；挪用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

1萬元以上、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應當立案追究。村組織基層人員在土地承包、經營集體經濟等經營、管理活動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者違反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數額在五千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究。

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的特點：

村基層組織人員雖然只是“村官”，但權力不小，又缺乏有效的監督，因而容易滋生腐敗。以村“兩委會”為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賦予村民委員會廣泛的權力，其中有的權力“含金量”是很高的，例如管理本村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的權力，組織村民依法發展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和其他經濟的權力，組織實施本村的建設規劃和興修水利、道路等基礎設施的權力，發包集體土地的權力，等等。此外，還受政府的委托從事各種款物的管理、分配，從事國有土地的的經營和管理，協助有關計劃生育、戶籍、征兵工作等重要工作。而村黨支部又是村委會的領導機構，而且“兩委”人員往往交叉任職。所以，村官雖小，一旦腐敗起來的危害卻很大。

村基層組織人員腐敗的幾個特點：

一是村干部違法違紀作案手法多樣，五花八門。有的相互勾結、合伙作案；有的收入不入賬，直接侵吞；有的以發補助、獎金的名義將公款私分；有的借接待、跑項目、購物資等事項，虛列開支、虛報冒領等等。

二是財政撥款、土地和集體資產是貪腐重點。主要表現在利用職權，以貪占、截留、私分、挪用等形式非法占有土地補償款，救災救濟、扶貧優撫款物以及糧食直補、移民、退耕還林、農村合作醫療“參合款”等款項；以低價私自出租、轉讓、發包集體所有耕地、林地、礦山、灘涂、荒地等，貪污土地補償款、工程款及承包款等。

三是一旦發生腐敗很可能就是窩案、串案。村干部都是當村民中推薦選拔出來的，都是鄉親鄰里關系，甚至沾親帶故，在利益均沾的背后，相互之間的監督制約蕩然無存，甚至結成穩定的相互維護的利益團體，長期心照不宣，“前腐后繼”。

四是村干部腐敗的隱蔽性很強。有的腐敗問題長達七八年甚至十多年之后才被發現，主要的原因是監管機制不健全。村務公開的決定權在村“兩委班子”手中，公開不公開和公開到什么程度由村干部自行決定，往往流于形式。因而，有些貪腐問題，是時隔多年才曝光，時過境遷，查處困難。

五是村級組織人員的腐敗問題容易引起集體信訪等群體性事件。貪腐問題一旦曝光，消息就村寨間迅速傳播。不論是實際受到損害的村民還是懷疑自己受到侵害的村民，往往懷著憤怒心情，成群結隊地到處信訪。有的問題時間久遠，有的問題似是而非，有些事情是捕風捉影，因此難以迅速搞清真相、平息事態，極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挑唆利用，形成長期訪、重復訪、越級訪，對社會穩定帶來很大壓力。

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原因剖析

一是外部監管機制不健全。大多數村民自治意識和觀念相對淡漠，再加上一些地方沒有對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進行有效的宣傳，致使許多村民不懂該法，難以組織起來集體監督村干部的日常工作。因此，大多數村民也難以發現村干部的越軌行為，即使發現了也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二是有的鄉鎮領導認為基層工作難度大，特別是農村干部出點問題在所難免，怕查了案子傷了感情，影響工作積極性，于是能捂則捂；有的把查案和穩定對立起來，怕查了案子亂了班子，于是能拖則拖；有的不愿查案，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縱容了腐敗問題的滋生和蔓延。俗話講：“萬丈深塘有底，人心無底”。所以，有的人膽子越搞越大，貪心越來越難以滿足，最終走上犯罪道路。

三是村基層組織之間，特別是“兩委”之間、“兩委”成員之間的制約機制十分脆弱，容易被共同的利益瓦解掉。除非是分贓不均或者爭奪權力，大家才撕破臉皮，互揭老底。否則大都利益均沾，“大哥不說二哥，兩兄弟差不多”，大家相安無事。有的村會計、出納不分，一人兼任；有的村錢賬不分，白條坐收坐支；有的會計不懂業務，沒有主見，對支書主任惟命是從。

四是政務公開、村務公開制度沒有很好貫徹。有些村，村“兩委”從向村民群眾亮“家底”，老是藏著掖著，含含糊糊。比如，全村還有哪些沒有承包到戶的集體機動地？每年的集體收益

有多少？到村里的項目有哪些、資金是多少？等等。村民根本就不清楚情況，所謂的村民監督小組也就形同虛設。“公示墻”、“明白賬”，結果在農民心里也就變成了“糊弄墻”、“糊涂賬”。

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問題的預防對策：

總的對策是堅持教育、制度、監督、改革、糾風、懲治相結合，推進農村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具體還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以黨員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為抓手，深入開展反腐倡廉教育。筑牢黨員、干部服務群眾、廉潔自律的思想基礎，提高農村黨員干部的思想覺悟。加強鄉鎮黨委對黨支部的領導和鄉鎮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工作的監督指導。

二要以規范和制約權力運行為核心，全面推進政務公開、村務公開、黨務公開。健全農村集體資金、資產、資源管理制度，做到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可以由相關政府部門介入村務公開，將有關的項目、資金向關涉的村或村民組公布，使之透明化。

三是加強監督檢查，切實糾正損害農民利益的突出問題。嚴肅查處農村基層黨員干部涉農違紀違法案件，建立村級項目審計問責制度，及時審查公布項目落實和資金的使用結算；完善村級組織內部、外部的監督制約機制。

四要堅決打破部分村“兩委班子”由部分人長期把持的局面，注意培養有能力、素質好的人員起來進入村“兩委班子”。

對群眾反映強烈，能力差、辦事不公、私心雜念重的基層部要及時按照規定程序更換。

五要注重培養村民的自治意識、監督意識、監督能力。逐步改善村民自治能力差，監督干部能力弱的局面。村委會是全體村民的自治組織，村民要有主人翁意識，要明白村里的事兒就是大家的事兒也是自家的事兒，對村委會工作要積極支持、參與，也要理直氣壯地監督。

嚴懲“村官”腐敗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農村穩，則天下安。農村的繁榮、穩定直接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繁榮、穩定。因此，我們黨和國家歷來重視“三農問題”，連續多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以“三農問題”為主題，出臺了很多惠農政策。

但是，我們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村基層組織已經逐漸變成了干部腐敗的溫床。他們有的人利欲熏心，大肆貪污受賄，有的濫用職權，謀取私利，有的吃拿卡要，勒索群眾。有些地方村民打一個證明、蓋一個村委會的公章都要“孝敬”干部才得行。有的是明目張膽的收錢，有的得打一斤酒、請一頓飯，最不堪也上包煙或者提一籃雞蛋。有的依仗家族勢力，對抗群眾的監督，打擊、報復、孤立反映問題的村民，甚至挖空心思給黨委政府和司法機關調查、處理腐敗問題設置障礙，對抗反腐。有的為了牟利“掌權”，在選舉中拉攏選票，許諾“官職”，甚至明目張膽直接賄選。這些丑惡現象，應當像清理垃圾一樣將

其毫不留情地一掃而光，還農民朋友一個風清氣正的世界。

結語：

前面列舉的這些例子是發生在農民朋友身邊的腐敗，大家都深惡痛絕，如果任由其發展下去，將動搖黨和國家在農村地區的根基！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因此，哪怕是對農村，只要有腐敗，只要發現腐敗問題，不論大小，就要堅決“亮劍”，拒不姑息養奸！同時，我們也要向長期工作在廣大農村，勤勤懇懇，清正廉潔的基層組織的干部表達深深的敬意！下面，借用一首打油詩與大家共勉：

歷覽古今多少官，成由清廉敗由貪； 自古清白無遺禍，從來貪爭有后患。莫說村官面子小，德高望重鄉親歡； 大人細娃稱頌你，喝口涼水心也甘！

第五篇：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原因及預防對策

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原因及

預防對策

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原因及預防對策2007-02-10 16:46:

52農村基層組織人員的重要職責是辦理好農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帶領廣大農民發展經濟，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然而，近年來，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案件逐年上升，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某市2003年共立查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案件109件，其中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案件就達31件，占到了%。

筆者通過對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案件進行分析，結合實際調查，認為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有以下原因：

一是村干部素質低，任用教育不到位。近年來，農村調整選拔的新的基層組織人員中，一些地方由于缺少必要的考查、考核，沒有把好素質關，致使一些素質低的人員被選拔到村基層組織崗位上，埋下了發生職務犯罪問題的隱患。在犯罪的基層組織人員中，多數文化水平較低，政治素質較差，有的甚至還有嚴重的前科劣跡。同時，教育不夠也是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的一個原因。目前，雖然各村大都建立了活動室、閱覽室等學習陣地，但基層組織人員學政治理論、學業務卻很少，對基層組織人員進行黨性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更少。由于忽視教育和學習，使一些基層組織人員的思想狀況發生了變化，自律意識不強，宗旨觀念淡薄。

二是村級財務管理混亂。特別是近年來，農村經濟發展較快，集體經濟逐步向農、工、商、貿等多元化經濟發展，但相應的財務正規化管理卻跟不上，白條子下賬、假票據入賬、審批手續隨意

等，致使財務管理無透明度，民主理財流于形式。突出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收支無制約。有的村基本上沒有經費收支審批制度，基層組織人員人人管錢管物，個個自批自報。有的村對財務實行家長制管理，支出、審批一人說了算。二是賬目不健全。有的村收入、支出不按規定建賬，村干部亂花錢，直至貪污侵占公款。三是財務人員成份雜、素質低。由于村級財務人員的配備沒有一定的標準，致使村級財務人員魚龍混雜，整體素質偏低，加之對其政治和業務培訓少，不少會計人員缺乏法紀觀念，財會業務水平低，賬務處理隨意性大。四是賬目審查力度不到位。有關部門對農村賬目審查僅局限于年終象征性對賬，發現問題也不及時糾正，對一些小村，甚至幾年不去審查賬目，導致個別基層組織人員有恃無恐，膽大妄為。

三是監督制約不力。從內部看，規章制度、監督機制不健全。有的村根本就沒有規章制度，有的村雖然制度上墻，但也形同虛設，沒有很好地落實與執行。如民主議事日是一個很有效的黨內監督陣地，但往往是村書記或村委會主任個人說了算，其他班子成員不敢提不同意見，因此起不到相互監督作用。從外部看，民主監督不到位。目前推行村務、政務兩公開，對農村干部起到了很好的監督作用，但是有一些村，公開的內容有限，表面的東西多，群眾最關注的財務收支等方面的內容卻很少，使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等外部監督手段難以到位。有的基層政府對基層組織人員監督不嚴，對于群眾反映村干部的問題，基層政府組織不是依法辦事，秉公處理，而是采取袒護態度，久拖不決，以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到造成職務犯罪發生。

四是基層組織建設存在問題。一是有些基層組織不健全，管理渙散，班子成員不團結；基層組織人員群眾意識淡薄、官僚主義嚴重，村里的重大事項不開會不商量，缺少民主監督。其次鄉鎮

黨委、政府對干部的考察單純以能否完成鄉鎮下達的任務為標準，缺少對農村基層組織進行嚴格有效的統一管理。再者由于利益驅動和干部管理體制上存在的弊端，村干部要尋找鄉鎮干部作靠山，鄉鎮干部需要在村級培養依靠力量，導致了目前鄉、村兩級干部盤根錯節的復雜關系網和經濟利益的一致性，導致對農村基層組織人員違法違紀放任不管。

針對以上原因，筆者認為預防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應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抓教育、防止村官腐敗。針對村干部素質低的現狀，加強教育培訓，是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問題的一個好辦法。建立村教育活動室，利用冬春農閑季節，集中對基層組織人員進行輪流培訓。首先應對基層組織人員采取持證上崗，任職教育的方法。其次，開展警示教育，通過對違法違紀基層組織人員的及時查處、曝光，起到震懾作用，檢察機關也應主動出擊，深入鄉村開展法制教育。再次在農閑季節定期對基層組織人員進行黨性教育、財經管理、法律知識的培訓，提高村干部的綜合素質。通過教育培訓，提高基層組織人員整體素質，培養造就一批黨性強、素質高的農村基層干部隊伍，預防和減少農村基層組織人員職務犯罪案件。

二是要建立健全村級財務管理制度。推行村級財務統一核算。要杜絕白條子、假票子等現象，實行收支兩條線，真正做到村務公開。村主任、書記、會計、出納等人要認真履行財務手續和執行財務制度，改變目前部分村財務管理的混亂局面，堵塞漏洞。

三是建立嚴格的農村工作監督機制。首先，市縣鄉各級紀檢、人事部門要定期對基層組織人員進行執法執紀檢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其次，市縣鄉財政、審計部門也要適時對村財務狀況實施審查，防患于未然；再次推行村務大事村民公決制度，推動村級決策的民

主化、公開化、科學化。

四是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在選拔基層組織人員時要充分發揚民主，警惕宗族勢力，最大限度地體現黨員、群眾的意愿。加大力度宣傳村民自治法，幫助推進村民自治法的實施，提高村民自治意識。村民要以主人翁的姿態，認真使用好自己的選舉權，上級黨委政府也應把握好使用干部的原則，上下溝通建設一個強有力的基層組織，有效防止職務犯罪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