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在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發展進程中

在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發展進程中，民辦幼兒園已經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發展力量。2009年，我國民辦幼兒園的總數已達到8.93萬所，占全國幼兒園總所數的64.6%，在園幼兒數約占在園幼兒總數的43%。在許多民辦園舉辦者以經濟利益為主要驅動力的情況下，如何鼓勵民辦幼兒園回歸公益性，支持公益性民辦幼兒園大力發展，是我們在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過程中需要正視并努力解決的難題。

民辦學前教育不僅是我國教育事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國民辦教育的主體部分。但目前，民辦幼兒園的社會美譽度參差不齊、正面評價有待提升，深究其中緣由，民辦幼兒園公益性的弱化是一重要原因。具體表現在：一些民辦幼兒園以營利性為目的虛高收費，舉辦者尚不能從學前教育公益性的角度謀劃民辦幼兒園可持續發展之路；在民辦幼兒園的辦園過程中，一些所謂最新理念的虛假宣傳、忽悠家長的現象不時出現，難以做到優質優價；無序競爭，導致部分民辦幼兒園保教質量水平不高，無法保障兒童身心健康發展和幼兒教師的合法權益。

公益性應該是也必須是學前教育事業追求的價值取向。相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我國內地民辦幼兒園快速發展的歷史較短暫，對于民辦幼兒園公益性的探索及積累的經驗較淺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國家和地區破解民辦幼兒園公益性方面的探索思路和措施，應該能夠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從而推動我國內地民辦幼兒園朝著正確的方向健康發展。

用法規引導民辦園提供公益性服務

公益性歷來是教育的根本屬性。考察學前教育事業的發端，世界上第一所托幼機構的誕生就具有慈善性、救助性的特點，在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過程中，許多國家和地區也都將之視作典型的社會公益事業，并予以保障。法國根本大法《憲法》（1958年）作為最上位的法律條款，對包括學前教育在內的各級各類教育性質明確定位為：“各個階段教育”具有“公共性、義務性、免費性和世俗性”。法國《教育法典》第L211條（2000年）指出教育是國家公共事業，其組織和執行由國家予以保證。《教育指導法》強調教育是國家最優先發展的公共事業，公共教育事業應有助于幫助受教育者實現機會平等，而不論其社會地位、文化或地理背景如何。法國國會頒布的《地方自由和責任法案》也進一步從國家提供公共服務的角度對包括學前教育在內的教育事業作出規定，明確提出“教育具有國家公共服務的性質”。迄今為止，法國已頒布實施并持續生效的學前教育及相關教育法、法令多達40余部，切實維護和保障學前教育的性質與地位。

1997年，葡萄牙政府頒布《學前教育框架法》，將三類幼兒園（慈善性保育取向的私立幼兒園系統、公立幼兒園系統、非慈善性私立幼兒園）統整為全國統一的學前教育系統。《學前教育框架法》賦予所有幼兒園承擔教育和保育兩種職能，并明確規定不管是公立還是私立幼兒園，履行教育職能的時間每天不低于5小時，每天上午9時前和下午3時半以后，幼兒園主要履行保育職能。葡萄牙中央政府重視發揮各類民辦幼兒園的作用，將其納入國家統一的學前教育體系，對其實行調控，并大幅度地資助非營利性民辦幼兒園。

在日本，民辦學前教育機構已成為國民教育機構的組成部分。二戰以后，日本制定了一系列關于民辦教育的專門性法律法規，確立了系統、配套、健全的有關民辦教育機構的法令法規，詳盡規定了民辦教育的地位和性質、權利和義務、設置程序及標準、對私人捐資興學的獎勵辦法和教師權益等，具有較強的約束力，也更具針對性和操作性。這些法令法規的頒布，既為民辦學前教育機構自身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也有利于國家的管理督導。如：政府依據有關民辦教育的《振興財團法》、《振興資助法》和《振興資助法施行令》等法令，為民辦幼兒園提供經費補助。其后，政府又根據家長的不同情況，通過國家補助減免進入民辦幼兒園的入園費和保育費，從而保障了民辦幼兒園的發展，推動民辦學前教育機構在設施、師資等方面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能夠更好地服務于幼兒、家長和社會。

對非營利性民辦園提供財政支持

由于教育具有公益性，世界上多數國家都以不同形式向民辦教育機構提供經濟上的補助，各種社會組織和個人也通過不同方式向私立教育機構提供捐贈和資助。政府的財政援助是民辦教育機構賴以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其給予民辦教育機構的財政支持方式有：

提供財政經費。美國聯邦和州政府對非營利民辦教育機構實行免稅制度。非營利民辦教育機構的房地產，捐贈給非營利民辦教育機構的財產、基金，以及收益用于其發展的產業可以免稅。OECD（世界經合組織）成員國對民辦幼兒園也提供公費資助，學前教育經費是以政府資助為主，民間資助為輔，從而為學前教育公益性提供經濟保障。2006年，OECD成員國在私立幼兒園就學的幼兒人數占在園幼兒的34.9%，學前教育生均經費的公共經費投入超越了私人經費的投入。如：挪威和丹麥，學前教育生均經費分別占國家GDP的1.02%和0.8%，其中公共經費投入分別占GDP的0.85%和0.65%，私人經費投入約占GDP的0.17%和0.15%。OECD國家向民辦幼教機構提供財政支持，有利于保證學前教育機構具有更高的質量，確保惠及所有應該接受早期教育的幼兒。當然，早教機構要想得到政府的財政支持，必須提供達到一定質量標準的服務，并接受政府的檢查和監督，以此來實現資金效益的最大化。

資助家庭。1995年，英國公布了7.3億英鎊的“幼兒教育券計劃”，對4歲兒童發放教育券，實行正規的學前1年免費教育。其實施路徑為：地方教育當局把價值1100英鎊的票證發給4歲兒童的家長，以保證其孩子能受到高質量的學前教育；家長把票證交給幼兒園，幼兒園把票證上交給地方當局，地方當局再把票證交給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根據票證數額，撥款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撥款給幼兒園。1996年，該計劃在英國少數地區開始試行，1997年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實施，使眾多家長能自由選擇公立或私立的幼兒教育機構，推動了幼兒教育機構之間的公平競爭，提高了辦學質量。

提供專項資金。我國香港特區政府通過直接提供專項資金的方式，對學前教育機構特別是非營利性學前教育機構的教師工資、地租和辦學條件等進行專項財政支持，以提高學前教育機構的師資建設水平、辦學條件與教育質量。具體措施有：采用直接資助方式對非營利學前教育機構的教師工資進行專項資助；制訂《發還地租》（1997年），規定所有的非營利幼稚園可以向教育部門申請發還學校所繳納的部分地租。香港特區政府通過上述政策給予非營利民辦學前教育機構各種優惠或傾斜政策，不斷加大對于學前教育機構的財政投入，并在此過程中對其辦園條件、教育教學質量、教育過程等進行規范與管理，引導促進民辦學前教育機構向非營利性質轉變，保障學前教育的公益性。

整體聯動確保民辦園教育質量

學前教育事業持續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各級政府、各個部門的整體聯動，也有賴于各項政策的配套執行： 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貫通。英國最高的教育行政機構是教育與技能部，負責制定學前教育相關政策，頒布法令，制定發展規劃等，由教育大臣直接負責對學前教育事業的管理，加強學前教育事業發展宏觀指導、規劃、組織領導與協調方面的職責。與此同時，地方當局在學前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和立法的過程中的地位與責任也不斷凸顯。英國政府設立兒童服務指導的職位，負責地方當局的兒童教育和社會服務，并在教育與技能部設立兒童、青年與家庭部長的職位，以在地方政府間協調政策，支持和促進其合作。此外，英國還規定在地方上設立地方兒童保護委員會專門負責對兒童權益的保護。這些，對學前教育機構的健康運轉和兒童發展基本權益的保障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不同部門之間的協作。英國教育與技能部負責全國的學前教育事務，政府十幾個涉及兒童發展的其他部門則要共同發揮作用，加強協調、合作與整合。2003年，英國發布《每個兒童都重要》綠皮書，提出在教育與技能部建立“標準設立與調控機制”，負責制定不同部門需要滿足的基本標準，并設立聯合的監督與檢查團，對各部門的工作及部門間的協調合作進行評估，設立干預和激勵機制以激發各部門的行為表現等，消除影響服務有效性的障礙并減少相關的行政性負擔。此外，英國政府還通過在各種服務中確保兒童優先，制定清晰的與兒童相關的各部門的操作標準，使其行為目標、計劃、資金來源、經濟責任及其他各方面指標明確化、合理化、制度化，建立起整合的兒童服務監督指導框架。綠皮書提出要改善學前教育相關部門之間的信息分享機制，制定一個有效的評估框架，獲得有關兒童成長、教育和服務的關鍵信

息，并減少部門間工作的重復，努力使相關部門所提供的信息和服務具有針對性、有效性，能夠更好地滿足兒童及其家庭的實際需要。

措施的系統配套。為更好實施“學券”計劃，2007年，香港特區政府發布了《學前教育學卷計劃下的質素評核架構》，將政府對于學前教育機構的財政支持同對機構的質量評價緊密相連。該政策規定，凡是參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非營利性幼稚園或幼兒園暨幼兒中心以及參加3年過渡安排的幼稚園或幼兒園暨幼兒中心，必須在2007-2008學年開始接受質量評核直到2012-2013學年，且只有達到指定標準的本地非營利性幼稚園或幼兒園暨幼兒中心才可繼續參加學券計劃，從政府那里兌現學券。評價工作由教育局組織的評價工作組與每所參與學券計劃的學前教育機構共同完成，采用評價工作組“質量保證視學”、學前教育機構“自我評估”、評價工作組對自評的核實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評價所依據的指標主要為香港特區教育局2003年所頒布的《表現指標（學前機構）（第二版）》。《學前教育學券計劃下的質素評核架構》既是對學前教育的評估，也是一種問責制度，為香港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建立起了科學、全面、系統的質量管理體系。

第二篇：東城區支持學前教育事業發展

《東城區支持學前教育事業發展

專項補助資金管理使用實施細則》政策解讀

一、政策制定的背景和意義

為貫徹落實《北京市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東城區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2018-2020年)》提出的各項建設目標，根據《北京市市級財政支持學前教育事業發展補助資金管理使用實施細則(暫行)》和《東城區支持學前教育事業發展專項補助資金管理辦法》，結合東城區學前教育發展現狀，區教委與區財政研究制定了《東城區支持學前教育事業發展專項補助資金管理使用實施細則（試行）》，并作為落實《東城區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2018-2020)》重要舉措之一，為實現十九大提出的“幼有所育”的教育目標，加快我區學前教育事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發展空間。

二、政策制定的目標和支持的方向

我區學前補助政策是緊密圍繞《東城區第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2018-2020)》提出的“新增6000個學位，實現常住戶籍適齡幼兒入園率達到85%以上，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0%以上” 的目標任務，以解決區域內學前教育“入園難”問題為中心，以市區兩級補助相互補充為原則制定的，支持學前普惠教育。通過財政補助資金的引導性作用，合理配置區域內學前教育資源，努

— 1 — 力構建多種層次學前教育服務體系。

政策補助重點：一是鼓勵各級各類幼兒園擴大辦園規模，增加學位供給；二是支持公辦性質單位自辦園建設，鼓勵機關、部門、街道、企事業單位恢復或新開辦幼兒園；三是引導和扶持普惠性民辦園發展，充實區域內辦園力量，均衡教育資源；四是鼓勵非教育部門辦園招收東城戶籍幼兒，緩解區域內幼兒入園壓力。

三、政策補助范圍和標準

我區學前補助范圍惠及區域內所有公益普惠性質的幼兒園，并延伸到新型的辦園方式“社區辦園點”。(社區辦園點請參照市教委等部門印發的《北京市學前教育社區辦園點安全管理工作基本要求(試行)》京教學前〔2017〕4號)。具體補助標準：

（一）學前教育生均定額補助，是為了鼓勵區域內社會力量辦園設立的，補助范圍主要是公辦性質非教育部門辦園(包括街道幼兒園、集體性質幼兒園、部隊幼兒園和其他非教育部門公辦幼兒園)、注冊登記性質為非營利性的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和社區辦園點，按3至6歲實際在園兒童數補助。納入財政預算資金保障的幼兒園不再享受生均定額補助。幼兒園收費項目和標準不高于同級公辦幼兒園政府指導價。社區辦園點收費項目和標準不高于無級類公辦幼兒園政府指導價(以下各補助標準均按此收費要求執行)。依據不同辦園級類，補助標準為：

市級補助：對示范級和一級幼兒園按照每生每月1000元、二級、三級園按照每生每月700元；

— 2 — 區級補助：在市級補助的基礎上對符合條件的幼兒園再增加每生每月500元，同時擴大補助范圍，補助范圍延伸至社區辦園點，社區辦園點補助標準每生每月300元。

以一級以上幼兒園為例，市區補助疊加起來，每個幼兒園每生每月可獲得1500元補助。

（二）擴大辦園規模租金補助和一次性擴學位補助，是為了鼓勵和引導區域內所有公益普惠性質幼兒園擴大辦園規模設立的。

1．擴大辦園租金補助

補助范圍主要是區域內所有公益普惠幼兒園(含教育部門辦園、非教育部門辦園(包括街道幼兒園、集體性質幼兒園、部隊幼兒園和其他非教育部門公辦幼兒園)、注冊登記性質為非營利性的普惠性民辦幼兒園，通過租賃場地擴大辦園規模給予租金補助。享受租金補助幼兒園包括新租賃場地擴大辦園規模的存量幼兒園以及通過租賃場地新舉辦幼兒園。幼兒園收費項目和標準不高于同級公辦幼兒園政府指導價。補助標準為：

市級補助，在上年辦園規模(幼兒園辦園使用面積和在園兒童數量)基礎上，幼兒園通過租賃場地擴大辦園規模給予租金補助，對通過租賃場地增加學位增加辦園租金的給予最高每天5元/平米的租金補助，實際租金低于補助標準的據實補助；

特殊地區租金高于市級補助標準的，區級專項補助按照財政資金管理相關規定研究處理。

— 3 — 公辦性質幼兒園使用其舉辦單位或主管部門房產辦園不納入補助范圍。民辦幼兒園租賃教育部門接收的住宅配套教育房產不納入補助范圍。由教育主管部門直接租賃場地用于擴大辦園規模的納入租金補助范圍。

2．一次性擴學位補助

補助范圍主要是區域內所有公益普惠幼兒園(含教育部門辦園、非教育部門辦園(包括街道幼兒園、集體性質幼兒園、部隊幼兒園和其他非教育部門公辦幼兒園)、注冊登記性質為非營利性的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和社區辦園點。補助標準為：

對幼兒園和社區辦園點擴大辦園規模按每增加一個班給予的一次性補助，市級專項補助標準每生每年1萬元，區級專項補助標準每班每年10萬元。存量幼兒園和社區辦園點享受擴學位補助政策，僅適用當年小班入園兒童數量。

（三）接收本區戶籍幼兒定額補助，是為了鼓勵非教育部門辦園和社區辦園點招收東城戶籍幼兒設立的，補助范圍主要是公辦性質非教育部門辦園(包括街道幼兒園、集體性質幼兒園、部隊幼兒園和其他非教育部門公辦幼兒園)、注冊登記性質為非營利性的普惠性民辦幼兒園和社區辦園點，按接收本區戶籍3至6歲在園兒童數補助。

補助標準根據接收本區戶籍幼兒比例不同設定，接收本區戶籍幼兒比例達到70%以上（含70%），補助標準按照本區戶籍幼兒每生每月400元；接收本區戶籍幼兒比例達到69%—50%(含 — 4 — 50%)，補助標準按照本區戶籍幼兒每生每月300元；接收本區戶籍幼兒比例達到49%以下，補助標準按照本區戶籍幼兒每生每月200元；未接收本區戶籍幼兒的不享受此項補助。

四、政策補助使用范圍

專項補助資金支持的項目要直接與緩解“入園難”問題，應全部用于幼兒保育教育活動、改善辦園條件、教師培訓等支出，非教育部門公辦幼兒園和普惠性民辦幼兒園以及社區辦園點可用于編制外人員經費，促進聘用教師待遇與編制內教師同工同酬，不得用于教育部門辦園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不得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等基本建設項目以及各類罰款、償債和捐贈。租金補助應全部用于租賃辦園場地租金。

五、政策補助的申報

申請市級專項轉移支付補助資金的幼兒園負責每年9月20日前將包含幼兒園和在園兒童基本信息的基礎數據錄入全國學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統，將項目預算資金申請報告、申請表(附件1-3)及有關附件資料報送區教委。申請區級專項補助資金的幼兒園和社區辦園點負責每年9月20日前將項目預算資金申請報告、申請表(附件4-6)及有關附件資料報送區教委。各預算申報單位要確保申請資金提供數據和資料的真實性和準確性。

六、政策補助監督與管理

享受政府補助的幼兒園和社區辦園點應在門口顯著位置、公示欄和招生簡章公開幼兒園的等級、收費項目和標準、享受政府

— 5 — 補助政策、補助標準及補助金額。主動接受上級教育、財政部門、各級審計、紀檢、監察等部門的檢查與監督。對項目單位弄虛作假、截留、挪用專項經費等違反財經紀律的行為，依法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行政責任。

以上是《東城區支持學前教育事業發展專項補助資金管理使用實施細則（試行）》的主要內容。

北京市東城區財政局 2018年5月24日

第三篇：當前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及...

當今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及政策導向

（一）華東師范大學學前教育與特殊教育學院

朱家雄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以下簡稱《教育規劃綱要》)頒布近兩年來,我國政府以特別的關注和前所未有的投入在推進著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然而,要在接下來的8年時間內完成基本普及學前教育、重點發民農村學前教育的任務,有質量地解決“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是有相當大的難度的.其成敗與否取決于多種因素,而有關的政策導向和解決問題的策略等是否正確和到位則是主要因素.完成《教育規劃綱要》規定的任務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在接下來的8年時間內,要在全國范圍內完成《教育規劃綱要》所規定的各項任務,必須先搞清楚當前我們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才能集中資源和力量來解決這些問題.《教育規劃綱要》規定”到2020年,普及學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學前兩年教育,有條件的地區普及學前三年教育”,具體的指標是一年的毛入園率要達到95%,兩年的毛入園率要達到80%,三年的毛入園率要達到70%,在園幼兒人數將達到4000萬.要完成這個“基本普及學前教育”的任務，重點和難點都在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在中西部偏遠的、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

在我國，不同地區的教育資源之間的差距在擴大。近些年來，盡管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教育經費投入的增長速度似乎要高于經濟發達地區，兩者之間的相對差距在減小，但是絕對差距仍在擴大。根據教育部《2010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全國普通小學生均公共財政預算公用經費最高的北京市已達到5836.99元,而最低的貴州省僅為579.26元,前者是后者的10倍多。公告雖然沒有提及學前教育的人均經費，但可以想象，差距可能更大。在這種情況下，不同地區在完成“基本普及學前教育”的任務時會面臨完全不同的情況。就這一點而言，國家需要集中資源和力量解決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基本普及學前教育”問題。

在我國，同一地區不同兒童享有的教育資源之間的差距也在擴大。以城市為例，由于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大批農民帶著他們的子女進入到城入來，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但我國原有的城鄉二元體制沒有為這些農民工子弟提供包括學前教育在內的教育資源，至少沒有提供和城市兒童同樣的教育資源。隨著農民工人數以及他們留城時間的增加，城鄉二元體制可能會帶來越來越多的問題，甚至會成為國家穩定和社會安全的隱患。就這一點而言，國家需要集中資源和力量解決如何相對合理地化解由于城鄉二元體制造成的學前教育資源不均衡問題。

在我國，城鄉教育 資源泉之間的差距也在擴大。有研究表明，由于工資、編制等問題，各級各類教師越來越集中在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即使是農村的教師，也越來越集中在鄉鎮或公路沿線地區。而在農村，完小以下的小學教師編制嚴重不足，幼兒園教師的編制更加稀少。《教育規劃綱要》規定，要“采取多種形式擴大農村學前教育資源”，要“發揮鄉鎮中心幼兒園對村幼兒園的示范指導作用”，問題是鄉鎮中心幼兒園，尤其是村幼兒園的學前教育資源是否能有效到位？在那里，有資質的幼兒園教師到底有多少？據報道，我國如要完成《教育規劃綱要》規定的任務,在未來的8年中還需增另80萬名左右的幼兒園教師.就這一點而言,國家需要集中資源和力量解決鄉鎮和村學前教育資源的配置問題,特別是鄉鎮和村的幼兒園教師問題。

要從宏觀的角度思考學前教育問題

學前教育對于兒童身心健康、習慣養成和智力發展等固然具有重要價值；遵循幼兒身發展規律，堅持科學保教方法等，固然是學前教育工作者的行動準則。但是，只是這樣去理解學前教育，去實施學前教育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學前教育還涉及“為什么”這一根本性的問題。

對于“學前教育為什么”這一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認為，在談及這個問題時，如果離開當前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泛泛而論，是沒有意義的。當今我國政府以特別的關注和前所未所的投入推進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主要原因是從宏觀層面上看到了學前教育對于改善民生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的價值。

《教育規劃綱要》指出，要“把促進公平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教育公平的關鍵是機會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權利，重點是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扶持困難群體，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向農村地區、邊遠貧困地區和民族地區傾斜，加快縮小教育差距。教育公平的主要責任在政府，全社會要共同促進教育公平”。

學前教育雖然不是義務教育，但它也是當今我國正在大力建設民主法制、公平正義、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內容。當前，我國正在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包括發展社會事業、擴大公共服務、協調利益關系、完善社會管理、調理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把促進公平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旨在通定這樣的政策導向，兼顧不同部門、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群眾的利益，妥善處理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人民內部矛盾，依法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等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使公平正義能體現在包括學前教育在內的各項活動的起點、過程和結果之中。

事實上，世界上有不少國家的政府都將學前教育的價值主要放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消除社會不和諧因素等方面，并將此價值取向作為制定有關學前教育政策的依據。例如，在美國，政府出錢舉辦的學前教育機構都是為窮人服務的，而政府制定的教育目標中，與學前教育有關的只有一務：為入小學做好準備。美國沒有將學前教育歸入義務教育，國家之所以出錢辦學前教育機構，主要是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學前兒童進入補嘗性教育。因為沒有這樣的補償性教育，那些兒童在上小學初期就可能會學業失敗，就可能會輟學；因為沒有這樣的補償性教育，以后政府就要花費成倍甚至更多的錢去發救濟金，去應對犯罪，去建造監獄。相反，有了這樣的補償性教育，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就在部分被 扼殺在萌牙之中。數十年來，歷屆美國政府都因有這樣的思路而出錢辦學前教育。事實證明，這樣的做法是成功的。當初在美國，許多學者和專家，特別是有兒童發展理論背景的學者和專家都反對政府這樣做，甚至掀起了一場反對政府這樣做的運動，但是在“什么為‘大’，什么為‘小’”的道理面前，這些學者和專家不得不向政府“靠攏”。在2009年版的，〈〈適合兒童發展的教育實踐（第三版）〉（DAP）中，曾經竭力反對政府這樣做的全美幼兒教育協會（NAEYC）所發表的新的聲明也開始接近政府對學前教育的態度，支持政府和推行的相關行動。

“什么為‘大’，什么為‘小’？”不用細說，宏觀為大，微觀為小；社會的根本利益為大，學前教育本身為小。

用有限的教育資源做些什么 我國不是一個教育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我們是在運用占全世界比例極小的教育經費教育著占全世界大約五分之一的人口。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我們應該對當今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發展有怎樣的思考應該確定怎樣的學前教育政策導向？應該如何集中資源和力量去解決急需解決的主要問題？

筆者認為，在〈〈教育規劃綱要〉〉規定的期限內，我國學前教育急需解決的主要問題是：

有效地推進我國中西部農村地區學前教育的普及工作，不僅包括教育經費和園舍的落實，而且包括教師的配置。對于能夠安心在最基層的農村從事學前教育工作的教師，要給予政策上的傾斜支持，包括地位和待遇；要提供充裕的教育教學資源，包括切實可用的教育教學材料和培訓。

有效地為我國大，大批進城的民工子弟提供適合他們的學前教育，使他們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在最大程度上適應城市生活，逐漸融入新的生活。對于為這些民工子弟提供學前教育的機構，不是采取歧視、蔑視的態度，更不要簡單隨意取締，而要給予政策上的傾斜支持，扶持其發展與成長，使之逐步走向正軌。通過政策導向，打破業已形成的“利益鏈”，切實改變“優質學前教育資源”被“壟斷化”和稀缺化“的局面，大力發展普惠性公辦幼兒園，積極扶持民辦幼兒園，使原本不該出現的“入園難、入園貴”問題從源頭上得以解決。

當今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及政策導向

（二）華東師范大學學前教育與特殊教育學院

朱家雄

要在全國范圍內完成，《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教育規劃綱要》所規定的各項任務，我們急需集中資金源和力量解決的問題是：合理化解由于體制、機制造成的學前教育資源不均衡問題；全面普及學前教育，特別是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學前教育。在國家、地區等各層面上，為完成《教育育規劃綱要》所規定的各項任務而制定的政策，其聚焦點是否準備確，力度是否到位，可操作性能否得以保證，都直接關系到這些任務能否順利完成。

包括學前教育政策在內的任何政策并非普世真理的展現，而是解決現實問題的“杠桿”。既然當今我國學前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全面普及學前教育，特別是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學前教育，難點在于如何突破學前教育資源短缺和不均衡所產生的問題，那么在制定有關政策時必須找到“杠桿”的“著力點”，并把握用力的“方向”和“力度”。

制定政策，特別是在宏觀層面上確定政策的基本導向，要取決于多方面的因素。當今，在制定學前教育政策時，我們首先應該想到的是：在現有條件下，要完成《教育規劃綱要》所規定的各項任務，“學前教育應該怎么樣”“學前教育需要怎么樣”“學前教育可以怎么樣”，以及如何協調好這三個“怎么樣”之間的關系。

學前教育應該項怎么樣

“學前教育應該怎么樣”，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

大凡學院派的學者都要會勾畫一些美好的藍圖，倡導學前教育應該按照“浪漫主義“的路線去發展，他們的基本思路是”學前教育有其固有內核”“學前教育必須遵循其基本規律 ”，即使他們的主張在學前教育育實踐中遭遇諸多挫折，他們也依然會堅持續，毫不妥協，并以“教育是一個需要理想的事業”加以自勉。

大凡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都會將包括學前教育在內的教育看成是其政治行為中的一個“砝碼”，其“行政一盤棋”中的一個“棋子”，當作是增強國家實力、維護社會穩定和協調各種關系的手段，他們會主要關注其政治利益，并不會太在意“學前教育本身應該怎么樣”。

大凡沒有很大權勢和很多財產的家長都要會將學前教育看成是“起跑線“，盡管“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已經成為一句被人批評的口號，但是他們依然買它的“帳”；他們很無奈，他們也會認同“應該將快樂的童年留給孩子”，但是他們更擔憂自已的孩子，“有了現在的快樂也許就會失去一生的快樂”。

學前教育需要怎么樣

“學前教育需要怎么樣”，這也是一個可以有多種回答的問題。大致上講，有社會需要，有家庭需要，有幼兒需要等。這里不說社會需要和家庭需要，只是說一下幼兒需要。

就學前教育而言，任何人都無法準確而又詳盡地了解幼兒究竟需要什么，也許從人的本性來說，幼兒需要快樂（其實每個人都需要快樂）。應該看到的是，不同處境的幼兒對于學前教育有著不同的需要。當然，幼兒對于學前教育的需要不僅應該包括自身內在的需要，也應該包括為其一生生涯奠定基礎的需要。

既然當今我國學前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全面普及學前教育，特別是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學前教育，那么我們不妨來探究一下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幼兒主要需要什么。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不妨先來看一個案例： 在課題研究中，有個題為“創建中國農村嬰幼兒綜合發展基地”的研究引起了課題評審者的質疑：“這個項目是面向農村的，但是在農村如何來推動早期教育的發展，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在農村人均收入很低的情況下，讓他們花錢去買個充氣的游泳池，再買個圈套在孩子的脖子上，然后進行游泳訓練，這可行嗎？有必要嗎？再說農村孩子的動作能力本身就發展得非常好。孩子們在河里游游泳，在田野里跑跑步，他們很自然、很松弛的。回家的路上三三兩兩結伴行走，路邊停下來采采野花，這些孩子心靈舒展的程度要比城市里被關起來訓練的孩子好得多。人的成長環境本身是要講自然的，我們城市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很不夠了，現在為什么又要把農村孩子擁有的一點自然的東西剝奪掉？”

這個案例可以引發我們一系列的深思：

農村幼用的需要究竟是什么？他們更需要游泳圈還是雞蛋？是更多地玩，還是學點東西？

人的需要往往是與“缺少”聯系在一想的，缺少什么，就會渴望什么。農村的幼稚兒特別是偏遠地區農村的幼稚兒缺少的是什么？渴望的又是什么？美國國家研究院早期教育委員會在本世紀初發表的題為“渴望學習”的研究報告指出：“兒童一出世就渴望學習。”“在沒有任何一種課程或教學模式被證明是完美的情況下，幼兒接受精心策劃的、課程目標明確又能整合各個領域學習的優質早期教育，將使他們掌握更多更好的學習技能，為適應下一階段學校教育的復雜要求打好基礎。如果兒童生活在貧困、母親受教育水平低、母親患有抑郁癥等可能限制他們獲得充分的學習和發展機會及資源的家庭中，往往會面臨學業失敗的危險。但是，如果他們能接受精心策劃的優質的早期教育，就可能獲得成功。”優質的學前教育課程應該讓兒童學些什么呢？美國國家研究院早期教育委員會在提出這個問題時，主要關注幼兒閱讀、數學和科學等內容，因為他們認為在這些領域里兒童“能夠學習的東西要比我們了解的更多”。我們可以從這個主導美國學前教育方向的研究報告中看到，在美國爭議了多年的話題終于有了“一錘定音”的結論。

對于當今我國農村地區，特別是偏遠農村地區的幼兒，是關注他們自身的經驗重要，還是給予他們優質的課程重要？

作為學前教育工作者，誰都不會贊同“幼兒教育小學化”。但是，反對幼兒小學化，并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去反對幼兒閱讀（包括閱讀一些文字）和做運算，這樣做并非在幫助那里的幼兒處縮小與城市幼兒之間的差距，并非在幫助處于弱勢地位的幼兒縮小與城市中產階層以個家庭的幼兒之間的差距，反而會導致原本就存在的差距繼續擴大。我們應該看到，只要有優質的課程和稱職的教師，讓農村的幼兒進行早期閱讀和運算并非壞事，這恰恰是那里的幼兒所需要要的。

而今，我國的農村學前教育似乎正在亦步亦趨地追隨著發源于城市公立教育（特別是城市公立教育中的示范性教育機構）的現成體系。如若我們制定的政策支持這樣的狀況存在，那么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學前教育可以怎么樣 “學前教育可以怎么回事樣“這對于當今我國需要作出巨大努力去普及學前教育的地區而言，恐怕不會是一個有多種回答的問題。道路理很簡單，是那些地區舉辦學前教育的條件使然，這無法回避和掩飾：

這些地區缺少有資質的幼兒園教師，甚至根本就沒有合格的幼兒園教師；這些地區的幼兒園教師基本難以得到培訓的機會，即使獲得了短期的培訓機會，也基本解決不了他們難以成為稱積教師的問題；這些地區的家長接受教育的程度一般不高，他們對教育自已的孩子一般不會具有優勢；這些地區的幼兒由于缺少早期教育的機會，一般在閱讀、數學和科學等學習方面的能力較差，甚至很差；這些地區的經濟狀況相對較差，各種信息相對閉塞，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甚至極度匱乏。

什么樣的條件辦什么樣的教育，學前教育也一樣。這是思考“學前教育可以怎么樣“的基本出發點之一，脫離了這個基本點，再好的想法也只是”紙上談兵“。

由此，我們在思考當今需要普及學前教育的許多地區的“學前教育可以怎么樣“的問題時，應該有以下一些基本思路：

如何為那里的教師提供適合他們的課程？這樣的課程對幼兒而言，能改善他們所處的弱勢地位，能幫助他們為上小學打好基礎，解決上小學的困難甚至輟學等問題，而不是在泛泛意義上去反對“幼兒教育小學化”，讓缺乏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教師始終處于云里霧里，無所適從。

如何為那里的教師提供適合他們的課程？這樣的課程對教師而言要具有“易操作性”。換言之，這樣的課程不是簡單地將小學的教學內容下放到幼兒園，而要體現幼兒教育的特點；這樣的課程無需太高準入門檻，無需太多培訓要求，能讓教師只通過簡單的培訓就能上崗，就能“保底式”地實施教學。

如何為那里的教師提供適合他們的課程？這樣的課程既要有教育價值，又要低成本、低消耗。

當今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及政策導向

（三）華東師范大學學前教育與特殊教育學院

朱家雄

政策是有“時效性”的，政府在一定時間內的歷史條件和國情下需要推進特定的政策，并以此確定期望達成的階段性目標、為達成目標而需要完成的任務、必須遵循的行動原則以及與此匹配的步驟、措施和工作方式。政策是國家最高利益的觀念化、主體化和實踐化的反映，包括學前教育政策在內的教育政策也不例外。

政策是有“正誤性”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正確的教育政策能推動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錯誤的教育政策則會導致教育事業走向歧路，甚至毀壞教育事業。

正確的教育政策基于兩個基本點：歷史條件和國情，離開了這兩個基本點，教育政策就有可能導致謬誤。《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下簡稱《教育規劃綱要》）有關學前教育的政策是基于這兩個基本點制定的。

向社會弱勢群體傾斜是當今發展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的主調

在當今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條件下，概據我國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國情，向社會弱勢群體傾斜應該是當今發展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的主調，學前教育政策的制定應該朝著這個方向推進。

所謂傾斜，指的是政策導向側重于某一方面。《教育規劃綱要》已經明確規定“基本普及學前教育”“重點發展農村學前教育”“對家庭經濟困難幼兒入園給予補助“等，這些都是政策上規定學前教育向社會弱勢群體傾斜的條文。

傾斜往往是不“平”、不“正”的，就是“故意往一側斜去”，這樣做的目的也許是為了更“平”、更“正”。例如，“給有戶籍的幼兒入園給予補助”似乎是個“公平”的策，但是這是“城鄉二元體制”，造成的一個現狀，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背景下，在城市化進程中，在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下，這就是一個不公平的教育政策；相反，“對家庭經濟困難幼兒入園給予補助”看似是個“不平不正”的政策，但是體現的則是政府要通過“二次分配”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化解社會矛盾和沖突，保持和促進社會和諧與穩定，應該說，這在最大程度上體現了公平。又如，“發展城市與農村學前教育并舉”似乎是個“公平”的政策，但是當今我國城市的學前教育處于優勢地位，農村的學前教育處于劣勢地位，“并舉”的政策只會造成優勢的更優勢，劣勢的更劣勢，這就是一個不公平的教育政策；相反，“重點發展農村學前教育”看似是個“不平不正”的政策，但是體現的則是政府將解決“三農問題”放在行政的首位，這樣的政策為的是縮小城鄉差距，提高農民的教育水平和生活質量，保持和促進社會和諧與穩定，應該說，這在最大程度上體現了公平。誰是優勢群體，誰是弱勢群體

既然學前教育政策應該向社會弱勢弱群體傾斜，那么我們就應該首先分清楚誰是優勢群體、誰是弱勢群體，然后才能有效地解決如何傾斜的問題。

優勢群體與弱勢 群體是兩個相對的概念。

一般而言，在城市中，相對于城市中產階級以上的人群而言，城市貧民及其子女是弱勢群體；相對于城市居民而言進城打工的民工及其子女是弱勢群體；相對于有文化和技能的民工而言，缺少文化和技能的進城打工的民及其子女是弱勢群體。相對于生活在城市的一般兒童而言單親家庭的兒童、殘障兒童等是弱勢群體。

一般而言，在農村，相對于生活在富裕地區的農民及其子女而言，貧困地區、邊緣地區的農民及其子女是弱勢群體；相對于居住在鄉鎮的農民及其子女而言，居住在村莊的農民及其子女是弱勢群體；相對于有勞動力的農民及其子女而言缺少勞動力的農民及其子女是弱勢群體；相對于家長在身邊的農民子女而言，留守兒童是弱勢群體。

包括學前教育在內的教育政策向弱勢群體傾斜，不僅是因為他們也是公民，應該享受公民應有的公平的受教育的機會，而且是因為他們相對缺少教育，缺乏資源，是因為他們由此而缺乏社會竟爭力，從而可能導致貧窮和處境不利狀況的代際循環。

包括學前教育在內的教育政策向弱勢群體傾斜，解決的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大事，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時候，不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不解決他們改變自身命運的途徑——教育的問題，社會和諧與穩定是難以實現的。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受益。換言之，任何一項政策總是會讓部分人群受益，讓部分人群不受益甚至受損。由此，在思考我國學前教的有關政策問題時，我們要時時將立場轉移到弱勢群體一邊，使他們能從政策的傾斜中受益。

將制定與實施政策的立場真正轉移到弱勢群體一邊 將立場轉移到弱勢群體一邊，通過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讓弱勢群體真正受益，這在學前教育實踐中應該如何落實呢？

美國學者理查德.喬治曾說過，“所謂公正，就是指給予每個人應得的權益，對可以等同的人或事物平等對待。對不可等同的人或事物區別對待。不管是優勢群體還是弱勢群體，都有接受學前教育的權益，但是對于弱勢群體實施的學前教育應該與優勢群體有所不同，并通過政策使這樣的不同得到保障，否則就有可能出現看似公正實質并不公正的事情。要將立場轉移到弱勢群體一邊，我們需要清楚地認識到這一群體的幼兒缺少的不是“自發的、自主的、自選的，滿足自身興趣和需要的游戲”（也許他們中的不少人在一日生活中已有的主要就是學者們所謂的本體性游戲），他們最需要的是做好“入小學準備”，主要是在語言、邏輯思維等方面的準備，而不只是行為習慣、學習態度等方面的準備。因此，旨在解決這一問題的政策應該趨向于保證處于弱勢群體的兒童在入小學前做好入學準備，給予必要的、有效的“補嘗”，在他們入學后不會因為學習成績落后而輟學，特別是要能保證他們在入學后的最初幾年中學習成績不落后，以免他們喪失自信心。

由此，在為弱勢群體制定和實施政策時，要強調的是統一的、確何底線的“課程標準”，要強調的是目標清晰的教學內容和材料，要強調的是可以測量的“評估手段和方法”。基于這樣的思考，對屬于弱勢群體的幼兒，通過政策去反對他們閱讀、理解文字和運算，反對他們去使用讀本和操作材料等，那是“本末倒置”的。基于這樣的思考，通過課后學校、輔導班等額外輔導幫助處境不利或能力有限的兒童增加受教育的時間，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開展個別化教育計劃等，都是可以采取措施；相反通過政策不分青紅皂白地“封殺”，這樣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要將立場轉移到弱勢群體一邊，我們需要清楚地認識到弱勢是相對而言的，要舍得將教育資源投入到真正需要投入的地方。誰都知道，越是貧困的人群，他們對于改變現狀的需要越為強烈，對于改變他們現狀的能力就越為薄弱。在2002年，美國總統布什曾簽署過一個《不讓一個兒童落后法案》，明確提出聯邦政府能夠而且必需縮小處境不利兒童與同齡人之間的成績差距，確保所有兒童在學業上都能進步，其基本保障就在于將教育資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即社會弱勢群體所在的地方。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學前教育的資源匱乏，因此更應該將有限的資源集中投在最需要投入的地方，為社會弱勢群體排憂解難。

由此，在為弱勢群體制定和實施政策時，要切實為最需要教育經費和資源投入的地方解決的問題，要“雪中送炭”，不要“錦上添花”。具體地講，公共教育資源的投入主要應該是普惠性的，而不是“窗口型”的，要用以保住“底線”“不讓一個幼兒被落下”，而不是用以“示范”，以表“政績”。基于這樣的思考，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對于為弱勢群體的幼兒舉辦的學前教育機構，政府如果因為其有些方面不符合“質量標準”加以取締，而不是給予支持和扶持，相反，將大量的教育資源投入“高品質”“高水平”的教育機構，為少數優勢群體服務，那是“本末倒置”的。例如，在落實“重點發展農村學前教育”的政策時，若是將公共教育經費主要投入到鄉鎮中心幼園的建設中，看似在落實這個政策，卻有“將教育不公平向農村延伸”的“嫌疑”，因為從占據比列不大的公立中心幼兒園中真正受益的主要會是鄉鎮中相對“有錢有勢”的優勢群體，而不是生活在村莊里真正需要資助的貧困的農民及其子女。

第四篇：子洲縣學前教育事業發展情況調查報告

子洲縣學前教育事業發展情況調查報告

李文寧 王亞峰

黨和政府始終把學前教育作為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發展學前教育有助于基礎教育質量的提高，有助于家庭幸福和睦，促進社會健康發展。

一、學前教育基本情況(一)園校設臵和分布。

全縣現有各級各類學前教育園校89所，其中公辦幼兒園2所，民辦幼兒園2所，附設學前班的九年一貫制學校8所，附設學前班的小學77所。城區現有幼兒園3所,其中公辦幼兒園1所,民辦幼兒園2所,城區附設學前班的小學4所，鄉鎮有幼兒園1所，附設學前班的學校16所，附設學前班的農村小學65所。

（二）適齡人口分布及入園情況。

全縣3-6周歲人口總計12280名，其中勞動力轉移外出學前兒童5526名，境內居住和留守兒童6754名。在年齡分布上，3周歲兒童1672名，未入園；4周歲兒童1683名，已入園403名，入園率24%；5周歲兒童1694名，已入園641名，入園率38%；6周歲學前兒童1705名，已入園1466名，入園率86%。全縣在園（班）兒童2510名，設88個保教班，在園教師79名。其中城區在園兒童1330名，開設27個保育班，班均學前生49名。鄉鎮和農村在園（校）學前兒童1180名，開設61個教學班，班均兒童20名。

（三）幼教條件。

全縣學前教育辦園（班）條件十分簡陋。縣幼兒園和縣城內2所民辦幼兒園設有學前生休息室和學前生餐飲室，其它幼兒園（班）均沒有學前生休息和餐飲設施。部分幼兒園（校）有零星的幼兒活動器械，多數附設學前班的學校沒有幼兒活動器械。全縣幼兒園（班）均沒有學前教育功能部室及其保教器材。

（四）師資水平。

全縣公辦幼兒園園長2名，均為幼師學歷，學歷達標率100%，均參加崗位培訓，崗位合格率100%；民辦幼兒園負責人2 名，學歷和崗位均不達標。在編專任和聘任教師73名，公辦幼兒園（班）在編教師63名，取得幼師學歷或相當于幼師學歷19名，學歷達標率30%；在年齡結構上，51歲以上教師8名，占教師總數的13%；41-50歲的教師35名，占教師總數的56%；31-40歲的教師10名，占教師總數的24%；30歲以下的教師5名，占教師總數的8%。民辦幼兒園聘任專任教師10名，其中幼師學歷1名，大學專科學歷1名，高中學歷8名，年齡全部在30歲以下。

二、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 我縣是典型的農業大縣,也是一個貧困縣。近年來，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教育工作，把教育事業擺在了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特別是“兩基”達標以來，進一步加大教育投入，教育事業呈現出快速發展的良好勢頭。但由于種種原因，學前教育相比其它各類教育發展緩慢。

（一）管理體制滯后，辦園水平不高。

3-6周歲時是孩子智力開發性格形成的黃金時段，因此，學前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孩子的一生。目前，全縣學前教育沒有建立專門的管理機構，縣教育局根據國家、省、市有關規定對學前教育進行統一管理。縣辦1所幼兒園，園長和保教人員由縣教育局任用和調配使用，但沒有專職保育人員和醫務人員。民辦幼兒園2所，已通過縣教育局審批并注冊。鄉鎮1所幼兒園由鄉鎮中心學校管理。其它九年制學校和小學附設學前班由學校管理。全縣幼兒園（校）還沒有省市級示范幼兒園。

（二）經費投入不足，硬件建設落后。

全縣有1所縣辦幼兒園，縣財政由于經費困難對學前教育還沒有經費預算。學前教育按縣物價部門規定的收費標準收費，能夠維持正常的收支運轉，但辦學條件十分簡陋。大部分幼兒園不僅校舍不符合規范要求（即幼兒學習、生活分離），而且其中多數幼兒園連最基本的幼兒游樂設施都沒有，更談不上活動場所了。陽光幼兒園距離天然氣井十多米，且園舍是臨時工棚改造；雙語幼兒園是租來的民房，設備很簡陋。縣職工幼兒園校舍少，且有700多名幼兒，最大班額70人，超過國家標準一倍，還有上百名適齡兒童無法入園。

（三）師資力量薄弱，“小學化”現象嚴重。目前，幼兒園教師隊伍整體素質不高，幼師院校畢業生所占比例太小，相當一部分教師沒有接受過專業培訓。不少學校學前班基本是每個班只配一名教師，沒有分設教養員和保育員，幼兒的保育功能被嚴重弱化。一些幼兒園和個別附設學前班，為了迎合家長心理，違背幼兒身心發展特點，對幼兒的教學也參照小學的做法，注重讀、寫、拼的學習，個別學前班給幼兒考試排名次，“小學化”現象十分突出，缺乏科學的施教方法，致使幼兒智力得不到良好開發。

（四）辦園規模不達標，安全隱患重重。

我縣除了一所縣職工幼兒園和馬蹄溝中心幼兒園外，主要靠社會力量承辦，個別下崗職工，社會無業人員為了生計，他們利用私房或租房開辦個體幼兒園，因資金不足，辦園規模達不到標準，致使安全隱患較多。一是由于幼兒活動室空間小，幼兒多，聚集密度大，如遇特殊情況緊急疏散時易引發安全事故。二是接送幼兒隨意性大，無安全制度，在接送幼兒方面沒有專門的接送登記冊，有的不按時接送，有的隨意委托他人接送，有的甚至不接送，路途安全保障差。三是沒有專業安全保衛人員，如遇社會閑雜人員強行進入園區，園校方缺乏有效保衛力量予以制止。四是飲食衛生條件差，有些幼兒園根本就沒有衛生許可證，沒有專門的碗筷消毒柜，碗筷混用，消毒不嚴，廚師無健康證，防鼠、防蠅等措施不到位，嚴重影響幼兒健康發育。

（五）城區縣辦幼兒園發展滯后。

始建于1978年的唯一一所公辦的縣職工幼兒園，基礎設施差，沒有洗手設施；鍋爐及供暖管道陳舊，需更換維修；門窗破舊，不能正常開啟通風；園區狹小，無法滿足幼兒活動要求；班額過大，存在不安全隱患。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縣職工幼兒園園前的土地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現在的縣職工幼兒園校舍少，學生多，本來許多孩子入園就存在著很大的困難，再加上每天都有大小車輛在園區外的空地上隨意出入和停放，上學和放學時，車輛就更多了，安全問題就更難保障了。另外，各鄉鎮黨委和政府對幼兒教育的經費投入嚴重不足，也制約著幼兒教育事業的發展。

三、建議和意見

（一）加大對學前教育經費的投入，支持學前教育的發展，并新建縣第二幼兒園。

一是要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將學前教育納入公共財政，調整財政支出，財政支出中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學前教育的建設與維護、教育活動開支等幼教事業。幼兒園和附設學前班的學校要逐年有計劃地從收費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改善學前教育辦學條件。二是要支持學前教育的發展，新建縣第二幼兒園。加大公辦幼兒園建設力度，將其納入基礎教育總體規劃，根據實際情況擴大公辦幼兒園的數量及規模。為學前教育積極創造條件，在居民聚集的地方或者可利用的閑臵教育資源，新建縣第二幼兒園，以緩解當前幼兒入園難的問題。

三是重點解決縣職工幼兒園園區狹小的問題。明確縣幼兒園園外土地使用權屬，籌集資金，改擴建縣幼兒園。在縣職工幼兒園原有的基礎之上，將閑臵在園區外的土地供幼兒園使用，以緩解城區幼兒入園難的問題。

（二）增強防范意識，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要樹立安全第一的意識，形成校方、家長和社會共同參與安全管理的有效預防機制。相關部門要加大對幼兒園的監督、檢查和管理力度，確保兒童安全。一是在園校門衛的管理上，要配備園校保安人員；上學和放學時，園校方積極與公安部門聯系，由公安人員配合園校，保障學生的出入和過馬路安全。二是幼兒園進一步完善衛生設施，做好碗筷消毒，防鼠、防蠅、防病等衛生保健工作，要使用符合餐飲業標準要求的灶具、餐具，禁止有毒有害塑料制品進廚房。三是要建立應急預案，各幼兒園要在不斷加強安全教育的基礎上，進行防火、防震等方面的演練，以進一步增強師生的安全意識及防范能力。

（三）整頓辦園秩序，健全責任制度。要認真貫徹落實幼兒教育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切實加強對各級各類幼兒園的管理，嚴格收費標準，不斷規范辦園行為。加大對民辦個體幼兒園辦園整治力度，對那些管理不規范，安全隱患大，又無證經營的個體幼兒園要堅決予以取締。同時，要嚴格辦園審批準入制度，不合格者一律不予注冊登記。進一步建立健全幼兒安全責任制度，切實把幼兒安全責任落到實處，嚴防幼兒意外事故的發生。

（四）加強培訓，提高幼兒教師素質。

建議縣教育局對幼兒師資方面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分批輪崗進行專業知識的培訓學習。發展幼兒教育事業要從培養和提高師資入手，抓緊在職教師的培訓工作，同時吸納從幼師畢業的有專業知識和良好師德素質的學生從事學前教育，克服幼兒教師老齡化問題。教育主管部門要將幼兒教師的培訓納入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計劃中，要定期對園長（校長）、幼兒教師進行培訓（可利用寒暑假）；各幼兒園（學校）要采取多種方式，提高園長的管理水平和幼兒教師的綜合素養，尤其是書法、音樂、舞蹈、繪畫等技能，從而提高學前教育的質量。

（五）努力培養幼兒良好的思想品德。

幼兒教育實質上是啟蒙教育，影響兒童一生的成長和發展，培養幼兒良好的思想品德是家庭、校園、社會的共同的責任。一是要努力培育健康文明的家風、校（園）風和社會風氣，教師、家長及社會成年人要加強學習，提高修養，以身作則，講文明語言，做有益之事，為幼兒做表率，樹榜樣。二是要有針對性的開展一些主題實踐活動，以此為載體，讓幼兒逐步養成講文明、懂禮貌、講衛生、學科學的良好思想品德和生活行為習慣。三是要注重傳統教育，讓幼兒從小事做起，孝敬父母，尊重師長，友愛同學，成為中華文明、傳統美德的繼承者。

目前，我縣學前教育發展相對比較薄弱，還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高質量學前教育的需求。只有把學前教育同義務教育同等重視，確立學前教育公益性地位，把學前教育真正納入國民教育系列，才能促進學前教育的健康快速發展。

第五篇：發展學前教育事業是一項系統工程

1.發展學前教育事業是一項系統工程

發展學前教育事業是一項系統工程

我國學前教育資源仍較為稀缺，解決“入園難”問題是群眾的急切期盼。唐春成/圖

學前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和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學前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一方面，學前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的起始階段，在我國基礎教育和終身教育體系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奠基地位，學前教育的發展需要學前教育領域的不斷深化，更需要整個教育制度的不斷調整、補充、創新乃至變革。另一方面，促進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不斷提高學前教育的質量，需要政府、社會、教育機構、家庭等多方面通力協作，形成教育合力。

發展學前教育關系著社會福利、經濟與教育等民生問題

學前教育是一項重要民生工程，學前教育事業兼具社會福利、經濟和教育三重職能。從社會福利上看，學前教育是政府支持家庭養育下一代和減少兒童起點差異計劃的組成部分，它對于糾正社會階層差異導致的教育不平等有重要作用；從經濟上看，學前教育為婦女就業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它對增加家庭收入與家庭消費都有重要意義；從教育上看，學前教育對學前兒童的早期認知、情感和技能開發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學前教育的發展定位需要在社會福利、經濟與教育這三種框架下加以確定。

我國現有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區域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學前教育還不能滿足所有學前兒童享有同等的入學機會和接受同等質量的教育，導致現階段我國學前教育資源仍較為稀缺，不完全符合純粹公共產品的基本特性。現實中“公立園擠不進、私立園上不起”的“入園難”“入園貴”的情形在各地都比較普遍，加重了家長的負擔。與此同時，由于目前我國學前教育公益定位不清，政府在發展學前教育，均衡教育資源中的責任缺失，以及市場發育不良，致使在學前教育階段，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沒有跟上社會發展的需求，學前教育成為基礎教育發展中的“短板”，其發展規模和速度都明顯落后于其他教育階段。

發展學前教育離不開整個教育制度與系統的變革與發展

學前教育是非義務教育，在整個教育系統中具有不依附于其他層次和類型的獨立存在價值，即表現為在學前教育階段促進幼兒全面而富有個性化的發展。然而，任何階段的教育對幼兒的作用都不是一勞永逸的，任何階段的教育都要與后續或后一階段的教育相結合才能真正顯示其作用與價值。正如我國古代蒙學的原則與方法，幼兒教育貴在“養正”，在人的身心未定型時避免幼兒的發展走向“歧途”。因此，在承認學前教育對人的終身發展具有關鍵作用的同時，學前教育的價值勢必也要放置于整個人生發展與教育的動態過程中去考察。學前教育的發展與國家的教育根本制度、教育基本制度與教育具體制度的變革總趨勢是一致的。教育制度規定著教育結構和教育資源的配置原則與方式、政府的教育管理權力與責任、學校教育活動的組織和管理的權力與責任、課程的內容與實施的基本原則和要求、教師的教育行為的權利與義務、學生的受教育權利與義務等。因此，學前教育的發展也需要整個教育制度的不斷發展與變革。

當前，幼兒園教育“小學化”是一個老生常談卻又一直得不到妥善解決的問題。究其原因可以發現，幼兒園教育“小學化”實際上關涉中小學“應試教育”，幼小銜接等整個學校教育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在“應試教育”模式依然根深蒂固的社會環境下，升學“指揮棒”仍然在發揮巨大作用。幼兒園為入小學而做的單向準備，形成幼小銜接“一邊倒”的局面。這樣，幼兒園教育“小學化”必然與小學階段，乃至整個學制系統存在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幼兒園教育的“去小學化”自然不能完全脫離整體的學制系統而獲得獨立、徹底的解決。

發展學前教育需要政府、社會、幼兒園與家庭形成合力

人的教育是一項系統的教育工程，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在這項教育工程里，家庭、學校（托幼園所）、社會發揮著各自的職能作用。在構建學前教育體系方面，政府起著決定性主導作用。政府職能是否充分發揮、性質及其程度如何，是影響和決定學前教育事業發展方向和質量的核心與首要因素。發揮各級政府在保障學前教育發展的方向，規劃重大政策的制定，保障學前教育事業的財政投入、組織管理、教師隊伍建設和教育質量督導評估等方面的作用，是推動和促進學前教育全面、高效、健康與均衡發展的有力保障。除此之外，幼教機構與家庭是實施學前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兩者之間只有相互溝通交流、彼此支持合作、共享教育資源才能有效促進幼兒身心和諧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頒布了一系列學前教育的政策與法規，明確指出了幼兒園必須與家庭、社區相互配合，以提高教育影響的一致性和有效性。2012年教育部發布的《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更是將幼兒園教師與幼兒家長作為政策實施對象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級政策。可見，學前教育的發展是政府、社會、幼教機構、家庭共同的責任。而針對傳統社會“成人本位”的家長制與師生關系，“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意識，以及不少家長持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過高心理期望，全社會應該尋求理性人才觀的復歸，樹立起全面發展、終身學習的人才觀，不僅包括認知的發展，還包括身體、社會性和情緒情感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在公眾的文化心理與意識層面理性認識兒童，澄清學前教育的價值，使學前教育符合社會和個體發展的需求，促進個體與社會的和諧發展。

2.“文化＋”與文化產業崛起

“國民之魂，文以化之；國家之魂，文以鑄之。”在歷史的長河中，文化，使人類告別野蠻與愚昧，形成民族、國家、社會的精神支柱，催生了無窮無盡的創新力、創造力，推動人類社會從蠻荒進入高度發達的文明階段。從游牧文明、農耕文明，到一輪緊似一輪的工業革命，文化不僅是民族的圖騰、國家的標識，更成為一民族、一國家、一群體生生不息、自強奮進的核心支撐——文化始終是人類文明不斷攀升的助力和云梯。

今天，信息化推動的新一輪工業革命，使人類文明進入文化社會、文化科技、文化產業、文化經濟的新境界；以文化軟實力為重要支撐的“互聯網＋”構建的虛擬世界與現實社會和現實產業的融合，催生了全新的創意產業、創意經濟、創意社會、創意國家的創客、極客時代；虛擬世界和現實產業聯姻孕育的產品承載著物質與文化的雙重屬性，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也傳遞著價值理念——人類的文化自覺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文化＋”的概念應運而生，“文化＋”的思想理念及其社會形態、科技形態、產業形態、經濟形態，正以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可阻擋的歷史大勢撲面而來。人類已經進入“文化＋”的時代，文化產業正成為人類社會的主導產業之一。誰有了“文化＋”的自覺，誰搶占了“文化＋”的先機，誰乘上了以“文化＋”為引擎的快車，誰就可能是未來經濟社會各領域的主宰。

一、“文化＋”的力量

恩格斯說：“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3卷，第492頁）事實上，人類社會前進的每一步都是“文化＋”的累計與遞進。

“文化＋”，不是1＋1等于2，不是傳統數學概念上簡單的程式化加減，而是文化與其他事物從不自覺到自覺的融合，是由一種觀念、理論和合理的構想進入到實踐的一種行動綱領、計劃和模式，是文化更加自覺、主動地向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滲透。“文化＋”的“＋”，是文化的植入、融合、滲透、主導，核心是賦予事物活的文化內核、文化屬性、文化精神、文化活力、文化形態和文化價值，是給事物植入文化的DNA。有人提出“＋文化”行不行？回答是否定的，因為“＋文化”，只是表象的包裝、附著、粉飾和牽強附會。“文化＋”與“＋文化”，有著主體與客體的倒置。比如，文化產業之“文化”，文化是主體，是能動的、處在主導地位的；而產業文化之“文化”，文化是客體，是產業的寄生物、衍生物，是被動的，是標簽式的附著著的東西。

文化＋民族，為民族注入凝聚力、向心力和內生力；文化＋社會，使人類社會成為文化自覺下智慧能動、有機有序、不斷進步的文明社會；文化＋中國，中國由農耕文明走進工業文明，又由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文化＋城市，使城市由遮風擋雨的居所成為智慧的家園；文化＋文化，催生更加能動的文化自覺，在包容多元中推動文化繁榮，融合人類精神血脈，滋潤和諧社會；文化＋旅游，賦予旅游人文的魅力和鄉愁的慰藉；文化＋產業，搭建起產業攀緣上升的云梯，注入老產業新的活力，催生雨后春筍般的新產業、新創意、新業態；文化＋商品，商品承載了思想的內核和精神的重量，賦予商品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價值；文化＋經濟，使經濟由自然經濟走入自由經濟的天地，催生出“互聯網＋”等嶄新的經濟空間，打造出強勁的超級經濟引擎；文化＋科技，催生出文化科技的新境界，科技在文化的滋養下加速裂變，人類社會迎來高度智慧的信息時代；文化＋互聯網，賦予機械的互聯網以文化的內核、智慧、內涵和堅挺的軟實力、誘人的吸引力；文化＋“互聯網＋”，賦予“互聯網＋”生命源，提升“互聯網＋”的附著力，使互聯網的觸角延伸到人存在的每個角落，也使文化滲入人類社會的每個毛孔，成為經濟社會“云”運轉的潤滑劑??“文化＋N”，拓展無限空間、注入無窮潛力、催生不盡的創意創新創造。

人類自從走出自然經濟的曠野而邁進自由文明的天地，從來沒有離開過文化的相伴相隨。今天，當文化產業迅猛興起并逐步成為主導產業，當文化產業逐步向創意產業、創意經濟邁進，經濟的高地，一定是文化的高地；文化的高峰，一定推動多元裂變的經濟高原的抬升；“文化＋”越豐富、越深入、越廣泛，經濟越強勁、越發達、越繁榮；文化＋經濟，成為當今時代天作之合的佳配，有了文化與經濟的聯姻，經濟在文化的基因中裂變，文化在經濟的承載下綻放，其構建形成的產業，產業為“體”、產品為“橋”、文化為“魂”，融入社會、鏈接市場、親和大眾，以其超凡的融匯性、永不止步的創新性、自我調適的柔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而充滿旺盛的生命力。

——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是文化的新自覺、是一個時代引擎的升級版、是經濟社會劃時代的新標識；“文化＋”，提升一個民族的重量、一個國家的分量、一個社會的體溫、一個時代的發展力和競爭力。在“文化＋”的時代，沒有注入文化內核、文化元素、文化細胞和文化支撐的經濟、產業、商品、城市乃至社會和民族，都必將面臨沒落的命運。

二、“文化＋”的自覺自信

我們正處在“文化＋”的時代，“文化＋”雖然方興未艾，卻展現出必然的歷史大勢和無限廣闊的發展前景。先覺者已經在享受“文化＋”的盛宴，遲覺者還需要“驚蟄”般的“文化＋”啟蒙。能否抓住機遇、乘上“文化＋”的“早班”車，需要我們樹立敏銳的“文化＋”自覺、昂揚的“文化＋”自信和落后就無“車”可乘的“文化＋”憂患。

“文化＋”的自覺，源于人類不自覺的“文化＋”，人們其實早就享用著“文化＋”的恩惠。中國的“王麻子”剪刀，因為注入了“王麻子”手藝文化而名利雙收；中國的瓷器和絲綢，因為注入了“CHINA”而歷久彌新并使古老中華譽滿全球；二戰時美軍的野戰罐頭，兼容自動加熱和飯、菜、湯、咖啡、香煙等多重要素，因為充滿對士兵溫飽和人文的雙重關懷而倍受青睞。

“文化＋”早已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悄然興起，并成為其先驅們決勝市場的秘密武器。文化＋產業，使產業孕育出新概念，日本的汽車工業早已摒棄“交通工具”的單一理念而注入流線型感官設計、舒適度人文關懷和微空間通訊、辦公、娛樂等多重功能，文化汽車成為日本汽車工業的殺手锏，“新概念”汽車正風靡世界；“文化＋”使產品極富競爭力，云量的創新、創造和發明使全球進入知識產權時代，創造還是制造，決定著全球經濟板塊的海拔高度；“文化＋”催生廣告業在全球市場鋪天蓋地，使產業和產品的競爭演變成文化的競爭。

“文化＋”衍生的文化產業，成為朝陽支柱產業。在國際，目前主要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產值占GDP的份額分別是：美國31%，日本20%，歐洲國家10%—15%、韓國15%。在國內，文化產業產值占GDP較大比重的是北京和上海，北京2014年為13.1%，上海2013年為11.5%。在寧夏，全省合力打造穆斯林文化產業，2015年上半年完成產值近200億元，吳忠縣成為“買全球、賣全球”的世界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集散地。

“文化＋”，承載著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功能。一方面，“文化＋”孕育出的文化產業，成為“互聯網＋”和經濟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和國內發達地區的支柱產業和核心經濟支撐。文化產品作為兼容物質和精神雙重價值的商品，作為全球多樣的物質文化和不同的精神文化風云際會的媒介，作為人們改造自然也改造自己的工具，作為人類的“精神氧氣”和人們的“心靈雞湯”，凸顯出打破民族、國家、膚色、宗教、語言等各種禁錮的世界性的巨大社會需求，繁衍出五光十色的樣態和海量的商品，拓展出廣闊的市場，展現出巨大的商機和經濟能量。阿里巴巴、淘寶網的大行其道，正是因為有全新的文化消費觀作支撐。另一方面，“文化＋”打造的文化產業，不僅是經濟輸出和市場占領的比拼平臺，也是文化精神和價值觀輸出和較量的意識形態戰場。在文化的餐桌上，人們的消費不僅是物質的滿足和身心的愉悅，更是思想靈魂的滌蕩。在西方世界，文化產品不僅是其重要的經濟產業和國力支撐，更成為他們輸出價值觀、策動他國“顏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一部美國大片，使人們享受著感官的刺激，同時，也悄無聲息地使人們遭受西方價值觀的滴灌侵蝕；一部韓劇，不僅占據了中國人夜生活的黃金時段，而且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國人的生活方式和語言習慣。日本制定的《文化產業國家戰略》則更加直白地說：“文化產業不僅直接關系到我國的經濟利益，更關系到我國的外交利益。”

中國從來不乏文化資源，博大精深的中華經典、精美絕倫的中國手藝、神話般的中國故事、多民族的文化傳承、樹大根深的文化體量，都是舉世不二的文化資源優勢；中國從來不乏“文化＋”的智慧，粉黛＋絲綢、國畫＋瓷器、泥人張＋雕塑、舌尖上的中國＋餐飲、中國工藝＋裝備百貨，哪樣不是世界爭相購買；中國從來不乏“文化＋”的實踐，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到今天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智慧、中國特色，那個不是“文化＋”的經典。在“文化＋”的博弈中，我們需要居安思危，但不必妄自菲薄，只要我們樹立“文化＋”的自覺，保持“文化＋”的定力，“文化＋”的時代一定屬于中國。

三、“文化＋”與“互聯網＋”

談到“文化＋”，必然關聯到“互聯網＋”。“互聯網＋”已經蓬勃興起，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方向，因此，需要厘清“文化＋”與“互聯網＋”的相互關系，使二者更為自覺地相互促進，共生共榮。

“文化＋”與“互聯網＋”的內在聯系十分緊密。“文化＋”，是母體、是根據地、是動力源、是靈魂、是內容，“互聯網＋”因“文化＋”而生、而興、而榮；“互聯網＋”，是子體、是路徑、是工具、是載體，“文化＋”因“互聯網＋”而充滿無限張力。一方面，文化是互聯網的云根地母，沒有科技文化的高度發達，就沒有互聯網，“互聯網＋”是“文化＋”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物，是“文化＋”的實現形式和實際運用；“文化＋”是“互聯網＋”的生命之魂、立身之本、動力之源，沒有“文化＋”作為支撐和涵養，“互聯網＋”只能是信息的“包打聽”、商家的“婚介所”和商品的“大賣場”。另一方面，互聯網是文化的集散地、蓄水池和中轉站，“互聯網＋”為“文化＋”提供了平臺、場域、手段、工具和路徑，“文化＋”因“互聯網＋”而海闊天空。

當今時代，互聯網帶來的大數據、云計算、移動網和自媒體，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制約，使信息、技術、創意和人、財、物等各種資源實現了“全鏈接”和“零距離”，為“文化＋”提供了廣闊平臺和施展空間；互聯網帶來的小企業、微方式、新業態、酷特色、融思維等新概念，為“文化＋”提供了新思路、新通道和多樣、高效、低廉、方便的實現形式。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創客”和“互聯網＋”及其一系列新理念和行動計劃，國務院辦公廳又接連印發《關于發展眾創空間推進大眾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等多個配套性政策文件，預示著中國正興起以文化科技創新、創意、創業為戰略引擎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第三次創業浪潮，預示著中國正迎來文化經濟時代。在這一時代，“互聯網＋”作為“文化＋”的超級引擎，必將推動“文化＋”快步走向欣欣向榮的春天。

四、以“文化＋”的理念推動文化產業崛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互聯網＋”的助推下，當今的文化產業早已打破傳統的演出、廣播、電視、電影、出版、文化旅游等固有的概念及其領域和板塊，進入“文化＋”“全鏈接”的大文化產業視野。2014年《國務院關于推進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文化創意與設計服務要為裝備業、輕工業、信息業服務，還要為旅游業、農業、甚至體育產業服務。這預示著大文化產業必將進入創意產業、創意經濟即文化經濟的新階段。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以“文化＋”的理念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乃至崛起，必須著力把握這樣幾個重要方面。

第一，牢固樹立“文化＋”的意識。我們已經進入了“文化＋”的時代，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傳統的產業經濟都在向創意產業、創意經濟轉變，“文化＋”已滲入經濟社會的每個毛孔，文化經濟成為勢不可擋的發展大勢。2014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把創意產業、創意經濟提升到國家創新競爭力的戰略高度，宣布每年6月18日為國家創客日。在我國發達地區，文化＋城市、文化＋產業、文化＋物流、文化＋各行業的“文化＋”風起云涌，已經取得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因此，“文化＋”，不僅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當前我國經濟轉型和保增長的戰略選擇。從三次產業到社會治理、城市建設、民生服務、電子商務、便捷交通、綠色生態等各個領域，都要有“文化＋”的治理經營理念，沒有“文化＋”的理念和支撐，發展必將滯后。“文化＋”，應該成為國家意識、全民意識和時代主旋律，我們必須站在國家發展戰略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審視“文化＋”的意義，強化“文化＋”的自覺。

第二，牢固樹立“文化＋”的戰略思維。順應文化產業發展的歷史潮流，以“文化＋”“全鏈接”、“零距離”的理念看待“文化＋”，實施“文化＋”戰略，把文化產業上升到創意產業、創意經濟、文化經濟的時代潮流中加以認知和把握。在經濟社會發展頂層設計中，以“文化＋”為指導和前瞻，高度重視提升社會發展中文化的重量、經濟結構中文化的體量、各產業產值中文化的分量、商品價值中文化的含量，真正使“文化＋”成為經濟社會全領域的治理、經營和發展理念。

第三，牢固樹立“文化＋”的市場意識。“文化＋”要快速發展，必須順應市場經濟規律、與市場各要素實現無縫對接。要善于統籌國際國內兩大市場，把握宏觀經濟與區域經濟不同走勢和需求，準確選擇“文化＋”的內容及其切入點、結合點、增效點，創新適應市場、富有吸引力、競爭力、生命力的新業態和新產品，賦予勞動力更高文化素養，賦予生產資料更多文化元素，賦予生產工具更強文化塑造功能，賦予產品更多文化內涵，使“文化＋”加出特色、加出亮點、加出賣點、加出市場競爭力和占有力，在“＋”中實現內質和邊際裂變式的劇增效應。“文化＋”孕育的文化產業，其生命力在于文化創意，要加快“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立足市場高端前端，加快“文化＋”的力度和節奏，推陳出新，使最新的文化創意及時從工廠走向市場，保持“文化＋”的主動權、主導權和衍生力。

第四，充分發掘文化潛力。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科技文化、精神文化、軍事文化自成體系又獨具中國特色；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領域的文化，豐富多彩、各具特色、競相綻放、美輪美奐；散落于神州大地和民間的海量非物質文化，附著在農林牧漁等林林總總精美物產上的特色文化，千姿百態的地質文化，都蘊藏著巨大的“文化＋”資源，也是難得的文化商機。與之形成反差的是，我們文化資源的利用即“文化＋”，還處在啟蒙階段。當今，在各地、各領域、各行業和浩如煙海的產品之中，有多少城市沒有文化標識，有多少產業沒有文化符號，有多少產品沒有文化識別，有多少地方特產沒有地域特色文化標注，又有多少國貨起著“洋名”、掛著“洋品牌”，還有多少商品推崇著“國際口味”、“美國工藝”、“歐美典范”之類的“洋奴”文化；因為文化的不夠自信，更有多少“中國發明”、“中國創造”、“中國老字號”成為他國的專利；因為缺乏文化自覺和自信，我們還有多少地方、領域、行業、產業、產品在守著文化金山過文化的窮日子。為此，樹立并踐行“文化＋”的理念，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繁榮，要深入發掘、精于選擇、善于利用文化資源，使“文化＋”扎根沃土，迸發出文化的潛在力量。

第五，兼顧社會與經濟兩個效益。“文化＋”催生的產業、產品，必然承載著文化和經濟雙重屬性，這是“文化＋”的顯著特征；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是社會主義文化產業必須遵從的基本法則。因此，社會責任必須是文化產業的第一責任，社會效益必須是文化經濟的第一效益。這就要求“文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文化方向，弘揚社會主義文化精神，承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文化＋”加入的必須是中華優秀文化和先進文化，而不是為了單一經濟效益而不分良莠的文化“加注”，更不是一味滿足低俗文化口味的低俗文化或文化糟粕“加注”。一個時期以來，充斥于文化領域和演藝市場的“三俗”現象，是當代文化產業的毒瘤，以之來發展文化產業無異于飲鴆止渴、自毀其道，對此必須堅決予以取締。

3.發揮好教育在青少年價值觀培育方面的引領作用

一個民族的文明進步、一個國家的發展壯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續努力，需要強大的力量來推動。核心價值觀正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黨的十八大提出在全社會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中明確將青少年列為重點人群。價值觀的養成直接決定青少年的成長軌跡，而青少年的價值觀決定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風尚。心靈是田地，信念是種子。在正在成長的心靈中播下真善美的種子，播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種子，就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最終長成參天大樹。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快速轉型之中，經濟全球化、社會思潮多元多樣，使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發生改變。面對社會的諸般變化，我們的教育理念和教學內容、教育方式也需要積極主動求變，以適應時代的需求，推動青少年學生更好地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必須在教育中傳承好優秀民族精神文化

總書記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

為此，我們應在學校教育中，切實讓青少年感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筆精神財富，從中吮吸養料、滋養心靈，增強國家意識，增進文化認同感。

在思想確立方面，更加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應積極探索嘗試，構建以“中國心、民族魂、現代人”為培養目標的中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中國心”樹立的是國家意識，“民族魂”傳承的是文化認同，“現代人”培養的是公民人格。通過抓好這三點，推動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扎根青少年心中，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牢牢地植根青少年心中，力爭實現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標。

在教學活動方面，更加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為讓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更好地浸潤學生心靈，應堅持開展“誦讀經典”系列活動，把優秀傳統文化發揚光大，讓先哲的思想和智慧薪火相傳。

在實踐擴展方面，更加吸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營養。在傳統文化教育的推廣過程中，應提倡學生采用自主教育的方式，進行自發的文化研學實踐活動，鼓勵學生主動進行文化的創新與探索，進而深化經典文化的普及。這些做法符合青少年個性和身心的發展，致力于學生的個性創造，推動學生在實踐中體驗到快樂，培養文化認同感和社會責任感。

必須在教育中學習借鑒世界優秀多樣文化

總書記指出：“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同時，他強調：“正確對待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確對待傳統文化和現實文化，是我們必須把握好的一個重大課題。”

在教育過程中，應堅持引導青少年了解外國的多樣文化，使他們理解文化多樣性和價值多樣性，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別，培養他們的全球視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一方面，正確進行文明學習借鑒。應積極開展英語角、英語劇、奧林匹克文化節等，融入更多時代和世界元素。例如，國際青年領袖訓練營項目“模擬聯合國”活動，引導青少年學生飾演各個國家的外交官，以聯合國會議的形式，通過闡述觀點、政策辯論、投票表決、做出決議等親身經歷，熟悉聯合國的運作方式，了解世界發生的大事對未來的影響，了解自身在未來可以發揮的作用。

另一方面，創新教育課程結構。著眼于立德育人，培養具有中國心、道德魂、創新精神的四有新人，做好既面向全體、又面向個體的基礎類、拓展類、榮譽類課程范疇。課程的開發圍繞學生的“人文素養、科技素養、體藝健康、人際交往、國際交流”五個領域，形成課程群，以滿足學生個性需求。通過持續的教育引導，推動青少年學生對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采取學習借鑒的態度，積極吸納其中的有益成分。

必須在教育中創建優秀校園文化

學校，看得見的是校園，看不見的是共同的價值觀和師生的行為方式。學校文化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培養學生應從情感引導開始。積極創建優秀校園文化，方能使青少年學生天性有展現的空間，智慧有表達的機會，美德在學習中扎根，夢想在勤奮中實現。

致力于培養學生美好的品性。讓學生向真、向善、向美，對人類社會有強烈的責任感，有深厚的人文情懷，真誠，善良，寬容，博愛，為自身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而努力學習。

致力于培養學生健康的人格。讓學生身心健美，樂觀向上，以積極的心態投入生活，在生活中得到鍛煉和提高，讓學生以更廣闊的視野和更豐富的智慧，努力在世界舞臺上實現自身的價值。

致力于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讓學生更富有創新意識，培養科學的素養，學會做事、學會生存、學會求知、學會合作，成為社會進步的推動者。

致力于培養展示學生才華的校園舞臺。滿足每個學生發展的需要，激發內心深處的動能，產生克服困難的勇氣和智慧，從而獲得最佳的學習狀態和最好的教育效果，從而形成開闊的視野、獨立的見識、寬廣的胸懷、自由的心態。

縱觀中外歷史，真正有價值的教育一定是直指心靈的教育，是提升人生境界的教育，是培養美好品德的教育。在教育過程中，重視和發揮各類優秀文化的作用，必將有效發揮引領作用，推動青少年堅定踐行和積極傳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4.牢牢掌握互聯網“微空間”的話語權

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以智能手機作為移動終端的微信、微博、微小說、微電影、微視頻等“微產品”已成為當下最流行的文化現象之一；而發布“微產品”的微信平臺、微博平臺、QQ空間、社區論壇等“微空間”則成為當代特有的思想文化場域。互聯網“微空間”的形成，使思想文化信息傳播呈現出了許多新特征，如即時性、交互性、裂變性，以及微觀化、形象化、娛樂化等，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和接受產生了較為強烈的沖擊。如何加強互聯網“微空間”的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牢牢掌握互聯網“微空間”的話語權，成為互聯網時代一項特別重要而緊迫的新任務。

站在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的高度，加強互聯網“微空間”的話語陣地建設

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是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本質規定，是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的根本原則。所謂“黨性”就是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站穩政治立場，堅定地宣傳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所謂“人民性”就是要堅持以民為本，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黨性和人民性是高度統一的，黨性是人民性的集中體現，人民性是黨性的力量源泉。對于兩者關系認識和處理上的任何偏差，都會影響對主流意識形態本質的準確理解和完整把握，都會削弱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核心地位和引領力量。

互聯網“微空間”是當代社會的新興話語場域，話語生產的平民化、話語內容的碎片化、話語傳播的群聚化、話語受眾的模糊化改變了傳統的話語權力結構，使得意識形態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被遮蔽、被割裂了。在今天的互聯網“微空間”，有人大力鼓噪“中性的思想形式”、“零度價值觀”等所謂“無價值傾向”的價值觀，不少人為其所迷惑；有人以“人民”的名義，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評判一切制度、事件或行為的最高準則，催生了強大的網絡民粹主義思潮，不少人為其所裹挾；有人甚至通過語言的篡改、作品的惡意嫁接、謊言的編造等手法，或明或暗地對黨和政府進行妖魔化，不少人為其所蒙蔽??雖然互聯網“微空間”里的每一個“微表達”所產生的只是“微影響”，但是，匯“微”能成“巨”，互聯網每一個“微空間”的失守，都有可能使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千里之堤，毀于蟻穴”，必須予以高度的警惕。

互聯網“微空間”的現實告訴我們，牢牢掌握互聯網“微空間”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首先必須站在黨性與人民性統一的高度，加強話語陣地建設。具體而言，一要更加及時地發現和回應時代話題，實現傳統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轉換。與此同時，還要掌握話語主動權，利用微空間中的“人民性”話語資源，及時捕捉、甄別、拓展信息，主動地發布權威信息，引領微空間的話語方向并糾正話語偏差。二要更加準確地判斷和把握民眾思想，講好“身邊的故事”。講好“身邊的故事”，必須根植于人民生活，反映民生實際，蘊含民族自信，凸顯民心所向；必須用來源于人民的聲音營造正向的話語氛圍，克服微空間話語消費狂歡的消極影響，把互聯網微空間打造成極具創造性社會效應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陣地。

運用大數據平臺和云技術手段，加強互聯網微空間的話語治理

牢牢掌握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必須正確認識自由與秩序的關系。牢牢掌握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不等于“一言堂”，但也決不等于“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決不等于否定一切話語規則。如果只講秩序而不講自由，無法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如果只講自由而不講秩序，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就會被各種雜音噪音所淹沒，話語權將無從談起。因此，自由與秩序相統一是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建設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在傳統封閉的媒體空間，主要問題是傳播權力結構的固化而自由不足；而在互聯網微空間，主要問題則是自由有余而秩序匱乏，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各種思潮雜陳，真假信息充斥其間。在互聯網微空間，人們不僅通過“復制”“轉發”“點贊”來追蹤自己感興趣的話語，而且通過“分享”“鏈接”“評論”等方式對信息內容進行隨意的解構和拼貼。話語的二度拼貼和詮釋輪番上演，產生了零散的信息大雜燴或觀點拼湊物。它們使原本的話題文本具有更強的擴張力和影響力。然而信息認知維度的擴展卻也加大了信息的辨識難度，使“微民”難以獲得科學的“思想營養”和關乎國家發展的有益共識。對于互聯網微空間的無良言論和違規話語，如果不加以治理，勢必會阻礙正能量的傳播，削弱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傳播力和輻射力。

毫無疑問，互聯網微空間的話語治理首先應當是法律治理，但與現實公共空間不同的是，互聯網微空間是話語與技術相融合的空間，因此，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治理成為不可或缺的治理手段。這種技術治理，要點是對微空間的話語進行大規模的實證采集，分析并揭示微空間話語方式多層面的特征和規律，構建微空間話語監測數據庫，開發微空間話語監測預警平臺，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探索微空間話語的規范、標準和建設思路。其具體措施：一是全面推進互聯網微空間的實名認證機制建設，二是不斷完善互聯網微空間的輿情研判機制，三是開發創建互聯網微空間話語邊界識別數據庫，四是深度研發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優先傳播的云技術，通過上述舉措，提升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在網絡微空間的關注度和影響力，把互聯網微空間建設成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生長的“大舞臺”。

5.不應忽視互聯網對社會矛盾的積極緩解效應

不能否認，互聯網對于社會矛盾有著明顯的催生及推波助瀾的負面效應。無論國內一些群體性事件，還是在別的國家諸如“茉莉花革命”、“顏色革命”以及“進軍華爾街”等事件，人們從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互聯網所扮演的“助推器”角色。問題在于，互聯網對于社會矛盾還具有另一方面的功能，即：在一定條件下，互聯網對于社會矛盾具有明顯的積極緩解效應，扮演著“緩沖器”的角色。這一點，有時卻被人們忽略了。互聯網對社會矛盾的積極緩解效應，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互聯網有利于發現社會矛盾。緩解社會矛盾的一個必要前提就是需要發現社會矛盾，知道社會矛盾的相關信息以及癥結所在。不過，有些社會矛盾卻常常難以被人們發現。有時，由于多數人缺少必要的渠道，發現不了某種社會矛盾；有時，由于人們的認知能力有限，認識不到某種社會矛盾的癥結所在；有時，某些社會矛盾的相關信息會被有的利益群體出于保持某種利益藩籬的考慮而有意遮蔽。凡此種種，使得一些社會矛盾成為隱性的社會矛盾而沒有浮出水面，并不為人們所知曉，因而也就談不上有效解決或緩解。

不應忽視互聯網對社會矛盾的積極緩解效應

相比之下，在互聯網條件下，人們能夠大面積發現社會矛盾以及相關信息。從一定意義上講，互聯網是現實社會矛盾靈敏及時的晴雨表。網民人數眾多，既包括了社會的各個群體，也覆蓋了社會的各個領域，在互聯網社會當中有時甚至還會出現并非相關方亦即“利益無涉”的社會成員對社會矛盾進行提醒的現象。所以，對社會矛盾相關方乃至公眾來說，各種社會矛盾的相關信息以及癥結所在已經難以遮蔽。再加上互聯網本身所具有的迅速大面積傳播功能，更使得社會矛盾相關信息及癥結所在很快就會為整個社會所知曉，有時還使得不少原來是隱蔽性的社會矛盾浮出水面。據此，政府可以對癥下藥：對于不盡合理的政策進行調整；對于缺位的政策進行補救；對于需要進一步出臺的政策進行前瞻性的規劃。如是，不但有助于減緩現有的社會矛盾，而且有助于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社會矛盾進行某種有效的防范性抑制。

二是互聯網有利于社會成員興奮點的多樣化分散化。互聯網助推了社會成員興奮點的多樣化分散化趨向。隨著社會分工的專業化精細化，隨著社會開放程度的提高，隨著社會日益趨于復雜化，隨著社會成員自由表達空間的擴大，社會的“異質性”成分亦即各種性質不同的成分日益增多。其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社會成員的利益訴求、行為方式以及興趣愛好等等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以及分散化的情形。這種情形在網絡社會當中發展及表現得更加充分。在互聯網社會空間當中，社會成員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按照自己的不同意愿、興趣愛好以及利益訴求，更加方便地組合成不同的網絡群體，如買（賣）家群體、專業群體、時事群體、志愿者群體、玩家群體、軍事發燒友群體、音樂發燒友群體、驢友群體、交友群體、（某某）粉絲群體、（各種）同學群體、同鄉會群體，等等。可謂復雜多樣，五花八門。

正是互聯網對社會異質性增多（如復雜多樣群體的形成）的推動，有利于社會矛盾的緩解。一個社會，如果同質性過強，則意味著這個社會的結構相對簡單單一，意味著社會各個群體的利益訴求、觀念、興趣愛好以及興奮點相對簡單單一。在這樣的情形下，一旦某個主要群體的利益訴求尤其是基礎性的利益訴求得不到應有的滿足，那么，這種相對單一的利益訴求便會使大量社會成員的利益訴求及興奮點集中在一個方向、一個目標上（如基本生存問題），然后不斷積累，進而逐漸釀成巨大的社會矛盾沖突勢能。而互聯網下社會成員利益訴求、興奮點及興趣愛好日益多樣化、多向度，對于可能蓄積的社會矛盾沖突勢能客觀上起著一種分流的作用，進而使不同群體難以整合成為一個內聚性很強的抗爭群體，難以形成相對集中一致的抗爭主題，抗爭勢能難以在一個方向上集中并持續蓄積，進而使得社會矛盾沖突很難在一個節點上集中爆發。即便在某種條件下，某種龐大的抗爭群體暫時形成，在關注點興奮點呈現多樣化分散化這樣一種心理定式的影響下，暫時聚集的抗爭目標也容易分散、淡漠甚至消退。

三是互聯網有利于社會成員焦慮心理及不滿情緒的釋放。社會心理層面上的問題是催生社會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社會急劇轉型時期，民眾的心態往往處在一種“非常”的狀態當中，未來具有的某種不確定、不可預期心理感受，難免會形成一種焦慮的心態。再者，由于制度建設滯后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大量的社會不公現象相繼出現。總書記指出，“在我國現有發展水平上，社會上還存在大量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社會不公現象必定使不少社會成員產生不滿心理。這樣一種非常態心理，會助長社會矛盾的滋生蔓延。社會焦慮會加重人們不切實際的高期望值和相應的短期化行為，會引發不少越軌行為，會催生某些有害的集群行為。而人們對社會不公現象的不滿則會損害社會的整合，從而為社會矛盾的形成提供某種土壤。特別是對一些處在某種臨界點的社會矛盾沖突來說，民眾非常態及不滿心理的積累如果超過了一定的“度”，則容易產生“病變”，催生某些社會矛盾沖突。

而互聯網恰恰能夠為上述焦慮及不滿心理的釋放提供一個比較有效的渠道，進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社會矛盾。道理很簡單。雖說人們在互聯網上的表意，有時看似是某種亂象，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在一定條件下，互聯網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人們表意及發泄的需求。互聯網對有著表意和發泄需求的民眾而言，意味著表意渠道多，容易找到有共同想法的人群社區，且方式簡便易于操作。大量的多方吐槽、言辭激烈的觀點、眼花繚亂的熱點轉換等現象，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部分社會成員釋放發泄自己的焦慮及不滿心理所致。互聯網的這種功能，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有效防止民眾的不滿情緒及社會負面能量積累到不可控的地步，進而有利于社會矛盾的緩解。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這樣一個發泄釋放渠道，人們一旦將自身的焦慮及不滿心理放到現實社會當中去表達釋放，就有可能會演變成街頭政治，演變為現實的激烈抗爭行為，釀成大的社會騷亂。如是，社會將為此付出巨大成本，承受嚴重損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互聯網對社會矛盾的加重具有某種心理緩沖的“安全閥”功能。

四是互聯網有利于社會包容度的提升。互聯網在一定條件下固然有著助推社會排斥的效應，但是還應看到，在一定條件下，互聯網對于社會包容及社會合作意識的提升也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互聯網畢竟是現實社會各個群體心理、觀念及利益訴求的表達渠道。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初始階段，人們恰好又獲得互聯網這樣一種表達平臺，充滿新鮮感、興奮感，其中有些網民甚至出現高昂亢奮的情形，于是各種各樣的觀點及感受包括一些極端觀點及感受通過互聯網表達出來。但在現實社會當中，人們終究需要合作，需要共贏。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發現，網上的一味發泄往往于事無補，有時會四處樹敵，自己的心理難免出現緊張、疲憊的情形，沒有多大意義。

同現實社會相適應的是，互聯網社會當中的理性終究會逐漸占據上風。實際上，這一點在互聯網上已逐漸開始表現出來。況且，隨著法治互聯網社會的建設，極端觀點持有者和惡意攻擊他人者的網絡生存空間越來越受到擠壓。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現階段中國的互聯網社會，雖然仍舊存在著許多激烈乃至“極化”的觀點，但應當看到的是，其影響力已經大幅度減弱，人們對之往往是熟視無睹、見怪不怪；重要的是，互聯網當中的理性程度明顯提升，網民的判斷能力、選擇能力都在明顯增強，相應的，互聯網的包容性在顯著提升，大量網站包括知名網站對各種觀點的包容性越來越強。這樣一種包容性，意味著互聯網越來越成為不同人群相互間溝通的平臺，而不是惡意爭斗的陣地。包容性的大幅度提高，有利于社會共識的形成，有利于社會合作及社會整合意識的增強，進而有利于社會矛盾的緩解。

五是互聯網有利于社會輿論壓力的形成。社會輿論的壓力，往往會促成某種社會矛盾問題的解決。而互聯網能夠以其特有的放大效應，引發公眾對某個社會矛盾問題的關注，形成某種社會輿論壓力。社會輿論壓力常常站在道義的高度，將某個社會矛盾問題置于公眾面前，讓公眾表明某種一致的態度，因而直接影響到社會矛盾問題責任方的社會信譽如何，進而有助于督促相關機構和矛盾相關方解決這一矛盾問題。現在，適應著網絡時代的要求，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國家監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國家層面上最重要的政法紀檢部門，均設立了專門的舉報網站，接受民眾對公權違法違規行為的舉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運用和規范互聯網監督”。在互聯網輿論的巨大壓力下，社會矛盾問題的責任方常常會做出矯正的舉動，或者是進行某種妥協，從而程度不同地使得社會矛盾問題得以解決或是緩解。

由上可見，互聯網對于社會矛盾不僅具有某種推波助瀾亦即“助推器”的負面效應，而且同時還具有某種緩解亦即“緩沖器”的積極效應。我們不能只是看到其中一方面的效應，而忽視另一方面的效應。否則，便會陷入以偏概全的認識誤區，并進而在此誤判的基礎之上制定有重大偏差的互聯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