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新時期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面臨的挑戰及應對策略

淺析新時期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面臨的挑戰

及應對策略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和國際交往的日益深入，出入境人員的數量呈現迅猛增長的趨勢。據統計，1978年我國出入境人員只有500多萬人次，而到2013年則達到了4.54億人次，增幅超過90倍。從2013年全國出入境數據分析，全國出入境邊防檢查機關共查驗出入境人員4.54億人次，其中內地居民出入境共計1.96億人次，占總數的43%；港澳臺居民2.06億人次，占總數的45%；外國人5250.91萬人次，占總數的12%。由此可見，以往出入境人員“數量少、事由單一”的情況已不復存在，“大進大出、快進快出、迅猛增長”已成為我國出入境活動的基本特征。加上經濟社會日益發展的國內環境和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給出入境管理部門帶來了一個新的挑戰，那就是如何在當前社會環境下，一方面放寬出入境限制，最大限度保證正常人員合法的出入境權利；另一方面加強出入境管制，發現和阻止危害國家安全人員出入國境，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這是考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門應對和駕馭各類復雜局勢能力和水平的一個課題。

一、公安出入境管理概述

（一）出入境管理的含義

在中國的出入境管理體制下，廣義的出入境管理工作包括了入境管理、出境管理、國籍管理、邊境檢查、出入境犯罪行為調查、戶籍管理、外匯管理和出入境中介機構管理等。這些職能由公安部下屬的出入境管理部門和其授權的公安機關下屬的地方出入境管理部門、外交部和其授權的當地外交部門、中國駐外使領館、其他外交部授權的代理機關、港務監督局或港務監督局授權的港務監督部門、公安部下屬邊防檢查辦公室和邊防檢查站、香港、澳門事務辦公室和臺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務院六部及其授權的地方機關，黨的其他機構單位來執行的。而狹義的出入境管理，即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公安出入境管理，其職能包括對中國公民出入境和境外人員入境、出境、過境、居留、旅行依法實施管理，目的在于維護國家主權，保障公民權益，促進中外交流，服務經濟建設。

（二）出入境管理的原則

1、國家主權優先原則。這其中有三層意思：第一是根據國家主權原則，一個主權國家沒有準許外國人入境居留的義務，外國人也沒有要求任何主權國家準許其入境居留的權利。因此，外國人和外國交通運輸工具進入或通過一國國境必須得到該國政府主管機關批準并從該國對外開放的口岸或指定的地點通行，進入一國國境所從事的旅行、商務、居留等活動，必須遵守該國的法律法規，服從該國政府主管機關的管理。第二是國家安全以國家主權為基礎，沒有主權就談不上安全。國家安全是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的基本條件。第三是維護出入境秩序，這是社會正義、安全、平等和效率的基礎。出入境人員安全有序的持續流動是基本的出入境秩序，是一種社會秩序。

2、公正原則。由于出入境管理行政主體擁有較大行政自由裁量權，在行政執行過程中處于支配地位，而出入境人則明顯處于弱勢地位，這就需要在程序上為相對人權利提供必要的保障，如受理期限的限定、受理程序的公開、權利受到侵害后的救濟等，以實現出入境管理的公正性，并且使這種公正不僅實際存在，還應當使人們相信它的存在。

3、效率便民原則。效率原則是指設計出入境管理制度時應當保證管理者行使的簡便、迅捷，具有一定的效率。便民原則是指在設計出入境管理制度和程序時應當以人為本，強調管理部門提供優質服務和程序的精簡、統一與效能，便于群眾申請和領取。出入境管理應是一個最優化的管理過程，若想達到以較小的社會成本獲得較大的收益的效果，就需要在出入境管理程序上設置相關制度使出入境管理行為迅捷、有效，適應“大進大出、快進快出”的出入境發展形勢。

4、服務經濟建設原則。公安出入境管理作為國家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屬于上層建筑范疇，由經濟基礎所決定，也要積極為經濟基礎服務。其服務經濟建設的原則表現在，在中國公民出入境管理方面，取消出境登記卡，護照實行按需申領，港澳個人旅游的開通，以及在證件受理審批環節的減少，時限的縮短，都大大方便了中國公民的出入境活動，為促進公民參與到全球經濟、文化等交流活動中打開了方便之門；在外國人管理方面，放寬入境限制，部分國家口岸免簽制度，外國人長期或永久居留資格政策的調整等，都為吸引國外投資、高科技人才，推動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些做法，是行政管理服務功能的體現，也是國家行政管理經濟和社會服務職能的體現。

二、新時期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面臨的挑戰

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各國政府都積極以創新的、變革的、發展的姿態不斷提升政府管理水平，以應對政府管理在各個領域所面臨挑戰，公安出入境管理作為國家涉外行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同樣面臨著諸多挑戰。

（一）管理與服務的關系

我國與世界各國人民通過頻繁的出入境活動，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是讓中國了解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新的歷史條件下，出入境管理工作與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聯系更加密切，服務對象更加廣泛，服務內容更加豐富，服務要求更加多元。正確處理管理與服務的關系，始終是出入境管理部門在服務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中需要高度重視和把握的重大問題。隨著出入境人員的大量增多和新情況、新問題的不斷出現，新時期新階段對我國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的影響，將集中地表現為“管理”與“服務”矛盾的加劇，把握和處理二者關系的難度加大。具體體現為以下兩個問題：

首先，促進改革開放，服務經濟建設，是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同時，我們在強調服務的同時，必須時刻把維護穩定置于各項工作的首位，嚴格各項出入境管理工作，兩者不可偏廢。但是，由于出入境工作的特殊性質，出入境管理政策往往涉及國家大政方針，甚至有時一項具體的出入境措施，都會引起較大影響，如果二者關系處理不當，必將影響國家對外開放形象，給黨和國家利益造成損失。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反映到具體出入境管理工作中，就表現為關系不好把握、工作難度大。

其次，在風云變幻的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浪潮中，當今世界各國在積極推進自由貿易的同時，都實行積極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以維持本國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與此相適應，出入境管理政策和措施要服從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經濟貿易中這種保護與限制的矛盾勢必反映到出入境管理工作中。

最后，出入境管理工作應當落實到操作層面上。地方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的服務功能成敗畢竟應該落腳在服務事項的選擇上。只有對每一個主體的訴求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提供讓其滿意的服務。有些傳統的項目如“上街宣傳”，“微笑服務”，“送證件上門”等形式主義的服務行為，卻不能讓出入境人流對管理工作的服務質量有更高認同感。

（二）全球一體化

出入境管理與反恐、反偷渡和反潛入潛出斗爭密切相關，為此，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門在應對人員大進大出、快進快出的局面，履行國家政治性公共職能，加強對民運分子、恐怖分子、宗教極端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穩定和利益的人員的出入境控制，提高發現和控制能力，嚴把國門關，維護國家安全方面，面臨新的挑戰。

全球一體化背景下，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區域性不平衡，導致勞動力需求的差異和全球范圍內的人口、資金、技術的流動，尤其是非法移民活動加劇。近年來，我國經濟呈持續增長態勢，經濟發達且海、陸、空港交通便利的大城市正逐步成為世界非法移民的“中轉站”和目的地國。按照世界范圍內非法移民的規律，我國也逐步面臨發達國家所面臨的非法移民問題，來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的“三非“外國人明顯增多，與此同時，抱著出國尋找“樂土”的本國偷渡者也有增無減，以英國“多佛爾慘案”為典型的在國際上造成不良影響的偷渡案件屢有發生。此外，國際非法移民活動的組織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手段不斷翻新，并伴之國際毒品犯罪、國際盜竊、國際經濟犯罪等跨國犯罪現象的加劇，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門在出入境領域防范和打擊的任務愈加艱巨，難度也越來越大。

（三）公權力不斷擴張

出入境行政管理工作中公權力不斷擴張突出表現在重點人群監管上。重點人群主要包括在國家機關工作等登記備案人員、法定不準出境人員、刑事在逃人員、在港澳違法違規被遣返人員等。在實行公民申領護照制度后，上述人員的監管范圍處于不斷膨脹之中，這個問題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特殊身份人員登記備案范圍擴大。公安機關把在國家機關、國有大中型企業、金融單位工作的有一定職級身份的人員稱為特殊身份人員。具體范圍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縣(處)級以上干部；廳(局)級以上離退休干部；金融機構、國有企業的法人代表，縣級以上金融機構領導成員及相應職級的干部，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國有控股、參股企業中的國有股權代表。國家從維護黨紀政紀以及國家利益和安全的角度考慮，規定這些特殊身份人員出國(境)，必須要按照人事關系和干部管理權限提交政審意見，其他人員出國(境)，無須單位出具意見。但是在實管理過程中，許多地方、單位尤其是金融、國有大中型企等單位出于“安全”，擴大了登記備案范圍。

2、法定不批準出境人員范圍擴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及其他法律對對不準出境人員范圍進行了明確規定，但現實中許多地方公安機關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八條）的“彈性“條款，擅自將“老上訪戶”、“疑似邪教分子”、“思想活躍分子“、“港澳違法違規被遣返人員”等列為不批準出境人員范圍。

3、刑偵在逃人員范圍擴大。目前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統已經實現與刑偵信息系統在逃人員信息共享，出入境管理部門利用這個系統提供的準確信息抓獲了大批在逃人員，有力打擊了犯罪。但是，由于一些在逃人員信息不健全，如身份證號不詳、籍貫住址不清、年齡、名字錯誤等造成了刑偵在逃人員范圍的擴大，也有的地方私自將違法人員也擴大為在逃控制人員。

三、應對策略

（一）精確的職能定位——管理與服務

服務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指導下，在整個社會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過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組建起來的以為公民服務為宗旨并承擔著服務責任的政府。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門建設服務型政府，就是明確職能定位，在理念轉變的基礎上實現管理和服務功能的位移。要明確的是，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門自身要有清醒認識，當前的管理是為服務而管理，管理是納入總體服務之中的。

1、提升管理水平

一要加強隊伍建設，提高隊伍素質。出入境管理是一項政策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從事這項工作的民警必須要熟練掌握有關法律、法規，要有良好的知識修養和豐富的實踐經驗。要建立培訓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基層出入境民警的業務培訓，通過培訓提高民警的管理意識和對境外人員的管控水平，增強業務部門處理問題的能力。二要堅持便民利民，提高辦事效率。一是逐步下放出國(境)申請審批權限，減少不必要環節，更好地方便群眾，提高辦事效率；減少群眾在大廳的等候時間，就會減少群眾的煩躁情緒，同時也會減少沖突，提高工作效率，真正方便群眾。三要充分利用現代化的信息技術管理手段。新出入境管理法就規定將人體生物識別技術引入出境入境管理，經國務院批準，公安部、外交部根據出境入境管理的需要，可以對留存出境入境人員的指紋等人體生物識別信息做出規定，辦理外國人居留證件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本人的護照或者其他國際旅行證件、申請事由的相關材料、以及指紋等人體生物識別信息；此外強調建立統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臺，實現有關管理部門信息共享。

2、強化服務職能

在當前人口“大進大出、快進快出”的背景下，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門要積極實踐，在出入境證件管理工作中引入“顧客導向”的理念，主動以“顧客’’的訴求為導向，全方位調動資源，并通過機構優化、流程再造、社會管理、公眾參與、顧客監督反饋等一系列措施來優化出入境管理部門的行政行為和內部機制，提升管理效能，以追求“顧客“滿意為基本目標，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所以，要使公眾對這一公共產品的服務質量有滿意認同感，就有必要在管理和服務中引入“顧客導向”的模式。只有真正在公共管理服務中運用“顧客導向”的理念來建立機構自身的工作機制，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門處才能站在管理與服務并重的歷史新高度上更新傳統的工作方式，并使之在新的形勢下起到作為“國門窗口”所應有的作用。

（二）加強出入境人員管理 1．打擊非法出境

建立高效率的現代出入境管理制度，重點要明確職能范圍，將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最重要的出入境管理職能上。在我國新出入境管理法中，明確規定了幾類禁止出境的情形，應予以堅決履行。最近國內頻發偷漏稅者及眾多銀行行長逃往國外現象，可借鑒韓國出入境管理制度，禁止偷稅漏稅者及金融機構負責人隨意出入境。

2、進一步加強入境外國人管理

對于外國人可以采用日本管理經驗：出入國境的外國人都有義務提供指紋等身體信息，市、町、村三級政府的外國人登記制度。應鼓勵普通民眾舉報揭發非法居留者，特別是非法就業的相關情形，以提高揭發各種違法活動的效率。另外，一個國家的強盛關鍵在于人才，而積極引進國外人才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無疑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無論是西班牙的高素質移民計劃，還是韓國降低外國投資商或專業人才(所有博士學位者)獲得永久居留權的門檻的F6專用簽證，都體現了吸引人才這一核心理念。我國也可以降低這些高素質人才獲得永久居留權的門檻，（三）處理好與其他國家機關委托實施的具體行為

這里主要是指出境入境管理活動中實施的檢查、布控行為以及其他受國家權力機關及其他機關和部門的委托實施的具體行為。出境入境管理機關為了履行職能實施的檢查、布控是出境入境行為管制的一種手段，是出境入境管理機關履行職能的工作措施，屬于內部的管理程序上的一種特殊行為。出境入境的相對人是難以知道自己有無被實施這種行為。法律對出境入境管理機關的這種措施應理直氣壯地法定下來。但是，要充分尊重出境入境人員的知情權，可向當事人聲明，以便當事人采取救擠措施。如何協調處理好這些矛盾，僅用立法手段也許難以解決。

總之，完善出入境管理機制，創造良好的辦證、通關環境，給“中國人走出去、外國人走進來”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為中國與世界的接軌開辟更加寬闊的通道，這不僅是方便出入境活動，適應世貿組織規則，同時也是保衛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正常的政治、經濟、文化、體育等交流，為改革開放服務的必然需要，我國的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也將發生有益的變化，達到一個新的更高的水平。

第二篇：孔子學院面臨的挑戰與應對策略

4.孔子學院面臨的挑戰與應對策略 4.1孔子學院發展中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1.“中國威脅論”對孔子學院造成的干擾

“中國威脅論”是一個并不新鮮的論調了，早在 1877 年美國參眾兩院公布的《調查中國移民問題的聯合特別委員會報告書》中就宣揚了中國人和其他黃種人的“威脅”。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出于意識形態上的考慮不惜一切手段遏制中國的發展，威脅中國的安全。上世紀 90 年代，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西方某些反華勢力又開始把焦點轉向中國，中國經濟的發展，讓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經濟上的不安全感上升至政治上的恐慌，中國國力的提升和軍事現代化也自然導致美國等西方國家政治、軍事不安全感進一步加深，因此西方國家政界和媒體認為今日崛起的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威脅”。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各種新版本的“中國威脅論”紛紛出現在西方媒體。諸如“中國能源威脅論”、“中國商品威脅論”、“中國科技威脅論”、“中國軍事威脅論”、“中國環境威脅論”以及“中國文化威脅論”等，“中國威脅論”的范圍不斷擴大，“遏制”中國的論調不絕于耳。孔子學院的成立和迅猛的發展勢頭，被不少西方媒體解讀為“中國文化入侵”的信號，一些機構和團體極力搜尋各種證據，以證明孔子學院是“中國文化威脅”之一。

2007 年 5 月 28 日，加拿大通訊社發表了由記者吉姆?布朗斯基（Jim Bronskill）采寫一篇題為“加拿大安全情報局說：中國以孔子籠絡西方人心（CSIS say，Confucius part of Chinese bid to win over western hearts）”的報道，該報道稱：5 月底披露的一份加拿大保安情報局的解密報告稱，中國在全球設立孔子學院目的就是在全世界籠絡民心。該報告認為，孔子學院是中國向外輸出意識形態和政策的平臺，是向加拿大進行文化滲透的工具、對加拿大人進行“洗腦”的機構。加拿大保安情報局負責人賈德甚至還承認，他們花費了大量精力監控中國方面的活動。報道一經發表，紛紛引起加拿大各大報紙轉載。這份報告通篇充斥著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敵視態度，中外正常的文化交流活動列作“中國威脅論”的“證據”，把中國扣上了精神輸出和文化滲透的帽子。67

由于西方媒體在信息世界中的絕對話語權和廣泛的影響力，使“中國文化威脅論” 的余波也影響到了很多國家，甚至是不少與中國有著良好關系的發展中國家。例如有些東南亞國家擔心孔子學院沿襲過去的華文教育，會弱化年輕學子對所在國的國家認同感，特別是華人族群的國家認同，從而影響國家的穩定。68在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馬來西亞，因擔心“孔子學院”變“孔教學院”，推動宗教傳播，協商在改名為“全球漢語中心”和“孔子漢語學院”后才最終得以設立。

2．官方色彩過于濃厚，容易引起西方社會質疑

孔子學院總部--國家漢辦具有中國特色的設立模式，對內行使擬定漢語國際推廣的方針政策和發展規劃、支持各國各級各類教育機構開展漢語教學等職能時稱國家漢辦，對外則以孔子學院總部的名義指導和管理海外的孔子學院。國家漢辦是教育部的直屬事業單位，不管以其事業編制機構的屬性，還是由中央政府全額撥款的資金來源途徑都清晰地表明這是一個官方機構。而正是由于孔子學院自身濃厚的“官方色彩”和鮮明的“政府行為”，使其在海外尤其是西方國家招致部分人的反感、指責甚至是抵制。

在西方世界中，民眾對代議制政府往往存在著一定的不信任心理，對來自“官方”的信息抱有懷疑的態度成為了大眾普遍的思維習慣。人稱美國憲法之父的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曾說過，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政府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69可以說，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特點之一就是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而由于歷史背景、意識形態等差異，西方的民眾對來自東方的中國政府更是有著一定程度的偏見，孔子學院的“官方”背景無疑加劇了民眾的擔憂。

另一方面，孔子學院內部管理的日趨行政化和官職化也在強化著其“官方”的身份。如根據國家漢辦 2008 年至 2010 年的孔子學院中方院長招聘通知中，對中方院長的職稱及行政職務要求統一表述為“具有副高以上職稱或擔任校、系或處級以上職務”。70在2011年的招聘通知中，表述為“具有院（處）級以上工作經歷或副高以上職稱”。亦即，職稱要求和行政職位要求互為選擇性關系。而從 2012 年開始，國家漢辦對孔子學院中方院長的要求進一步提升為“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職稱；擔任副處級及以上行政職務至少一年”，71把職稱和行政職位作為并列的必要條件。從選擇性條件提高到必要條件，可見漢辦對中方院長的行政能力和管理經驗更加重視了，但從另一角度也可以解讀為把這一職務與“官階”掛鉤，不僅背離了“事業單位去行政化”的改革目標，也招致了外國一些孔子學院的質疑者的非議。從建立一個更加獨立、溫和的形象出發，孔子學院的“去官方化”和“民間化”應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3．部分國內高校的急功近利與政績思維影響孔子學院的有序發展 如前文所述，目前絕大部分的孔子學院采取的是中外高校合作的方式設立和運作，這種模式固然有其天然的優勢，如有利于分擔孔子學院總部的建設成本和工作壓力，能持續提供較高水平的師資力量，能充分調動國內高校的積極性等。但這種模式也容易產生一些難以避免的“副作用”，最突出的就是不少高校把建設孔子學院視為政績工程，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的手段，干擾了孔子學院的正常發展。

2004 年孔子學院項目啟動后，尋找合作伙伴申辦和建設孔子學院被很多學校納入了國際交流與合作工作日程，孔子學院甚至逐漸演化為一些學校國際化建設的標志性成績，成為體現學校領導工作的政績工程。一些地區的高校在條件還不太成熟的情況下，爭相申報建設孔子學院。然而，這種短視的做法很快顯露出其不良后果——造成了宏觀上孔子學院布局不合理，在部分發達地區布點過于集中；同時，匆忙上馬建設的高校由于自身條件的局限，也難以很好地對孔子學院的管理、人才隊伍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支持，以致于一些孔子學院缺乏特色，只能成為單純的漢語教學場所，生源不足，難以融入當地環境和教育體系，知名度、影響力較小，與社會期盼存在很大差距。

4．師資力量不足 孔子學院成立后，每年總部都向各地派出了相當數量的漢語教師和漢語志愿者作為辦學的支持。特別是隨著孔子學院數量的快速增加，對專職教師和志愿者的需求也與日俱增。盡管總部派出的教師和志愿者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但仍然遠遠不能滿足需求，這成為了制約孔子學院發展的瓶頸之一。據統計，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漢語教師缺口分別都達到了 10 萬人。73

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越南，以及不少歐美國家都因為師資不足而導致漢語教學受到了很大限制。為此，孔子學院總部主要采取了兩大措施來解決師資力量缺口的問題：一是設立了“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學位，通過培養國內漢語國際教育的專門人才，提高派出的教師和志愿者的數量和專業素養。二是擴大培育外國本土教師規模，設立“外國漢語教師獎學金項目”，招收外國學生來華攻讀漢語國際教育專業碩士學位或進修漢語教學課程。據統計，僅 2009 年國家漢辦及個地方院校在國內外舉辦短期培訓班，培訓外國教師 2.3 萬人，從 117 個國家招收 2200多名外國大學生來中國培訓漢語，培養本土教師后備人才。各國孔子學院舉辦漢語教師短訓班，規模達 1.2 萬多人。74 翻譯：

4.Challenges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facing and its coping strategies 4.1Issues and challeng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1.Interference of “ China threat theory ” to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China threat theory” is a not a new argument, and as early as 1877, the U.S.Senate and House released Joint Special Committee Report on surveying Chinese immigration in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and other yellow “threat ” was preached.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tried all means to contain China's development and threaten China's security for ideological reasons.In the 1990s, along with Eastern Europe Revuls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ome Western anti-Chinese forces began to shift the focus to China.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spread their panic from economic security to politics.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strength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naturally led to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insecurity, so Western politicians and media thought that the rise of China today is more than ever a “threat.”

Some countries in the US-led hyped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nd a variety of new versions of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ppeared in the Western media.Such as “Chinese energy threat theory”, “Chinese goods threat theory ”,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eat theory ”, “Chinese military threat theory”, “Chinese environment threat theory” and “Chinese culture threat theory ” and so on, the scope of “China threat theory” was expanded widely and the argument of “contain” China was constant.The establishment and rapid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invasion” by a lot of Western media , and a number of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ried to find the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on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threat.”

May 28, 2007, the Canadian Press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CSIS say, Confucius part of Chinese bid to win over western hearts” by the reporter Jim Bronskill, which said: a declassified report of the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disclosured at the end of May said, the purpose of China to set up Confucius Institute in the global is to win over the people in the world.The report concluded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the platform that China can export ideology and policy , the tool that penetrating culture to Canada, and the organization “brainwashing” the Canadians.The Person in charge of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Judd, even admitted that they spent a lot of energy monitoring China's activities.Once the report was published , it caused major Canadian newspapers reprinted.The report was full of hostile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normal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ere classified as the “evidence” of “China threat theory”.China wan labeled a country of outputting the Chinese spirit and cultural infiltration.67

As the Western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world has the absolute speaking right and extensive influe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reat theory ” also affected many countries and eve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For example, som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worried abou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would carried on the past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ducation, which can weaken the young students of the country's national identity, especially the ethnic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us it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68 Malaysia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ulture feared of “Confucius Institute” becoming “Confucian”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religion, so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was set up before eventually it was renamed into “Global Chinese Center” and “Chinese Confucius Institute.” 2.The official color is too strong,easily arousing the questioning of the Western society.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The NOCFL is a established patter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ternally, it was called the NOCFL ,whose main functions are studying out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plans, support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variou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Externally, it was called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to guide manage all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verseas.The NOCFL is the institution directly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gardless of its attribute of career planing institutions, or its capital source(central government supports the full funding), which all clearly show that ti is an official body.Just becaus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strong “official color” and the distinctive “government action”, it incurs aversion blame and even boycott from some people overseas, especially in Western countries.In the Western world, people tend to distrust the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nd it becomes a common habit of thinking for the masses to be skeptical towards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official”.Known as the father of the U.S.Constitution, James Madison has said that if everyone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presence will be necessary.69 We can say that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t democratic society is people do not trust the government.And becaus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people in the West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prejudice toward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the East, and Confucius Institute of “official” background undoubtedly exacerbated fears of the people.On the other hand, the growing administration-ism and officialism i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reinforces its “official” status.If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Directors` recruitment notice of the NOCFL(2008-2010), the title of the Chinese Director and administrative duties for unity described as “having served as associate professors or school, department or division level or above positions.” 70 In 2011 recruitment notification, described as “having college(office)level or above work experience or associate professors.” That is, the requirements of technical post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re selective.And starting from 2012, the NOCFL further enhanced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o “havi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title or above;as deputy division level or above administrative duties for at least a year”, 71 so the technical post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re coordinate necessary conditions.From selective conditions to necessary conditions, the NOCFL attaches more attention to Chinese Director's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but at another angle this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as to link this post together with “rank”.It not only deviate the reform objectives of “public institution without administration-ism ”, but also incurred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skeptics towards Confucius Institute.Start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independent and moderate imag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without officialism” and “folk” should be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efforts.3.Seeking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s and thinking achievements of some domestic universities affect the well-organized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As mentioned earlier, mos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currently taking a cooperative approach with foreign universities to set up and operate.This model certainly has its natural advantages, for example, it is conducive to sharing the building cost and work pressur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 can continuously provide a higher level of faculty, and can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domestic universities and so on.However, this model is also easy to occur some unavoidable “side effects”, and the most prominent is that many universities consider establish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as performance engineering, so they take some quick success means, which interfere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After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project started in 2004, seeking for partners to bid and establish a Confucius Institute is included in the agenda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y a lot of schools.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even gradually evolved as a landmark achievement of some schools`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vanity projects of school leaders`s work.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ome areas which are not in the mature conditions, compete to declare and construc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However, this short-sighted behavior soon reveals its adverse consequences-resulting that Confucius Institutes`s layout is irrational on a macro level.The distribution is over concentration in some developed regions;meanwhile,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own conditions, hastily launch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very difficult to provide good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other aspects of strong support for their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even lack of features in som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As a result, they can only turn to a simple place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For lacking of students, they are difficult to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systems, and their visibility and influence is rather small.So a big gap exists considering social expectations.4.Faculty shortag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 headquarter annually sent to the country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Chinese teachers and Chinese volunteers to support for the school.Especially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 demand for full-time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is also increasing.Despite the scale of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are expanding sent by the headquarter, but still can not meet demand, which became one of the bottlenec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donesia, and Malaysia lack Chinese teachers, whose number have reached 10 million individually.73 Japan, South Korea, Thailand, Philippines, Vietnam, as well as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Chinese teaching are greatly restricted because of lack of teachers.To this en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 has taken two major step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aculty shortage: First, set up a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ster” professional degree,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domestic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alents to improve the number and professionalism of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that were dispatched.The second is to expand the scale of local teachers, set up a “Chinese Foreign Teachers Scholarship Program” , and recruit foreign students to pursue a master's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ofession or training courses.據統計，僅 2009 年國家漢辦及個地方院校在國內外舉辦短期培訓班，培訓外國教師 2.3 萬人，從 117 個國家招收 2200多名外國大學生來中國培訓漢語，培養本土教師后備人才。各國孔子學院舉辦漢語教師短訓班，規模達 1.2 萬多人。74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 2009, the NOCFL and som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eld short-term training courses at home and abroad, training 2.3 million foreign teachers, in addition, enrolling more than 2,200 foreign college students from 117 countries to China training Chinese to train local reserve teachers.Confucius Institute of various countries held short-term training courses,the scale of that reached more than 12,000 people.74

第三篇：新形勢下帶兵人管理能力面臨的挑戰及應對策略

新形勢下，隨著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軍事變革的逐步推進，部隊職能任務的拓展，部隊管理環境、管理對象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對帶兵人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認為，作為帶兵人，要適應形勢變化，管好部隊帶好兵，就必須在提高自身能力素質上下功夫。

一、面對士兵行為方式變化帶來的挑戰，帶兵人必須不斷提高 把握官兵思想脈搏的能力

現在的士兵自主性強，對自己的想法一般不愿與人溝通，看重結果，不事張揚，注重隱私權，喜歡一片屬于自己的心靈空間，對自己的經歷、家庭情況等信息不愿輕易暴露。特別是一些單親家庭、困難家庭以及家庭有重大變故的士兵，對自己的家庭背景更是不愿公開，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難和矛盾，不愿向組織、干部講，甚至連戰友、同鄉也不愿說，增加了帶兵人知兵和準確把握戰士思想動態的難度。實際工作中經常有基層干部這樣講：“現在的戰士，你給他掏心窩子，他卻無動于衷。”這種現象，一方面折射出基層指揮員知兵和做思想工作的能力弱化，招法不多，另一方面也說明現在戰士思想行為的隱蔽性。帶兵實踐告訴我們，知兵是帶兵的前提。要做好戰士思想工作就必須準確把握戰士的真實想法。因此，帶好兵就必須提高帶兵人知兵的能力。工作中重點把握好三點：一要善于查端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變”是洞察士兵心理變化的重要途徑。心理學表明，人的心理是一個多層次結構，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以

同一個模式一成不變地表露出來。特別是新時代的戰士，心理呈現多重性、多變性、隱蔽性，把握這樣一個群體的心理變化，就必須學會察言觀色，既要觀察情感變現，也要觀察行為動作；既要觀察干部在場的表現，也要觀察干部不在場的表現；既要觀察在營區內集體活動中的表現，也要觀察外出單個行動的表現。從戰士的情緒好壞、工作勁頭、飯量增減、睡眠狀態、來往信件、交往頻度等外在行為信息，準確判斷戰士的內在思想變化。二是 要學會用載體。“善借于外物”是指揮員掌握官兵思想動態的重要手段。要充分發揮“三互”、“雙四一”、武警委員會、黨團組織的功能，讓官兵的思想在活動中流露出來；要定期召開士兵代表會，落實談心制度，建立意見箱、師團領導聯心卡、官兵互動電子信箱等，暢通民主渠道；要堅持誠信帶兵、真心愛兵，夯實官兵互信的基礎；要針對與其家庭、同學、老鄉聯系制度，多方位了解官兵真實思想；要建立思想分析制度，特別是在遇到形式任務變化和突發事件等情況，以及退伍、提職、入黨、考學、士官改選等時機，及時進行思想分析，掌握官兵思想變化；要建立戰士跟蹤考察檔案。從一入伍就對其心理現象和各種行為表現進行記錄，在動態中把握官兵思想變化。三要潛心摸規律。思想活動是有規律可循的。形式的變化、任務的轉換、重大政策的實施、環境的變換、家庭的變故、個人境況的改變等，都會給官兵帶來影響，引起思想上的某些變化。同時，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家庭，不同崗位、不同入伍的官兵，往往關注點不一樣，引發 的思想問題也不同。對這些情況，帶兵人要勤了解、勤思考、勤研究、勤總結，在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努力把握內在規律。從而對官兵的思想問題做到早預測、早發現、早解決，把握思想工作的主動權。

二、面對官兵價值觀念變化帶來的挑戰，帶兵人必須不斷提高 調動官兵工作積極性的能力

三、面對職能任務拓展帶來的挑戰，帶兵人必須不斷提高統籌 工作任務的能力

四、面對人際關系變化帶來的挑戰，帶兵人必須不斷提高處理 敏感事務的能力

五、面對各種不安全因素頻發帶來的挑戰，帶兵人必須不斷提 高應對安全危機的能力

六、面對兵員素質變化帶來的挑戰，帶兵人必須不斷提高發揮 榜樣帶動作用的能力

第四篇：新時期稅收面臨的挑戰

新時期稅收面臨的挑戰

一、稅收在宏觀經濟運行周期中的作用

當前，社會各界對宏觀經濟運行形勢非常關注，對宏觀形勢進行預測的機構很多，理論界研究這類問題的文章也很多。應該說這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質量提高的一個表現。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經濟大起大落的現象非常嚴重，現在幾乎不可能再出現那樣的情況。因為政府機構和學術界中的專業人士都在密切地關注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的動向，一些問題剛出現苗頭，正所謂 “風起于青萍之末”，就會被一些專家、學者抓住。這些問題抓住以后，由于經濟形勢分析的傳遞渠道很暢通，很快就能夠反映到決策上。2004年第二季度我國集中出臺了一系列調控的政策和措施，與1993年相比，可以說我國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從總體上看，2004年以來實施的宏觀調控措施要比1993年早，因此效果也比較好，這說明我國政府部門和學術界對宏觀調控的認識水平和把握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在這些宏觀調控措施里，稅收也應是其中重要的一項。但是，就目前來看，研究稅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稅收在經濟運行周期中的作用的文章并不多。在經濟過熱時，哪些稅收因素對過熱的經濟起了推波助瀾或降溫的作用 ； 在實施緊縮性宏觀調控時，稅務部門又采取了哪些措施進行反周期調節，使過熱的經濟降溫了。至今我還沒有看到一篇有關這方面比較全面的、高質量的分析文章。就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而言，在稅收政策中有很多因素值得關注。舉一個例子，2004年出口退稅機制的改革是一項對經濟有較大影響的稅收政策，對保持外貿進出口的良好形勢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從宏觀經濟發展來看，這項政策中的某些因素的短期效應對2004年的經濟過熱也產生了一些推波助瀾的作用。2004年我們把以前政府欠企業的出口退稅全部還清了，這就相當于增加了企業的流動資金，這對宏觀經濟顯然是一個 “升溫” 的政策。還有一些政策起到了反周期調節的作用，如2004年欠稅清理了不少，欠稅是企業占壓政府資金，清理欠稅就是反周期調節，相當于緊縮銀根的政策。還有，加強征管也是反周期調節，征管加強了，征收率提高了，企業偷逃稅就少了，有利于抑制投資膨脹。仔細研究就會發現，在我國的稅收政策中，有對宏觀經濟運行產生正向調節作用的，也有產生逆向調節作用的。當然，有時一項政策的實行，既有正向作用，也有逆向作用，是很復雜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問題。我覺得稅收理論界在這個方面分析不夠，研究不深，而這樣的分析又是政府決策迫切需要的。稅務部門對于稅收政策效應的研究，分析具體效應的多，分析宏觀效應的少，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欠缺。這說明一個問題，就是稅收研究人員對于宏觀經濟運行把握不夠，對宏觀經濟理論學習不夠。所以，在經濟運行周期中，很少有人提出來，稅收應該進行哪些反周期調節。當前，我們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必須采取各種措施，確保宏觀經濟平穩運行，減少波動，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這其中稅收是論文格式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們對此的分析和研究都不夠，全國性的研究不夠，各省的研究也不夠。這是稅收科研領域一個薄弱的方面。在社會各界研究宏觀經濟的時候，很多部門的研究人員和學者都發表了很多意見，較少聽到稅務界的聲音，這說明我們這方面研究的水平還比較低。所以，稅收研究工作要提高研究質量，必須要大力加強稅收綜合性研究，加強對稅收政策宏觀效應的研究。否則，我們的很多成果在操作環節有用，到了宏觀經濟領域就發揮不了作用。我們很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提高稅收研究的水平，使稅收研究工作再上一個臺階。在社會上研究宏觀經濟發展重大問題的時候，應該有稅務界的聲音。應該讓社會各界認識到，在討論這些宏觀經濟問題時，一定要聽聽稅務界的意見。

二、財稅工作的中長期戰略目標

這個問題是由財稅系統長期致力于提高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以下簡稱“兩個比重”）的戰略聯想起來的。最近一段時間，財稅部門的領導和財稅理論界對“兩個比重”問題很少提了，原因何在？因為近年來“兩個比重” 逐年提高，已經基本達到了預期的目標，不考慮社會保障費，與一些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也相差不大。現在的情況是，在 “兩個比重” 問題上，過去的戰略不合時宜了，但能夠在社會各界達成共識、既科學又合乎我國實際、并且能夠指導下一步財稅工作的戰略提法還沒有，這說明現在是一個模糊的時期，是需要研究人員發揮作用的時期。我們應當分析 “兩個比重”，為確定今后財稅工作戰略提出我們的意見。我的基本看法是，現在我國政府占用的財力資源（包括預算內的收入和預算外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經不是很低了。我國的預算口徑跟西方國家的預算口徑相差很大。最重要的差別是，他們的政府收入中包括社會保障收入，并且社會保障收入占政府全部收入的比重一般都要達到1/3左右（如美國、日本、英國等市場經濟國家），一些高福利國家的上述比重還要高（如瑞典、芬蘭）。美國政府收入（不包括社會保障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1%左右，日本在20%上下。2004年我國的預算收入（不包括4 000多億元的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19%，與日本相似。加上社會保障收入，我國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將近23%。但我國社會保障收入總體水平比較低，僅占GDP的3%～4%，美國社會保障收入占GDP比重超過10%。另外，我國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自1994年以來也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近年來大體保持在55%左右，2004年已達到60%左右，基本實現了實施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初衷。因此，我們現在有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 我國財政收入比市場經濟國家低的主要原因是社會保障收入部分過低。而我國不包括社會保障收入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已經不是很低了。政府履行職責、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到底應該從GDP里拿多少錢用于政府的開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國債也是一種政府占用的財力資源，其發行額度確定在什么水平比較合適，值得研究。對于政府在全社會財力資源中的集中度的問題，為什么前幾年沒有給予關注，現在要給予關注？因為前幾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較低，要保證政府履行基本職責，就一定要提高這一比重。但現在情況發生變化了，從未來3～5年稅收收入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我國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還會繼續提高，這個趨勢至少還會持續幾年。但是，這個比重不應該無限提高。因此，我們要研究提高比重的目標應該是多少。這個問題值得認真研究，既要做規范性研究，也要做實證性研究，因為需要政府確定一個比較合適的比重作為財稅工作的戰略目標。

三、稅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原則

怎樣看待我國的現行稅制？我個人認為，現行稅制已經運行11年了，應該重新設計。因為現行稅制是1993年設計的，今天的現實狀況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按當時的經濟形勢、當時的指導思想設計的稅制已經不適應今天經濟發展的要求了，應該根據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按照新的指導思想，遵循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來設計新的稅制。1993年設計現行稅制的時候，把治理通貨膨脹、遏制經濟過熱作為稅制設計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因此就有了實行生產型增值稅等一系列具體的政策措施，現在看有不妥之處。因為通貨膨脹是經濟運行周期中的短期現象，治理通貨膨脹也是一項短期任務，而稅制是要在一段較長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的，不能朝令夕改。因此，在設計一個長期的稅收制度時，如果過多地容納了短期的政策目標，顯然是不合適的。比如1998年，雖然出現通貨緊縮、投資低迷情況，卻還要維持對投資課以重稅的政策，而當時不可能根據經濟運行周期來重新設計適應經濟發展要求的稅制。我認為，一個稅制和經濟周期的聯系應該是比較小的，不應該和經濟周期的某個階段有非常大的關聯。否則，經濟運行稍有波動，稅制對經濟發展就會產生負面影響。1993年稅制改革時還有一個原則，就是保持原稅負不變。為什么要這樣做？因為當時要推出分稅制的財政管理體制，解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稅制改革必須為分稅制提供基礎。保持原稅負就是要確保稅收收入不能有太大的波動。按照這樣的原則，設計稅制時，就要預先進行收入的測算，主要稅種的稅率（比如增值稅稅率、企業所得稅稅率等）就是根據這樣的測算確定的。當時的原稅負是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稅收負擔水平，而新的稅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適用的。這樣確定稅收負擔的結果是 ：在若干個主體稅種上，現行法定稅負水平與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應該承擔的稅負水平相比是偏高的。當前研究稅制改革，必須改變保留原稅負這個原則，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科學地確定稅負水平。那么，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稅收負擔是按什么原則確立的呢？我認為，第一，是保證政府的基本論文格式需要。市場經濟的政府也需要維持政府運轉的各項支出，因此稅收必須要有一定的規模，否則政府無法維持。稅收規模太小就得借債，但是借債是有限度的（比如占GDP的比重不宜超過3%，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不宜超過60%）。第二，要使我國的經濟有競爭能力和創新能力。我們再來看看1986年美國里根政府所實施的稅制改革。里根總統進行以減稅為主要特征的稅制改革有兩個目的 ： 第一，要保持美國技術創新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第二，要進一步增強美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這是美國1986年稅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很多研究美國歷史發展的人認為，那次深受供給學派影響的稅制改革，是美國20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發展帶動經濟騰飛的一個重要因素。美國政府的稅制改革能夠促進經濟的大發展，與其指導思想的正確確立密不可分。我國現行稅制中某些因素對于技術創新、技術進步鼓勵支持不夠。比如，企業所得稅的稅前扣除標準有很多的限制，包括研究與開發費用（R&D）。在這樣的稅收環境下，我國企業R&D占銷售收入比重只占1%，這幾年略有增長，但是還不到2%，而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的跨國公司都在10%以上。技術進步是需要投入的，我國對于技術研發的低投入必然導致技術進步緩慢。設計稅制改革方案應該從遵循市場經濟的稅制原則來考慮。在稅負設計的問題上，至今在我國還沒有形成共識，社會上還沒有普遍認識到應該如何鼓勵技術創新，如何提高企業競爭能力。現在的經濟發展靠什么？靠技術。目前我國低水平重復建設很嚴重，很多投資是沒有技術含量的，比如年產20萬噸的小水泥廠，類似這樣的低水平生產太普遍了。市場經濟是在競爭中發展的，競爭的核心是技術創新。目前我國的稅制中缺少鼓勵技術創新的內容。當前研究稅制改革，可以借鑒美國1986年稅制改革時的一些設計思想。我國在這方面確實比較落后，但是落后并不可怕，關鍵是我國現在的制度還沒有提供縮小差距的機制，這才是令人非常擔心的。我們一定要努力縮小這方面的差距，調整原來計劃經濟時期確定的稅負水平，設計一個能夠鼓勵創新，鼓勵技術進步，提高企業競爭能力的稅制，這種稅制才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行之有效的稅制。今天我們用鼓勵創新，鼓勵技術進步，提高企業競爭能力這樣的原則來評估現行稅制，就會對新稅制的設計方向有很多新的認識。我們不能僅僅局限于對一個稅種、一項政策進行研究，一定要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以長遠的、發展的眼光來考慮稅制問題，這樣才能建設一個促進我國國民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稅收制度。

四、稅收調節收入差距，保證社會公平的作用

現在我國面臨的一個主要矛盾就是收入差距拉大，在我國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這是一個引起全社會關注的問題。其實收入差距拉大說到底還是經濟學里的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當前，城市與農村之間，東部與西部之間，以及不同的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都在拉大，有關反映公平的各項指標都表明，盡管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我國的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仍在發展之中。從社會公平方面來看，我國的稅制應該是什么樣的稅制？我認為這個問題現在也沒有論證清楚。例如，關于個人所得稅改革，在稅制形式上的轉變討論很多，是實行分類稅制，還是綜合稅制，還是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制，但對于個人所得稅的功能（即如何調節收入差距）、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目標（即改革后能夠使基尼系數降到什么水平）等一些基本問題研究得很不夠。這里討論有關個人所得稅的功能，即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對股息、紅利的重復征稅問題。現在各國都意識到了這是一個必須重視的問題，也紛紛采取措施來消除重復征稅（當然目前做不到全部消除，只能部分消除）。消除重復征稅的方案很多，問題的核心是減少對企業所得稅的征收，還是減少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美國總統布什的做法是減輕股息、紅利的個人所得稅，這一做法引起了美國國內廣泛的批評，說這一做法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窮人，會使美國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布什總統如此為自己辯護：給富人的投資收益減稅以后，將增加富人的收入，富人就會增加投資，從而給窮人增加就業機會和收入，這樣對富人、窮人都有利。所以，盡管此項政策會拉大收入差距，但是從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來說，達到了“帕累托改進”，因為窮人、富人的處境均有改善。那么，我國應該如何消除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對股息、紅利的重復征稅？肯定有不同意見，但是我認為在研究這個問題時要注意兩點：1.我國居民收入的增加將直接增加居民儲蓄。在中國，大部分儲蓄的目的是為了將來的消費支出，包括可預期的和不可預期的，儲蓄增加可能不會提高私人投資的意愿。2.要綜合考慮股息、紅利與居民儲蓄存款利息之間個人所得稅的負擔平衡問題，以及股息、紅利這類非勤勞所得與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等勤勞所得之間個人所得稅的負擔平衡問題。個人所得稅收入在全部稅收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這個稅種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強，對它的功能一定要深入研究。我國的個人所得稅，不論是對工資、薪金征收，對勞務報酬征收，還是對居民儲蓄存款利息征收，都必須明確征稅的目的，目的不明確，稅制無法設計。公平有很多種，比如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個人所得稅主要針對結果公平。當然，解決社會公平問題不能僅僅依靠所得稅，還有機會公平、競爭環境的公平問題，等等，需要其他政策、措施來解決、規范。比如，本屆政府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包括減免農業稅、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提高增值稅、營業稅的起征點，等等，采取這些措施都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平。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在解決結果公平上扮演什么角色關系重大，稅務部門有責任、有義務把這個問題研究清楚。因為這對我們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等國家大政方針是非常重要的。

要推動全社會在這個問題上統一思想，統一認識。

第五篇：我國紡織行業面臨的嚴峻挑戰及應對策略

我國紡織行業面臨的嚴峻挑戰及應對策略

我國紡織工業2007年在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和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克服和消化了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下調、多種要素成本上漲等諸多不利因素的影響，行業整體上保持了較為平穩的發展，但同時出現了產業結構調整加快、企業優勝劣汰加劇、困難企業增多的情況。進入2008年之后，人民幣升值加快，美國市場需求疲軟，加之南方雪災的影響，第一季度行業生產、投資、出口、效益等各項經濟指標增長速度均有所放緩，引起了方方面面的關注。

企業優勝劣汰加快，兩極分化明顯

2007年以來，在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和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中，規模以上紡織企業消化了多種不利因素帶來的利潤損失，行業整體上仍保持了較為平穩的發展；但從行業的結構變化中發現，企業優勝劣汰進程加快，兩極分化現象明顯，有2/3企業陷入困境。

紡織工業協會對2007年1～11月數據進行了分析，紡織工業規模以上企業44232戶，實現利潤總額1063.46億元，平均利潤率3.97%。其中利潤總額的90%是由利潤率大于3.97%的1.4萬戶企業取得的。這些企業約占全行業的1/3，平均利潤率達到8.46％,比2006年提高1.35個百分點。他們加快創新和產品結構調整，化解了諸多成本提高的不利因素，從而適應了新形勢，在國際競爭中爭得了主動，也帶動了行業整體的持續較快發展。

而平均利潤率小于3.97%的約占行業2/3的30161戶企業，其利潤只占全行業的10.8%，平均利潤率僅為0.74%，比2006年同期1.19%下降了0.62個百分點，處于虧損的邊緣，其中虧損企業達到7506戶。對于他們來說，形勢發展帶來的壓力進一步增大，消化繼續增加的不利因素的能力已十分有限。這部分企業涉及職工700多萬人，如果考慮到規模以下企業，影響面還要大得多。

到了2008年，情況更加嚴峻。上述占全行業2/3的3萬戶企業平均利潤率由0.74％降為-0.67％，由上年的微利變成虧損。其中虧損企業達到11,072戶，比去年11月底增加47.51%。

多重因素集中作用，困難前所未有

1、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

2007年絕大多數企業都為職工普漲工資，基礎工資水平上漲在10％以上。今年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幅度將遠高于去年。正式生效的新《勞動合同法》加快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成為企業反映最普遍的問題。

首先，紡織服裝企業趕訂單加班很普遍。如果嚴格按照《勞動合同法》支付加班工資，工作時間增加50％，加班工資將比法定工時工資高出90％。

其次，以往的社保不能跨地區轉移致使絕大多數農民工沒有落實社會保險。據調研，有的國有企業為95%以上的職工繳納了社會保險，但大多數企業執行情況并不理想：浙江省紡織企業職工參保率僅在6.5%～48%之間；廣東地區以前是按比例要求企業上社保，大部分也是按最低工資標準，有些地區企業出360元，個人出148元。如嚴格執行，企業將為每個職工多支付基礎工資收入20%～40%以上不等的社會保險。

從立法目的來說，加強了對勞動者利益的保護，但是目前確實對傳統制造業造成很大影響。紡織服裝行業由于企業用工多、工人流動性大、生產季節性強、經常加班加點、多實行計件工資制，受到的沖擊更大更明顯。據估算，基礎工資、加班費和社保這三大塊如果嚴格落實，人均勞動報酬將比上年提高一倍左右，企業難以承受。

2、人民幣持續升值影響大

去年全年人民幣升值達到6.44％，對出口企業的影響最大。廣東鹽步鎮某出口企業的內衣，2006年報價每件1.87美金，折算人民幣每件14.22元；2007年報價升為1.95美金，才折合13.90元。去年匯率損失約500萬元，今年估計700～800萬元。浙江平湖一家為迪斯尼、H&M等國際知名品牌加工服裝的企業在依靠議價能力消化700多萬元匯率成本后，仍然有200多萬元的匯兌損失，企業利潤率因此下降約1.5個百分點。

雖然企業對升值的中長期有判斷，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在節奏上很難把握。河北容城、寧晉的出口服裝加工企業說，二三月份正是接單的季節，訂單雖然很多，但不敢接單。因為無法預測今后幾個月匯率到底是多少？有的先前接了單子，現在叫苦不迭。一些企業在座談中說：“ 經過20年發展，廠區漂亮了，設備先進了，產品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政策變化，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反而下降了”。

3、出口退稅率下調直接抵消出口利潤

紡織品和服裝出口退稅率下調，直接抵消企業的出口利潤，沖擊較為明顯，難以消化。國外進口商一般認為出口退稅率下調是政府行為造成的，與市場無關，普遍不接受議價。廣東沙溪金鷹王公司說，市場競爭日益激烈，使企業不敢貿然加價，提價就有失去市場的風險。

目前有進口商故意利用出口退稅政策的不確定預期作為壓價籌碼，迫使企業接受比較低廉的價格。

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從緊貨幣政策，大大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成本。江蘇盛澤鎮分析，該地中小企業貸款成本除按照基礎貸款利率上浮20%外，加上擔保成本1.8%，再加上貸出來都是現金，綜合成本達到12％～13％，企業負擔很重，基本上替銀行打工；江蘇張家港市某企業介紹，由于貨幣政策影響，企業現金流緊張，上下游企業用銀行票據付款，但現在貼現利息飛速上漲，已經從2007年1月的3.08%上升為6.05%；廣東沙溪企業反映，承兌匯票手續費有了十幾倍的增長；湖州織里鎮企業由于目前貸款困難，民間借貸年息已從2007年的10%提高到2008年的12%。

更為嚴重的是，一些行業優勢企業也出現了“貸款難”。山東魏橋集團反映，企業購買棉花原料有一定的季節性，短期內需要大量的流動資金，國家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銀行增加貸款的可能性不大，部分企業甚至面臨著貸不到款的危險，這種情況勢必造成棉花價格的不穩定。

5、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問題突出

“招工難”問題在廣東、福建等地較為嚴重。廣東佛山祖廟的童裝企業反映，全街道2400家企業中，往年一線用工7萬多人，現在只召到5萬，存在較大缺口。造成企業一些訂單不敢承接。張槎光大公司說：“辦廠十幾年，今年招工最難。”2000人的企業，招工缺口有200多人。反映缺口較大的主要是縫合工等熟練工種，其實質是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

“招工難”不僅存在于珠三角地區。調研組在河北容城的一個服裝廠門口看到，盡管“招收熟練縫紉工600名”的大字標語十分醒目，但應聘情況卻很不樂觀。企業負責人介紹說，這條標語從過春節就掛上了，人一直未招滿。目前，容城服裝企業人均工資已達1300元/月左右，但仍缺乏吸引力，企業缺員成為普遍問題，大部分企業用工缺口都在20～30%，還有更嚴重的，缺口達30%以上。

但是在廣東的虎門、深圳等地，一些大企業反映近期招工形勢好轉。估計是勞動力正流向有吸引力的優勢地區和優勢企業。

另一方面，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的緊缺更為突出。福建晉江經濟發展局表示，受到區域環境和配套環境的制約，該市紡織企業對人才吸引力不足，住房、子女入學、個人提高機會都很欠缺，使得紡織服裝創新所需人才資源匱乏。

6、美國等主要出口市場疲軟

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后果在去年下半年逐漸顯現，導致美國市場需求不足，美國客戶訂單數量減少和推遲下單時間。其中一些大數量、低價位訂單的流矢與我國出口價格上升有關。深圳某服裝出口公司的產品出口美國占50％左右。2007年訂單數比2006年同期下降12.93％，出口金額基本持平；今年1～6月份又比去年下降63.39％，全年的下降趨勢已成定局。企業擔心這種現象擴大到其他市場。

7、滑準稅對棉紡企業影響明顯

在山東，棉紡行業的總產值占到全省紡織總產值的50%以上，棉紡總錠數超過3000萬錠的規模，占到全國棉紡錠數的近1/3，山東省去年棉花缺口達300萬噸，占到全國缺口的60%以上，因此棉花滑準稅對山東紡織服裝行業的影響是巨大的。

8、“兩機”進口政策影響棉紡織企業設備更新

棉紡織企業使用的自動絡筒機和噴氣織機（“兩機”）自2007年取消進口增值稅減免政策，造成用進口先進設備的投資成本增加17%。廣東、山東的棉紡廠等棉紡織企業反映了進口自動絡筒機征收增值稅問題。

9、環保壓力越來越大

浙江很多地區為嚴格項目建設環境準入，無論申請企業資質如何，對印染項目一律不予審批，造成幾乎全部新技術項目無期限推遲。海寧等很多具有集群優勢的縣鎮已經出現了印染行業生產能力不能滿足上下游需求的問題，產業鏈無法銜接，印染在浙江產業集群地區已經逐漸成為紡織產業調整升級的瓶頸環節。

廣東珠三角地區對環境保護的要求越來越高，盡管印染企業增大投入，但仍然面臨退出的難題。如佛山市要求張槎的36家針織印染企業在2009年底前必須全部搬出；深圳市雖然沒有明確時限，但碩果僅存的六、七家印染廠近期搬遷也是大勢所趨。這樣勢必切斷了地區的產業鏈，喪失了產業集群的優勢，對提高產品檔次和附加值造成影響，最終影響到產業升級。

10、土地資源緊缺

11、原材料能源運輸價格上漲幅度大

浙江紹興煤電和蒸氣價格上漲50％，運輸費提高一倍；織里鎮水價上漲一倍。廣東小欖鎮統計，2007年內，與石油相關的化纖原材料漲價30％，棉紗等原材料漲價也近10％，輔料漲價3％～5％不等，包裝材料漲價達20％以上；福建長樂運輸費用提高了100～200元/噸。

困難因素分析：“內憂外患”有待化解

分析以上各種困難因素，有來自內部和外部的不同情況：

一是行業內部長期粗放經營和體制改革過程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如廣東虎門鎮的領導指出，2007年的一些矛盾在近幾年已經初露端倪，是產業和企業自身長期存在問題的積累，集中在去年凸現；沙溪鎮分析，許多產業集群出口企業的競爭力主要依靠低成本，以貼牌加工為主，產品設計研發能力薄弱，缺乏自有品牌，出口議價能力不強，總體利潤水平偏低，體現為抗風險能力差。一旦外部環境變化，勢必措手不及，陷入困境。

二是國際新形勢、新情況帶來的經濟貿易環境的變化，如美國次貸危機、國際經濟疲軟，企業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三是由于我國處在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構建和諧社會的時期，為了防止經濟增長過熱和全面通貨膨脹，企業必然要面對諸多挑戰。

外部環境的壓力是前所未有的。主要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國內經濟環境和國際貿易環境等多重因素在短時期內集中發揮作用，且力度較大，使企業很難在短時期消化和調整，盈利能力明顯下降，大部分企業很難承受。

直面嚴峻挑戰，多種措施積極應對

面對一系列的困難和挑戰，紡織企業認識到：隨著全球紡織產業轉移進程推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紡織產業日趨成熟，國際市場競爭也會愈加激烈。在這樣的環境下，必須端正對產業調整和升級的思想認識，發覺自身不足，積極地采取各項措施應對，主動進行調整提升。

1、堅持技術進步，加強研發能力

2、推進品牌建設，提升產品競爭力

在困難形勢下，品牌企業具有較強的產品議價能力，可以有效消化成本上漲因素，使許多企業已經意識到到自有品牌的重要性，進行不同形式的品牌培育和推廣。廣東中山依之舍公司擁有自主品牌的內衣，年銷售1.8億元，出口7000萬元，具有很強的議價能力，可以一個季度換一個新價格，成本上升因素全部可以消化掉。當然，在自有品牌之外，該公司還具備產品設計、產品質量、先進設備、精益管理和客戶服務方面的優勢。

3、加速設備更新，提高勞動生產率

加大對裝備更新換代的投入，尤其是自動化程度高，節能降耗效果好的新型裝備，來緩解產品結構調整和用工成本上升的壓力。

4、建設公共服務平臺，完善產業配套

一些地方注重了服務平臺功能的延伸和完善，開展專業市場建設，共性技術支撐服務、人力資源開發、區域品牌推廣等。如福建泉州市豐澤區投入了200多萬元建立區人力資源綜合服務平臺，為企業提供人力資源培訓、管理和引進服務，解決企業勞動力特別是熟練技工短缺的問題

5、堅持節能減排，實現可持續發展

有的企業反映，在多年來節能減排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存在難度，急需新技術的支撐，也亟待出臺可操作的行業化能耗標準。

6、加強企業管理，穩定職工隊伍

企業呼吁盡快建立起勞動力市場的檔案制度和信用管理體系，減少勞動力惡性流動，保障勞動力市場秩序。

7、發揮自身優勢，積極開拓兩個市場

紡織出口企業在市場方面尋找新的出路。廣東佛山光大公司一是調整出口市場布局，在美國市場之外，開拓歐盟及新興經濟體市場，降低風險；二是調整內外銷比例，利用產品質量和加工水平的優勢，適當轉移到內銷市場。同時，采取多種金融工具和結匯方式，降低匯率風險。山東文登工藝家紡企業開始開辟國內市場，已在全國各地設立了500多個專賣店，正逐步形成市場營銷網絡。內銷利潤明顯高于出口利潤，但是資金占用大，回籠慢，庫存增加，營銷網絡建設及自有品牌宣傳更需要大量資金，也存在一定風險。

8、落實社會責任，構建和諧關系

9、開展各種培訓，注重人才培養

行業堅持創新驅動，加快產業升級

行業中的骨干企業在結構調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調研中，浙江、江蘇、廣東的一些優勢企業采用了先進技術裝備，加大研發投入，注重自主品牌在海內外市場的成長；有些自主品牌企業站到了國內的中高端市場，有些出口企業以自身品質和管理基礎進入國際著名品牌的跨國供應鏈，都為行業持續發展做出了主要貢獻。這些企業普遍重視企業文化和人性化管理，重視節能減排，履行社會責任。他們發展的著眼點落實在加快創新和產品結構調整，化解了諸多成本提高的不利因素，從而適應了新形勢，在國際競爭中爭得了主動，也帶動了行業整體的持續較快發展。各類金融投資機構應該關注這些紡織優勢企業，對他們的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給予資金支持。

中國紡織工業已進入產業升級的關鍵時期，當前遇到的諸多困難和問題，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要從紡織大國發展成紡織強國，作為充分競爭的紡織工業，必須把握住戰略機遇期，主動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才是根本的出路。

要落實創新驅動的方針，推動產業升級，增強產業創新能力，提高科技創新和自主品牌對紡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堅持以人為本，加強科學管理，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和核心競爭力；

擴大對外開放，在全球化條件下發揮優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加強行業自律，維護國內外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困難企業壓力增大，急需政策扶持

對于全行業2/3的困難企業，形勢發展帶來的壓力進一步增大。尤其是進入2008年以來，企業兩極分化的局面加劇，困難企業面臨的形勢更為嚴峻。盡管由于突發雪災、春節假期等偶然因素，一季度的運行情況并不能代表全年的發展趨勢。但是，由于國際市場疲軟程度超出預期，國內各項成本壓力進一步加大，2007年宏觀調控政策的滯后效果將不斷釋放，預計各項經濟指標增速水平將低于年初時做出的判斷。

這一現象必須引起行業內外，特別是政府宏觀調控部門的高度重視。在目前國內外經濟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多數紡織企業經營遭遇嚴重困難的情況下，確實要把握好宏觀調控的力度和節奏，給企業一定的緩沖期；同時，要從實際出發，對相關的政策進行適度調整，以改善企業的經營環境，減輕企業負擔，使其有時間進行主動的結構調整和升級，增強自身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紡織行業是民生產業，事關兩千萬職工就業和一億農民的生計。在今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紡織行業在穩定就業，穩定出口，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方面仍將發生重要作用，所以紡織工業能否健康平穩的發展，事關國計民生和社會穩定的大局。這既要靠企業自身努力，也需要國家政策的支持：如上調紡織品服裝出口退稅率，取消進口棉花滑準稅，恢復“兩機”進口免關稅增值稅，對紡織企業技術改造、節能減排、新產品開發等給予政策扶持等。同時盡快出臺《勞動合同法》實施細則，結合實際情況對不同生產力水平的地區和行業區別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