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時期再貸款管理面臨的三大挑戰

再貸款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貨幣政策目標而對金融機構發放的貸款。目前我國的再貸款有兩種含義，狹義的再貸款是指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貸款的總稱；廣義的再貸款是指再融資的概念，包含票據再貼現。但再貼現作為貨幣政策工具傳統的三大法寶之一，應排除在再貸款的范疇外。因此，本文所稱再貸款為狹義的再貸款。長期以來，再貸款作為一項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在調節貨幣供應總量方面的作用功不可沒。日新月異的社會進步使我國的金融領域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受到沖擊。本文擬從再貸款所經歷的發展階段人手，著重剖析再貸款在新時期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并提出近期的操作目標。

一、人民銀行再貸款的發展歷程及作用評價

我國再貸款的起源與發展是與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的。1979—1983年期間，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肩負了運動員與裁判員的雙重身份，實行“分級管理、差額包干”的信貸資金管理辦法，通過核定專業銀行和人民銀行分行的存貸差來實現對全社會貨幣供應總量的控制，因此，這期間對存貸差計劃的控制可以看作是我國再貸款工具運用的萌芽階段。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后，實行了“統一計劃、劃分資金、實貸實存、相互融通”的信貸資金管理體制，在原借差計劃的體制下，中國人民銀行對各專業銀行核定了借款基數，由此奠定了中央銀行通過再貸款調控基礎貨幣的基礎。在此后的十年間（1984—1993），再貸款成為中央銀行吞吐基礎貨幣最重要的渠道，占基礎貨幣供應總量的70%—90%.在這一階段中，再貸款主要由人民銀行各分支行根據總行的計劃對當地商業銀行發放。1993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決定改革信貸資金與規模的分配體制，收回人民銀行分行供應和調劑再貸款規模的權利，再貸款供應渠道發生重大變化，分支行再貸款管理的主要任務成為發放短期資金用于解決商業銀行頭寸不足。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取消了對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指令性計劃，標志著金融宏觀調控方式由直接向間接轉變，再貸款開始成為真正的間接調控工具。再貸款不僅繼續發揮投放基礎貨幣，影響商業銀行信貸擴張能力的作用，而且開始承擔化解金融風險，維護經濟金融穩定的重任。

有人指出，再貸款是一種帶有較強計劃性的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具有行政性和被動性。但是應該指出，借鑒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經驗，任何一種單一的、獨立的貨幣政策工具都不可能完成全部的宏觀調控，而必須根據不同時期的貨幣政策目標，選擇合適的工具進行配合和協調。從中國人民銀行運用再貸款進行宏觀調控的實踐，結合中國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環境，可以肯定，再貸款是我國體制轉型過程中一項有效的間接調控手段，在調節基礎貨幣總量，調整優化信貸結構，支持金融體制改革和維護國家信譽方面發揮了其他貨幣政策工具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體現在：

1.調節貨幣供應量。1984年—1993年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再貸款始終是中央銀行吞吐基礎貨幣的重要渠道，再貸款的投放對于彌補重點資金缺口、調整產業結構、調整地區或部門間資金余缺，對推動經濟的高速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empirenews.page--] 2.調劑頭寸不足。為了實現國民經濟增長目標，中國人民銀行根據貨幣供應量增長計劃，適時向金融機構發放再貸款，靈活調劑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從而影響商業銀行的貸款擴張能力。

3.穩定經濟金融秩序。1998年，受亞洲金融**的影響，少數金融機構經營不善引發支付危機，中央銀行及時發揮最后貸款人的職能，對出現危機的中小金融機構發放緊急貸款，緩解了支付壓力，控制了支付危機，迅速有力地穩定了金融局面。對關閉、撤銷清算的金融機構提供再貸款用于個人債務兌付，化解了地方金融風險，確保了一方平安。

4.支持金融體制改革。為配合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適時向政策性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發放再貸款，確保轉軌時期的順利過渡。

二、新時期再貸款管理的特點及面臨的挑戰

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再貸款管理的內涵也不斷豐富，在實施貨幣政策逐步實現間接調控的背景下，再貸款管理也呈現出新的特點：一是職能增多。從最初的增加基礎貨幣投放，發展到調整信貸結構、化解金融風險等作用，再貸款的職能正從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二是對象擴展。1998年前，分支行再貸款的發放對象主要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隨著職能的轉變，再貸款的投放對象逐步擴大到農村信用社、城市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國有商業銀行所占的比重大幅下降；三是風險加大。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再貸款雖然是信用放款，但還款屬于必須完成的強制性計劃。自人民銀行開始擔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后，再貸款被用于撤銷機構的債務兌付，受撤銷機構資產質量極其惡劣，清收難度大等因素的影響，再貸款難以按期收回，甚至出現損失；四是管理細化。目前僅人民銀行分支行所操作的再貸款種類就達到了六大類十幾個小類，六大類的具體劃分為：用于解決商業銀行頭寸不足的短期再貸款；用于支持農戶生產的支農再貸款；用于解決中小金融機構支付困難的緊急貸款；用于化解地方金融風險的地方政府專項借款；其他再貸款。為了確保再貸款的用途和投向，目前人總行規定的再貸款都是?？顚Ｓ茫黝愒儋J款之間嚴禁串用，不同種類的再貸款的發放期限、投向、辦理手段等提出了不同的管理要求，如《對農村信用社再貸款管理辦法》、《短期再貸款管理辦法》、《地方政府向中央專項借款管理規定》、《中國人民銀行緊急貸款管理暫行辦法》等；五是操作層次多。在當前再貸款的管理模式下，從總行、大區分行、省會城市中心支行、中心支行、縣支行各個層次的人民銀行都擔負了再貸款的宏觀管理職能和微觀操作職能；如總行直接負責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發放再貸款，而支農再貸款則由中央銀行的最小單位縣支行直接對農村信用社辦理發放和收回手續。

近年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健全、加入WTO的日益臨近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作為宏觀經濟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貨幣政策也面臨著劇烈的沖擊和嶄新的機遇。2002年11月，人總行召開了全國再貸款工作會議，副行長吳曉靈講話指出：如何用活、用好再貸款工具，是各級人民銀行必須認真思考和解決的重大問題。筆者認為，要提高再貸款管理水平，必須審時度勢，全面認識人民銀行分支行的再貸款在新形勢下面臨的三大挑戰：[!--empirenews.page--] 挑戰之一：金融開放對再貸款管理的挑戰。2001年12月11日，在歷經15年的艱辛談判后，中國正式加入WTO，它宣告了中國金融業全方位開放時代的開始。值得關注的是，1995年達成的關于GATS金融服務承諾的諒解協議以及1997年達成的全球金融服務貿易協議對金融服務開放做出了更加具體的規定。這些都將對中央銀行再貸款管理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直接影響表現有三，第一，外資金融機構將擁有使用再貸款的權利。WTO關于金融服務貿易的五條基本準則之一的國民待遇原則中，要求成員國允許設在其境內的其他成員國的金融機構獲取正常業務活動中可能得到的官方基金和再融資便利，例如允許外國銀行從其所在國中央銀行獲得再貸款或進行票據再貼現。而我國現行的各類再貸款管理，尚沒有適應于外資銀行的再貸款種類或辦法。第二，中央銀行的再貸款的作用可能會發生泄漏。由于外資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于國際金融市場，它的資金需求并不完全依靠中央銀行，當中央銀行通過再貸款實行基礎貨幣的吞吐時，無法將貨幣政策的意圖傳導到位，相反，外資金融機構還可以逆向操作，弱化甚至改變中央銀行吞吐基礎貨幣的意圖。第三，有問題外資銀[1][2]下一頁 行使用再貸款的問題。我國于1999年12月頒布執行的《中國人民銀行緊急貸款辦法》對有問題金融機構使用中央銀行提供的再貸款的條件、程序、期限、用途等進行了詳細的規定，這是我國迄今為止對最后貸款人政策一個比較全面的成文規定，但仍與國際上對有問題機構救助的原則有很大差距，如貸款申請人僅為城鄉信用社和城市商業銀行，沒有包括國有商業銀行和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貸款條件過于寬泛，抵押無法真正落實等。那么，在金融開放的背景下，中央銀行能否向外資金融機構提供緊急流動性支持？1995年，美國曾就是否向一個在紐約經營的日本銀行陷入流動危機提供援助引發爭論，這個問題我國同樣無法回避。加入WTO后貨幣政策所受到的沖擊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對再貸款管理產生間接影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發生變化，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降低，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有效性減弱，貨幣政策對外的依賴性增強，作為貨幣政策組成要素的再貸款工具，它的使用和效應必然受到外在因素影響。

挑戰之二：銀行監管與貨幣政策相分離后對再貸款管理的挑戰。繼證監會和保監會成立后，2003年3月10日，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決定將銀行監管職能從人民銀行中分離出來，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監管和貨幣政策從一個主體內相互聯系緊密的兩個部門演變為獨立的兩個主體之間的協調，勢必會對這兩項職能的實施產生一定的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依賴于金融監管創造良好的外部支持，同時正確的貨幣政策則是維護金融業安全有效運行的根本保證。但是，不當的金融監管將會干擾再貸款等貨幣政策工具的效果。過于嚴厲的金融監管會導致再貸款的緊縮效應。如近年來，我國中央銀行為了加大對中小企業和中小金融機構的支持力度，主動拓寬基礎貨幣渠道，對中小金融機構增加了再貸款，但這部分機構也正是金融風險集中、支付狀況不理想的金融重點監管對象，在嚴格的監管約束下，中小金融機構不免產生“惜貸”、“拒貸”、信貸集中等非理性的消極行為，再貸款不能發放到位，效果大打折扣，貨幣政策的傳導受阻。而過于寬松的金融監管則會使再貸款的運作處于被動的地位。在兩項職能相分離的西方發達國家，大多建立了存款保險體系，而且具備運用國家財力、政府資金、商業銀行援助等綜合化險的能力，而我國目前尚未進入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實質性階段，中央銀行責無旁貸地扮演了風險最終承擔者——最后貸款人的角色。一旦發生金融風險，中央銀行作為貸款人需要對借款機構的整體狀況進行謹慎的評估與判斷，這與化解危機的時間性要求恰好是相矛盾的，如果缺乏充分和準確的信息，再貸款的發放將無法執行科學、合理的操作程序，此外，有問題機構提供的抵押品通常不充足或不真實，再貸款的償還難以保障，再貸款的風險系數將成倍增長，再貸款被動性的發放還將強行破壞貨幣政策的傳導，嚴重干擾貨幣政策實施。[!--empirenews.page--] 挑戰之三：貨幣政策工具職能變化對再貸款管理的挑戰。首先是再貸款本身的職能發生了變化。1993年至1997年間，再貸款是我國調控貨幣量最靈活的手段，但1997年后，作為基礎貨幣主要支持對象的商業銀行資金需求不大，再貸款作為基礎貨幣主渠道的作用已經退居次位，調整貨幣信貸結構和履行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作用上升為再貸款的主要職能。金融宏觀調控由直接向間接的轉變，使得再貸款不再是計劃體制階段下具有強烈的行政色彩的調控手段，新的職能對再貸款的管理和使用提出不同于以往時期的更高的要求，如何主動、靈活使用再貸款有效支持經濟的快速健康增長、如何處理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和確保中央銀行資產安全的關系，這些都成為再貸款管理中的新課題。其次是再貸款與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的協調問題。一種貨幣政策的效果受制于外部環境的變化或另一種貨幣政策工具同時運用所產生的作用，貨幣政策工具的內部協調和工具之間的相互制約機制將直接影響到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如果一種工具在實行貨幣擴張的同時，另一種工具卻在收縮貨幣，無疑將造成貨幣政策的無效。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貨幣政策仍將實行以數量型為主的間接調控，再貸款作為主要的數量型間接調控手段，做好與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利率、存款準備金、信貸指導等工具之間的協調配合意義重大。

三、強化分支行再貸款管理的現實操作建議

1.全面認識新時期再貸款的作用與地位。我國目前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時期，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要在傳統工具揚棄的基礎上，借鑒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操作經驗，選擇適應市場經濟變化的政策工具。無論是從數量還是從效果看，再貸款都是我國目前乃至今后一個時期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要用與時俱進的思想全面認識新形勢下的再貸款工具，充分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順應經濟發展的特點不斷創新和完善再貸款的功能，促進貨幣政策的順利傳導。要澄清對再貸款的一些不正確的認識，不能把再貸款等同于政策性借款、扶貧貸款和財政貸款，尤其要增強再貸款的風險意識，通過優先選擇抵押或質押貸款方式、建立再貸款發放的量化考核體系等方式提高再貸款的安全系數，實現中央銀行資產安全性、資產性和流動性的統一。

2.完善再貸款管理的政策體系建設。我國現行的再貸款管理的總領性文件是1993年頒布的《中國人民銀行對金融機構貸款管理辦法》，隨著再貸款業務的發展變化，以往的辦法規定已無法適應或涵蓋當前再貸款管理工作的需要，要盡快按照WTO規定的國民待遇原則全面清理、修改、廢止、完善現有的再貸款管理規章制度，即要有全面的整體性的制度辦法，也要有分類的管理規定；既要有再貸款的管理辦法，也要考慮與再貸款業務相關的配套政策，如銀行危機處理法律體系、銀行信用和資產評估體系、存款保險法律體系等；既要有明確的指導原則，也要有實際的可操作性；既要與國際慣例接軌，又要考慮到我國的國情。通過規章制度的建立使再貸款管理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政策體系。

3.建立健全多方協調機制。貨幣政策對經濟的調控一般要經過金融機構或金融市場才能作用于實體經濟，因此，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受制于金融監管對象的狀況。特別是在當前銀行監管與貨幣政策剛剛分離的特殊時期，如何正確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有待探索。建立專門的協調機制和協調機構勢在必行，可以通過在人民銀行、銀監會、保監會和證監會建立四方定期磋商機制，協調解決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中存在的矛盾，相互溝通，信息共享。同時再貸款工具與其他貨幣政策工具之間也要注意協調與配合，提高再貸款的使用效率，優化貨幣政策工具的整體效用。[!--empirenews.page--] 4.建設國家金融安全網，加快建立存款保險體系的建設步伐。金融安全網是維護一國金融體系安全與穩定的有效手段，它包括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的功能、審慎的監管職能、政府出資救助的職能以及存款保險制度。其中的存款保險制度是國外發達國家在處理金融機構出現的金融危機方面一個比較成熟和成功的手段，從我國現階段的實際分析，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刻不容緩。這樣既可以防范商業銀行的道德風險，又是健全安全網功能的重要突破。

第二篇：新時期稅收面臨的挑戰

新時期稅收面臨的挑戰

一、稅收在宏觀經濟運行周期中的作用

當前，社會各界對宏觀經濟運行形勢非常關注，對宏觀形勢進行預測的機構很多，理論界研究這類問題的文章也很多。應該說這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質量提高的一個表現。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經濟大起大落的現象非常嚴重，現在幾乎不可能再出現那樣的情況。因為政府機構和學術界中的專業人士都在密切地關注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的動向，一些問題剛出現苗頭，正所謂 “風起于青萍之末”，就會被一些專家、學者抓住。這些問題抓住以后，由于經濟形勢分析的傳遞渠道很暢通，很快就能夠反映到決策上。2004年第二季度我國集中出臺了一系列調控的政策和措施，與1993年相比，可以說我國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從總體上看，2004年以來實施的宏觀調控措施要比1993年早，因此效果也比較好，這說明我國政府部門和學術界對宏觀調控的認識水平和把握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在這些宏觀調控措施里，稅收也應是其中重要的一項。但是，就目前來看，研究稅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稅收在經濟運行周期中的作用的文章并不多。在經濟過熱時，哪些稅收因素對過熱的經濟起了推波助瀾或降溫的作用 ； 在實施緊縮性宏觀調控時，稅務部門又采取了哪些措施進行反周期調節，使過熱的經濟降溫了。至今我還沒有看到一篇有關這方面比較全面的、高質量的分析文章。就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而言，在稅收政策中有很多因素值得關注。舉一個例子，2004年出口退稅機制的改革是一項對經濟有較大影響的稅收政策，對保持外貿進出口的良好形勢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從宏觀經濟發展來看，這項政策中的某些因素的短期效應對2004年的經濟過熱也產生了一些推波助瀾的作用。2004年我們把以前政府欠企業的出口退稅全部還清了，這就相當于增加了企業的流動資金，這對宏觀經濟顯然是一個 “升溫” 的政策。還有一些政策起到了反周期調節的作用，如2004年欠稅清理了不少，欠稅是企業占壓政府資金，清理欠稅就是反周期調節，相當于緊縮銀根的政策。還有，加強征管也是反周期調節，征管加強了，征收率提高了，企業偷逃稅就少了，有利于抑制投資膨脹。仔細研究就會發現，在我國的稅收政策中，有對宏觀經濟運行產生正向調節作用的，也有產生逆向調節作用的。當然，有時一項政策的實行，既有正向作用，也有逆向作用，是很復雜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問題。我覺得稅收理論界在這個方面分析不夠，研究不深，而這樣的分析又是政府決策迫切需要的。稅務部門對于稅收政策效應的研究，分析具體效應的多，分析宏觀效應的少，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欠缺。這說明一個問題，就是稅收研究人員對于宏觀經濟運行把握不夠，對宏觀經濟理論學習不夠。所以，在經濟運行周期中，很少有人提出來，稅收應該進行哪些反周期調節。當前，我們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必須采取各種措施，確保宏觀經濟平穩運行，減少波動，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這其中稅收是論文格式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們對此的分析和研究都不夠，全國性的研究不夠，各省的研究也不夠。這是稅收科研領域一個薄弱的方面。在社會各界研究宏觀經濟的時候，很多部門的研究人員和學者都發表了很多意見，較少聽到稅務界的聲音，這說明我們這方面研究的水平還比較低。所以，稅收研究工作要提高研究質量，必須要大力加強稅收綜合性研究，加強對稅收政策宏觀效應的研究。否則，我們的很多成果在操作環節有用，到了宏觀經濟領域就發揮不了作用。我們很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提高稅收研究的水平，使稅收研究工作再上一個臺階。在社會上研究宏觀經濟發展重大問題的時候，應該有稅務界的聲音。應該讓社會各界認識到，在討論這些宏觀經濟問題時，一定要聽聽稅務界的意見。

二、財稅工作的中長期戰略目標

這個問題是由財稅系統長期致力于提高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以下簡稱“兩個比重”）的戰略聯想起來的。最近一段時間，財稅部門的領導和財稅理論界對“兩個比重”問題很少提了，原因何在？因為近年來“兩個比重” 逐年提高，已經基本達到了預期的目標，不考慮社會保障費，與一些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也相差不大。現在的情況是，在 “兩個比重” 問題上，過去的戰略不合時宜了，但能夠在社會各界達成共識、既科學又合乎我國實際、并且能夠指導下一步財稅工作的戰略提法還沒有，這說明現在是一個模糊的時期，是需要研究人員發揮作用的時期。我們應當分析 “兩個比重”，為確定今后財稅工作戰略提出我們的意見。我的基本看法是，現在我國政府占用的財力資源（包括預算內的收入和預算外的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經不是很低了。我國的預算口徑跟西方國家的預算口徑相差很大。最重要的差別是，他們的政府收入中包括社會保障收入，并且社會保障收入占政府全部收入的比重一般都要達到1/3左右（如美國、日本、英國等市場經濟國家），一些高福利國家的上述比重還要高（如瑞典、芬蘭）。美國政府收入（不包括社會保障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1%左右，日本在20%上下。2004年我國的預算收入（不包括4 000多億元的社會保障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19%，與日本相似。加上社會保障收入，我國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將近23%。但我國社會保障收入總體水平比較低，僅占GDP的3%～4%，美國社會保障收入占GDP比重超過10%。另外，我國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自1994年以來也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近年來大體保持在55%左右，2004年已達到60%左右，基本實現了實施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初衷。因此，我們現在有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 我國財政收入比市場經濟國家低的主要原因是社會保障收入部分過低。而我國不包括社會保障收入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已經不是很低了。政府履行職責、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到底應該從GDP里拿多少錢用于政府的開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國債也是一種政府占用的財力資源，其發行額度確定在什么水平比較合適，值得研究。對于政府在全社會財力資源中的集中度的問題，為什么前幾年沒有給予關注，現在要給予關注？因為前幾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較低，要保證政府履行基本職責，就一定要提高這一比重。但現在情況發生變化了，從未來3～5年稅收收入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我國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還會繼續提高，這個趨勢至少還會持續幾年。但是，這個比重不應該無限提高。因此，我們要研究提高比重的目標應該是多少。這個問題值得認真研究，既要做規范性研究，也要做實證性研究，因為需要政府確定一個比較合適的比重作為財稅工作的戰略目標。

三、稅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原則

怎樣看待我國的現行稅制？我個人認為，現行稅制已經運行11年了，應該重新設計。因為現行稅制是1993年設計的，今天的現實狀況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按當時的經濟形勢、當時的指導思想設計的稅制已經不適應今天經濟發展的要求了，應該根據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按照新的指導思想，遵循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來設計新的稅制。1993年設計現行稅制的時候，把治理通貨膨脹、遏制經濟過熱作為稅制設計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因此就有了實行生產型增值稅等一系列具體的政策措施，現在看有不妥之處。因為通貨膨脹是經濟運行周期中的短期現象，治理通貨膨脹也是一項短期任務，而稅制是要在一段較長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的，不能朝令夕改。因此，在設計一個長期的稅收制度時，如果過多地容納了短期的政策目標，顯然是不合適的。比如1998年，雖然出現通貨緊縮、投資低迷情況，卻還要維持對投資課以重稅的政策，而當時不可能根據經濟運行周期來重新設計適應經濟發展要求的稅制。我認為，一個稅制和經濟周期的聯系應該是比較小的，不應該和經濟周期的某個階段有非常大的關聯。否則，經濟運行稍有波動，稅制對經濟發展就會產生負面影響。1993年稅制改革時還有一個原則，就是保持原稅負不變。為什么要這樣做？因為當時要推出分稅制的財政管理體制，解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稅制改革必須為分稅制提供基礎。保持原稅負就是要確保稅收收入不能有太大的波動。按照這樣的原則，設計稅制時，就要預先進行收入的測算，主要稅種的稅率（比如增值稅稅率、企業所得稅稅率等）就是根據這樣的測算確定的。當時的原稅負是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稅收負擔水平，而新的稅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適用的。這樣確定稅收負擔的結果是 ：在若干個主體稅種上，現行法定稅負水平與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應該承擔的稅負水平相比是偏高的。當前研究稅制改革，必須改變保留原稅負這個原則，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科學地確定稅負水平。那么，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稅收負擔是按什么原則確立的呢？我認為，第一，是保證政府的基本論文格式需要。市場經濟的政府也需要維持政府運轉的各項支出，因此稅收必須要有一定的規模，否則政府無法維持。稅收規模太小就得借債，但是借債是有限度的（比如占GDP的比重不宜超過3%，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不宜超過60%）。第二，要使我國的經濟有競爭能力和創新能力。我們再來看看1986年美國里根政府所實施的稅制改革。里根總統進行以減稅為主要特征的稅制改革有兩個目的 ： 第一，要保持美國技術創新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第二，要進一步增強美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這是美國1986年稅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很多研究美國歷史發展的人認為，那次深受供給學派影響的稅制改革，是美國20世紀90年代信息技術發展帶動經濟騰飛的一個重要因素。美國政府的稅制改革能夠促進經濟的大發展，與其指導思想的正確確立密不可分。我國現行稅制中某些因素對于技術創新、技術進步鼓勵支持不夠。比如，企業所得稅的稅前扣除標準有很多的限制，包括研究與開發費用（R&D）。在這樣的稅收環境下，我國企業R&D占銷售收入比重只占1%，這幾年略有增長，但是還不到2%，而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的跨國公司都在10%以上。技術進步是需要投入的，我國對于技術研發的低投入必然導致技術進步緩慢。設計稅制改革方案應該從遵循市場經濟的稅制原則來考慮。在稅負設計的問題上，至今在我國還沒有形成共識，社會上還沒有普遍認識到應該如何鼓勵技術創新，如何提高企業競爭能力?，F在的經濟發展靠什么？靠技術。目前我國低水平重復建設很嚴重，很多投資是沒有技術含量的，比如年產20萬噸的小水泥廠，類似這樣的低水平生產太普遍了。市場經濟是在競爭中發展的，競爭的核心是技術創新。目前我國的稅制中缺少鼓勵技術創新的內容。當前研究稅制改革，可以借鑒美國1986年稅制改革時的一些設計思想。我國在這方面確實比較落后，但是落后并不可怕，關鍵是我國現在的制度還沒有提供縮小差距的機制，這才是令人非常擔心的。我們一定要努力縮小這方面的差距，調整原來計劃經濟時期確定的稅負水平，設計一個能夠鼓勵創新，鼓勵技術進步，提高企業競爭能力的稅制，這種稅制才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行之有效的稅制。今天我們用鼓勵創新，鼓勵技術進步，提高企業競爭能力這樣的原則來評估現行稅制，就會對新稅制的設計方向有很多新的認識。我們不能僅僅局限于對一個稅種、一項政策進行研究，一定要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以長遠的、發展的眼光來考慮稅制問題，這樣才能建設一個促進我國國民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稅收制度。

四、稅收調節收入差距，保證社會公平的作用

現在我國面臨的一個主要矛盾就是收入差距拉大，在我國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這是一個引起全社會關注的問題。其實收入差距拉大說到底還是經濟學里的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當前，城市與農村之間，東部與西部之間，以及不同的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都在拉大，有關反映公平的各項指標都表明，盡管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我國的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仍在發展之中。從社會公平方面來看，我國的稅制應該是什么樣的稅制？我認為這個問題現在也沒有論證清楚。例如，關于個人所得稅改革，在稅制形式上的轉變討論很多，是實行分類稅制，還是綜合稅制，還是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制，但對于個人所得稅的功能（即如何調節收入差距）、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目標（即改革后能夠使基尼系數降到什么水平）等一些基本問題研究得很不夠。這里討論有關個人所得稅的功能，即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對股息、紅利的重復征稅問題?，F在各國都意識到了這是一個必須重視的問題，也紛紛采取措施來消除重復征稅（當然目前做不到全部消除，只能部分消除）。消除重復征稅的方案很多，問題的核心是減少對企業所得稅的征收，還是減少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美國總統布什的做法是減輕股息、紅利的個人所得稅，這一做法引起了美國國內廣泛的批評，說這一做法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窮人，會使美國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布什總統如此為自己辯護：給富人的投資收益減稅以后，將增加富人的收入，富人就會增加投資，從而給窮人增加就業機會和收入，這樣對富人、窮人都有利。所以，盡管此項政策會拉大收入差距，但是從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來說，達到了“帕累托改進”，因為窮人、富人的處境均有改善。那么，我國應該如何消除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對股息、紅利的重復征稅？肯定有不同意見，但是我認為在研究這個問題時要注意兩點：1.我國居民收入的增加將直接增加居民儲蓄。在中國，大部分儲蓄的目的是為了將來的消費支出，包括可預期的和不可預期的，儲蓄增加可能不會提高私人投資的意愿。2.要綜合考慮股息、紅利與居民儲蓄存款利息之間個人所得稅的負擔平衡問題，以及股息、紅利這類非勤勞所得與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等勤勞所得之間個人所得稅的負擔平衡問題。個人所得稅收入在全部稅收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這個稅種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強，對它的功能一定要深入研究。我國的個人所得稅，不論是對工資、薪金征收，對勞務報酬征收，還是對居民儲蓄存款利息征收，都必須明確征稅的目的，目的不明確，稅制無法設計。公平有很多種，比如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個人所得稅主要針對結果公平。當然，解決社會公平問題不能僅僅依靠所得稅，還有機會公平、競爭環境的公平問題，等等，需要其他政策、措施來解決、規范。比如，本屆政府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包括減免農業稅、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提高增值稅、營業稅的起征點，等等，采取這些措施都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平。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在解決結果公平上扮演什么角色關系重大，稅務部門有責任、有義務把這個問題研究清楚。因為這對我們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等國家大政方針是非常重要的。

要推動全社會在這個問題上統一思想，統一認識。

第三篇：管理會計面臨挑戰

管理會計面臨挑戰

引言

2006年，美國管理會計師協會（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IMA）組成研究組，對中國12個制造企業的成本計算和成本管理，做了兩次“訪談之旅”，歷時一個半月。其間，IMA的研究部主任Raef Lawson教授曾在武漢和北京做過此行觀感的報告。報告中提到管理會計在美國確有“衰落”的跡象，人們往往認為財務會計比管理會計重要，在學術界中尤其如此。但從企業界的調查結果來看，管理會計對企業管理應該說是越來越重要。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

在兩次旅途中我們經常交談，許多看法是一致的?，F把Lawson博士兩個報告的提綱和我們交談的一部分內容整理在一起，草成此文。由于語言阻隔，不可能全部譯出請他過目，所以本文雖然代表我們兩個人的意見，但錯誤之處應由筆者楊繼良負責。

管理會計衰落的跡象

提到管理會計，大家都會說，這是西方定義的會計學兩大學科中的一項，是現代會計學的一項新發展、意義重大等。另一方面，又會立刻想到這門學科目前的處境不佳，學術界中許多過去從事這門學科的人，不少棄之而去，給人以日益衰落的感覺。這種情況并不只存在于美國，在中國也是如此。也許可以說，這是全球性的普遍現象。

管理會計“日益衰落”，當我們把管理會計與財務會計相對比時，這種感覺尤其明顯。

在美國，當提到會計這個學科時，人們聯想到的一般只是財務會計，而不是管理會計；提到會計專業考試時，往往指的是注冊會計師（CPA）的考試，而不是執證管理會計師（CMA）（Cert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有譯為“注冊管理會計師”的，實際上只是通過了IMA組織的考試，由IMA發給證件，并沒有向政府“注冊”的意思。實際上CPA也同樣是“執證”而不是“注冊”。美國的CPA協會（AICPA）與IMA同樣都是民間機構。中國的情況不完全相同，故稱CPA為注冊會計師，此處按中國習慣譯CPA為“注冊會計師”）考試。我們這次訪問的中國企業，半數是具相當規模的大型企業。和新參加工作的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交談，和幾所大學會計學院的青年老師和研究生座談，給我們的印象是，在當前的就業環境下，會計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如果還沒有取得CPA資格，第一件事就是要通過CPA考試。有一位剛參加工作的會計碩士說，CPA資格對就業有決定性作用；通過一些外國的會計資格考試，只能幫助取得面試的機會而已。相比之下，成本太高劃不來。CPA資格是在會計事務所工作所必需。在美國，在會計事務所就業的會計人員只占5%—10%，其余90%以上的會計人員是在企業內部工作。那么，為什么大家還是會認為只有通過了注冊會計師考試，取得執業資格，才算是一個合格的會計師呢？分析其原因，美國和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

首先，是經濟環境起了很大的變化，通過證券市場和資本運作來融資越來越成為一種趨勢。這一趨勢在安然事件（2001年初）以后更加明顯。人們把注意力從管理會計轉移到財務會計上。

中國的許多企業盼望上市，需要熟知CPA業務的會計人員。政府正努力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形勢，推出了一整套會計準則，使企業財務會計在2007年時做到與國際全面接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與財務會計方面的新規定更為關注，也是容易理解的。從報刊發表的文章和報道、從等待就業的學子的觀點來看，人們對財務會計的關注超過管理會計，在美國和中國都是如此，這似乎成了一種國際趨勢。

但是，從企業的角度來分析，卻顯出管理會計對提高企業的競爭力極為重要；在管理會計的方法上亟待充實提高。近年進行的兩項大規模調查（一項是IMA與安永會計公司合作的調查，另一項是IBM公司對其全球900家分公司CFO的調查）都得出同樣的結論。

IMA與安永會計公司合作的調查

從報刊雜志所登載的文章看，對管理會計態度趨于淡漠的現象最遲應該是在2001年便被注意到了。作為美國管理會計師團體的IMA，深感對于管理會計當前競爭力的問題需要一個有說服力的調查，遂于2002年下半年與“四大”國際會計公司之一的安永合作，做了一次較大規模的調查。調查通過網絡通訊進行，共發出23034份問卷，回收2000份，約占9％，響應率與類似的調查相似。答卷者所在公司平均職工1750 人，年銷售收入 3億美元，40％屬于制造業。答卷者中31％是帶有“總(C)”字頭銜的，在報告書中稱之為“決策者”,其余稱為“決策參與者”。36％的答卷來自大企業，具有10億美元年銷售額，相當于《財富》1000強的規模。

報告書開頭第一句話是：“管理會計正處在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競爭和經營條件的不穩定性加劇，促使出現許多管理會計的方法和技術。那么，究竟哪些是在實務中被應用的呢？這次調查的目的就是要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調查結果有6項發現：

1.成本管理是企業戰略決策者關鍵的信息來源。81％的答卷者認為，成本管理對他的企業的總體戰略目標至關重要。其原因首先是當前經濟滯緩，促使對成本管理和成本透明度的需要增加（75％）。其次，管理會計師更多地被看作是合伙人，56％的答卷者認為管理會計師關心的核心是戰略性問題。可見，管理會計師仍然是決策者的戰略參與者。

2.決策者和決策參與者都認為，最重要的是：（1）獲得可以據以采取行動的成本信息（占答卷者的82%），（2）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占70％以上）。

3.有一些因素使成本的“能見度(visibility)”受到損害，即存在障礙。98％的答卷者認為存在扭曲成本的因素；38％認為有些因素甚至引起重大扭曲。扭曲的原因：30％認為是間接費用的分配，20％認為是共享服務的分配，19％認為是產品的多樣化造成的。間接費用分配之所以成為首要問題，是因為從各行業總體來看，經營性的間接費用和銷售與一般行政管理費占了營業成本的34% 到42%，這部分成本的分配出了偏差，所以造成比較大的扭曲。

4.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采用新的成本管理方法并不是一件需要優先考慮的事。答卷者不論其所在公司屬于什么行業、多大規模，都持這種看法。他們的理由是，企業已經擁有了各種新創的方法和工具，其中最普及（占23%－24％）的是ERP、新的編制預算和編制報表的軟件。但一些一度相當普及的軟件現在仍然被認為是重要方法的已降低到15%－16％，如作業成本法(ABC)和客戶關系管理（CRM）。當一個公司考慮采用新的成本管理工具時，72％的答卷者（來自大企業的）稱他們要使用本公司自己開發的電腦系統；其余28％打算采用已經成名的系統或ERP。因此，調查的組織者認為，雖然現行成本制度提供的成本信息不夠正確，但企業并不樂意采用新的管理會計技術來幫助他們解決這些問題。限制條件在于經濟現狀和內部資源不足。

5.傳統的成本會計方法仍被廣泛采用。76％的答卷者采用定量技術和傳統的成本計算方法（如全部吸收成本法）；其次為編制經營預算占75％、基本上按直接人工分配間接費用的做法占70％。愿意采用比較新的成本管理技術的不多：目標成本法占26%;增值管理占25%;約束論分析占22%。這些新的方法可謂尚在掙扎、謀求采用。

6.一些被認為能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之所以不被采用，其限制因素包括缺少適當的技術、缺少企業內部的支持、缺少領導層的支持。這三者伯仲相當，在作肯定回答的人中占84%－86％。但在做負面回答的人中，認為領導層支持不夠的占40％，這是就大企業而言的；在小企業中，缺少技術成了最重大的限制條件。這個問題值得注意，因為近來常有議論，說領導重視是關鍵所在。

因此，關鍵問題在于如何在需要較好信息和現實限制之間搭起橋梁。對這個問題有多種說法：

1.采用某一種最佳軟件并不是解決管理會計問題的“萬靈藥”，他們只愿意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采用較好的方法。用戶需要更適合自己特殊情況的軟件，不只是現成的通用軟件。

2.在目前價格昂貴的軟件并不一定適用的情況下，傳統的制表軟件也可以適用于新的計算需要。

3.目前經濟狀況低迷，在不能明確認定某種建議有清楚的成本節約價值之前，企業領導不會愿意花錢購買新的管理軟件。

盡管一般都認為成本扭曲普遍（“是常態而非例外”），各公司仍不愿意改變傳統的管理會計方法。在許多情況下，公司已經部分地（暫時地）回復到比較常規的管理會計方法。這說明，決策者必須充分了解企業的關鍵需要和目前的系統現狀，對癥下藥，不宜盲目求新求變。IBM公司的調查結果

IBM公司2006年在全球范圍內對各地分公司任CFO之職的900位高級經理做了一次調查。調查結果表明，從1999年到預計的2009年這10年中，CFO需要在處理日常事務——即料理賬務和報表中花費的時間正急劇減少：從1999年的65%減少到2006年的48%，預計2009年將進一步減少到35%；從事控制管理工作所花費的時間從20%提高到26%—27%；而向領導者提供決策所需信息花費的時間已有大幅度的增加，從1999年的15%提高到2006年的27%，預計2009年將進一步提高到40%！詳見圖1

在同一個調查中，這些CFO還認為，就其所從事的各項工作而言，重要性比較低的是“滿足規章制度的要求”（57%），然后依次為“從財務角度加強內部控制”（59%）、“不斷改進業務的經營”（61%）、“配合本公司的領導確定發展規劃并加以實施”（61%）、和“衡量和監督業績的完成情況”（69%）。

這個調查的結果表明，企業CFO正處于急劇的“角色轉變”過程中。也可以說，企業財會人員整體處于角色轉變過程之中。滿足規章制度的要求，屬于財務會計的內容，仍然是重要、不可缺少的。但加強內部控制、參與實施業績考核和向領導提供決策所需要的信息，屬于管理會計的范圍，其在企業財會人員的職責中已壓倒了算賬、記賬的職責。

學術界的困惑和對學生的誤導

現在，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美國會計學術界的狀況。

美國會計博士近年來匱乏的現象隨處可見。與過去相比，近來每年獲得會計博士的人數大約只有10年前的一半。2006年夏，美國會計學會年會上，每一位尋求職位的新科會計博士有3—4個現成的空缺等待著他申請。這種短缺現象必然引起這個學科能夠開的課程和研究都有所減少。財務會計涉及會計領域以外的課程較少，而管理會計卻涉及許多與會計沒有直接聯系的課程。換句話說，大學的會計系在課程的設置上，側重于財務會計，其原因與教師缺乏有關。

課程設置也受政府干預的影響。在美國，雖然各大學在組織教學中都享有自主權，但實際上在確定本科生的課程時，還得接受政府部門的意見。例如，州政府的教育部門對大學的資格認證有重大影響。而這些部門都會要求把對外會計（財務會計）所需要的內容包括在課程之中，忽略管理會計方面的內容。其結果是大學本科課程往往以財務會計內容為導向。教授們也把最好、最聰明的學生向財務會計方向引導。有志于以會計為終生職業的學生，也往往相信他們的前程在于當一個注冊會計師，不會選擇其他方向作為自己的職業生涯。

教師的研究方向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學術界人士中，選定管理會計為其研究方向的往往處境維艱。照說，案例研究是管理會計研究的重要方法。20年多前，卡普蘭號召學術界人士走出“象牙塔”，多從事這一類研究。他自己也確實身體力行，并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然而，反響并不很熱烈，大部分學術界人士仍然只推崇實證研究，常?？吹桶咐芯?。這是一種偏見。事實上，由IMA資助所作的一項案例研究，在2006年的AAA年會上獲得“卓越會計文獻”獎?？梢姡咐芯渴且环N很有價值的研究方法。當然從事案例研究是很難的，“成本”很高，學術界人士視為畏途進而貶低它的價值，在美國成了一種普遍現象。

在中國所見

對于從未來過中國的美國人，中國似乎是天文學上的“黑洞”：承認其客觀存在，卻不知其內容究竟是些什么東西。于是，有各種錯誤的猜測也是免不了的。我（Raef Lawson）今年兩次來中國，訪問了12家企業，歷時一個半月。從所花費的時間和訪談的范圍來看，也許算是美國會計學術界中對中國企業的實際情況了解最多的人。

訪談中，涉及最多的是中國企業成本管理的實際情況。這是一堂很好的課，我（Raef）的意外收獲，用一句話來總括，是“想不到有一些在美國認為是了不起的管理會計方面的新創舉，在中國早就存在?！彪m然還有待完善，有的還只是一個雛形，但不能不說中國企業的努力方向是正確的，而且是很有創見的。下面是對美國提出的一些成本計算和控制方法，與我們在中國企業所見的做法作的比較，見表1。

值得專門一提的是，在中國企業中，內部利潤/成本考核制度始于上世紀50年代。然而西方會計學者卻往往把他們近年在中國所見說成是在中國推行了西方責任會計方法的結果。2000年在一本“頂尖”會計雜志《管理會計研究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上，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中國企業所做，“是西方管理會計實務（在中國的）一種應用?！鳖愃频恼f法，屢見不鮮。筆者自己在20年前也有過這樣的作為。我們在訪談中，曾經向這些中國企業的總會計師或財會部門負責人詢及他們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實行這些方法的。例如，與西方的“標準成本”幾乎相同的“計劃成本（有的企業也改稱為“標準成本”），他們的回答是“一向如此”，已經經歷了幾代人了！最有意思的是，美國管理會計界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平衡記分卡制度，提倡多指標評估業績。然而我們所到的具規模的中國企業都有類似的做法。這些企業不但實施多指標考核，還把這些指標層層分解、落實到最基層，而且有一套中國稱為“原始記錄”的統計制度來保證其實施；各企業還設有專門的職能機構（通常稱為技術部或生產技術部）來管理這些技術經濟指標的實現和考核。當被（楊繼良）問及難道美國企業里沒有這樣的制度，以至于平衡記分卡提出多指標考核時，會被看作一種“創見”時，Raef的回答是，多數美國公司熱衷于追求近期的利潤，往往單純以利潤為目標，這也許是美國經濟制度的局限性使然吧。

在對中國企業進行訪談時，我們明顯地感覺到會計電算化已經相當普遍。有些大企業采用了整套的SAP管理軟件，企業財會人員的工作重點不再是記賬、算賬了。對成本、資金的控制管理和業績考核是財會部門的工作重點，這和上文提到的IBM公司的調查結果相同。中國企業看來還是沿用著傳統的成本方法，這并不能說他們在管理會計上是落后了，這與上文提到的IMA與安永公司合作對美國大企業的調查結果，也是吻合的。企業的CFO是不是參與了最高管理當局的決策，事關企業的機密，我們不便多問，但從中國政府最近對國有企業總會計師地位的再次確認來看，中國企業管理也是在向這個方向邁進。

因此，從企業實務的角度看，管理會計在中國企業中并沒有衰落。

結束語

圍繞管理會計呈現衰落跡象的問題還有很多。例如，管理會計和成本會計、財務管理如何分界，是不是需要有一個明確的界線？這門學科如何走向全球化？IMA近年著力介紹德國的成本方法，并且提出“與會計保持距離”、奢談管理理論的方向不完全正確，這些做法是不是有普遍的參考意義？我們有太多的基礎性問題，需要把全球對管理會計有興趣的同行組織起來，共同商討、共同努力。這是一項真正任重而道遠的事業。

第四篇：國內CDN市場發展面臨三大挑戰

國內CDN市場發展面臨三大挑戰

用戶認知度是首要問題

八度網絡的市場調研發現，目前國內用戶對CDN服務認知度普遍較低，部分客戶認為CDN服務僅僅是用來解決電信南北互通的問題，更多的客戶認為CDN的主要功能就是網絡加速。

認知度的問題使市場拓展存在很多難度，而如何提高認知度卻不是單個企業在短時間內能夠解決的。認知度提高需要產業各方的共同努力，以及企業自身實力和技術的提高，產生一批具有影響力的企業。目前，八度認為，在做好服務的同時為客戶提供更多的體驗機會是提高認知度的重要手段。

CDN技術與標準尚不成熟

目前的CDN技術存在一些缺陷，效果距離客戶的理想有一定距離，這也是CDN市場發展不夠順利的重要因素。比如：

技術存在一定缺陷

實時性差是制約CDN發展的因素之一。不過，隨著CDN技術的不斷成熟，這一缺陷將得到改進

缺乏統一的技術標準

在標準化進展方面，CDN的標準還不到成型的時候。由于長期缺乏統一的技術標準，這給CDN的大規模應用造成很大的障礙。雖然國際和國內的一些大的運營商已經在開始形成自己的標準，不過，目前的這些標準還相當初級。近年來，CDN的標準化工作得到了較多重視，各個標準化組織已展開了相關的研究，盡管如此，CDN的標準化工作還是落后于產品的研發。CDN的標準化工作還需更進一步完善。

CDN市場面臨嚴峻競爭形勢

目前國內CDN市場并沒有成熟的運營機制，市場缺乏有效的控制和管理。由于電信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使市場的進入者增多，這對處于幼稚市場的國內的CDN運營商造成巨大的沖擊。

中國經濟發展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跨國公司紛紛進入中國市場，從戰略高度來審視中國市場。國際CDN服務提供商憑借自己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不會錯過搶占中國市場的機會。

在國內市場上，專業CDN服務提供商通過融資、并購提高自己的競爭力，為日趨激烈的競爭市場做準備。國內領先的CDN服務商都在積極準備。除CDN專業服務提供商外，國內IDC服務提供商也紛紛參與到CDN業務的競爭中，他們具有遍布全國的網絡資源優勢。傳統電信運營商也開始著手布置CDN網絡，為企業客戶提供CDN服務。

八度網絡認為，CDN市場將很快迎來新的發展局面，現有CDN服務商并不存在絕對競爭優勢。雖然技術門檻相對較高，但由于人才、技術儲備、資金實力以及市場經驗相對國外領先企業都相去甚遠，國內CDN企業想要在競爭中獲勝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第五篇：新時期企業財務管理面臨的變革及挑戰

新時期企業財務管理面臨的變革及挑戰

現代企業財務管理是企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根據財經法規制度，按照財務管理的原則，組織企業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的一項經濟管理工作。現代企業財務管理是在傳統財務管理基礎上的揚棄發展，與封閉、事后、靜態為主要特征的傳統財務管理有很大差異，它更強調事前預測、事中控制、事后分析，涉及企業管理各個方面，成為企業管理的中心。而且從中外財務管理發展過程中，可以總結出一條基本規律：財務管理發展與創新的動力來自財務管理環境的變遷。所以新時期下，對于財務管理發展趨勢的認識，同樣離不開對當前與未來一段時間內企業所處的環境分析。

對于財務管理的環境變遷，可從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兩個方面分析。從宏觀環境看，主要體現在：經濟全球化的沖擊；知識經濟的興起；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等等。而從微觀環境分析，又表現為：公司內部及公司間的機構重組、購并組；人才環境的變化等方面。而每一方面的特點及其對財務管理，都提出了挑戰。

1經濟全球化的沖擊

最近幾十年來，在技術進步與各國開放政策的推動下，經濟全球化進程逐步加快，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隨著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規模擴大，以國際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在生產、流通、消費等領域的廣泛應用，在21世紀可預見的時期內，經濟全球化將呈現出新特征：一是網絡經濟將帶動電信、銀行、保險和運輸等全球服務業市場繼續擴張，已經形成的時間上相互連續、價格上聯動的國際金融交易網絡，隨著交易手段和方式的不斷創新，交易量迅猛增長。二是跨國公司已突破反壟斷法約束，全球購并將涉及更多領域，規模不斷擴大，跨國公司規模和市場份額的不斷擴大又將使生產、營銷、消費日益具有全球性。三是WTO等多邊組織、國際政策協調集團、非政府組織的國際網絡和區域性經濟組織，通過全球范圍或區城內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安排，將在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對財務管理有著直接影響的是金融全球化。金融已經成了改變我們生活的關鍵性力量，在某種意義上，未來不是信息時代而是金融時代。金融全球化對企業來說是一柄雙刃劍。它使企業籌資、投資有更多的選擇機會，選擇權更具有價值性，所以說，金融全球化客觀上提升了企業的價值；但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可以看出，在金融全球化的背后是極大的風險。在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不斷創新的今天，如何尋求機遇、規避風險，是財務管理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所面臨的最重要課題。

2知識經濟的興起

1996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報告中首次正式使用了“知識經濟”這一概念，并對“知識經濟”下了明確的定義，即“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經驗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知識經濟對企業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從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的微觀視野看主要有以下方面：

2.1企業資產形態的變化

傳統工業經濟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和設備，有形資產在企業總資產中占絕對優勢；而知識經濟是以知識、智力等無形資產投入為主，無形資產在企業經營中起決定作用。現代企業中無形資產占總資產比重的不斷上升己表現為一個明顯的趨勢。

2.2企業競爭力要素的變化

在典型的工業經濟形態中，市場占有率和較大的市場份額是企業補償投入成本、形成和增加企業利潤、維持滿意市場結構的決定要素；同時，由于固定資本的經營杠桿效應和企業以有形物質資產投入為主的特征，企業總是力求通過擴大產出規模來增加財務成果，從而獲取相對于競爭對手的競爭優勢。但是，隨著經濟逐漸朝知識經濟方向發展，市場份額和產出絕對規模只是企業競爭力的外在表現。在內涵上，企業競爭力更主要是源于企業對各類知識的占有和知識資本的運用程度。企業在一定時期積累的知識量越大、其知識資產的結構及其動態組合與社會對知識的要求結構越一致，企業知識資產的轉化效率就越高，企業競爭力，特別是長期競爭力就越強。

2.3企業經營行為的變化

知識投入的增加，特別是網絡和信息技術在知識化和企業資產形態的無形化，企業投資轉向以資源的開發利用為重點的新領域，隨著經驗決策向以知識為基礎的科學決策轉變，企業投資決策和投資管理日益知識化，對知識資產的評估和管理是知識決策的中心內容之一；由于知識成為企業的主體資產形式，企業的生產方式和組織結構日益柔性化。生產方式的柔性化表現為小型靈活的生產日益成為主流。組織結構的柔性化發展出靈活的工作時間、場所和報酬制度，企業更強調知識、信息的收集、傳播和利用，并通過網絡在企業內部分享、重組和創新，整個企業發展成為一個網絡化的信息結構；由于知識的共享性和可轉移性克服了物質資源的稀缺性和使用上的排他性，企業對知識的積累和運用與社會對知識的要求形成經常性的正向互動關系，使企業經營目標與社會整體目標日趨一致。

2.4企業產品的變化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企業產品發生一系列的變化，一是產品的知識含量提高，更新換代的速度加快；二是產品和服務的價值主要由其所含的知識量決定，知識的重復使用使產品生產中物質消耗的制造成本在產品價格中的比重越來越??；三是經濟信息的廣泛流通和網絡購物的興起，使市場信息接近于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顧客要求企業以最低的價格快速進行市場訂貨并提供多種類和個性的產品和服務，企業傳統財務管理模式的變革提上日程。3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

電子商務是由美國IBM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率先提出的，是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兩

者結合的成果。與傳統商業模式相比，電子商務是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傳統的財務管理也演化到網絡財務時代。財務管理是企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財務軟件是企業電子商務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互聯網引發了企業經營環境的革命性變化也必然沖擊著傳統財務管理并導致發生相應的變化。

3.1會計功能的變化

隨著電子商務的普及，很多企業將成為全球網絡供應鏈中的一個結點，企業的眾多業務處理活動都將在網上進行。

傳統會計的單一貨幣計量將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將是多國貨幣、電子貨幣。其支付方式也將由現有的紙質現金、支票、匯票等結算方式轉變為電子現金、電子支票、電子信用卡等網上結算方式。財務軟件在設計中就必須具備電子貨幣交易結算系統。同時，財務所提供的數據信息不僅僅是以貨幣計量的財務數據，更重要的是諸如網絡創新能力、客戶滿意度、市場占有率、虛擬企業創建速度等反映企業競爭力方面的信息，從而為企業的經營、領導決策提供全方位服務。

3.2財務管理信息的實時動態化

互聯網時代，企業的經營跨越了時空的限制，普通企業同樣可以擁有原來只有跨國公司和大型企業才具有的一些優勢和資源。這樣，企業經營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客戶、供應商，合作伙伴及各種虛擬企業，其業務分散在全球各地，由于互聯網技術的應用使得企業的CEO、CFO們可以隨時隨地將企業全球的信息盡在掌握，為財務的集中化管理創造了條件，互聯網環境下的財務管理信息將得到快速便捷的反映，從而實現財務信息的動態實時處理。

3.3財務管理的國際化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及電子商務浪潮的影響，財務的國際化已是必然選擇，企業要走出國門、展開國際競爭更要強調財務的國際化。財務國際化的目的就是要提供具有國際可比的會計信息，這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必須打破傳統會計制度、與國際會計接軌，符合多國和國際會計準則，支持多國語言，支持多幣種和電子結算，并將財務融入Internet時代，最終解決財務的國際化問題。

4企業組織的重構

企業重構自20世紀80年代從美國興起以來，愈演愈烈，現已成為席卷全球的浪潮。企業重購內部因素來源于公司內部組織的重構，即壓縮管理層次，使管理更靈活機動，剝離公司非核心業務，增強公司核心能力，從而大大提高公司的全球競爭能力。

企業重構的外部因素是來自全球企業間激烈競爭的壓力以及技術的進步，特別是信息技術和通信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而內部原因則是為了增強其競爭優勢而必須的戰略調整。企業重構對企業本身，甚至對社會都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也對財務管理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如

公司內部重構時如何進行資產剝離；公司之間的購并如何進行資本運作；跨國購并時如何進行國際財務管理。

5人才環境的變化

加入WTO后，企業人力資源競爭將更加激烈，如何留住優秀人才，甚至吸引國外管理人才流入，將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重要課題。在企業經營國際化的進程中，高級財務管理人員不但要精通會計、審計、財務管理理論與方法，了解相關的法律法規，熟悉企業經營管理的全過程，熟練掌握外語和計算機知識，而且必須具有全局觀念和組織協調能力，有敏銳的洞察力、開放性思維和創新意識。目前，我國財務管理人員還遠不能達到這樣的要求，提高人員素質將成為財務管理的重要任務。

6稅制法規環境的變化

現代企業國際間的發展必然涉及到貿易、結算、財務等諸多方面的新規則，這就要求現代企業的財務管理人員必須熟悉和遵循這些新的法律法規，否則就可能導致財務決策失誤，或招致不必要的訴訟及處罰，更有甚者，可能將企業推入破產或被惡意并購的深淵。各個國家加入WTO后，國家間關稅的大幅度削減，非關稅壁壘的逐步消除，其他主要稅種的收入也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這將直接影響各國的稅收籌劃。因此，加強財務管理就顯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