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6年我國糖業發展困境及應對策略分析

2016年我國糖業發展困境及應對策略分析

近年來，我國糖業始終面臨糖價復蘇乏力、糖企經營困難、糖農利益受損、甘蔗種植面積持續萎縮等問題，對我國食糖產業安全和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帶來嚴重的沖擊。

糖業是廣西、云南等地的支柱產業。當前，我國糖業持續第4年出現嚴重虧損，行業形勢十分嚴峻。2015年，我國糖業在全球糖業整體低迷的背景下，盡管走出了一輪獨立行情，產業發展態勢有所好轉，但制約我國糖業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依然存在，糖業核心競爭力不強的現狀尚未改變。今年若再不采取措施，十三五期間，糖業仍將出現巨額虧損，影響食品產業安全。主要存在幾個方面問題：

進口量維持高位，嚴重沖擊國內糖業

前瞻產業研究院《2016-2021年中國制糖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數據顯示，2011-2015年，我國食糖進口量分別為291.9萬噸、347.7萬噸、454.6萬噸、348.6萬噸和485萬噸，遠超關稅食糖進口配額194.5萬噸。同時，食糖走私屢禁不止，對國內食糖市場秩序造成沖擊，對我國糖業安全帶來危害。

糖業發展基礎薄弱，制糖成本居高不下

我國食糖主產區廣西、云南等地的自然資源稟賦條件不理想，甘蔗生產仍未擺脫靠天吃飯的局面。一是規模化和機械化程度低，廣西、云南兩地的機播率僅為27.1%和7.6%，機收率僅為4.3%和0.3%，糖料種收等關鍵環節基本靠人工，勞動效率不高。二是甘蔗品種研發滯后，種植品種單一，畝產水平較低，與全球糖業領先的巴西等國家相比，在產業鏈源頭上處于劣勢。三是制糖企業產業鏈短，產品結構單一，加上近兩年甘蔗減產嚴重，制糖成本大幅上升。據業內反映，2015/16榨季，廣西食糖企業生產成本約在每噸56005800元，而當前食糖市場銷售價格約為每噸5400元，產銷價格倒掛，企業虧損已成定局。

糖業政策有待完善，對糖業保護效果有限

現行食糖臨時收儲政策在糖價持續走低時，導致國家食糖儲備庫存高，蓄水池作用減弱，財政壓力增加。關稅方面，我國食糖進口配額內關稅稅率為15%(配額外稅率為50%)，遠低于WTO成員的平均食糖進口關稅97%，其中發達國家為122%，發展中國家為55%，欠發達國家為167%。目前我國糖業面臨的內外環境和生產成本等與入世時相比，均已發生很大變化，關稅配額保護民族產業的功能尚未完全發揮。

在糖價持續低迷、生產成本上升、食糖進口過量及走私現象嚴重等多重因素疊加影響下，國內制糖企業連續數年虧損。據中國糖業協會統計，2013/14榨季全行業虧損97.6億元，糖企虧損面超過90%。2014/15榨季全行業虧損預計約20億元，制糖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的局面尚未從根本上得到扭轉，行業發展信心普遍受到影響。

甘蔗種植面積持續下滑，產業保障能力下降

隨著各項生產要素的價格上升，甘蔗種植成本大幅增加，而甘蔗收購價反而下降，糖農利益嚴重受損，種植積極性下降。以廣西為例，甘蔗種植面積從

2012/13榨季的1600萬畝下降到2015/16榨季的1200萬畝以下。全國食糖產量從2012/13榨季1300萬噸下降到2015/16榨季

900萬噸左右，食糖自給率下降到60%左右，食糖產業安全受到嚴重影響。

在我國糖業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為加快解決制約我國糖業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促進我國糖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一是盡快啟動糖業立法

2002年出臺的《糖料管理暫行辦法》已經不適應糖業發展新環境和新階段的要求。建議國家高度重視、頂層設計、統籌規劃，把糖業立法納入糖業十三五發展規劃中，盡快啟動我國糖業立法的調研，學習借鑒國外糖法經驗，從法律上明確糖業管理基本模式和統一管理機構、農工利益關系、常規和臨時性舉措以及相關產業管理政策，為我國糖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法律保障。

二是優化食糖管理體制

世界各國基本都是由政府一個機構統一管理食糖。建議盡快將目前分散在發改委、商務部、農業部等部委中的管理食糖的職權和責任集中起來，由國務院的一個職能部門統一管理，負責食糖供求平衡、糖料種植、加工生產、國內流通、進口出口、庫存(儲備)等宏觀調控和行業發展的有關工作，解決目前

政出多門 的問題，進一步提升管理效率。

三是嚴格管控食糖進口

建議國家相關部門繼續加強原糖進口管控，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現有關稅配額管理辦法，嚴控自動進口許可證的發放，并在進口配額上向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具有規模優勢和品牌優勢的大型企業集團傾斜。要加快研究并實施成品糖進口的管控辦法，明確實施細則，嚴禁成品糖進口，從總量上體現食糖進口管控效果。

四是大力打擊食糖走私

建議海關總署牽頭，會同相關部委，盡快研究出臺打擊食糖走私的專項指導意見，健全打擊食糖走私的聯動機制，加強聯合執法，完善一線堵、二線查、三線市場管的打私機制，形成邊境一線查緝與市場清查整治相結合的反走私工作鏈條。

五是夯實糖業發展基礎

建議發改委、農業部牽頭，會同蔗區政府和糖業龍頭企業，按照《糖料蔗主產區生產發展規劃(2015-2020年)》要求，明確目標，落實責任，加快推進;加大對雙高基地建設、蔗地整治、機械化投入等項目的財政補貼力度，逐步形成糖企+農民利益共贏機制，提高甘蔗生產效率和質量;加強引導，支持糖企模式創新、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不斷推動糖業產業結構升級。

六是盡快實施糖料目標價格管理 建議在云南、廣西試點開展糖料目標價格管理補貼制度。制糖工業集中度高，易管理，全國20家大型制糖企業產量占全國80%以上，且企業糖料收購、食糖生產有稅務和物價部門監管，糖料數量、食糖價格容易掌握，糖農與糖企聯系緊密，易操作。既有利于對糖農形成穩定的價格預期，保護種植積極性，又能減少對糖價的行政干預，有利于縮小內外價差，減緩進口糖對國內市場的沖擊。

七是綜合施策支持糖業發展

建議國家相關部委完善細化國家食糖儲備制度，明確儲備的功能定位，合理確定儲備糖投放時間和價位;盡快設立糖業產業發展基金，對甘蔗主產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良種培育、收割機研發等提供專項資金支持;完善政策性農業保險，在自然災害發生時能夠降低糖農損失，穩定糖農收益;建立食糖供求預警機制，動態監控市場，引導糖農和制糖企業規避風險;探索建立進口糖專賣制度，委托行業協會研究制定相關實施細則，對配額外原糖實施

即時買賣，所得價差部分專項用于國內糖業補貼。

本文作者：余水工（）

本文來源前瞻網，轉載請注明來源！

第二篇：我國制造業的困境及應對策略分析

我國制造業的困境及應對策略分析

“未富先老”成為了我國當前社會人口結構的典型缺陷，人口結構的轉變伴有轉變急促、地區轉變程度不均衡、政策干預性強、不穩定性的特點。據聯合國統計，到本世紀中期，中國將有近5億人口超過60歲，可想而知，過多的老年人口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負擔，不僅難以為制造業的生產提供足夠的勞動力，而且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也使制造企業陷入了困境。

一、制造業的困境

第一，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可以轉移的人數、適齡勞動力人口整體下降使得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呈現上升趨勢，同時，不再年輕的勞動力結構也使得我國制造業的創造力降低，在短時間內難以實現從“制造大國”到“制造強國”的轉變，低附加值的產品仍然為我國制造業的主要市場方向。

第二，勞動年齡人口老化，勞動生產率會降低，不利于產業升級，在支撐技能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的勞動力數量不足的情況下，對既有勞動力進行技能培訓和再教育時，由于勞動者年齡結構老化，接受新知識和學習新技能的難度和成本均較大，表現為老齡勞動力難以適應產業向更高級化發展的要求，結構性失業普遍存在，最終也會拉低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從而阻礙產業轉型升級。無論如何，我國制造業要想走出這些困境還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和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三，勞動力數量的減少造成了我國制造行業人才的大量流失。而人才的流失大大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表現為對原職位工作人員進行招聘、培訓、離職辦理及補償等產生的費用和對接任者的招聘、培訓等方面產生的費用；另外，人才流失會影響在職企業員工的穩定性，如果一個企業的人才流失率過高，會使得企業員工隊伍過于不穩定，從而使一些員工認為企業沒有能力吸引并留住人才，因而進一步加重了人才流失。

二、應對困境的策略

（一）相關政策的支持

第一，以人為本，適當調整人口政策

我國目前放開了全面二胎的政策，能夠在未來增加部分人口來緩解勞動力緊缺的局面，以盡量延長人口紅利期，從而為我國制造業未來的生產制造提供部分勞動力，補足崗位缺口。

第二，鼓勵人們延后退休年齡，積極促進社會養老觀念的轉變

一方面，延遲退休是當前的時代趨勢。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工作能力和身體素質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這為推遲退休年齡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能夠有效化解人口老齡危機和緩解政府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延遲退休可以彌補我國制造崗位上的不足，實現新老勞動力的有效交接，為制造企業的轉型升級爭取時間。

第三，改革戶籍制度

我國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人口占比相較于東部沿海地區來說，具有比較優勢。但是我國部分地區目前的戶籍制度對外來人口具有限制作用，使得外來勞動力的供給缺乏穩定性。因此，政府需要進行戶籍制度的改革，降低農民工進入城市的成本，并消除戶籍制度方面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障礙，能夠使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仍可以獲得持續穩定的勞動力供給。

（二）制造業的策略

第一，提高生產技術，實現制造業轉型升級

信息化、智能化、服務化是當今制造業發展的一大趨勢。為應對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供給短缺問題，我國制造業應當集中優勢資源，加快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技術的深度融合，完成制造企業從加工制造型向創新創造型的轉變、從勞動資源密集型向資本智力密集型的轉變，有力提升企業產品、生產和服務的智能化水平，克服企業生產成本上升的難題。

第二，開拓新興市場

人口結構的老化在客觀上也給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帶來了機遇。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內需市場。當前，我國制造業還未重視老年消費市場的開發。因此，制造企業可以針對性地研發和生產相關產品，既減輕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企業帶來的壓力，又能夠使企業開拓新興需求市場，促進制造企業的長遠發展。在未來，適應人口老化趨勢，制造企業在老年消費市場還可以挖掘更多潛力。

第三篇：我國干旱及其應對策略

我國干旱及其應對策略

自古以來，我國便是一個農業大國，5000年來中國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農業人口約占總人口的70%，現在的中國正在用世界上7%的土地養活世界上20%的人口，這樣的成績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但是這也表明了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相當艱巨的！干旱無疑是其中最大的問題之一。我國是一個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國家，旱災相當頻繁，而在廣大農村節約用水觀念不強，農業用水利用率相當低，造成了巨大的水資源浪費，加之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工業用水、城市用水量增大，形成了我國水資源供需之間的矛盾，且由于我國水資源在地區之間，季節之間分布的極不平衡，矛盾有加劇之勢。

一．干旱的形成原因

干旱災害是我國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之一，嚴重阻礙經濟的健康發展，經分析研究認為旱災頻繁的原因如下。

1.水資源區域性缺水嚴重

我國水資源與人口、土地、經濟發展組合狀況不理想，水資源區域性分布南北不均衡，我國降雨量南方比較充沛，年平均降雨超過1000mm，而北方內陸地區降雨量少，年平均降雨量少于400 mm，這種降雨分布的區域性導致我國北方資源性缺水嚴重。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國土面積占全國的36.5%，但水資源占全國的81%；而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區國土面積占全國的63.5%，而水量僅占19%，其中西北內陸河地區資源性缺水更嚴重，這種南北水資源分布的極不均衡造成的區域缺水，是我國干旱災害頻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2.降雨的季節性導致季節性缺水

我國降雨受典型季風氣候影響，全年降雨在年內時間分布極不平衡，水資源呈明顯的季節性，其中70~80%降雨集中在汛期的6、7、8月內，汛期降雨強度大、雨量太過集中，往往地表徑流匯聚而引發洪澇災害，當降雨集中的汛期限過后，工農業用水量依然巨大，但由于水量因大部份都集中在了汛期，水資源供需矛盾顯現，季節性缺水嚴重，降雨的季節性造成災害的季節性，大洪之后又遇大旱，汛期抗洪汛后抗旱，嚴重阻礙我國經濟發展。

3.流域內、流域之間水資源利用分配不合理

我國目前水資源的開發極不合理，在流域內上游不顧下游，攔河修壩截流，對水資源進行過度的開發利用，導致下游斷流，嚴重影響下游居民的生產生活，給下游造成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在水資源豐富的流域，水利用率低，用水浪費嚴重，而在水資源貧泛的流域卻是河流斷水，水庫干涸，無水可用，流域內、流域之間水資源利用分配不合理，也是我國干旱災害頻繁的原因之一。建議國家加強對水資源進行統一管理，保證水資源在流域內、流域之間的合理配置，綜合考慮流域內、流域之間的用水需求，科學配置、合理調度，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人為因素

我國水資源短缺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由來以久，但旱災頻繁有較大的人為因素存在，具體表現在對水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水污染嚴重、水利用率低、用水浪費嚴重??這些都進一步加劇了水資源供需之間的矛盾，加大了旱災發生的機遇。

5.抗旱工程設施老化，抗旱能力弱

我國的抗旱工程基礎設施老化，運行時間長，年久失修，降低了抗旱工程的灌溉保證率，無法正常發揮抗旱效益，抗旱能力弱。

6.水污染日益嚴重

隨著我國城市化、工業化建設步伐的加快，工農業污水排放量不斷增加，給江河湖泊生態環

境造成巨大的破壞，生活性用水資源因河湖水源污染而不斷減少。

二．干旱的時空分布特征

40年中我國大部地區出現的干旱次數有10～30次，其中黃河中下游、海河流域、淮北地區及廣東東部和福建南部沿海有35～40次，幾乎平均每年有一次不同程度的干旱出現。我國大致有4個明顯的干旱中心：華北平原至黃土高原一帶，南嶺至武夷山一帶；東北西部；云南中北部和川南一帶。如果將位于西北的，以新疆、甘肅為中心的長年少雨干旱的地區考慮進去，我國共有五大多干旱中心。

由于降水的周期波動，也引起干旱發生的階段性變化。近50年來，我國受旱面積存在明顯的三個低值期，即1950～1957年、1963～1970年J982～1984年，每年受旱面積一般在2000萬公頃以下。還有三個高值期，即1958～1962年、1971～1981年J985～1999年，每年受旱面積一般在2000公頃以上。近50年來的幾個嚴重干旱年都發生在這三個高值階段，如1959、1960、1961、1972、1978、1986、1988年等，這些嚴重干旱年的受旱面積均在3000公頃萬以上。

三．干旱的分類及判別方法

盡管關于干旱和干旱指標已有大量的研究，但是由于干旱的形成原因異常復雜，影響因素很多，包括氣象、水文、地質地貌、人類活動等，加之研究目的不同，還沒有一個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干旱定義，如“一個持續的、異常的水分缺乏”；世界氣象組織定義干旱為“在較大范圍內相對長期平均水平而言降水減少，從而導致自然生態系統和雨養農業生產力下降”；由于對干旱理解的不同，行業不同對干旱的分類亦不同，美國氣象學會在總結各種干旱定義的基礎上將干旱分為4種類型：氣象干旱（由降水和蒸發不平衡所造成的水分短缺現象）、農業干旱（以土壤含水量和植物生長形態為特征，反映土壤含水量低于植物需水量的程度）、水文干旱（河川徑流低于其正常值或含水層水位降落的現象）、社會經濟干旱（在自然系統和人類社會經濟系統中，由于水分短缺影響生產、消費等社會經濟活動的現象）。由于干旱的類型不同，所以對干旱的判別方法也有所不同其中：

1.氣象干旱指標

在各種干旱類型中，氣象干旱表現得最為直接，也是其他類型干旱發生的先導。簡單的氣象干旱指標主要是考慮一定時期內的降水量，通過氣象學方法研究降水量的統計分布規律或以降水量的持續日數反映干旱的強度和持續時間。此類指標計算簡單，所需資料容易獲取。但是由于對水分支出和地表水分平衡反映的不足，因而難以反映干旱的內在機理。

2.農業干旱指標

農業干旱的發生有著極其復雜的機理，在受到各種自然因素如降水、溫度、地形等影響的同時也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如農作物布局、作物品種及生長狀況等。因此農業干旱指標必然要涉及到與大氣、作物、土壤有關的因子。

（1）降水量指標

在地下水位較深而且又無灌溉條件的旱作農業區，基于降水量的指標基本能夠反映農業干旱發生的趨勢。一般采用的指標為降水距平百分率、無雨日數及百分比法等。此類指標資料容易獲取，計算簡單，但是不能直接反映農作物遭受干旱影響的程度。

(2)土壤含水量指標

農作物生長的水分主要是靠根系直接從土壤中吸取的，土壤水分的不足會影響農作物的正常發育。常用的土壤水分指標是根據土壤水分平衡原理和水分消退模式計算各個生長時段的土壤含水量，并以作物不同生長狀態下（正常、缺水、干旱等）土壤水分的實驗數據作為判定指標，預測農業干旱是否發生。目前一般認為當土壤相對含水量＜40％時，作物受旱嚴重；當土壤相對含水量為40％ ～60％時，作物呈現旱象；60％ ～80％時為作物生長適宜含水量。作物旱情指標利用作物生理生態特征的突變和最優分割理論而建立的反映干旱程度的作物旱情指標已經得到廣泛應用，是目前國內外普遍認可的直接反映作物水分供應狀況的最靈敏的指標。

3.社會經濟干旱指標

社會經濟干旱指標主要評估由于干旱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由于工業供水保證率常常高于農業，在干旱年份工業供水常享受優先的權利。在一般干旱的年份，工業用水基本上可以得以滿足，工業產值損失較小，在特大干旱年份工業用水將無法保證，損失較大。

四．干旱的影響

1.干旱災害嚴重制約經濟發展

頻繁嚴重的旱災導致廣大農村農作物減產絕收、農村飲水困難、農民收入大幅度下降、工業生產停滯、城市供水限時??嚴重影響國民的生產、生活，給工農業生產帶來了無法估量的損失。

2.干旱災害導致生態破壞

我國北方的高緯度地區由于長時間的持續干旱，工業用水擠占農業用水，農業用水擠占生態用水情況普遍，生態環境用水瀕臨枯絕，如果這樣無休止的擠占生態環境用水，不合理的配置工業、農業、生態環境用水之間的比例，必然會對生態系統和環境造成的極大破壞，導致植被覆蓋率減少，自然綠洲萎縮，草場退化，土地沙漠化嚴重。

五．采取綜合措施減少干旱損失

我國目前的抗旱減災措施，無非是工程措施與非工程措施相結合，搞好抗旱工程硬件設施的同時，也大力提升非工程軟件建設，實現硬件與軟件的有機結合，服從、服務于經濟發展。

1、工程硬件設施

(1)修建跨流域調水工程，實現水資源優化配置

我國降雨因分的的區域性，致使地區之間水資源不平衡，相對而言南方水資源豐富北方貧泛，北方地區特別是黃淮地區水資源供需矛盾尖銳，農業干旱性缺水、河流斷流、湖泊干涸，地下水超采，水資源環境惡化越來越嚴重，制約了當地經濟發展，為了從根本上緩和我國區域性的干旱災害，減輕水資源供需矛盾，興建大型跨流域調水工程是必須的，以緩和北方地區的資源性缺水，實現水資源的優化配置，保障南北地區經濟同時協調、健康、快速發展。

(2)興建小型灌溉工程，緩解流域內的季節性缺水

我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水資源比較豐富，但降雨在時間上分布上極不衡，呈明顯的季節性，季節性缺水嚴重，在降雨集中期因降雨強度大，降雨太過集中往往引發洪澇災害，降雨集中期過后由于雨量希少而引起旱災，為緩解這種季節性旱災，應在流域內興建小型灌溉工程，在降雨集中期蓄水用于降雨集中期過后灌溉之用，除水害興水利，同時還可以結合發電、養殖開展多種經營，活躍地方經濟。

2、非工程措施

(1)增強節水意識，提高水資源利用率

我國農業灌溉用水利用率低，一般只有30~40%，生產單位糧食用水量是發達國家的2~2.5倍，農業用水占全國用水總量的70%，水資源存在極大的浪費，因此應積極推廣節水灌溉新技術，節約寶貴的水資源，對于高能耗低產量而用水量大的企業，強制進行技術改造，同時加強水法宣傳，實現水資源有償使用，提高水資源利用率。

(2)退耕返草返林，蓄養水源

積極鼓勵農民退耕返草返林,蓄養水源,有實驗表明,生態良好植被覆蓋率高的地區比生態惡化的地區，土壤蓄水能力大30~40%，充份利用土壤這座天然水庫蓄養水源，同時對于退耕返草返林的農民國家應給予適當補償。

(3)實現各利用水需求之間的合理比例

我國工業用水擠中農業用水、農業用水擠占生態用水，水資源的需求關系紊亂，生態用水無法保障，其結果是造成生態系統嚴重損壞，土地沙化，地下水鹽堿化嚴重，應合理科學配置各種用水需求，保證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第四篇：我國糖業發展狀況

我國糖業基本情況

1、布局(普通散戶如何在強勢中掌控金股)

我國現有機制糖廠539家，日加工能力74萬噸，其中甘蔗糖廠444家，日加工甘蔗能力65萬噸；甜菜糖廠95家，日加工甜菜能力9萬噸。全國產糖能力約1053萬噸，1998/1999年制糖期全國實際產糖超過882萬噸。

甘蔗糖主要分布在廣東、廣西、云南、福建、海南、四川、江西、湖南等8 省區，甜菜糖主要分布在黑龍江、新疆、內蒙古、吉林、甘肅、寧夏、遼寧等7省區，各省區制糖能力和產糖量（1998/1999年制糖期）分別為：

廣西、廣東、云南、新疆四省區產糖量占全國產糖總量的80％以上，是我國主要的產糖省區，也是將來中國糖業發展的重點地區。(剖析主流資金真實目的，發現最佳獲利機會！)

我國食糖生產的主要品種有精煉糖，優級白砂糖、一級白砂糖，優級綿白糖，一級綿白糖、赤砂糖等。糖廠副產品綜合利用的主要產品有紙張、紙板、紙漿70萬噸，中密度纖維板、碎粒板60萬立方米，酒精60萬噸，甜菜顆粒粕飼料65萬噸，食用、工業用酵母4萬噸，味精3萬噸等。

全國食糖消費量不足800萬噸，人均6.7公斤，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和亞洲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是世界上人均食糖消費量最低的國家之一。

2、技術水平

我國糖廠與國外糖廠最大的差別在于：我國糖廠是一步法生產白砂糖與綿白糖；而國外多采用先在原料集中的產地生產原糖，再運到大城市精煉的辦法。我國甘蔗糖廠多采用亞硫酸法，甜菜糖廠全部采用碳酸法，少數有精糖生產的糖廠采用離子交換樹脂脫色等先進工藝。

建國50年來，我國糖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從產量上已能滿足全國人民對食糖的需求，糖業技術水平也有明顯提高。糖料方面：已形成自己的良種繁育體系：研究并推廣了糖料高糖高產綜合栽培技術，如地膜覆蓋，稀土微肥應用，甘蔗少耕法，甜菜的紙筒育苗移栽等。制糖加工方面：已自行設計、制造、安裝10000噸／日甘蔗糖廠和3000噸／日甜菜糖廠，先后研制成功日榨甘蔗10000噸的φ1000×2000MM恒比滾動壓榨機、φ1200×2400MM壓榨機、日處理3000噸甜菜的大型連續滲出器、50立方米結晶罐，150立方米立式助晶機、半自動板框壓濾機、攪拌煮糖罐等； 研制推廣了甘蔗高效破碎設備，帶雙輥喂料壓榨機、管道硫熏中和器、帶式真空吸濾機、水噴射冷凝器、連續分離機等高效新型設備。工藝方面：研制成功了蔗汁和糖漿氣浮清凈技術，可在亞法工藝中獲得高質量產品，化學助劑如殺菌劑、絮凝劑、脫色劑、除垢劑、表面活性劑的開發、研究、推廣也取得進展。自動控制方面：研制了許多一次儀表及自動控制系統投入生產運行，如折光錘度計，蔗渣水分測定儀，輥升儀，蔗渣厚度自動調節，榨機直流電機無級調

速，蒸發煮糖過程微機控制，鍋爐全自動微機控制及能源集中管理等。

糖廠綜合利用技術也有較大發展和提高，除蔗渣造紙、甜菜廢絲生產顆粒粕、糖蜜制酒精和酵母等傳統產品外，綜合利用產品已發展到數十種，如蔗渣碎粒板，蔗渣糖蜜作飼料、糖蜜發酵制甘油、活性干酵母、高級調味品等。綜合利用產值占糖廠總產值的比重也不斷上升。

3、市場

70年代以來中國食糖的消費增長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1970年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食糖消費量在從160萬噸增長到280萬噸，人均消費量從1.9 公斤增長到2.9公斤，8年間人均消費量僅增長1公斤。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食糖消費量由1978年的280萬噸增長到 1992 年的760萬噸，年均增長17％，人均消費量也由2.9公斤增長到6.5公斤。進入90 年代以后，由于替代品的使用增加等原因，食糖消費量呈徘徊狀態，目前的全國食糖消費量仍不足800萬噸，人均6.7公斤。

我國食糖的消費結構大體是：居民直接食用量為320－400萬噸，占全國食糖消費量的40－50％，工業用糖400－480萬噸，占全國食糖消費量的50－60％。居民直接消費中白砂糖占60％，綿白糖占40％左右，綿白糖主要消費區域是長江以北的地區。工業用糖中，最大的應用領域是飲料，年消費食糖量為105萬噸，占22％； 其次為糕點，年消費食糖量為90萬噸，占18％，糖果，年消費食糖量為80萬噸，占16 ％；其它還有：休閑食品40萬噸，占8％；冷飲30萬噸，占6％；罐頭 32萬噸，占7 ％，釀酒26萬噸，占6％；制藥15萬噸，占3％，果脯10萬噸，占2％；其它40萬噸，占8％。

從地區看，不管是工業用糖還是居民直接用糖，其消費主要集中在沿海發達省市區的大中城市，而中西部地區及廣大的農村食糖消費水平還很低。從長遠看，我國食糖的生產與消費將會有較大增長。但從目前情況看，食糖消費進入一個相對穩定期。

4、主要問題

我國糖業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存在著很大差距，主要體現在：

1、原料單產及含糖低，品種改良速度緩慢，品質不高； 栽培方式分散落后，機械化程度低。

2、糖廠規模小、能耗高，自動化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

3、糖產品品種單

一、質量和品種滿足不了高質量食品的需求；

4、綜合利用規模小、多數技術水平較低、污染嚴重；

5、制糖過程中大型、高效蒸發和煮糖工段的裝備和自控裝備的差距更大，有些技術裝備僅相當于國外五六十年代水平。

第五篇：我國NGO發展的法律困境分析

我國NGO發展的法律困境分析

□ 山西省委黨校 陳艷珍

NGO（非政府組織）一般是指那些非政府的、非營利的、志愿的、致力于公益事業的民間社會組織，亦被稱之為在政府——國家體系（治理的第一部門）和企業——市場體系（營利的第二部門）之外的“第三部門”或“非營利組織”(NPO)的社會組織體系。近十多年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市場經濟的漸趨成熟和社會轉型的全面展開，社會各階層公民的結社熱情以各種方式、在各個層面和領域越來越充分地表達出來，中國的NGO已經逐步走出發展的起步階段，開始步入更加多層面、多體系、多樣化、多影響的新的發展階段，無論在數量上、體系上、活動上和影響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現代國際上通行意義的NGO由于在我國發展歷史不長，社會資源不足，社會公益文化氛圍不濃，政策環境尚有欠缺，相關法制建設滯后，現行法規和管理體制在總體上不利于NGO，導致NGO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法律困境。

一、“歸口登記、雙重負責、分級管理”的社團管理體制不適合中國NGO發展

我國現行的社會團體管理體制是“歸口登記、雙重負責、分級管理”。歸口登記，指的是社會團體統一由國務院民政部門和地方縣級以上各級民政部門負責登記，頒發《社會團體法人登記書》，其他任何部門無權登記社會團體。雙重管理，指的是每一個社會團體都要接受兩個機關：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的雙重管理。登記主管機關的職能是負責社會團體的成立、變更、注銷登記或者備案；對社會團體實施年檢；對社會團體違反《條例》的問題進行監督檢查，并給予行政處分。業務主管機關的職責是負責社會團體上述行為前的審查；監督、指導社會團體的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依據其章程開展活動；負責社會團體檢查的初審；協助登記管理機關和其他有關部門查處社會團體的違法行為等事宜。分級管理，指的是全國性社會團體由民政部登記，地方性社會團體由縣級以上各級地方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由相應的部門做業務主管單位。

雙重管理體制在實際操作中往往被簡化成為一種政治把關和共擔責任的分權機制。無論登記管理機關還是業務主管單位,首要的目標都是如何減低政治風

險和規避責任, NGO的發展則被置于次要的目標上。由于相關法規只是劃定了業務主管單位的范圍卻并未明確規定其義務,所以對NGO來說,找到愿意承擔責任的業務主管單位就成為能否獲準登記的首要條件。而業務主管單位批準NGO合法登記的條件,不僅要看其業務范圍是否相關,更重要的則是要看NGO能否被置于其有效的控制范圍內,要看NGO的發展會不會帶來過大的政治風險和責任,以及NGO的發展能否增大業務主管單位所在的部門利益。要滿足這樣的條件,業務主管單位對NGO的行政干預就在所難免。

二、NGO成立的法律和政策門檻過高，致使其發展受到制約

西方國家對NGO的管理一般實行注冊制或登記制管理，只要NGO符合政府規定的關于組織資產、會員數量、發展規模等一系列標準，就可以到相應的政府部門注冊，經審查即獲得合法地位，此后NGO的一系列活動由本組織自行負責，出現問題則視情況提交司法部門解決。西方的注冊制或登記制將NGO的生存權交給了社會，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了社會自主性；而我國的審批登記制本質上仍然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管制式，政府牢牢掌握著NGO的生存包辦權，其嚴厲的準入制度很大程度上制約了NGO成立及發展，公民成立社會團體的權利受到限制，公民根據自身的目標與愿望成立社會團體的難度較大。

首先，對NGO的成立規定了比較苛刻的條件。如《社團登記管理條例》規定，成立社團在會員方面，必須要有50人以上的個人會員或者30人以上的單位會員，個人會員、單位會員組成的會員總數不得少于50個；在物質條件方面，要有合法的經費來源，全國性社團有10萬元以上的活動資金，地方性的社團要有3萬元以上的活動資金。關于會員數量和物質條件方面的上述標準，顯然，對于一些特殊領域的NGO來說，完全達到上述標準可能有些困難。

其次，在審批和年檢方面也顯得過于嚴格。一般而言，一旦法律對社會組織和公民的行為做出了某種規定后，政府作為法律的執行者應當受到該法律法規的約束，不能任意擴大或縮小。但是政府在對社會團體管理實踐活動中，往往考慮政治的需要，審批上體現從嚴的精神，有疑問的不批，明顯有問題的堅決予以制止，對一些特殊的社會團體如下崗女工再就業協會、外地人口就業協會、股民協會等不予登記。這樣，社會團體的登記機關就擁有了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在社會團體審批中可能會存在過多偏重于管理機關對該組織成立主觀意圖的認識，使審

批活動有較強的隨意性。由于獲得合法身份的門檻太高,越來越多的NGO轉而采取工商注冊的形式，或者在其他黨政部門的支持下取得各種變相的合法形式，或者甘冒不登記注冊的風險。這就是為什么中國NGO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合法體系之外的原因。大量涌現的NGO紛紛繞開現行法規的結果，使得現行法規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不僅對于各種形式的NGO起不到應有的約束和監管作用，而且降低了法律應有的尊嚴并激勵了公民不守法的群體行為,這在法治社會是一種危害性的現象。同時,在法律給定的合法性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各種形式的社會合法性便大行其道,部門掛靠、媒體報道、領導出席、名人掛帥等，都成為一些組織獲得合法性支持的重要渠道。

三、《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所確立的限制分支和非競爭性原則，阻礙了NGO的充分發展

從《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所確立的限制分支和非競爭性原則看，中國對NGO的管理策略上總體上呈現限制競爭、抑制發展的基本導向。其目的是為了便于政府的控制與管理，防止由于競爭導致各個NGO為了生存和發展主動采取各種措施，進而偏離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從政府的角度考慮有一定道理。然而，從NGO的長期發展來看，這種人為造成NGO的壟斷局面，具有極大的消極影響。《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13條規定，在同一區域內已有業務范圍相同或相似的民間組織，沒有必要成立的，對于民間組織的成立申請不予批準。第19條規定，社會團體的分支機構不具備法人資格，而且社團不得設立地域性的分支機構。代表機構的設立和分支機構的設立一般也應當限制在其登記地或會址所在地。不僅如此，有關機關還主動將其認為業務上有重復或沒有必要存在的社團要實行撤銷和合并。這些法律和政策的規定，從管理的角度看有正面作用，因為限制民間組織的競爭，一方面可以消解由此所引起的各種社會不安定因素，有利于保持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民間組織的數量過大，也會給政府的控制增加難度，同時競爭會導致民間組織之間為了生存和獲取資源采取各種措施，容易偏離政府為民間組織所設定的方向。但從管理的消極角度看，解決一個問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從源頭上連問題本身都給消滅掉，但是這種做法對于社團開展活動和發展則是不利的。限制組織的擴張直接影響了社團開展活動，社團活動范圍和能力的擴大與社團組織的擴大密切相關。

“限制分支原則和非競爭性原則”的確立，意味著在NGO成立上存在著明顯的“先發優勢”，誰先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本領域的合法代言人，進而使自身的利益和價值取向得到體現。并要求后加入的會員遵守這些規章制度，從而在無形中與市場自由競爭的原則相左。NGO自身確實存在諸多問題，但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強有力的競爭。由于缺乏競爭，不少NGO疏于改進管理，得過且過，影響力自然降低，造成社會公信度差等。應該承認，缺乏競爭是NGO進入這種不良循環狀態的源頭。NGO向社會提供的是非壟斷性公共物品，這意味著它不應該居于壟斷地位。然而，限制競爭必然導致壟斷發生，而壟斷對NGO的生存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將是巨大的，這必將會不利于NGO的充分發展。

四、現行有關NGO的稅收優惠法律制度不健全，成為制約NGO發展的又一瓶頸

NGO的成長，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政府稅收政策上的優惠。按照國際慣例，NGO具有非營利性、志愿性和公益性，所以稅收上一般體現“減免”政策，強調對NGO的積極方面進行鼓勵和促進，以此更好地發揮其提供公共物品、保障社會公益的“替代效應”。

但至今為止，我國民政部門與稅務部門由于對NGO在認識上存在分歧，因此未能在稅收政策上形成統一的規定，沒有出臺一部系統的NGO稅法，也沒有一套適用于NGO的獨特制度，甚而對于NGO的納稅主體地位的界定都含糊不清。

具體來講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稅收立法的層次性不高。目前，我國對于NGO的稅收問題并不重視，并未確立一套適用于NGO的獨特制度，對非營利組織的稅收優惠主要是依據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的幾個文件，對于捐贈方的優惠主要見于1999年頒布的《公益事業捐贈法》。總體來說，立法的層次性不高，也不夠系統、具體、明確。

第二，NGO的稅收主體地位不突出。在現行的有關稅收法律、法規中，并沒有象許多國家一樣，突出NGO的特有地位，仍然是將NGO按照營利性組織來定性進行征稅，這種納稅主體的地位是不妥當的。在財產稅、商品稅中，也缺乏對NGO的專門規定，尤其缺乏對民間成立的NGO的優惠措施。同時，對于一些借非營利之名行營利之實的行為，沒有在稅法上給予準確的鑒別。

第三，對捐贈人的法律制度性鼓勵不足。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對捐贈行為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是一些原則性規定，有待具體落實和細化。同時對捐贈人的稅收優惠標準還不夠統一、規范，就我國稅法的規定而言，并非所有捐贈支出都可以從應稅所得額中扣除，而往往是限定捐贈的性質和數額的。例如，捐贈必須是公益、救濟性的，并且，在內資企業所得稅中還要求必須是間接捐贈，才能限額扣除。比如企業所得稅對捐贈有免稅的規定，實際上不管捐多少，只能免應納稅款的3%。如果企業收入100萬元，捐款了50萬元，也只能免3萬元的稅。對于個人捐款的減稅鼓勵，《公益事業捐贈法》中規定比較含糊，在實際操作中就算拿著個人捐助的證明，稅務部門也不會承認。捐贈減免稅的許多優惠政策仍然有待明晰，如現在物資捐贈的比重很大，幾乎占到總捐助額的1/3，對此能否減免稅收，以什么標準進行折價，政策上尚沒有明確規定；不通過中介組織進行的直接捐贈也大多得不到稅收優惠。

由此可見，我國對于NGO的稅收法規相當模糊和分散，可操作性差，這樣使得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NGO能夠開展“游說”活動尋求稅收優惠。相對于政府來說，NGO處于弱勢地位。

從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當前我國關于NGO發展的“歸口登記、雙重負責、分級管理”的管理體制、審批核準的登記成立制度、限制分支和非競爭性原則的確立以及相關的現行稅收優惠法律制度，已經不能適應當前我國NGO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在市場經濟體制漸趨完善的今天，我國NGO發展所面臨的法律困境，要求我們必須盡快在充分借鑒國外成功發展NGO經驗的基礎上，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NGO法律制度框架，促進NGO的發展，發揮其和諧社會“穩定器”作用。

〔責任編輯 王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