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國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執法保護的若干思考

摘要: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執法保護成為當前國際貿易和知識產權的一個焦點問題。本文從基本目標、承擔責任、發展需求、發展策略、發展現狀以及國際趨勢等方面,對我國外貿中知識產權執法保護進行了初步思考,形成了一些較為科學的判斷,以有助于正確認識對外貿易中知識產權執法保護問題。

關鍵詞:知識產權;執法保護;對外貿易

0　引言

隨著經濟和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大,我國已經提前進入涉外知識產權糾紛高發期,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執法保護成為當前國際貿易和知識產權的一個焦點、難點問題。

僅美國對我國企業發起的“337調查”數量,在2006年就已達到13起,占美國全球總調查量的近40%。

2006年我國法院受理的涉外和涉港、澳、臺知識產權案件明顯增加,共審結涉外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353件,比上年增長52.16%。海信與西門子商標之爭、DVD專利費之爭等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正在感受到知識產權糾紛帶來的壓力。一時間涉外知識產權糾紛和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成為了政府、企業甚至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但是在知識產權糾紛的爭論中,也存在一些輿論和理論誤區,對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存在一些不當的看法,為了促進國際貿易的健康持續發展和知識產權的不斷完善,有必要對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的誤區進行澄清。

1　面臨新時期的國際發展機遇和和平環境,知識產權是我國和平崛起的工具崛起都有一定的歷史時機和條件,中國現在和此后的一段時間內面臨一個難得的機遇期。首先,從根本上說,中國和平崛起重在歷史性創新。現代歷史上那些真正興起的主要強國,其興起的根本原因都是在發展過程中實現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創新。在當前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能夠增強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這是在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時代,我國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其次,一國的國際地位取決于國家的實力,自強體魄是和平崛起的最主要基礎性條件。盡管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GDP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但其中絕大部分屬于外延性增長。這樣的經濟發展是難以持續的。中國欲真正崛起,必然要在科技創新方面實現重大突破,要有屬于自己的發明、創造和工藝技術;屬于自己的產品、品牌和生產銷售方式。一句話,就是要變“中國制造”為“中國創造”,變大量消耗為可持續發展。

促進生產力的革命性發展,實現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創新,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的新潮流將是中國崛起的一個標志。因此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促進知識產權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第三,中國的崛起,需要良好的國際環境,這也要求中國的崛起方式必然是和平的。中國一方面要實現和平崛起,一方面要消除國際社會產生某些疑慮。要想消除這些顧慮,贏得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支持與合作,中國尚需在“和諧世界”的旗幟下進一步努力。一方面要全面融入國際社會,作為其中負責任的重要一員,承擔自己在全球化體系中的義務和責任,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一方面要加強國際合作,不斷探索“共同繁榮”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徑、新政策。而知識產權制度正是國際經濟貿易新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加入了世貿組織和TR

IPS協定,就必須履行應有的職責和義務,積極加強知識產權執法的保護,有利于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這就要求一方面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制。

另一方面也要客觀地向全世界宣傳我們在知識產權方面取得的成效,用合作代替對抗,用對話代替指責。

2　我國將由經濟大國轉變成創新大國,而加強知識產權執法成為我們的歷史使命建設創新型國家,最重要的就是加強自主創新,而這無疑依賴于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在知識產權制度中居于核心環節的就是知識產權執法,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知識產權執法不力那么知識產權制度就形同虛設,創新大國何從談起?

不久的將來,我國將由經濟大國變成科技大國、創新大國和知識產權大國。一方面,隨著科技中長期規劃綱要的實施,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深入進行,我國科技水平和自主創新能力將顯著提高,必將成為知識產權大國和強國。同時我國也正在快速成長為世界專利申請大國。自2003年以來,我國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數量已經連續3年位居世界首位。此外,我國國際專利近6年年均增長率高達30.7%,增長速度高居全球各主要國家首位。我國商標注冊申請量已經連續五年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隨著經濟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未來15年內整個社會的知識產權意識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我國有可能成為拒絕盜版和假冒的正品正牌國家。而要實現這種本質性的轉變,最急迫要做的和最本質的工作就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這是實現轉變的內在需求,也是國際環境的要求,在這知識產權執法保護的關鍵時期和歷史機遇期,要將其上升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高度加以認識,作為一項長期任務抓緊抓好,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知識產權執法保護水平,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歷史責任和歷史使命。

3　我國正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已進入涉外知識產權高發期,但國際知識產權糾紛仍在可控范圍,這也是正常的發展階段和經濟現象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外貿發展呈現加速之勢,已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貿易大國,但是,我國還遠不能稱為貿易強國。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過程中,我們將面臨更多的國際知識產權糾紛,日益成為我國貿易摩擦的重要領域。盡管中國已經大幅增加了研發投入,但其在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主要出口地所申請的知識產權,不足該國(地區)知識產權總數的0.2%。其中,在日本僅有0.04%。2002

年到2006年,中國已經連續5年位居“337”調查國家的榜首,五年間涉及國家出口產品立案46起。國外企業或組織索要的專利費用和賠償額越來越多,動輒數以億計。中國企業每生產一臺DVD

就要付4.5美元專利許可費,現已支付30億元;在對方專利權失效以前,還將陸續付出約200億元巨款。知識產權糾紛涉及的范圍日漸廣泛,從打火機、拉鏈和書寫筆等傳統產業到生物制藥、數碼芯片等高科技產業,專利往往隱藏在標準和技術壁壘之后發揮作用。而且,涉及知識產權糾紛的幾乎都是我國成長性最好的新興產業。因此,我國對外貿易中知識產權摩擦已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之一。另一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正在或者已經“走出去”,我國部分自主知識產權已在國際貿易中初顯競爭力,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權益屢屢遭受侵犯,朗科公司的MP3專利在美國被侵犯、海信等一大批企業的知名商標被搶注等等。中國并非第一個遭遇此類知識產權挑戰的“快速發展經濟體”,日本和韓國也都曾經歷過此類“成長的煩惱”。BCG成立了知識產權戰略專項組,對眾多企業的相關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認為,一個國家的企業在知識產權方面大體要經歷5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主要以出口技術含量較低的產品為主導,靠的是廉價勞動力成本和低成本原材料;第二階段通過加大研發投資,推動了技術含量較高產品的出口;第三階段遭遇發達國家企業的知識產權壁壘,被迫付出高昂代價;第四階段吸取教訓,加大在收購、自主開發和管理知識產權方面的投資力度;第五階段則開始享受知識產權的互惠互利,有的企業甚至可以通過知識產權獲取競爭優勢。日本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在美國申請專利,1976年數量為6000項,到1991年達到了2.2萬多項。過去日本曾經向外國企業支付了高昂的知識產權使用費,隨著創新能力不斷提高,日本企業如今一方面仍在支付專利使用費,另一方面也向外國企業收取可觀的專利使用費。韓國1990年在美國申請專利的數量幾乎為零,但到2002年已經有4000多項。通過自主創新,韓國改變了知識產權交易只進不出的局面。目前,日韓兩國都已完成了從第四階段到第五階段的飛躍。

盡管我國面臨的知識產權糾紛層出不窮,但也要認識到知識產權國際糾紛的增多在正常的范圍內,同時也是必經的發展階段。從貿易摩擦和知識產權糾紛來講,我們首先要看到這不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流。的確,現在存在著一些反傾銷、知識產權壁壘、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的影響,但這不是主流,中國外貿20%

30%的發展速度就是很好的例證。我們應認識到僅是一個貿易政策措施,不應該政治化。中國產品面臨許多國家的技術壁壘,對中國產品的出口帶來不利影響。但這是一個技術標準問題,我們不應當采取對抗態度。滿足國際技術標準、技術要求,是參與國際競爭的基本條件,是技術上的要求。這代表了整個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發展趨勢。所以,不能把這些標準當成阻擋中國發展和中國產品出口的措施來理解。

另外一個方面,國內外企業之間知識產權糾紛增加,國內企業之間的知識產權糾紛也增加很快,說明企業應用知識產權來維護自己利益的意識增強。當然糾紛案件增多對國內企業來講是一個壓力,尤其是不太熟悉知識產權工作的企業,這樣壓力的存在會推動我國企業提高增強保護知識產權、尊重他人知識產權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壓力也能夠轉變成我國企業自身發展的動力。

4　執法保護力度要與經濟貿易發展水平相適應,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知識產權制度的工具性決定了它只有緊密地與本國科技經濟與貿易發展水平保持協調,并成為維護本國產業經濟發展和促進產業技術水平提高的制度時,才能體現其為民族經濟而存在的價值,這也是知識產權制度最本質的作用。知識產權國際化的實質是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利益之爭,由于知識產權的異化,過嚴保護對發展中國家一定是吃虧的,因此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應有階段性,應當根據國家的實際情況在某一階段采取較弱的或較強的保護標準。在我國,一方面,由于加強自主知識產權創造提高科技水平的需要,適應知識產權一體化保護的需要,提升社會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需要和滿足國際公約最低保護水平的要求,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不能太低;另一方面,由于避免向外國權利人支付大量的使用費,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建設起步較晚,民眾的知識產權意識淡薄,充分利用國際公約允許的權利限制、例外、豁免等制度的主客觀條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又不能太高。因此,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應當與我國的經濟科技社會文化發展水平相適應,不能一味地強調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各個方面都應與發達國家接軌,國情決定了我們必須將知識產權保護定位在合理的水平上。當前我國過多強調知識產權的弱保護已無多少意義,可以在遵循最低國際保護標準的基礎上采取不同的保護強度,利用國際協調機制對抗發達國家超越協定標準、超出我國國情的知識產權強保護要求,發揮傳統文化與資源大國的優勢,爭得國際規則制定的話語權,為保存與發展傳統資源而爭取有利條件。

5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是參與市場競爭的工具知識經濟時代,主要依賴的是知識資源和高科技,其運作規則就是知識產權制度,這已成為國與國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競爭的主要手段和博弈工具。

當前知識產權在其取得、利用和訴訟上,日益被一些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當作一種商業工具運用。例如,權利人申請稻草人專利,是為了獲取競爭優勢,甚至遏制他人的競爭;跨國公司形成專利包圍之勢,不只著眼于權利,還貫穿了商業策略;一些跨國公司積極將其專利滲透到國際標準之中,或通過利用事實標準,形成行業壟斷,然后縱容他人侵權利用,放水養魚,伺機收網捕魚;一些跨國公司發起知識產權訴訟,透過訴訟來打擊競爭對手。

基于知識產權制度的工具性,這一制度本身并非我們追求的目標,而僅是達到我們促進國家技術進步和增進社會財富的一種手段。因此,一個結構完整的法律文本、一套可以與國際最新最高標準接軌的知識產權制度并不足以成為衡量一國知識產權制度有效實施的標準,而只有讓企業、大學、研究機構等市場主體掌握、利用這一制度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知識產權保護。面對這種情況,首先,企業不要把申請專利當成用額外的費用去獲得法律保護的手段。它是企業在市場上能站住腳的必要手段,也是企業的財富和資產;其次,從市場競爭角度說,訴訟本是一種比較正常或普通的競爭手段。企業面對知識產權糾紛,絕對不要抱著“餓死不討飯,冤死不打官司”的陳腐觀念,善于通過多種途徑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敢于并善于運用法律武器來維權。否則放棄應訴,或應訴不力,使得國外起訴的企業或啟動某些程序的政府不戰而勝,導致被驅出國際市場,甚至形成外國企業動輒以起訴相威脅的惡性循環。第三,專利攻擊無論對于大企業還是對中小企業的專利戰略都至關重要。在知識產權領域,小公司拿起知識產權的武器向大公司發起專利進攻并不罕見。例如,世界軟件巨頭微軟頻遭專利訴訟,跟歐盟的反壟斷糾紛剛剛告一段落,就遭到BTG國際公司的專利訴訟。

6　知識產權保護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國已取得巨大的進步知識產權的保護是一個漸進過程,這根源于我國的現實國情。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水平、全民教育水平、人們消費水平和知識產權意識的提高是一個歷史過程。比如發達國家目前平均教育水平一般是13年左右,中國的平均教育水平盡管有巨大的進步,現在平均也只有8年,存在較大的差異。當一個人對知識產權根本不了解的時候,讓他去保護知識產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即使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執法保護方面做了幾十年工作,事實上也還沒有做到盡善盡美。美國商業軟件聯盟(BSA)在其報告中聲稱,知識產權侵權盜版現象是一個全球性難題,全球盜版軟件所占的比例整體上一直沒有改觀,但中國軟件盜版現象已經得以抑止。

另一方面,我國逐步健全的知識產權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就,換來了國內外權利人的信任,截至2006年底,中國已累計受理專利申請333

萬余件,與到1993年底中國累計受理專利申請36萬余件相比,十余年間增長的速度令人驚嘆。對知識產權保護被看作一個前所未有的“激進改革”領域出現,美國雖然擁有強大的專利制度,但是沒有針對專利的刑罰。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比美國要嚴苛得多,而且動用公權力、公共財政和刑罰,將民事糾紛行為行政化、刑事化。中國政府對保護知識產權之熱烈,顯然遠超世界一流。WTO秘書處知識產權司司長艾德里安沃頓向外界表示,中國在建立并利用現代知識產權體系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

7　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執法保護展現出新的發展趨勢(1)知識產權行政管理及行政執法相對集中。

國際上大部分國家是按照工業產權分類,實行專利和商標統一集中管理。據有關方面對國際上86個國家和地區的知識產權機構設置情況統計,1997年70%以上的國家和地區采取專利和商標集中管理模式;

23%的國家和地區采取專利、商標和版權集中管理;只有極少數國家采取三家分散管理模式。（2)司法外知識產權執法保護備受關注。傳統的司法解決知識產權侵權糾紛方式已經無法滿足現代市場競爭的需要,以行政權力來保護民事權利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在英美法系國家中,近年來越來越重視發展其準司法的行政機構,如美國的海關和“國際貿易委員會”以及美國國家知識產權執法協調委員會建立運行,美國專利商標局執法辦公室成立等。美國產業界成立了非官方的全國專利委員會,以解決委員會成員間的專利糾紛,使企業以最快、最省錢的方式化解爭端。在英國,很早就存在由專利行政機構受理專利侵權糾紛的實際做法。（3)知識產權審判的專業化和相對集中管轄是國際發展趨勢,知識產權確權糾紛案件均由專門的審判機構進行審理,而且普遍趨向于建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模式。美歐一些國家相繼建立了專門知識產權法院,韓國、泰國、日本、新加坡等周邊國家近年來也先后建立了知識產權專門法院。美國根據“1982年聯邦法院改革法”,成立了聯邦巡回上訴法院。(4)知識產權侵權救濟加強。一方面刑事執法保護有強化的趨勢。大陸法系國家普遍規定了刑事救濟,我國周邊的韓國、印尼、菲律賓、亞太經合組織中的墨西哥也都有類似規定,其中不少國家強化了這一救濟的規定與執行。同時規定了關于專利侵權犯罪的有期徒刑,盡管很少實際執行,但其對侵權者或潛在侵權者的威懾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面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增加。美國的侵權賠償額不但超過實際損害,而且還包括了律師費與其他訴訟費,從經濟上鼓勵被侵權人積極維權。日本和西歐國家也在強化專利侵權救濟,某些亞太發展中國家的專利侵權損害賠償額也在增加,以促進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5)知識產權糾紛調解受到重視。有些國家的行政機關設立或委托仲裁機構,依法對知識產權侵權糾紛進行調處,其實質還是對民事糾紛的一種調解方式。比如日本文化廳下設的“著作權糾紛調解委員會”、德國司法部指定的“著作權糾紛仲裁委員會”、以及英美法系國家著作權法中普遍設立的仲裁庭。

日本法院開始審理專利侵權糾紛時,鼓勵當事人在法官的督導下進行協商,或由法官指導下解決糾紛。

美國的許多專利侵權糾紛也是在提出訴訟后,進行庭外和解的。

知識產權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尤其國際貿易的發展受制于知識產權的發展,而對外貿易中的知識產權執法保護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我們只有正確認識對外貿易中的知識產權執法保護的重要意義、發展階段、功能所在、發展方向等,才能夠采取正確的戰略和政策。政府應盡快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加強保護知識產權,同時加強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交流,促進相互間的理解,這不僅有利于減少貿易糾紛,對整個中國經濟的長久發展也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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