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悲劇標志演變脈絡分析論文

【內容提要】悲劇標志指的是它的人物、沖突和結局等，這是它區別于其它藝術形態的地方。自亞理斯多德總發其端、黑格爾實質突破之后，它至今仍是人們熱衷的話題。本文大致梳理了悲劇各標志的演變脈絡，評論了當今諸說的得失，推測了它在21世紀里的可能走向。

【關 鍵 詞】悲劇/標志/沖突/效果

【正 文】

悲劇作為一種源起最早的戲劇形式，自古希臘之后，始終是人們熱衷的討論話題之一。討論的中心是悲劇的標志，這是它的特征，是它賴以存在的方式，是它區別于喜劇以及正劇的地方，是它獨具的形態。總發其端的是亞理斯多德，他就悲劇主角、悲劇情節、悲劇結局、悲劇風格、悲劇效果等一系列特性或標志作了開創性的論述。沿著這一軌跡，在延綿二千多年的過程中，每個階段都有許多論述，或承傳應和，或發展豐富，各各留下了自己的洞察痕跡和時代印記，一步一步地推動著悲劇適應社會的需要。站在世紀之末，回顧悲劇標志諸說的大致歷程和態勢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將有助于新世紀的悲劇建設。

誰來充當悲劇的主角？

怎么樣的人物充當了戲劇的主角？這是識別悲劇抑或喜劇的一個重要標志。亞理斯多德在《詩學》里指出：“喜劇總是摹仿比我們今天的人壞的人，悲劇總是摹仿比我們今天的人好的人”，這好人是“名聲顯赫”的，可是“犯了錯誤”，“陷于厄運”（注：亞理斯多德：《詩學》。）。

亞氏說悲劇主角應是“名聲顯赫”的人，是以古希臘的悲劇實踐為根據的。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主角是天神，《波斯人》是國王；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主角是國王，《安提戈涅》是公主和王子；歐里庇得斯的《美狄亞》的主角是公主，《特洛亞婦女》是皇后；除少數外，大都為神話、傳說里的人物或歷史上的名門望族。亞氏對悲劇主角應有的地位身份的總結產生了久遠的影響：西班牙劇作家維加說，“喜劇討論的是卑賤的和平民的種種行動，而悲劇則是王室的和高貴的行動”（注：維加：《當代編劇的新藝術》。）；法國批評家布瓦洛說悲劇的主人公必須是“上流”人物（注：布瓦洛：《詩的藝術》。）；英國詩人德萊登說，悲劇“必須是偉大的行為，包括偉大的人物，以便與喜劇相區別，喜劇中的行為是瑣屑的，人物是卑賤的”（注：德萊登：《悲劇批評的基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充溢著資產階級人文主義思想的莎士比亞，他的著名悲劇《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麥克白》里的主角仍是國王、王子及貴族，仍然沒有跳脫出悲劇主角的傳統觀念。直到十八世紀啟蒙時期，狄德羅為適應已露頭角的資產階級需要，提出了悲劇除以“大人物的不幸為主題”外，還可以寫“大眾的災難”之后（注：狄德羅：《論戲劇藝術》。），悲劇主角才一改以往由帝王將相一統的局面，例如席勒的《陰謀與愛情》、易卜生的《娜拉》、小仲馬的《茶花女》，主角都是社會上的小人物。

中國的悲劇從開始就沒有這種限制，它的主角可以是大人物，《長生殿》的主角是君主和妃子，《趙氏孤兒》的主角是忠臣與權奸，也可以是小人物，《竇娥冤》主角是貧苦低微的婦女，《桃花扇》的主角是妓女與蕩子。現代以來，依然如此，不少悲劇的主角均屬普通人物。

照例說，中國十三世紀和西方十八世紀以來的悲劇實踐和理論，早已宣告了悲劇主角應是“名聲顯赫”的人物成了老皇歷，已經陳舊和過時，然而當代美國的某些學者卻提出了“悲劇衰亡”、“悲劇殞滅”的說法，理由之一，便是沒有國王的時代里是沒有悲劇主角的，他們否認日常生活里的悲劇性，不贊成悲劇主角的平民化。事實上，就在二十世紀的美國就有一部轟動的寫普通人的悲劇《推銷員之死》，劇作家阿瑟·密勒指出，“我深信普通人就像帝王一樣宜于作為最高意義的悲劇題材”，當有人攻擊《推銷員之死》為“假悲劇”時，他被激怒了，說：這些評論是被“許多至今陰魂不散、冗長沉悶的舊定義”蒙蔽了眼睛（注：阿瑟·密勒：《悲劇和普通人》。）。應該面對實際，除了描寫歷史題材之外，悲劇主角為普通人是不可逆轉的。

現在，回到悲劇主角為“好人”的標志上。其實，這是亞理斯多德更為重視、更為強調，也是他在古希臘悲劇里發掘出的更為本質、更有價值的標志。《詩學》里反復多次地講了摹仿對象有“好人”與“壞人”之分，悲劇摹仿的是“好人”。這雖是一個聯結著歷史的、階級的、倫理道德的概念，卻具有永恒的通用性和廣泛性，無論王室貴族或平民百姓，無論地位顯赫的大人物或平凡庸碌的小人物，都有好壞之分、美丑之別，盡管這個“好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并犯有錯誤或過失，但他行為上總有順應社會發展的東西，靈魂上總有符合人性人道的東西，那么，這“好人”便可以成為悲劇主角。亞氏排除了“壞人””特別是“極惡的人”作為悲劇主角（注：亞理斯多德：《詩學》。），這在二千多年來不斷受到贊同的回應，并且仍是現代主導的悲劇主角觀。

當然，這個標志并非沒有受到挑戰，通常舉出的例子便是莎士比亞的《麥克白》。這個麥克白，是個野心家，弒君篡位，是個暴君，屠戮異己，最后是眾叛親離，斃命于劍下。對此劇，眾說紛紜，可是認為它是個悲劇卻又是一致的。車爾尼雪夫斯基還特為給這類戲劇起了個“罪行悲劇”的名稱（注：車爾尼雪夫斯基：《論崇高與滑稽》。）。那么，這不是“壞人”成了悲劇主角嗎？ 應該說存在著它的理論支撐，例如布拉德雷就說過有“好人的悲劇”也有“壞人的悲劇”（注：布拉德雷：《黑格爾的悲劇理論》。），別林斯基說過“悲劇不僅表現生活的肯定，并且也表現生活的否定”（注：別林斯基：《智慧的痛苦》。）……比較起來，陳瘦竹的說法更符合實際，他說：“我們憎惡他（麥克白）的野心及由此而犯的罪行，但又覺得這個藝術典型不是一個單純的‘極惡的人’”（注：陳瘦竹：《悲劇漫談》。）。是的，麥克白曾經是一個拯救了國家、立過功勛、受人愛戴的大將，只是后來在他人的蠱惑、挑唆和煽動下，才使他潛伏的野心膨脹起來，他原本也有是非善惡的觀念，即使在他一步步走向罪惡深淵之時，一面瘋狂殺人，一面又哀嘆自己的墮落，一面行惡和犯罪，一面又陷入了矛盾和痛苦，這是一個良知尚未泯滅殆盡的人的毀滅，而并非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人”。亞理斯多德的悲劇主角觀是有彈性或區間的：好人——三七開的好人——對半開的又好又壞的人——非極惡的人。這最后的底線或堤岸：“極惡的人”不能充當悲劇主角，仍是應該守護而不能沖垮的。

這里，受到的啟示是：在當今新舊交替并有反復的時代，一方面可以寫新生力量剛抬頭，就被垂死勢力壓下去的悲劇，并以這種英雄悲劇為主旋律來激勵群眾；一方面也可以寫新生營壘里的某種人經不住舊思想的腐蝕而被拉過去，并以這種罪行悲劇為補充來警策群眾。

它是怎樣的一種矛盾沖突？

戲劇的矛盾沖突，是經過了歷代劇作家的自發實踐之后，才被逐步總結出來的。亞理斯多德只是觸碰到情節和動作，布瓦洛、萊辛、歌德只是偶爾地提到斗爭、反抗、矛盾和沖突，直到黑格爾方清醒而深刻地指出：“充滿沖突的情境特別適宜于用作劇藝的對象”，“戲劇動作的本質是須是引起沖突的”〔12〕。于是認識戲劇的大門被敲開，以至有人把這個命題歸結為“戲劇就是沖突”，“沒有沖突便沒有戲劇”，認為這是戲劇最為重要和本質的客觀存在的法則。

悲劇里的這種戲劇沖突，通常稱之為悲劇沖突，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首先，悲劇沖突和其它戲劇沖突（例如喜劇沖突）一樣，都是現實生活中矛盾激化的反映，都是戲劇演出自身的需要，如果說沒有沖突便沒有戲劇，那么，推進一步便是：沒有沖突也沒有戲劇中悲劇這一類型。其次，凡是沖突總是由雙方的性格和行為的對立而形成的，但是，悲劇沖突進一步規定了這種沖突的一方是正義的、合理的或使人同情的，沖突的另一方則是非正義的、不合理的或使人厭惡的。假如雙方都是善的（例如《兄妹開荒》）或都是惡的（例如《升官圖》），那是喜劇沖突。最后，悲劇沖突的結果總是正義的、合理的或使人同情的一方遭到了毀滅。假如相反的話，正義戰勝了邪惡，合理的事物占了上風，使人同情的一方獲得了圓滿的結局，那不是悲劇，而是正劇。悲劇之所以悲，是因為好人沒有好結果。自古以來，有多種多樣的悲劇：古希臘的悲劇，例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表現了人和命運的沖突，被人稱為“命運悲劇”；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悲劇，例如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奧寒羅》，著重寫了主人公的優柔寡斷、妒嫉等性格的弱點，被稱為“性格悲劇”；到了十九世紀，小仲馬的《茶花女》、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等，主要表現個人與社會環境的矛盾沖突，要求個性的自由解放，反對不合理的社會束縛和壓迫，被稱為“社會悲劇”……悲劇內涵和名稱雖然不一，但一般都符合悲劇沖突的法則和方式。

當然也有相反的意見，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黑格爾。黑格爾一方面認為悲劇里存在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不可避免的沖突，另一方面又認為悲劇沖突的雙方各有它的合理性和片面性，各是無罪的又是有罪的，是兩善或兩惡之間的沖突。他以古希臘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為例，作為這種悲劇沖突理論的注解。安提戈涅是忒拜國王的女兒，為爭奪王位，她的二歌波呂涅刻斯借岳父的兵力回國向兄長開戰，結果兩弟兄自相殘殺而死。克瑞翁以舅父的資格繼承王位，他宣布不準埋葬波呂涅克斯的尸體，違者處死。這使安提戈涅十分為難：依照神律，親屬必須埋葬死者，以免褻瀆神靈；依照國法，則不能埋葬死者，否則國家便無法維持社會秩序。經過選擇，安提戈涅為哥哥舉行了葬禮，于是被國王燒死。黑格爾認為：作為國王，克瑞翁的禁葬命令“在本質上是有道理的，它要照顧到全國的幸福”；作為安提戈涅，悍然不顧國王禁令，獨立為其兄行葬禮，這種對哥哥的愛也是神圣的，“他如果不完成安葬他的職責，那就違反了骨肉至親的情誼”，他各有情致，各有行動的合理性，各有其辯護的理由，雖互相抵觸，卻“兩個都是公正的”（注：黑格爾：《美學》。）。之后，中西方都有師承黑格爾的這種悲劇沖突的說法，提出悲劇沖突是善與善之間的斗爭，雙方都有其吻合真理與人性的東西，提出純粹的善惡斗爭已經難以產生在當代悲劇里。

應該說，黑格爾派的這種悲劇沖突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歌德早就指出了黑格爾從理念出發考察《安提戈涅》的錯誤：“克瑞翁的行動并不是從政治道德出發，而是對死者的仇視出發。波呂涅克斯在他的家庭繼承權被人用暴力奪去之后，設法把它奪回來，這不是什么反對國家的滔天罪行，以至死還不足贖罪，還要懲罰無辜的死尸”；“一種違反一般道德的行為決不能叫做政治道德。克瑞翁禁止收葬波呂涅克斯，不僅使腐化的尸體污染空氣，而且讓鷹犬之類把尸體上撕下來的骨肉碎片銜著到處跑，以至污染祭壇。這樣一種人神共嫉的行為決不是一種政治德行，而是一種政治罪行”（注：《歌德談話錄》。）。因此，《安提戈涅》所寫的并非是“善與善的沖突”，而是“善與惡的沖突”，即安提戈涅所代表的民主精神和克瑞翁所代表的暴君專制的沖突。退一步說，《安提戈涅》就算勉強符合了黑格爾的那個理念，而以此作為模式，那么必將拋棄整整一大批悲劇，因為絕大多數的悲劇沖突雙方的存在并非都是合理的，而有是非之分、善惡之別、美丑之界的。當然，當代中國的某些悲劇受到過“左”的政治氣候的影響，使沖突的雙方“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人物性格概念化了，沖突過程簡單化了，這是需要糾正的。可是，也不能由此而走到又一個極端，“對立面已經難以單純地用是非、善惡分明的判斷來界定”，導向黑格爾指示的歧路。作為悲劇，它的沖突的主方人物，一般而言，在性格上總或多或少地包含著正義的素質，即符合人民大從道義的那些正面素質，在行為上都或多或少地顯示出合理的趨勢，即符合歷史必然要求的那種進步的趨勢。或者，在戲劇的自身范圍內，它的人物有使讀者和觀眾同情的地方，即某些思想、感情、意愿等相通的地方。如此，才能和另一方、包括和自己內心的另一方構成悲劇沖突。這個沖突的法則，應該是未來的悲劇，包括未來的社會主義悲劇仍應基本遵循的。

這種沖突的結局如何？

戲劇就是沖突，那么，沖突的雙方總有一個誰勝誰負的結局。亞理斯多德依據古希臘悲劇的實踐最早揭示了悲劇在結局上的標志：“完美的布局應有單一的結局，”即悲劇主人公“由順境轉入逆境”，以“不幸的結局收場”，它“最能產生悲劇效果”（注：亞理斯多德：《詩學》。）。亞氏主張“好人”才能充當悲劇主人公，因此，悲劇的結局又可歸納為：“一個人遭受不應遭受的厄運”，即“好人沒有好報”。悲劇沖突的如此結局，二千多年來始終被遵循著。作品如此，例如《哈姆雷特》的悲劇主角被毒劍刺傷而亡，《大雷雨》的悲劇主角卡杰林娜投水自殺，《屈原》的悲劇主角是出走漢北，《關漢卿》的悲劇主角被逐出大都；理論也如此，例如車爾尼雪夫斯基說“悲劇是人底偉大的痛苦，或者是偉大人物底滅亡”（注：車爾尼雪夫斯基：《論崇高與滑稽》。），魯迅說“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注：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說得最為透徹的是恩格斯：“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種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沖突”（注：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薩爾》。），把一種最為重要、最為常見的悲劇，它的沖突性質及結局，作出了最為深刻的概括。對此，獨立特行的黑格爾雖說沒有否定，卻把它納進了自己理念的框子。黑格爾認為：絕對理念到了人類社會便是一種抽象的倫理力量，它原是統一的，可是到了悲劇里使分化為不同的人物性格及其目的，這些人物各自都以為自己所代表的倫理力量是正確的、正義的，各不相讓，導致沖突；在沖突中，雙方都以自己的正義性否定對方的正義性，以自己的合理性否定對方的合理性，所以都有片面的罪過；沖突需要解決，于是悲劇人物遭到毀滅，“隨著這種個別特殊性的毀滅，永恒正義就把倫理的實體和統一恢復過來了”〔19〕。例如在《安提戈涅》這部悲劇里，國王克瑞翁代表國家的倫理力量，安提戈涅代表親屬的倫理力量，他們在禁葬和收尸上的沖突，各有自身正義或合理的一面，于是導致國王殺了安提戈涅，但安提戈涅的未婚夫是國王的兒子，他因安提戈涅之死而自殺了。結果，國王和安提戈涅都各以自己的片面性而兩敗俱傷，同歸于盡。對此，黑格爾認為，受到懲罰或遭到毀滅的，只是人物片面性，而國家和兄妹之愛這兩種普遍的倫理力量卻在克服了各自的片面性之后，又得到了和諧的統一，這是一種“永恒正義”的勝利。這里，盡管黑格爾沒有否定沖突的結果是悲劇人物的毀滅，可是把它套進了理念的框子，這只能是唯心主義的。當前，國內外的某些學者贊賞并提倡黑格爾的兩善或兩惡的悲劇沖突，弄得不好，在悲劇沖突的結局上也會滑到黑格爾的泥坑里。

事實上，悲劇之所以成為悲劇，是因為正義的、合理的或使人同情的一方，在和非正義的、不合理的或使人厭惡的另一方產生的沖突中，由于多種原因，如對方的強大、自身的錯誤、性格的弱點等，最終遭致了無可避免的挫折、失敗、痛苦和毀滅。這是由“好人”充當悲劇主角以及悲劇沖突的性質所決定的，它是實實在在的，而非抽象理念的，一般也是善惡分明的，而非是非不分的。只有這種有價值的人生毀滅才是悲劇，假使去掉了如此一個結局性的標志，那么也就沒有了悲劇。

在悲劇沖突的結局上，二十世紀的中國碰到了一個獨特的難題：怎么看待傳統戲曲悲劇里的“團圓之趣”？《竇娥冤》里的主角竇娥是一個善良堅強的有著舍己為人品德的女子，她在悲劇沖突中被無辜殺害，可是在她臨死之前的三樁愿望——血飛白練、六月飛雪、三年大旱，卻一一實現，到了第四折還有個昭雪；《梁山伯與祝英臺》是一對互相愛戀的純潔男女，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下，先后殉情而死，而死后卻化成了一對頡頏而飛的蝴蝶；《白蛇傳》中的白娘子的斗爭失敗了，她被法海鎮于雷峰塔，但最后給白娘子留下了一個兒子，也就是一個希望……可以舉出很多這種有一個希望的浪漫幻想尾巴的例子來，它幾乎成了我國傳統悲劇的普遍現象。開始，有人以西方悲劇結局的模式透視，認為中國沒有真正的悲劇，之后，覺得不能如此生搬硬套，認為這是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悲劇。應該說，在這種有著“團圓之趣”的悲劇里，其中的一部分為糟粕，封建的、迷信的、不敢正視現實生活中慘酷與悲哀的糟粕，違背了悲劇精神。但多數的戲劇卻不是這樣，它們的主體，即劇作家著力展開的這個主角與丑惡一方的矛盾沖突，著力營造的這個美好主角的勢不可免的毀滅，都完全符合西方悲劇的標志，包括不幸結局的標志，因此，完全可以說諸如《竇娥冤》之類的杰作，即使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之中亦無愧色。根據中國悲劇的實踐，要把主體的悲劇結局與反映民族審美心理的團圓收尾區分開來；主角毀滅了還不是悲劇結局？團圓收尾則應看作是東方悲劇的一個特點，它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主角毀滅的命運。

悲劇形成了什么特殊風格？

在所有的文藝形式里，悲劇是最為嚴肅、崇高的，這種特殊風格使它與喜劇的滑稽、輕松、諷刺判然有別，構成了一個識別悲劇的標志。

最早提出悲劇應該著意于嚴肅的是亞理斯多德，他把悲劇界定為“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注：亞理斯多德：《詩學》。）。嚴肅不是滑稽、輕浮，而是莊嚴、肅穆，它的形成是由悲劇摹仿的對象所決定。悲劇以高尚或善良的人為主角，這個主角又由順境轉入了逆境，而他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意志決定了他要和對方展開不屈不撓的斗爭，這與“壞”或“丑”的一方的斗爭是你勝我負、你死我活的，結局卻是主角遭到了不幸，如此一個接著一個的非同兒戲的人物行動，就決定了悲劇在總體上是一種嚴肅的氛圍和風格。亞氏揭示的古希臘悲劇的風格標志，實際上成了后來世界各國幾乎絕大多數悲劇的共同特征。郭沫若是現代中國歷史悲劇的大家，他的《棠棣之花》、《虎符》、《高漸離》、《南冠草》等一系列悲劇，歌頌了歷史上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愛國志士，就都有著嚴肅的風格，尤其是他的《屈原》，作者賦予了悲劇主角深切的愛國愛民思想和英勇無畏的斗爭精神。出于愛國愛民，屈原這位政治家兼詩人堅定地主張聯齊抗秦，以免遭秦國的侵吞，為此，他勸戒楚懷王，怒斥南后，痛罵張儀，與賣國降秦的一伙作不妥協的斗爭，即使免職、囚禁乃至他的弟子嬋娟因誤飲毒酒身亡也沒有屈服，最后在衛士的解救下出走漢北，自始至終的莊嚴肅穆。

悲劇的另一個重要的風格標志是崇高，這是許多人、包括車爾尼雪夫斯基都指出了的。車氏還認為悲劇就是崇高的藝術，而這種崇高就是“在道德必然律的力量面前肅然起敬之情”（注：車爾尼雪夫斯基：《論崇高與滑稽》。），這是說得很透徹的。悲劇主角不僅有正面的道德素質，而且以積極的姿態，甚至把個人生死置于度外地去跟邪惡勢力斗爭，于是回蕩于劇中的自然是一種令人肅然起敬地悲壯崇高的精神風格。據說，馬克思非常喜愛埃斯庫羅斯的悲劇作品，每年都要讀一遍，他把《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中的主人公稱為“哲學日歷中最崇高的圣者兼殉道者”（注：馬克思：《博士論文》。）。

那么，嚴肅、崇高的悲劇里能否容許喜劇因素的滲進呢？戲劇史上曾經出現過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認為不能。在亞理斯多德的著作里，悲劇與喜劇是涇渭分明、不能相混的，他從好幾個角度說明了兩者的差別，甚至講到“比較嚴肅的人摹仿高尚的行動，即高尚的人的行動，比較輕浮的人則摹仿下劣的人的行動”（注：亞理斯多德：《詩學》。），表明兩者之間是壁壘森嚴的；到了中世紀，基督教會走到極端、竟把喜劇驅逐出了官方的藝術和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到了十七世紀，法國古典主義者又在悲劇與喜劇之間制造人為的界限，認為它們猶如井水與河水互不相犯。一種認為可以。許多人都指出，即使在古希臘的悲劇里也不乏喜劇性因素，包括最為著名的《俄狄浦斯王》也是悲喜揉合的，莫恰還指出歐里庇得斯《海倫》是“把滑稽情節插入悲劇最好的作品之一”（注：莫恰：《喜劇》。）；之后，一方面有人在悲劇與喜劇之間筑墻挖溝，讓它們分隔，另一方面也不斷有人拆墻填溝，把它們聯接。莎士比亞總是在悲劇主人公的身旁安置一些滑稽可笑的角色，而自十八世紀狄德羅之后，悲劇里滲進喜劇性更逐步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潮流，偉大與卑瑣、崇高與滑稽、嚴肅與輕快、可悲與可笑，尤其在荒誕派的悲劇里已經誰也離不開誰；中國自十三世紀產生了成熟的戲劇后的七百多年，除少部分是一悲到底的，大多數悲劇都是悲喜交集、苦樂相錯的。蘇國榮認為它們的一般模式為：喜→悲→喜→悲→大悲→小喜這種交叉遞進的結構形態（注：蘇國榮：《我國古典戲曲理論的悲劇觀》。）。哪一種意見符合悲劇的實際情況呢？應該說是后一種，即悲劇里可以包含、滲進、揉合喜劇性的這一種意見符合悲劇的實際情況，因為它是現實生活中既蘊含著悲劇性又蘊含著喜劇性的自然反映。戲劇家可以用悲劇的眼光專注于它的悲劇性，寫出激越壯烈的悲劇，也可以用悲劇的眼光兼顧喜劇的因素，以喜襯悲，寫出悲喜交錯的悲劇，它們都是人們審美心理的需要。

別林斯基說：“整個人類生活就是英雄、惡漢、平常人物、渺小家伙和愚人彼此間的沖突和相互作用而構成的”。所以，“悲劇包含戲劇詩的全部實質，包括著它的一切因素，因而喜劇的因素也有充分根據容納在內”（注：別林斯基：《戲劇詩》。）。悲劇在近一、二個世紀里的發展是愈益顯示了這個趨勢的。對此，當代西方戲劇理論界敏銳地察覺并捕捉到了，但是他們中的某些人以此為根據之一，說悲劇已經衰亡或消解了，這既不符合歷史也不符合現狀，更是一種對悲劇風格標志的誤解。事實上，悲劇從來就有一類是悲喜融合和交集的，作為悲劇它們仍有嚴肅和崇高的風格上的主導品質。

悲劇產生了何種效果？

悲劇效果即悲劇在讀者或觀眾里所能產生的作用。在西方的諸種藝術中，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它是被談論得最早、最多、最為眾說紛紜的。僅古希臘的一個“卡塔西斯”就有形形色色的解釋，至今聚訟不已，影響所及，以至人們把悲劇所產生的效果也視為悲劇的顯著標志之一。

最早出現的是一種悲劇負效果論，代表人物是柏拉圖。他認為情感是人性中“卑劣的部分”，悲劇挑動人的情感，“拿旁人的災禍來養自己的哀憐”（注：柏拉圖：《文藝對話集》。），因此下令逐出他的理想王國。之后，經過改頭換面，這種言論仍時有冒頭，例如德國的叔本華認為：悲劇唯一的職能是表現人生的可怕方面，再現一種巨大的不幸，從而使人感到畏懼，自愿退出人生舞臺（注：叔本華：《意志和表現的世界》。）。例如當今中國的某些人認為：悲劇使人悲觀失望，描寫革命烈士的悲劇是一種褻瀆，表現社會生活中的悲劇現象是丑化社會主義制度（注：參見陳瘦竹：《悲劇往何處去》。）。當然，這種種都是對悲劇的失常判斷，并不符合實際。

第一個提出悲劇正效果論的是柏拉圖的學生亞理斯多德。他認為，情感是人應當有的，受理性指導的，因而是對人有益的，并在《詩學》里提出了一個極為著名的論斷：悲劇“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Katharsis（卡塔西斯）”（注：亞理斯多德：《詩學》。）。為什么悲劇能引起觀眾的“憐憫”？因為劇中人物是與觀眾相似的善良的人，他們看到劇中人物正在遭受或即將遭受的不應遭受的苦難，自然會涌出憐憫之情感。為什么悲劇能引起觀眾的“恐懼”？因為觀眾看到劇中人物之所以陷于厄運，不是由于他們的為非作惡，而是由于他們看事不明，犯了錯誤，聯想到自身也可能遭受到同樣的苦難，因此又會發生一種恐懼的情感。那么，什么是“卡塔西斯”呢？根據我國學者羅念生的仔細梳理和認真辨析，認為：這原是一個醫學術語，即治療的意思，用到《詩學》里，可譯為“陶冶”。如此，悲劇的效果就是能陶冶人的情感，借以獲得心理的健康（注：羅念生：《詩學·譯后記》。）。亞氏肯定悲劇對社會道德有良好的影響以及能給人以“快感”的審美價值，是對柏拉圖否定和貶低悲劇效果的有力糾正，從此悲劇的正效果論成了世界戲劇史上始終占主導地位的觀點。以后，盡管不斷有人對亞氏關于“憐憫”、“恐懼”、“陶冶”、“快感”說明表示異議，例如高乃依、萊辛、席勒、黑格爾、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等，可是他們都是在亞氏奠定的基礎上作出的發展，是富有才智也不乏失誤的發展。

悲劇的效果是由悲劇的性質所決定的。前面說過，悲劇主角一般是令人尊敬或同情的人物，他和反方的斗爭具有極大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并且在斗爭中愈益顯示出他的高貴品質和不屈不撓的意志，因此盡管他最后被毀滅了，可是在觀眾的心里卻獲得了深深的同情和仰慕，覺得他是一個英雄。與此同時，那造成美或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的社會力量，必須引起觀眾的憤恨。這種善與惡、美與丑激發出來的愛與憎、悲與恨無疑具有教育與審美的、認識與激勵的功能，而且這種功能是以悲劇的形式來肯定悲劇精神的方式達到的，其效果就尤為獨特、尤為強烈、尤具震撼力。時常有一種議論，認為悲劇使人悲觀失望，使人逃避人生。這是對悲劇性質的一種錯誤觀念。對此，亞瑟·密勒說得好：“在事實上，悲劇作家在悲劇中蘊藏著比喜劇更豐富的樂觀主義，而悲劇的最后效果應該就是加強觀眾對于人類的最光明美好的信念”（注：參見陳瘦竹：《悲劇往何處去》。）。從這個意義上說，悲劇的本質是一種讓人不畏強暴、催人奮進的戰斗藝術。

第二篇：淺析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歷史演變脈絡

淺析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歷史演變脈絡

中本133班 13010328 黨金鷹

[摘 要]中國共產黨黨章伴隨黨的成長而發展，經歷了由不完善到完善的曲折過程。黨章的日趨系統和完善，反映了我黨對什么是革命、怎樣革命，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認識和理解不斷加深。梳理這段歷史有助于深刻認識到黨的創新理論探索是一個艱難、曲折、永無止境的過程。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黨章；歷史演變

中國共產黨89年的發展進程中，先后通過17個版本的黨綱黨章。黨章的逐步完善，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年的歷史過程，記錄了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和政治路線與時俱進的發展進程。黨章篇幅雖短，但字字珠璣，均是精煉的理論概括和實踐總結。梳理黨章的歷史演變脈絡，可以充分感受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曲折過程，可以充分感知到黨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長期歷史進程。

一、初步形成階段

中國共產黨成立至新中國成立的28年間，是黨章初步形成時期。中國革命波瀾壯闊的豐厚歷史，使中國共產黨人對為何建黨、怎樣建黨、建什么樣的黨有了初步認識，集中反映在黨的一大到七大的六次黨章調整中。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宣告黨的正式創立。但是，黨在創立之初，思想上、組織上、理論上的準備遠不成熟，所以一大會議只通過了一個500余字、共15條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一大《綱領》雖不是黨章，但它實際具有黨章作用。《綱領》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宣告黨的政治綱領是通過武裝斗爭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最終消滅階級分野；對黨的組織章程、組織原則、組織機構和組織發展等作出明確的規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對《中國共產黨綱領》做出重大修改，制定了中國共產黨第一部正式章程。二大黨章包括黨員、組織、會議、紀律、經費、附則等6章共29條，近4000字。黨章首次提出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宣告黨的最高綱領是為將來建設、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斗。二大黨章具有劃時代意義，標志黨的創建工作最終完成，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立黨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為規范，從而極大地促進了黨的發展建設。

從中共的三大到六大，黨章的內容只做過局部調整，沒有大的改動。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三大黨章第一次規定了新黨員候補期，并分別規定了正式黨員和候補黨員的權利與義務。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四大黨章第一次將黨的支部規定為黨的基層單位，并規定中央委員會“委員長”改稱為“總書記”，地方各級黨的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改稱為“書記”。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通過《組織問題議決案》，明確提出“必須改正并補充舊時黨章”。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議決案》。五大黨章第一次明確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規定黨組織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通過新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六大黨章的突出特點是體現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密切聯系，開篇即強調“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六大黨章把中共同共產國際的關系強調到了過分的、不適當的程度，使黨不能獨立自主地按照中國實際情況領導革命和自行處理黨內事務，對日后黨的工作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毛澤東思想的產生、發展過程以及其科學內涵作了全面的闡述。七大黨章總綱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總綱還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任務和特點，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基本方針和必須具備的條件。七大黨章還對擴大黨內民主和實行集中統一領導作了詳細的規定，進一步完善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七大黨章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第一次將中國共產黨在24年的艱苦歷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體現確認在黨的根本大法中；確立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特別強調黨的群眾路線，指出黨的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和根本的組織路線。可以說，七大黨章是民主革命時期最好的一部黨章。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乃至建國后社會主義改造所取得的豐功偉績，正是基于七大正確的路線方針。

二、波動調整階段

建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擔負新的歷史使命。如何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成為黨的中心工作。然而，在這一過程中，黨有過成功經驗，也有過失敗教訓，突出表現在黨的八大到十一大的四次黨章調整中。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報告指出，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需要來自黨內外的監督，其關鍵在于發展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堅持集體領導。這些關于執政黨建設規律的新的思考，在八大黨章中得到充分體現。同時，八大黨章對于剛剛開始的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也作了明確闡述：“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階級矛盾，而是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之間的矛盾，因此，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黨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八大黨章的通過，表明全黨上下形成了三個基本共識。一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二是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三是中國要以蘇聯為戒，走出一條適合自己情況的社會主義道路。八大黨章適應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中國實際，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闡述完全正確。

然而，1958年開始，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共產黨黨建工作偏離了既定方針，逐漸背離了八大的正確綱領。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肯定了根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九大黨章否定了八大黨章明確的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和黨領導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在黨員條件上，取消了黨員權利和入黨預備期，把八大黨章規定的黨員十條義務改變為五項接班人條件，這在中共歷史上前所未有。在組織原則上，取消了八大黨章中關于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的集體領導，發揮下級組織的積極性、創造性等條文，并取消了五大以來設立的黨的監察委員會。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繼續了九大的“左”的錯誤，基本沿襲了九大黨章的總綱和條文。僅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敗露，十大黨章刪去了九大黨章中有關林彪為接班人的內容。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開。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十年內亂以后的第一部黨章。十一大黨章恢復了八大關于把中國建設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提法。在內容上與九大、十大黨章比較作了較多的修改：增寫了關于民主集中制的內容；設立紀律檢查委員會等。但是，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十一大黨章并未從根本上否定九大、十大黨章中的“左傾”錯誤，繼續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

三、撥亂完善階段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判 “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恢復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此為基點，中國共產黨黨章經過十二大至十五大的四次調整，逐步煥發新的活力，而這一過程也始終伴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逐步推進和深入發展。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開。由鄧小平主持修訂的十二大黨章，確認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路線，同時，也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搞好執政黨建設作了新的探索。十二大黨章總綱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總綱還對黨的性質和指導思想、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和黨的總任務、加強黨的建設基本要求、黨在國家生活中如何正確發揮作用等，都作了完備的規定。十二大黨章對毛澤東思想作了更科學的表述，對黨的中央和地方組織體制作了重要的改變和新的規定，還首次將入黨誓詞載入黨章。總之，十二黨章繼承了七大黨章和八大黨章的優點，清除了九大、十大、十一大黨章中“左”的錯誤，對執政黨建設的各方面都做了比較全面完善的規定。

1987年11月，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在改革開放中加強黨的建設的方針，通過了黨章部分條文修正案，對十二大黨章的部分內容作了十項調整。其中的重大改變有：改革選舉制度，明確規定差額選舉辦法；加強集體領導，黨組織討論決定重要問題時要進行表決；規定企業和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不再領導本單位工作，而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單位的貫徹執行實行監督。十三大黨章順應了改革開放對黨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通過對黨章這一上層建筑的調整和創新，我黨有力促進了經濟基礎的穩步發展。

如果說，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黨章集中反映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撥亂反正、初步探索改革開放背景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嘗試，那么，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的黨章則集中反映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攻難克艱、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努力。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最新理論成果寫入黨章，將其作為黨的指導思想。這對于統一全黨意志，齊心協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對黨章進行部分修改。十五大黨章確立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列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并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寫入黨章。這充分表明，在當代中國堅持鄧小平理論，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就是真正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四、與時俱進階段

進入21世紀，中國共產黨根據世情國情黨情出現的新變化，與時俱進地推出諸多戰略舉措，不僅順利完成了領導層的更新換代，更是全面推進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在這一過程中，“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成為黨的創新理論的最新體現，并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成為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最新典范。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十六大黨章是中國共產黨進入新世紀后的第一部黨章，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總綱部分。這反映了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加深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十六大黨章修改了對黨的性質及階級基礎的表述，強調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從原來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到新黨章中增寫“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樣表述黨的性質，體現了革命黨與執政黨的統一，黨執政的群眾基礎、社會基礎和階級基礎的統一，切合我們黨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狀況，符合時代要求，有利于最廣泛地調動廣大黨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團結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成立以來，黨確定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斗目標，形成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對黨章進行適當修改，把黨的建設的理論創新成果和重要經驗寫入黨章，不僅必要，而且必須。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十七大黨章總綱增寫了關于科學發展觀的表述。增寫的第七自然段表述為：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根據新的發展要求，集中全黨智慧，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此外，新黨章特別增寫了必須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內容。

十七大黨章的另一項重要修改是增寫的關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的論斷，即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在黨章中明確寫入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可以說，十七大黨章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體現科學發展觀等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并吸納黨的十七大報告確立的重大理論觀點、重大戰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適應新形勢新任務對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

1989年來，中國共產黨黨章與時俱進的演進過程，反映了黨對革命和建設的認識的理論升華。胡錦濤同志曾指出，黨章是規范和制約全黨行為的總章程，是立黨、治黨、管黨的總章程，在黨內具有最高的權威性和最大的約束力。學習貫徹黨章，發揮黨章的作用，是鞏固先進性教育活動成果，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的關鍵所在，是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黨員隊伍建設的關鍵所在。我們要把學習貫徹黨章作為重要的學習研究內容，緊密聯系實際，為進一步搞好黨的長效機制建設做出新的貢獻。

參考文獻：

[1]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共產黨黨章匯編》，人們出版社，1979年版。[2]葉篤初：《中國共產黨黨章史略》，湖北人們出版社，1991年版。[3]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4年版。

[4]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編寫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修訂版。

第三篇：供應商伙伴關系演變分析的論文

關鍵詞：供應商伙伴關系演變適用范圍

近十幾年來供應商關系已逐漸在轉變，隨著JIT（即時生產）、TQM（全面質量管理）與SCM（軟件配置管理）等觀念普及，制造商-供應商關系已逐漸由互相競爭的關系轉變為互相合作的關系。

總的來看，其關系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下列四個階段：

傳統模式：1970年前，制造商-供應商關系為傳統模式。在此時期，供應商與制造商之間的關系為敵對的狀態。制造商設定供應商的特殊契約、持續的更換供應商以尋求價格的折扣、彼此間的信息很少流動、各自尋求在交易中的最大利益。在此時期中，雙方只針對價格爭論，較少涉及到質量、設計和運輸能力。

壓力模式：1970年以后，由于全球市場的衰退及激烈競爭，供應商持續忍受了制造商不斷要求降價的要求，雙方的競爭更為激烈。此時，質量控制的觀念開始興起，制造商開始對供應商的質量做評定，也逐漸開始將供應商包含到新產品的開發過程中來。這時制造商-供應商關系符合波特的五力競爭模型，買賣雙方都不斷增強自身的議價能力。

溶解模式：1980年以后，由于價格已成為決定主要績效的來源，質量和運輸對績效的重要性開始凸現。制造商開始認識到與供應商建立關系的重要性，很多公司開始采用JIT運送策略，且讓供應商得到長期契約，雙方開始交換信息。供應商在承受降低價格的壓力之下，還需根據制造商的要求作出相應改變。

供應商伙伴關系與網路階段：1990年之后，西方制造商認識到日本企業通過與供應商建立良好關系是其主要競爭優勢來源，JIT被廣泛采用，制造商也認識到對供應商的支持有助于零部件的質量保證與運送的可靠性。在網絡組織關系的制造商-供應商關系中，交易雙方可建立復雜的關系來管理供應鏈中的產品和服務。透過買賣雙方的互動，打破了兩個個體的邊界及增加了彼此的競爭優勢。這個時期強調的是伙伴及網絡關系，強調彼此的互相幫助、信任及技術、信息的共享。

企業要提升自己的利潤，就要努力與上下游的產商競爭以獲取利潤。在此種情況下，制造商-供應商的關系就傾向敵對狀態，在實際中的做法包括：為了抑制供應商的議價能力（bargainpowerofsupplier)過于強大，制造商會從多個供應商處購買原材料來維持供應穩定；同時，努力提高原材料的可替代性，以降低原材料的轉換成本避免單一供應商的議價能力過強；避免對供應商作出長期承諾，利用供應商間相互競爭來壓低價格。另一方面，供應商會通過加強獨特性或向前整合來增加議價能力。制造商和供應商之間是零和博奕，雙方不能建立起長期信任的關系。

而在JIT管理方式下的制造商-供應商關系則不同。JIT強調制造商要與少數供應商維持緊密與長期的合作關系，鼓勵交易雙方互相依賴產生協同效應。在這種情形下，由于供應商只有少數的買方，使得供應商免于在市場上與其它供應商競爭。而對于制造商，則可以享受縱向整合的利益，而不用承擔相等的投資與風險。供應商通過與制造商密切合作，共同提升在產業中的競爭位置，共同分享利潤，創造長期績效成為主要目標。表1、表2比較了對于這兩種制造商-供應商之間的關系的異同。

供應商伙伴關系

有學者認為制造商-供應商關系的本質為：工業市場是較集中的，也就是在工業市場中面對相對較少的消費者；工業采購所采購的數量都較大；對供應商而言，大客戶是很重要的；買賣之間是彼此互惠的；工業市場所產生的交易金額相對高于消費性市場。

制造商-供應商伙伴關系可以定義為在供應鏈上居于不同位置的制造商和供應商，在一定時期內達成的一種共享信息、共擔風險、共同獲利的協議關系。關系形成的原因通常是為了降低供應鏈總成本、降低企業的庫存水平、增強信息共享、改善相互之間的交流、產生更大的競爭優勢、以實現供應鏈結點企業的財務狀況、質量、產量、交貨期、用戶滿意度和業績的改善和提高。

供應商伙伴關系的應用

供應商合作伙伴關系的建立體現了企業內外資源集成與優化利用的思想，這種環境下，企業產品的制造過程的周期會因供應商的密切配合而縮短，而且對顧客服務的響應速度和服務質量也將提高。那么，什么樣的情況下適于構建供應商伙伴關系呢？現實的復雜情況表明這種伙伴關系根據制造商和供應商之間合作程度的不同存在不同的層次，圖1和圖2從不同的角度提供了指導性策略。圖1從實務的角度出發，將制造業的物資按采購量和對生產的重要程度兩個維度將物資分為四類，并認為應對Ⅰ類和Ⅳ類物資分別與供應商建立關鍵性和一般性的伙伴關系。圖2中則按照供應商在所在行業的競爭力和供應商相對于企業的增值能力這兩個維度將供應商分為四種：普通合作伙伴、技術合作伙伴、影響力合作伙伴和戰略合作伙伴。

參考文獻：

1.李靜芳.循序漸進的供應商管理模式.工業工程與管理，2003

2.宋華.物流供應鏈管理機制與發展.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摘要：供應商伙伴關系近年來得到很多關注。本文闡述了供應商伙伴關系的演變過程并給出了供應商伙伴關系的定義，指出了其適用范圍。

第四篇：農業補貼政策演變趨勢分析論文

摘 要：從1933年第一部系統的農業法開始實行以來，美國先后出臺了數十個有關農業補貼的法律，對農業進行了長期高強度的補貼，形成了有特色的補貼體系。

關鍵詞：美國；農業補貼政策；演變趨勢

Abstract： Dozens of agricultural subsidy laws have been issu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first systematic agricultural law was implemented in 1933.A lot of long-term subsidies for agriculture are conducted and the subsidy system with characteristics is formed.Key words：the United States； agricultural subsidy policy； changing trends

二十世紀30年代以前，美國政府對農產品市場基本采取自由放任不干預的政策，但通過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促進了農業的發展。自3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正式通過農業補貼政策，直接干預農產品市場。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大多是通過法律形式規定的。1933年大危機期間，為拯救農業，美國出臺了第一部系統的農業法。此后，隨著農業發展要求、市場行情、甚至政治因素的變動，美國又對農業法進行了多次修訂。可以說，美國政府的農業補貼政策是在不斷調整中發展和完善起來的，自1933年美國國會通過《農業調整法》以后，經過70多年的調整和充實，發展成了一個相當完整而又復雜的政策體系。

不同的農業法中農業補貼政策的內容是不盡相同的，因此每一部新農業法的出臺都意味著美國的農業補貼在作相應的調整。專家認為，總體看來美國農業補貼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33~1995年，可以稱為價格補貼政策階段。農業補貼政策以限制農產品播種面積、政府建立農產品儲備調節市場供求關系、擴大農產品出口為主要特征，農業補貼直接與市場價格相掛鉤；

第二個階段是1996~2001年，可以稱為收入補貼政策階段。補貼與當年市場價格脫鉤，直接計入農民收入；

第三階段是2002年以后，可以稱為收入價格補貼政策階段。既保留了收入補貼，又保留和創造了一些價格補貼手段。

一.1933~1995年美國農業補貼政策類型

(一)直接補貼

1.災害補貼。災害補貼，是聯邦政府向遭受干旱、洪水、冰雹或龍卷風等自然災害的農場主提供財政援助，即對農業災害給予直接的補貼和成本補貼。

2.目標價格與價格差額補貼。目標價格，是美國政府實施農產品價格干預時采取的一種支持性價格，它的高低由生產成本和生產者利潤來決定。它與市場平均價格之差乘以銷售量的積，即是差額補貼。差額補貼主要提供給與政府簽訂休耕計劃和銷售合同的農場主，在合同面積之內生產的農產品可以獲得價格支持。享受差額補貼的農產品，主要是占收獲面積絕大部分的小麥、玉米、花生、棉花及乳制品等基本商品。這是政府對生產者實行的目標價格保護，當相關產品的市場價格低于目標價格(或規定價格)時，生產者可以得到差價補貼。

3.休耕補貼。休耕補貼是美國農業限產計劃的重要內容。限產計劃始于1933年(包括播種面積配額和銷售限額)。根據1956年農業法制訂的土地銀行計劃，確立了耕地面積儲備和土壤保護儲備。前者是允許主要農產品的生產者短期停耕土地的計劃；后者是農場把一部分土地長期退出耕種，用于植樹和保護土地的目的，而每年都可以獲得補貼。實施土地銀行計劃初期，尚未達到削減農產品產量、穩定農產品價格的目的。1960年又轉向一種新的自愿生產控制計劃，在1961年的緊急飼料谷物計劃中，明確規定農場主應停耕至少20%的耕地，且必須將這些耕地用于土壤保護目的的情況下，農場主才可獲得停耕土地正常產量50%的現金或實物補償。以后陸續通過的一些農業法對休耕計劃作了一些修訂，但基本目的都是一個，就是把耕地面積減少的額度和結構，同某種或某幾種重要農產品的期末庫存與消費量之比的高低聯系起來，以達到即控制農產品供應，又保護農產品價格的目的。

尹鳳梅：美國農業補貼政策的演變趨勢分析4.儲藏補貼。美國農業的問題在于農產品過剩。為了減少收獲季節農產品的上市量，美國政府建立了農產品儲備計劃。其基本內容之一，就是由政府向農場主支付一定的儲存費，使農場主暫時把農產品儲存起來，等待有利的銷售價格。凡參加自我儲藏項目的生產者，可以得到長期貸款，同時可以就其儲存的產品得到一定比率的補貼。

5.土地轉產的實物補貼，這是對參加土地轉產項目的農場發放的實物補貼。

6.奶制品轉產補貼，1984~1985年美國政府對于放棄出售牛奶的生產者給予補貼。補貼按生產者往年出售牛奶數量的5%~10%發放，每50公斤補貼10美元。

(二)投入品補貼

1.農場儲藏設施補貼。對于農場儲藏設施建設，政府給予低息貸款作為支持，利率與商品信貸銀行貸款利率相同。這種補貼主要給予作物生產者。

2.農場貸款補貼。農場主家庭管理機構提供生產者低息貸款，包括農場經營、防災和救災、處理經濟危機、保持所有權、放牧、土地改良、水資源保護和灌溉設施建設所需貸款。

3.作物保險補貼。為了減輕因自然災害給農業造成的損失，美國聯邦自己對農業或農牧場主提供作物保險。1938年，美國國會授權撥款1億美元，建立了聯邦作物保險公司，為農場主提供全風險作物保險。聯邦作物保險公司對由于氣候和無法避免的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提供保險，農場主支付保險費。目前，美國的作物保險補貼分為三類：一是全風險保險補貼，對遭受各種自然災害影響而減產的作物提供政策性保險。二是“區域—單產”保險補貼，即向單位面積產量接近的地區提供作物保險，保險費和賠償費都按統一的標準支付。三是“氣候—作物”保險補貼，這是一種對具有某些特殊氣候因素地區提供的保險補貼。從1980年起，政府對這部分保險費給予補貼，補貼額占保險費的40%~60%。

4.燃料稅補貼。1983年前，政府對農業生產者在所有非高速公路上消耗的柴油和汽油免收聯邦稅；1983年后，政策有所改動，農業用油完全免稅，其它用油則部分免稅。

5.緊急飼料補貼。在由于自然災害引起牲畜飼料損失的情況下，一定比例的外購飼料的費用可由商品信貸銀行支付，最高可達50%。

6.放牧費補貼。林業管理機構和土地管理局對西部16個州在公共草場上放牧收取的放牧費低于一般市場價，這一補貼主要用于牛肉生產。

(三)市場價格支持

1.不歸還貸款收益。當商品信貸公司(CCC)提供的無追索權貸款到期后，生產者可選擇不歸還貸款和利息，而以抵押作物償還。若貸款的本息高于當時作物的市場價值時，這相當于政府以高于市場價格的價格收購農產品。

2.液體牛奶補貼。美國許多地區對牛奶實行價格支持，例如最低價格政策、多余牛奶收購政策等。這些政策導致液體牛奶價格居高不下，牛奶價格甚至高于加工后的奶制品。

3.牛肉收購補貼。由于某種原因，政府在一些年份指定商業信貸銀行以一定的價格辦理收購牛肉事項，這時的收購價有利于生產者。

(四)營銷環節支持

1.運輸補貼。聯邦政府對于內陸水路和鐵路的運行、維修和運輸系統的建設給予資金支持。

2.檢查補貼。幾乎所有的農產品均需接受檢查，檢查費用包括聯邦糧食檢查機構、食品安全機構、包裝管理機構的開支。政府對這類機構的開支給予政策支持。

(五)長期性補貼

1.農業科研推廣補貼。美國注重構建實現農業現代化所必需的、完整的農業科研、教育與推廣體系。聯邦政府撥款成為農業科研經費的主要來源。美國用于農業科研的公共撥款占農業GDp的百分比，從1960年代的1.6%上升到1980代前期的2.4%。同時，政府對農業科技推廣也予以資助。1977年聯邦預算中，與州合作的農業推廣經費為2.4 億美元。

2.農業資源保護和保護性利用的補貼。1934年的干旱和1935年春季席卷美國大部分地區的“塵暴”，促使美國開始注意土壤破壞的災難性后果，并采取相應措施和支付財政補貼予以保護。美國從1930年代的土壤資源保護、1970年代初開始的治理水資源污染，逐步發展為綜合保護農業資源。包括防止水土流失，保護土壤有機物和耕地的生產能力，積蓄、合理利用天然降水和天然湖泊，保護森林等等。

3.研究支持、咨詢支持、病蟲控制支持、營銷支持。這部分經費用于發揮政府的服務功能，具體運用在農產品營銷服務、農業研究及推廣服務、經濟研究、國家農業統計上作、動植物衛生檢查等項目。

(六)促銷補貼

1.農產品出口補貼。為了降低農產品出口價格，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美國實施農產品出口補貼。其中，小麥、玉米、大豆、棉花等出口時都有政府的補貼。1985年“糧食保障法”規定，補貼10億美元用于增加美國谷物的出口，奪回美國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此外，美國還扶持建立不同產品的行業團體、協會，開發世界市場。1953年，聯邦政府成立了農產品外銷局，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開發市場。為實現這一目標，農產品外銷局極富創造性地與有關行業團體、協會合作，并給予財政援助，以充分調動其銷售農產品的積極性。到1980年，與農產品外銷局合作的各類團體、協會已達50個以上。

2.食品補貼。為擴大國內需求并實現社會公平，美國嘗試過許多針對“目標人口”的營養補貼計劃，如食品券計劃、婦女、嬰兒和兒童的特別補充食品計劃，學校的早餐和午餐計劃，直接食品分配計劃等。1988年，這些計劃花費了212億美元。因為低收入家庭糧食需求的彈性較大，所有這些計劃都有助于提高對糧食的需求。

(七)其它支持

1.稅收補貼。聯邦所得稅法規定對一些收入實行減稅和免稅政策。在計算pSE時，這部分補貼按各種農產品的產值分配。

2.州立項目支持。州政府對農業科研、推廣、信息、營銷和檢查等服務給予經費支持。

就具體農業補貼政策而言，無追索權貸款政策、液體牛奶補貼、目標價格與價格差額補貼、作物保險補貼比較典型。

二.1996~2001年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內容

WTO農業協定生效后，美國對其農業補貼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主要體現在1996年克林頓總統簽署的《1996年聯邦農業完善與修改法》(以下簡稱《1996年農業法》)中，主要調整如下：

(一)取消目標價格和價格差額補貼，實行多種收入支持措施

美國《1996年農業法》規定，從1996年起取消長期實行的農產品目標價格和價格差額補貼，2002年后將停止向農場主提供農產品價格和收入支持方面的補貼，使美國農業“完全過渡到市場經濟”。政府將引導農場主參加期貨交易和農業合作組織，并推行作物收入保險計劃，通過社會環節來化解和分擔農民的市場風險，以保證農民收入穩定。

(二)設立過渡性的彈性生產合同補貼，以直接固定收入支持替代國內價格支持

為了彌補“農產品口標價格和價格差額補貼”取消后對農民收入造成的損失，作為過渡，在1996~2002年間設立“彈性生產合同補貼”。只要農場主自愿執行政府制定的環境資源保護計劃和沼澤地保護條款等法規，并一次性簽訂7年“彈性生產合同”，即可得到補貼，其補貼額按平均補貼基準和農民種植合同面積計算。此外，美國已經將補償性支付與谷物種植者脫鉤，進而使“黃箱”價格支持轉變為“綠箱”對農民直接固定支付。

(三)土地休耕保護計劃

土地休耕保護計劃最早是根據1985年的“食品安全法案”提出的，當時的目標是休耕4500萬英畝耕地。“聯邦農業發展與改革法”延長了這項計劃，計劃到2002年，休耕保護土地3640萬英畝。按照這項計劃，農民可以自愿提出申請，與政府簽訂長期合同，將那些易發生水土流失或者具有其他生態敏感性的耕地轉為草地或者林地，時間為10~15年。該計劃對每個農民的補貼數額在50~50000美元之間，平均全國為5000美元。這項政策的目的是減少水土流失、增加魚類和動物的棲息地，改善水體質量，保護十壤，改善農村景觀等。進入計劃的土地一是要體耕，退出糧食種植，二是要采取植被綠化措施，包括種植多年生的草類、豆科草類、灌木或林木。

(四)取消對農場主儲備的補貼

美國以前的政策形成了存糧于民的體系，但國家財政補貼負擔很大，于是，《1996年農業法》僅保留用于國際人道主義食品援助的400萬噸糧食儲備，而取消了對農場主儲備的補貼。

(五)導入市場喪失補助政策

1998年美國農業收入，受國際市場谷物價格持續下落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比美國農業史上農業收入最高的一年1996年減少了21%。美國政府為提高農民收入，于1998年10月實施市場喪失補助政策。1999年市場喪失補助支出28.57億美元；2000年農業支持計劃中用于市場喪失補助的支出為55.4億美元，約為1999年的2倍。

(六)解除大部分農作物的種植限制

農場主若不參與政府的農業計劃，他一直擁有完全的種植自由。但對參加政府計劃的農場主而言，其種植自由曾受到種種限制。實施1996年農業法之后，只要耕地不被非農業占用，農場主有權在其所有的耕地面積上種植除水果蔬菜以外的任何農產品，卻不影響其獲得收入補貼的權利。農場主可以根據市場的需求狀況自己決定種植什么和種植多少，但市場風險完全自己承擔。

(七)終止農產品供給管理

艾德溫·揚(E.Young)認為，美國1996年農業法案的主要調整之一是取消小麥、稻米、飼料糧與棉花種植休耕計劃，從而結束了長期實行的農產品供給管理政策。

(八)修正無追索權貸款率的確定方法

《1996年農業法》保留了基本的無追索權貸款，但要求農場主必須保證一定數量的農產品作為從政府那里取得貸款的抵押。對小麥，飼料糧、棉花、大米、油料等各種農產品的貸款率作了具體修改，確定了最低保護價的上限，此標準低于1990年農業法案的水平，政府的用意是不承擔大量庫存。

三.2002年以后的美國農業補貼政策

(一)2002年美國農業法規定的主要農業補貼政策

美國2002年5月出臺的農業法名稱為《2002年農業保障和農村投資法》(以下簡稱《2002年農業法》)，實施期為2002~2007年的6年，有10個部分組成。其中規定的主要農業補貼政策大多集中于“商品補貼”、“資源保育補貼”和“農產品貿易補貼”條款之中，其中“商品補貼”條款中，主要通過“貸款差額補貼”、“固定收入補貼”和“反周期補貼”等措施，對種植小麥、飼料谷物、棉花、大米、油籽的農民構建“三級收入安全網”，提供巨額收入補貼。對乳制品、食糖、花生生產者繼續提供價格，貸款補貼和進口保護。

1.商品補貼。商品補貼也叫農業補貼，是美國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農業補貼。依據《2002年農業法》，今后10年的年均補貼將主要通過直接補貼、銷售貸款差額補貼、反周期波動補貼3種形式進行。

(1)直接補貼。直接補貼是一種與農產品生產、價格不掛鉤的固定補貼。農民可以自愿參加，政府以農民預先確定的作物面積和產量為基礎對具體商品提供一個固定的補貼。《2002年農業法》將大豆、花生和其他油籽納入了補貼范圍，擴大了對農民收入的支持范圍。同時，還將羊毛、水果、蔬菜等納入補貼范圍，這是前所未有的，極大地擴大了補貼的范圍。

(2)銷售貸款差額補貼。銷售貸款差額補貼是政府保證農民順利出售農產品的最低保護價，即政府預定一個農產品的銷售價格，并以此價格貸款給農民。農民收獲后如能在市場賣到這個價格，政府就不給予補貼。如農民賣的價格低于預定價格，二者之差就是政府給予農民的補貼。《2002年農業法》將花生、羊毛、蜂蜜、雜豆等品種納入了銷售貸款差額補貼范圍。

(3)反周期波動補貼。反周期波動補貼是《2002年農業法》新設計的一種補貼制度，即農民在收獲后的10月份可得到上限為35%的計劃支付，待翌年2月份可再得35%的支付，到12個月的市場運銷結束后結賬。當農產品的實際有效價格低于政府確定的目標價格時，政府向農民提供反周期補貼。該補貼與市場價格成反向運動。當農產品價格下跌時補貼增加，反之則減少。反周期波動補貼保證了農民的收入水平，也意味著政府為農民分擔了生產風險，刺激農產品出口。《2002年農業法》將大豆、其他小品種油籽、花生納入了反周期波動補貼的范圍。

2.資源保育補貼。根據《2002年農業法》，美國計劃在2002~2007年再投資220億美元用于農業資源保育計劃項目，主要包括土地休耕計劃、農田水土保持、濕地保護、草地保育、農田與牧場環境激勵項目等。此外，美國聯邦政府還提供自然災害救濟補貼，用于自然災害發生后的非保護農作物災害援助計劃、農作物災害支付計劃、緊急飼料計劃、青飼料援助計劃、牲畜賠償計劃及樹木援助計劃；提供用于生產結構調整的投資補貼，以優惠利息給農民提供短期或長期貸款，給各州撥款，幫助償還貸款有困難的農民。

3.農產品貿易補貼。根據《2002年農業法》，美國計劃在2002~2007年，投資8.75億美元用于提高美國農產品出口的市場機會和拓寬國際市場；每年投資4.78億美元用于援助那些因國外有關農產品實施出口補貼而受到損失的美國出口商；每年對新增生物技術項目投資6的萬美元，用于商簽雙邊動植物和轉基因議定書及快速對付非關稅措施對出口造成的影響。此外，美國農業部還將向美國出口商免費提供國際農產品綜合信息服務。

除直接的出口補貼外，美國還實施了規避出口補貼的間接出口補貼，即出口信貸。美國每年提供的額度約為30億美元。依據《2002年農業法》，美國在2002~2007年將繼續提供出口信貸，以促進加工品和高價值的農產品出口，同時還將還款期由180天延長為360天。

由此可以看出2002年美國農業法規定的主要農業補貼政策呈現出大幅度提高農業補貼水平、調整補貼方式、擴大補貼范圍、補貼分配相對集中等特點。

(二)美國《2003年農業援助法案》規定的農業補貼政策

2003年2月20日，美國總統簽署了《2003年農業援助法案》，向遭受與氣候有關的災害及其他緊急情況損失的生產者提供補貼，包括作物災害計劃、牲畜補償計劃和牲畜援助計劃三種農業補貼政策。該法案再次擴大了農產品補貼范圍，及時修補了《2002年農業法》執行中的一些漏洞，進一步提高了美國農產品的競爭力。2002年因氣候反常等原因導致美國受補貼農產品減產，價格上揚，使許多農產品的貸款差價補貼和反周期補貼懸空，資金節余，而遭受產量損失的生產者卻不能盡享高價的收益，于是美國通過該法案把節余的資金用于救災補貼，以保證美國農民能最大限度的得到農業補貼。這樣會使美國農民形成“農業收入穩定”的預期，從而調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近年來為了做到與WTO規則相一致，美國農業補貼政策更是朝著WTO規則所規定的方向調整，從總體趨勢來看，其調整呈現出了主張取消一切生產補貼和出口補貼，補貼方式逐漸由價格支持向收入支持轉移，逐步削減農業流通補貼額度，把流通領域和中間環節的補貼改為農民的直接補貼，大幅度增加對農業綜合開發的支持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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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標志設計論文

論文：淺談標志設計

[關鍵詞]標志 標志設計 創意

一、標志的定義

標志是明確表現某物的符號，它以特定而明確的文字、色彩、造型等來表達象征事物，同時也表達出他抽象的精神內容，也將信息快速準確的傳播給廣大的人民群眾和社會。標志還包括內容、目的、特征、精神等總體表現，并且還通過人們的視覺、聽覺、觸覺來識別標志記號。

二、標志設計的表現形式

標志它具有符號的特征，人們為了傳播信息而創作符號，標志設計通常運用圖形、文字、色彩等形式要素，構成具有強烈識別，準確表達個性獨特的設計作品，最終完成視覺傳達的任務。標志設計的表現形式有以下分類：

1.字體表現。字體標志的主要特點是同時具有造型形式和語言特征，文字它是具有意義的符號，是消費者在視覺上展現表現力很強的獨特字體組合，而且還同時解釋了商品內容的作用。

2.形式化表現。圖形比文字相對來說更容易理解和辨認，人們也比較容易接受。通常分為具象表現和抽象表現兩種形式。

三、綜合表現

標志設計中最為常見的表現形式是字體和想象的綜合

表現，它們在表現形式上更為多樣，內容上更豐富。字體表現和想象的組合并不是簡單的拼湊，要有整體感，充分發揮它們的優勢，注意文字或者圖形要以一個為主另一個為輔，相互襯托，相互補充和配合。

四、色彩運用

標志中用色比較側重于色塊與線條的組合，強調形式感，多用原色，用色要簡練而明快，有一定的對比，強調色彩的心理作用，在用色上還應考慮到設計物的特征，要有一定的視覺吸引力，使人們的第一印象要良好。

五、標志設計的設計觀念

標志設計是為社會而設計。因此，設計師必須要有良好的服務意思和觀念，不傳播具有不良影響的內容；標志設計也是為企業而設計，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觀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停留在產品的質量上，反而更注重企業的形象、產品的價格以及服務等。設計師盡力不扭曲的自己的想法，要和客戶進行最好的溝通，爭取能得到客戶的理解。

六、標志設計的創意與構想

1.標志設計的創意目的。我們要利用標志來代表一個企業的文化與形象，從而達到被認可的目的。

在標志設計中，創意是聯想，是一種有意識的創造性的活動，標志的真正價值所在是表現在其成果是人類思維活動的結晶。一個普通的圖形，要通過設計者的創意加工，才能

誕生一個具有生命力的標志圖形。

2.標志設計中的創意步驟。標志設計不是純粹的藝術創作，設計師的創作思維必須要基于客觀事實。確定標志設計的題材是一個非常理性過程，計師在設計的過程中，要敢于創新，讓復雜的事情看起來簡單，將新舊元素結合。所以，設計師在創意的過程中要從不同的交付去考慮，結合不同的表現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