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行政決策案例
[案例三] “居住證**”
幾天前,上海一家媒體報道:“10月1日起,到滬居住3天以上的非上海戶籍的境內人員就要辦理居住登記,申領上海市臨時居住證或上海市居住證。”
這則報道被國內媒體廣泛轉載,引起軒然大波,一躍成為網絡熱評新聞。這則報道共有近10個段落,而人們關住的焦點顯然只在開頭這一句話,意即上海出臺新規定強制到滬3天以上的外來境內人員辦證。
由這一句話引發的相關報道和評論為數眾多,諸如“上海將實施居住證制,到滬3天以上須辦理居住證”,“上海居住證制引發爭論:管理不能犧牲自由”,“舒馬赫要不要辦上海居住證”,“居滬超3日須辦證引來質疑”,“工作人員承認上海居住證制度存在操作漏洞”,“上海居住證暫住證將暫時并行,實施細節有待完善”,等等,至今仍在繼續。
然而,我在查證了這個新規定的原文以后發現,這一句話是個錯誤報道。的確,《上海市居住證暫行規定》從2004年10月1日起實施,但是這個規定共33條中沒有一處提到“3天以上必須辦證”,因此報道中所謂“根據《上海市居住證暫行規定》,在本市居住3天以上的來滬人員,均要??”毫無根據。
上海市政府有關部門10月1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對這個問題有了明確的回答——“問:來滬人員是否都要辦理居住證?答:不是的,由當事人自愿申領。”“問:短期來滬出差、旅游、探親、訪友是否也要辦理居住證?答:不需要。居住證的申領對象是指簽有半年以上勞動合同或者持有工商登記執照,并有穩定住所的來滬人員。”
這個新規定的全文在網上查看并不難,甚至那個最初的報道中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申領《上海市居住證》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擬在本市居住6個月以上的住所證明”,因此這些后續報道和評論的出現不得不令人感慨媒體的浮躁。同時令人不解的是,上海市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也多次接受媒體的采訪,多次含糊其辭,甚至有工作人員“坦承”3天辦證“確實是一個操作上的漏洞”。
思考題:
1、結合案例和我國的實際情況,談談你對戶籍制度的看法?
[案例四] 政策失誤政府不該如此“含蓄”
上海市政府發言人表示,上海市政府兩個月前頒布的限期關閉面積在50平方米以下小店的決定“并不是強制性的”,從而含蓄地收回了一項新政策。上海數萬家小飯店也因此“死里逃生”(據9月29日《南方都市報》)。與上海數萬家小飯店的命運差不多,去年底鄭州市物價局出臺了一個文件,要求餐飲業經營者使用的菜譜中必須標明飯菜主輔料重量規格,此規定在今年7月正式實施之后遭到質疑,同樣未過多久,該局又出臺了一個通知說,餐飲業經營者應采取適合自己特點的標價方式進行標價,從而也“含蓄地收回了”原規定。思考題:
1、你認為政府失誤后,是否應該免責?
第二篇:決策失誤案例(DOC)
問責“決策失誤”
文/魏道培
2006-12 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曾說,領導干部因決策失誤帶來的巨大浪費,比裝進個人腰包更嚴重。他還說,有的領導干部貪污幾百萬元被查處大家拍手稱快,但有的領導大筆一揮造成決策失誤,可能一下子就損失十幾億、幾十個億,比貪污受賄更可怕。陜西省榆林市一位副市長在他的題為《一個副市長眼中的基層行政十弊》這一篇影響廣泛的文章中,更是直截了當地說“決策失誤是最大的腐敗”。
當然,這樣說,不是說貪污受賄等腐敗的危害不嚴重,而是說,決策失誤所造成的危害更加觸目驚心。確實,如果我們細加剖析,就會發現,一些工程項目之所以令人匪夷所思,往往就是決策失誤造成的,它給中國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國家審計署報告披露,2002年全國審計機關查出由于違規擔保等決策失誤,給國家造成了72.3億元的損失;2004年,在他們對10家中央企業領導人任期經濟責任審計中查出,這些企業轉移挪用、貪污受賄等涉及經濟犯罪的金額為16億元,而由于決策失誤、管理不善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卻高達145億元,竟是9倍之多。2005年的審計報告又指出,當年1至11月,全國共查出各類違法違規問題金額2900多億元,揭示損失浪費問題金額也達150多億元,其中相當一部分損失浪費是由于決策失誤造成的。
同時,據世界銀行估計,從“七五”到“九五”的15年間,我國的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資金浪費及經濟損失大約在4000億至5000億元。
確實耐人尋味而又觸目驚心!誰能承受得起如此沉重的“失誤”?
群眾有一句順口溜,說決策失誤是“票子全花了,工程白搭了,領導高升了,百姓遭罪了”。
新中國成立,從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決策的失誤,到大煉鋼鐵、圍湖造田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經濟決策的失誤,給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所造成的損失,無法估量。
當然,這是從大的方面說的。這里,我們主要就經濟領域發生的決策失誤現象進行觀察。
不堪承受的決策失誤
政策決策失誤
在我國,由于體制的原因,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政府掌握了全部的經濟決策權。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們堅定不移地進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但是,仍然有相當大的經濟決策權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一些領導干部不懂經濟,不循規律,只是憑自己的經驗和好惡行事,不進行科學民主的決策,結果造成了我國經濟結構的嚴重不合理,嚴重的重復建設,并由此造成了資源和資金的極大浪費,嚴重影響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最典型的是開發區的一哄而上。上世紀九十年代,曾出現了開發區建設熱,不少地方罔顧實際、不顧規律,從省到市到省到鄉甚至村一級,都紛紛建設開發區。粗略估計,這一時期各地上馬的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開發區多達一萬個。結果則是事與愿違,不少開發區既荒蕪了大片土地,又損失了巨額資金。河南省靈寶市豫靈鎮借債建開發區,結果欠下了一億多元債務,按照該鎮的經濟實力,還清債務得要100年。
屬于政策性決策失誤的,還有由于對產業導向的把握不準,對市場消費能力的估計失當,一度使相當一些產業盲目建設、急速擴張,造成了在相當一段時期我國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問題突出。
溫家寶總理在2004年2月10日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指出,不少行業和地方盲目投資、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比如鋼鐵業,有關人士就憂慮地指出,新的“大煉鋼鐵”趨勢已現,近幾年來的增幅之大已破世界歷史紀錄,全國人均產鋼達到140公斤,超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這一勢頭有增無減。
過熱趨勢有增無減的當然不僅僅是鋼鐵產業,其他如電力行業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內蒙古就是由于對宏觀調控的全局性、重要性和嚴肅性缺乏認識,片面追求電站建設規模,在電力建設上做出了錯誤決策。
2006年8月16日,國務院對內蒙古新豐熱電公司違規建設問題和重大施工事故相關責任人員做出嚴肅處理,并責成對項目違規建設負有領導責任的自治區政府正副三位主席向國務院做出書面檢查。據調查,新豐電廠建設規模為兩臺30萬千瓦燃煤機組,工程總投資達28.88億元。而且在項目的建設過程中,當地有關部門和企業還越權審批、違規批地、虛假申報、突擊建設。尤其是在國家有關部門將其確定為違規項目、明令停工后,電站建設施工仍未得到制止。更嚴重的是,內蒙古全區違規建設電站規模高達860萬千瓦,嚴重背離了科學發展的軌道。
項目決策失誤
平心而論,不少領導干部想上項目、上大項目、多上大項目,出發點往往是想“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特別是現在各地競爭激烈,主要領導大多肩負著“比學趕超”的壓力。如果項目成功上馬,就可以極大地“拉動”地方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所以,一些領導干部往往輕易決策,不顧實際地拼命“上項目”,結果是盲目的決策導致了國家巨額投資付諸東流,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機場投資建設中出現的決策失誤,非常典型。
廣東省珠海市當時的主要領導決心建造“全國最先進的機場”,于是拍板于1995年投資40億元(總造價69億元)建設珠海機場。他們原本指望機場靠營業收入來償還銀行的貸款和拖欠的工程款,不料卻陷入了巨大的虧損之中,拖欠的巨額債務根本沒有能力償還。事實上,當時在決策過程中,已經出現許多失誤現象。
當初,國務院、中央軍委批準珠海機場的規模,是利用舊三灶機場改建為中型國內機場,跑道長2800米,投資額2億元,而當時的珠海市主要領導卻擅自更改這一決定,另行填海興建跑道長達4000米的大型國際機場,單是機場本身的投資額就達到40多億元。對此,國 務院曾發文做出嚴厲批評。除了批評擅自更改中央決定外,還批評未經國家批準就簽訂了引進國外先進的導航和地面服務設施的商務合同,支付定金1500萬美元。造成既成事實后,要求國家批準借用國際商業貸款指標9060萬美元,在未經國家批準開工的情況下,主體工程已建設大半。國務院的文件還具有預見性地指出,“目前,在半徑不到100公里的范圍內,已經建成和正在建設的有深圳、珠海等四個國際機場,并已開始建設或準備建設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等,使珠海機場客流量在較長時間內很難達到預期的要求,直接影響到還款能力”。
當然,在機場建設項目上,虧損的并不僅僅是珠海機場。四川綿陽機場于2001年竣工通航,當年就虧損3800多萬元。在竣工后的兩年間,還有1億多元工程款未付清。據審計部門調查,綿陽機場幾年來未發揮或未完全發揮投資效益的資產高達2.2億多元。
即便如此,這幾年來,機場熱還是一直“高燒不退”。一個最常聽到的理由是,為了“改善投資環境”。不少地方政府表示,如果當地有一個機場,哪怕是只有一條跑道的小機場,“只要天上飛的能在我們這兒著陸,我們就可以和外商談投資的事”。但是,他們往往很少考慮客流吞吐量、地理位置和交通需求如何,以及機場建設的后續問題,即缺少的是決策前的可行性研究。統計表明,支線飛機的上座率達到年流量50萬人次,是盈虧平衡點。
除了機場這樣的巨大投資項目外,因決策失誤所導致的項目失敗,在其他領域也多有發生。
總投資高達80億元的廣州乙烯工程項目,也是決策失誤的典型。當初的決策者一味樂觀于“石化企業效益一片大好”,而沒有充分考慮這一巨大投資工程項目的遠景,更沒有考慮到國際市場能源供應的掣肘,特別是國家投資體制發生的變化。以往,國家重點項目都由國家撥款,等廣州爭取到乙烯項目后,國家投資體制發生了變化,改為地方籌款為主,原定由廣州市和中石化各出資一半的合資比例變為9∶1.然而,在形勢已經發生了巨變的情況下,項目決策者仍然“成竹在胸”。結果,工程從1988年國家批準立項,幾經周折到1997年8月建成試產,即由于自身資金嚴重不足,試產不到3個月便宣告停產。試產3個月實現的銷售收入只有1億多元,而在建設投資中已有7億多元的資金缺口,建設期投資的債務利息每年最少要5億至8億元。所以說,這樣的結局,是在上馬時就已經決定了。
規劃決策失誤
一項大型工程的規劃設計,不僅會影響到項目本身的經濟效益,更重要的是會改變周邊的環境狀況。所以一旦規劃設計失誤,遭受損失的不僅僅是財政投資,還會出現許多連帶災害。
安徽省合肥市投資億元上馬的“現代化垃圾處理廠”最后成了“垃圾工程”,就是一個實例。那么,當初是如何規劃決策的呢?
當時,合肥正在熱火朝天地創建國家衛生和環保城市,所以考慮在垃圾處理上也要有超前意識,并決定哪怕財力有限,也要興建一個采用國外先進技術的大型現代化垃圾處理廠。這個總投資達1.06億元的項目,是安徽省和合肥市的重點工程,所以很快通過了全部審批程序。審批得以通過,最重要的是可行性研究報告。而專家經過多輪論證后,一致選擇了堆肥工藝。然而現在卻又一致認為,垃圾處理廠之所以沒有發揮效益,就是因為堆肥工藝選錯了,它太超前,不符合當地的實際情況。
明明脫離了實際,可當時專家又怎么眾口一詞認為規劃設計應該超前呢?原來這里有一個“奧妙”,就是在專家論證之前,合肥市政府已經有了明確意向。在市政府的一份會議紀要里,已明確提出這個項目應采用堆肥工藝。既然市里已經定了調子,專家們也就一致建議“為了創建國家衛生城市,要建一座與現代化城市相匹配的現代化大型垃圾處理廠”了。
然而,2001年工程竣工剛一試運行,就發現“事與愿違”,存在嚴重問題,唯一的選擇就是停用。作為補救措施,合肥市政府不得不再投入一億多元,興建了一個生活垃圾廠。但幾年下來還是不堪重負,終于造成嚴重污染。
近年來,城市建設(包括搬遷、擴建)越來越追求“時尚”,一些地方一味地貪大求洋,互相攀比,動輒以創“中國第一”和“世界記錄”為榮,有的靠高投入、高負債而突出“高價政績”,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損失。
玉門市是甘肅省酒泉市所屬的縣級市,人口只有18.9萬,2004年全市財政收入僅為1.4億元。然而,這個小縣城竟敢花7億元進行“豪華搬遷”。特別是由于規劃設計得不科學,或拆掉重建,或停止營業,遭到了當地群眾和社會輿論的尖銳批評。
該市2003年8月建成的占地7萬平方米、總投資690萬元的世紀廣場,在2005年10月中旬又扒掉地面重新建設,新建總投資達1500萬元。為什么要扒掉重建?一是彩磚地面冬天太滑,不利于人們行走;其次是因為鹽堿侵蝕得太厲害,許多地面已被嚴重破壞。另外,投資2800萬元、按三星級標準建造的集住宿、餐飲、商務、辦公于一體的現代化涉外玉門賓館,由于客源稀少,也已停止營業。
“豪華搬遷”讓當地財政“透不過氣來”。截至去年底,僅建設局的負債就超過一億元。長期負債建設,造成欠款不斷增加,農民工工資拖欠嚴重,多次被酒泉市清欠辦通報。
個人決策失誤
一些國有企業領導大慷國家之慨,在投資、擔保等方面,根本不予充分的調查、分析和研究,往往是“腦袋一拍,大筆一揮”,便擅自盲目決策,致使國家的巨額財產付之東流。還有由于一些地方的領導盲目追求經濟的發展速度,沒有樹立起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因而不顧當地實際、群眾意愿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獨斷專行,這就出現了許多“三拍現象”,即拍腦袋決策、拍胸脯承諾、拍屁股走人,屢屢因決策失誤而勞民傷財,貽害一方。
最典型的莫過于國家電力公司原任個別官員的決策失誤所導致的巨額損失。2003年,國家審計署抽調大約1300余人對國電公司進行審計,發現國電公司在投資、借款、擔保、大額采購等方面的決策失誤而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已達到觸目驚心的程度,涉及的金額高達78.4億元。其中因個別領導違反決策程序或擅自決策,造成的損失或潛在損失就達32.8億元,占42%.一位參與了此次審計的官員說:“毫不夸張地說,前任某些官員對國有資產的處理,完全可以用‘慷慨'形容。”一個例子是,北京供電公司總經理趙某在公司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的情況下,在1994至1996年間,擅自為北京威克瑞公司提供擔保,本息合計11.2億元。由于威克瑞公司瀕臨破產,經法院判決,北京供電公司承擔部分賠償責任,造成損失4.57億元。
地方上,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在任阜陽市委書記期間那些“志得意滿”的“戰略”決策,也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王懷忠干什么都是“大”字當頭,什么“構建工業大走廊,營造外貿大都市”、“十大農業艦隊,五大農業工程”等等,一時間走進阜陽,讓人仿佛重又回到了“大躍進”時代。結果,他“拍屁股”走人了,給阜陽留下了20億元的“政績包袱”,相當于阜陽財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未來10年的財力。
河南省盧氏縣委原書記杜保乾提出在盧氏這座北方小山城創建“突出山城特色,體現南國風光,爭創全國一流”的城市化建設的決策,也荒唐透頂。為了“形象”,他竟然別出心裁地用自己的“構想”代替城建部門的規劃,刨掉了原有郁郁蔥蔥的泡桐樹,建起了7條不同風格的綠色街道:棕櫚樹一條街、云杉一條街、四季桂一條街、竹子一條街、柳樹一條街、黃楊樹一條街、泡桐一條街。那些只適宜南方環境的樹種,自然成活率極低,是栽了死,死了栽,栽了再死。為建造這些“形象工程”,僅資金耗費就達1300多萬元,而且這些資金都是國家撥給盧氏縣的扶貧款。還有所謂的“紅色革命”,也是荒唐透頂。他規定,全縣無論城鄉,沿公路的人家必須刷上鐵銹紅。因此,該縣沿線公路兩側目力所及的磚房、土房,以及廁所、豬圈,一片紅色,就連偏遠的山區小村也未能幸免。而且凡是上級領導來檢查工作,就必須重新粉刷一遍。
決策失誤無異于化神奇為腐朽
近代以來,中國是對公權力決策失誤最感切膚之痛的國家之一。政治方面,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民族災難。“大躍進”、“文革”讓中國在世界丟盡顏面,經濟損失更讓人提起來就傷心。這個賬也許永遠都算不清,但有一個結論能說清楚,即公權力決策失誤的貽害最大,而以私權利為基礎的決策最正當。
人類無法保證決策沒有失誤。比如美國發動第二次海灣戰爭,已顯出與越南戰爭失敗很相似的特征。現代文明要求,公民對所有涉及納稅人血汗錢的公共決策保持充分的敏感,同時高度尊重他人在私域內的決策權利——“好心好意”為別人“當家作主”的邏輯已經相當過時了,況且失敗的合法決策多少都有些“前車之鑒”和“成功之母”的意義。
197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H·西蒙有句名言“管理就是決策”。他證明了決策方案不可能達到最優,人們只能在“滿意”和“許可”之間取舍。他認為,由于信息不完備,會導致決策方案不完備和方案實施過程不清晰,進而使決策后果不可比。可見任何決策都有些“賭”的成分。西蒙從未提及舞弄權力所造成的“拍腦袋”、“出政績”和“心血來潮”式的決策算怎么回事。
對決策權力與決策責任之間關聯的拿捏,能準確檢測一個公民名副其實的程度。簡單如,一個家長偏愛哪一個孩子或某種教育方式,你管得著嗎?你不管,表示你尊重別人的權利;如果一個家長虐待自家的孩子和老人,你難道不愿意公開表達一點抗議嗎?這樣做了,表示你有公德,是對“涉公”事務的積極實踐。
接下來我們評析若干決策案例。
——上世紀50年代,前蘇聯和日本同時面臨電子產業發展方向的重大抉擇。日本認為,雖然當時的晶體管技術還不穩定,但小型化可能是應用電子技術的必由之路。于是日本把完善晶體管技術作為產業方向。前蘇聯當時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電子管生產技術。他們認為,延長電子管使用壽命并使之小型化是當務之急,于是不再理會晶體管技術。20年之后,日本的電子技術總體領先前蘇聯近20年,后者只能在軍事領域進行有限的趕超。
——中國開放初期,菲利浦公司和日本電器財團分別來中國考察電視機市場后獲悉:中國人窮,住房緊張,南方潮濕,電壓不是110V,等等。菲利浦決定撤退。而日本人卻認為,中國人雖然窮,各家還是有些儲蓄的,住房雖然緊張,但電視機卻有點炫耀性消費效用。至于潮濕和電壓問題,技術上都不難解決。結果,日本通過向中國大量出口黑白電視機,延緩了其生產線被拆除的命運。
到上世紀末,日本人在創新活動中的自豪感,在美國新經濟的驚人崛起中遭遇了嚴重的挫折。日本人痛苦地反省:為什么像比爾·蓋茨這樣的人物沒有在日本出現?后來他們發現,在每一個成功的美國IT企業行進的道路上,大約躺著兩千家破產企業的“尸體”。這種代價是美國的制度可以承受的,在日本就不行。
——在決策失誤的表演場上,美國人不是從不登臺的“角”。早在尼克松政府時期,美國人就拿出巨額公共資金投入“攻克癌癥計劃”,失敗了。之前,這個“汽車輪子上的國家”還試圖研制汽車的陶瓷發動機,花了不少冤枉錢。不過公道地說,美國既有的制度安排確有很強的糾錯能力。“程序至上”原則,能在相當程度上標識出“誤區”和“陷阱”,使后來者懸崖勒馬。
素以嚴謹著稱的歐洲人也不是沒有“花錢買教訓”的經歷。他們為研制超音速民航飛機,即協和式飛機,投入數百億美元,最終生產出15架便封存了生產線,賠得一塌糊涂。因為,民航客機需達到400架以上的生產規模才有經濟效益。
——不分青紅皂白地大罵決策失誤是不對的。人類不能自斷創新之路。所有決策失誤都有“試錯”的意義。然而,對于那些無視科學規律,一錯再錯,拿公共資金支撐“政績工程”的決策失誤,恨不起來的人是沒有資格講良心的。如果決策權力與責任脫節,那么,決策對上對下都不能負責。
河南省某明星村黨委書記一意孤行,“力排眾議”搞什么“永動機”,突顯了其物理知識不及高中水平。該項目浪費四千萬,他竟然毫發無損,重演了一場現代版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荒唐戲。那些投入“永動機”研制活動的專家們,究竟是揣著怎樣陰暗的心理投入“研發”的?同樣是四千萬,曾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微縮景觀“三峽集錦”景區,經過四年“門前冷落游客稀”的尷尬之后被拆除了。建,用公家的錢;拆,仍用公家的錢,相關責任人居然沒有損失一針一線。
——市場經濟以競爭為特征,盲目競爭是市場的衍生品。中國初搞市場經濟時,各地盲目開工的項目不少,對緩解短缺有一定積極意義。但由于當時政府的宏觀調控技藝生疏,被浪費掉的資金也很驚人。
“八五”期間,全國引進彩電生產線160多條,生產能力達兩千萬臺,市場容量僅一千萬臺。洗衣機、電冰箱生產線也都來個一哄而上,隨后一哄而散,多少白花花的銀子就這樣被蒸發掉了。目前,中國汽車生產線的開工率約70%,各地仍有許多新項目在涌躍上馬。中國棉紡生產線閑置1/3,鋁材生產廠家的設備利用率僅20%.中國市場上需要的50億只易拉 6 罐,對應著100億只的生產能力。這種局面固然令人心酸,但還不是最令人心痛和憤怒的盲目決策后果。
——臭名昭著的河南中原制藥廠建設項目慘敗至今,不知責任人是否安然無恙?該項目是醫藥行業“七五”、“八五”期間的最大工程,利用世行貸款,總投資18億,占地1300畝,沒投產就破產了。一個項目就讓每個中國人損失了約1.5元錢。該項目失敗的表面原因是,沒心沒肺、無法無天的中方決策者出國考察數番,引進的技術居然來自根本沒有專利技術、僅20多人的一家瑞士“野雞公司”。
我國凡屬涉及大項目的投資決策,公權力總脫不了干系。如今,中國人已能以較高的文明水準,平靜地看待民營企業投資決策之成敗,但不能容忍某些官員用大把的公款耍大爺決策之威風。
企業的重大決策受到地方官員意志的影響,是一種很壞的“敗家子”式官商關系。1992年史玉柱蓋巨人大廈時,出臺的方案是18層。一個領導提議蓋高一點,于是設計到54層再到64層。1994年又來了一位領導之后,圖紙上的大廈變成了70層。不久,巨人大廈轟然倒塌。史玉柱因此而破產還真冤枉,因為領導既不負有限責任,更不負無限責任。
——原北京市長彭真最后拍板長安街的建設規模的時候,有不少人以為貪大求洋。現在重提這個案例,已被視為決策具有高瞻遠矚水平的典范。問題是,有些地方領導全無高瞻遠矚的本事,卻有決定項目及建設規模的強勢權力,導致失誤連連。
——綜合國家審計署披露的審計對象和違規金額,人們不難發現,“涉公”、“涉權”是共同的因素。一個貪官貪污幾百萬元被判刑,人們已從拍手稱快變為麻木不仁。原因很簡單,因為在“大筆一揮造成重大決策失誤”的抽象文字背后,有數億、甚至十幾個億的公共資金損失。多數情況下,決策失誤都比貪污腐敗更有效率地打擊了老百姓的錢包。
去年僅對10家央企原任領導的經濟責任進行審計就發現,經濟犯罪額約16億,但因決策失誤、管理不善造成的損失高達145億。用這筆錢、以市場方式為民營企業提供融資,能新增多少就業崗位?令人失望的國有企業在2002年1~11月間,僅僅由于錯誤擔保、投資和借款等,就損失72億元。等于每個中國人損失了5.5元。這些本應能創造財富或治病救人、安排下崗職工生活的寶貴資金,經過垃圾化的決策,真正實現了“化神奇為腐朽、化腐朽為糞土”的過程。
現代文明最基本的決策原則是,找不到責任人和負責方式,就取消決策。
問責賠償彰顯責任理念
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對此,應該說人們已經達成了共識。但是,因決策失誤造成的巨大浪費和損失,一般卻很少有人關注,也懶得算賬,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往往還對決策失誤不以為意,常常以”權當交了一筆學費“而輕輕放過,很少去追究決策失誤者的責任,更不要說提議賠償了。
面對因決策失誤導致的浪費和損失,我們不應該“心平如水”,對各種各樣的決策失誤,更不能一直“束手無策”下去。
令人欣慰的是,遏制這種現象的信號已經發出,并且日漸見強。2001年,深圳市出臺了有關意見,指出:“領導干部因個人決策失誤或工作過錯造成重大損失的,應當引咎辭職。”兩年后,他們又開始實行“績效審計”,從而引入了決策問責。其他如海南、重慶、上海、黑龍江等省市,都針對決策失誤出臺了相應的問責法規。國家審計署近年來也反復強調,今后將不斷加強“績效審計”,所透露出來的信息,也是更加著眼于檢查因決策失誤所造成的浪費和損失,以及其中的違法違規問題。
與此同時,另一個信號,也讓人備感欣慰,那就是不久前海南省省長在該省的一次省委全會上明確表示,從現在開始,由于海南地方政府自身原因給投資者造成重大損失的,將由當地政府依法承擔賠償、補償責任。
由于政府決策失誤,給國家財產造成損失,或者給投資者造成財產損失的,以往一般都是對有關領導批評教育了事,大不了要求其“深刻檢查”。現在,隨著決策問責制的建立、健全,對決策失誤負有直接責任的領導干部再也難辭其咎、難逃其責了。
決策問責制的建立、健全,對于防止領導干部“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證、拍屁股走人”的現象,對于促進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具有重要意義。海南省在決策問責制的基礎上建立政府決策失誤賠償機制,則比決策問責制更進了一步。
以往,政府由于決策失誤造成經濟損失后,很少意識到應該給遭受損失者以經濟上的賠償。比如,一些農村基層政府推行所謂“逼民致富”政策,強制農民種這種那,結果由于產品滯銷等原因使農民慘遭損失,政府往往仍然是“無事一身輕”,而農民也只能自認倒霉。再如,一些地方政府的決策朝令夕改,今天這樣規劃,明天那樣規劃,今天建明天拆,也會給投資者造成巨大損失,而投資者所能得到的,可能僅僅是一句無關痛癢的道歉,甚至連道歉都沒有。盡管決策失誤的領導干部可能會受到黨紀政紀乃至法律懲處,但是這種懲處,對于遭受損失者來說,并不能讓他們挽回經濟損失。至于對決策失誤者連責任追究都沒有,對遭受損失者來說更是連“安慰”都得不到。
政府決策失誤造成的經濟損失,最后完全由投資者“埋單”,顯然是極不合理、極不公平的,會給投資者造成巨大的傷害。從這個角度看,建立政府決策失誤賠償制,由政府向受損失者進行經濟賠償或補償,讓政府來為自己的決策失誤“埋單”,不僅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
再進一步說,由政府承擔決策失誤造成的經濟損失,依法向受損者進行經濟賠償,其背后所蘊含的執政理念,是政府應該是負責任的政府,應該為投資者提供科學決策,尊重和保護投資者的權益。海南省建立的政府決策失誤賠償制,尚屬“新生事物”,客觀上還有考慮不周全之處。比如,他們僅僅提出對投資者造成了重大損失予以賠償。那么,損害了不屬于投資的一般群眾的利益,要不要賠償(補償)?給國家造成了損失,要不要追究決策失誤者的經濟責任?凡此種種,我認為,政策和法規都應該及時“跟進”。因為從本質上說,國家和群眾的利益與投資者的權益是一樣的,必須受到尊重和保護。
當然,在目前,我們還是對海南這一負責任的政策表示歡迎,畢竟它開了一個好頭。我們希望這一政策能夠為其他地方所借鑒,成為建立責任政府的一個基本準則和普遍做法。
摘自《檢察風云》2006年第23期(有刪節)
第三篇:行政決策小論文
關于我國行政決策水平的思考
行政決策在行政管理中處于核心地位,這就決定了它在整個行政管理中起決定作用。行政決策是國家行政機關為履行行政職能,有效的管理社會公共事務,從實際出發,設定目標,制定與選擇行動方案,做出決定的活動。目前我國行政決策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一)行政決策觀念陳舊
(二)行政決策權力過于集中,決策權限劃分不清
(三)行政決策組織機構不盡合理
(四)行政決策監督主體職能分工不明確
(五)行政問責制的不完善,對決策的績效評估不夠。二十一世紀是不同學科融合的時代。信息技術與“知識經濟”的發展必將導致整個行政管理體系的重新構建。在新的形勢下,我們有必要重新對我國的行政決策體系作出新的思考——如何提高我國的行政決策水平。
(一)完善重大決策規則和程序
1、健全會議決策制度和協商決策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科學化、民主化的行政決策模式。沒有民主,就不可能得到科學的決策方案,也就不能為集中決策創造必要的條件;同樣,如果沒有集中,就可能出現無政府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了科學的決策方案,也不可能得到正確的執行。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根據各自的不同情況健全會議決策制度和協商決策制度。其一,建立健全會議決策制度。其二,完善協商決策制度。
2、完善行政決策程序
科學的行政決策程序,能保證科學的決策結果,反之,則會影響決策結果的科學性。政府重大決策程序規定的核心就是規范決策的程序化。從提出問題、調查研究到咨詢論證、信息公開和聽證、最終集體決定或民主決定,都以制度為依據,程序化地運行。為此,只有制定出重大決策程序相關的各項制度,將行政決策程序規范化,決策體制的構成要素才能合理的介入決策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重大決策刁‘能在程序中嚴格執行,才‘能更好地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程度。
(二)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1、構建人民代表、政協委員與民眾的制度化聯系網絡平臺
在中國,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而人民代表則是通過選舉產生的,他們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代表在各界、各地區、各民族、各階級和階層中享有廣泛的代表性,他們來自人民,平時同原選舉單位與選民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了解人民的意見和要求。基層群眾的要求和意見等可以通過他們反映給國家決策者。
2、改革信訪制度
“信訪工作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頭堡’,是了解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安全閥’。”為了保持社會的動態穩定,必須建立起調節、調整利益關系的社會安全閥機制。信訪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的制度,因為其上述特征而可以形成一種恰當的減壓安全閥機制。
3、完善社情民意調查分析機構
了解、掌握社情民意還需要有專門的調查機構,專職負責收集社會各方面的信息、各行各業群眾的基本情況和意愿。從純粹技術的角度講,專業的調查與分析可以保證所獲得信息的真實程度,以及對信息進行篩選的科學性。目前,國家統計局內設有三個調查.總隊,即農村經濟社會調查總隊、城市經濟社會調查總隊和企業調查總隊,負責調查這三個領域的經濟和社會狀況。但從總體上看,這種調查的范圍還只是局限在經濟社會情況方面,沒有將其他諸如市民心理、群眾意愿、人民的心聲等指標概括在調查范圍之內。因而,作為宏觀決策依據來說,這種調查還是不完整的。為了給各級決策機構提供完整的決策信息、全面的社情民意,必須盡快建立并完善社情民意調查分析機構。
(三)完善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制度和社會聽證制度
建立并完善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制度和社會聽證制度,促進公民參與決策、監督決策,以及決策的社會討論,從而實現透明決策,這是實現行政決策科學化與民主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個反映人民要求的參與性政治體系中,人們履行服從法律的義務同有效參與是齊頭并進的。這兩者互相促進,維護著體系的穩定。”只有政治生活的透明,人民群眾真正參與到決策之中,刁一會避免各種“小道消息”、謠言滿天飛等現象的發生;才能避免重大決策缺少監督而導致失誤的現象發生;刁‘能充分保證廣大群眾參與決策,享有知情權與參與權。
(四)實行行政決策責任制
一個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必然離不開決策者對決策負責的制度。實行行政決策責任制有利于使決策過程更民主、更科學,也有利于決策者審慎決策,承擔決策責任,實現權責一致。國外行政決策的問責制已經比較完備與成熟,建構了權力問責、媒體問責、民眾問責等全方位的問責體系,而且在實踐中也對行政決策權力實行了有力的監督,對過失權力和決策失誤進行了責任追究。
第四篇:行政決策責任追究
X財[2010] 13號
關于印發《財政行政決策責任追究制度》的通知
局各科室、各直屬單位、各鎮財政所、各園區財稅與金融處:
現將《財政行政決策責任追究制度》印發給你們,請結合工作實際,認真貫徹執行。
附件:財政行政決策責任追究制度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抄送:
附件:
財政行政決策責任追究制度
為實現決策權和決策責任相統一,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健全行政許可責任制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結合我局實際,制定本制度。
第一條 本制度所稱行政決策責任,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和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及其工作人員,對其在實施決策過程中,因決策錯誤應當承擔的責任。
第二條 本制度適用于本局具有決策權的工作人員。
第三條 決策責任追究應當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究、過責相當、教育與懲戒相結合的原則。
第四條 決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因決策錯誤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或產生惡劣影響的,應當追究決策過錯責任:
(一)決策機構未按決策程序進行決策的;
(二)決策機構超越法定職權實施決策的;
(三)決策機構明知決策錯誤,未及時采取措施加以糾正的;
(四)決策機構違反法律、法規及有關政策,實施決策的;
(五)對應由決策機構做出的決策進行推諉或者拖延,不做決策的。
第五條 決策責任追究的方式:
(一)責令改正;
(二)責令做出書面檢查;
(三)給予行政處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根據過錯情況單處或者并處。
第六條 決策責任分為:直接責任、主要領導責任和重要領導責任。
第七條 決策執行單位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導致決策過錯后果發生的,負直接責任;審核人、批準人應當發現而沒有發現,或者發現后未予糾正,導致決策過錯后果發生的,審核人負主要領導責任,批準人負重要領導責任。
第八條 審核人改變承辦部門負責人的正確意見,導致主要領導發生決策過錯的,審核人負直接責任,批準人負主要領導責任。
審核人應報請而不報請批準人批準直接做出決定,導致決策過錯后果發生的,審核人負直接責任。
第九條 未經承辦人擬辦,審核人審核,批準人直接做出決定或者改變承辦人、審核人正確意見,導致決策過錯后
果發生的,批準人負直接責任。
第十條 集體研究決定導致過錯后果發生的,決策人負主要領導責任。
第十一條 根據情節輕重、損害后果和影響大小,決策過錯分為一般過錯、嚴重過錯和特別嚴重過錯。
第十二條 對于情節輕微,造成損害后果較小的一般過錯的直接責任者,責令改正或者給予通報批評;并可以責令負主要領導責任者和重要領導責任者做出檢查。
第十三條 決策過錯責任追究機關經調查,對過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應當做出決策過錯責任追究決定;對事實不清或者無過錯的,不予追究。
決策責任追究決定,應當以書面形式做出,并送達責任人和投訴人、檢舉人、控告人。對檢查、執法監督機關要求調查或者上級機關指令、責令調查的,應當將結果報送該機關。
第十四條 責任人享有陳述權和申辯權。
決策過錯責任追究機關在調查、處理中應當聽取責任人的陳述和申辯。
第十五條 本制度自發布之日起實施。
第五篇:第九章 行政決策
《行政管理學》練習三(第九-----十二章)
第九章行政決策
一、單項選擇題
1、為了解決在實施決策的過程中出現的而一時又難以查清原因的問題的決策方案,稱為()。
A、臨時方案B、追蹤方案C、應變方案D、積極方案
2、為了彌補或完善決策而制定的決策方案,稱為()。
A、積極方案B、追蹤方案C、臨時方案D、應變方案
3、為了實現目標而制定的方案,稱為(),這是構思和設計的主要方案。
A、應變方案B、臨時方案C、積極方案D、追蹤方案
4、行政決策體制的核心()。
A、專家咨詢系統B、公民磋商與參與系統
C、信息支持系統D、領導決策系統
二、多項選擇題
1、從決策的風險程度來講,行政決策可以分為()。
A、確定型決策B、理性決策C、風險型決策 D、直覺決策 E、不確定型決策
2、從決策主體的行為方式來講,行政決策可以分為()。
A、直覺決策B、經驗決策C、理性決策D、個人決策E、集體決策
3、從決策對象的結構性程度來講,行政決策可以分為()。
A、理性決策B、直覺決策C、非程序性決策D、科學決策 E、程序性決策
4、從決策主體采取決策的方法上來講,行政決策可以分為()。
A、經驗決策B、集體決策C、理性決策D、科學決策E、個人決策
5、現代行政決策體制應該包括()。
A、領導決策系統B、行政評估系統C、專家咨詢系統D、信息支持系統E、公民磋商與參與系統
6、決策方案一般有()。
A、長期方案B、臨時方案C、追蹤方案D、應變方案E、積極方案參考答案
一、單項選擇題
1、A2、B8、C4、D
二、多項選擇題
1、ACE2、DE3、CE
4、AD5、ACDE6、BCDE
第十章行政執行
一、單項選擇題
1、行政執行過程的第一階段是()。A、準備階段B、總結階段C、協調階段D、實施階段
2、整個行政執行過程中最具實質意義的、最為關鍵的階段是()。A、協調階段B、實施階段C、準備階段D、總結階段
3、行政控制過程的最后環節,也是最為關鍵的環節是()。A、確定控制標準B、衡量成效C、糾正偏差D、行政指揮
4、平行溝通是一種同級部門或同事之間的信息溝通,亦稱()。
A、網上溝通B、橫向溝通C、無反饋溝通D、縱向溝通
5、()溝通不宜采用命令或指示的溝通形式,而只能通過協商、合作的辦法。A、上行B、網上C、下行D、平行
6、行政評估準備階段,評估工作的第一步是()。A、確定評估對象B、選擇評估標準C、明確評估目的 D、培訓工作人員
二、多項選擇題
1、行政執行的一般過程可以分為()。A、準備階段B、控制階段C、實施階段D、協調階段E、總結階段
2、行政實施階段的環節主要包括()。A、行政協調B、行政控制C、行政溝通D、行政評估E、行政指揮
3、根據控制的范圍劃分,行政控制分為()。A、微觀控制B、分散控制C、集中控制D、宏觀控制E、分級控制
4、通常有四種信息被領導者用來衡量和評估實際工作效果,它們是()。A、口頭匯報B、集體匯報C、個人觀察D、書面匯報E、統計報告
5、行政控制的控制對象有()。A、行政工作人員B、組織績效C、信息 D、工作E、財務
6、工作控制是對具體執行工作的各方面的控制,它包括()。A、質量控制B、標準控制C、成本控制D、程序控制E、計劃控制
7、按溝通的線路劃分,行政溝通可分為()。A、單向溝通B、非正式溝通C、雙向溝通D、網上溝通E、正式溝通
8、按溝通的信息流向劃分,行政溝通可分為()。A、上行溝通B、平行溝通C、下行溝通D、雙向溝通E、單向溝通
9、行政組織中的溝通存在的障礙主要有()。A、信道障礙B、組織結構障礙C、心理與語言障礙D、職位與專業障礙E、接受障礙
10、行政組織內部的協調可以分為()。A、層級結構的協調B、橫向部門之間的協調 C、人際關系的協調D、轉變政府職能E、各種資源的協調 參考答案
一、單項選擇題
1、A2、B3、C4、B5、D6、D
二、多項選擇題
1、ACE2、ABCE
3、AD4、ACDE5、ABCDE6、ABCDE7、AC8、ABC9、BCD10、ABCE
第十一章行政監督
一、單項選擇題
1、非執政黨和非國家機關對行政行為的監督稱為()。
A、社會監督B、事前監督C、事中監督D、法制監督
2、事中監督是指對監督對象在執行法律或實施決策、計劃過程中履行職責情況進行的監督檢查,也叫()。
A、現場監督B、專案調查C、工作報告D、跟蹤監督3、1987年頒布實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地方性法規備案工作的通知》要求,備案的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應于批準之日起的()日內報送國務院各十五份。
A、十五B、三十C、四十五D、六十
4、省、自治區、直轄市,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及所在地的市和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制定和發布的規定、辦法、實施細則等規章應于批準之日起()日內將其文本、起草說明、備案報告等有關材料一式二十五份報國務院備案。
A、十五B、三十C、四十五D、六十
5、批準是一種約束力較強的()監督方式。其內容包括:要求監督對象報送審批材料、審查和批準(含不批準)三個基本步驟。
A、事中B、事后C、事先D、全面
6、對監督對象未構成犯罪,僅構成違反政紀的案件,由()調查處理。
A、黨的紀律檢查機關B、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和行政監察機關
C、行政監察機關D、檢察機關
7、對監督對象構成犯罪的案件,由()追究刑事責任。
A、黨的紀律檢查機關B、檢察機關
C、行政監察機關D、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和行政監察機關
8、對具有公務員身份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案件,需要給予處分的,由()給予處分。
A、檢察機關B、行政監察機關
C、黨的紀律檢查機關D、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和行政監察機關
9、對涉及非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國家公務員的案件,需要給予處分的,則只由()給予政紀處分。
A、檢察機關B、行政監察機關
C、黨的紀律檢查機關D、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和行政監察機關
10、對涉及國家行政機關以外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案件,需要給予處分的,則只由()給予黨紀處分。
A、黨的紀律檢查機關B、行政監察機關
C、檢察機關D、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和行政監察機關
二、多項選擇題
1、社會監督的主體是()。
A、公民個人B、各民主黨派C、各社會團體D、新聞機構E、政協
2、依照公共行政管理的過程,行政監督可以分為()。
A、事中監督B、法制監督C、社會監督D、事后監督E、事前監督
3、事中監督的主要形式是()。
A、偵查監督B、職務犯罪監督
C、跟蹤監督D、專案調查E、現場監督
4、下列屬于一般行政監督工作報告的有()。
A、臨時報告B、綜合報告C、專題報告D、報告E、工作簡報
5、一般行政監督中,審查的形式主要有()。
A、獨立審查B、事中審查C、事先審查D、聯合審查E、事后審查
6、我國行政監察機關的基本職權包括()。
A、檢查權B、建議權C、調查權D、行政處分權E、查處違法違紀案件時的請求協助權
7、我國行政監察機關的輔助職權包括()。
A、對監督事項涉及的單位和個人的查詢權
C、對違反行政紀律取得的財物的處置權 D、行政處分權 E、查處違法違紀案件時的請求協助權
8、權力機關監督的內容主要包括()。A、工作監督B、法律監督 C、侵權犯罪監督D、政治監督E、瀆職犯罪監督 參考答案
一、單項選擇題
1、A2、D
3、B4、B5、C6、C7、B8、D9、B10、C
二、多項選擇題
1、ABCDE
2、ADE3、CE4、ABCDE5、BCE6、ABCD7、ACE8、ABD
第十二章 公共財政
一、單項選擇題
1、國家預算中占主導地位的是()。A、市級預算B、縣級預算C、省級預算D、中央預算
2、稅收制度的核心內容是()。A、稅率B、納稅人C、稅法D、稅種
3、《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正式生效的日期是()。A、2003年1月1日B、2003年5月1日 C、2002年10月1日D、2002年1月1日
二、多項選擇題
1、按照不同的政府級別,公共預算可分為()。A、經費預算B、社會保險基金預算 C、公共投資預算D、地方公共預算 E、中央公共預算
2、預算草案審核的主要內容是()。A、政策審核B、體制審核 C、指標審核D、技術審核E、經費審核
3、稅收的基本特征有()。A、服務性B、無償性C、政治性D、固定性E、強制性
4、按照稅制結構的單一性與復雜性來劃分,可分為()。A、單一稅制B、增值稅 C、個人所得稅D、復合稅制E、農業稅
5、按照稅收的征收辦法或稅額的確定方法,可分為()。A、印花稅B、定率稅C、房產稅D、配賦稅E、耕地占用稅
6、按照稅收管理權限,可將稅收分為()。A、中央稅B、中央與地方共享稅 C、農業稅D、地方稅E、個人所得稅
7、在我國,根據國家職能的區別,將財政支出區分為()。A、國防費B、行政管理費C、經濟建設費D、社會文教費E、其他支出
A、簽訂采購合同B、選擇采購方式 C、確定采購需求D、履行采購合同 E、效益評估 參考答案
一、單項選擇題
1、D2、C
3、C
二、多項選擇題
1、DE2、ABCD3、BDE4、AD5、BD6、ABD7、ABCDE8、ABC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