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府決策案例分析[大全]

【政府決策案例分析】政府重大決策需要經過哪些程序？

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指出，要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和集體討論決定作為重大決策的必經程序。

“這是近年來加強法治政府建設進程中，一個非常具體的很有見地的進步。”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應松年指出，公開、參與是提高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水平，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與公信力的基本程序要求。如果能夠按照意見規定的“五大程序”進行，政府決策就能做到基本正確、避免失誤。

依法科學民主決策是政府工作的基本準則。當前，一些行政機關違法決策、隨意決策、拍腦袋決策問題仍然存在。針對此，意見在堅持依法科學民主決策方面提出了新要求。

意見指出，作出重大決策前，要廣泛聽取、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見，意見采納情況及其理由要以適當形式反饋或者公布。完善重大決策聽證制度，擴大聽證范圍，規范聽證程序，聽證參加人要有廣泛的代表性，聽證意見要作為決策的重要參考。重大決策要經政府常務會議或者部門領導班子會議集體討論決定。重大決策事項應當在會前交由法制機構進行合法性審查，未經合法性審查或者經審查不合法的，不能提交會議討論、作出決策。

意見要求，完善行政決策風險評估機制。凡是有關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項目等決策事項，都要進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評估，重點是進行社會穩定、環境、經濟等方面的風險評估。要把風險評估結果作為決策的重要依據，未經風險評估的，一律不得作出決策。

意見強調，加強重大決策跟蹤反饋和責任追究。在重大決策執行過程中，決策機關要跟蹤決策的實施情況，通過多種途徑了解利益相關方和社會公眾對

決策實施的意見和建議，全面評估決策執行效果，并根據評估結果決定是否對決策予以調整或者停止執行。對違反決策規定、出現重大決策失誤、造成重大損失的，要按照誰決策、誰負責的原則嚴格追究責任。

第二篇：政府經濟學經典案例分析

財政案例

案例資料 財政預算，是國家機關、團體和事業單位等對于未來一定時期內的收入和支出的計劃。每年“兩會”，財政部部長所作的預算報告，都是代表們鎖定的“焦點”。政府預算是一本政府公開的“財務大賬”：過去的一年收了多少錢？錢投到哪里去了？今年的錢該怎么用？這些錢是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年都要接受人大代表的監督和審查。然而，長期以來，由于財政預算編制較粗，“外行看不懂，內行看不清”，預算的透明度不高，造成了很多部門預算游離在人大監督范圍之外。同樣，在預算執行方面也不盡如人意，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辦法。對每年人代會批準的財政預算，執行隨意性大。由于預算資金沒有落實到具體的項目上，造成了執行難的問題。往往部門申請多、找領導批條子多、臨時性支出多，變成“一年預算，預算一年”，然后再報人大常委會做出調整預算的決議。為此，在近年各地的人代會上，代表對財政預算的監督力度明顯加大。如廣東省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代表們對預算中“撥2000萬元給機關幼兒園”、“事業單位的行政編制外人員每人每年補貼3.2萬元”等提出了質疑。浙江、四川等省的預算報告也明顯加厚，列支項目也更加詳盡，以利于人大代表的監督。問題分析： 1.政府預算的本質什么？ 2.為保證政府預算的科學性應堅持什么原則?

解答

1、政府預算的本質是關于民眾贊同和監督國家財政活動的法律制度。政府預算反映著政府的職能與政策的方向，預算過程是政治的和決策的過程。概括而言，政府預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財政計劃，即用法律形式表現，反映和規定政府在一定時期內財政收支活動的預期收支指標與平衡關系的一覽表以及管理制度。它是政府分配集中性財政資金的重要工具和調節、控制、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經濟杠桿。一般而言，政府預算的功能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是反映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其次是對政府支出的控制。

2、為保證政府預算的科學性，政府預算必須符合統一性、預測性、性，法律性和公開性等要求。這些特征體現了政府預算的技術性和政治性兩個層面的內涵。統一性、預測性和性等特征可以理解為技術方面，法律性和公開性等方面則主要體現了政治內涵。

3、應對措施（附送）我國要提高政府預算的民主性，一方面要形成有效的預算分權和制衡，另一方面要擴大預算程序的公眾參與度。首先是預算分權與制衡。預算權力是國家公共權力的核心之一，也是國家利益矛盾最集中的地方。預算分權就是要將預算權力在立法機關、政府、政府財政職能部門及內部各組織機構以及獨立審計機關之間進行合理分配，以形成一個相互制約的運作體系。如建立預算的編制、執行、監督三者相互分離的制度，并形成三套相互制約的機構；建立資金的使用權、支付權、審核權相互分離的制度；實行財政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購制度；還可以建立一套獨立于政府、直接對人大負責的審計監督系統，并獨立行使監督權。其次擴大預算程序的公眾參與度。公眾對程序的參與，特別是普通公民對政治決策程序的參與，是程序內在價值得以體現的重要保障，也是現代民主社會的顯著標志。政府預算收支的多與少都將實質地影響到每一個公民或者企業，讓公眾參與預算程序，讓相對人對自己將要承擔的納稅義務與將要獲得的公共服務發表看法，與政府溝通，這本身就有其價值所在：它不僅僅有利于預算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而且也便于預算通過后的有效執行和政策的順利推進。

公共產品與市場失靈的案例

政府經濟學:是專門研究以政府為主體的資源配置及其宏觀管理規律的學科。

2、競爭失靈:市場處于不完全競爭狀態，也稱之競爭失靈。在現實經濟運行中，市場往往達不到完全競爭狀態，而是存在壟斷，即不完全競爭。至于壟斷的具體情況，還可進一步劃分，主要包括完全壟斷、寡頭壟斷和壟斷競爭。

3、俱樂部物品:可能發生擁擠的公共物品，布坎南稱之為“俱樂部物品”。當消費人數低于擁擠點時，該物品是非競爭的，而當消費人數超過擁擠點時，這種物品的消費就變成競爭的。

4、信息的不對稱:通常是指進行商品和勞務交易的雙方，由于所掌握的信息量不相等，不能有效開展公平競爭，從而對資源配置產生扭曲。

5、自然壟斷:有時也稱之為天然壟斷，是與某些商品和勞務自身的特點有關，即這類商品和勞務在由一家企業提供時其成本比由多家企業提供時低，有利于節約社會資源。供電、供水、供氣等公用事業服務的生產和提供，具有明顯的自然壟斷特征。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經濟職能。(1)政府收入分配職能;政府收入分配職能，是指政府通過各種政策工具，參與一定時期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實現收入在全社會各部門、各地區、各單位，以及各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合理分割，縮小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在調節收入分配，實現社會公平的過程中，政府需要運用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和措施，主要包括:稅收制度，稅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各項稅收特別是所得稅，實行累進稅率，收入調節功能很強，是各國政府實施分配政策的主要工具;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為社會成員在喪失勞動能力、失業、疾病、工傷、生育等情況下，提供基本生活資料，保障其生存需要。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優撫等內容。而這種制度保障應為所有社會成員提供，與其所繳納稅的多少不完全對等;工資制度，政府公務人員和政府直接舉辦的公共事業機構工作人員的工資、津貼、獎金等工資性支出，由政府財政支出安排，其支出總額和支出標準，直接關系到這部分社員成員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進而影響全社會的收入分配格局。因而工資制度構成政府調節收入分配，實現其政策目標的重要工具;財政補貼，財政補貼是政府單方面的價值讓渡，屬轉移性支出，其目的是為了執行政府政策的需要，對企業、個人的某些特定行為給予資金支持，以影響相關產品和勞務價格結構，調節市場供求關系。而政府財政補貼數額、補貼對象，則直接影響有關企業、個人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和份額。(2)政府經濟穩定與發展職能，政府經濟穩定與發展職能，是指通過干預、調節國民經濟運行，達到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目標，實現經濟發展的目的。政府穩定經濟職能，還意味著實現經濟增長與發展的目的。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屬不同的概念，經濟增長通常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增加，可用經濟增長率或增長額來表示。而經濟發展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經濟運行和人民生活質量得到改善，包括產業結構優化、貧富差距縮小，生產生活環境改善、人們醫療教育文化生活質量得到提高等。即經濟的增長，最終要有利于人民福利水平的改善，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重要職能。為實現經濟穩定與發展職能，政府需要運用相應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主要有:運用財政、貨幣政策工具，保證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基本平衡;運用財政制度的自動調節功能，實現經濟穩定與增長(3)政府資源配置職能 政府資源配置職能，是指通過政府經濟活動，引導人力、物力、財力等社會資源流動，形成一定的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等經濟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結構，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以上，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公共選擇案例 案 例 分 析 案例材料：

新中國成立以來，機動車車牌的管理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建國初期到20世紀90年代初，機動車車牌是按順序發放，由工廠批量制作好車牌，然后由車管部門按號牌順序發放給車主。第二階段是“九二式車牌”，即為解決車管部門和群眾之間因為車牌號碼而產生的矛盾，實施“電腦選號”。該政策于1992年制定并進行試點，1994年開始在全國實施。然而隨著機動車數量年年猛增，“九二”式車牌的容量已經不能滿足車輛發展的速度。截止2001年底，全國機動車保有量已達7398萬輛，一些城市摩托車和小型汽車號牌容量已趨飽和。隨著機動車總量的增加和機動車所有人結構的變化，現行的“九二”式機動車號牌由于受編號規則的限制，在數量上不能滿足人作的需要，在號碼選取上也不能滿足人們對個性的追求。為了改革和加強車輛管理工作，同時充分體現機動車所有人選擇號牌的個性意愿，依據《公安部關于開展啟用“二00二”式機動車號牌試點工作的通知》（公安管[2002]85號），北京、天津、杭州、深圳作為首批四個試點城市，于2002年8月12日率先啟用這種新式機動車號牌。此次試行的“二OO二 ”式機動車號牌的所有號碼全部對外開放，并采取機動車所有人自主選擇的方式。號牌編號使用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按“3+3”方式編排，字符位數由5位升至6位。汽車類號牌號碼為上下兩排結構，上排有一個漢字和一個大寫的英文字母，前者是所屬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簡稱，后者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門車輛管理所的順序代碼，如“鄂E”；下排是號牌編號。而摩托車號牌號碼則為左右結構，左側是機動車登記機構代號，右側是號牌編號。在顏色方面，小型客車和輕型摩托車牌照顏色為藍白相間，大型客車則上黃色牌照。依據這一通知，車主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自由選擇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編排車號。個性化車牌一經推出就受到有車族的歡迎，投放頭一周北京就發出了7000多份新車牌。但由于《通知》基本上沒有對車牌的編碼做出限制，于是像“CHN-001”、“USA-911”、“IBM-001”、“WTO”、“SEX”、“TMD”、“FBI”、“TCL”等被認為頗具“創意”的號碼或字母組合紛紛出爐，這引起了社會上的一片爭議。8月22日，北京2002式機動車號牌突然暫停發放。8月23日，其他三個城市也因“系統技術故障”暫停發放新式車牌。四個試點城市根據有關部門規定，暫停發放“二OO二”式車牌，恢復“九二”式車牌，個性化車牌在試行十天后匆匆收場。討論提綱：

分析政策終結的主要原因和政策執行再決策的依據有哪些？ 總 結：

公共政策是政策環境助產物，二者存在辯證統一的關系。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就其關系而言，環境決定和制約政策，起主導作用；政策則改善和塑造環境，具有反作用。

政策執行再決策是指公共政策執行主體在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以及公共政策執行任務完成之后，根據信息反饋對所執行的政策方案所做的必要補充或修正。

政策主體經政策評估后，發現一些政策已經過時、多余、失敗，或引發了重大的不良后果，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終止的行為即是政策終結。公共政策執行再決策的主要依據有：

主要任務、目標、路線發生了變化；政策環境發生了變化；人們認識的深化；政策偏差的產生；政策負作用的產生。政策終結的原因：

⑴既定的政策目標已經實現，政策事項完成； ⑵政策環境發生重大變化； ⑶財政困難； ⑷政府的低效率； ⑸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化； ⑹行為理論的變化； ⑺學習和試驗。

市場失靈

一條；20世紀初的一天，列車在綠草如茵的英格蘭大地上飛馳。車上坐著英國經濟學家庇古（A.C.pigou）。他一邊欣賞風光，一邊對同伴說：列車在田間經過，機車在田間經過，機車噴出的火花（當時是蒸汽機）飛到麥穗上，給農民造成了損失，但鐵路公司并不用向農民賠償。這正式市場經濟的無能為例之處，稱為“市場失靈”。

將近70年后的1971年，美國經濟學家喬治.斯蒂（G.J.Stigler）和阿爾欽（A.A.Alchian）同游日本。他們在高速列車（這時已是電氣機車）上見到窗外的禾苗，想起了庇古當年的感慨，就問列車員，鐵路附近的的農田是否受到列車的損害而減產。列車員說，恰恰相反，飛速奔馳的列車把吃稻谷的飛鳥嚇走了，農民反而受益。當然，鐵路公司也不能向農民收“趕鳥費”。這同樣是市場經濟所無能為例的，也稱為“市場失靈”。

二條； 簡言之

市場失靈的主要表現

①市場存在著壟斷或不完全競爭,使其并不總是產生最有效的結果.②市場行為的外部性可能產生負面的外溢效果.③市場機制不能保證公共物品的供給.④市場信息的不完全性或不對稱性所導致的經濟中的不確定性.⑤市場所導致的收入分配后果在政治上或道義上無法接受

三條；另有觀點認為

一般而言，市場失靈是指市場機制在有些領域不能或不能有效發揮作用，達不到資源有效配置的目的。也就是達不到經濟學所講的“帕累托效率”。即資源配置達到了這樣一種理想狀態，任何分配方案的改變，都不能達到在不損害一部分人利益的前提下，提高另一部分人福利水平的目的。

既然這些領域市場機制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為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就需要政府干預。從各國市場經濟實踐分析，市場失靈有各種各樣的表現，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市場處于不完全競爭狀態。

市場處于不完全競爭狀態，也稱之競爭失靈。

根據經濟學原理，在市場處于完全競爭狀態的條件下，市場上參與競爭的企業很多，每一個企業都不能操縱、控制市場價格，只能接受市場價格，這種市場價格是通過供求雙方的競爭形成的，各種生產要素可在市場上自由流動，有關交易的信息是透明的。在此情況下，通過價格機制和競爭，企業生產能夠達到利潤的最大化，即邊際利潤等于邊際成本，資源配置可達到最優狀態，也就是“帕累托效率”。

但在現實經濟運行中，市場往往達不到完全競爭狀態，而是存在壟斷，即不完全競爭。至于壟斷的具體情況，還可進一步劃分，主要包括完全壟斷、寡頭壟斷和壟斷競爭。完全壟斷就是嚴格意義上的壟斷，即在市場上只有一個生產廠家，它可以完全操縱市場價格。寡頭壟斷是指在市場上存在幾個生產廠家，這些企業可以控制某一領域的商品和勞務供給價格，但它們之間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

壟斷競爭就是指市場上既存在壟斷又存在競爭的狀況，其程度介于寡頭壟斷和完全競爭之間，在市場上有較多的生產企業，它們之間存在競爭，但還達不到完全競爭的狀態。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壟斷競爭則是一種較為常見的市場條件。

至于壟斷形成的原因，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答案，主要包括市場競爭形成的壟斷、自然壟斷等。

市場競爭形成的壟斷有過度競爭產生的壟斷、技術進步產生的壟斷等。過度競爭產生的壟斷是企業在競爭中通過兼并、收購等方式，擴大生產規模和產品市場占有量，當其產量和市場份額足以控制市場價格和供求關系時，就會產生壟斷。

技術進步產生的壟斷，是由于企業在一定時期掌握了某些生產技術，如專利權等，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能對產品價格產生影響，進而對資源配置發生作用。而自然壟斷有時也稱之為天然壟斷，是與某些商品和勞務自身的特點有關，即這類商品和勞務在由一家企業提供時其成本比由多家企業提供時低，有利于節約社會資源。供電、供水、供氣等公用事業服務的生產和提供，具有明顯的自然壟斷特征。

在壟斷條件下，無論具體程度如何，都會對市場機制形成扭曲，不能有效調節供給和需求，達不到資源合理配置目的。

由于市場機制本身無法克服各種壟斷產生的競爭的不完全性，資源配置難以達到最優配置狀態，就需要政府干預。政府對市場壟斷的治理，主要有兩種途徑：

第一，利用法律手段打擊或限制過度競爭產生的壟斷，維護市場競爭秩序。

第二，對自然壟斷行業實行政府管制，價格由政府控制或指導，并對服務質量等提出明確要求，限制這類企業憑借其壟斷地位操縱市場價格，損害消費者利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

市場失靈定義

市場失靈是指市場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的情況。對經濟學家而言，這個詞匯通常用于無效率狀況特別重大時，或非市場機構較有效率且創造財富的能力較私人選擇為佳時。另一方面，市場失靈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場力量無法滿足公共利益的狀況。在此著重于經濟學主流的看法。經濟學家使用模型化理論解釋或了解這個狀況，市場失靈的二個主要原因為：

成本或利潤價格的傳達不適切，進而影響個體經濟市場決策機制。

次佳的市場結構。

市場失靈在某些經濟體的存在通常引起究竟應否由市場力量引導運作的爭論。而這也產生要用什么來取代市場的爭議。最常見對市場失靈的反應是由政府部門產出部份產品及勞務。然而，政府干預亦可能造成非市場的失靈。

市場失靈的表現

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缺陷具體表現在下列方面：

⑴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公。

這是因為市場機制遵循的是資本與效率的原則。資本與效率的原則又存在著“馬太效應”。從市場機制自身作用看，這是屬于正常的經濟現象，資本擁有越多在競爭中越有利，效率提高的可能性也越大，收入與財富向資本與效率也越集中；另一方面，資本家對其雇員的剝奪，使一些人更趨于貧困，造成了收入與財富分配的進一步拉大。這種拉大又會由于影響到消費水平而使市場相對縮小，進而影響到生產，制約社會經濟資源的充分利用，使社會經濟資源不能實現最大效用。

⑵外部負效應問題

外部負效應是指某一主體在生產和消費活動的過程中，對其它主體造成的損害。外部負效應實際上是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成本外部化，但生產或消費單位為追求更多利潤或利差，會放任外部負效應的產生與漫延。如化工廠，它的內在動因是賺錢，為了賺錢對企業來講最好是讓工廠排出的廢水不加處理而進入下水道、河流、江湖等，這樣就可減少治污成本，增加企業利潤。從而對環境保護、其它企業的生產和居民的生活帶來危害。社會若要治理，就會增加負擔。

⑶競爭失敗和市場壟斷的形成競爭是市場經濟中的動力機制。競爭是有條件的，一般來說競爭是在同一市場中的同類產品或可替代產品之間展開的。但一方面，由于分工的發展使產品之間的差異不斷拉大，資本規模擴大和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礙了資本的自由轉移和自由競爭。另一方面，由于市場壟斷的出現，減弱了競爭的程度，使競爭的作用下降。造成市場壟斷的主要因素。①技術進步；②市場擴大；③企業為獲得規模效應而進行的兼并。一當企業獲利依賴于壟斷地位，競爭與技術進步就會受到抑制。

⑷失業問題

失業是市場機制作用的主要后果，一方面從微觀看，當資本為追求規模經營，提高生產效率時，勞動力被機器排斥。另一方面從宏觀看，市場經濟運行的周期變化，對勞動力需求的不穩定性，也需要有產業后備軍的存在，以滿足生產高漲時對新增勞動力的需要。勞動者的失業從宏觀與微觀兩個方面滿足了市場機制運行的需要，但失業的存在不僅對社會與經濟的穩定不利，而且也不符合資本追求日益擴張的市場與消費的需要。

⑸區域經濟不協調問題

市場機制的作用只會擴大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現象，一些經濟條件優越，發展起點較高的地區，發展也越有利。隨著這些地區經濟的發展，勞動力素質，管理水平等也會相對較高，可以支付給被利用的資源要素的價格也高，也就越能吸引優質的各種資源，以發展當地經濟。那些落后地區也會因經濟發展所必須的優質要素資源的流失而越發落后，區域經濟差距會拉大。再是因為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利益，在不同地區使用自然資源過程中也會出相互損害的問題，可以稱之為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負外部效應：江河上游地區林木的過量開采，可能影響的是下游地區居民的安全和經濟的發展。這種現象造成了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協調與危害。

⑹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公共產品是指消費過程中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所謂非排它性也就是一當這類產品被生產出來，生產者不能排除別人不支付價格的消費。因為這種排它，一方面在技術上做不到，另一方面卻使技術上能做到，但排它成本高于排它收益。所謂非競爭性是因為對生產者來說，多一個消費者，少一個消費者不會影響生產成本，即邊際消費成本為零。而對正在消費的消費者來說，只要不產生擁擠也就不會影響自己的消費水平。這類產品如國防、公安、航標燈、路燈、電視信號接收等。所以這類產品又叫非盈利產品。從本質上講，生產公共產品與市場機制的作用是矛盾的，生產者是不會主動生產公共產品的。而公共產品是全社會成員所必須消費的產品，它的滿足狀況也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福利水平。這樣一來公共產品生產的滯后與社會成員與經濟發展需要之間的矛盾就十分尖銳。

⑺公共資源的過渡使用

有些生產主要依賴于公共資源，如漁民捕魚、牧民放牧。他們使用的就是以江湖河流這些公共資源為主要對象，這類資源既在技術上難以劃分歸屬，又在使用中不宜明晰歸屬。正因為這樣，由于生產者受市場機制追求最大化利潤的驅使，往往會對這些公共資源出現掠奪式使用，而不能給資源以休養生息。有時僅管使用者明白長遠利益的保障需要公共資源的合理使用，但因市場機制自身不能提供制度規范，又擔心其他使用者的過度使用，出現使用上的盲目競爭。

市場失靈的表現還有許多，它要求人們科學地認識市場機制的作用。

政府管制，公共產品，外部性

政府管制失敗的經典案例政府管制失敗的經典案例

經濟學在解釋政府管制之合理性時，總是以自由市場存在著“失靈”為根據。這些失靈包括“公共產品”(如航標燈)、“自然壟斷”(如固定電話網、輸電網)、“內部不經濟”(如隱瞞產品質量和工作崗位安全信息)、“外部不經濟”(如環境污染、自然資源濫采)等。為了克服這些市場失靈，政府理應以維護公共利益為己任，積極采取準入、定價、標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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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以及監督、檢查、處罰等行政管制政策和手段，對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資格、范圍甚至手段進行限制。

遺憾的是，在政府管制最發達的美國，大量研究文獻顯示政府管制并沒有達到上述目的，不但沒有克服市場失靈，反而大大增加了企業、消費者和納稅人的成本。因此從社會福利改善的角度來說，大多數管制是不劃算的，劃算的只是那些管制者和被管制的企業，因為后者“捕獲”了前者后，就可以合法地搓揉競爭者和消費者了。政府管制實際上成為利益集團之間財富再分配的手段。好在美國及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代議制度，使得任何利益集團都無法永遠保持其來自政府管制者的“恩惠”。1980年代以來的大規模的私有化、取消管制、限制管制、回歸市場的運動，就是對“福利國”和“管制國”無限擴張的深刻反思和徹底反叛。

與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相比，我國改革前的計劃經濟可以說是一種全面而徹底的國有化和管制，其理由自然不是上述各種經濟學的解釋，而是為了實現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因此，20多年來的改革實際上是一場逐漸拓展的放松管制的運動，它的主要特征是在保持國有企業主導地位的同時，由競爭性產業開始，然后在某些壟斷性產業，逐步引入民間和國外資本。這種變化，體現在政府管理機構身上，就是由運動員到裁判的過渡，由具有私人利益的老板向代表公共利益的中立管制者的過渡。應該說，這種過渡是極其困難的。困難的原因在于：第一，國有企業畢竟代表著一種正統的意識形態，民間企業則處于被歧視的地位；第二，公共財政和公務員制度建設的滯后，使得某些政府官員難以舍棄既得的權利，他們甚至要通過各種尋租的方式維持自身的體面生活；第三，政府職能的調整和弱化遠遠落后于經濟改革的步伐，大量不合理的管制權力依然被政府保留和繼續產生；第四，權力制衡機制的不完善，使得民間經濟主體難以在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得到補償。因此，我們經常發現，在本來不應該存在特許權的地方，政府仍然不舍得松手；而且特許權的分配往往采取暗箱操作被不公平地授予某些利益集團；更有甚之，以前政府習慣于和國有企業結成利益同盟，現在，政府則把權力的濫用和尋租的范圍擴展到外商和新生的私人利益集團。正是這種權力的濫用和難以制約，在存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加重了市場失靈的程度，在不存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創造出了市場失靈，而這些恰好是更危險的政府管制的失靈。

正是在這種制度變遷的背景下，北京出租車業的壟斷現象，堪稱政府管制失靈的一個經典案例。我斷定，不管中國經濟時報針對這一典型案例的調查報道對北京市政府未來出租車行業的管理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它都將被載入我國政府管制改革的史冊。任何與政府管制有關的學者、官員、企業、從業者都將難以忘記它。作為一個長期研究政府管制的學者，我非常愿意從理論的角度來具體分析這一具有普遍性的管制失敗現象，以驗證上述關于管制失敗的觀點。

出租車行業是一個可完全競爭的行業，其從業者的進入壁壘幾乎為零。如果有必要對它加以管制，只需要事前通過法律規定行業準入的若干條件，如司機必須是身心健康的，無傳染病和精神病史、有若干年的駕駛經歷以及上下限年齡的限制，再由申請司機向交通管制部門出具包括這些信息的真實文件，就應該可以取得行業準入資格，在進行工商稅務登記后，即可開始營業。出租車的服務價格，可以通過公開聽證會的方式加以確定。事后的監督，包括無理拒載、價格欺詐、繞路、車容和車內衛生等，則主要通過乘客投訴，由交通管理部門或司機自愿組成的行業協會進行處罰。這中間根本沒有必要引入出租車公司。即便有出租公司存在，也應該采取司機之間的股份合作制；或由出資人雇傭司機，形成勞資雇傭關系，司機只按市場平均工資獲得其收入，他的其他合法權益則受到法律的保護。

如該調查報道所示，北京市出租車管制的失誤之一，在于一開始就主要采取了向有掛靠單位的出租車公司無償頒發出租車經營特許權的做法，這在1990年代初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卻埋下了管制失敗的禍根。我相信當時的管制機構并沒有尋租的動機，但正是這一制度安排使得大部分出租車公司靠司機的融資款玩兒起了“合法”的“空手套白狼”的剝削伎倆。我們尤其疑惑不解的是，當時的工商管理部門是如何界定出租車公司的治理結構的。

到1996年，“變相賣車”的問題暴露后，行業管制及政府其他相關部門沒有采取措施完善出租車公司的產權結構調整，使司機成為公司的股東或被雇傭者，明確司機的合法權益，而是再次錯誤地要求公司收回(實際上是低價收回)本屬司機購買的車輛，并且出文規定司機交納四、五千元不等的高額“車份錢”、五萬元以上的“風險抵押金”，實際作為司機再次出資購買更新車輛的資金。這一典型的錯誤在1998年的“摘紅帽”和2000年開始的所謂“兼并聯合”的過程中進一步被放大到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出租車司機無可挽回地淪為現代“駱駝祥子”，其命運開始由出租車公司任意宰割。

北京出租車管制失敗的第三種表現是，當出租司機被出租車公司以濫集資、濫罰款(扣風險抵押金)、不投保或少投保(包括出租車6個車險種和三個社會保險險種)、“黑”小錢、“鏟分”等手法嚴重侵害，不得不以高于常人2.5倍的工作時間賺取平均1800元左右的收入，并實際淪為城市弱勢群體時，居然沒有一個政府部門能夠出面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北京市的高級法院甚至還出文明令不受理司機的維權訴訟！

讀到這些報道的時候，我禁不住潸然淚下。我難以相信這就是我生活了18年之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善之區！我曾感嘆每日清晨和下午接送小女上下學必須膽戰心驚地通過上地東西里之間的沒有紅綠燈和地下地上過道的車水馬龍的馬路時的情景，以及居住小區業主管委會歷經一年而遲遲難以成立的窘境，可這與北京最文明的的哥的姐們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們畢竟是在“皮鞭”下茍且生存??！

北京出租車管制失敗的第四種表現是，由于國家的稅收和消費者剩余的嚴重損失，目前的出租車管制，已經無可辯駁地犧牲了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我們也許可以推論，出租車公司和北京市政府相應的管理部門，已經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它們在公開的秘密下，進行著不光彩的收入再分配。否則，以北京人素有的大智慧，難道就無法自己去解開這團亂麻？

在我國，政府管制的不當和失靈導致市場協調機制失靈的例子可謂隨處可見，如民航票價的禁折、鐵路運輸的長期供不應求、證券市場的公開圈錢化、城市房地產的泡沫、民間金融的缺乏、城市公共設施的瓶頸、民辦教育事業難以為繼、醫療機構的以藥養醫、生產事故頻仍、生態環境惡化、遷移權的限制和就業歧視使農民貧困化加劇、大量弱勢群體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等等。可以說，如果不大力調整政府的職能，并徹底改革政府管理社會經濟的方法，市場機制就永遠無法在這些領域發揮其合理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的作用，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就難以得到真正的落實。

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正在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作為國務院行政審批改革領導小組專家咨詢組的成員，我深深感到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迫切性、艱巨性和長期性，但我也切身體會到中央政府的改革決心。隨著政府職能的逐步到位和行政審批、行政監督制度的逐步完善，我相信北京的現代“駱駝祥子”的命運最終會得到改善。但這需要社會各界的努力，因此我再次向中國經濟時報的記者及其報道中那些勇敢的真名實姓者表示最真切的敬意！

經濟學在解釋政府管制之合理性時，總是以自由市場存在著“失靈”為根據。這些失靈包括“公共產品”(如航標燈)、“自然壟斷”(如固定電話網、輸電網)、“內部不經濟”(如隱瞞產品質量和工作崗位安全信息)、“外部不經濟”(如環境污染、自然資源濫采)等。為了克服這些市場失靈，政府理應以維護公共利益為己任，積極采取準入、定價、標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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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以及監督、檢查、處罰等行政管制政策和手段，對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資格、范圍甚至手段進行限制。

遺憾的是，在政府管制最發達的美國，大量研究文獻顯示政府管制并沒有達到上述目的，不但沒有克服市場失靈，反而大大增加了企業、消費者和納稅人的成本。因此從社會福利改善的角度來說，大多數管制是不劃算的，劃算的只是那些管制者和被管制的企業，因為后者“捕獲”了前者后，就可以合法地搓揉競爭者和消費者了。政府管制實際上成為利益集團之間財富再分配的手段。好在美國及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代議制度，使得任何利益集團都無法永遠保持其來自政府管制者的“恩惠”。1980年代以來的大規模的私有化、取消管制、限制管制、回歸市場的運動，就是對“福利國”和“管制國”無限擴張的深刻反思和徹底反叛。

與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相比，我國改革前的計劃經濟可以說是一種全面而徹底的國有化和管制，其理由自然不是上述各種經濟學的解釋，而是為了實現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因此，20多年來的改革實際上是一場逐漸拓展的放松管制的運動，它的主要特征是在保持國有企業主導地位的同時，由競爭性產業開始，然后在某些壟斷性產業，逐步引入民間和國外資本。這種變化，體現在政府管理機構身上，就是由運動員到裁判的過渡，由具有私人利益的老板向代表公共利益的中立管制者的過渡。應該說，這種過渡是極其困難的。困難的原因在于：第一，國有企業畢竟代表著一種正統的意識形態，民間企業則處于被歧視的地位；第二，公共財政和公務員制度建設的滯后，使得某些政府官員難以舍棄既得的權利，他們甚至要通過各種尋租的方式維持自身的體面生活；第三，政府職能的調整和弱化遠遠落后于經濟改革的步伐，大量不合理的管制權力依然被政府保留和繼續產生；第四，權力制衡機制的不完善，使得民間經濟主體難以在其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得到補償。因此，我們經常發現，在本來不應該存在特許權的地方，政府仍然不舍得松手；而且特許權的分配往往采取暗箱操作被不公平地授予某些利益集團；更有甚之，以前政府習慣于和國有企業結成利益同盟，現在，政府則把權力的濫用和尋租的范圍擴展到外商和新生的私人利益集團。正是這種權力的濫用和難以制約，在存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加重了市場失靈的程度，在不存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創造出了市場失靈，而這些恰好是更危險的政府管制的失靈。

正是在這種制度變遷的背景下，北京出租車業的壟斷現象，堪稱政府管制失靈的一個經典案例。我斷定，不管中國經濟時報針對這一典型案例的調查報道對北京市政府未來出租車行業的管理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它都將被載入我國政府管制改革的史冊。任何與政府管制有關的學者、官員、企業、從業者都將難以忘記它。作為一個長期研究政府管制的學者，我非常愿意從理論的角度來具體分析這一具有普遍性的管制失敗現象，以驗證上述關于管制失敗的觀點。

出租車行業是一個可完全競爭的行業，其從業者的進入壁壘幾乎為零。如果有必要對它加以管制，只需要事前通過法律規定行業準入的若干條件，如司機必須是身心健康的，無傳染病和精神病史、有若干年的駕駛經歷以及上下限年齡的限制，再由申請司機向交通管制部門出具包括這些信息的真實文件，就應該可以取得行業準入資格，在進行工商稅務登記后，即可開始營業。出租車的服務價格，可以通過公開聽證會的方式加以確定。事后的監督，包括無理拒載、價格欺詐、繞路、車容和車內衛生等，則主要通過乘客投訴，由交通管理部門或司機自愿組成的行業協會進行處罰。這中間根本沒有必要引入出租車公司。即便有出租公司存在，也應該采取司機之間的股份合作制；或由出資人雇傭司機，形成勞資雇傭關系，司機只按市場平均工資獲得其收入，他的其他合法權益則受到法律的保護。

如該調查報道所示，北京市出租車管制的失誤之一，在于一開始就主要采取了向有掛靠單位的出租車公司無償頒發出租車經營特許權的做法，這在1990年代初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卻埋下了管制失敗的禍根。我相信當時的管制機構并沒有尋租的動機，但正是這一制度安排使得大部分出租車公司靠司機的融資款玩兒起了“合法”的“空手套白狼”的剝削伎倆。我們尤其疑惑不解的是，當時的工商管理部門是如何界定出租車公司的治理結構的。

到1996年，“變相賣車”的問題暴露后，行業管制及政府其他相關部門沒有采取措施完善出租車公司的產權結構調整，使司機成為公司的股東或被雇傭者，明確司機的合法權益，而是再次錯誤地要求公司收回(實際上是低價收回)本屬司機購買的車輛，并且出文規定司機交納四、五千元不等的高額“車份錢”、五萬元以上的“風險抵押金”，實際作為司機再次出資購買更新車輛的資金。這一典型的錯誤在1998年的“摘紅帽”和2000年開始的所謂“兼并聯合”的過程中進一步被放大到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出租車司機無可挽回地淪為現代“駱駝祥子”，其命運開始由出租車公司任意宰割。

北京出租車管制失敗的第三種表現是，當出租司機被出租車公司以濫集資、濫罰款(扣風險抵押金)、不投?；蛏偻侗?包括出租車6個車險種和三個社會保險險種)、“黑”小錢、“鏟分”等手法嚴重侵害，不得不以高于常人2.5倍的工作時間賺取平均1800元左右的收入，并實際淪為城市弱勢群體時，居然沒有一個政府部門能夠出面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北京市的高級法院甚至還出文明令不受理司機的維權訴訟！

讀到這些報道的時候，我禁不住潸然淚下。我難以相信這就是我生活了18年之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善之區！我曾感嘆每日清晨和下午接送小女上下學必須膽戰心驚地通過上地東西里之間的沒有紅綠燈和地下地上過道的車水馬龍的馬路時的情景，以及居住小區業主管委會歷經一年而遲遲難以成立的窘境，可這與北京最文明的的哥的姐們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們畢竟是在“皮鞭”下茍且生存??！

北京出租車管制失敗的第四種表現是，由于國家的稅收和消費者剩余的嚴重損失，目前的出租車管制，已經無可辯駁地犧牲了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我們也許可以推論，出租車公司和北京市政府相應的管理部門，已經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它們在公開的秘密下，進行著不光彩的收入再分配。否則，以北京人素有的大智慧，難道就無法自己去解開這團亂麻？

在我國，政府管制的不當和失靈導致市場協調機制失靈的例子可謂隨處可見，如民航票價的禁折、鐵路運輸的長期供不應求、證券市場的公開圈錢化、城市房地產的泡沫、民間金融的缺乏、城市公共設施的瓶頸、民辦教育事業難以為繼、醫療機構的以藥養醫、生產事故頻仍、生態環境惡化、遷移權的限制和就業歧視使農民貧困化加劇、大量弱勢群體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等等?？梢哉f，如果不大力調整政府的職能，并徹底改革政府管理社會經濟的方法，市場機制就永遠無法在這些領域發揮其合理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的作用，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和黨的十六大精神就難以得到真正的落實。

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正在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作為國務院行政審批改革領導小組專家咨詢組的成員，我深深感到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迫切性、艱巨性和長期性，但我也切身體會到中央政府的改革決心。隨著政府職能的逐步到位和行政審批、行政監督制度的逐步完善，我相信北京的現代“駱駝祥子”的命運最終會得到改善。但這需要社會各界的努力，因此我再次向中國經濟時報的記者及其報道中那些勇敢的真名實姓者表示最真切的敬意！

第三篇：政府失敗案例分析（范文模版）

從政策系統觀看我國的計生政策

——基于南方某縣計生政策失敗的案例分析

一、案例描述

我國南方某縣的計劃生育工作多年來一直徘徊在全省倒數1-3名的位置。1998年，新一屆領導班子走馬上任，為了建立政績，完成好上級政府下達的計劃生育任務，甩掉計劃生育的落后帽子，采取了一項新的政策措施，即對計劃生育實行高額罰款。具體的罰款標準是：超生第二胎罰款為2000元，超生第三胎罰款5000元，超生第四胎或更多罰款為10000元?？h政府希望通過這項措施的實施有效地控制縣里的生育數量。考慮到基層計劃生育工作的艱巨性，為了解決基層計劃生育工作經費不足的問題，有效地調動計劃生育人員的工作熱情，該政策還作出了罰款提成的相關規定，即罰款所得，村、鎮兩級各提成30%。該項政策實施兩年多后，縣政府調查后發現，根本沒有達到他們的預期目標，超生問題仍然很嚴重。許多人寧愿交納高額罰款也要生育第二胎和第三胎，有些沒錢的家庭甚至舉債生育也在所不惜。似乎有很多人覺得，交了罰款就等于購買了計劃生育指標，就具有了合理合法的權利，不少人甚至在未生育之前就預先把罰金交了上去。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重男輕女、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等傳統觀念在當地群眾思想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基層干部把超生計劃當作一種創收的途徑，為了多來錢，對超生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的甚至對超生予以暗中鼓勵。

二、背景透視

1、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變遷及政策效果

全國城鄉自1971年普遍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至今已有36年的歷史。從最初較為寬松的“晚、稀、少”政策，到1980年緊縮的“一胎化”政策，在到1988年在農村開小口的“一孩半”政策，中國的生育政策經歷了曲折的歷程。這個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寬松的生育政策階段（1971-1980年初秋）；第二階段是緊縮的生育政策和不斷調整照顧生育二孩比例階段（1980秋-1988年8月），從全國城鄉只能勝一個孩子調整到大部分省、自治區農村一女戶可以照顧再生一個，少部分省、自治區農村生二孩，五個省、直轄市城鄉仍然只能生一個孩子的政策。這三個階段可以概括為“寬松、緊縮、較緊”。[1]（p1）

從政策執行的效果來看，第一階段生育政策及其執行效果好，政策成本少，人口控制好，生育率下降很快，政策執行難度小，社會和諧；第二階段的生育政策及其執行效果差，政策成本較大，人口控制效果差，生育率沒有下降而是波浪式起伏，政策執行難度大，黨群干群關系緊張影響了社會穩定，出現了性別比失調，加快了人口老齡化；第三階段的人口控制效果較明顯，生育率開始緩慢持續下降，執行難度降低，但是成本增加極快，性別比失調和人口老齡化程度嚴重，人口素質出現逆淘汰，政策不公平，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問題仍然存在。[1]（p137）

2、現階段影響我國生育政策有效執行的主要阻力因素

本文分析認為，現階段影響我國生育政策有效執行的阻力因素只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我國的育齡群眾，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的育齡群眾，受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生育意愿并未完全轉化；二，計劃生育政策——不論是一孩政策、一孩半政策還是二孩政策，都以犧牲群眾的小家庭利益為代價，與眾多政策目標群體的生育意愿存在差距；三，由于以上原因，導致我國的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強制性，在基層農村的政策具體執行過程中，執行措施的不合理、執行手段的單一僵化、執行人員的素質低下等，仍然影響著政策目標的有效實現。

三、理論分析

本文分析將就此案例具體分析導致計劃生育政策措施未能有效執行的原因：

1、上下級政策目標的偏差導致政策執行的方向性錯誤

政策目標是指有關公共組織特別是政府為了解決有關公共政策問題而采取的行動所要達到的目的、指標和效果。公共政策的元目標一般包括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國家制定計劃生育政策的目標在于“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實現人口的可持續發展。而本案例中該縣新任領導班子的政策目標是建立政績、完成好上級下達的計劃生育任務，甩掉計劃生育的帽子。針對此目標采取的對策是對違規生育人員進行高額罰款。這項政策更多注重了工作效率而忽視了政策的公平。同時，為了解決基層計劃生育經費不足的問題，調動基層計生工作人員的積極性，該政策還規定罰款所得鄉鎮兩級各提成30%。這項規定使得，對于基層干部來說，計生罰款不僅僅是約束性政策，更成為了村鎮增加財政收入的合法有效的手段。政策目標在此層級再次發生嚴重偏差。兩次政策目標的偏差導致政策執行的方向性錯誤，使得政策執行得越有效，離原定政策目標越遠。

2、政策問題構建錯誤導致政策執行的偏差

政策問題的性質、政策對象行為的多樣性、政策對象人數及其行為需要調試量，都直接影響到政策的有效執行。生于政策屬于復雜的問題，所涉及的目標團體人數眾多、對象復雜，加上人們因傳統文化的熏陶而形成了一套行為定向和模式，更增加了政策執行的難度。因此對于計生政策問題的構建，目標團體行為必須調試量越小越好，從而盡量減少人們的抵制與沖突。

本案例中對超生第一胎或更多胎都采取嚴厲的罰款懲罰，不符合國家提倡的“只松不緊”的計劃生育政策傾向，也違背了大多數群眾的意愿，無法得到被執行者的擁護與認同；第二，本案例中計生政策采取單一的行政手段——高額的罰款，缺乏有效的約束力，甚至在農民中產生“用罰款購買計劃生育指標”的錯誤認知，動搖了公共政策的權威性；第三，允許村鎮兩級從罰款中提成，無疑對基層干部起到一定的誘導作用，計劃生育給他們帶來了實惠，他們怎么會積極制止這種行為呢？甚至此規定更可能進一步增加計生執行過程中的人為因素，失去政策的公平性。

3、政策執行者的素質不高，其行為與原政策目標背道而馳

政策執行主體是指負責組織落實公共政策的人員或組織。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主體為各級計劃生育工作者，以及鄉鎮政府和街道辦事處其他人員，村婦女主任和村長、書記，主要是靠鄉鎮、街道和村（居）計劃生育工作者。計劃生育工作是一項政策性很強，做人的思想的工作。執行者對政策的認可、較高的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是必備的素質。本案例中，政策執行者的素質不高，不僅對計生工作的精神實質缺乏深刻理解，宣傳教育工作不到位，甚至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將計生政策等同于罰款政策，將超生罰款當作創收的途徑，對超生現象不予制止，甚至暗中鼓勵，這與政策制定主體的原政策目標背道而馳，導致無法較為理想地實現政策目標。

4、政策執行主體與政策對象之間的溝通不暢造成政策雙方對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政策對象的利益取向、文化心理因素和文化教育程度等對政策執行有重要影響。計生工作的政策對象是城市、農村的廣大育齡群眾。他們，尤其是農村育齡群眾受傳統思維觀念的束縛，重男輕女、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傳統觀念的影響根深蒂固，使得他們對違規生育行為產生一種社區價值認同和支持力。再加上計生政策本身對政策對象的利益具有侵害性，更使得政策對象對計生政策缺乏足夠的理解和認同度。在此情況下，政策執行者只采取單一的強制性行政措施遏制生育，政策宣傳、解釋工作不到位，更造成政策雙方對計生政策缺乏統一的認識和理解，政策對象甚至對此產生抵觸情緒。

四、對策與思考

1、逐步縮小目標團體的范圍，生育政策向只松不緊的方向進行微調

生育政策本身可行與否是決定政策執行成敗的關鍵因素。生育政策是一個比較敏感的社會話題，其任何較大變化都會引起生育行為的波動，并對生育工作者產生巨大壓力。具體的調整方案可以是：執行國家照顧生育二孩政策，即農村一女戶可以照顧再生一個。凡夫妻雙方為獨生子女的另一方是非計劃外出生的，可生育兩個孩子。待時機成熟，可在全縣普遍實行“二孩加間隔”生育政策，但夫妻雙方是屬于計劃外生育的則只能生育一孩。

采取這一調整的理由如下：第一，從可行性角度來看，我國生育政策的三個階段的實踐證明，寬松的生育政策的目標團體較小，與大多數群眾的生育意愿契合度更高，所遇阻力與壓力更小，從而比嚴厲的生育政策更能取得好的執行效果；第二，從必要性角度來看，人口多一點有利于改善人口的結構問題。據研究，“二孩加間隔”政策對于解決性別比例失調、緩解人口老齡化進程有積極的影響。人口多并不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障礙，關鍵是要有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合理的人口結構。所以生育率并不能成為評價計生工作好壞的唯一標準，2、計生政策的執行要從行政強制為主轉向多種手段相結合

強制性行政手段雖然在“大政府”的計劃經濟時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并不符合當代政府建立服務型政府的改革方向，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絕不是計生工作的長久之計。因此，計生政策的執行手段要從行政強制為主轉向多種手段相結合的轉型成為必然。多種手段相結合是指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要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經濟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和技術手段相結合。要從基本依靠強制性行政手段轉變以宣傳教育為主，通過大眾傳媒和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開展面向基層、面向家庭、面向群眾的經常性宣傳轟動，樹立起農村科學、文明、進步的婚育觀、家庭觀和養老觀；要逐步把計劃生育工作從行政化轉向法制化，依法辦事，以法強制規范人們的生育行為，而不僅是罰款了事；要把計劃生育工作與發展經濟、幫助農民勤勞致富奔小康，建設精神文明幸福家庭相結合。只有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綜合治理要求的工作機制，計劃生育工作才能長期、持續、有效地開展下去。

3、建立計劃生育的利益導向機制，加大對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的獎勵扶持力度

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生政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計劃生育工作利益導向機制，通過采取對計劃生育戶提供小額貸款、項目優先、科學扶持、政策優惠等措施，幫助農民解決實際困難。同時要把這項政策納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在制度上、法律上給予保障，解決受“養兒防老”思想影響的農村群眾的后顧之憂。國家計生委和各基層單位還要繼續加大“關愛女孩”工程，提高農村女孩的成才機會和可能性，改變農民追求生男的心理壓力和價值認同，建立起“生男生女都一樣” 的示范作用，從而能動地促進和加快新舊文化的更新和轉換。

4、建立起注重服務質量的全面的計劃生育考核機制

計劃生育政策是一項系統工程，其執行質量不能單純以人口指標的完成情況作為考核標準。其考核重點要轉變到為群眾服務的質量方面，如宣傳是否到位，群眾掌握計劃生育技術、法律知識的知曉率，對群眾上環、結扎后是否上門隨訪的服務率，群眾對避孕節育措施的知情選擇率，依法行政率等方面。要強調計劃生育 “以人為本”的優質服務。考核和評估各部門配合情況、領導干部重視計生工作程度和經費是否到位，計生干部自身掌握政策程度，群眾對計生工作的滿意程度為主，當然人口的指標完成情況也是必不可少的。

總之，在實行寬松的生育政策的前提下，我們要跳出就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的圈子，執行手段要多樣，要建立計劃生育的利益導向機制，加大對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的獎勵扶持力度，要建立起注重服務質量的全面的考核機制，這才能從有效地解決農民落后的生育觀，從而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

四、結語：從系統論視角看我國的計生政策？

政策系統是一個由若干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政策子系統構成的政策巨系統，它與政策環境持續不斷地進行著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從而使政策系統成為一個動態、開放的系統。對政策系統的考察通常在兩個層次上展開：第一層次分析政策系統內部的結構要素及其功能。首先，政策的主體系統，包括國家宏觀計生政策的決策者，基層計生措施的規劃者和執行者對提高政策效力的影響是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同時也不能忽視政策支持系統合反饋系統的作用。政策信息的交流有利于在政策雙方中形成統一的認識，增強相互間的理解。全面的注重復務質量的考核機制為政策評估提供了標準。對計生系統考察的第二層次是分析政策系統與環境的關系。計生政策能夠有效執行并較好地達到政策目標，還與生育文化、經濟發展狀況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有密切的聯系。難怪有研究提倡要“跳出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的圈子”。如果說對計生工作的就事論事實內部治療的話，那么提高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建立起農村的養老保險體制，加快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等外部擊破措施，對于從根本上改變農民落后的生育觀，從而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有著更為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唐應天.我國計劃生育政策評估——以江蘇省為例.中國農業大學,碩士論文.20051101 [2]寧騷.公共政策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第四篇：項目融資決策報告(融資案例分析)

“世紀星”項目融資決策報告

“世紀星”項目概況

總投資8.99億元，項目前期己經投入2.8億，項目2003年竣工，建設期一年，預計總投資8.99億元，己取得一期土地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還需要取得開工證和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同時，天鴻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依靠自有資金建設并封頂的“鴻盛大廈”項目同樣也急需下一步外部工程和裝修工程的資金。所以資金缺口比較大。這個項目是天鴻地產公司的第四個項目，項目建設上存在的問題不大，融資便成了重中之重。

投資所面臨的環境

項目區域房地產市場分析：隨著我國房地產投融資體制的變化和央行關于住宅開發貸款和住宅按揭貸款限制性規定等政策出臺后，金融業門檻逐步加高，再加上土地招投標政策的實施，房地產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業己不再局限于產品本身，資本實力成為企業乃至整個行業健康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多渠道融資成為房地產企業生存、發展的必經之路。房地產業在90年代中期之后開始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房地產業的發展將成為中國今后20年持續經濟成長的重要推動力量。而且其發展勢頭正盛，是投資的黃金時期。

世紀星項目位于城市繁華商業地段，商業建筑較多，如果繼續開發商業建筑則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反觀由于居民住房相對較少，所以該項目建成后對于促進當地商業進一步繁榮有著積極意義。通過調查比較我們發現世紀星項目最合適的用途即為高檔民用建筑，可以突顯該建筑的氣質特色和該地區能夠很好的融為一體。

地區房地產各類市場在國家大的宏觀環境下發展前景十分良好，中國社會財富的積累，首先表現為居民擁有金融貨幣數量的迅速增長，作為社會公眾而言，房地產既是一種消費品，也是一種資本品。世紀星項目所在的建設項目專業市場就處在這正高速發展的經濟大潮中。2003年，我國人口達到一個新的小高峰，居民對居住環境的要求隨著解決溫飽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人們對居房有了更高的要求。

從政策的角度來看，中國人民銀行2003年6月13日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對于房地產開發項目，121號文件的核心內容是: 1.房地產開發項目申請銀行貸款，其企業自有資金(指所有者權益)應不低于開發項目總投資的30%;商業銀行發放的房地產貸款，嚴禁跨地區使用;2.商業銀行不得向房地產開發企業發放用于繳交房地產開發項目土地出讓金的貸款，開發企業申請開發貸款必須具有“四證”;

3.房地產企業、建筑施工企業貸款得到的流動資金，不能用在蓋房上;買地的錢也不能靠銀行貸款來交;4.禁止施工企業貸款墊資開發;另外，只有在主體結構封頂后，才能對購房人發放貸款。央行的這些具體規定無疑拗斷了絕大多數房地產商過去賴以生存的自有資金+銀行貸款的傳統融資的資金鏈，這無疑也是對自有資金+銀行貸款的傳統融資模式的一種極大限制。如果不能尋求到新的融資渠道，眾多抗風險能力較弱的中小房地產商將被迫退出市場。若全面實施央行房貸政策，將直接導致中小房地產業資金鏈繃緊，部分產項目停工，爛尾樓涌現。據業內有關人士估計:該政策實施將使約50%房地產企業陷入困境，70%以上的項目無法繼續。‘

在這種情況下，2003年天鴻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開發的房地產項目“世紀星”和“鴻盛大廈”項目也面對這種艱難的處境。其中“世紀星”項目2003年竣工，預計總投資8.99億元，項目前期已經投入2.8億元，并己取得一期土地證和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還需要取得開工證和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央行121號文的執行，沒有四證無法向銀行申請貸款，同時項目開發商天鴻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憑借自身1.5億元的注冊資本，無法滿足自有資金不能低于項目開發的30%的最低限。而且，天鴻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依靠自有資金建設并封頂的“鴻盛大廈”項目同樣也急需下一步外部工程和裝修工程的資金以及及時變現，將資金用于下一步的土地儲備。按照121號文的規定，房地產開發項目企業自有資金必須達到30%，而這30%必須是所有者權益，以前對30%的理解比較寬泛，只要你開發項目前期融來資金達到30%就可以開工，現在則必須是房地產開發項目企業的所有者權益，這些無疑增加了項目的政策風險。

專業項目市場分析：天鴻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12月29日，是具有房地產開發一級資質的房地產開發企業，注冊資金15000萬元，截止2000年底，公司資產總額53，742，01萬元，凈資產22，071.45萬元，累計開復工面積57.95萬平方米，竣工面積42.6萬平方米。公司主營房地產開發、商品房銷售等業務，主要產品為商品住宅、普通辦公樓及商業設施。土地與資金是房地產開發的兩大要素，土地是房地產產品的基礎資源，在總量控制趨減的情況下，土地市場上價格競爭激烈。當土地以公開競爭的方式供給，而土地供給量減少的情況下，房地產開發公司必然要在土地的投入上增加資金。在開發企業自有資金普遍不足、以傳統自有資金+銀行貸款的融資方式，用拍賣和招投標的方式受讓土地，必然使房地產開發公司很難有更多的資金用于開發建設。

項目房地產市場分析：2003年整個房地產市場延續2002年的高速發展的態勢，國家統計局當時的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一至五月份，全國累計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兩千八百多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三十三;在這種情況下，世紀星項目和眾多的項目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隨著我國房地產投融資體制的變化和央行關于住宅開發貸款和住宅按揭貸款限制性規定等政策出臺后，金融業門檻逐步加高，再加上土地招投標政策的實施，房地產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業己不再局限于產品本身，資本實力成為企業乃至整個行業健康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多渠道融資成為房地產企業生存、發展的必經之路。天鴻房地產公司逐步認識到不能僅依靠自有資金+銀行貸款這種傳統融資方式來開發項目，這就使得該項目擁有其他項目所無法比擬的優勢，即資金的來源比其他項目要更為可靠。同時，由于該項目位于商業繁榮區，市場售價能夠有一定的保證，資金的回收比其他項目要好，這一點對于一個大型的建設項目是極為難得的，也是該項目的一大競爭優勢。在同類項目中，只有前年完工的鑫苑國際項目能夠與之形成一定的競爭態勢。鑫苑國際項目于2001年完工，項目總投資4.3億元，該項目規劃占地面積3.9萬平方米、建筑面積16萬平方米，實際建筑面積17.66萬平方米（含地下商業用房）。其中，住宅6.77萬平方米，商住、商業用房9.23萬平方米。但其無論在投資規模還是在設計造型上都無法與世紀星相媲美，且世紀星所處地區較之更為繁榮，故競爭力較世紀星稍弱。

方案一

項目模式：直接融資

投資結構：由浙商聯盟和天鴻地產組成非公司型合資結構。其中浙商聯盟直接向國內銀行進行融資負責項目款項的40%，天鴻地產向國內銀行和歐洲銀行分別融資項目資金的60%，兩家公司通過合資協議確定合作關系，通過各自自有資金+銀行貸款，天鴻公司在過去開發的許多房地產項目其自有資金只達到了總投資的10%，然后就去銀行貸款進行房地產開發。公司項目投入資金中主要是銀行貸款(約30%至40%);自有資金中又有30%~40%來自于開發商流動貸款;施工企業往往要對項目墊付約占總投入30%至40%的資金，這部分資金也多是向銀行貸款。此外，至少一半以上的客戶資金，即預售回款，這部分資金也多是客戶向銀行申請了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同樣也是向銀行貸款。

資金結構：世紀星項目的資金結構包括項目貸款，股本資金和發行債券3種 其中資本金成本率為15%，債券發行成本為10%，銀行貸款利率為6%，同時，按照規定，在進行項目融資時，資本金所占比率不能低于30%，債券所占份額不能高于銀行貸款。如果在本次融資中，自有資金為X，發行債券Y，銀行貸款為Z，發行債券成本率為： 債券籌資成本率=

年利息×（1-所得稅稅率）/（1-債券籌資費率）×100%=

7%×（1-33%）/（1-1%）=4.74% 綜合上述所有的約束條件可得出如下約束方程： X+Y+Z=89900 X/(X+Y+Z)>=30% Y<=Z 總成本率M=X×{(1+15%)-1}+Y×{(1+4.74%)-1}+Z×{(1+6%)-1} 由以上條件可得出，當自有資金投入量為26，970萬元，發行債券31，465萬元，銀行貸款31，465萬元時，融資成本最低。此時M=7，424.84萬元。

根據合資協議，由浙商聯盟向中國建設銀行通過融資協議貸款人民幣1.456億元，天鴻地產向中國銀行通過融資協議貸款2.1億元，同時發行債券31.465萬元。利用項目本身的經濟強度和項目外的各種信用擔保，實現項目的有限追索形式。融資模式中的信用保證結構：

（1）天鴻地產公司作為項目發起人，根據項目本身的經濟強度提供一個完工協議擔保，排除了銀行對項目本身無法完工的擔憂，可以使其資金盡快回收。

（2）第三方的工程承包公司提供的“交鑰匙”工程建設合約，以及為其提供擔保的銀行所安排的履約擔保，構成了項目的完工擔保，排除了項目融資貸款銀團對項目完工風險的顧慮。

（3）太平洋保險公司經過對項目考察，為項目安排項目保險，主要包括建設期間機械設備使用過程中的各類損害和丟失，及施工過程中人身安全保險，保證了項目的建設風險的可控性。

（4）由天鴻地產提供意向性擔保，出具安慰信，向其擔保，公司同意向合資機構提供一切必要手段使其履行經濟責任，并愿意在合資機構遇到財務困難時提供一定的資金幫助。

（5）項目發起人天鴻地產抵押他們在項目公司中的30%股份，以此作為貸款擔保的一部分，使得貸款銀行可以在出現違約時控制公司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來保護項目貸款。融資結構簡評：（1）由項目發起方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直接安排融資，并且直接承擔安排中相應的責任和義務，是結構上最簡單的一種項目融資模式，符合本身公司財務結構不很復雜的情況。簡化了融資的相關步驟，對于企業來說具有一定的便利性。故常采用。

（2）有利于天鴻地產稅務方面的安排，對于天鴻地產來說，開發成立9年來，房地產開發經營穩步發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取得良好的業績。公司在開發、規劃設計、建筑施工、經營銷售和物業管理等方面具有一整套成熟有效的經營管理方法。年開工面積、竣工面積逐年遞增，主營業務利潤大幅度增長。同時，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并不斷擴大市場份額，天鴻公司十分重視企業品牌的建設，視品牌為生命。公司重合同、守信譽，自成立以來合同履約率為100%，從未發生違約及合同糾紛現象，公司產品優良，贏得了廣大客戶的認同，公司品牌和所開發的項目品牌在房地產市場上都取得了較高的知名度。故其資信狀況良好，采用直接融資可以獲得相對成本較低的貸款。充分發揮了項目發起人在商業社會中的信譽。

（3）在融資結構和融資方式上的選擇比較靈活，發起人可以根據其投資戰略需要，靈活安排。

（4）另一方面，由于該項目為發起人直接擁有項目資產并控制項目現金流量的投資結構，可以比較充分的利用項目的稅務虧損或優惠，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

（5）但這一項目融資方式同樣存在這不足之處。由于參與合資的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在信譽，財務狀況，市場銷售和生產管理能力等方面不一致，其中天鴻地產的資信較好，在融資貸款方面比較有優勢，但浙商聯盟在項目之前并無相應的項目經歷，故其在專業領域的信譽度較低，各方面的經驗都難以達到天鴻地產的狀態，這就增加了以項目資產及現金流量作為融資擔保抵押的難度，從而在融資追索的程度和范圍上顯得比較復雜。

（6）在安排融資時，需要注意劃清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在項目中所承擔的融資責任和其他業務之間的界限，這一點在操作上更為復雜。故其實現有限追索的結構時比較復雜

方案二

項目模式：合資項目公司融資模式

投資結構：公司型合資結構：由項目發起人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根據股東協議組建一個單一目的的項目公司——榮興公司。由天鴻地產認購該控股公司的100股股票。使其成為控股公司法律上的擁有者，因為天鴻地產經營業績良好，通過對項目企業的完全控股，可以使該控股公司得資產負債和經營損益并入到天鴻地產的財務報表之中，同時控股公司的稅收也可以與天鴻地產的稅收合并，統一納稅。然后以項目公司作為獨立的法人實體，簽署與項目建設，生產和市場有關的合同，并安排相應融資，建設經營并擁有項目。由于該項目公司除了正在安排融資的項目之外沒有其他的任何資產和業務，也沒有任何經營歷史，所以項目發起人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向其提供一定的信用擔保以承擔一定程度的債務責任。同時，兩家公司通過合資協議認購控股公司即項目公司發行的可轉換債券的方式對控股公司進行股本資金投入（在合資協議中規定出可轉換債券持有人的權益及轉換條件），從而組成真正的投資財團，根據各自參與項目的不同目的，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各自認購債券的比例為60%，40%。以可轉換債券方式作為初始資本投資，對投資者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來說，既可以定期取得利息收入，又可以在項目成功時轉換股票取得很大的好處。根據合資協議，投資者組成董事會負責公司的重大決策事項，并任命天鴻地產公司的下屬公司擔任項目管理者，負責項目的日常生產經營已充分利用天鴻地產在項目建設管理方面的經驗和技術。通過債券融資

資金結構：股本資金，準股本資金和債務資金三種

X萬元，發行債券Y萬元，從銀行貸款Z萬元，貸款期限為1年。公司章程規定在投資項目時自有資本金的投入不得少于30%，資金成本為15%，同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不得高于60%。據得知，發行債券的成本率10%，銀行貸款利率為6%。根據融資最優化原則可得：

X+Y+Z=89900 X/(X+Y+Z)×100%≥30% Z/(X+Y+Z)×100%≤60%

融資成本M=X×{（1+15%）-1}+Y×{（1+10%）-1}+Z×{（1+6%）-1}

因此可得出，公司出資26，976萬元，發行債券8，990萬元，向銀行貸款53，940萬元時，融資成本最小，此時融資成本M=8,180.9萬元。

根據項目合資協議，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各自向項目公司注資，然后以項目公司名義向中國人民銀行貸款建設資金5.394億元人民幣，貸款期為1年，銀行利率為6%。同時發行債券，總面值為8，990萬元。融資模式中的信用保證結構：

（1）項目公司根據項目本身的經濟強度提供一個完工協議擔保，排除了銀行對項目本身無法完工的擔憂，可以使其資金盡快回收。

（2）由天鴻地產提供意向性擔保，出具安慰信，向其擔保，公司同意向項目公司提供一切必要手段使其履行經濟責任，并愿意在項目公司遇到財務困難時提供一定的資金幫助。

（3）建筑產品供應商為推銷自己的接卸設備和建筑材料，愿意為項目公司提供擔保，向中國銀行取得一定貸款。

（4）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分別將其擁有的30%和40%的項目公司股份做為擔保資產抵押給中國銀行，取得剩余貸款。使得項目的可預期風險得到降低。

（5）項目公司將在建的項目產品一部分作為項目擔保，使得貸款方能夠更好的進行資金回收估算。

（6）保險公司經過對項目考察，為項目安排項目保險，主要包括建設期間機械設備使用過程中的各類損害和丟失，及施工過程中人身安全保險，保證了項目的建設風險的可控性。

融資結構簡評：

（1）通過項目公司進行項目融資，可以將項目的融資風險和經營風險大部分限制在項目公司內部，項目公司對償還貸款承擔直接責任，實現對天鴻地產的優先債務追索。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并不直接進行融資，而是通過間接的信用保證形式支持項目公司的融資。

（2）容易將融資安排成非公司負債型融資，有利于改善項目的資產負債狀況。（3）便于把項目資產的所有權集中在項目公司，而不是分散在各個發起人所擁有的公司，便于管理。項目公司統一負責項目的建設，生產和銷售，并且可以整體地使用項目資產和現金流量作為融資的抵押和信用保證，在概念上和融資結構上較易為貸款銀行接受，法律結構也相對簡單。

（4）可以充分利用大股東在管理，技術，市場和資信等方面的優勢，為項目獲得優惠貸款條件，如上面的無擔保貸款，而這些優惠擔保條件是條件相對較弱的浙商聯盟所根本無法得到的

（5）但其在稅務結構安排和債務形式選擇上缺乏靈活性，很難滿足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對融資的各種要求，在這種融資結構中，項目的稅務優惠或虧損只能保留在項目公司中應用，容易形成稅務優惠的浪費，同時，在債務形式上缺乏靈活性，雖然項目發起人對項目的資本投入形式可以選擇，但由于投資者缺乏對項目現金流量的直接控制。

方案三

融資模式：設施使用協議融資模式 投資結構：合伙制結構：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以合伙制投資結構的形式興建世紀星項目，與設備供應商簽訂項目建設機械設備使用協議，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派代表和供應商達成協議，由其提供一個無論使用與否都需付款性質的設備使用協議，在能順利項目建成的前提下定期向設備供應商支付規定數額的設備使用費作為項目融資的信用擔保，同時向國內貸款銀行進行貸款融資。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所成立的合伙制投資結構根據提供的設備使用協議，由天鴻地產負責建設，經營整個項目系統，并承擔對該合伙制項目債務的無限責任；浙商聯盟作為有限合伙人，其對合伙制結構的債務責任被限制在其已經投入和承諾投入到項目合伙制項目中的資本數量。

資金結構：銀行貸款和債務資金兩種

按照合伙制規定資本金不得低于15%，債券發行總額不得高于銀行貸款，同時直接投資的成本率為15%，發行債券的成本為：

債券籌資成本率=

年利息×（1-所得稅稅率）/（1-債券籌資費率）×100%=

7%×（1-33%）/（1-1%）=4.74%，銀行貸款利率為6%。

根據融資要求成本最優化的原則，設直接投資X，發行債券Y，銀行貸款Z：得下列結論：

X+Y+Z=89900

（Y+Z）/（X+Y+Z）≥15%

Y≤Z

M=X×{（1+15%）-1}+Y×{（1+4.74%）-1}+Z×{（1+6%）-1}

根據以上條件可計算得出，當發行債券為44，950萬元，銀行貸款為44，950萬元時，項目公司融資成本最低。由上述求得，融資成本M=4，827.63萬元。

根據合伙協議，天鴻地產和浙商聯盟各自分別向銀行貸款總數為44，950萬，發行債券44，950萬元，同時和設備供應商簽訂設備使用協議，定期向其支付一定的使用費用，以此來減輕融資壓力。同時向銀行貸款進行項目建設 融資模式中的信用保證結構：

（1）建筑產品供應商為推銷自己的接卸設備和建筑材料，愿意為項目公司提供擔保，向中國銀行取得一定貸款。（2）通過公開招標選擇設備供應商，簽訂郊游時工程建設合同，同時可以提供貸款銀行所認可的銀行出具的履約擔保。

（3）項目公司根據項目本身的經濟強度提供一個完工協議擔保，排除了銀行對項目本身無法完工的擔憂，可以使其資金盡快回收。

（4）天鴻地產向銀行簽發以產品銷售協議提供的間接擔保

（5）項目公司將在建的項目產品一部分作為項目擔保，使得貸款方能夠更好的進行資金回收估算。

（6）保險公司經過對項目考察，為項目安排項目保險，主要包括建設期間機械設備使用過程中的各類損害和丟失，及施工過程中人身安全保險，保證了項目的建設風險的可控性。

（7）利用這種協議安排項目融資，要求項目設施的使用者無論是否真正利用了項目設施所提供的服務，都要無條件地在融資期間定期向設施的提供者支付一定數量的預先確定下來的項目設備的使用費。此承諾合約與完工擔保一起構成項目信用保證結構的主要組成部分。

融資模式簡評：

（1）項目設施的使用費在融資期間應能夠足以支付項目的生產經營成本和項目債務還本負息

（2）投資結構的選擇比較靈活

（3）項目的投資者可以利用與項目利益有關的第三方（即設施使用者）的信用來安排融資，分散風險，節約資金投入

（4）具有“無論提貨與否均需付款”性質的設施使用協議是項目融資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5）避免了一定的投資風險，使得建設項目能夠有長期穩定的市場，對市場安排在其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方案四

融資模式：生產支付融資模式 投資結構：信托基金結構。

房地產信托貸款融資是指房地產公司以具體項目收益做保證，信托公司以信托方式吸收資金用來發放房地產貸款，房地產公司獲得借款的融資方式。

有貸款銀行建立一個以信托基金結構組成特別的金融公司，專門負責從項目公司購買一定比例的項目產品作為融資的基礎。然后貸款銀行把自己貸給該金融公司，金融公司再根據產品支付協議將資金注入的項目公司，以表示從項目公司那里購買一定數量的項目產品，項目公司同意把產品賣給金融公司，產品的定價要在產品本身價格的基礎上考慮利息因素。金融公司以對產品的所有權及其有關購買合同作為對貸款銀行的還款保證，項目公司從金融公司那里得到購貨款作為項目的建設和資本投資資金，開發建設項目，但項目投產以后，項目公司以金融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吧產品賣給用戶，然后把收入付給金融公司，金融公司再以這筆錢來償還銀行貸款。天鴻公司通過貸款信托融資獲取資金用于征地、拆遷等前期投入，在此期間再辦理各項審批手續。當審批通過，項目啟動后達到銀行貸款的條件后，天鴻公司利用這段“時間差”償還信托貸款，而改用銀行貸款進行項目的建設。天鴻公司先利用自有資金獲得土地使用權，在121文件出臺以前，獲取土地的成本是低廉的，甚至可不花錢也能拿到土地，隨著我國土地拍賣轉讓政策的完善，獲得土地的成本大大提高;天鴻公司在交納土地出讓金，獲得土地使用證以后，將土地質押給銀行，從銀行獲得土地平整、拆遷所須的資金，同時開展前期的宣傳推廣活動;此時，建筑商介入地產開發，一般會由建筑商進行墊資建設;天鴻公司獲得開工許可證、預售許可證、規劃許可證等5證后，開始期房銷售，購房人交納首付款，銀行出面辦理按揭，放款給天鴻公司;天鴻公司用獲得的銷售回款將部分或全部的建筑用地解押，辦理整棟樓宇的大產權，同時，將剩余資金用于償還建筑商墊資或用于滾動開發。有三個關鍵的環節，決定了天鴻公司項目運做資金鏈條是否能正常運轉:A點完成的土地的質押和解套過程，天鴻公司通過把整塊土地質押給銀行，來換取土地平整、前期運作所需要的資金，如果獲得土地的成本超過自有資金，這個過程也會用做償還土地出讓金的拆借款。B點所完成的首期項目所需要的建設資金，建筑商的墊資越多，商付出的資金成本越大，但是，對于資金不充沛或品牌良好的開發商來說，建筑商墊資可以大大緩解資金壓力。C點是重要的回款通道，A、B兩點獲得的資金，都要依靠C點來歸還，質押的土地、建筑商的墊資、同業的拆借，都要依靠期房銷售來歸還，房地產信托貸款融資計劃，就是在C點不能發揮作用的情況下，依靠信托籌資，來實現資金過橋，度過難關。另外，天鴻公司開發的經濟適用房項目，由于不必繳納土地出讓金，并享有20余項的稅收減免，不存在開發土地購買成本。所以，也采用這種方式獲得過橋資金，主要是用于工程建設，用項目銷售收入來實現信托收益并收回信托本金。貸款期為2年，寬限期為1年。資金結構：股本資金，銀行貸款和發行債券3種 股本資金：由于資本金不得低于25%，債券發行總額不得高于銀行貸款，同時直接投資的成本率為15%，發行債券的成本為：

債券籌資成本率=年利息×（1-所得稅稅率）/（1-債券籌資費率）×100%=7%×（1-33%）/（1-1%）=4.74%，銀行貸款利率為6%。設直接投資X，發行債券Y，銀行貸款Z： X+Y+Z=89900

X/（X+Y+Z）≥25%

Y≤Z

M=X×{（1+15%）-1}+Y×{（1+4.74%）-1}+Z×{（1+6%）-1}

根據以上約束條件，可得出，當自有資金為22，475萬元，發行債券33,712萬元，銀行貸款33,712萬元時，融資成本最低，為M=6,991.97萬元。融資模式中的信用保證結構：

（1）建立在由貸款銀行購買項目產品的全部或部分未來銷售收入的權益基礎上，這部分生產量的收益也就是項目融資的主要償債資金來源，因此產品支付是通過直接擁有項目的產品，而不是通過抵押或權益轉讓的方式來實現融資的信用保證。

（2）商業銀行即中國銀行要求以所有借款人的權益做擔保，包括天鴻地產的經營權益。

（3）天鴻地產保證以合理的成本和技術進行項目建設。（4）銀行要求將項目的使用權作為抵押轉讓給銀行。

融資模式簡評：

（1）生產支付是通過直接擁有項目的產品和銷售收入，而不是通過抵押或權益轉讓的方式來實現融資的信用保證。

（2）信用保證結構較其他融資方式獨特

（3）融資容易被安排成為無追索或有限追索的形式，由于所購買的產品及其銷售收益被用作產品支付融資的主要償債資金來源，而產品支付融資的資金數量決定于產品支付所購買的那一部分產品的預期收益在一定利率條件下貼現出來的資產現值。所以，貸款的償還十分可靠，從一開始貸款就可以被安排成無追索或有限追索形式。

（4）融資期限將短于項目的經濟生命期

（5）貸款銀行只為項目的建設和資本費用提供融資，而不承擔項目生產費用的貸款（6）這種融資模式中一般要求成立一個“融資中介機構”，即所謂的專設公司，專門負責從項目公司中購買一定比例的產品，在市場上直接銷售或委托項目公司作為代理人銷售產品，并負責歸集產品的銷售收入和償還貸款。

（7）為了加快融資的順利進行，規避集合資金信托合同不能超過200份的限制，盡管規避了這一限制，但同時不得不面臨另外一個問題，以這些房地產設置信托，意味著房產所有權的更改，按照目前有關房地產所有權變更登記的規定，意味著信托公司和房地產公司將為此支付高達3%的契稅。總之，房地產財產信托融資方式相對于其他信托融資方式更具有房地產證券化的內涵，綜上可知第三種融資方式的融資成本最低，如果僅僅從融資成本角度考慮的話，應該考慮第三種融資方案

第五篇：安娜該如何決策案例分析

《安娜該如何決策》案例分析

1、對安娜來說，有哪些行動方案可供選擇？

答：可供安娜選擇的行動方案有兩個：

①不繼承父親的公司，繼續留在現任的這家電腦公司；

②將現任工作辭掉繼承父親的電腦維修公司。

2、你建議她采取哪種備選方案？為什么？

答：從決策的最優化考慮，我建議她留在電腦公司當程序設計員，原因如下：

①公司前景很好，安娜個人認為將來能夠升到管理職位，收入有保障、前途樂觀，并且工作為所學，能夠證明自己的實力；

②回到父親的公司，年薪并不比在電腦公司高，而且年終分紅因她對公司經

營的好壞而不固定，有一定的風險；

③若回到父親的公司，工作性質就會發生變化，會有一段時間的不適應，而且最終是否能夠經營好父親的公司還不確定；

④即使安娜不繼承父親的公司，將來也能繼承父親的財產。

3、你認為安娜的個人價值觀對她做出決策會有何影響？

答：決策者的素質和作風之一個人價值觀是決策的影響因素之一：

①若安娜對周圍事物適應力較強、喜歡挑戰未知領域、帶有冒險精神，那么

她將選擇“將現任工作辭掉繼承父親的電腦維修公司”方案，因為繼承電腦公司對安娜來說是一種全新的體驗、一種挑戰，同時這種價值觀會促使她改行后實現人生的價值；

②若安娜比較專

一、對未知事物不太敢嘗試，那么她將選擇“不繼承父親的公司，繼續留在現任的這家電腦公司”方案，因為她專注于已知領域，在自己所熟知的領域經過努力更容易做出成績，同時這種價值觀會促使她將來升為部門經理或更高職位，實現自身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