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專家解讀新刑訴法

專家解讀新刑訴法

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順利通過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我國刑事訴訟法制定于1979年，在1996年進行過一次修訂，這是第二次修改。此次刑訴法修改幅度很大，修改內容涉及到100多處，修改比例超過總條文的50%，修正后的條文總數已達290條，并且增加了新的編、章、節，可以說是一次名副其實的“大修”。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在指導思想方面把握了以下幾點：一是堅持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推進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完善。二是堅持統籌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三是堅持著力解決在懲治犯罪與維護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本次刑訴法修改堅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落實中央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要求，適應新形勢下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民的需要，著力解決當前司法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符合我國國情和司法實際，有很多亮點和創新之處，是一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發展和健全完善。

一、貫徹“尊重和保障人權”憲法原則

本次刑訴法修改一個最突出的亮點，就是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刑事訴訟法總則，并在多項具體規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貫徹和體現。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我國憲法確立的一項重要原則，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刑事訴訟法是規范刑事訴訟活動的基本法律。刑事訴訟活動是國家追究犯罪、懲罰犯罪的活動，其訴訟過程與訴訟結果均與公民的人身自由、財產權利等基本權利息息相關。此次修改刑事訴訟法，堅持統籌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關系，既要有利于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又要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公民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為此，本次刑訴法修改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刑事訴訟法總則第2條，既有利于彰顯我國司法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機關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貫徹這一憲法原則。

本次刑訴法修改在很多具體訴訟制度和程序規定中都注意體現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例如，在完善證據制度中，明確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確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在完善強制措施制度中，完善了逮捕條件和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的程序，強調檢察機關在批準逮捕后對羈押必要性的審查，嚴格限制采取強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屬的例外規定；在完善辯護制度中，明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委托辯護人，完善辯護律師會見和閱卷的程序，擴大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在完善偵查程序中，完善了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強化對偵查活動的監督；在完善審判程序中，明確第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完善上訴不加刑原則，規范發回重審制度；在完善執行程序中，增加社區矯正的規定；在增設的特別程序中，設置未成年人附條件不起訴和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等等。

二、改革偵查程序，健全強制措施

在現代刑事訴訟中，偵查居重要地位。一方面，由于犯罪的特點，使得偵查在絕大多數案件中成為破獲犯罪、確定被告人不可或缺的程序。非經偵查，無從收集固定證據；非經偵查，無從發現犯罪嫌疑人。因此，偵查是起訴的前提和基礎。另一方面，偵查以國家強制力做后盾，偵查活動的開展以限制甚至剝奪有關公民的法定權利為代價。偵查權力的任何不當行使或者異化濫用，均可能對公民合法權益造成嚴重侵犯。因此，健全偵查程序，規范偵查

行為，是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要任務。本次刑訴法修改，著重完善了訊問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和必要的偵查措施，同時強化對偵查措施的規范和監督，防止濫用。其主要內容為：根據偵查取證工作的實際需要，增加規定了口頭傳喚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適當延長了特別重大復雜案件傳喚、拘傳的時間，增加規定了詢問證人的地點，完善人身檢查的程序，在查詢、凍結的范圍中增加規定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財產，并根據偵查犯罪的實際需要，增加了嚴格規范技術偵查措施的規定。

強制措施對于保障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具有重要作用。按照現代訴訟理念，強制措施應當具有訴訟保障和人權保障雙重功能。我國的刑事強制措施，無論制度設計還是實際運作，均存在功能泛化甚至異化的傾向和現象，如賦予強制措施懲罰教育、刑罰預支、證據發現以及犯罪預防等額外功能，對此應當予以規范和改革。本次刑訴法修改重點完善了逮捕、監視居住的條件和程序，以及采取強制措施后通知家屬的規定。針對司法實踐中對逮捕條件理解不一致的問題，本次刑訴法修改將刑訴法關于逮捕條件中“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規定細化為以下情形：可能實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為保證檢察院正確行使批準逮捕權，防止錯誤逮捕，本次刑訴法修改增加規定了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時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對羈押必要性繼續審查的程序。

此外，本次刑訴法修改還將監視居住定位于減少羈押的替代措施，規定了與取保候審不同的適用條件，增加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執行方式，并明確檢察機關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現行刑訴法規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礙偵查或者無法通知的情形以外，應當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羈押的場所，在24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屬。其中，“有礙偵查”情形的界限比較模糊。綜合考慮懲治犯罪與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本次刑訴法修改對采取強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屬的例外作了嚴格限制，明確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24小時內通知家屬。同時，將拘留后因有礙偵查不通知家屬的情形，僅限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動犯罪。

三、規范司法行為，遏制刑訊逼供

規范司法行為，是我國司法改革確定的一項重要任務。刑訊逼供是司法實踐中久禁不絕的一種丑惡現象，不僅嚴重侵犯人權，損害司法公信力，而且是造成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此次刑訴法修改，在規范司法行為、遏制刑訊逼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舉措。關于訊問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在堅持“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規定不動搖之外，又增加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針對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行為多發生于將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之前的情況，本次刑訴法修改明確規定，在拘留、逮捕后應當立即將被拘留、逮捕人送看守所羈押；增加規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并規定對訊問過程實行錄音錄像的制度。此外，本次刑訴法修改還正式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規定對采取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四、完善辯護制度，擴大法律援助

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制度。為保障律師執業權利，強化法律援助，切實解決司法實踐中律師辯護長期存在的“會見難、閱卷難、取證難”等老大難問題，本次刑訴法修改在完善辯護制度方面具有很多亮點，取得長足進步。首先，明確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訴訟的辯護人身份，將現行立法關于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只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的規定修改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期間可以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其次，保障了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本次刑訴法修改規定，除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外，在偵查期間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不需經偵查機關批準。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再次，保障了律師閱卷的權利。本次刑訴法修改規定，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辯護律師均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此外，為貫徹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憲法原則，加強對訴訟弱勢群體的特別保護，維護司法公正，本次刑訴法修改還進一步完善了法律援助制度。具體表現在：第一，擴大了法律援助的適用對象。按照現行法律規定，被告人是盲、聾、啞、未成年人和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本次刑訴法修改將此適用對象擴大至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情形。第二，提前了法律援助的適用時間。現行法律規定，法律援助只發生在審判階段，只適用于具有法定情形的被告人。伴隨著立法允許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期間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本次刑訴法修改同時將法律援助的時間提前至偵查階段，明確當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律規定適用法律援助的各項情形時，有權得到法律援助。第三，明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樣，均有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法律援助對象提供辯護的義務和責任。

五、健全審判程序，提高訴訟效率

審判是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和判處刑罰的關鍵階段。審判程序的改革完善是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頭戲，涉及內容廣，修改條文多，改革力度大。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對現有程序加以改革完善，包括庭前審查和準備程序、一審普通程序、一審簡易程序、二審程序、審判監督程序、死刑復核程序和附帶民事訴訟程序等。二是增設特別程序，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此外，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訴訟程序和特定范圍公訴案件的和解程序，與審判程序有關，但又不限于審判程序。

為更好地配置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本次刑訴法修改考慮在保證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區分案件的不同情況，進一步完善審判程序中的重要環節。擇其要者，簡述如下：

第一，調整簡易程序適用范圍，完善第一審程序。本次刑訴法修改將簡易程序審判的案件范圍，修改為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下刑罰、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的案件。同時，根據審判工作實際，對第一審普通程序中的案卷移送制度、開庭前的準備程序、與量刑有關的程序、中止審理程序等都作了補充完善。此外，在證據制度部分，為保證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實際上是與庭審程序改革相關的重要內容。同時，還根據審判實踐需要，對審判期限作了適當調整。

第二，明確第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對發回重審作出限制性規定。一是為保證

案件的公正審理，本次刑訴法修改明確了第二審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范圍，增加規定：上訴人對第一審認定的案件事實、證據提出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的上述案件等，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開庭審理。二是為避免案件反復發回重審，久拖不決，增加規定：對于因事實不清或者證據不足，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原審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判決后，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三是為落實上訴不加刑原則，避免發生在上訴案件中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重審，下級人民法院在重審中加刑的情況，增加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人民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此外，本次刑訴法修改還完善了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及其孳息的處理程序。

第三，完善附帶民事訴訟程序。本次刑訴法修改對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作了補充修改，主要是增加規定：被害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檢察院可以申請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可以進行調解，或者根據物質損失情況作出判決。

第四，對死刑復核程序作出具體規定。為體現適用死刑的慎重，保證死刑復核案件質量，加強對死刑復核程序的法律監督，本次刑訴法修改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作出核準或者不核準死刑的裁定。對于不核準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發回重新審判或者予以改判。同時增加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在復核死刑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將死刑復核結果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

第五，對審判監督程序進行補充完善。通過審判監督程序對確有錯誤的生效判決、裁定予以糾正，有利于確保案件質量，維護司法公正。本次刑訴法修改對現行審判監督程序作了必要的修改補充，主要涉及對申訴案件決定重審的條件，指令原審法院以外的法院審理，檢察院派員出席法庭，再審案件強制措施的決定，原判決、裁定的中止執行等內容。

六、強化訴訟監督，維護司法公正

強化檢察機關對刑事訴訟活動的法律監督，監督國家專門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是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要內容。通過對“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的初步研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增添了訴訟監督的內容，擴展了訴訟監督的范圍。

根據現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對刑事訴訟的法律監督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刑事立案監督、刑事偵查監督、刑事審判監督、刑事執行監督。此次刑訴法修改，為強化檢察機關的訴訟監督職能，擴展了檢察機關訴訟監督的范圍，增添了訴訟監督的內容。例如，關于檢察機關對死刑復核程序的監督問題。“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新增規定：“在復核死刑案件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將死刑復核結果通報最高人民檢察院。”除此之外，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增設了“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強制醫療程序，盡管不追究相關行為人的刑事責任，但強制醫療其實質是剝奪了被申請人的人身自由。為了保證強制醫療程序的正確適用，保護被申請人的合法權利，必須發揮檢察機關的監督作用。本次刑訴法修改除了在強制醫療程序注意設置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濟程序外，增加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強制醫療機構的執行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

第二，豐富了訴訟監督的手段，明確了訴訟監督的效力。

長期以來，檢察機關行使訴訟監督權時，因缺乏監督手段或者監督效力不明確而影響監督的實效。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注意總結司法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適當增加了訴訟監督的手段，明確了訴訟監督的效力。例如，在貫徹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強化偵查監督方面，“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規定：“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對于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顯然，發現違法行為是糾正違法行為的前提，要強化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首先要保證檢察機關的知情權和調查權，因此授權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非法取證行為進行調查核實，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

同時，為了改變實踐中監督滯后的情況，也為了保障檢察機關的知情權，以便適時開展監督，立法明確有關機關在采取某種訴訟行為或者作出訴訟決定時，要將相關行為或者決定同時告知檢察機關。例如，“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規定，監獄、看守所提出暫予監外執行的書面意見的，應當將書面意見的副本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可以向決定或者批準機關提出書面意見。

此外，針對實踐中監督乏力、監督效果不明確的問題，本次刑訴法修改也作了一些補充性、強制性的規定。例如，為了減少不必要的審前羈押，“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新增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于不需要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并且規定，檢察機關提出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建議后，“有關機關應當在十日以內將處理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

第三，強化了訴訟監督的責任，健全了訴訟監督的程序。

在我國，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中不僅是國家公訴機構，同時還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因此，檢察機關應當妥善處理好所承擔的訴訟職能與訴訟監督職能的關系，著力保證法律的正確實施，實現司法的公平正義，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合法權益。此次立法修改，注意強化了檢察機關履行訴訟監督職能方面的責任。例如，為維護辯護人的合法權益，保證辯護人依法履行職務，“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規定，“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認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阻礙其依法履行職責的，有權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進行糾正。”

除了以上內容外，本次刑訴法修改還對證據定義和種類、證明標準、舉證責任，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的監督管理，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的申請回避權，辯護人對阻礙其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的申訴控告及處理機制，中級法院的管轄范圍，社區矯正執行等作了補充和完善。

綜上所述，通過此次對刑事訴訟法的“大修”，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進一步走向民主化

科學化，尊重和保障人權已成為刑事訴訟法的指導思想和重要任務，程序正義的獨立價值愈來愈為人們所認識和重視。我們期待，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能夠得到不折不扣的實施，使我國的刑事程序法治真正邁上一個新臺階，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作出新貢獻！

第二篇：新刑訴法學習心得

新刑訴法學習心得

11月，我所組織有關新刑訴法修訂實施后的學習討論活動，共組織學習兩次，由主持，全體律師共同參加。各位律師在認真學習新的法律規定之余，結合自身實務經歷，對本次新刑訴法修改的意義和利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一、11月16日，凈源所開展“尊重和保護人權”原則確立與“偵查階段即可委托辯護人”的主題學習。

本次學習：新刑訴法第二條：“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

新刑訴法第三十三條;“移送審查起訴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

刑訴法不僅僅打擊犯罪，保護人民，同時它也是犯罪嫌疑人的大憲章，犯罪嫌疑人同樣具有與一般人同等的人權，將“尊重和保護人權”作為一項原則寫入法條，是刑訴法的一大進步。而在案件的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護之前一直是盲點，近年來屢見不鮮的非法證據斷案很多都與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人權遭侵犯有關。本次修改，將可委托辯護人的時間由原來的“移送審查起訴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所里從事刑事辯護多年的律師對此感慨頗多，不少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訊問或采取強制措施后即尋求律師幫助，然而，迫于法律的規定，律師此時無從介入，僅能提供友情的法律建議，造成很多時候犯罪嫌疑人的人權無法得到保障。很鮮活的一個案例就是某犯罪嫌疑人在被關押三個多月后移交檢

察院審查起訴，而檢察院最終認定不構成犯罪，不予起訴。如律師在偵查階段就能實施辯護，則這樣的情況很可能就會避免。

在盛贊這一修改的同時，也有律師強調，在偵查階段律師介入，很可能產生一些無良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訂立攻守同盟，毀滅案件關鍵證據的情況。對此，諸位均表示這除了考驗律師的職業操守外，立法者肯定亦會考慮到，后續的相關監督措施相信能對此加以約束。

二、11月23日凈源所開展刑訴法有關證據方面新規定的主題學習。

本次學習：新刑訴法第第四十九條：“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

新刑訴法第五十四條：“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新刑訴法第五十八條：“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新刑訴法第五十九條：：“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質證并且查實以后，才能作為證據”

新刑訴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

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新刑訴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的，人民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新刑訴法確立的 “明確舉證責任“、“非法證據排除”和“ 證人強制出庭”是本次修改的重大變化。證據一直是律師辦案的核心，特別是在刑事案件中，偵查機關與公訴機關處于公權力的強勢地位，在證據采集方面更有國家強制力的保證，近些年來發生的“躲貓貓”等事件產生了大眾對此的一致呼吁。而本次新刑訴法中“公民沒有自證其罪的義務”衍生出的沉默權，排除非法證據：即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些都是犯罪嫌疑人在證據方面對抗公權力，維護自身權益的體現。

而“證人強制出庭”引發了與會學習律師的熱烈討論，新規定對于迅速、有效地審理刑事案件無疑有重大意義，公民亦應有出庭作證的義務。但是與之而來的是：對拒不出庭的證人采取拘留等處罰是否合適？對證人的人身安全等切身利益如何保障？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于新的相關規定出臺。

本次學習同時就新刑訴法有關辦案期限和重審一次為限、重審不

加刑的規定進行討論，特別是后者，是規避當前各地存在的一案多次重審、最終判決遲遲不能生效現象的重要手段，對于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有重要意義。

通過上述兩次對新刑訴法的學習，本所各位律師熟悉新法之規定，對于本次修改案的重大突破都表示贊賞，但同時仍然認為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第三篇：專家解讀新刑訴

□關鍵詞·總體評價 遺憾“無罪推定”未能明確

京華時報：昨天，刑訴法修正案草案以高票通過，您如何評價這次大修？ 陳光中：總體評價是肯定的，在保障人權方面取得了重大進步，但不足之處也客觀存在。

京華時報：您認為有哪些不足？

陳光中：與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的銜接不夠。我國已經簽約加入《聯合國公民權利公約》，因此在刑事立法上也應跟進。比如無罪推定的原則沒有明確寫入。雖然有人認為刑訴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不得確定有罪”吸收了無罪推定的原則，但實際上這強調了法院的定罪權，并非是無罪推定原則的準確表達。

京華時報：這次的亮點是“尊重和保障人權”入法，但有人認為在保障人權上，具體條款調整不大，只是“抽象”的進步，您怎么看這種說法？ 陳光中：這種說法不夠準確。刑事訴訟領域保障人權的核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訴訟權利，特別是辯護權的保障。

此次修法，刑事辯護制度的修改與完善是一大亮點，很多問題獲得了比較好的解決，取得了突破性的進步。例如：偵查階段辯護人的地位得到確認，法律援助的范圍擴大，提前到偵查階段，辯護律師會見權有所擴大，憑“三證”不需要經辦案機關批準就可以會見，而且不被監聽，從審查起訴之日起，辯護律師閱卷范圍也擴大到所有案卷材料。第二，確立了完整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第三，尤為重要的是，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這可以有效防止非法訊問，更好地保護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遏制刑訊逼供的產生。另外，二審上訴不加刑、針對未成年人的“特別程序”、死刑復核程序的適當訴訟化等，都是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

□關鍵詞·第73條 現行規定更加規范有進步

京華時報：刑訴法第73條在社會上爭議最大，有人認為是倒退，您怎么看？（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批準，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但是，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執行監視居住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監視居住人的家屬。）

陳光中：我覺得現在的規定有進步。現行刑訴法就規定有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但沒有通知家屬的規定，當時立法上考慮監視居住就在家里執行，不需要通知家屬，漏掉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情況。現在明確規定，除無法通知的情形外，都要通知家屬，更加規范化、法制化，與之前相比進步了。與一稿相比也有變化，一稿還規定“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也不通知。

京華時報：監視居住可長達6個月。有人認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對嫌疑人的人身自由類似于羈押，但是因其不受看守所條例約束，可能導致刑訊逼供大量發生或者“黑監獄”合法化。

陳光中：這種擔心有一定道理，也有可能在實踐中存在這種情況。對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適用，可通過司法解釋加以規范，從嚴掌握，慎重使用。

京華時報：增加的第73條包括很多款的內容，在這個條款上您有什么建議？ 陳光中：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折抵刑期上，“被判處管制的，監視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我認為這對被告人有點虧。現在管制多采取社區矯正的方式，自由度很大，但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是“準羈押”性的強制措施。我建議被判處管制的，監視居住一天折抵刑期一天半。

京華時報：還有觀點認為，第73條暗含將實踐中的“雙規”“雙指”納入法制軌道之意，您怎么看？

陳光中：“雙規”“雙指”是黨委紀委采取的措施，具有行政性，與訴訟中的強制措施不能混淆，完全是兩碼事。

□關鍵詞·審理時限 相關規定有擴大權力傾向

京華時報：有關刑事一審的審限，增加了“因案件特殊情況還需要延長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準”。這個條款是否會被任意擴大化？

陳光中：這個規定得不好，有擴大權力的傾向。對一審案件，如果說最高法院一決定，等上半年、一年，甚至于兩三年都是合法的，這等于把被告人掛在那兒了，我覺得很不妥當。只能通過以后修改，或通過司法解釋，嚴格限制何謂案件“特殊情況”，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才能適用該條款。京華時報：有關爭議條款的問題，能否通過司法解釋加以解決？ 陳光中：能夠解決。從長遠看，還可以通過司法解釋對某些規定加以具體化。

□關鍵詞·第83條 反恐案件程序正義都打折

京華時報：第83條爭議也很大，您怎么看？（拘留后，應當立即將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除無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情形以外，應當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有礙偵查的情形消失以后，應當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

陳光中：我個人實事求是地說，這一條我支持，表示接受。原因在于，我國強制措施在通知親屬方面有很大的修改，過去無論哪種案件類型都可以不通知，現在僅僅限制在兩種案件。

對于恐怖案件，環顧全世界，在程序正義方面都是打折扣的，例如美國的愛國者法。關于危害國家安全案件，我認為這樣規定也不過分。比較敏感的是政治異議人士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案件，我只能說，希望司法當局碰到這種情況，從嚴掌握使用，應該慎重。但是在立法上把異議人士案件單獨分開規定比較困難，畢竟這些案件是極個別的，從嚴掌握、慎重處理就可以。

京華時報：但有人擔心這個條款會導致“秘密拘捕”或無限期不通知。陳光中：我注意到網絡上很關注這個話題。相比監視居住和逮捕的規定，拘留保留了這兩種不通知家屬的情形，這是因為拘留屬于一種緊急性強制措施，在西方相當于無證逮捕。

按照法律規定，拘留的時間比較短，一般最長是14天，在特別情況下可長達37天。這個期限一過，接下來就是逮捕或者放人，那還是要通知家屬的。

這樣規定是為滿足打擊犯罪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有必要的。我個人認為，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相結合、相并重，現在的規定，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且已經有很大的進步。

□關鍵詞·技術偵查 省級偵查部門領導應把關 京華時報：有人認為，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等特殊偵查手段會侵犯個人權利？

陳光中：在司法實務中，由于職務犯罪的特殊性和偵破難度，檢察院一直在使用技術偵查手段。但由于沒有現行法律的支撐，這種手段的使用存在爭議。若沒有相關規定，技術偵查手段可能被偵查機關濫用。這次修改將其納入法制軌道，加以規范，規定適用的嚴格程序，實際上應該是一種進步。而且也符合我國已經參加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和《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的規定。

京華時報：在實踐中如何防止被濫用？

陳光中：規定要嚴格技術偵查的審批程序，但怎么嚴格沒有說明確。秘密偵查規定了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技術偵查由哪一級批準沒有規定，我認為這個要卡得更嚴，是不是由省一級偵查部門的領導批準？

□關鍵詞·證人出庭 擔心法院自由裁量權太大

京華時報：有關證人出庭增加了一些規定，但由法院裁量證人出庭，實踐中會產生什么后果？

陳光中：現實中證人出庭作證率很低，大約為1%。這次為扭轉這種形勢做了一些規定，但是規定稱“證人證言對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并且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異議的，人民法院認為證人有必要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我認為，前面的兩個前提條件成立了，除非證人無法出庭，就應當傳喚到庭。加上法院“認為有必要”，法院的自由裁量權太大了，法院掌握證人是否出庭的決定權，很可能導致證人出庭率無法有效提高，實際上會使被告人與證人當庭質證的權利受到很大的削弱。對此我表示擔憂。京華時報：對證人拒絕出庭作證的處罰，由草稿中的“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改為“拒絕作證的，予以訓誡，情節嚴重的，經院長批準，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這是不是實質上使強制作證的效力降低了？

陳光中：這個說法不準確。從立法技術上來說，處罰條款在次序上有個加重的關系，先懲戒后拘留是合理的，如果前面加上罰款，就更適宜。

第四篇：陳少文微博簡要解讀新刑訴法

陳少文解讀新刑訴

【刑訴解讀1-級別管轄】

原法第20條：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刑事案件：

（一）反革命案件、危害國家安全案件；

（二）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三）外國人犯罪的刑事案件。

新法第20條：中級人民法院管轄下列第一審刑事案件：

（一）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案件；

（二）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變化：

1、刪除反革命罪，增加恐怖活動案件；

2、刪除外國人犯罪案件。解讀： 1、96年刑訴法修改時，刑法尚未修改，反革命罪仍然存在，因此保留了反革命罪的表述，此次予以刪除，根據國內犯罪情況的變化，增加恐怖活動犯罪。

2、外國人犯罪數量逐漸增多，刪除該類犯罪。民訴中曾規定中院管轄涉外案件，后因涉外案件增多，規定重大涉外案件由中院管轄。考察方式：

外國人犯罪案件將不再是獨立的判斷級別管轄的標準，只有犯罪類型和可能判處的刑罰才是判斷是否由中院管轄的標準。如外國人約翰涉嫌侮辱罪，一般應由基層法院管轄，但外國人約翰如涉嫌強奸罪，由于可能判處死刑，則由中院管轄。

【刑訴解讀2-回避】 原法第31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的規定也適用于書記員、翻譯人員和鑒定人。” 新法第31條：“本章關于回避的規定適用于書記員、翻譯人員和鑒定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規定要求回避、申請復議。” 變化：

將回避申請主體的范圍和申請復議的主體范圍從“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擴展到“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考察方式：

回避近年來往往以單選題的形式考察，但難度很大，每個選項涉及一個回避的知識點。今年仍會如此，并且重點考察回避申請和復議主體的范圍。例：被告人張某19歲，其父親由于是近親屬而非法定代理人，沒有申請回避權；但如其父親擔任辯護人，則具有申請回避權。

【刑訴解讀3-委托辯護人的時間】 原法第33條1款：“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自訴案件的被告人有權隨時委托辯護人。” 新法第33條1款：“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托辯護人。” 變化：

將犯罪嫌疑人委托辯護人的時間從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提前到了偵查階段“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將偵查階段律師的身份從法律幫助者改為辯護人。解讀：

之前，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人身份不被承認，調查取證權、閱卷權等辯護活動無從談起，身份極為尷尬，此次將偵查階段的律師定位為辯護人，為擴展偵查階段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掃清了立法上的障礙。另，第一次訊問可聘請辯護律師，也為訊問時律師在場制度埋下了伏筆。考察方式：

會就有關偵查階段律師訴訟權利的說法進行正誤判斷，如偵查階段聘請律師的時間起點是第一次訊問后（錯誤，應為第一次訊問），偵查階段，非律師也可以接受委托成為辯護人（錯誤，只有律師可以接受委托成為辯護人）??

【刑訴解讀4-委托辯護人的主體】 原法第33條：“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自訴案件的被告人有權隨時委托辯護人。”按照此規定，舊法有權委托辯護人的主體范圍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新法第33條增加第3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監護人、近親屬代為委托辯護人。” 變化：

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時，有權委托辯護人的主體范圍可以拓展到監護人和近親屬。解讀：

實踐中，一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處于被羈押的狀態，其委托辯護人的權利往往無法行使，因此，常常由其家屬代為委托，然后得到被告人同意和確認即可，但法律本身并未明確近親屬的委托權，此次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監護人和近親屬可以委托辯護人。考察方式：

僅會作為一個選項出現，同學們需要注意，必須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時”，其監護人和近親屬才有委托權，其他情況仍然不可獨立委托。

【刑訴解讀5-指定辯護】 原規定：《高法解釋》第36條“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為其指定辯護人：

（一）盲、聾、啞人或者限制行為能力的人；

（二）開庭審理時不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

（三）可能被判處死刑的人。” 新法第34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變化：

1、將應當指定辯護的情形擴展到了無期徒刑；

2、將指定辯護的義務主體從法院擴展到了公安機關和檢察院。解讀：

當前我國刑事案件辯護率不到30%。很多被追訴人在沒有律師幫助的情況下接受起訴和審判，其合法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因此必須擴大指定辯護的范圍。同時，將指定辯護的訴訟階段延伸到偵查、起訴階段，不僅有利于盡早保護被追訴人權益，也可以為律師開拓更大的業務空間。考察方式：

指定辯護歷來是司法考試的重要考察對象，尤其是應當指定辯護的情形，今年仍不例外，很可能是一道多選題。記憶口訣可以更改為“盲聾啞變成半瘋傻，未成年永遠（無期）拿槍打（死刑）”。補充：

有同學發現新法沒有“未成年”這一應當指定辯護的情形了，其實這是一種誤讀，在新法第267條中這樣規定：“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因此，未成年人仍然是應當指定辯護的對象。

【刑訴解讀6-律師會見權】 原法第96條：“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批準。” 新法第37條：“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 變化：

明確辯護律師持三證（委托辯護為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指定辯護為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法律援助公函）可以無障礙會見，而無需經過批準。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和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仍然需要經過偵查機關許可。解讀：

1、盡管原法規定只有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才需經過偵查機關批準，但實踐中，偵查機關往往因偵查過程中的有關材料和處理意見需保密而作為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準會見。08年律師法規定辯護律師只要持有三證即可會見，不再需要經過批準，本次修改吸收了這一規定。

2、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恐怖主義犯罪和特別重大的賄賂案件，仍然需要經過偵查機關的批準。即使是在西方，對于這些犯罪，也同樣會規定權利的例外，卡多佐就認為，如果保護這類罪犯的所有基本人權，權利法案就會成為美國的自殺協議。可以說，這一例外規定是比較合理的。考察方式：

律師法自實施以來，從未在卷二考察過，因此今年與律師法一致的改動之處會是重要考點。同學們應注意兩點：第一，三證范圍（證明自己資格的執業證書，證明所在單位的事務所證明，證明與本案關系的委托書或法律援助公函），第二，應經偵查機關批準會見的三類罪名。

【刑訴解讀7-會見時間】 《六機關規定》：“律師提出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在四十八小時內安排會見，對于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組織、領導、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等重大復雜的兩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應當在五日內安排會見。”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51條：“對于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提出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在四十八小時以內安排會見的具體時間。” 新法第37條第2款：“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變化：

1、刪除了5日內安排會見的情形，一律統一為48小時內安排會見；

2、將《高檢規則》中“在48小時內安排會見的具體時間”的表述改為“在48小時內安排會見”。解讀：

1、不論案件情形，一律統一為48小時內安排會見；

2、《高檢規則》“在48小時內安排會見的具體時間”將《六機關規定》中“48小時內必須見上面”的立法原意，篡改成“48小時內安排會見的時間”（按此規定，安排律師和嫌疑人幾個月后見面也不違法），此次修改重申了立法原意。考察方式：

此處只會作為一個選項出現，較為簡單，同學們記住48小時內（不是兩天，因為兩者期限的起算時間不同）必須見上面即可。

【刑訴解讀8-會見監督】 原法第96條：“??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 新法第37條：“??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 變化：

從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偵查機關有權派員在場監督，改為不得監聽（意即不得在場監督）。解讀：

根據舊法，偵查機關可以派員在場監督，實踐中則演變成應當派員在場監督，當事人無法暢所欲言，更無法反映程序違法，新法規定不得監聽（這是國際公約普遍遵循的最低程序正義標準，偵查人員只能在看得見但聽不見的范圍內進行監督），以保障律師和當事人的自由交流。考察方式：

只會作為一個選項出現。較為簡單。

【刑訴解讀9-閱卷范圍】 原法第36條：“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 新法第38條：“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變化：

將閱卷范圍從訴訟文書和技術性鑒定材料拓展到案卷材料（包括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視聽資料等其他證據種類）解讀：

根據以往的閱卷范圍，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與辯解等證據材料都不在閱卷范圍，辯護律師既不敢主動調查取證，也無法通過閱卷獲取信息，極大的影響了辯護效果。這次修改將閱卷范圍拓展到了案卷材料，律師閱卷權至少在立法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考察方式：

律師法將閱卷范圍拓展到案卷材料，但由于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法律，因此在實踐中總是被拒絕適用，司法部08年至今，從未在卷二中考察過律師法對閱卷權問題的新規，此次律師法的規定被刑訴法確認，因此考察的可能性很大。

【刑訴解讀10-被告人閱卷權】

原法沒有明確規定被告人是否有權閱卷。新法第37條：“??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據。??” 解讀

1、辯護律師是否可以將卷宗交由嫌疑人、被告人閱覽，贊同者認為：這是其知情權的體現，也是辯護律師與被告人通信權的應有之義，反對者認為，被告人閱卷會為其翻供提供便利，本次修訂明確辯護律師可以向嫌疑人、被告人核實證據，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其閱卷權。

2、為了防止被追訴人閱卷后翻供，或者與同案犯訂立攻守同盟，影響控方證據體系，立法將向其核實證據的時間起點限定為“移送審查起訴之日”，在偵查階段不可向其核實證據。另外，立法并未明確是向其展示原卷，還是提供摘要或是口述，“核實”二字需要進一步解釋。考察方式：

本知識點不會專門考察，只會作為一個選項出現。

1、只能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而不能向其家屬核實；

2、只能在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向其核實，在偵查階段則不可以。

【刑訴解讀11-辯方證據開示】 新法第40條：“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 解讀：

隨著律師閱卷范圍的擴大，其所承擔的義務也隨之增加。由于律師可以在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看到控方的案卷材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突襲控訴，辯方將其所掌握的無罪和不負刑事責任的證據提前告知控方，也是避免突襲辯護的需要。這可以看做是我國證據開示制度的萌芽。考察方式：

考試可能會涉及哪三類證據要告知控方，同學們可以這樣記憶：無罪（不在犯罪現場）和不負刑事責任（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和精神病人）的證據。

【刑訴解讀12-辯護人的訴訟義務】

原法第38條：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

新法第42條：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變化：

1、將義務主體從辯護人改為“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

2、刪除改變證言的提法。解讀：

1、原法第38條與刑法第306條遙相呼應，共同構成對辯護人群體的職業歧視。刑法專門設置以辯護人為主體的偽證罪，這在全世界也非常罕見，而更有可能制造偽證的警察和檢察官卻沒有相應的罪名。廢除刑法306的呼聲一直都不絕于耳。

2、此次修改將義務主體擴展為辯護人及其他任何人，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表明立法者已開始意識到306條的不合理之處，是最終廢除306條的階段性成果。其次，刪除“改變證言”的表述，是因為并非所有“改變證言”的行為都應禁止，只有違背事實改變證言（偽證）才應禁止。考察方式：本處修改考察可能不大。

【刑訴解讀13-追究辯護人刑事責任的回避】 新法第42條新增一款：“辯護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辯護人是律師的，應當及時通知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或者所屬的律師協會。” 解讀：

以往實踐中，偵查機關往往主動追究自己承辦案件中辯護人的刑事責任，由于立場的對立，其總是帶有強烈的報復心理，律師往往因此遭受無端的追究。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此次規定必須由辦理辯護人所承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辯護人涉嫌的犯罪。考察方式：

本法條可能會作為一個選項出現，如果要用口語來表述法律修改前后的變化的話，之前偵查機關常對律師說“我來辦你”，而現在則只能說：“你等著，我找我兄弟去！”此外，如果辯護人是律師，必須要通知其所在律師事務所或者律師協會。

【刑訴解讀14-證據種類】 新法第48條：“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證據包括：

（一）物證；

（二）書證；

（三）證人證言；

（四）被害人陳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

（六）鑒定意見；

（七）勘驗、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等筆錄；

（八）視聽資料、電子數據。” 變化：

1、將鑒定結論改為鑒定意見；

2、增加辨認、偵查實驗筆錄等筆錄類證據；

3、增加電子數據。解讀：

1、鑒定結果只能作為法官定案的參考，而絕不能左右法官的裁判，稱之為鑒定意見更為科學，避免鑒定人成為事實上的法官；

2、以往的種類無法涵蓋辨認、偵查實驗等偵查活動所形成的筆錄類證據；

3、電子郵件、聊天記錄、微博等電子信息按照已有種類無法歸類，故增設電子數據。考察方式：

每年都會有一道證據種類的題目（多為單選），一道證據分類的題目（多選），今年應該也不例外，考察電子數據的可能極大。考生需要注意和視聽資料（多為動態展現）的區別。如果無法區分，直接選擇電子數據，正確概率較高。【刑訴解讀15-行政執法中收集證據的效力】 新法第52條第2款新增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解讀：

證據合法性要求證據收集的主體必須合法（偵查人員），因此，行政執法人員收集的證據往往無法直接作為刑訴證據加以使用，而必須經過證據轉化，重新收集固定。言詞證據尚可重新收集，但物證、書證等實物證據往往難以達到這一要求，因此增加此規定。考察方式：

只會是一個選項，考察角度有二：一是判斷“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不能直接作為刑訴證據加以使用”的說法是否正確？二是考察可以直接使用的證據種類（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一般認為，言辭類證據不可直接使用）。

【刑訴解讀16-證明標準】

原法僅規定刑事案件的有罪證明標準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新法第53條第2款：“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

（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

（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考察方式：

1、近兩三年，刑事訴訟對證明標準的考試力度明顯加大，甚至2010年的卷四大題就是考察在具體案例中如何運用證明標準的理論來裁判案件。對于這類試題，同學們不用擔心，只需要把握一個原則——根據以有的證據定案，會不會冤枉被告，如果會，則不能定罪。

2、例1-某受賄案，證人證明被告受賄，被告否認，可否定案？不可以，因為一對一的證據無法排除證人做偽證的可能，可能冤枉被告。例2-甲乙兩人沒有相約，各自埋伏，朝張三射擊，張身中一彈，無法查明是誰的子彈致死，能否定罪？可以，因為兩人至少是未遂，不會冤枉他們。

【刑訴解讀17-非法取證的手段】 《高法解釋》第61條（原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新法第54條第1款：“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 變化：

1、在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取證手段中去除了威脅、引誘和欺騙；

2、在對證人、被害人的取證手段中去除了引誘和欺騙。解讀：

立法者認為，引誘和欺騙，甚至某種程度的威脅是訊問的必要手段，如果一概加以禁止，則無法完成訊問任務，因此以“等”字模糊處理，其本意是：一般的威脅、引誘和欺騙為立法所允許，但與刑訊逼供相當的類似手段（如寒冷逼供，饑餓逼供，親情逼供等）也應禁止。考察方式：

1、由于“等”字含義模糊，司法解釋又未出臺，實踐中何種手段屬于應當排除證據效力的非法取證交由法官裁量認定，因此考察可能不大。本人認為，在考試中，應理解為：威脅、引誘和欺騙手段達到了與刑訊逼供相當的程度，仍然可以成為排除的對象；

2、從立法明文禁止“威脅、引誘、欺騙”，到刪除這些手段，而以“等”字這樣的模糊字眼代替，實際上傳遞了一個錯誤的信號，如果沒有明確的司法解釋加以界定，或最高人民法院遲遲不出臺有關排除范圍的指導性案例，我對實踐中變相刑訊逼供現象的進一步擴大表示深切的擔憂?

【刑訴解讀18-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 《高法解釋》第61條：“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新法第54條：“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變化：

將排除的非法證據范圍從言詞證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和證人證言）拓展到了物證、書證。解讀：

1、我國之所以之前規定只排除非法言辭證據，是因為只有言辭證據才可能因為非法取證而影響其真實性，實物證據即使取證程序違法，其真實性一般也不會受到影響。但這種范圍大大限制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的威懾作用。故而此次擴大了排除范圍。

2、但畢竟非法取證對言辭證據和實物證據的影響的確存在不同，考慮到查明真相和打擊犯罪的需要，因此立法對物證和書證的排除作了嚴格的限定，必須要達到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程度，且無法作出補正或合理解釋。

考察方式：

如無意外，此規定今年一定會有至少一道多選題。同學們需要記住三點：

1、物證、書證可排除；

2、不是一律排除（必須達到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程度）；

3、不是直接排除（必須先給機會補正或進行合理解釋）。注：所謂補正，如補充簽名。

【刑訴解讀19-非法證據排除的階段】 新法第54條第2款：“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解讀：

第一次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在訴訟的各個階段都可以排除非法證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均可成為排除非法證據的主體。考察方式：

只會作為一個選項出現：

1、非法證據排除的階段包括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

2、非法證據排除的主體包括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

【刑訴解讀20-非法取證行為的法庭調查】

原法沒有相應規定，實踐中，被告方提出遭受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法庭往往不予調查。新法第56條：“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第5條：“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開庭審理前或者庭審中，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訴人宣讀起訴書之后，應當先行當庭調查。法庭辯論結束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應當進行調查。” 變化：

新法和司法解釋增加規定，只要提出非法取證行為，必須調查，而不能不予調查。解讀：

如果不明確要求法庭必須調查非法取證行為，則刑訊逼供就無法被發現和確認，無法得到應有的程序和實體制裁，因而更加難以得到遏制，此次明確要求必須在實體審判之前進行程序審判，先確認刑訊逼供問題，在排除相關證據后再對被告人的犯罪行為進行審理。考察方式：（重要）

1、對非法取證，現在是“應當”調查，而非不予或可以調查。

2、如果在審理的早期（開庭審理前或者庭審中）提出，則是“先行”“當庭”調查；而如果在審理的結束前提出（法庭辯論結束前），則只要求應當調查，而沒有“當庭”的要求。

【刑訴解讀21-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責任】 新法第56條第2款：“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 解讀：

此條規定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必須就非法取證行為提供相關線索或材料，是為了避免沒有任何依據的誣告，防止惡意拖延訴訟進程，浪費司法資源。因此，僅僅主張自己受到了刑訊逼供而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其主張是無法得到支持的。考察方式：（重要）

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被告方并非不承擔任何證明責任，也不是承擔全部證明責任，而是承擔“初步的證明責任”，使法官相信的確可能存在刑訊逼供。

【刑訴解讀22-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責任】 新法第57條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

解讀：在被告方承擔初步的證明責任之后，證明責任開始轉移給控方承擔。之所以如此規定，因為控方承擔證明責任更為合理，它可以通過對訊問過程全程錄音錄像的方式來證明不存在非法取證的行為，而被告方要證明存在刑訊逼供則非常困難。考察方式：

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由被告方承擔初步的證明責任，然后證明責任轉移給控方，由其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刑訴解讀23-非法證據排除】 新法第57條：“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解讀：

本條的亮點在于——不能排除非法取證可能的，應推定非法取證行為存在，該證據不應采納。這就等于在行為責任（由控方證明取證行為合法）和結果責任（證明不了則推定為非法）兩個方面確定了控方的證明責任，疑點利益盡歸被告。考察方式：

同學們需要注意無法確定非法取證是否存在時，也應排除該證據。

【刑訴解讀24-證人保護】 原法第49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對證人及其近親屬進行威脅、侮辱、毆打或者打擊報復，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 新法第62條：“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公檢法應當采取以下一項或者多項保護措施：

（一）不公開真實姓名、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

（四）對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措施；

（五）其他必要的保護措施。

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認為因在訴訟中作證，本人或者其近親屬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請求予以保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依法采取保護措施，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配合。變化：

1、明確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存在人身危險的，應當采取證人保護措施；

2、將保護對象從證人擴大到證人、鑒定人和被害人及其近親屬；

3、明確了證人保護的措施；

4、增加了證人保護的請求權；

5、增加有關單位和個人的配合義務。解讀

1：在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中，證人等受到打擊報復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明確規定公檢法應當采取證人保護措施的義務，其中“等”字應理解為：其社會危害性與證人所處的現實危險與上述幾類罪名相當的犯罪，而不限于上述幾類；

2：在實踐中，特定案件中的鑒定人、被害人因為參與訴訟，也可能面臨打擊報復的危險，將其列入保護對象更為科學和全面。在保護措施中，不公開個人信息，包括在起訴書、判決書等法律文書中使用化名以代替真實的個人信息，但學界認為，應允許律師核對其真實身份；

3：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應防止以此為借口剝奪被告方的質證權，不允許對該證人進行詢問。禁止特定的人員接觸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其中特定的人員是指可能實施打擊報復的特定人員，不應理解為辯護律師等人員；

4：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予以配合，比如：不公開證人的個人信息需要新聞媒體的配合，禁止特定人員接觸證人等，需要基層群眾組織配合等。考察方式：

考題以多選可能最大，主要有三個命題角度：

1、證人保護的犯罪類型；

2、證人保護的對象：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及其近親屬；

3、對證人保護措施的理解；

4、證人保護的請求權。

【刑訴解讀25-證人作證補償】 新法63條：“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單位的證人作證，所在單位不得克扣或者變相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解讀：

我國證人出庭率相當之低，使得1996年建立起來的控辯式庭審方式根本無法落實，法庭上往往直接宣讀、甚至是摘要宣讀證人證言筆錄，從而剝奪了被告方的質證權，為了鼓勵證人出庭，除了提供證人保護措施、打消其出庭顧慮之外，還需要建立證人作證補償制度。考察方式：

對于這一改革，同學們只需要一般了解即可。

【刑訴解讀26-取保候審的條件】 原法第51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新法第65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三）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四）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取保候審的。” 變化：

1、將取保候審的條件和監視居住的條件分開規定。

2、取保候審的條件增加兩種情形：

第一，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第二，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取保候審的。解讀：

1、取保候審和監視居住在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上有較大區別，但根據原法，其適用條件和對象卻沒有分別。本次修改，將監視居住規定了不同于取保候審的條件，適用于符合逮捕條件，但因特殊原因不適宜羈押的對象，從而將其定位于羈押的替代措施，以期減少羈押率。

2、新增加的取保候審的兩個適用條件，嚴格而言其實并非新的規定，原法第60條第2款規定：“對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嚴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懷孕、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可以采取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辦法。”原法第74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羈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規定的??期限內辦結，需要繼續查證、審理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因此，本次修改實際上只是新增了“生活不能自理，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這一個適用對象。考察方式：

今年的強制措施改動較大，也很具考試價值，關于取保候審的條件，同學們需要把握兩個考察角度：

1、四種適用情形，只需具備其中之一，而不需要全部具備；

2、四種情形應當掌握——第一，有期以下；第二，危險不大；第三，人道主義；第四，羈押期滿。

【刑訴解讀27-取保候審的義務】 原法第56條：“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遵守以下規定：

（一）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

（二）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

（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

（四）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 新法第69條：“??應當遵守以下規定：

（一）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

（二）住址、工作單位和聯系方式發生變動的，在24小時以內向執行機關報告；

（三）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

（五）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 新法第69條第2款：“公檢法可以根據案件情況，責令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項或者多項規定：

（一）不得進入特定的場所；

（二）不得與特定的人員會見或者通信；

（三）不得從事特定的活動；

（四）將護照等出入境證件、駕駛證件交執行機關保存。” 變化：

1、增加了一項必須遵守的義務：“住址、工作單位和聯系方式發生變動的，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向執行機關報告”；

2、增加了若干可選擇的義務：不得進入特定場所、不得與特定人員會見或通信、不得從事特定活動、將出入境證件、駕駛證件交執行機關保存。解讀：

1、隨著人口流動性的加強，人們的住址、單位和聯系方式經常變動，因而增加在變動后24小時內向執行機關的報告義務，但，變動不需要經過執行機關批準。

2、根據嫌疑人、被告人的個體情況個別化地設置了若干可選擇的義務，突出了取保候審這一強制措施的針對性。

考察方式：

1、將取保和監視居住必須遵守的義務對比考察；

2、個人住址等變動，不需要經過執行機關批準；

3、對必須遵守的義務以及可選擇遵守的義務進行對比考察，同學們可以這樣記憶（帶有“特定”和“證件”字樣的，屬于可選擇的義務）。

【刑訴解讀28-違反取保義務后的先行拘留】 新法第69條第4款：“對違反取保候審規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解讀：

有些嫌疑人、被告人，從其遵守取保義務的情況來看，取保已經不起作用，只能采取更嚴厲的逮捕措施，但逮捕要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需要一定時間，在此期間也應對其加以控制，而原法在批捕前可否先行拘留規定不明，此次明確規定可以先行拘留。考察方式：

同學們牢記可以先行拘留即可（既不是轉為監視居住，也不是應當拘留——如果逮捕手續補辦及時，完全可以直接逮捕，而不需要先行拘留）。

【刑訴解讀29-取保候審保證金的退還】 原法第56條第2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審期間未違反前款規定的，取保候審結束的時候，應當退還保證金。” 新法第71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審期間未違反本法第六十九條規定的，取保候審結束的時候，憑解除取保候審的通知或者有關法律文書到銀行領取退還的保證金。” 變化：

增加了領取退還保證金的手續和文書要求。解讀：

原法對于領取退還保證金的憑證沒有明確規定。有些部門規定應當簽發《退還保證金決定書》，并持此文書領取退還保證金，但執行中，往往拒絕簽發，或者相互推諉，拒絕會見，變相不簽發該決定書，導致無法領取保證金，因此，此次明確規定領取時應持的文書。考察方式：

此項考察可能不大，至多作為一個選項出現。

【刑訴解讀30-監視居住】 原法第51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新法第72條：“公檢法對符合逮捕條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監視居住：

（一）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二）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養人;

（四）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的；

（五）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的。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證人，也不交納保證金的，可以監視居住。” 變化：

1、改變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

2、將適用監視居住的對象增加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養人。解讀：

1、原法中，監視和取保的適用條件相同，在實踐中適用比率較低，無法發揮替代羈押的功能，不能解決羈押率過高的現狀，此次修改將符合逮捕條件的部分情形劃入監視居住的范圍，將監視和取保區分開來，使其真正成為取保和逮捕之間的過渡措施，強化其替代羈押的功能定位。

2、在將原法中符合逮捕條件但不宜逮捕的若干情形劃入監視居住的范圍之后，新法仍然保留了取保候審的若干情形可以監視居住的規定（不能提出保證人，也不交納保證金的），典型地體現了監視作為取保和逮捕之間過渡措施的屬性，使得強制措施體系的階梯性、層次性更為明顯。考察方式：

1、監視的適用條件是今年重要考點，同學們務必熟練掌握。至少是一道多選，甚至會結合其他強制措施出任選題。要重點掌握可以監視的情形：人道主義考慮+羈押期限屆滿兩大類，至于第四種情形，采取監視“更為適宜”則不用專門記憶，既然采取監視更為適宜，自然可以采取。

2、注意符合上述情形，是可以監視居住，而非應當監視居住，如果符合本條規定的情形，但可能具有很大的社會危害性的，也可不采取監視居住措施而仍然予以逮捕。【刑訴解讀31-第73條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原法第57條第一項：“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遵守以下規定：

（一）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住處，無固定住處的，未經批準不得離開指定的居所；……”

新法：“監視居住應當在……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居所執行。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經上一級檢察院或者公安批準，也可以在指定居所執行。但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 變化：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并非新創設的制度，早已存在，但只能針對無固定住處的人才能采取，但本次修改，增加規定，對于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特別重大賄賂三類犯罪，即使有固定住處，只要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都可以指定監視居住。解讀1：

這一條被廣為批評，人們擔心增加了三類犯罪可以無條件地指定監視居住后，本來針對黨員才能采取的雙規措施，就可以對任何公民任意采取（在規定的時間——監視居住的6個月內，在規定的地點——指定居所）。公民人身自由將受到重大侵犯。解讀2：

立法者的理由是，這三類犯罪比較特殊，又是在住處執行會導致同案犯警覺，潛逃或者轉移、隱匿、銷毀罪證等情形發生，所以，可以對其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解讀3：即使是“無固定住處，可以指定居所”也不合理。如，張三在A區有固定住處，但在B區涉嫌犯罪，B區辦案機關可否以其在B區沒有固定住處而將其指定監視居住？再如，本無固定住處，后由于租放或買房而取得了固定住處，是否還能繼續指定監視居住？這些都需要司法解釋予以明確。考察方式：

一般而言，存在巨大爭議的條文往往都不是考察的重點，大家了解：一般案件需要無固定住處，才可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三類特殊案件，有固定住處也可指定監視居住，但不得在羈押場所或辦案場所，否則就是變相羈押。

【刑訴解讀32-監視居住通知家屬】

原法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后通知家屬的問題未做規定，實踐中常出現不通知家屬，以至家屬誤以為親人失蹤而報案的情形發生。

新法第73條第2款：“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執行監視居住后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監視居住人的家屬。” 解讀：

無法通知，是指犯罪嫌疑人沒有家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家庭住址、通訊方式無法查找或者根據其提供的聯系方式聯系不上，以及因為自然災害等不可抗拒的事由造成通訊、交通中斷等無法通知的情形。但這些均需司法解釋予以明確，否則很可能被執法人員濫用。解讀2：

對于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首先調查其身份，不能不經調查就直接以“無法通知”為由拒絕通知家屬。考察方式：

1、只適用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情形，不適用于在住處執行的監視居住；

2、只有無法通知的情形才可不通知，不包括“有礙偵查”的情形；

3、必須通知家屬，而無所在單位。

【刑訴解讀33-監視居住折抵刑期】

新法第74條：“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期限應當折抵刑期。被判處管制的，監視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處拘役、有期徒刑的，監視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 解讀：

原法并未規定監視居住可以折抵刑期，這次修改規定指定監視居住可以折抵刑期，可見，這種強制措施在限制人身自由程度上與一般的監視居住不同，具有類似羈押的特征。但從理論上來看，指定監視居住又與羈押存在區別，因此指定監視居住2日只折抵拘役，有期徒刑1日。解讀2：

而在司法實踐中，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指定監視居住，人身自由就已經受到了剝奪，與羈押無異，因此，這一折抵的規定實際上并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保護，這也正是指定監視居住制度飽受抨擊的原因之一。考察方式：

監視居住是今年必考知識點，而本條折抵的計算方式可能作為一個選項考察。同學們應如此記憶：

1、指定監視居住相當于半羈押狀態，因此指定監視一日折抵管制一日，指定監視兩日折抵拘役和有期徒刑一日。

2、折抵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而非判決生效之日。

【刑訴解讀34-監視居住義務】

原法第57條：“被監視的嫌疑人、被告人應當遵守以下規定：

1、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住處，無固定住處的，未經批準不得離開指定的居所；

2、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會見他人；

3、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

4、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

5、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 新法第75條：“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遵守以下規定：

（一）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離開執行監視居住的處所；

（二）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會見他人或者通信；

（三）在傳訊的時候及時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

（五）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

（六）將護照等出入境證件、身份證件、駕駛證件交執行機關保存。” 變化：

1、將不得離開“住處”或“居所”的措詞改為不得離開處所；

2、增加未經執行機關批準不得通信的規定；

3、增加“將護照等出入境證件、身份證件、駕駛證件交執行機關保存”的規定。解讀：

1、不得通信是指不得與自己居住在一起的家人和聘請的辯護人以外的其他人通信，除了信件往來以外，也包括電話電郵和短信等。

2、外國人在我國犯罪增多，對這些人監視居住需要防止其離境，對中國公民犯罪采取監視居住的，也需防止其逃脫監管，因此增加扣押證件的義務。考察方式：

監視居住義務的考察可能極大。最可能的命題角度是和取保候審的義務對比考察。

1、離開處所要經過執行機關而非決定機關批準，如果是法檢決定的監視居住，公安在批準前，還應征得決定機關同意。

2、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是取保的義務，不得離開處所是監視的義務。考察方式2：

3、在取保候審中，扣押證件是選擇性義務，并非一定采取，在監視居住中，是必須遵守的義務；

4、取保候審中，只要求將護照和駕駛證件交執行機關保存，監視居住增加了身份證件，因為后者活動范圍小，不需要隨身攜帶身份證件。

【刑訴解讀35-違反監視居住義務的處理】

原法第57條第2款：“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前款規定，情節嚴重的，予以逮捕。”

新法第75條第2款：“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前款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逮捕；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變化：將以往違反監視居住義務，情節嚴重的，一律予以逮捕，改為“可以逮捕，也可以先行拘留”。

解讀：

1、違反義務情節較輕，可以繼續監視居住，情節較重，可以逮捕。之所以由原法的“應當”改為“可以”，是考慮到增加了一種“可以先行拘留”的處理方法；

2、逮捕需要經過一段審批時間，因此，在批捕之前允許先行拘留，以起到同樣的剝奪其自由的效果。

考察方式：同學們要高度重視這一處修改，考察可能極大。會作為一個選項出現——“需要逮捕的，可以先行拘留。”

【刑訴解讀36-監視居住期間的監督】

新法第76條：“執行機關對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電子監控、不定期檢查等監視方法對其遵守監視居住規定的情況進行監督；在偵查期間，可以對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進行監控。” 解讀：

通信和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監控難度大為增加，一些國家采取電子手鐲等監控方式加強監視，我國在社區矯正中也開始嘗試類似方式，效果很好，故增設此規定。但如需要通過監控通信破獲犯罪，則必須遵守技術偵查的相關規定，嚴格審批，限制手段、對象和期限。考察方式：

一般性了解即可。注意，監控通信只能針對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不宜針對其家人。

【刑訴解讀37-逮捕條件】原法第60條：“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即依法逮捕。”新法第79條：“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下列社會危險性的，應予以逮捕：

（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

（三）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

（五）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

新法第79條第2、3款：“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身份不明的，應當予以逮捕。被取保、監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第五篇：專家解讀[范文模版]

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大看點——訪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 “一個主題六條主線”鎖定改革大方向

楊偉民：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這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６次三中全會都不同。盡管前幾次三中全會也都聚焦改革，但主題僅是某一方面的改革，而這次全會定位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國防和軍隊、黨的建設制度等多方面改革。確定這樣的主題，既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相適應，也與當前改革形勢相適應，在改革攻堅期和深水區，只有堅持全面改革，才能繼續深化改革。

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總方向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全會提出了６個“緊緊圍繞”，分別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建６個領域的改革主線，反映著６個領域改革的基本理念。

以經濟領域改革為例，全會提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意味著基本經濟制度、市場體系、財稅金融、土地制度、宏觀調控等所有經濟領域的改革，都要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主線來展開和推進。全會提出的每一個領域都有自己特定的主線和方向，不僅全面深化改革總的方向不會迷失，每個領域的改革也不會偏向。

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火車頭”牽引作用

楊偉民：雖然全會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但堅持問題導向原則，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強調發揮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領域改革的牽引作用。這也是《決定》起草過程中非常注意把握的重要原則。《決定》確定的１５個方面改革任務中，６個是經濟，１個是與經濟密切相關的生態文明體制，占了所有改革任務的近一半。

之所以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重點，是因為當前中國存在的最突出最根本問題還是發展問題。中國正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階段，下一步發展面臨諸多難題和風險，過去支撐快速增長的條件也在變化，只有加快經濟領域改革才能釋放更多發展動力。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改革時間表” 改革力度前所未有

楊偉民： 對于改革舉措，社會上總有人擔心難以落實到位。此次全會通過一些有力舉措向外界表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堅定改革的決心，狠抓落實確保改革“不放空炮”。

一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監督落實。當前改革已到調整利益格局的攻堅期，僅靠一個部門推動全方位改革是很難的，需要一個高層次機構來把握大局做決策，統籌協調各方面，凝聚改革共識，落實監督檢查，防止改革“放空炮”。

二是鮮明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的時間表。這意味著剩下的７年時間必須完成《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這一時間表為各部門和地方設定了改革最后的邊界和底線，表明這些改革任務是可檢查、可評估、可落實的。

歷經半年多時間起草，千錘百煉后的《決定》可謂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大約２萬字左右的篇幅、１５個領域６０項具體任務，每一句話都是改革，或者是一個改革方向、或者一個改革目標、或者一個改革舉措，落實下去都會對該領域發展和體制機制發生重大影響，有些甚至帶來根本性的變化。

參與《決定》的起草和修改，記憶深刻的是兩點重要原則：一是起草時只寫改革，特別是寫重大改革，發展的任務原則上不寫；二是修改時，但凡有可能削弱改革力度的，除非有特別充足理由，一般不修改。增加的改革任務只要有最大公約數的、有一定共識的都寫上。聽到很多參會人員說沒想到，很意外，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充分體現了黨中央敢于碰硬、勇于擔當的改革決心和勇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

楊偉民：公報將過去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兩字之變，意義十分重大，是《決定》最大的亮點和重大理論創新，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質”的提升，也是未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及其他領域改革的基本方針。其未來影響將不亞于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為什么要改？一是抓住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用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過去強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基礎性作用”，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作用，但都不能最大限度提高市場效 2 率。此次兩字之變，抓住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深層次的問題，意味著在配置資源問題上，其他力量如政府，可以影響和引導資源配置，但決定者只能是市場。

二是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和路線圖。當下大家都在尋找改革的突破口，公報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明確了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線圖。未來所有經濟領域改革都要以“是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標尺。今年推動的一些改革，包括上半年經濟增速下滑，外界都期待政府出手，但并沒有動，就體現了要依靠市場發揮穩定經濟的作用。

三是抓住了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根。雖然３０多年改革，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目前經濟體制在很多方面很不完善，核心問題還是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過多、不合理干預太多。產能過剩、城市病嚴重、耕地占用過多、地方債風險、生態環境保護等，很大程度上都與政府干預多有關。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是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根本。

清楚界定了政府職能和作用

楊偉民：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絕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現代經濟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同樣重要，但作用的內涵不同。就資源配置而言，政府作用是引導和影響資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資源。

同時，只有界定政府的職能和作用，政府不越位，才能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才能解決目前政府職責越位、缺位、不到位并存的問題。《決定》清晰界定了政府職能和作用，可概括為５項職能、２０個字：即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

此外，相對于中共十六大，此次全會沒有提經濟調節，因為這一概念過于寬泛，給政府干預資源配置留下空間較大，也與市場決定配置資源相矛盾。

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目標

楊偉民：全會公報的一大亮點是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目標，這是一個嶄新的概念和提法。過去我們說建設現代化，是分別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角度提出的，而新目標是從制度層面提出的現代化，豐富了中國現代化的內涵。

國家治理水平是檢驗一種社會制度是否比較完善、比較定型的重要標志，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

公報以“社會治理”取代“社會管理”，體現了主體的多元化。治理與管理的區別就在于治理是政府、市場、社會組織，黨、人大、政府、政協等多元主體一起進行國家的治理，而不是僅僅依靠一種力量，這是民主的一種表現。公報提出的“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就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環。

一個成熟的社會制度必須依靠法律。公報在不同領域列舉了需要完善的制度，表明未來國家治理方式將是法治的，不再是簡單命令式或單純靠行政手段進行。

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權成財稅體制改革重點

楊偉民：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點明財稅體制作為國家體系重要組成部分將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歷經近２０年分稅制改革，財稅體制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逐漸暴露，如稀缺資源缺乏稅制保護、稅制不能更好發揮調節收入差距作用、地方缺乏稅源只能靠賣地方式籌資??要破解這些問題，需要對財稅體制改革進行總體設計，建立科學的財稅體制。

外界關注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關系問題，中央是收事權還是放財權，全會提出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意味著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將會更加明確界定，并根據事權確定大體支出責任，實現財力和事權關系的總體平衡，在這一過程中今后應減少任意設置專項轉移支付。

“不分老大、老二” 更加公平地對待各種所有制經濟

楊偉民：目前民營經濟發展中的一些障礙、玻璃門，根子在于我們從思想上沒有把非公有制經濟放在與公有制經濟同等的地位。全會在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方面的一大突破和創新，就是更加公平地對待和認識各種所有制經濟。

一是全會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過去我們將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作為補充，后來承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加了“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前提。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沒有與公有制經濟放在一起講。這次放在一起講都是重要組成部分，十分鮮明，表明二者沒有老大、老二之分。

二是在保護產權、使用生產要素、參與市場競爭、法律保護、市場準入、依法監管等各方面，都強調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公平、公正、統一等關鍵詞。

三是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這不是新概念，但有新的內涵和定位。今后既要發展國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也要鼓勵發展非公有制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

此外，《決定》在深化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改革方面也有很多新思路、新任務，下一步必將掀起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二波高潮。

首次系統闡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楊偉民：當前中國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形勢依然十分嚴峻，這背后有改革不到位、體制不完善、機制不健全的深層面制度原因。在這一問題上，政府不是干預太多了，而是干預太少了，不是政府越位而是遠沒有到位。

全會提出要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首次確立了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從源頭、過程、后果的全過程，按照“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的思路，闡述了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構成及其改革方向、重點任務。

源頭嚴防的制度，就是在源頭上防止損害生態環境的行為，包括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等若干制度；

過程嚴管的制度，就是在發展和開發過程中，建立一套制度約束地方和企業行為，包括劃定生態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等，充分發揮稅收和價格的杠桿作用；

后果嚴懲的制度，就是要建立嚴格損害責任賠償制度。對違反法律法規和有關規定的行為，過去的處罰很多是象征性的，無法彌補對生態環境和人民健康帶來的長期損害。今后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地方領導要終身追究責任，對企業要嚴厲懲罰，讓地方大員付出烏紗帽的代價，讓企業付出真金白銀，使之今后不敢再破壞生態環境。

全面深化改革最終要讓全體人民受益

楊偉民：全會明確提出，改革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一指導思想表明，全面深化改革，最終必須讓全體人民受益。

目前《決定》關于深化教育、醫療等社會事業的改革舉措并沒有全文公布，很多人都在期盼。我國現行體制中確實有一些不公平、不平等的制度，如自然壟斷行業，需要調整利益關系，放寬市場準入，允許其他領域的資本進入。對于如何分好發展的蛋糕，公報已經明確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改革思路。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是新一屆黨中央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動綱領和進軍號角。當前形勢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引領國家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階段，克服各種社會矛盾和風險，全面推進小康社會建設，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