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毛澤東分配思想的現實意義(一)

內容摘要：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研究分配問題，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不能就分配談分配。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共同富裕。要堅持社會主義利益觀，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統籌兼顧、統一安排。在講物質利益的同時，必須強調思想政治工作。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把物質作用與精神作用統一起來，兩者不可偏廢。按勞分配這種分配方式，是由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條件、首先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的。要正確、全面地對待按勞分配原則，認識到按勞分配存在形式上平等掩蓋事實上不平等的“弊病”。

關 鍵 詞：所有制；分配方式；兩極分化；共同富裕；毛澤東分配思想

作者簡介：周新城(1934-)，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導師。

在討論毛澤東思想的時候有一種說法：毛澤東不懂得經濟學，沒有經濟思想。事情完全不是這樣的。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通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面對新的、繁重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從理論上把握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以便指導實踐，就成為一項十分迫切的、現實的任務。毛澤東十分重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澤東帶領幾位同志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邊讀邊議。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蘇聯42年、新中國10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與現實，嚴肅地批判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觀點，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啟迪后人的卓越見解。他讀這本書時的批注和談話，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尤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他所提出的許多理論觀點，至今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仍有指導意義。我僅就社會主義分配問題，聯系當前經濟學界的狀況，談一些學習批注和談話的體會。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同時，收入差距(包括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勢。如果分配問題不能妥善解決，勢必造成社會矛盾激化，影響社會穩定，影響黨與群眾的關系，處理不當，甚至會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鄧小平在晚年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提出20世紀末應該把解決分配問題提上日程。

隨著分配領域矛盾的暴露，人們對分配問題議論紛紛。但從學術界關于分配問題的討論情況看，大多數只是在具體的分配政策(尤其是再分配領域的政策)層面上，就操作性的問題發表意見、提出建議，仿佛只要調整一下分配政策，多搞點社會福利，就萬事大吉。很少有人從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角度去探討當前出現的分配問題的根源和解決辦法，因而總感到不能從根本上回答和解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學習《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關于社會主義分配問題的論述，就會有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能夠拓寬眼界，找到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路。毛澤東關于分配問題的一些論斷仿佛是針對當前學術界流行的觀念說的，切中時弊，值得認真思考。

一、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

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我們引兩段馬克思的話，這兩段話，人們在學習政治經濟學時經常會提到，然而在研究當前我國分配問題時卻常常忘掉了。一段話是馬克思在談到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時說的，他指出：“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①另一段是馬克思批判拉薩爾主義時說的，他說：“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②“生產條件的分配”實質上主要就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兩段話表明，社會產品的分配方式，不是人們主觀地選擇的，而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因而具有客觀必然性。人們可以改變分配的具體

做法，但分配的性質和方式卻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除非改變生產方式、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和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們是不能改變分配方式的。因此，不能撇開生產關系，尤其是不能撇開作為生產關系基礎的所有制形式，孤立地就分配談分配。

馬克思強調，如果撇開生產方式、尤其是撇開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一味“在所謂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并“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那就是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庸俗社會主義”③。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就出現過這樣的錯誤，而現在我國經濟學界仍相當普遍地在重復這種錯誤。

毛澤東堅持并發展了馬克思關于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這一基本原理。他在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研究分配問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即聯系生產條件的分配來研究消費品的分配。他批評教科書中撇開生產資料的分配來談論消費品的分配、并把消費品分配當作決定性動力的有關論述，指出：“這是一種分配決定論的錯誤觀點。就以分配問題來說，按照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分配首先是生產條件的分配，生產資料在誰手里，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消費品的分配。教科書在這里不講生產資料的分配，只講消費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費品的分配當作決定性的動力，這是對馬克思上述正確觀點的一種修正，是理論上的一種極大的錯誤。”他還指出，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如果不講公有制，只講漲工資，那是錯誤的。他說：“教科書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根本優越的地方就在工資不斷提高，很不對。工資屬于消費品的分配，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的分配，就會有什么樣的產品的分配，有什么樣的消費品的分配。前者是決定后者的。”④毛澤東這些論斷對研究當前分配問題是有指導意義的。

我們運用毛澤東指出的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研究分配問題這一方法論原則，來分析一下當前議論最多的兩個問題：兩極分化和共同富裕。

我們知道，鄧小平曾經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出現兩極分化，他甚至認為，如果出現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到了晚年，他改變了看法，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兩極分化自然出現”⑤，應該積極采取措施，解決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顯然，這是他從實際出發進行思考得出來的結論。圍繞兩極分化，在理論上必須回答這樣幾個問題：什么叫兩極分化?為什么會出現兩極分化?怎么對待兩極分化?運用毛澤東指出的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的原理，就可以回答這些問題。人們往往把兩極分化理解為收入差距過大。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這種解釋并沒有科學地回答問題。收入差距達到什么程度才叫兩極分化，量的界限在哪里，根據什么定這個界限?誰也沒有說明白這些問題。更何況兩極分化指的是一種經濟關系，它應該有質的規定性，這種質的規定性是什么，更沒有得到揭示。一般來講，人們在使用“兩極分化”這一概念時，指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馬克思科學地分析了這種社會現象的根源，指出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在這種對立的基礎上產生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而兩極分化則是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發揮作用的必然結果。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3章中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⑥。

所以，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如果把兩極分化僅僅看作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僅僅看作分配問題，那么，這種認識只是停留在現象的表面，而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只有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才能把握兩極分化的實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并把它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經濟性質范圍內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兩極分化現象。兩極分化必然帶來許多社會矛盾。在目前條件下，我們既不能徹底消除兩極分化現象，又不能聽任社會矛盾的積累和發展，如果聽之任之，有可能引發社會**的。這就形成一種復雜局面，必須謹慎處置。

那么，怎樣對待目前我國存在的兩極分化現象呢?按照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的原理，從根本上說，還是要正確貫徹執行黨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的政策。首先要強調堅持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使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始終處于輔助地位，從而把兩極分化現象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不致蔓延到全社會。我認為，鄧小平說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⑦，指的就是這個意思。如果公有制失去了主體地位，兩極分化現象必然擴大到全社會，社會矛盾勢必激化。其次要注意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保障私有經濟中工人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這兩條是主要的、根本性的措施。

為了緩解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在上述前提下，還必須在分配領域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實行差額所得稅制、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等，改善民生，努力縮小貧富差距。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應該指出，在再分配領域采取措施，終究是第二位的。如果不堅持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如果不注意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僅限于在再分配領域采取措施，那是很難完全解決兩極分化所帶來的問題的，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兩極分化現象還會不斷擴大、蔓延。

我們再來分析共同富裕問題。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我們搞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正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的，我們“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⑧。問題在于，什么叫共同富裕?怎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許多人追求的價值水平目標，但人們對什么是共同富裕、怎樣實現共同富裕，理解卻很不一樣。有人認為，每個人的生活都提高了，那就是共同富裕了。于是他們把瑞典等北歐國家的福利主義看作共同富裕的典型，仿佛這就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他們認為不需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不需要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只要國家調整一下分配政策，就可以實現共同富裕。他們希望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甚至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口號。其實，北歐國家搞的“福利社會主義”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自己統治地位所采取的一項政策措施。它不觸動壟斷資產階級私有制，不改變雇傭勞動制度，只是由壟斷資產階級從剝削第三世界以及本國勞動人民獲得的高額壟斷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實行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因而至多只是對資本主義制度做若干改良而已。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共同富裕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經濟關系，它屬于分配領域的事情，是由所有制決定的，因而必須從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共同富裕問題。

在公有制條件下，由于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誰都不能憑借占有生產資料來參與生產成果的分配，這就排除了剝削的可能性。雖然在生產力不夠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還只能實行按勞分配，由于為社會提供的勞動的數量和熟練程度不同，人們的生活水平還會有一定差距，但人們勞動數量和質量的差距終究是有限的，不可能太大，這就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剝削與共同富裕是水火不相容的，有剝削就談不上共同富裕，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消滅剝削。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消滅剝削，從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這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現在有一種理論：要把社會主義從“公有制的框框里解放出來”，社會主義不一定要搞公有制，只要能夠實現共同富裕就可以了。既要“擺脫”公有制的“框框”，卻又侈談共同富裕，豈不南轅北轍了嘛!他們提出，在私有制基礎上，通過發展生產力，人們的生活水平也能提高，也可以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然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從原始社會瓦解以來，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已經有幾千年歷史了，什么時候實現了共同富裕?從來沒有!毫無疑問，在私有制基礎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人民的生活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但由于存在剝削和兩極分化，根本不可能有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改善生活與共同富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取決于個人占有的生活資料的多少，后者則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定的經濟關系。生活改善不等于共同富裕。例如，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我們可以看到工人生活水平在提高，這是事實。資本家是按照勞動力價值購買勞動力的，勞動力價值除了包含維持生活的生理因素外，還包含社會歷史因素，它的物質內容客觀上是會隨著社會的進步而增加的。但與此同時，剩余價值率也在提高，兩極分化在加劇，工人生活的這種改善并不表明實現了共同富裕。

從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我們就可以科學地分析兩極分化的根源以及如何對待當前存在的兩極分化現象，也可以科學地闡述共同富裕的內涵以及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學術界討論分配問題時往往忘記了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這一根本原則，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孤立地就分配談分配。這種違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根本講不清楚分配問題。

第二篇：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的現實意義

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的現實意義

摘要：

對外開放，對于閉關鎖國而言，它是主權國家的一種政策行為。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對外開放的思想，并以此為指導推動和促進了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的主要建樹是：深刻闡發了“中國不能離開世界”的思想；堅決主張“向一切國家和民族的先進的東西學習”的思想；反復強調“對外開放必須建立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礎之上”的思想；必須堅持“批判繼承與學創結合并逐步趕超”的思想；積極發展“對外經貿往來和科學文化交流”的思想等。

關鍵詞：毛澤東思想

對外開放

現實意義 正

文：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把中國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而形成的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適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毛澤東思想有著堅實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理論基礎，其核心和精髓就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實事求是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本本”或“原則”出發；就是理論聯系實際，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實踐觀，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毛澤東思想緊緊圍繞著中國革命和建設這個主題，提出了一系列相互關聯的重要的理論觀點。這些理論觀點經過了長期的考驗和檢驗，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毛澤東思想包括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等多個方面的內容，同時還有最重要的被稱之為毛澤東思想的“三個活的靈魂”。

一、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外開放理論，是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對資本主義的肯定性成果的繼承和借鑒。“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并不是他們自己選定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毛澤東還批判地吸收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其中最突出的是孫中山的對外開放思想。”孫中山主張實行對外開放要堅持平等互利原則，尤其以不損害中國主權為前提。孫中山的對外開放思想，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并沒有實現，他的理想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得以實現。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華有機地結合起來，并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加以運用發揮，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對外開放思想。同時，大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

二、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的特點

（一）、對外開放思想的一貫性

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不是一個偶然的思想成果，他一直就有這樣的想法。正如，學習外國的先進文化是毛澤東一直關注的問題。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革新、進步，誠然要考慮自己的特點，卻總不能離開對外國文化精萃的借鑒和吸收。他早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指出“中國應大量吸收外國的先進文化，作為自己的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義文化，還有外國古代文化。

（二）、對外開放思想的辯證性

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不是一味地、不顧一切地與外國進行交流，他強調：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同時，外國的經驗，即使是成功的好經驗，也有一個如何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問題、“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要能夠獨立思考。

（三）、對外開放思想的廣泛性

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不僅領域較為廣闊，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而且地域也較廣闊不僅主張國內地區間的交流，而且主張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和合作；開放的對象也廣，不僅和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也同資本主義及第三世界國家做生意。可見其開放的內容是較全面的。

三、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的現實意義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繼承了毛澤東對外開放思想中關于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思想。根據國際形勢的新發展，在領導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提出了一系列關于對外開放思想，為馬克思主義對外開放思想的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內容。

（一）、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新判斷

由于受歷史條件的限制，毛澤東對時代主題的判斷一度發生失誤，對戰爭的潛在的危險估計地過于嚴重，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這大大限制了我們國家的發展，而且嚴重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建設。

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改變了戰爭不可避免并且迫在眉睫的認識，對戰爭和和平問題做出了新的判斷，認為在較長的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大戰是有可能的。中國共產黨關于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發展主題的論斷，有利于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也有利于我們實現工作重心的轉移，一心一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二）、注重對外發展

毛澤東注重發展新中國的對外往來，他不僅認為要廣泛發展同各國的政治經濟合作，而且明確提出要學習外國的長處。在他看來，向外國學習，不僅要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而且也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不僅要學習他們先進的技術科學，而且要研究和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文化方面的一切有用東西。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把中國引領到向世界全面開放的歷史潮流當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全面對外開放理論。人類文明的創造，離不開歷史遺產的繼承，更離不開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彼此間的相互借鑒。世界發展的主體是各國人民，世界的管理者必須由各國人民共同參與。因此，國家不分大小、貧富和強弱，都是國際社會的一名成員，毛澤東的對外思想就早已體現了這一點。參考文獻：

1、《毛澤東思想概論》

鄭德榮等（著）

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6.5

2、《毛澤東思想概論》

李偉文（編）

3、《毛澤東的艱辛探索》

石仲泉（著）

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6.5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1990

第三篇：論毛澤東的思想精髓

論毛澤東的思想精髓---實事求是

關鍵字：實事求是 毛澤東軍事思想 精髓 理論意義 現實意義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髓。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證明，我們什么時候堅持了實事求是，我們的事業就會取得巨大進步，什么時候偏離了實事求是我們的事業就會受到挫折和失敗。深刻理解毛澤東軍事思想精髓實事求是的科學內涵，在軍隊和國防建設中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摘要〕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華，是中國 共產黨和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思想是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 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概括，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石。

一、實事求是的科學內涵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毛澤東牢牢的把握住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提出并闡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去探索。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的行為指導。” 1977年5月到9月期間，鄧小平明確的提出了“精髓”的概念，他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毛澤東同志用中國語言概括為?實事求是?四個大字。”

二、實事求是即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髓

（一）實事求是的思想體現于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的各個方面

第一，實事求是的思想首先體現為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理論的一種科學態度。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與黨內盛行的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左傾和右傾錯誤思想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他明確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要“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 在這種科學態度的指引下，毛澤東將馬列主義理論活學活用，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等著名論斷，他注意利用一切間隙開展社會調查、察看戰場地形、客觀分析敵我矛盾，不教條，不盲從，養成了實事求是求真唯實的作風，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一系列調查文章，準確地把握分析中國的國情和革命戰爭的形勢，及時的調整軍事戰略策略，對于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抗日戰爭的持久戰略、解放戰爭戰略決戰等重要軍事理論思想的形成，確保不同革命時期各個戰爭、戰役和戰斗的勝利，發揮了關鍵作用。

第二，實事求是的思想體現為科學的戰爭認識論與方法論以及靈活的戰略戰術原則。在毛澤東的軍事理論著作里隨處都可以發現實事求是思想閃耀的光芒。一是，重“實事”二字,準確地把握當時的國情和敵我雙方態勢。早在1939年12月毛澤東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所以毛澤東一直把宏觀上認識和把握國情了解敵我雙方態勢作為革命戰爭中制定軍事戰略和方針路線政策的首要問題來抓。正如他在《毛澤東選集》的第1卷第1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的第1句就劈頭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思想和抗日戰爭時期的持久戰略的就是在其對國情敵情客觀分析和準確判斷的基礎上而形成的。同時毛澤東在微觀上也極度關注對戰爭、戰役和戰斗矛盾的分析和把握，他主張“總以打勝仗為原則”、“不打無把握之仗”、“慎重初戰”的原則，提出了“將創造戰場的任務當作戰略任務”的著名論斷，主張戰爭戰斗開始之初要綜合分析敵對雙方軍隊的軍事思想、作戰意圖、作戰編成、作戰形式和作戰手段，“主張選擇地形，布置戰場，利用我方手中掌握的地利條件，配合其他有利條件，以達到以我們的劣勢去殲滅優勢的敵人”，逐步形成了成熟的“誘敵深入”、“積極防御”的戰略戰術原則。二是，重“求”字，積極探索戰爭規律和戰爭指導規律。毛澤東不但強調了戰爭規律的客觀性和可知性，而且積極地從實事求是的角度說明了認識戰爭規律的全過程和方法，他認為對戰爭規律的認識過程是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即“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將自己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做出計劃”，第二階段即變主觀形態的軍事計劃為戰爭行動的過程，即一個從理論到實踐又從實踐到理論的往復過程。在認識戰爭規律的方法上，毛澤東提出了“用客觀的觀點認識戰爭”、“用全面的觀點去認識戰爭”、“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 的方法，在把握全局的基礎上主張注意抓“有關全局的重要關節”。三是，重“是”字，堅持從實踐中檢驗和發展戰爭規律和戰爭指導規律。毛澤東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通過戰爭來學習戰爭”，他善于從戰爭實踐中認真總結戰爭中的規律性的東西，制定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原則。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中，在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理論體系的發展中，幾乎處處都可以找到唯物辯證法的蹤跡，從其對戰略形勢判斷、戰略時機把握、戰爭形式轉換等紛繁復雜的戰爭矛盾的正確把握處理中我們足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戰爭規律認識的程度，他將戰爭理論與戰爭實踐達到完美統一。

（二）實事求是的思想貫穿于整個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過程之中。

毛澤東認為“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而“理論聯系實際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核心問題”，所以實踐是檢驗實事求是的正確性最有力的證據。在中國革命建設的各個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堅持實事求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理論同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相結合，達到了理論與實踐完美的結合。

首先，實事求是思想貫穿于中國革命各個時期。在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根據國內革命形勢、階級狀況和敵我力量對比，堅決抵制住“城市中心論”錯誤路線，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建立和發展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使革命隊伍在敵人瘋狂的鎮壓圍剿之下不斷發展壯大；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客觀分析了中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特點，根據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的特點，提出并實行持久戰略，同時將游擊戰爭也提到戰略的高度。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通過戰爭形勢的發展和敵我力量對比的分析，采取了直接從戰略防御到戰略進攻的獨特方式，縮短了解放戰爭的進程。新中國成立后，在國防建設問題上，基于對戰爭與和平的準確把握，毛澤東根據國內和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及時調整國防建設指導思想，分別提出了“新的世界大戰是能夠制止的”、“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不可以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 和“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指導思想。另外，在不同的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土地革命政策都采取了靈活機動的策略，最大限度的團結和發動各個

階級的力量反對敵人，有力的保證了革命的勝利。

其次，實事求是思想貫穿于戰爭、戰役和戰斗之中。在土地革命時期，在敵我力量對比十分懸殊的情況下，面對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毛澤東等領導的中央紅軍靈活的采用避敵主力、誘敵深入和集中優勢兵力、先打弱敵、各個殲滅的積極防御的作戰方針，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多次“進剿”和四次“圍剿”的勝利，使革命隊伍不斷壯大，作戰形式也由游擊戰向運動戰轉變。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客觀分析研究戰爭每一要素的基礎上，提出并形成了持久戰略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聯合國民黨發動一切力量進行抗日，同時將作戰形式由運動戰又轉成游擊戰，并將游擊戰提到戰略的高度。在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撕毀協議，國共矛盾激化，內戰又全面爆發，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猖狂進攻和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將作戰形式由游擊戰又轉回到以運動戰為主，多種形式向配合，實行“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而不是保守地方為主” 的誘敵深入戰略方針，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同時提出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先后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我軍也很快轉入戰略進攻，開始了外線的進攻，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逐漸打破了敵人的全面防御后，采取“打前所未有的殲滅戰” 的戰略方針，通過三大戰役的戰略決戰而取得了解放戰爭決定性勝利。對每一次戰役和戰斗，我黨的軍事將領都形成了戰前分析敵我力量對比、察看地形和戰后無論勝敗總結的制度。同時黨中央也為實地作戰指揮的將領提供了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空間，充分體現了實事求是的作風，如在遼沈戰役中，1948年4月到10月，毛澤東與林彪在到底進攻長春和進攻錦州問題上發生分歧，期間雙方各執電報達百余份，他們各持己見，各行己見，毛澤東有指示，有批評，有告誡，但絕無強迫命令他指示：“你們如果不同意這些指示，則望你們提出反駁”。最后經過反復權衡林彪才下了決心攻打錦州，奠定了遼沈戰役的勝局。

第三，實事求是奠定了理論創新的哲學基礎和思想基礎。江澤民同志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新的實踐需要新的理論來指導，實事求是是對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路線的概括和總結，它內在地要求不斷的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真理，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不斷探索真理、發展真理。如果不進行理論創新，我們就不能緊跟時代和形式發展的潮流，也就不可能沿著馬克思主義指引的方向向前發展。實事求是在思想上首先表現為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態度。正是因為堅持實事求是，求真唯實的態度和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巨大勇氣，我們黨才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緊密結合，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理論創新，才有了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和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

（二）現實意義：

第一，實事求是是軍隊和國防建設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新時期軍隊和國防建設必須要堅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則。我們軍隊和國防建設在制定戰略方針和規劃時，必須要堅持從時代和國際形勢出發，從我國國情出發，從軍隊建設的自身實際出發，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這個原則。

第二，實事求是為抵制“左傾”和“右傾”思想路線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我們黨和軍隊在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上的幾次“左傾”和“右傾”錯誤思想路線釀成了慘重的教訓。從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到新中國的成立，中國革命經歷了多次大起大落，建國前毛澤東在總結革命成敗的經驗時就指出“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

離開辯證唯物論的”，他們之所以犯了“左傾”、“右傾”或者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的錯誤，主要是因為沒有真正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國情、軍情的認識把握不清，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踐隔離開來，所以才給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血的教訓說明了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實事求是這一原則。黨和軍隊建設的成功實踐也同時表明，只有堅持實事求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理論聯系實際，我們才可以抵制軍事思想中形形色色的錯誤觀點和思潮的影響，才會避免犯左的或者右的錯誤，我們的革命和事業才會取得成功。

第三，實事求是為新時代軍事變革和軍事理論創新指明了方向。二戰以后世界戰爭形勢風云變換，特別是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以后，軍事變革成為世界各國軍事發展的主旋律，自2003年以來各國的軍事變革均呈現出加速發展的趨勢。只有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才能正確的觀察思考戰爭與和平、軍事斗爭與軍事建設問題，才能制定一套科學的軍事理論，才能不落后挨打。當前的國際軍事變革的形勢決定了我們新時期軍隊和國防建設工作努力的方向，我們必須適應高技術條件下的軍隊建設、軍事變革、軍事斗爭的重大變革，積極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探索新規律。

第四，實事求是為繼承和發揚部隊優良傳統樹立了典范。我軍在長期的建設和發展中形成了一整套的優良傳統，集中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根本性質，反映了我軍政治工作的本質特點和規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長遠的指導意義，但在這些傳統卻在逐漸地被忽視和冷落。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官兵的思想觀念發生巨大變化，而有些老的傳統就顯得相對過時了，部隊思想工作的極度弱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不同階段的發展理論上的科學態度給我們樹立了典范，在對待部隊優良傳統必須也要堅持實事求是態度，即要堅持繼承優良傳統與改革創新相統一，強化精神支柱與運用物質利益相統一，要以紀治軍與依法治軍相統一。

參考書目：

1、毛澤東選集

2、毛澤東文選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4、列寧選集

5、鄧小平選集

6、毛澤東傳

7、毛澤東軍事思想教程

8、毛澤東軍事文集

9、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

10、毛澤東哲學批注集

11、毛澤東著作選讀

12、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100例

13、毛澤東軍事思想原理

14、毛澤東著作選讀

第四篇：論墨子“兼愛”思想及其現實意義

論墨子“兼愛”思想及其現實意義 摘要：

墨家學派和儒家在戰國時期被并稱為“世之顯學”（《韓非子-顯學》）。他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用”“節葬”，十大思想主張，并以“兼愛”為核心，其他九項作為“兼愛”的基礎深化與拓展。墨子談兼愛，可惜生在一個弱肉強食的版圖吞并時代，統治者只看中他的守城術。但是他的“兼愛”思想在市場經濟日益完善的今天，對人際關系的和諧、社會的繁榮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關鍵詞：墨家 兼愛 現實意義 Abstract：

Mohist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s known as the “World's school of learning”(“Han Fei-significant learning”).He proposed a “universal love”, “non-offensive”, “Wise”, “still the same” “Heaven,” “Ming Ghost”, “non-life”, “Music”, “prudence”, “festival funeral”, ten thought advocates, and “Universal Love” as the core, the other nine as “universal love” basis to deepen and expand.Mozi talk about universal love, unfortunately born in an era of jungle territory annexed by the rulers defenders look in his surgery.But his “universal love” thinking in today's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market economy, harmony, prosperit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have a positive sense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has a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Key words : Mo-tse;Universal love;Realistic significance 兼愛：不分等級，不分遠近，不分親疏地愛天下所有的人。完全的博愛，與儒家的親親相反，將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親人對待方式，擴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五千多年歷史長河滾滾，神州孕育出燦爛繁榮的華夏文化，而中國政治思想則是璀璨華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中國政治思想形成了以深層次文化底蘊為內涵的文化體系，在整個體系中先秦諸子思想為中國文化的根脈所在，無疑該特別重視，其中最重要的儒、墨、道、法四家中，墨家又尤其不可忽略。其思想對今天構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會有怎樣的借鑒意義？ 一，“兼愛”的理論背景

任何思想的產生都離不開一定的社會歷史背景，同樣墨子思想的產生也離不開春秋戰國這一特定的歷史背景。

墨子（約公元前480—前393）生活在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正值中國古代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型。這一時期的周王朝勢力衰微，已經無力維護大一統的局面；社會上因諸侯爭霸、貴族傾軋導致戰火連綿、民不聊生、綱紀廢弛、禮樂崩壞。這種動蕩的社會局勢使處于社會下層的庶民、奴隸等倍受摧殘。墨子出身工匠，是小私有勞動者和平民中的一員。墨子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當時的社會現狀使他對這種摧殘有深刻的感觸，因此，他的思想中含有反對貴族統治、諸侯爭霸，渴望穩定有序的社會秩序的內容；同時，他關注平民的勞動者的社會經濟生活，渴望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反對傳統的周禮和法制度。立足于混亂的現實，墨子提出了其思想的核心即“兼愛”思想。“兼愛”是墨子十大主張的核心思想。墨子的“兼愛”是把“愛”的觀念社會化。“兼”有“兼顧”，“無差等”的意思，也有“相對”、“相互”的意思，“兼愛”便是相互無差等的一種普遍的愛，如《墨子-兼愛下》中所說的“譬之日月，見照天下之無私也。”這種普遍的愛要求人們相互地，平等地愛。愛人之國如愛己國，愛人之家如愛家，愛人之親如愛己親，愛人之身如愛己身，無差別的泛愛眾生。墨子認為“兼相愛，交相利”是治理國家，穩定天下的良方，只有“兼以易別”的博愛，全然無私的愛才能實現理想的和諧世界，改變社會混亂和動蕩的現象。

二，尚賢也是墨子“兼愛”思想的重要體現

墨子重視賢士的作用，強調尚賢的重要性，提出不論出身高貴與低賤，一概以賢否衡之而決其舉黜，認為尚賢與否，直接關系到國家的治亂。這就打破了尊卑貴賤的等級界限，反對世卿世祿和任人唯親的主張。墨子認為，對君主而言，沒有比用賢更為緊迫的了。并且墨子主張不拘一格地尚賢使能，應“不辨富貴、貴賤、遠近、親疏”。并且墨子主張要給賢者提供一定的物質利益，也包括精神激勵。對賢者，要“富之，貴之，敬之，譽之” “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就是說，既要給與優厚的物質待遇，又要賦予其崇高的社會地位，同時還要賦予其職權使其能充分發揮其才華。三，“兼愛”的理論價值與歷史意義

墨家學派作為先秦的“顯學”，曾起過非常重大的作用和影響。墨子的學說為社會的穩定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兼愛”作為其他九項主張的基礎，使墨子的思想觀點都具有其獨創性。墨子以平等為基礎的“兼愛”，在當時封建社會森嚴的等級制度下是沒有立足之地的。“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是想提倡廢除一切階級或階層差別。梁啟超認為：“簡單說，把一切含有‘私有’性質的團體都破除了，成為一個‘共有共享’的團體，就是墨子的兼愛社會。” 正是由于墨子這種超越了時代承受力過于先進的理論是不可能光大的，但墨家的精神卻延綿不絕流傳了下來，深深影響了歷朝歷代統治者的政策和各家的學術思想。墨子的思想顯示了人的主體性，充分反映了墨子以及他所代表的階層積極向上，樂觀進取的人生態度，這也使得墨家學派促進了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揚光大。

四，“兼愛”對于現實生活的意義

墨子認為人與人之間兼相愛當做是解決一切社會根本問題的根本途徑，以為使人們“兼相愛，交相利”是制止社會**的根本辦法。“兼愛”，就是要求人與人之間實行普遍的、無差別的互相友愛。所謂“兼相愛”，就是“視人之國，若其國；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身，若其身。”使彼此的利益兼而為一。這樣，“為彼，猶為己也”，就會彼此相愛，從而達到“交相利”。

“兼愛”思想對于個人而言，可以正確認識自身，恰當處理日常人際關系；對國家而言，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建設和諧社會，保護人類共同擁有的地球家園，實現“和平與發展”的當代核心價值。

隨著經濟水平的飛速發展，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人們溝通、交流的機會越來越多，范圍越來越廣，他們由原來的陌生、獨立逐漸形成一個或由共同愛好，或由相同屬性而建立的交際圈，這就自然需要建立相互關愛和諧的關系，其中的價值原則儼然可以由“兼愛”構成。近年來，在各個城市奔走助人的“義工”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兼愛”是一種追求大愛的理想，物欲橫流的價值社會里，現代人常常迷失自我，生活往往充斥著沖突、糾紛、矛盾，但是，“兼愛”思想有益于喚醒人們心底深處對于愛的渴求，因為“人性善”。從2008年的汶川地震全國人民伸出的友愛之手，到王家嶺礦難全社會的關注，玉樹地震相互幫助、相互關愛的人們，我們的社會還是充滿了大愛。

“兼愛”的思想運用到國際交往中，就是要堅持和平共處的原則。如今，倡導和平、反對武力成為世界各國處理國際問題的共識。各個國家不論大小強弱都應該被平等地視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正如墨子所提倡的“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從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民族解放斗爭，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和平外交政策，再到我國對某些霸權主義國家侵略行經和強權政治的譴責抗議，以及對弱小國家的幫助扶持等，都體現了我國內政外交中的“兼愛”。

總之，墨家思想雖沒有像儒家文化那樣成為影響我國幾千年歷史的主流思想，但其經濟思想中的精髓不論對當時還是當今的社會都具有不可磨滅的進步意義。但是，在社會不斷發展和進步下，墨家的“兼愛”和“節用”還是有一些需要擯棄的糟粕之處，諸如一個社會如果過分地注重節用，抑制整個社會的消費水平，其結果不僅不能積累財富，而且有可能抑制社會生產的發展。當今世界上有約65 億人口，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2 500 多個民族，6 000 多種語言，還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等多種宗教。只有不同民族、宗教、信仰之間實現和平共處，“和諧世界”才有實現的可能。兼愛思想使得多種文明之間可以互相包容、互相理解，為和諧世界在文明上創造實現的條件。

參考文獻：

1.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2.馮達文,郭齊勇.新編中國哲學史(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版。3.朱貽庭.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版。

4.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5.梁啟超.墨子學案?民國叢書第四編.上海：海書店影印，1933版。6.高秀昌.論墨子的“兼愛”思想.武漢科技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

7.薛琴.論墨家思想的理論基礎.邢臺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

8.黃忠晶.墨子兼愛思想簡論.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9.耿立卿,叢蓉.墨子“兼愛”思想與和諧社會的構建.沈陽師范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10.任放.達致和諧：墨子的兼愛思想.光明日報（理論周刊），2006年第001版

鳴謝

本論文在選題和寫作過程中得到李明老師的悉心指導與幫助，李老師在我論文寫作中給予了很多寶貴的建議和啟發。在此，由衷的感謝李老師兩個多月以來的指導和教誨。

第五篇：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特征及其現實意義

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特征及其現實意義

N080602209 姓名：樂曉輝

摘要：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馬克思基本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也是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這一理論站在時代高度，以馬克思的科學態度和精神，科學回答了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所遇到的一系列理論和實際問題，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關鍵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時代特征 現實意義

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創立的時代條件

人類社會發展長河是由具有不同特點的歷史階段組成，每個具有特點的歷史階段即可稱為一個時代。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準確把握時代特征，科學判斷我黨所處的歷史地位，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主題，集中全黨智慧，以馬克思主義的巨大理論勇氣進行理論創新，逐步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系統的科學理論。

第一、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創立的經濟前提。自從資產階級工業革命爆發以來，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使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伴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產生和發展，生產的全球化，貿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促進了以資本、技術、信息等各類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進流動和配置，使生產、貿易、金融的全球化真正達到世界規模。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掀起了戰后經濟全球化的第二次高潮，進入90年代更進一步加快發展。經濟全球化已是一個世界性潮流。在21世紀，它將以新的深度和廣度滲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但是，經濟全球化又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給世界帶來了積極變化，另一方面它的發展又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系列嚴重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由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及其嚴重性，使得全球化已經陷入危機和困境中。最后我們應該清醒認識到，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家還將長時期處于弱勢地位。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嚴峻考驗，發展中國家必須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努力在21世紀的世界經濟新格局中求得更大發展。

第二、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創立的科技條件。人類進入20世紀以后，科技領域出現了新的突破。從40年代來到70年代中期，發生了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宇宙航天技術為先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從70年代后期開始，又發生了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海洋技術和新材料、新能源技術為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這次科技革命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它以科學理論的革命為先導，以教育革命為條件，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速度大大加快，極大地促進了人類勞動生產率成十倍、百倍、千倍的提高。進入90年代，隨著計算機、信息網絡技術、通信等現代技術創新的日益發展和融合，以及互聯網的應用發展，以信息技術、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等高新技術為標志，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嶄新時代。當人類跨入21世紀后，這種作用進一步增強，各國在這方面的競爭日益激烈。

第三、世界多極化在曲折中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創立的國際背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兩極格局正式解體，世界局勢正向多極化方向發展。進入新世紀，國際局勢呈現復雜多變的情況。特別是2001年發生“

9、11”事件后，世界上的不安定因素自然增加。但國際形勢總體趨向緩和，“爭取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是可以實現的。因此，我們要緊緊抓住本世紀頭20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第四、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和當代中國的實踐成果，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創立的現實依據。我們所處的時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和平競爭的時代。由于經濟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的推動，資本主義生產的主要方式已發展為內涵型擴大再生產。因此，我們可以與資本主義發展友好往來關系，擴大對外開放，學習和借鑒一切反映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優秀成果，為我所用。

世界在變化，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前進。我們黨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并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實現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取得了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性突破，打開了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新局面，社會生產力得到了巨大發展，國際影響顯著擴大，人民生活水平整體上達到小康。“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當代中國實踐基礎上形成的，發展的。

可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產生、形成和發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客觀的必然性。我們分析這種必然性，既要看國際國內因素，更要看它們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總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創立，有其堅實的歷史基礎和時代條件，反映了時代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充分體現了當今世界和中國發展的時代精神。

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精神

時代孕育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精神。任何科學理論都是一定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產物。每個特定時代，都有代表這個時代主流的特定理論體系。“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這樣一個理論體系，它是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旗幟。

第一、與時俱進的用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分析時代。馬克思主義是與時俱進的，總是隨時代的變動而永葆活力。這也就為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分析時代，開創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不斷解決新課題，開拓新境界，提供了新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

第二，把握時代主題。當今時代的問題很多，其中直接關系全人類當前和長遠利益的問題，如人口、糧食、原料、能源、環境問題等，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它的解決需要人類在全球范圍內的合作與配合。但是，在所有問題中，和平與發展是兩個具有決定性統帥性的問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和平與發展是關系到全人類根本利益的戰略性問題，是當今時代的主題。首先，和平與發展為解決各種全球問題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和經濟前提；其次，和平與發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意愿，是當今時代發展的主要潮流。因此，江澤民在繼承鄧小平分析時代主題思想的基礎上，并進一步作了闡述。他指出：“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 “維護和平，促進發展，事關各國人民的福址，是各國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擋的潮流。”這一論斷，為我們制定新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三，回答了時代的新課題。當今國際形勢發生著深刻變化。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曲折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形勢逼人，不進則退。而我們黨經過80年的發展發生了兩大變化：一是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著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二是已從一個在受外部封鎖狀態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在全國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在這國際國內時代背景的變遷下，給我們黨提出了新的課題即：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緊緊圍繞這兩大歷史性課題，江澤民提出了一整套從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和制度上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理論和方針、政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建黨學說，創造性回答了時代提出的新課題。

第四、提出時代的新任務。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時代使命和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大致都處于戰爭與革命時代，他們自覺地以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為己任，著重解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歷史任務。

以上分析，主要是從內容方面說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特征。事實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特征貫穿于該理論的全過程，涵蓋各方面。總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代特征統一，堅持了當代中國實踐與時代特征統一，堅持了歷史發展與時代特征統一。

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代特征的現實意義 分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代特征，可以使我們提高境界，開闊眼界，把中國放到世界發展大趨勢中去，這有利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有利于分析國際形勢，制定和平崛起的國際新戰略；有利于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研究活動引向深入，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從而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勝利完成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各項戰略任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有利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長期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總結國內國際的歷史經驗，經過艱苦探索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確立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戰勝了來自政治，經濟領域和自然界的各種困難和風險，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歷史性成就，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幅躍升，人民生活顯著改善，推動了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因此，分析其時代特征，能夠提高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第二、有利于分析國際形勢，制定和平崛起的國際新戰略。和平發展仍然是當今世界的主題。我們黨緊緊把握與時俱進這個時代精神的精髓，審時度勢，縝密估量當今世界的局勢和力量配置，考察當今世界的各種矛盾，提出和制定了新世紀維護我國主權獨立，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一整套國際戰略。這套國際戰略是堅持鄧小平外交思想和新世紀對時代主題正確把握的基礎上作出的。它的正確性和科學性已經被時代證明。首先，我們從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出發，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我們改善了同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擴大了共同利益的匯合點；其次，堅持與鄰為善、與鄰為伴的原則，加強了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促進了區域合作；再次我們同第三世界國家加強了團結互助，拓展了合作領域。總之這些，是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正確分析時代特征，自覺地貫徹執行黨的國際戰略和外交路線所取得地成績，從而也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一個詳和的外部環境。

第三，有利于我們更全面的準確把握“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學體系，認識其實踐基礎，認識其精神實質，認識其歷史地位和時代意義，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研究活動引向深入，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一是從時代的高度去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能更進一步理解其豐富而深刻的內涵，把握其科學體系。比如，分析其時代特征，才能更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和黨的建設各個領域，體現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個方面，是一個系統科學理論；才能認識到我們黨作為執政黨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二是，從時代的實踐基礎去分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才能認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堅實、深厚的實踐基礎。“三個代表”孕育和形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并經過實踐檢驗的科學理論。如此，我們要自覺運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新的實踐，并努力在實踐中繼續推進理論創新。三是從時代精髓去認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才能抓住“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實質。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是時代的精髓，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正是抓住這個時代精髓，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從而使我們黨的全部理論和工

作體現了時代性，不斷在實踐中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四是，從時代的角度去研究“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才能深刻認識其歷史地位和時代意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反映了當時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可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僅對我國現代化建設有指導意義，而且初步回答和解決了時代提出的課題，體現著鮮明的時代精神。總之，分析研究“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代特征，對于我們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研究活動引向深入，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重大的深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