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反腐必用重典——試論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和實踐的現實意義

反腐必用重典——試論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和實踐的現實意義

2009-12-19 17:10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歷來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他在這方面精辟深刻的論述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毛澤東終其一生為共產主義事業和中國革命勝利而奮斗的偉大征程中有極其豐富的反腐倡廉的實踐，他時時刻刻關注著黨和國家的廉政建設，懲治腐敗必用重典，對腐敗分子從不手軟，絕不姑息養奸。他在這方面的光輝范例同樣是保證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應當經常借鑒的寶貴財富。

今天，在全黨深入學習和貫徹十六大精神、學習胡錦濤總書記七一講話的熱潮中，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之際，重溫毛澤東反腐倡廉的偉大思想，回顧他嚴懲腐敗，保證中國共產黨純潔、保證國家政權安全的斗爭實踐，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對于深刻領會和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無禪益。如果我黨不用重典懲治腐敗，腐敗現象很難遏制，它就會像一個個毒瘤一樣去慢慢侵害黨和國家健康的肌體，最終成為不治之癥，將致無產階級政黨、致人民的政權于死地，就會人亡政息，就會使黨和人民為之英勇奮斗幾十年開創的革命和建設事業葬送在腐敗分子手中,就很難擺脫歷代政權興衰成敗的周期率。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一、毛澤東嚴懲腐敗的思想和實踐始于我黨幼年之時，紅色政權發軔之初 早在1931年冬，剛剛就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1931年11月7日成立）主席的毛澤東就簽發了《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等文件[1]，《訓令》規定，對貪污腐化分子必須給以嚴厲制裁，對侵吞公款300元者“判刑槍決”。這樣嚴厲的規定在今天簡直讓人不可思議。可見毛澤東當年對嚴懲腐敗態度堅決、措施果斷之程度。

1931年8月，瑞金縣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因貪色貪財致死人命，剛剛上任的瑞金縣委書記鄧小平得知后十分氣憤，派人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聽后氣憤地說：“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撓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縣蘇維埃裁判部對謝步升以“貪色貪財致死人命”等罪判處死刑，5月9日執行槍決。這是蘇維埃政府成立后，也是我黨歷史上第一個被處決的腐敗分子。

為了更加有效地遏制貪污腐敗行為，毛澤東又于1933年12月5日簽署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十六號訓令[2]，訓令規定：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處以半年的強迫勞動；貪污公款在100元至300元之間者，處以半年以上一年以下監禁；貪污公款在300元至500元之間者，處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監禁；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訓令強調：對貪污分子一律由紀律處分改為按法律程序處置，任何組織和個人，其貪污腐敗行為一經查實，一概立案依法處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據這一規定，首先將唐仁達、左祥云、劉仕祥這幾個貪污分子判處死刑。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毛澤東如何領導中央蘇區開展反腐斗爭和把反腐斗爭一抓到底的決心，說明他對懲治腐敗分子是何等的嚴肅和果斷。毛澤東堅決打擊邪惡，執法如山，捍衛新生的紅色政權的利益的做法，受到了廣大群眾普遍衷心的擁護。

翌年1月，毛澤東又在一個報告中鄭重指出：“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斗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后還應用力。”[3] 在這里，毛澤東要求把反腐敗將提高到事關革命事業和經濟建設成敗的高度去認識。

正是由于毛澤東和中央蘇區政府采取了嚴肅的思想教育輔之以嚴厲制裁的得力的防腐反腐措施，才保證了中央蘇區紅色政權的純潔，贏得了蘇區人民的民心，使革命、經濟、文化建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才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試想，如果不是當時的蘇區中央領導在軍事上的錯誤指揮中國革命由中央蘇區向全國進軍，使革命早日取得在全國的勝利不是不可能的。

二、延安時期，毛澤東對腐敗分子施以重拳

1937年10月初，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對陜北公學學生劉茜逼婚未遂，一怒之下，開槍將劉打死。陜甘寧高等法院判處這個思想和作風腐敗分子以死刑。黃以自己有光榮的革命歷史為由，寫信求助于毛澤東。毛澤東當即寫信給法院院長雷經天。信中說：“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一個普通的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的自己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戒。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布法庭判決外，并宣布我這封信。”[4] 黃會后遂被執行槍決。毛澤東的這封信，好似一聲響亮的警鐘，音猶在耳，回蕩不已，思味無窮。

1940年，身上有90多處傷疤、戰功赫赫的陜甘寧邊區清澗縣張家畔稅務所主任肖玉壁，上任不久，就不顧根據地頒布的反貪污法，頂風作案，貪污受賄（其中貪污3000元），同時利用職權私人做生意，影響極壞，民憤很大。軍區政府依法判處他死刑。肖以功自居，不服判決，寫信向毛澤東求情。毛澤東沒有看信，沉思了一陣后，對帶信的林伯渠說：“你還記得我怎樣對待黃克功吧？”林說：“忘不了！”毛澤東接著說：“那么這次和那次一樣，我完全同意法院的判決。”[5]

延安時期，毛澤東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反腐斗爭，僅陜甘寧邊區在1939年至1941年上半年兩年半時間內，就查出貪污案件1157件，懲治了一批腐敗分子，有效地遏制了腐敗現象的滋長。

正是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對腐敗分子采取了果斷的制裁措施，才使黨內保持了高度的政治純潔性，使黨和它領導的軍隊在延安以至在全中國的威望大大提高；才使陜北人民由衷的唱出“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這樣發自人們信肺腑的歌聲；才使中外輿論媒體無不稱頌“陜北共黨政府”是一個廉潔的政府，是一個真正為民眾的政府；才使黨和人民不斷地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終于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曙光。

三、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防止腐敗的預警令

在我黨將革命推向節節勝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前后，毛澤東一直在考慮如何避免“由勝利產生驕傲，由驕傲產生腐敗，由腐敗而亡國的覆轍”[6] 他沒有忘記1945年7月4日在延安和黃炎培先生暢談歷代政權興衰成敗周期率的往事。在西柏坡召開的這次舉世矚目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以他無與倫比的政治警覺性向全黨、全軍發出了防腐倡廉的警示令：“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可能生長。?可能有這樣一

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7] 毛澤東“要求全黨務必清正廉潔、艱苦樸素，不要當官做老爺，要關心群眾生活，密切聯系群眾。”

也是在同一個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將來由新民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決。但這只是可能，將來是否不流血了，還要看我們工作的努力情況。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8] 在這里，毛澤東把我黨腐化不腐化提到了還需不需要再次進行流血革命的政治高度，不能不使全黨和全國人民深思。

在七屆二中全會和黨中央進駐北平前后，毛澤東多次說過：“我們進北平了，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他們進北京就腐化了。我們共產黨進北平是要繼續干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建設共產主義”、“進城以后，要多加小心，不要中了資產階級糖衣炮彈，不要當李自成”、“我們決不當李自成”、“不要學西楚霸王。我不要學，你不要學，大家都不要學，所有領導干部都不要學楚霸王”[9]這樣的話。

毛澤東這些意味深長的話語并非杞人憂天。事實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確有許多人陷入了貪污腐敗的深淵而不能自拔。一些過去曾殺敵立功，或被敵人追殺，或坐牢受酷刑都沒用屈服的革命者卻背上了“功臣”的包袱，貪圖享樂，開始腐化墮落起來；有許多黨員干部利用掌管某一方面行政、人事、財政、物資分配等權利，就以權謀私，搞權錢交易，為了個人的私利，不惜出賣自己革命的靈魂，去出賣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威望，去出賣人民政權和新生的共和國的國家利益。面對這樣嚴竣的現實，毛澤東不能不震怒了。

1950年2月28日，毛澤東訪蘇歸來路過東北哈爾濱，有關領導盛情款待，飯菜十分豐盛。毛澤東無比憤怒，吃了一點點就放下了筷子。他對有關領導干部說：“同志們，我們是人民的公仆，是為人民服務的，如果你們一層一層仿效下去，這么吃起來，在人民群眾中將會有什么影響，你們應重溫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第二天，毛澤東在沈陽召開的一個領導干部會議上又說：“我在哈爾濱提過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陽一看比哈爾濱還厲害。我和恩來不是為了吃喝，搞那么豐盛干什么？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要艱苦奮斗，你們應該作出表率。”[10] 貪由口始。毛澤東對大吃大喝現象極端重視，他帶頭拒絕大吃大喝，堅決反對大吃大喝，為各級領導干部做出了榜樣。毛澤東從批吃喝風開始抓反腐敗，一直為后來歷次反腐倡廉斗爭所采取，并且收效顯著。

四、建國之初毛澤東向腐敗分子殺出了“開國第一刀”

新中國剛剛成立后的1950年3月4日，毛澤東在離開北京88天之后回到中南海。毛澤東在和他的衛士李銀橋的妻子韓桂馨閑談中得知，一位領導干部在香山利用給機關施工之機順便為自己蓋了一幢二層小樓，只是還沒有住進去，毛澤東聽后，臉色變得難看起來。第二天下午，那位領導干部就被“請”到了毛澤東的會客室。毛澤東雙手叉腰，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氣大吼到：“你的派頭真不小呢！我看和過去的帝王將相差不多了！你想當那個劉宗敏，我卻不肯當李自成吶。”那位領導干部被嚇得直冒冷汗，不敢正視毛澤東。毛澤東又劈頭喝問：“你這么干，還配當共產黨的干部嗎？老百姓要戳著我們的脊梁骨罵嗎！我早講過，進城以后不要學李自成，你為么事裝傻？”那位領導干部難為情地說：“主席，我錯了。”毛

澤東說：“你錯了？當初蓋房子不知道錯嗎？我看你是明知故犯，仗著手中有點權，有意拆我的臺。”突然，毛澤東大手一揮，厲聲喝道：“拉出去搶斃！拉出去，拉出去槍斃！”毛澤東依然盛怒道：“我們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來這里享受的，更不許貪污腐化！這樣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這樣下去我們的江山要坐不牢啊！”[11]

1951年11月30日，毛澤東就華北局關于原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和后任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貪污22億元（合人民幣新幣22萬元），其中揮霍3.7億元（劉

1.8億元，張1.9億元）一案對中央的報告作出批示。批示指出，劉青山和張子善“是大貪污犯”。“必須嚴重的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12]毛澤東明確表示：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非殺不可，揮淚斬馬謖，這是萬不得已的事情。[13]隨后，毛澤東毫不留情地批準了對劉、張這兩個犯有貪污罪行的黨的高級干部執行死刑的命令。這是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初反腐敗的第一大案，史稱“開國第一刀”。后人常說“殺了兩個人，管了幾十年”，就是指的這件事。此案至今已過去五十多年，我們耳旁似乎還回鳴著當年打擊腐敗者的槍聲。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表現了高度的政治自覺性、巨大的歷史責任心和魄力；表明了毛澤東從嚴治黨、敢于碰硬的決心和勇氣；表明了毛澤東和我們黨決不會做李自成，決不會放任腐敗現象滋長下去，決不會讓千千萬萬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紅色江山改變顏色。

1951年12月，毛澤東對《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 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稿作了大量重要的修改（不亞于重寫），以中央名義批發了這個決定，并親自領導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毛澤東反復強調：“一切貪污行為必須揭發，按其情節輕重，給以程度不等的處理，從警告、調職、撤職、開除黨籍、判處各種徒刑，直至槍

決。”[14]“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15]要查清一切貪污分子，“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犯，全國可能須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16]“這個問題現在已極嚴重，必須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去進行斗爭，一樣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對待他們”[17]。“大貪污犯是人民的敵人，他們已經不是我們的同志或朋友，故應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將他們肅清，而不應有絲毫的留戀或同情。”[18]“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并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19]。資產階級糖彈的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要“把三反斗爭當作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大戰爭，務必取得勝利”[20]。為了充分發動群眾參加三反斗爭，毛澤東指示：“各地如有需要殺幾個貪污犯才有利于發動群眾，亦可殺幾

個。”[21] 運動中，毛澤東把貪污受賄的干部稱為“老虎”，并把“老虎”分為“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把運動稱為“打虎”、“打老虎”、“捉老虎”。毛澤東號召“打老虎，不要松勁”[22]。對于“1000萬元（合人民幣新幣1000元）以上的貪污犯（即所謂大、中、小老虎）”[23]。“應按其情節分為死刑，死刑緩期，無期徒刑，各種有期徒刑”等[24]。“只要貪污的情

第二篇：毛澤東的歷史教育思想和實踐

毛澤東的歷史教育思想和

實踐

歷史教育，從來就是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與人類走向文明緊密相聯的一種永恒的教育課題。毛澤東的歷史教育思想，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的，有著既不同于傳統歷史教育思想，又不同于西方歷史教育的特征，它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歷史教育思想和實踐，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體系的需要。

一

人類歷史進入階級社會之后，統治階級就把歷史教育作為培養訓練本階級的繼承人以鞏固其統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者，非常重視歷史教育。秦朝至漢朝初年，就設立了“掌通古今”的“博士”官。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博士專掌儒家經學傳授，把孔子修的《春秋》和專門解說《春秋》的“三傳”（即《春秋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等史書奉為儒家主要經典之一，列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學校的必修課。唐朝時，史學和歷史教學空前

繁盛。廿四史中，有1/3成書于唐朝前期。“鑒古知今”，“循古訓”，在中國士大夫中一直奉為公理。縱觀中國古代歷史教育的內容，是儒家學說的附庸。歷史教育的目標，完全是培養忠于封建統治者的人才。

西方近代新興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統治的斗爭中主張改革歷史教育。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盧梭提出：要讓青少年讀自己國家的歷史，使祖國的輝煌業績和著名人物的形象，保留在他們的心靈中，使之成為一個民主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高潮中，資產階級當權者于1893年下達的國家命令中規定：歷史教學內容分為三步，第一、第二步均為革命本身的歷史；第三步是各族概況及法國美術和工業史。

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誕生以后，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和政府就著手討論和制定蘇維埃教育計劃。1920年10月，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指出：“只有用人類創造的一切財富的知識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我們需要用基本事實的知識來發展和增進每個學習者的思考力”[1]，列寧這里所講的“知識”、“基本事實的知識”無疑包括歷史知識。1920年底，列寧在評注一份關于教育工作的提綱時，這樣寫到：

在所有的職業技術學校里增設普通課程

附圖{圖}

列寧這里說的“職業技術學校”相當于我國的初中。列寧強調增設普通課程的設臵，是“為了（使學校——筆者注）不變成培養手藝人的學校”，“避免過早地專業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把歷史學科視為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必不可少的知識素養，是列寧關于教育的一個重要思想。前蘇聯黨和政府接受了列寧的意見。1920年以后歷史學科一直被列為前蘇聯學校的重要課程之一。

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就多次強調學習歷史的重要性。1938年10月，他在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的報告中就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他還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毛澤東的一系列論述，給歷史教學指明了方向。在老解放區的干部教育中，規定了要學習《社會發展史》、《中國現代史》等。在一般學校中，也規定了學習中國歷史。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還規定學習《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這些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歷史教學的濫觴。

二

毛澤東是我國古代文化傳統的杰出繼承者，素以愛讀書、愛學習著稱于世。他讀書廣收博覽，從經史子集到稗官小說，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他幾乎無所不讀。在對中國古籍的閱讀中，毛澤東尤其偏愛史學和古典文學。他從歷史書中學文學，從文學書中學歷史，并巧妙地將其精華運用到自己的著作中，以及革命事業的實踐中。有人統計，已經公開出版的毛澤東著作中，運用古代成語典故的就有2000余處，[3]這就構成了毛澤東歷史教育思想和實踐的一大內容。具體地說，毛澤東的歷史教育思想和實踐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指導中國革命。毛澤東歷史教育思想和實踐的重要目的，是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實現歷史的超越。比如，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他通過總結歷代農民戰爭經驗，特別強調吸取黃巢、李自成等農民起義因為沒有建立根據地

而失敗的教訓，堅決地批判了流寇主義，提出了建立工農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的路線。

為了防止黨內腐敗現象的發生，毛澤東利用歷史上農民起義取得勝利后領袖人物發生腐化和宗派斗爭而導致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告誡全黨要時刻警惕腐敗現象。1944年郭沫若發表了《甲申三百年祭》的歷史文章，毛澤東給予了高度重視。他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4]建國前夕，毛澤東告誡身邊的衛士李銀橋：“小心，不要中了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不要當李自成。”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牢記毛澤東的告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干部教育。毛澤東一向重視干部教育，他的歷史教育實踐，注重從才、德兩個方面對干部進行教育。1958年，毛澤東向羅瑞卿推薦讀《呂蒙傳》說：“呂蒙是行伍出身，沒有文化，很感不便。后來孫權勸他讀書，他接受了勸告，勤讀苦讀，以后當了東吳的統帥。我們現在的高級軍官中，80%～90%都是行伍出身，參加革命后才學文化的，他們不可不讀《周

瑜魯肅呂蒙合傳》。”[6]毛澤東贊賞呂蒙雖然年長仍然發奮讀書的精神，對我軍高級干部提出讀書學習的要求，這對改善我軍的文化結構，提高軍事素質，都起到了推動作用。呂蒙雖然是一位歷史人物，他的讀書精神卻有借鑒意義。

《南史》的《韋睿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睿雅有曠世之度，蒞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澤東在這段話旁批注：“我黨干部應學韋睿作風。”此類批注還有不少，如“躬自調查研究”，“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7]這些稱贊韋睿的話，正是我黨的干部應當學習的。

3.青年教育。毛澤東注意用歷史人物對青年進行教育。1951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毛澤東會見幾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時說，辦學校要重視青年學生的體育鍛煉。不要學《紅樓夢》里的賈寶玉和林黛玉。賈寶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連吃飯、穿衣都要丫頭服待，這種不會勞動的公子哥兒，無論如何是不會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臉。她脆弱，她多病，只好住在瀟湘館，吐血、鬧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們不需要這樣的青年！我們今天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熱情、有干勁的革命青年。

毛澤東認為，青年是國家的精華，民族的至寶，是革命事業的未來和希望。他對青年的期望值很高。1958年5月8日下午，毛澤東在北京懷仁堂講“破除迷信”的問題，一連舉出近40個古今、中外、歷史、神話和現代人物，用以說明“自古以來，發明家、創立新學派的人，開始的時候都是年輕人，學問比較少的，被別人看不起的，被壓迫的”，并以相對肯定的口吻設問：“這是不是個普遍（客觀）規律？不能肯定，還要調查研究。但可以說，多數是如此。”毛澤東對青年人的教育、信任和鼓舞，激勵著全國青年在艱苦的革命道路上奮斗不息，勇往直前。

4.家庭教育。毛澤東在與子女、親屬的團聚和談話中，常常鼓勵他們學好歷史，熱愛祖國。1947年9月12日，毛澤東在《致毛岸英》的信中指出：“你要看歷史小說，明清兩朝人寫的筆記小說（明以前筆記不必多看）”。[8]意在要求毛岸英對中國的歷史，對中國的國情有所了解。毛岸英的愛人劉松林讀書時，有段時間歷史學得不好，毛澤東親自為她開列了學習歷史的書目，指點她從《資治通鑒》、《前漢書》、《后漢書》、《三國志》開始學起。毛澤東的次子毛岸青是在原蘇聯讀書的，毛澤東常常囑咐他多讀些中國歷史方面的書，多了解一些中國的國情。

毛澤東不但對自己的子女教育十分嚴格，還運用《戰國策》中觸龍說趙太后的故事，教育領導干部對子女應作長遠之計，讓他們到艱苦的環境中去磨煉，在實際斗爭中增長才干，不能讓他們“恃無功之尊，無勞之俸”，“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如果我們不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利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7]目前，毛澤東指出的這種危險性并不是不存在。天下為人父母者，作為孩子的“第一任教師”，在家庭教育上，是應該很好地向毛澤東學習的。

5.愛國主義教育。毛澤東繼承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教育的優良傳統，在他的講話里、著作中用愛國主義的事跡、人物鑄造民魂，激勵人民的事例是很多的。1917年11月，毛澤東舉辦湖南第一師范工人夜校時，親自講授歷史。據《夜學日志首卷》記載：“歷史常識毛澤東出席，教歷朝大勢及上古事跡。”“教以歷代之大勢及近年關系最巨之事跡，所以粗養其歷史的觀念及愛國心。”[9]

1937年，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蓬勃興起。為了爭取每一個有良心的炎黃子孫參加民族解放斗爭，毛澤東寫了《祭黃帝文》。他贊美這位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興起過程的神

話祖先：“中華民族，民族軒轅；赫赫始祖，吾華肇造；建此偉業，雄立東方。懿維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區宇以寧。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5]并根據“世變滄桑，中更蹉跌，”的時代形勢，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保衛民族主權的戰斗誓言。

神話傳說中的黃帝，因對華夏民族的統一和進步有著極大的貢獻，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的祖先。在《祭黃帝文》中，毛澤東把對神話先祖的認同、贊美，同他的愛國主義激情和為民族解放而戰的信念，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從而激發了民族生存發展的動力，提高了人們的進取精神。

三

“古為今用”是毛澤東歷史教育思想的主要方法，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援引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言論。在毛澤東的歷史教育思想和實踐中，引用古代思想家的言論有很多。比如，他引用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10]告誡全黨要采取謙虛的態度，無論做什么事都要實事求是。他引用孟子的“取長補短”，[4]教育我們的黨員和干部要以謙虛的

態度，虛心學習別人的優點，以彌補自己的不足。他引用司馬遷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4]并給予新的解釋。從而闡明共產黨人和每個革命者樹立起為革命、為共產主義事業甘愿犧牲自己一切的獻身精神。毛澤東對古代思想家的言論信手拈來，涉筆成趣，這種援引不是原封不動的照抄照搬，而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和選擇來說明馬列主義的理論，并賦予其新的內容，使人感到親切樸實，清新明快，易于被人民閱讀和接受。

2.運用古典文學中的故事。毛澤東歷史教育思想實踐中大量運用了包括古代神話、民間傳說、文學作品、傳統劇目中的故事。比如，他運用京劇《法門寺》里賈桂的故事，[11]批判某些人崇洋媚外的思想，號召人民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強民族自豪感。他借用《聊齋志異》中“狂生夜坐”的故事，[5]教育人民不要怕鬼，要同現實政治斗爭中的敵人針鋒相對。他運用《水滸傳》里林沖等人被“逼上梁山”的故事，[11]說明要發動起對建設方針的研究探討，就必須有一種相當的壓力。毛澤東將中國民眾喜聞樂見、耳熟能詳的故事運用到自己的講話和著作中，使千姿百態的歷史人物栩栩如生，用這些故事去闡發革命道理，寓情于理，寓莊于諧，從而增強了他寫文章和講話的宣傳效果。

3.使用古代的成語典故。古代語言中的成語富有生氣，它集中表達了勞動人民的經驗和智慧。簡潔精煉的成語里，蘊涵著意味雋永的哲理。毛澤東的講話及其著作中使用的古代成語俯拾皆是。在使用中，他賦予古代成語新的意義，古語新用，從而使他的講話和他寫的文章更加新穎別致、情趣盎然。比如，他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上用“愚公移山”[4]來號召全黨同志發揚“愚公精神”，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奮斗，去爭取勝利。他在《致蔡和森等》信中，運用“人心不知足，得隴又望蜀”[8]來說明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帝國主義者、軍國主義者，除非被推翻，是沒有肯自己退出歷史舞臺的。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用“葉公好龍”的典故，揭露蔣介石之流口頭上講革命，實際上是畏懼革命、反對革命的丑惡面目。對成語典故的大量運用，使毛澤東的講話、著作形成了抑揚頓挫、起伏跌宕的獨特風格，引人入勝，發人深省，從而起到了激勵壯志，振聾發聵的重要作用。

1956年，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提出：“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12]，“古為今用”是這一思想的高度概括。無論是在民主革命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都很重視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吸取有益[1][2]下一頁 的營養，充分發揮“古為今用”的作用。難怪歷史學家周谷城曾欽佩地贊嘆：“毛澤東‘古為今用’是沒有人能企及的。”[7]

總之，毛澤東歷史教育思想和實踐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它對提高民族自尊心，促進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當前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如何像毛澤東那樣，用歷史教育來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激發人民的進取精神，加速建設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以說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

收稿日期：1999-10-1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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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

[11]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12]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上一頁[1][2]

第三篇：試論鄧小平對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試論鄧小平對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加強廉政建設，堅決懲治腐敗，是毛澤東建黨學說的一個重要內容。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時期，深刻洞察了各種腐敗現象及其危害，科學地分析了改革開放條件下廉政建設的任務、形勢和特點，系統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黨風建設的歷史經驗，吸收了國外廉政建設的有益經驗，提出了一整套反腐倡廉的原則、方針和措施，形成了完整的反腐倡廉的理論體系，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反腐倡廉的思想，成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共產黨誕生八十七年之際，深人系統地研究鄧小平對毛澤東反腐倡廉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對于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純潔性，進一步貫徹落實江澤民總書記提出的“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從共產黨的宗旨來強調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也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毛澤東要求黨的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強調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⑴顯然，貪污腐敗是同黨和人民政府的性質、宗旨、任務根本不相容的。毛澤東歷來要求共產黨的干部，必須自覺地同封建官僚和國民黨反動派劃清界限，必須作到廉潔奉公，加強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永遠保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本色。

鄧小平繼續和發揚了毛澤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把黨和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鄧小平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利益作為每一個黨員的最高準繩。”⑵針對“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⑶這一事實，一再告誡全黨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堅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檢驗改革開放的實踐的標準。他指出，如果哪個黨組織違背了黨的宗旨，嚴重脫離群眾而又不能堅決改正，就一定會被人民拋棄。腐敗現象從根本上侵害了人民群眾利益，給社會經濟造成極大災難，引起群眾強烈不滿，嚴重影響黨和政府的威信，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反腐敗是人民的心愿和利益所在。為此，他要求第三代領導集體做幾件使人民群眾滿意的事情。鄧小平指出：“我們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這兩件事結合起來，對照起來，就可以使我們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獲得人心。”⑷強調在抓經濟建設的同時，只有堅決反腐倡廉，才能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落在實處。

二、從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高度論述反腐倡廉的緊迫性

毛澤東對黨內腐敗的危害性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指出腐敗現象是反動階級的“最好幫手”，是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主要社會基礎”。解放初期處理劉青山、張子善事件到開展“三反”、“五反”運動，都可以看出毛澤東從客觀上是要把反腐敗“當作一件大事來處理”，強調反腐敗是防止和平演變，防止黨和國家是否變色的戰略問題。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于防止和反對和平演變的思想，強調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和加強廉政建設都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鄧小平根據不同的情況，從歷史的和現實的角度全面剖析了腐敗現象的根源，指出，一方面，有“封建主義殘余影響” ⑸，加上十幾年來，“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⑹，二是新舊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由于領導制度、干部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病日益暴露，主要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⑺而且有的同志對腐敗現象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因此，改革開放過程中會不斷滋生腐敗現象，我們反腐敗斗爭的形勢是嚴峻的，任務是艱巨的。鄧小平認為，當前的腐敗現象無論從形式還是從性質，無論是從范圍還是從數量，無論從手段

還是從危害來看，同五六十年代比，都是非常嚴重的，而且“表現在高級干部身上”,“在中下層干部中也有”⑻。由于在短期內不可能立即徹底改變和消除它賴以滋長的環境和土壤，我們反對腐敗的斗爭不僅是艱巨的，而且是長期的，指出：“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⑼。鄧小平反復強調，如果我們不嚴重注意反腐敗問題，“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末，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⑽，告誡我們，如果“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黨內的高層次的腐敗現象，確實有失敗的危險”。⑾

三、加強黨風建設是反腐倡廉的重要手段

毛澤東把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反腐倡廉的重要思想武器，諄諄告誡全黨，要警惕和防止腐化墮落現象的產生，警惕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為此，他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有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⑿強調要在黨內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辦法。”⒀

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了毛澤東艱苦奮斗、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把反對腐敗現象作為新時期黨風建設的重點。鄧小平強調必須恢復和發揚艱苦樸素、密切聯系群眾、實事求是等優良作風。他指出，為了促進社會風氣的進步，“關鍵是要搞好黨風。”⒁，因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黨是整個社會的表率，黨的各級領導同志又是全黨的表率”⒂。要求“全國的干部．首先是高級干部起模范帶頭作用，把我們黨的艱苦樸素，密切聯系群眾的傳統作風很好地恢復起來，堅持下去。”⒃只有“堅持這個傳統，才能抗住腐敗現象”。

四、實行民主、健全法制是消除腐敗的有效方式

毛澤東指出：“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⒄毛澤東歷來強調要走群眾路線，應把我們的工作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要求黨政干部要遵守法制，運用法律堅決、持久、不留情面地開展反腐敗斗爭。

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于發揚民主，健全法制的思想，摒棄了毛澤東依靠群眾搞政治運動的作法，提出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徑在于制度建設。鑒于過去“群眾運動”的經驗教訓，鄧小平認為，搞大嗚、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敗的產生和蔓延，但住往導致運動的擴大化，打擊面過大，象“三反”、“五反”那樣，易造成許多冤假錯案，傷害了不少人，是不可取的。所以他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間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間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⒅明確指出，“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⒆提出通過法制建設，嚴明法律制度，規范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行為，把反腐倡廉納人法制的軌道，納入群眾的監督，逐步形成一整套較為完善的法律法規機制，就可以使腐敗分子無機可乘，無處逃遁。并要求作到有法必依，執法必產，“不管牽涉到誰，都要按照黨紀、國法查處，要真正抓緊實干，不能手軟。”⒇這是小平同志對我黨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也是根據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實際情況所提出的反腐倡廉的新思路。

五、強調領導千部要帶頭自律，以身作則

率先垂范，廉潔自律，是毛澤東廉政思想與實踐的一大特色。在反腐敗的斗爭中，他十分重視從領導抓起，從自己做起這個問題。毛澤東認為領導機關是領導干部和反腐敗的重點，多次強調要“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的問題，諄諄告誡我們，要預防那些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人在糖彈面前打敗仗，要求廣大干部要加強學習，不斷改造世界觀，廉潔奉公，不謀私利。

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于領導干部要廉潔自律的思想，提出黨的高級干部要作反腐倡廉的帶頭人。鄧小平指出：“為了促進社會風氣的進步，首先必須搞好黨風，特別是要求黨的各級領導以身作則。黨是整個社會的表率，黨的各級領導同志又是全黨的表率。”(21）特別強調“高級干部要帶頭發揚黨的優良傳統”(22）。針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腐敗現象，明確指出：“發揚黨的密切聯系群眾的傳統作風，要靠我們老干部起模范帶頭作用。”(23）同時，鄧小平還強調把廉潔自律與嚴懲腐敗相結合，“越是高級干部，越是名人，他們的違法事件越要抓緊查處，因為這些人影響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處理了，效果也大。”(24）鄧小平還指出，“現在，不正之風很突出，要先從領導干部糾正起。群眾的眼睛都在盯著他們，他們改了，下面就好辦了”。（25)

六、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努力營造反腐倡廉的社會環境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環境是社會實踐的結果。一方面，在社會實踐中，社會環境影響著人的思想和行為；另一方面，人的思想和行為在社會實踐中改變著社會環境。因此，要搞好反腐倡廉，就必須搞好社會實踐，造就良好的社會環境。毛澤東歷來強調黨的干部要在社會實踐中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既要注重抓政治思想工作，又要抓好經濟建設，他要求“所有的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地委書記以及中央各部門的負女同志，都要奮發努力，在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的基礎上，使自己成為精通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專家。”(26）

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下，鄧小平根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了“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27）這既是推進社會健康文明發展和抵制、消除腐敗現象的總方針，也是營造反腐倡廉的社會大環境的需要。在不同的場合里，鄧小平多次提出“兩手抓”的思想，而且要求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是因為只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才能為反腐倡廉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樣，只有堅持反腐倡廉，才能保證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沿著健康的方向發展，才能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密切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毛澤東的反腐倡廉思想，為新的歷史時期反腐倡廉奠定了思想基礎。鄧小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找到了一條能有效地抑制腐敗的重要途徑，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思路，新辦法。當前，只要我們堅持以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武器，認真貫徹落實鄧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就一定會實現小平同志提出的“真正抓緊大有希望”（28），切實端正黨風，把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偉事業全面推向 21 世紀。

注：⑴《毛澤東選集》第三卷811頁。

⑿、⒀、⒁《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40、1097、1481頁。

（26）《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45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一卷257頁。

⑶、⑸、⑺、⑻、⑽、⒁、⒂、⒃、⒅、（21）《鄧小平文選》 第二卷第402、336、327、216、403、46、177、229—230、333、177、215、230、125頁。

⑷、⑹、⑼、⑾、⒆、⒇、（21）、（24）、（27）、（28）《鄧小平平文選》第三卷第314、290、327、313、379、152、152、306、152頁。

第四篇：毛澤東的人口思想和實踐研究座談會方案

毛澤東人口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活動方案

一、活動背景與宗旨

為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20周年，加強學術交流，推動對毛澤東歷史遺產的研究，福建省人口計生委、福建省黨史人物研究會，決定在**聯合舉辦“毛澤東的人口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毛澤東的人口思想是毛澤東關于中國人口問題的理論和觀點的概括,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回顧毛澤東的人口思想，以及實行人口管理的歷程，總結歷史經驗，承繼這一珍貴遺產，對我們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具有重要意義。

二、活動方案

1、活動主題：

收集與整理毛澤東人口思想的文獻資料，找尋與挖掘毛澤東人口思想產生的原因與背景，闡釋與凸現毛澤東人口思想與實踐的內容、核心、實質與特點，評價與標定毛澤東人口思想與實踐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地位，厘清與遵循人口發展的客觀規律。

2、活動時間：2012年12月26日

3、活動地點：*****

4、聯系人：*****

5、參會人員：省內知名黨史專家、人口和社會學專家和人口工 1

作者。

三、討論主題

1、毛澤東的“人是第一可寶貴”的觀點

2、毛澤東是提出“計劃生育”觀點的第一人

3、毛澤東與計劃生育政策——“錯批一人,多生三億”的錯誤認識應予澄清

4、毛澤東的人口分布政策的歷史意義

5、毛澤東的人口全面發展思想

四、經費預算

1、食宿費：

2、交通費：

3、會務費

擬邀請參會的人

１、陳晉：1958年10月生，1987年調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歷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副主任、主任，《黨的文獻》與《文獻與研究》雜志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90年代主要從事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人物研究，并為許多電視紀錄片撰稿。2008年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199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社會兼職有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副會長，全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副會長等。著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文人毛澤東》、《讀毛澤東札記》等。是《大國崛起》電視文獻片總撰稿。

２、劉高平：國防大學，《毛澤東故鄉導游》、《毛澤東故鄉導游》、《雷鋒--一個小兵與一個大國》、《放眼看百色起義》。

３、劉輝：北京軍區政治部，研究毛澤東的學者。

４、王盛澤：《毛澤東信任的醫生傅連暲》、《一生求真：江一真傳》 ５、林強：

６、劉大可：1968年生，男，歷史學博士、文學博士后，現為福建省委黨校副校長，著有《閩西武北的村落文化》、《田野中的地域社會與文化》、《閩臺地域人群與民間信仰研究》、《傳統與變遷:福建民眾的信仰世界》等學術研究專著8部。７、蔣伯英：教授。男，1944年9月出生，江蘇江陰人現任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主任，《黨史研究與教學》雜志主編。兼任福建省中共黨史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現代史學會理事，全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理事。政府特殊津貼享

受者。主要業績：主要從事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研究，著有多部書，并發表50多篇論文，約300萬字。有些成果在國內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其中《閩西蘇區的肅清“社會民主黨”冤案》獲1991年全國中共黨史學會優秀論文二等獎，《鄧子恢》獲1991年全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優秀成果獎，《福建革命史》獲1991年華東地區優秀政治理論圖書一等獎，獲1994年福建省第二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走出困境的毛澤東--土地革命戰爭的歷史報告》獲1998年福建省第三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鄧子恢傳》1998年獲全國黨校系統第二屆優秀成果一等獎。

８、傅柒生：福建上杭人。中共黨員。1989年畢業于廈門大學人類學系考古專業，一直供職于古田會議紀念館。現任古田會議紀念館館長，副研究館員。龍巖市政協委員，閩西作協副主席，閩西博物館協會副會長，福建省中共黨史學會理事，中國通俗文藝研究會理事。1989年開始發表作品。200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散文集《冬韻心曲》，文學傳記《傅柏翠》，紀實文學《軍魂——古田會議紀實》，傳記《八閩開國將軍》叢書（6卷8冊）。

９、練建安：男，福建龍巖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福建省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理事，福建省傳記文學學會副秘書長。現為《福建文學》編輯。主要致力于文學編輯工作、傳記文學創作和客家文化研究。著作有《八閩開國將軍》（6卷8冊，300余萬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出版）主撰稿、《福建籍開國將軍畫傳》（100余萬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主撰稿，電視連續劇《劉亞樓將軍》（中央電視臺1993年首播）第一編劇，著有《抗日將領練惕生》（海峽文藝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一作者）、《回望梁山》（海風出版社2006年出版）、《客刀譜》（海風出版社2008年出版）等。１０、省直機關保衛處長：熱愛毛澤東的干部。

１１、省、市黨史辦干部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