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于蘇東劇變的本質與原因
對于蘇東劇變的本質與原因,國內外專家學者的主要觀點有:
(1)外因決定論,即:主要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外因,使得蘇東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堡壘”從外面被攻破的;
(2)個人決定論,即:戈爾巴喬夫等蘇東各國黨政主要領導人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和罪行,成了修正主義者和叛徒,出賣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有些學者還把蘇東劇變的“老帳”主要記到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斯大林等的身上;
(3)經濟決定論,即:蘇東劇變的根本原因,是沒有把經濟搞好。表現在:劇變之前的幾年中,蘇東各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甚至出現了負增長,效益低下,物價飛漲,財政赤字劇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民族危機;
(4)意識形態決定論,即:①各國沒有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思想僵化,墨守成規,長期陷入嚴重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之中,②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拋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所致;
(5)政黨決定論,即:執政黨沒有把自身的建設搞好,在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等方面出現問題,特別是黨嚴重脫離人民群眾,各種腐敗現象不斷滋生、蔓延,日趨普遍、泛濫。有些學者甚至認為,蘇東各國存在著一個黨政官僚特權集團,這個集團的成員享有各種特權。執政黨建設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腐敗現象的日趨嚴重,引起了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失望、不滿和怨恨,最后葬送了蘇東各國社會主義的大好江山;
(6)模式(體制)決定論,即:蘇東劇變的根本原因是長期固守傳統的蘇聯模式。這一模式在初期基本上適應了各國的歷史條件,使蘇東各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凱歌高進。但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客觀條件的變化,這一模式的弊端逐漸暴露無遺,經濟上權利高度集中,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管理經濟,只要計劃,不要市場,搞平均主義等;政治上實行中央集權,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民主不健全,法制遭踐踏,個人專斷、個人迷信盛行。這些弊端日益窒息了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成為蘇東各國生產力繼續發展的障礙。盡管蘇東各國從20世紀中期就開始了一浪高過一浪的改革,但是,除了南斯拉夫以外,這種改革都沒有從根本上沖破傳統的蘇聯模式。結果拉大了蘇東國家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的差距,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發揮;
(7)三大矛盾決定論,即:蘇聯社會長期存在“過‘左’的路線和過度集中的黨政領導體制同社會主義社會要求大力發展生產力、發展民主與自由的矛盾;黨政官僚特權集團同人民大眾的矛盾;大俄羅斯主義勢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這三大矛盾長期存在,終于導致三個危機,“經濟危機、社會政治危機和民族危機”。三大危機的加劇,造成三個滅亡,“蘇共亡黨,蘇聯亡國,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亡命”;
(8)孤立于全球經濟體系之外決定論,即:斯大林“兩個平行市場”理論的提出和推行,使蘇東各社會主義國家完全與已經相當國際化了的世界經濟割裂開來,而且是與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隔絕開來;
(9)“左”的錯誤決定論,即: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蘇東各國在路線、方針、政策上所犯的一系列“左”的錯誤;
(10)“右”的錯誤決定論,即: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蘇東各國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如拋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指導,奉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味地妥協退讓,對國內反對派和民族分裂勢力反黨、反社會主義及民族分裂活動聽之任之,大搞私有化,放棄黨的領導等;
(11)6對12個原因決定論,即:蘇聯解體有6對12個方面的原因:①內因與外因,以內因為主;②近因與遠因,以近因為主;③深層與淺層,以深層為主;④主觀與客觀,以主觀為主;⑤宏觀與微觀,以宏觀為主;⑥上層與下層,以上層為主。這些原因相互交差、相互滲透、相互作用,最終導致蘇聯的解體;
(12)兩條絕路決定論,即:蘇東劇變的國家走上了兩條絕路:①蘇東各國黨政領導集團長期思想僵化,堅持一套“左“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一切從本本和教條出發,固守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和建立起來的傳統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拒絕改革開放,結果使社會主義喪失了生機和活力,在同資本主義的競爭中敗下陣來,走上了一條絕路;②實行改革開放時,不能科學地評價黨領導人民奮斗的歷史,認識不清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模式(體制)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原則區別,因而在改革舊體制時,連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也予以拋棄,結果從極左跑到極右,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和共產黨的領導,偏離了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最后導致黨垮臺、國家解體或變質、人民遭殃。
啟示: 但實踐證明,我們的領導人是高瞻遠矚的。雖然那代價過于沉重??墒俏覀円涝谀菢右粋€年代,已沒有什么比我們的社會主義主國更重要的了。蘇東聚變還映證了這樣一個道理:在發生重大事件或國家遇到巨大挫折的時候。采取了“聯邦”或“邦聯”制的國家,很可能分崩離析。況且,這兩種制度本身就是不安定的應素,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誰會和我們患難與共呢?而現在臺灣島內大炒特炒的“聯邦”制我們不可放松警惕。我們還要明白:發展是硬道理,把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放在第一位,不搞對抗,不搞軍備競賽,不拉幫結派,時刻嚴防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還有,由于我國是民主集中制的國家,萬一出現了戈爾巴喬夫型的領導人,后果不堪設想。在20世紀70-80年代間蘇聯就曾為領導人的年齡和健康問題大傷腦筋,而我國領導人的年齡問題也不容小覷。因此,我們必須要有有效的監督體制和合理的符合我國國情的民主制度。
第二篇:蘇東劇變觀后感
對“蘇東劇變”有感
我們都知道,上個世紀90年代發生的蘇聯解體與上世紀初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一樣,都是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而后東歐便發生劇變,讓世界的目光全部都集中于此。蘇東劇變,是導致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嚴重挫折,影響當今世界格局、人類未來走向的重大歷史事件。這讓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我,不得不產生深刻的感想。
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發生的突然性和事態發展的快速性,都讓世人感到震驚。為什么作為社會主義發源地的蘇聯,作為當時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會在頃刻間,轟然坍塌于世人面前呢?這確實發人深省??!我們更應該從中獲取教訓。
首先,從當時的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情況就可以知道,這一系列轟動世界的事發生有它發生的必然性。當時,東歐各國共產黨執政后,都照搬蘇聯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蘇聯,蘇聯強使東歐國家在內外政策上同它保持一致。東歐各國實際上沒有取得獨立自主的權利。在經濟上,大多數國家發展緩慢,改革成效不大,同西歐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經濟困難導致經濟危機,誘發政治危機和民族矛盾。在政治上,由于嚴重破壞了民主和法制,東歐各國的黨和政府脫離了群眾。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給東歐國家“松綁”,他的建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和對外政策的“新思維”,推動了東歐各黨的改組、分裂和蛻變。西方國家以貸款、貿易、科技和意識形態滲透等各種手段誘壓東歐國家,促使它們向西方靠攏,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
其次,我們要弄清楚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一、蘇聯劇變的主要原因在于蘇共對馬列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背叛;
二、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不能歸結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
三、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不能歸結為斯大林社會主義體制;
四、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才能認識蘇聯劇變的原因和教訓。在蘇聯解體一個多月之后,1992年鄧小平在中國南方視察的談話中,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做出了如下的簡明概括:“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p>
蘇聯劇變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可以說是兩種不同的改革觀導致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這以鐵一般的事實證明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和教訓之所在。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告誡我們:“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秉h的十七大報告特別強調:“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政治保證。”“要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任何時候都決不能動搖?!币院\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把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注意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改革措施的協調性,作出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重大戰略部署,不斷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第三篇:蘇東劇變觀后感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
—— 《蘇東劇變》觀后感
聽了《蘇東劇變》的講座以后,我想起了《易經》里的一句話: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說的意思是:當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必須通過變革才能促進其繼續、長久的生存下去。
蘇東劇變,從內因上說是當時蘇聯和大多數東歐國家經濟上發展緩慢,改革成效不大,同西歐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經濟困難導致經濟危機,誘發政治危機和民族矛盾。在政治上,由于嚴重破壞了民主和法制,東歐各國的黨和政府脫離了群眾,從而引起蘇聯和東歐各國共產主義制度分裂,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動。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固定的模式,它是一個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新技術革命提出的挑戰和長期形成的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僵化體制,使得改革成為迫切的歷史要求。蘇東國家長期以來未能順應時代要求和國情的發展及時調整政策、進行改革,或者雖然進行過改革的嘗試,但淺嘗輒止、半途而廢。蘇東劇變是蘇聯模式弊端造成的危機積累到一定程度的一次總爆發。
它告訴我們,必須改革,而不能像勃列日涅夫那樣自己不改革還反對別人改革,這個改革必須是符合時代要求的根本改革,而不是對蘇聯模式的修修補補;這個根本改革必須符合本國國情,而不能搞教條代替。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不能及時從體制改革中創造出符合時代要求和本國國情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就會背離科學社會主義的方向,從民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那里去尋找出路。
慶幸的是我們國家在艱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并發展成為世界共產主義的傳播者和領導核心。同樣也告誡我們“動”是世界的本質,只有適時而動國家才能長盛不衰!祝愿祖國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第四篇:蘇東劇變的原因及對我國的啟示
蘇東劇變的原因及對我國的啟示
摘 要: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是20世紀震驚國際社會的重大事件。這一連鎖事件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巨大挫折,其結果直接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的崩塌,社會主義國家由原來的15國縮小為5國,使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蘇東劇變的實質是蘇東各國的社會性質發生改變。這個事件像一把雙刃劍,必然從正反兩方面影響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因此,我們必須歷史地評價蘇東劇變。
關鍵字:蘇東劇變
蘇聯解體
東歐劇變
原因
啟示
蘇東劇變是指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蘇聯及東歐的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等國家的一次重大歷史事件。在這一事件中,蘇東各國執政幾十年的工人階級政黨喪失政權,推行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制度改變性質,被資本主義制度所代替,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作為獨立主權的國家已經不復存在,民主德國也與聯邦德國合二為一。這一事件發生得非常突然,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因此,人們一般把這一事件稱為“蘇東劇變”,也有一些人稱其為“蘇東巨變”。
二十年過去了,國內外的學者已有多種解說,許多學者試圖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多方位的揭示。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引發這些國家社會劇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若只從單個因素和角度進行分析,或把這一重大歷史性事件歸結為某個人或某時的行為,則不足于揭示其爆發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也很難使我們對它有一個全面深刻的認識理解。為了深刻反思蘇東劇變的沉痛教訓,這里再對它進行分析,“以史為鑒”對我們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這一科學社會主義實踐提供更多的啟示和指導。下面分析一下蘇東劇變的原因:
第一,經濟和政治體制方面的原因。蘇聯經濟的衰退,直接體現為生產力水平的下降,這是受生產關系的制約的,而生產關系又集中體現于上層建筑,上層建筑的核心這是政治制度(政黨制度)。活力不足,技術匱乏、效率低下,無一不是僵化制度下的經濟模式所導致;蘇聯工人階級對于執政的“共產黨人”的拋棄也是耐人尋味的,劇變前期,蘇聯的“執政者”已經成為自身的代表,人民生活水平受經濟環境難以提高,社會民主得不到表達,社會運行更是缺少法治,利益無法表達,更沒有被代表,這種“拋棄”也就理所當然,畢竟,人民已經先被拋棄了。而且,東歐大多數國家發展緩慢,改革成效不大,同西歐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經濟困難導致經濟危機,誘發政治危機和民族矛盾。在政治上,由于嚴重破壞了民主和法制,東歐各國的黨和政府脫離了群眾。所以,經濟危機是社會政治全面危機的導火線,是各種社會矛盾積累和深化的結果。
第二,黨的領導體制高度集權和黨的先鋒隊作用日益下降。戈氏的改革方向上無可厚非,人類歷史就是朝著民主、人道的方向前進的,他的過錯更多的在于忽視了政治穩定的重要性而不是對于政治方向的把握。斯大林對于蘇聯的貢獻無可置疑,戰后經濟超越資本主義國家的高速增長可以說明這一點,但是也正是他在任時形成的斯大林模式為蘇聯的衰敗埋下種子,政治的僵化必然為歷史所拋棄,一時的成功模式并非歷史的永恒模式。正是在斯大林時期,蘇聯的政治體制開始質變,過度的集權導致經濟、社會等諸多領域的僵化。原蘇東國家政治體制的高度集權,主要是共產黨領導體制和權力的高度集中。由于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廣大黨員對于共產黨的前途漠不關心。在蘇聯,它的封建專制的歷史傳統諸如過度集權、個人獨裁和個人崇拜、缺乏民主和搞特殊化等等也不斷削弱共產黨的先進性和它的政治威望從而使它在關鍵時刻失去了抵抗力。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的改革又使共產黨主動放棄權力,在當時反社會主義和反共思潮大肆泛濫的劇變時期,不擊而潰。
第三,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作用。社會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對帝國主義的利益形成了巨大障礙,因此顛覆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恢復資本主義統一天下,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積極追求的戰略目標。在最初采用武力手段無法撲滅、扼制社會主義之后,西方國家便開始采取“和平演變”戰略。80年代末,西方國家更是直接插手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內部事務,支持和援助這些國家的內部反動勢力,最終實現了“和平演變”,達到了顛覆社會主義的目的。
蘇東劇變,在沒有硝煙的和平發展時期土崩瓦解,大大震驚了整個世界,它不僅僅使傳統的社會主義成果喪失殆盡,也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但是對于仍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而言,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對豐富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健康發展都有著重要意義。下面是總結的幾點啟示:
第一,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必須堅定地改善和加強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由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決定的,是經過長期斗爭考驗形成的。以馬克思主義原理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 是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只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堅持和捍衛社會主義方向,制定和執行一條正確的符合實際的和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才能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推行全面改革,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大力發展生產力,為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創造條件。
第二,必須用四項基本原則規范和指導改革開放。首先,改革的本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這樣一種質的規定性,決定那種在經濟上搞私有化,在政治上搞西方民主化,在指導思想上搞多元化的傾向,不是改革而是“改向”即改變社會主義方向,或者叫做自由化改革。其實質就是搞和平演變。其次,改革的目的,有三個層次:一是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二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及推進其他事業,三是通過實現最終理想共產主義促進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再次,改革的動力,是人民群眾。如果不把人民群眾作為改革的真正動力即相信和依靠他們,使他們成為改革的主體和主人,而是真正相信和依靠“自由化精英”,那是必定會使改革開放逐漸滑向和平演變的。最后,改革的標準,既包括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于”,也包括他強調的公有制為主體、不導致兩極分化、不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等等。忽視用四項基本原則規范和指導改革,正是在改革問題上產生混亂的基本原因,應該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
第三,必須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胡總書記提出的樹立科學發展觀,重要性在于它正確回答了什么是發展、怎樣抓好發展這樣一個極其重大的問題。今后的實踐,必將進一步證明它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樹立以人為本的新觀念,自然決定我們必須更新以物為本的舊觀念。以物為本,見物不見人,發展下去就會逐漸滑向以資為本,以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為本。在社會主義社會處理人與物的關系時堅持以人為本,處理人與人的關系時必然會以民為本。
第四,蘇東劇變的歷史教訓說明,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關鍵在黨。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必須從保持黨的執政地位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的高度,圍繞“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把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通過鍥而不舍的努力,保證執政的共產黨始終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人民和民族的先鋒隊,始終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鞏固黨的階級基礎與社會基礎,從而獲得人民群眾支持。
由上面分析的原因不難看出,蘇聯東歐放下紅旗,重新選擇社會制度,并不是一開始的革命不應該爆發,而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內外因素合力所至。同樣是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功,從另一方面證明:革命是正確的是不容懷疑的。因此,從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出發,在社會主義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改革必須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對各種自由化思潮和民族分離主義活動,要批判和加以制止,特別是對少數從事反社會主義和分裂統一國家活動的人要堅決打擊。同時,要認清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實質,警惕國際敵對勢力的滲透和破壞活動,對借口人權問題的挑釁活動要堅決回擊??傊磳鴥韧鈹硨萘Φ钠茐暮头至鸦顒?,維護多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統一,堅持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政策,實施科學發展觀是我們建設科學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原則。
參考文獻: [1] 蔣孝山.蘇東劇變的教訓及其對中國執政黨建設的影響[J].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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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蘇東劇變的主要原因和教訓
河北聯合大學
研 究 生 課 程 作 業
課 程 名 稱
政治理論
姓 名
陳 云
學 號 307040180003
任 課 教 師 龔平教授 專 業 學 位 教育碩士
學 科 領 域 教育管理
論文提交日期 2010 年 12 月
西華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四川·南充 二零一零 年 一十二 月
蘇東劇變的主要原因和教訓
陳 云
蘇東劇變是指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蘇聯及東歐的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的一次重大歷史事件。在這一事件中,蘇東各國執政幾十年的工人階級政黨喪失政權,推行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制度改變性質,被資本主義制度所代替。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作為獨立主權的國家已經不復存在,民主德國也與聯邦德國合二為一。從表面上看這一事件發生得非常突然、迅猛、劇烈,像一場大地震,出乎人們的預料之外,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因此,人們一般把這一事件稱為“蘇東劇變”[1]。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蘇東劇變絕非偶然,而是有著深刻的諸多方面的原因。全面、深入地探討這些原因特別是主要原因,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
一、長期推行僵化的經濟體制,嚴重阻礙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高度集中而又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它的特點是一切權力歸中央,中央以行政命令和統一計劃管理經濟,指揮生產。企業沒有自主權,實行單一公有制。排斥商品、價值和市場經濟,不按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辦事。這種體制,在革命和戰爭的特殊年代,曾經起過積極作用,它能保證在最短時間內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起來,解決急需解決的問題。然而,在科技迅猛發展、世界經濟日益走向一體化的和平時期,它就不能適應時代的潮流了。因為它不能充分發揮地方、企業和個人的主動性與積極性,缺乏競爭活力;不能及時進行技術改造,采用新技術,切實提高經濟效益,始終處于一種粗放經營的水平,必然不斷擴大與西方的差距;不能正確及時地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的全面發展,長期壓低消費品生產比例,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調。必然使人民生活得不到進一步改善;不能真正全面地實行對外開放,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謀求生存和發展,必然使經濟由停滯變為落后,陷入困境而難以自拔。從70年代開始,蘇聯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就降了下來,進人80年代,便出現了停滯和危機。蘇聯經濟上不去人民生活搞不好,是蘇聯解體的深層次的終極原因[2]。
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缺乏民主,破壞法制,極大地損壞了社會主義的聲譽
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缺乏民主,破壞法制,極大地損壞了社會主義的聲譽。與上述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治體制,必然使人民的民主權利得不到保障,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并遭破壞,缺少有力的必要的監督機制,個人或少數人獨斷專行,政治弊端不斷出現。在蘇聯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弊端就是個人崇拜和大清洗。3O年代,在蘇聯出現了一個新的造神運動,把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奉若神明,盲目崇拜。與個人崇拜相伴而來的就是大清洗,對于黨內的反對派,政治上或學術上的持不同意見者,以及那些無端被懷疑為有這樣或那樣問題的人,統統當作“反黨”、“異端”、“心腹大患”、“階級敵人”,一律進行大清洗。結果錯殺了一大批人,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諸如此類的政治迫害,在斯大林時代一直是層出不窮、持續不斷的,鬧得廣大干部和群眾人人自危,都處于一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怖氣氛中。后來.雖然赫魯曉夫揭露和批判了這些問題,并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但這些問題在歷史上,在人們心理上造成的負面影響是無法抹去的。蘇聯的解體,從一定意義上說,是為歷史的錯誤付出的沉重代價[3]。
三、民族問題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是蘇東劇變的又一重要原因。蘇聯原有100多個民族,其中俄羅斯族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大俄羅斯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一直未能妥善解決。1922年12月30日建立的蘇聯,雖名為聯邦制國家,是由各民族共和國自愿平等組成的國家聯盟,而實際上是一個高度集中的單一制國家,再加上蘇聯歷屆領導人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失誤,各民族共和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權益受到嚴重侵害,不僅原有的民族矛盾沒有得到解決,反而又使新的民族矛盾積淀下來。在嚴厲的壓制下這些民族矛盾暫時隱伏下來,但聯盟內部缺乏真正的凝聚力。而蘇聯領導人卻盲目樂觀地認為:“蘇聯的民族問題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提出“公開性,民主化”的口號,引發了原來潛藏著的民族矛盾,這些民族矛盾在國內日益加劇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又進一步發展成為民族危機。民族分裂主義到處泛濫,各民族共和國爭相獨立,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蘇聯,頃刻間一分為十五,不復存在[4]。
四、蘇東劇變中的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 1.客觀原因。顯而易見,蘇聯劇變、解體的客觀因素首先在于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對象本身,即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及其對蘇共領導人本身思維方式、行為能力以及整個社會意識的長期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斯大林式的蘇聯政治經濟體制的堅固性、保守性、排它性決定了對其進行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必然會遭到重重阻力。第二,在蘇聯政治體制中蘇共的特殊地位,它含義上是政黨,實質上是國家政權組織,這種政黨合一的體制,使蘇共肩負著多重任務,一是維系聯盟國家的支柱-蘇共的瓦解必將直接導致國家政權的失控,造成社會制度的劇變,隨后便是聯盟國家的解體。第三,依靠原有體制下干部任命制度和由此產生的各級干部來改革這種體制、革新這種體制下的干部隊伍,這兩者之間本身就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的發展導致“體制外”的干部隊伍逐漸成熟并成為蘇共的直接競爭對手。第四,以往蘇聯社會主義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思想基礎成為“改革”的對象之一,統一的意識形態和共同奮斗目標的喪失使社會迷失了方向。2.主觀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第一,蘇共領導人雖然一再強調改革需要“新思維”,然而從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提出到實際運作過程來看,他們在思想方法上還是沿襲了蘇共歷屆領導人的傳統:急躁冒進、理論脫離實際、理論超越實際、唯意志論盛行。第二,在整個改革過程中,蘇共領導人熱衷于國際舞臺上的頻頻亮相和國內政治領域層出不窮的新舉措、新方案,而缺乏將每一項具體改革步驟貫徹始終的決心和毅力。第三,由于對改革的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估計不足,蘇共領導人在改革的前期充滿盲目樂觀情緒,認為通過改革可以一下子解決多年積累的問題,使國家經濟迅速扭轉劣勢,走向繁榮。第四,宣傳上、口頭上大談民主,時而以集體討論、集體決定為借口,推卸領導責任,優柔寡斷,時而獨斷專行、一言堂、聽不進不同意見,這在蘇共領導人,特別是戈爾巴喬夫身上表現尤為突出。第五,蘇共領導人熱衷于“理論上”的創新、突破,過分迷信民主,被民主束縛住手腳,在關鍵時刻缺乏果斷行動。第六,在政治改革的突破口的選擇、改革任務的次序、改革的速度等一系列實際操作問題上存在著一些問題[5]。
可見,蘇聯和東歐國家政局發生劇變,社會制度由社會主義演變為資本主義,并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放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證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蘇東劇變是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曲折,它改變不了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經歷了蘇東劇變主義的歷史事件,國際無產階級增加了政治經驗,必將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偉大勝利準備條件。對此,我們充滿信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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