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由于歷史的原因

（五）由于歷史的原因，進城務工農民工的居住環境、居住條件相對較差。為了解決進城務工農民工住房難的問題，對此我們結合縣情，按照縣政府“十二五”發展規劃，會同住建部門對進城務工農民工的居住情況進行調研，拿出具體改善措施及方案，逐步將在我縣就業、符合條件的農民工納入住房保障體系。由政府統一規劃出資建設廉租房，現已建設廉租房3棟144戶，建筑面積6480平方米。同時對建筑施工單位在施工現場生活區內設置臨時集體宿舍的，要求其臨時宿舍室內凈高不得低于2.5米，要設置開啟式窗戶，地面使用磚或者水泥鋪裝，保持室內清潔、通風良好；每間內不得超過20人且統一使用鋼管式單人床，每人床鋪面積不小于2平方米。努力改善建筑施工企業農民工住宿條件。

（六）為加強農民工其他服務，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全面落實縣政府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接收農民工同住子女入學，并免除專門加收借讀費的政策。我們與縣教育部門達成共識，認真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在我縣的農民工只要提供農村戶籍證明和與單位簽訂的勞動合同證明，簡化入學手續，子女即可免費入學。同時對外出務工人員困難家庭的留守學生給予資助，今年我們積極主動向市人社局爭取企業資助農村留守中學生助學金項目，成功爭取到由青島太平洋恩利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助學金15萬元，于12月15日為300名困難家庭留守中學生發放了每人500員的助學

金。我們積極會同衛生疾病防控、安全生產、教育等部門，開展職業病防控和流動兒童免疫工作，督促企業按規定配備安全生產和職業病防護設施，加強對農民工職業健康監護工作和監督檢查，對職業病多發行業和從事可能產生職業危害作業的勞動者進行健康檢查，切實保障農民工職業安全衛生權益。同時督促各個學校建立衛生防疫措施，定期為流動兒童開展疾病防治工作。加強農民工計劃生育管理，我們高度重視農民工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工作，建立和實行以輸入地為主，輸出地和輸入地協調配合的農民工計劃生育管理服務體制。積極為農民工提供免費服務，將農民工計生工作納入輸入地計生經常性管理和服務范圍，給農民工免費辦理《流動人口婚育證明》、免費提供國家規定的農民工避孕節育手術和避孕藥具，堅決治理強迫流動生育年齡婦女近鄉孕檢、跨地設站孕檢和“搭車”亂收費的現象，受到了廣大農民工的歡迎。為進一步豐富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強對農民工的人文關懷，我們督促用人單位建立文化娛樂場所，安裝體育健身器材，尤其是農民工較集中的建筑施工、制磚等用人單位，要求其訂購報紙書刊、買電視裝電腦，讓農民工在業余時間能看到報紙看到電視，能上網，建國磚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近幾年，我縣很多企業把開展農民工文化活動作為展示企業形象，提高企業知名度的重要舉措。連續舉辦了“信合杯”、“昌鴻杯”籃球賽和卡拉OK大賽，這些以農

民工為主的文體活動的開展，不僅宣傳了企業本身，也促進了農民工文化活動的深入開展，形成了“周周有活動，月月有演出，節日有慶典，人人都參與”的生動場景，極大地豐富了農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創造了一片精神文明的新天地。

（七）農民工是縣域經濟發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在縣城務工較穩定的就有1萬余人，為使這一農民工群體融入城鎮生活，結合我縣城鎮化建設總體規劃，放寬落戶城鎮條件的政策，充分尊重農民工本人意愿，對愿意在城鎮落戶的農民工且符合落戶條件的在城鎮落戶并享有城鎮居民同等權益。讓農民工盡快實現由職業的轉變到身份的轉變，讓農民帶著土地派生利益進城就業安家。

(八)加強農民工工作機制建設。我們在縣、鄉鎮兩級分別成立了“農民工創業培訓指導中心”；成立了由勞動保障、農業、教育、建設、財政等部門負責人為成員的農民工培訓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形成了“政府統籌、各方參與、積極推動”的工作格局；建立了縣、鄉鎮、村三級外出人員就業工作領導體系，在11個鄉鎮（區）分別設立了農民工監測點，建立農民工就業信息臺帳。強化農民工就業服務機制建設。堅持高起點規劃、高質量建設、高層次配套的原則，把市人力資源市場建設成為功能最為完善、信息化程度高的市場，提供職業介紹、職業指導、技能培訓、失業保險、勞

動保障事務代理和勞務輸出、勞務派遣等多項服務。在縣建立了人力資源市場，在全縣各街道、鄉鎮建立了勞動保障事務所，在全市社區建立了勞動保障工作平臺，形成了縣、街道（鄉鎮）社區和村四級就業再就業服務體系。從鄉鎮、行政村實際出發，嚴格按照勞動保障部門“六到位”的要求，立足現有基礎條件，有計劃、分步驟地推進鄉鎮、行政村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平臺建設。目前，全縣11個鄉鎮都建立勞動保障事務所、4個社區都建立勞動保障工作站，形成了縣、鄉鎮、社區和村四級就業再就業服務體系，從而實現全縣公共就業及社會保障服務體系向農村覆蓋，推進農民工工作。為提供更加快捷優質的服務，暢通農民工就業信息渠道，我們在充分發揮有形市場發布信息的同時，積極發揮就業平臺作用，全面搜集和發布適合農民工的就業信息，根據崗位需求情況，為各類農民工量身定制信息，并定期向社會發布，為農民工提供貼心服務。

第二篇：歷史——經濟危機的原因

經濟危機的原因：

（1）具體原因：

1)國民貧富差距擴大，限制了社會實際消費能力的增長，是導致供需矛盾擴大的主要原因。

2)分期付款和銀行信貸，刺激了經濟的虛假繁榮。

3)資本家盲目擴大生產，使供需矛盾尖銳化。

4)股票投機過度，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

(2)直接原因：

資本主義生產和銷售的矛盾.（3）根本原因：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

經濟危機的特點

（1）經濟危機的時間長。

（2）破壞特別大

（3）范圍特別廣

經濟危機的影響

（1）危機加深了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危機。

①廣大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狀況，示威游行和罷工斗爭不斷；

②德國法西斯勢力興風作浪，政治猛增；日本法西斯勢力抬頭。

（2）加劇了世界緊張局勢。

① 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加緊在國際市場上的爭奪，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

② 使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

③ 導致國際格局發生巨變，德、意、日走上法西斯道路。

第三篇：日本人自殺的歷史原因

日本人自殺的歷史原因

自殺是人類社會不可回避的一種文化現象，引起自殺的原因是隱藏在其背后的深層的文化因素。日本的自殺行為蘊含了大量的利己性因素，進而形成獨特的“唯美主義”(日語為“耽美”)的概念。干凈秀美的風光、“剎那寂滅”的櫻花，在日本國民心里象征著格外美麗的死亡。日本人崇尚自殺，在自殺者彌留之際，能體驗到一種人格的升華和一種慷慨凄涼的滿足。

現代日本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盡管人們常常把原因歸結為過重的生活壓力和人們拘謹的性格，但是文化的作用從來不可低估，尤其是人們對櫻花“寂滅”的迷戀，更加促進了他們自殺行為的發生。人們會發現，現代日本人的自殺行為的出現往往不是由于具體事件引起的，而是由于人們充滿了對生命本身的凄楚之感。

讓我們從日本的歷史文化背景了解其中的原因。(一)“切腹”的歷史文化背景

日本人的切腹自殺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甚至被當做一種奇特的文化現象。日本的“剖腹”一詞最早出現于平源時代，即11世紀末到12世紀末，與漢字同義。日本永祚元年(公元989年)，官軍逮捕盜賊藤原義，藤原在被捕前用刀剖開腹部，用刀尖挑起內臟向官軍扔去。此后，這一事件被人們認為是日本人切腹惡習的起源。

日本元弘二年(1333年)，倒幕運動高漲，醍醐天皇命足利尊氏圍攻京都；守城的北條仲時和時益逃出京都重圍后，北條仲時看到大勢已去，在近江的番場切腹自殺，家臣糟屋宗秋隨即也切腹自決，接著部下432人一齊切腹，橫尸滿園，血流成河，這樣駭人的集體自殺，打破了日本自殺歷史的記錄。

到江戶時期(公元17世紀)，切腹幾乎成為上層武士選擇死亡的唯一方式，形成了一整套的剖腹儀式和方法。日本人的“剖腹”也叫“切腹”、“割腹”、“腹切”、“屠腹”，這種自殺方式是最不容易致死而又極其痛苦的方法。

(二)武士之道——知死之道

日本武士道精神，在大量的典籍中流傳最廣的一本書就是《葉隱》。《葉隱》歷來被奉為武士的手冊，書里面最著名的一句話是：武士之道，即知死之道，死亡之道。就是知道自己什么時候應該死、怎么死之道，為別人發現了自己的失敗而死，并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由此引申出武士們的信條：無畏的勇氣，無條件的服從，對死亡的蔑視。

為何日本武士自殺單單選中了剖腹呢?這是因為，古老的日本人認為，一個人的“魂在腹中”，腹部是精神的歸宿，集中了人的心、思想、勇氣和意志；由此也引申出“肚量”和“肚才”的日語，形容有精神修養、道德高尚的人。日本人將腹部視為靈魂所在之處，是孕育精神的地方，是情感存在的源泉。剖開自己腹部就意味著公開自己的內心，證明自己的襟懷坦蕩。《武士道》一書寫著：“打開靈魂之窗，請君看，是紅是黑，請君公斷。”就是日本武士用剖腹表示最真誠的最鄭重的死亡。同時，腹部也是人體正面最薄弱的部位，剖腹自殺因為不能一下子致死，會更加痛苦，沒有必死的勇氣是不敢為之的，在腹部動刀子正可以顯示出武士的勇敢和不懼怕死亡。所以武士道認為，剖腹自殺最能體現忠心、勇敢和意志，因此他們就把這種自殺方式視為英雄的壯舉。既然剖腹并非自殺的理想方式，那么日本武士選擇剖腹就不僅僅是為了求死而已，而是故意將此當做承受劇烈痛苦的死亡藝術。據日本有關記載，一個人在剖 腹自殺時若無“介錯人”即別人的幫忙，最快斃命也需要6小時以上，有的長達72小時才能血盡而死。

武士剖腹，還包含著一種對死亡的美化。江戶時代出現過不少描寫剖腹自殺的書籍對剖腹加以贊美，將剖腹稱為“壯絕”、死亡之美，認為愈能忍受痛苦則愈美，愈是凄慘就愈壯烈。當然，這種死亡之美全是由于它的殘酷，圍觀的人們把剖腹后的長時間流血譽為美談，甚至出現了歌頌剖腹自殺的“自殺美學”。正因為剖腹自殺在武士眼里的崇高，所以它也成為日本武士處理和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比如，在戰場上被俘后免遭受辱的剖腹自盡，為主子殉死盡忠追隨主子而去的“追腹”，受到譴責表示負責或謝罪的“詰腹”自盡，等等，這種武士道精神一直為統治階級所推崇。自明治初期開始，切腹被認為是“大和魂”的中心。

1945年8月15日凌晨4點，就在日本天皇發出帝國投降詔書的前幾個小時，日本的陸軍大臣阿南惟幾大將將全身披掛起來，在胸前戴上各種各樣的在他戎馬生涯中獲得的獎章、勛章，外面再罩上一件白色的襯衫，獨自步入走廊，面對皇宮的方向坐下，這個時候，月華如練，月光在劍鋒上婆娑起舞，美得冷艷驚心。阿南惟幾握劍，先刺進左腹，然后又劃向右腹，又往上挑起。這種手法是體現武士道精神的一種經典的自殺手法，他劃到這里的時候劃不下去了，然后他把這支劍抽出來又劃向脖子，希望把頸動脈割斷。這個時候他的內弟在旁邊，聽見他的呻吟，就問他需不需要幫忙，阿南惟幾講：不要你幫忙，我自己來。然后他的內弟準備走開，當他看到阿南惟幾實在不能完成，就回過頭來，拔出自己的劍，朝著阿南惟幾劈過去，阿南惟幾就這樣死了。在當日中午，日本天皇皇宮外，用細小的鵝卵石鋪的廣場上，十幾萬人黑壓壓地跪倒一片，一片片的哭泣聲像陰云一樣久久不能散開，盤旋在宮城的高大的城墻上和護城河上。人們的痛哭聲，不斷地被手槍的射擊聲所打斷，這是其中的軍官在開槍自殺，也有很多人在默默地剖腹自殺。在這一天，還有很多不在廣場上的老百姓，全家老小三代，共同自刎；還有東京郊區的小學，聽到天皇宣布投降詔書以后，校長帶領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全部投河。僅從這一天，我們就可以感受日本豐富的文化信息及日本這個民族的性格特征。可以說，武士道精神，它不僅屬于日本軍隊，而且也滲透了普通日本人的肉體和靈魂。

日本獨有的這種切腹自殺方式，其特點是不求速死，而求痛苦；不求簡單，而求儀式。切腹其意蘊既包含了男性化的剛烈，又有著女性化的自戀。切腹就是人們顯示自己真心的一種手段，也是最后對自己的確認方式。

日本人這種獨特的生死觀及選擇死亡的方式還與他們所篤信的宗教信仰密不可分。佛教所宣稱的“渚行無常、盛者必衰”，凈土宗所提倡的“厭離穢土、欣求凈土”，禪宗所強調的對生死的頓悟等，這一切都使日本人深感人生的無常，對死亡抱著較為超脫和豁達的態度。他們認為生是死的轉化，死是生的延續，因而他們視死如歸、以死為美。就像他們對櫻花的喜愛一樣，櫻花綻放時絢麗多姿異常美麗，凋零時瞬間散去毫不留戀，我們從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對生死的徹悟。

（三）日本人的“物哀美”的觀念

“死亡是生命的最高虛無，虛無又是精神的最高的懸浮狀態，是接近宗教和詩歌境界的，因此死亡代表了一種精神的美和靈魂的升華”。

在某些藝術家的思維邏輯里，死亡代表了一種詩意般的精神存在方式。日本現代作家川端康成“對于死，仿佛比對生更了解”，他體悟到“生即是死，死中有生”，“在日文里，‘悲哀’與美是相通的詞”。川端在出生兩年后其父去世，一年后其母又撒手仙逝，7歲時祖母又不幸離世，三年后姐姐又撒手人寰，10歲那年他唯一的親人——祖父也終棄他而去。從他的人生經歷中可以看出，不幸的家庭經歷孕育了藝術家近乎病態的心理，使他對生存與死亡有著極度敏感的反應，也驅使他沉湎于生與死的藝術意境，從而使他成為璀璨奪目的美學奇葩。死亡在川端康成的審美邏輯里是最高的悲哀美。他還追求所謂云游虛幻夢境的新感覺主義的審美觀，虛幻代表美的至高存在，也是人的心靈純粹的瞬間印象，它趨向空靈的哀愁。這種哀愁象征愛的無常和愛的多種可能，只有死才是精神與美的共同的終極歸宿。在川端康成的藝術思維空間里，美與死同屬一個潛在的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而他的藝術作品，死亡均被浸染了玄妙神秘、哀艷如夢的美。

川端康成的經歷使人們領悟到，體驗過親人的死亡與家庭變故的藝術家，更偏愛表現生存與死亡這個永恒的主題。這種凄美在日本被發揚光大并大量地運用到利己性自殺中，進而形成獨特的“唯美主義”(日語為“耽美”)的概念。干凈秀美的風光、“剎那寂滅”的櫻花，在日本國民的心里象征著格外美麗的死亡。一般一棵櫻花樹從開花到凋謝僅有三五天壽命，因此日本人常常從積極意義上慕其璀璨一時，借此贊嘆人生雖短，若有一段輝煌的經歷也就不枉來人世一趟了。這種心理在日本延續千年，至今仍被人崇尚，“急流勇退”、“剖腹自殺”等，無不是它的具體表現。有的日本人則從其消極意義上哀嘆璀璨一時卻“剎那寂滅”，借喻人生短暫，抒發厭世情緒。日本現代著名女詩人茨木則子寫過一首題為《櫻花》的詩，在詩的最后寫道：“信步在繽紛的落英下／瞬間／我有如名僧頓悟／唯有死才是常態／生不過是可憐的海市蜃樓。”

這首詩對山水景物的審美觀照，流露出作者對生命的短暫和死亡的永恒的憂愁情緒，并以對山水的心神向往之樂沖淡對死亡的恐懼和焦慮，將死亡意識隱藏或消解于自然美景之中。這一方面透出作者對于死亡的解脫，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對死亡的情感回避和審美觀，作者似乎用“檻外人”的淡泊的目光靜觀死亡，置身于幽美奇麗的山水之中，與死神保持一定的審美距離，盡管死亡的陰影間或襲上人的心頭，給人帶來憂思和煩惱，但死亡的愁云被大自然的風花雪月、鳥語花香所驅趕，心靈終究在山水美景中找到超越時間的永恒的休憩的家園。

（四）自卑的處世哲學

日本人在世人面前有高傲自大的一面，同時也存在著嚴重的自卑心理和危機意識。日本人自卑心理的突出表現就是自殺。美國的日本問題學者羅伯特·C，克里斯托弗認為，自殺對于日本人來講，是為了讓與自己自殺行為相關的人員有自責感并受到嚴厲的道德譴責。

在世界范圍內，日本人的自殺率堪稱世界第一，每年自殺的人數已經超過交通事故死亡的數量。就自殺動機而言，日本人的自卑可謂是自殺的最為主要的原因之一。許多日本人不喜歡與人交流、溝通，喜歡鉆牛角尖，而且內心孤獨、苦悶不能自拔。他們普遍的總是把痛苦藏在心里，一點小事想來想去不能釋懷，故有“曖昧的日本人”的說法。日本人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要給別人添麻煩，與不認識的人少搭話，對認識的人要客氣。這種處世哲學使他們對人性惡的一面感到絕望和無奈，對背叛自己的親人、朋友或知己就會憎恨和嘲諷，同時對于自己做出了一些對不起親人、朋友的錯事就以自殺來表示懺悔和補償。例如，前面提到的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三島由紀夫等人，他們盡管走到了自己事業的巔峰，還是選擇了以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的一生；再如，2005年禽流感盛行一時，日本一家養雞場的主人起初隱瞞疫情，被發現后夫婦兩人當晚在家里雙雙自盡以圖謝罪。近年來隨著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們利用網絡傳遞感情的機會增多，在日本“自殺網站”也應運而生，許多根本不相識的人，而且職業、年齡、性別也不相同，只是在網上交流后，就約定在某處集體自盡。

在日本人自卑的眾多原因中，也有自然環境帶來的原因。自然環境方面的原因包括地理位置的孤獨、島國資源的匱乏、人多地少，好像有種被世界拋棄在海角天涯的孤獨感，在大和民族的生存心理上就布下了一種被稱之為島國焦灼的情結。地震、臺風、海嘯、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經常會有人被奪去鮮活的生命，因而浮生如夢的思想在日本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另外，日本人自卑也有人為方面的諸多原因，表現在人際交往上就感到內心孤獨，從而產生苦悶、絕望、沒有自信和無奈等情緒。日本人自卑的原因有種種，而自卑所導致的最終結果幾乎相同，那就是選擇自殺以求解脫。

總結：日本學者加藤周一指出：“自殺的主題，在日本文化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日本人認為，自殺是一種有著明確目的的高尚行為，在某些場合，為了履行對名譽的“義理”(就是使名譽不受玷污的義務)，自殺是理應采取的最高尚的行為，在捐獻生命之際，人們能體驗到一種慷慨凄涼的道德升華。二戰時期的日本政要重光葵宣稱：“人類即使作為一個人或一個國家，有不少場合，為了名譽，在生死之間選擇了死，所以在精神上就有了與其依靠生，不如依靠死來求生存的場合。我們日本人對這一點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日本的自殺風氣有著獨特的歷史文化因素。在日本文化和歷史核心中，本身就存在一種追尋自我毀滅的傳統。日本人崇尚自殺，他們認為自殺是一種有著明確目的的高尚行為：死是生之延續，死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修身律己的體現。在捐獻生命之際，能體驗到一種道德升華的慷慨凄涼的滿足，同時也顯示了他們對人生的絕望和無奈。

第四篇：淺談關于我國掛靠歷史原因及掛靠企業歷史

淺談關于我國掛靠歷史原因及掛靠企業歷史

1.已有的研究

由于歷史原因，在我國城鎮集體企業群體中，一些非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單位)、社會團體或個人，在投資舉辦企業初期或發展過程中，為享受國家有關集體企業的優惠政策，或為取得有關的生產和經營資格，或為保持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的信譽，或為便于獲取有關證明材料，或因原主管部門及單位取消、變更等原因，在各地區、各部門形成了數量較多的“掛靠”集體企業。(財政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國家經貿委、國家稅務總局，1998)

按照這些研究者的觀點，“掛靠”企業是所有制相混淆的企業，換言之是“名實不副”的。以下的論述具有代表性：

“掛靠”企業，主要是指個人企業、合伙企業等具有私營經濟性質的經濟實體，掛靠到集體或全民性質的單位或其主管部門;以轉換所有制性質，求得經濟利益上的好處。“掛靠”企業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它不是以企業自身本來的經濟成分性質來確定其法律地位，而是以被其掛靠單位的經濟性質來確定其法律地位。比如本來屬于私營企業，通過掛靠變為集體所有制企業。這種名不副實的現象，不僅嚴重破壞了國家對不同經濟性質的企業的法律規定，規避了國家的稅收、貸款政策，而且模糊了企業的產權歸屬，損害了企業的財產權利。

但是，上述理解如果成立的話，我們就無法理解同樣來自政府部門的另外一些文件——很明顯，這里講的“掛靠”企業是集體所有制：

雖然很多集體科技企業是在不要國家編制、不要國家經費、自籌資金、自愿組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仍要找一個“婆婆”作為主管或主辦單位，否則就無法開辦企業。這些主管、主辦單位對集體科技企業或根本沒有投入，或在創辦時撥入資金創辦后立即抽走，因而與企業并無實質性資產關系，更不承擔企業的經營風險。此即通常所稱的“掛靠”的關系。(國家科委政策法規與體制改革司，2001)

——而并非所有的情況下政府當局都不給“掛靠”企業合法地位。如：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不斷發現部屬單位所辦的個別公司、企業及其子公司、聯營、掛靠單位以公安部名義從事經營活動和進行廣告宣傳，在招牌上的公司企業名稱前冠以?公安部?字樣。……本通知請有關局級單位轉發至所屬公司、企業及其子公司、聯營、掛靠單位遵照執行，存在這類行為的要立即制止。(公安部，1993)

按照慣例，文件“轉發”一般只能在系統內部才能進行，與國家機關無關的企業沒有接受政府部門文件的資格，更不用說政府對之持否定態度的企業了。可見這里“掛靠單位”乃是一合法主體;甚至可以推論這些“掛靠單位”和國家機關必定保持著相當的聯系，否則“遵照執行”就無從說起了。可以謹慎地推論，這份中央國家機關文件所指的“掛靠單位”是作為合法的主體存在的。類似的還有：掛靠在軍隊、武警部隊和政法機關及其所屬單位的企業，必須解除掛靠關系。(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9)還有的文件僅指出“掛靠”企業的違法性，并不強調打擊行動的所有制依據：

判定整頓和規范建筑市場秩序是否取得明顯成效的主要標準是：……規避招標、招投標弄虛作假和轉包、違法分包、掛靠等違法行為是否得到有效整治……(建設部，2003)可能被爭辯的一點是，上述文件并非專門針對“掛靠”問題，從而沒有代表性。但明確把“掛靠”企業作為一項正式工作內容的政府文件也不罕見，如：7月15日至16日喀什地區召開經貿工作座談會。……會議指出，喀什經自治區批準(包括兵團農三師)的邊貿公司已達34家，全區有500多家企業掛靠邊貿公司，“掛靠”企業和成員遍及各行各業，國有、集體、個體;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大辦經貿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更多關于2013年最新掛靠行情請聯 系 建易網 陳 先 生 ? *** QQ 1465336908

在有些文件中，“掛靠”企業非但看不出是被政府部門否定的，反而可以讀出完全相反的內容——“掛靠”企業簡直是因政府大力推行而制造出來的：

對經營能力差，安全管理薄弱的個體私營業戶，推行“掛靠”管理，即把個體私營業戶納入經審查具備豐富管理經驗和資質等級較高的運輸企業統一經營管理，建立安全預防機制，增強承擔民事責任能力。

初步閱讀之后，我們得到的是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實：與研究者依據的定義相矛盾的是，除了非集體所有制的“掛靠”企業，還有集體所有制的“掛靠”企業;官方的態度有時是嚴厲禁止，有時又是容許甚至鼓勵。沒有官方機構出面來解釋這些矛盾的用法或提出修正，研究者也沒有給出能夠容納這些矛盾的新定義。

2.“掛靠”企業的歷史

2.1“掛靠”企業用法的出現——計劃體制語境中的“掛靠”企業

最早一份正式提及“掛靠”企業的公開法律文件是《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執行<工商企業名稱登記管理暫行規定>若干問題的意見》(1985)。

冠“分公司”名稱的，必須有隸屬的上級公司機構，方可準予登記。凡采取松散的掛靠形式的，其掛靠的分公司不得冠以總公司的名稱。總公司所屬分公司的下屬企業不得冠總公司的名稱。

此處所謂“掛靠”的背景是我國當時的公司發起制度：公司專指國有或集體所有的經濟組織，它們中所有的國有公司、絕大部分集體所有公司都是由“主管部門”給予發起許可的(方流芳，1992：55-64)。當新設立的公司與其行業主管部門并非直接隸屬，并且將這種公司與一般意義上的分公司區分開來有現實意義的時候，官員們似乎不經意的創造了“掛靠的分公司”的表達。

“掛靠的分公司”是一個新創造的語詞，但是“這里的?創造?，不是說人們隨手拾起了這個名詞，又隨便使用它，而是在限定條件下的創造”(方流芳，2000)。官員們早已在某些公文的表達中習慣了“掛靠”的用法：例如黨員必須掛靠黨組織、社會團體必須掛靠政府機構等。所有這些“掛靠”都表達了同樣的含義：不依附另一個合法性勿庸置疑的主體，“掛靠”者就不能合法存在。雖然企業還從未有過“掛靠”的說法，但是面對借助“總公司”才能取得其合法地位的企業，官員們不難將稔熟的“掛靠”與之聯系在一起。于是，“掛靠的分公司”這一表達就自然而然出現了。

這個用法顯得如此自然，以致人們沒有從中意識到什么新的東西。“掛靠”的是分公司，而不再是學會、事業單位，似乎沒有產生任何有實質意義的不同。究其原因，我們就必須討論當時(1985年)的“公司”的性質：在“精簡政府機構”的運動中，相當一部分主管部門改名為“公司”，它們實際上只是“垂直系統內的一個承上啟下的主管部門”(方流芳，1992：55-64)，無論“行政性公司”還是“試點的企業性公司”，都只是國家權力的延伸。“掛靠”的分公司和“掛靠”的其他單位如事業單位、學會相比，沒有任何值得讓人驚奇的特質。因為“公司與承擔政府經濟職能的其他行政機構只有名稱上的差別——它們同是縱向權力系統中的一級階梯，既是?下屬單位?所依附的?主管部門?，又是受?上級主管部門?統轄的?下屬單位?”(方流芳，1994)。把企業從其他作為國家權力載體的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中區分出來并沒有實際意義。由此，“掛靠的分公司”的用法所強調不是分公司而是“掛靠”。因為，“掛靠”與否標志著公司與國家權力系統或緊或松的聯結，而這意味著實實在在的差別。

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掛靠”企業一詞強調的是機構和主管部門之間的聯系——每一個機構都應當有一個主管部門，機構的合法性存在于它和主管部門的聯結之中。換言之，沒有主管部門的組織不能合法存在——這是最權威的無字的法律。

2.2“掛靠”企業意義的嬗變——所有制語境中的“掛靠”企業

1987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處理個體、合伙經營及私營企業領有集體企業<營業執照>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1987年通知”)里出現的“掛靠”企業增加了更多的信息。上述“聯結”的意義固然還在，但不再局限于該含義。在“掛靠”企業的內涵中新出現的一個語詞是“所有制”。

近年來，有些地方在企業登記工作中，審查不夠嚴格，將某些個人投資、家庭投資、合伙人投資的私人經營的工商業定為集體企業，將一些國營或集體單位以下屬企業名義代私人經營者申請登記的定為集體企業，有的還把掛靠集體企業的個體工商戶和私人經營的企業，定為集體企業。這些企業領取的《營業執照》不能真實反映企業的所有制性質，給司法機關審理某些刑事案件和經濟糾紛案件造成了困難，同時也給當事人造成不應有的政治影響和經濟損失。

“所有制”是如何出現在“掛靠”企業含義之中的呢?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解釋“個人投資、家庭投資、合伙人投資的私人經營的工商業”為何要登記為與真實身份不符的集體所有制企業，或者說私人通過虛假登記要獲取什么。在1980年代中期，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計劃體制：在實施改革的經濟領域，或是市場取代計劃，或是削弱計劃權力，一統天下的計劃體制不復存在。然而，計劃體制下的許多制度卻一直保留下來，只是隨著環境的變化其性質發生了變異。在計劃體制下，主管部門是連接計劃權力核心和生產廠家的中間環節;新經濟體制下的主管部門雖然逐漸失去了直接控制企業的權力，卻獲得了計劃體制下不曾擁有的可變現的權力：行業主管部門直接建立企業，企業攜行業壟斷權力進入市場吸附超額利潤，再將利益返回該主管部門;地方主管部門，諸如主管集體所有制企業的鄉鎮或者街道，則代表下屬企業向行業主管部門爭得壟斷經營權或者經營特許，再從下屬企業經營所得中取得收益。

從企業角度看，全民所有制企業是國家統一計劃的產物，無條件地獲得了壟斷經營權利或經營特許;集體所有制企業則是作為地方主管部門直接建立的企業，自然以該主管部門爭取到某種經營特許為前提;而沒有主管部門的“個人投資、家庭投資、合伙人投資的私人經營的工商業”必須登記為與其真實身份不符的公有制經濟性質，才能合法地獲得一個主管部門和它所代表的經營條件。

“個人投資、家庭投資、合伙人投資的私人經營的工商業”尋求主管部門的努力，反映了當時以所有制為基礎的經濟管理體制——主管部門制度是該體制的具體實現方式。在1980年代，所有制身份本身就是企業與國家權力系統聯結緊密與否的證明：全民所有、集體所有的公有制企業是國家權力的延伸，而“個人投資、家庭投資、合伙人投資的私人經營的工商業”對國家來說則“非我族類”。

完全禁止私有制存在，這正是1980年代以前中國的經濟政策。1950年代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后，中國實行了對私人經商的一般性禁止政策。1980年代初，政府為解決城鎮待業青年和社會閑散人員的就業問題而廢除了一般性禁止，允許以私人名義從事工商業(中共中央，1980;國務院，1981)。一般性禁止取消之后，國家根據所有制分配資源的形式轉換為對私人經商的登記特許制。登記特許制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首先，允許經商的條件是私人必須在工商登記機關登記，以取得作為“合法經營權”憑證的營業執照：“無照經營”從來就是被嚴厲禁止的，違者會受到最重為刑事追訴的懲罰;其次，登記特許制還表現為國家允許經商的規模：法律和政策對個體工商戶的明確限定是“雇工在7人以下”，雇工超過7人的私人經營者即使想要獲得合法身份仍無路可走;第三，通過登記獲得了合法身份的私人經營者被置于“經營范圍”的限制之下：企業經營范圍除明示列舉之外均為禁止經營，企業必須事先獲得經營范圍的審批，而事實上取得某些審批相當困難。1980-1990年代泛濫的行政性壟斷加強了登記特許制。1988年以來，各個行政部門紛紛以“清理整頓”的名義頒發專營命令，制訂行業許可或行業審批規章(方流芳，1992：55-64)。行政性壟斷加強了差別待遇的效力，除了明示禁止經營的項目，私人企業被行政性壟斷阻止于多數行業之外。面對壁壘森嚴的行業準入門檻，公有制企業通過內部渠道取得特許尚有可能，對于私人企業來說則難于上青天。

經商的一般性禁止、登記特許制、行政性壟斷分別和共同塑造了經營特許、行業準入、稅負、物資供給、貸款條件、進出口經營權等方面依據所有制類型而定的差別待遇。在這樣的條件下，私人投資者明智的選擇就是成為“掛靠”企業。

在私人主動“掛靠”的另一面，是各級國家機關、國有企業作為主管部門接收“掛靠”。“1987年通知”提到的“以集體名義代私人投資者申請登記為集體企業”，在后來的文件中簡化為“接收?掛靠?企業”。

以所有制為基礎的經濟管理體制是私人主動“掛靠”和主管部門接收“掛靠”現象產生的前提。一方面，與登記為個體、私營企業相比，登記為集體所有制的企業至少可以不負擔私營企業那么高的稅負、擁有獲得平價物資和銀行貸款的合法名義以及可以免除其他風險。另一方面，接收“掛靠”企業是各級黨政機關將權力變現的現實選擇(方流芳，1992：55-64)。除了少數主管部門通過直接建立壟斷性企業將權力變現外，其他部門，如大部分地方政府機構和國有企業，只能依靠部門特權接收“掛靠”企業——這是相對穩定、安全的獲益渠道。接收“掛靠”企業的不僅限于行政機關、公有制企業，婦聯、學校、殘聯等社會團體，凡是可以自辦企業的都無一例外的可從這種特權中受益，從而“掛靠”企業呈現出遍地開花之勢。例如在廣州市天河區。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席卷全國的“全民經商”浪潮中，天河區機關的大多數部門也趕了一趟“潮”：有點財力的投資辦個公司搞起了經營;有門路的搞些“掛靠”企業收取點掛靠管理費;手中有點權力的則更干脆，擺起個公司的殼子，把本由政府部門行使的行政職權劃過去，就堂而皇之地收起“經營收益”來了。一時間，不但各個經濟部門都有各自的下屬企業，就連工、青、婦等群團機關也辦起了企業作為“小錢柜”。據不完全統計，“企業熱”鼎盛時，區委、區人大、區政府、區政協和區紀委屬下的47個部門中，有30個部門自辦企業40多家，此外，還有“掛靠”企業近百家之多，僅區勞動局麾下就有26家“掛靠”企業。

國家對“掛靠”企業的態度是嚴厲禁止。1989年清理整頓公司運動中政府要求，“認真清理以國營、集體公司為名的私人投資企業，嚴格劃分所有制性質。凡私人投資或合伙投資興辦的私營企業，不準作為國營、集體所有制公司辦理登記，違者應追究當事人及審核、審批機關的責任”(《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1989)。

“嚴格劃分所有制性質”作為禁止“掛靠”企業存在的合理性說明，表達的是對所有制為基礎的經濟管理體制的維持。“1987年通知”否定“掛靠”企業的理由僅僅是“不能真實反映企業的所有制性質”，[12]而沒有論證它會導致什么損失。單單危害了所有制的純潔就足以說明“掛靠”的不合法，這一點在當時的語境中是不證自明的。而在198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中，雖然沒有出現“掛靠”企業字樣，但從內容上看卻是對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意見的全面推行。同年8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大力加強城鄉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稅收征管工作的決定》中更明確規定了對這類企業的懲罰方式。

2.3清理甄別運動——消滅“掛靠”企業的嘗試

“掛靠”集體企業的長期存在，導致集體企業戶數的虛增和資產總量的失真，影響了國家對不同公有制經濟性質企業的正確判定，以及影響財會制度和稅收政策的規范執行。為此，在1998年全國全面開展城鎮集體企業清產核資中，將認真組織清理甄別“掛靠”集體企業作為重要工作內容之一。(財政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國家稅務總局，1998)

1998年的清理甄別“掛靠”企業是中央政府發動的專門解決“掛靠”企業問題的一次運動。這類“掛靠”企業有：

(一)登記注冊為集體但實際為私營(或個體)的企業。

(二)登記注冊為集體但實際為國有的企業。

(三)登記注冊為集體但實際為私營投資者共同投資舉辦和經營的個體聯營或合伙企業。

(四)登記注冊為集體但實際為非國有經濟與國有企業或單位投資舉辦的國有合資、合作或聯營企業。

(五)登記注冊為集體但已名存實亡，有關“掛靠”主管部門、企業單位、社會團體未督促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注銷登記手續，仍對其承擔管理責任的企業。

(六)登記注冊為集體但不具有企業法人資格的各類“掛靠”社會團體或經營單位。

(七)登記注冊為集體但因原主管部門、企業單位。

第五篇：烏克蘭問題的歷史原因

獨立后的烏克蘭, 經濟危機, 政治危機與民族問題及國際關系問題一直互為因果, 反饋震蕩。因經濟危機導致的人民不滿引起了政治動蕩, 經濟、政治的不穩定又使國內的東西族群對立加劇, 繼而引發國際上西歐與俄羅斯對烏克蘭影響的較量, 而這些矛盾又進而影響到經濟治理, 使烏克蘭經濟衰退延長、復蘇乏力、改革受阻、積弊日深, 成為一個難以擺脫的怪圈。

經濟：獨立后, 伴隨著轉軌進程的推進, 烏克

蘭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危機烏克蘭的絕大多數企業過去都 在蘇聯一體化經濟結構中運作, 原料、能源

來自俄羅斯與其他共和國, 而產品 給出數據，表格，不同國家 除了供應他們外, 自己消費與向國際市場出口的能力 都很低。獨立后的你不給我我不給你導致這些企業 陷于癱瘓, 尤其是重工業、大型國企集中的烏克蘭東 部、南部地區, 過去經濟更發達、生活更好, 但因一體化 程度更高, 獨立后經濟滑坡更甚, 偏偏這些地方是歷史 上屬俄時間最久、俄羅斯人最集中、與俄羅斯的傳統聯 系最緊密的地方。這里的人民政治上他們受到西部的

壓制, 經濟上臨近的俄羅斯地區原來不如他們, 現在卻 給出東西方解體前后經濟變化 比他們過得好, 這叫他們怎么能不親俄呢? 西烏克蘭各州在蘇聯時期工業化程度較低, 生活也不如東部, 但正因為經濟一體化程度較低, 蘇聯解體后受影響相 對較小。而他們相鄰的波蘭、捷克與匈牙利又恰恰是

中東歐經濟轉軌最成功的國家, 經濟復蘇快, 人民生活好。特別是歷史上長期作為烏克蘭宗主國的波蘭更是轉軌國家成功的典型, 這不能不對西烏克蘭人產生吸引力。

兩種傾向：加入歐盟，享受西方文明，搭乘歐盟經濟快車。傾向俄羅斯，尋求俄羅斯的幫助。

人民生活水平并沒有出現明顯的、大幅度的提高, 而政府官員及其子女或親屬則在私有化的過程中大搞腐敗活動, 中飽私囊。

總結：經濟因素造成社會動蕩，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人民失去對政府的信任。

政治：蘇聯時期，烏克蘭已加盟共和國身份加入蘇聯，而蘇聯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共產黨掌握全部領導權，這使得烏克蘭的政治架構至于整個蘇聯的政治架構之中。蘇聯解體后，烏克蘭進行了以政治自由化為手段、以多黨制為基礎、以三權分立為目標的政治改革。但是, 圍繞總統、議會和政府之間權限的劃分問題, 各派政治力量一直存在尖銳矛盾和斗爭。此外, 在政治改革的過程中, 烏克蘭各政黨的領導人和政治家注重的僅僅是政治改革的形式及速度, 對西方民主是否符合本國國情等問題并不關心。這些使得烏克蘭的政治架構始終處于動蕩不安之中，由于國家發展缺乏原則性共識和根本方向，更兼西方勢力無所不在的滲透，政權十年三變，經濟社會崩盤，國家失去基本穩定，社會公眾茫然無措，政策體系支離破碎，民生福祉更是無從談起。各位執政者照片及政策 總結：balabalabala

民族矛盾（或者說是東西部之間的矛盾）：就內部因素而言, 不斷惡化的民族矛盾是這一危機的罪魁禍首。

給出分布圖 烏克蘭的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有著不同的歷史遭遇。自古以來, 烏克蘭一直處于分割的狀態。東部地區從1654 年起一直在俄羅斯的版圖內, 而西部地區則在14 世紀至1939 年期間始終處于波蘭等國的勢力范圍內。在民族構成上, 東西部地區也有很大差別。烏克蘭族占全國總人口的70 %以上, 主要生活在西部地區;俄羅斯族占22 %左右, 主要生活在東部地區。西部居民主要信奉天主教, 而東部居民則信奉東正教。不同的歷史遭遇使東西部地區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出現了很大差異。在對外關系方面, 東部與俄羅斯的聯系千絲萬縷,而西部則親近波蘭、歐洲和美國

烏克蘭西部地區, 這里是烏克蘭民族精神的發源地, 屬俄時間最短, 居民中烏克蘭族的比例最高, 歷史上反俄斗爭最激烈。西部烏克蘭對俄羅斯具有歷史積累的安全疑慮。

烏克蘭的東部與東南部居民主要是講俄語的俄羅斯人，信奉東方正教，與俄羅斯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宗教背景。

烏克蘭獨立以來，其西部地區對歐盟、北約有很深的入盟和入約的心結。同時，烏克蘭對俄羅斯既離不開，又有保持警惕和拉開距離的心態。東部、東南部烏克蘭，在民族、語言、宗教和經濟上，都與俄羅斯有密不可分的情結

國內東西地區文化傳統、語言環境、心理歸屬迥然不同，沖突、動蕩甚至分裂似乎是其無法擺脫的地緣“宿命”

蘇聯類型國家民族政策的特點之一是不尊重你的人權, 卻比較尊重你的文化, 它根據不同 的政治需要、甚至僅僅是根據領導人的喜好, 有時固然搞強制同化, 有時卻也搞人為的/ 異化。但是, 在東南部俄羅斯人聚居區(克里米亞與頓巴斯等地)劃歸烏克蘭后, 烏克蘭文化在當地影響的增加卻的確是蘇聯當局鼓勵的。烏克蘭人并不會因此感謝蘇聯, 俄羅斯人卻因此埋怨蘇聯。這種兩邊不討好的做法不但使兩邊對聯盟都增加了疏離感, 造成政治高壓消失后的聯盟更難維系, 而且也助長了獨立后烏克蘭獨立后的東西矛盾

蘇聯時期，在高壓的政治制度下(如民族清洗運動等)，這些民族矛盾都得以壓制，蘇聯解體后，民族矛盾便日益凸現出來，尤其是西烏克蘭對歐洲的親近與東烏克蘭隊俄羅斯的親近更是一大矛盾。同事蘇聯時期對烏克蘭民族的的一些清洗，打壓（如導致的烏克蘭大饑荒）更是引起民族之間的仇視。總結：民族矛盾比作彈簧，蘇聯時期使得彈簧一直在蓄力，蘇聯解體后彈簧反彈的力量是十分強大的。

國際局勢：冷戰時期, 烏克蘭被視為前蘇聯的“陸上堡壘”和抵御北約的海上入侵的戰略前沿。冷戰結束后, 烏克蘭成了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緩沖區, 也是俄羅斯抵御北約東擴的天然屏障或緩沖地帶。此外, 俄羅斯黑海艦隊的基地就建在烏克蘭境內的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爾。烏克蘭還是俄羅斯向歐洲出口石油的中轉站。可見, 在烏克蘭確立一個親俄羅斯的政權對俄羅斯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俄、美、歐三方爭奪烏克蘭的戰略地位的另一個因素與歐盟擴大和北約東擴有關。蘇聯解體后, 俄的地區性影響不斷衰落。與此同時, 原蘇聯的一些加盟共和國相繼加入了北約和歐盟。俄羅斯對西方的進逼持有戒心俄羅斯的憂慮所在正是美、歐希望達到的目的。換言之, 美、歐支持尤先科的動機之一,就是希望烏克蘭在尤先科的領導下能成為“一個可以抗衡俄羅斯帝國復蘇野心的重要國家” ,而烏克蘭政府的政治立場又是左右搖擺，收到西方與俄國的極大影響。（從各界政府對兩方的態度即可看出）外交策略在各個方面都收到限制，更加加劇了政局的動蕩。

《東西搖擺的困局與宿命_烏克蘭政局動蕩的外交史分析_楊闖》（參考書籍）

給出戰略地圖；

給出美國，西方，俄羅斯對烏克蘭經濟援助的表格，對比

給出烏克蘭隊俄羅斯依賴程度（經濟）的表格

總結：盲目西化極易導致后發國家難以愈合的轉型之殤

在理論、制度、道路上毫無主見和定力，又

在狹小的戰略空間內集中了美國的全球主張，俄羅斯的雄心勃勃，歐盟的擴張沖動等 最強的利益爭奪者，這些都是烏克蘭政局不安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