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增收的現狀、制約因素及對策[定稿]

促進農民增收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關鍵，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大幅度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從最近幾年的情況看，農民收入增長仍然比較緩慢，增收的長效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因此，我們應認真分析影響農民增收的原因，積極尋求農民收入健康穩定增長的對策和措施。

一、當前農民收入的基本狀況和特點

最近幾年來，隨著國家支農惠農政策的不斷實施，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就河南省來看，作為全國第一農業大省和農民大省，在農民收入方面表現的比較明顯。改革開放30年來，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04.71元增加到4454.24元，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由78.4%提高到93.6%，在全國各省區市的位次顯著提升。特別是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和河南省委、省政府大力實施一系列支農惠農強農政策，采取各種強有力的措施開辟農民增收渠道，農民收入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態勢。2004年以來的五年間，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幅均超過7%，年均增長9.4%；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加額連續突破300元、500元、600元三個大臺階；尤其是2006年、2007年農民收入增幅連續兩年高于城鎮居民收入增幅，農民收入進入了增速最快、增幅最大、增長最穩定的階段，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2008年，在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部分農民工返鄉回流、外出就業相對困難的情況下，河南農民收入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長的好勢頭。據國家統計局河南調查總隊抽樣調查，2008年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454.24元，比上年增加602.64元，增長15.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2%，成為改革開放30年來增加額最多的一年。在2008年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的602.64元中，主要增長點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家庭經營純收入。2008年農民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對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49.9%，占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額的“半壁江山”。二是工資性收入。去年全省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達到1500.01元，對農民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38.5%，拉動農民純收入增長6個百分點，在促進農民增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三是轉移性收入。去年全省農民獲得的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人均為255.02元，比上年增加69.36元，增長37.4%。尤其是農民得到的補貼、救濟金等轉移性純收入人均為202.02元，增加69.02元，增長51.9%，成為促進農民增收的新力量。

二、當前制約農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

第一，農業結構不合理。一是農產品結構不合理，產品的質量不高，大路貨多，名特優產品比例低，缺乏競爭力。二是一般性的品種多，專用品種少；初級產品多，加工產品少，精深加工產品更少。三是區域結構高度雷同，產品品種在較大區域內大體一致，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問題。當前農產品結構性矛盾相對突出，農產品供求矛盾由總量為主轉向以結構為主，從而致使大宗農產品普遍供大于求，相對過剩，出現“賣難”和價格下降。

第二，農產品成本高。突出表現在化肥、農藥、農膜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漲。盡管對農民實行了農業生產資料綜合直補，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農資價格上揚給農民造成的損失，但仍然影響了農民收益的持續增加。由于農業生產成本連年上升，導致了主要農產品價格已普遍超出國際市場水平。其結果，農產品增產空間越來越小，農產品價格上漲空間受到限制，使農民增收受到很大制約。

第三，農業經營主體分散，經營規模小，生產效率低。就河南的情況看，人均農業資源占有水平低，人均耕地面積僅為1.1畝，約為世界平均的1/7，英國的1/80，美國的1/460；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1/5，加之實行家庭生產承包責任制，造成農業經營主體分散，超小規模的生產模式導致了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低下，影響了農民的增收。同時，廣大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導致采用農業適用技術率不高，農業科技難以推廣和普及，使農民增收無力。

第四，非農崗位就業不足。農民的非農收入主要來自鄉鎮企業和進城打工的勞務經濟。隨著買方市場的形成和國內外市場競爭的加劇，鄉鎮企業整體萎縮，增長速度回落，經濟效益低下，吸納就業能力明顯下降，農民從鄉鎮企業得到的收入增幅也隨之下降。與此同時，城市國有企業下崗或失業人員增加，加上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進城務工的難度越來越大，從而導致了農民在二、三產業就業的機會減少，抑制了農民非農產業工資性收入，農民收入增幅下降。

第五，城鎮化水平嚴重滯后。2008年河南城鎮化水平為36％

第二篇：農民增收的現狀、制約因素及對策.

農民增收的現狀、制約因素及對策

促進農民增收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關鍵，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大幅度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從最近幾年的情況看，農民收入增長仍然比較緩慢，增收的長效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因此，我們應認真分析影響農民增收的原因，積極尋求農民收入健康穩定增長的對策和措施。

一、當前農民收入的基本狀況和特點

最近幾年來，隨著國家支農惠農政策的不斷實施，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就河南省來看，作為全國第一農業大省和農民大省，在農民收入方面表現的比較明顯。改革開放30年來，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04.71元增加到4454.24元，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由78.4%提高到93.6%，在全國各省區市的位次顯著提升。特別是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和河南省委、省政府大力實施一系列支農惠農強農政策，采取各種強有力的措施開辟農民增收渠道，農民收入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態勢。2004年以來的五年間，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幅均超過7%，年均增長9.4%；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加額連續突破300元、500元、600元三個大臺階；尤其是2006年、2007年農民收入增幅連續兩年高于城鎮居民收入增幅，農民收入進入了增速最快、增幅最大、增長最穩定的階段，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2008年，在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部分農民工返鄉回流、外出就業相對困難的情況下，河南農民收入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長的好勢頭。據國家統計局河南調查總隊抽樣調查，2008年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454.24元，比上年增加602.64元，增長15.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2%，成為改革開放30年來增加額最多的一年。在2008年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的602.64元中，主要增長點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家庭經營純收入。2008年農民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對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49.9%，占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額的“半壁江山”。二是工資性收入。去年全省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達到1500.01元，對農民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38.5%，拉動農民純收入增長6個百分點，在促進農民增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三是轉移性收入。去年全省農民獲得的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人均為255.02元，比上年增加69.36元，增長37.4%。尤其是農民得到的補貼、救濟金等轉移性純收入人均為202.02元，增加69.02元，增長51.9%，成為促進農民增收的新力量。

二、當前制約農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

第一，農業結構不合理。一是農產品結構不合理，產品的質量不高，大路貨多，名特優產品比例低，缺乏競爭力。二是一般性的品種多，專用品種少；初級產品多，加工產品少，精深加工產品更少。三是區域結構高度雷同，產品品種在較大區域內大體一致，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問題。當前農產品結構性矛盾相對突出，農產品供求矛盾由總量為主轉向以結構為主，從而致使大宗農產品普遍供大于求，相對過剩，出現“賣難”和價格下降。

第二，農產品成本高。突出表現在化肥、農藥、農膜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漲。盡管對農民實行了農業生產資料綜合直補，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農資價格上揚給農民造成的損失，但仍然影響了農民收益的持續增加。由于農業生產成本連年上升，導致了主要農產品價格已普遍超出國際市場水平。其結果，農產品增產空間越來越小，農產品價格上漲空間受到限制，使農民增收受到很大制約。

第三，農業經營主體分散，經營規模小，生產效率低。就河南的情況看，人均農業資源占有水平低，人均耕地面積僅為1.1畝，約為世界平均的1/7，英國的1/80，美國的1/460；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1/5，加之實行家庭生產承包責任制，造成農業經營主體分散，超小規模的生產模式導致了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低下，影響了農民的增收。同時，廣大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導致采用農業適用技術率不高，農業科技難以推廣和普及，使農民增收無力。

第四，非農崗位就業不足。農民的非農收入主要來自鄉鎮企業和進城打工的勞務經濟。隨著買方市場的形成和國內外市場競爭的加劇，鄉鎮企業整體萎縮，增長速度回落，經濟效益低下，吸納就業能力明顯下降，農民從鄉鎮企業得到的收入增幅也隨之下降。與此同時，城市國有企業下崗或失業人員增加，加上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進城務工的難度越來越大，從而導致了農民在二、三產業就業的機會減少，抑制了農民非農產業工資性收入，農民收入增幅下降。

第五，城鎮化水平嚴重滯后。2008年河南城鎮化水平為36％，低于全國45.7%的平均水平。由于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的格局還未得到根本性改變，造成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村，農業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農民增收困難。與此相對應，農村的二、三產業發展緩慢，使農民的就業領域窄小，造成了農村勞動力資源的閑置和浪費，農村經濟無法在產業結構調整中良性循環，促進整個經濟發展的潛力不能充分釋放出來。

第六，農民負擔過重。農民負擔是農民向國家和社會無償提供的支出，它與農民實際收入間有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就河南目前情況看，自2002年底全面推行稅費改革以來，的確是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農民負擔，在一定程度上使農民降低了投入成本，促進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但是，盡管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向農民亂收費、亂攤派、亂集款，明確規定要將農民承擔的絕對額控制在農民上年人均純收入的5％以內，但“三亂”現象屢禁不止，農民的政策性成本增多，使得農民收入很大一部分被擠掉。

三、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對策建議

（一）繼續加大對農業的政策扶持力度。

要繼續加大和落實好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等各項補貼政策，建立穩定的種糧收益風險補償機制。進一步擴大補貼范圍，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等農村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加強的環節給予補貼。落實國家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保持糧價穩定在合理水平。加大對農村小型基礎設施、農村社會事業和農村社會保障的補貼力度，降低農民的生產生活成本。堅持開發式扶貧，建立財政扶貧資金穩定增長機制。加大對貧困人口的幫扶力度，努力實現脫貧解困和鞏固溫飽的雙重目標。真正落實好國家各項支農惠農政策，使廣大農民切實得到實惠。

（二）注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

就農業比重較大的地區來說，要以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為目標，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要求，繼續加快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要大力發展品質優良、特色鮮明、附加值高的優勢農產品，幫助農民增加來自農業內部的收入。不斷延長糧食產業鏈條，拓寬糧食增值空間，實現糧食加工品種的多樣化、系列化、專用化，提高糧食精深加工水平；繼續推進優質畜產品生產與加工基地建設，加快畜牧業增長方式轉變，著力推進區域化布局、標準化生產；要加快發展果蔬、花卉、苗木、茶葉、中藥材等特色農產品，形成一批特色農業生產和加工基地，創出一批有市場競爭力的特色農產品品牌，等等。

（三）加快農業產業化經營。

農業產業化經營可以將農戶與市場連接起來，引導農民進入市場，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化解農戶經營的市場風險；還可延長農業產業鏈條，讓農戶分享加工和銷售環節的后續利潤，提高農業比較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發展農業產業化的關鍵是培育具有市場開拓能力，能進行農產品深加工、為農民提供服務和帶動、促進農戶發展商品生產的龍頭企業。龍頭企業要按照市場要求對農業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形成優質產品和主導產業，有效地增加農民收入；要規范龍頭企業與農戶的利益關系，保證農民從中真正獲得應有的經濟利益，使龍頭企業更好地發揮輻射帶動作用。

（四）穩步推進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

產業化、規模化是農業發展的必然方向。土地流轉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反映了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穩步推進土地流轉、促進農民增收已勢在必行。要鼓勵企業和農村能人承包或租賃農戶土地，再返聘農民、培訓農民，有序合理地使用勞動力。根據市場需求，調整產業結構，進行規模化生產。在能人或企業的帶動下，農戶能很快掌握農業科學技術，有利于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和普及，有利于農民增加收入。

（五）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合作組織。

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然要求。在這方面，地方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要認真實施《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認真落實各項優惠政策，對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提高組織的經濟實力。應對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開展技術培訓，選派技術人員進行生產指導。要打破行政區域界限和行業界限，組建強大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帶動更多的農民闖市場。應鼓勵基層組織、供銷社、鄉鎮農經中心等單位，利用它們的技術、資金、營銷網絡等優勢把農民組織起來，成立各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應積極發揮社會能人的作用，引導鼓勵能人牽頭，聯合農民創辦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要鼓勵農民開展互助合作，引導其逐步發展成為規范化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要圍繞當地支柱產業、特色產業和主導產品，以市場為導向，注重科技進步，發展品牌農產品，實行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經營。加強與農產品加工企業的合作，為其提供優質生產原料，實現加工增值，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業現代化。

（六）穩定農資價格，保護農民利益。

要積極組織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組織好種子、化肥、農藥、柴油等生產資料的調運，加強對農資市場的監管力度，規范市場秩序，穩定農資價格，切實保護農民利益。要組織技術力量，進一步強化測土配方施肥工作，倡導農民科學施肥，節約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益和增加農民收入。

農民增收的現狀、制約因素及對策

第三篇：當前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及對策

當前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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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作為經濟工作重中之重的“三農“問題已經日益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在“三農”問題中，農民是主體、利益是根本、收入是核心。近年來，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農民收入增速緩慢、增長乏力，導致農戶的實際收入水平下降。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產業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認真分析影響農民增收的原因、積極尋求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和措施，對早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一、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分析

1.農村公共財政嚴重缺位。一是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方面的缺位。農村稅費改革之前，是9億多農民通過繳納各種稅費支撐了我國的農村義務教育事業。為了普及農村九年義務教育，不少地方只能通過集資、借款等方式建農村校舍。結果，不僅農戶而且不少村級組織都因此背上了數額巨大的債務。二是在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方面投資的缺位。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搞好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是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基本條件，也是獲取農業豐收的最基本的保證。但長期以來，各級財政在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方面有很多欠賬，導致我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業基礎設施非常薄弱，嚴重地影響了農業生產。三是農村科技成果應用與推廣方面投資的缺位。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農業生產經營中的科技貢獻率大約在30%左右，農業科技成果推廣應用率只有20%至30%，遠遠低于世界發達國家水平。四是農村社會保障及公益建設方面投資的缺位。目前，絕大多數城市人口已經享受到了較好的醫療、養老、失業保險以及生活最低保障等方面公共財政所帶來的好處。但是，對于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來說，公共財政的陽光還遠遠沒有照到他們身上。

2.農村和農業經濟結構不合理。一是在我國大多數地區的農村，農業生產一般仍是以種植業為主。在種植業中又大多以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為主，經濟作物較少。這種單一的農業生產結構導致農民增收的渠道十分狹窄。二是農產品的供需結構不合理。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改善，對農產品需求的層次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追求優質化、高檔化、多樣化已成為人們生活的常態。而我國農產品中一般性品種多，專用品種少；大路貨多，名優產品少；初級產品多，加工產品少，而精深加工產品更少，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三是雖然農業生產的區域化分工有了很大進步，但區域比較優勢尚未充分發揮出來，區域性農作物結構不同程度地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問題。四是農戶經營規模狹小。目前農村地區平均每個農戶的土地經營面積只有0.5公頃左右，大致相當于歐盟的1/40，美國的1/400。即使與農業生產經營規模較小的日本和韓國相比，也僅大致相當于其1/3。土地經營規模狹小制約了農業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不利于機械化作業，影響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3.農產品價格低。近年來，盡管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如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免除農業稅、發放種糧補貼等措施來刺激糧食生產，但伴隨著繼之而來的各種農業生產資料的漲價，使得政府給農民的“好處”很快就會被迅速上漲的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抵消”了，農業生產的比較利益仍然十分低下。若再扣除農民種田的勞動力成本，幾乎很難再有過多的剩余。而且，由于農產品生產上的供需脫節，農產品旺季上市時又常常出現“賣難”現象，甚至有可能導致農民血本無歸。

4.城市化進程滯后。中國的城市化不單純是城市建設問題，更主要的是，它還涉及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產業結構調整等其他方面的問題。城鎮化的滯后，直接限制了農業剩余勞

動力轉移的途徑，使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業部門，延緩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速度。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向城鎮非農產業轉移；二是向農村非農產業轉移（主要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曾經在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上發揮了巨大作用。但自1995年以來，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在持續減弱，接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數量逐年減少。這也是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

5.城鄉“二元化”割據體制。一是地域限制。現行戶籍制度將農民束縛在農村，即使外出打工也被冠以二等公民的印記。二是就業限制。政府在解決失業和再就業問題時，往往只考慮城市居民，而沒有將農民的就業納入政策范圍。三是社會保障方面的限制。目前除了部分地方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進行小范圍的改革試點以外，其他社會保障項目幾乎是一片空白。城鄉“二元化”割據體制中的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民的遷徙自由，不公平的就業制度使得農民面臨著不平等的就業機會，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得農民的未來充滿不穩定性。這種不平等的體制使農民增收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

6.農業產業化經營層次低。一是發展不平衡。除為數不多的地區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展比較好外，大多數地區還缺乏龍頭帶動。二是龍頭企業規模小，缺乏知名品牌，競爭力不強。三是產業化經濟組織與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還不完善、不穩固，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坑農害農現象。四是農業產業化支撐體系建設緩慢，社會化服務功能不完善、不配套，市場信息網絡體系建設滯后。

7.農業生產技術落后。一是農業科技推廣專業技術隊伍人才匱乏，鄉村兩級政府和組織基本沒有建立起像樣的農技推廣隊伍。二是農業科技缺乏創新機制，農業生產科技成果儲備不足，缺少既可以大幅度增產又能提高農產品品質的新品種和新技術。三是缺乏農業科技推廣對象。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愈來愈多的農村青壯年強勞力外出務工經商，留守鄉土的基本上是老弱病殘及兒童，缺乏有文化的農業技術推廣應用傳承人。農業科技推廣方面的這些問題，導致農業生產技術長期落后，農業生產效率很難有大的提高。

8.農民受教育程度低。據有關部門此前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別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8.5%、33.9%、46.2%、10.1%、1.3%。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勞動者占了88.6%。農村勞動力的低素質，增加了他們學習農業科技知識、市場經濟知識的難度，加大了他們通過利用新技術發展高效農業、特色經濟的難度，也加大了農民增收的難度。

二、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建議

1.加大財政對“三農”的投入。解決好“三農”問題，實現農民增收，必須進一步加大財政對“三農”的投入。這需要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要健全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機制，大幅度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讓收益、耕地占用稅等新增收入用于農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公益性建設項目的投入。二是要加強和完善促進農業發展的財稅政策。擴大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和農機購置補貼，較大幅度地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三是要加強監管，提高支農資金使用的綜合效益，確保財政支農資金安全有效。

2.調整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農業和農村產業結構，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和必然趨勢，也是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穩定的必然途徑。調整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一是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牧則牧，切忌避免產業結構趨同現象。二是要面向國際國內兩個市場，下工夫在“優”、“特”、“高”上做文章。“優”就是要抓住良種這個要素；“特”就是要大力發展生態農業，重點培育和發展無公害的水果、蔬菜、食用菌、茶葉、花卉等綠色產品并形成優勢產業；“高”就是要按照“高產、高效、優質”農業的要求，加快形成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三元結構，加快推廣立體種養、耕地套種、反季節生產等生產模式。

3.大力開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開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是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據測算，我國農產品加工產業產值與農業產值的比值，每增加0.1個百分點，就可以帶動230萬人就業，帶動農民增收193元，而且增長潛力很大。當前，我國農產品加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處于初級發展形態，加工水平和層次不高，沒有形成“田間到餐桌”的完整鏈條，產品附加值水平低，最終導致農民增收能力不強。因此，針對這種狀況，我們必須大力促進農產品生產的專業化、商品化、集約化經營，充分發揮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引導農民盡快走上致富的道路。

4.進一步加快城市化進程。有效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逐步減少農民的數量，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出路之一。為此，我們必須加快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進程，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當前，尤其要搞好小城鎮建設。小城鎮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的重要選擇，在調整農村就業結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等方面具有大中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搞城市化建設必須把小城鎮建設放到重要地位。要通過科學規劃、合理布局、突出特色地發展縣城和小城鎮，促進人口、經濟、建筑、文化、信息等要素在城鎮高度集聚和整合，使小城鎮成為二、三產業的集中地，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主渠道，形成較強的經濟輻射帶動能力。與此同時，還要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戶口遷移政策，消除小城鎮發展的體制障礙。

5.切實維護進城務工農民的正當權益。鼓勵農民外出務工經商是活躍城鄉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方式。為了切實保障進城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必須盡快改變傳統的城鄉二元管理體制，深化城市用工制度改革，解決城市農民工面臨的各項問題。一是要加快建立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加大對農民工的職業培訓力度，全面提高和增強農民就業務工的能力。二是要為農民工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務，切實解決他們在土地承包、工資支付以及工傷和職業病保險方面遇到的各種糾紛。三是要保障進城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通過逐步完善各種政策和機制，使進城務工農民的子女能夠接受并完成必要的義務教育。四是要積極創造條件，力爭把農民工的各項社會保障需求納入城市整體制度規劃中。總之，要盡最大努力為農民工排憂解難，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使他們能夠安心地在城市務工經商。

6.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可以為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保障。當前，在這方面需要做好三項工作。一是要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適當降低設立金融機構的門檻。要通過積極引導和規范，允許農戶建立和發展一些互助性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以滿足廣大農戶小額、頻繁的生活和生產資金需求。二是要建立有效的農村資金回流機制。國家應出臺相關的政策，采取相應的措施，控制資金大量流出農村，支持資金向農村回流，使金融資金能夠更好地為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業生產服務。

7.大力發展農村教育。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素質，是拓寬農民就業渠道、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國家必須從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到大力發展農村教育的重要性。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盡快改變農村教育落后的面貌。一是要針對落后和貧困地區的農村，進一步加大教育投資，改變農村教育發展不均衡狀況。二是在確保農村九年義務教育的全面實施的前提下，進一步提升農村教育的水平和質量。三是積極構建多層次的農村教育體系，尤其是要盡快構建科學的農村職業技術教育體系，搞好農村成人教育，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8.搞好農業科技推廣工作。首先，要把充實農業專業技術人才隊伍作為當前工作的重點。如，在招聘鄉鎮公務員和事業人員以及“村官”時，可以盡量多招聘農業專技大學生；在職業高中學校，要盡量多設置相關的農業專業技術課程；在各類農業院校，可以把農村生源學生列入國家學費減免和生活資助范圍，吸引更多的青年學習農業科學技術。其次，在實際工作中，要創新農業科技推廣的方式和方法。如，可以通過建立農業科技培訓基地，把農村基層干部、農民技術骨干和專業大戶，分期分批組織到培訓基地培訓；以開展項目的方式實施

農業科技推廣；充分發揮遠程教育在農業科技推廣中的作用，等等。

作者：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蔡紅霞 來源：《理論前沿》2009年第17期

第四篇：農民增收的兩大制約因素

農民增收的兩大制約因素

何慧麗

農業作為一個不經濟的領域早已成為共識。就此例看，種田能手種田虧本，不是缺乏科技，不夠規模和專業化，但他依靠科技、規模化和專業化增收致富的辦法統統失靈，這至少說明農民增收的主要制約因素不在農業生產本身。本文據此個案，從農業生產之外，探討以糧價下跌、生產資料價格上升、稅負嚴重為表現的影響農民增收的兩大主要制約因素，以及解決辦法。

一現實中農業產業化的另一面——對農業剩余的汲取

農業產業化，即建立農業產前、產中、產后三個環節相配套的農業生產服務體系，所謂的產購銷一條龍，“公司﹢農戶”，等等。現實中的農業產業化為農民提供了方便的服務，解決了生產過程中各種困難，似乎可以使農民致富。但是，它具有更為真實的另一面，即采取擴大剪刀差的方式過量提取農業剩余。

具體說來，農業生產里面已經沒有收益，資金、化肥、農藥、種子以及產出品的加工、購銷等非農領域，通過對農產品的產前、產中、產后的服務、加工、流通等還可以生成一定的利潤。這些涉農領域中能獲利的經濟組織，由于自上而下的控制體系實際上成為各級政府和壟斷部門的資產，其服務功能在大多數地方實際上已經異化，所謂“農業服務”，如電力、農機、水利、植保，以及農藥、化肥、種子等方方面面，都變成政府部門的條條控制；種子站、農機站、化肥站等“七所八站”的體系都完整地放在政府一頭。于是，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作用下，這些涉農經濟部門兼具市場壟斷和行政壟斷，趨向于追求壟斷性地占有超額利潤。這使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難以產生，加劇了農業與工商業的交易劣勢。

當憑借壟斷地位獲取超額利潤的部門堅持、并且加強原有制度來獲取利潤的時候，農業的產業化并不能使農民在農業生產活動中獲得利潤。所謂“糧貿公司＋農戶”、“棉花公司＋農戶”、“油脂公司＋農戶”等農業產業化模式中的國有公司，國家給收購資金收購農民的糧棉油產品，有的卻一直以來公然不執行國家收購政策，壓級壓價，缺斤少兩克扣農民，如湖北省棋盤鄉1999年的糧食收購的保護價本來就是1995年以來最低的，早稻、中稻和晚稻每百斤分別為45元、47元和47元；但農民交售時的實際價格更低，三茬稻的實際價格分別為40元、39元和35元左右1[1]。

政府主導、參與的產業化尚不可能使農民從中獲得真正的實惠，更不用說其它的經濟實體主導、參與的“企業＋農戶”的模式了。因為企業的目的就是利潤最大化，當它能獲得超額利潤時，可能會讓利于農民；當只能獲得社會平均利潤時，可能會分一點利給農民，當得不到社會平均利潤和面臨危險時，就會轉嫁風險于農民。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第一目標的農村外部的企業，與不經濟甚至負效益的農業結合，很難對農民增收有利。

羅善平收獲的稻谷每50公斤才43元，這個價格對水稻高產區的優質稻而言，大大低于政府的保護價。其每畝用于購買種子、化肥、農藥的成本為138元，占毛收入365．5元的37%；機耕、灌溉、收割、移栽的成本145元，占毛收入的40%。這占毛收入77%的開支中，除了移栽之外的每個環節，都是農民不能進入的領域：提供種子、化肥、農藥的多是部門壟斷，并有交易中的各種壁壘的限制；至于機耕、收割的費用，明顯地與農民買這些機械化的生產資料的價格之高相關，而灌溉費用則與水利部門管轄的水費，電力部門管轄的電費之高相關。這高昂的成本中到底有多少屬于市場加部門壟斷的剪刀差，不得而知。但事實是：自80

年代初以來，國家大幅提高了18類農副產品價格，但同時，生產成本增加，主要涉農工商業產品價格大幅上漲。以1990—2000年價格變動情況為例，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平均每年提高4．5個百分點，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銷售指數則平均每年提高6．6個百分點。其間，1996—2000年，由于種種原因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和農用生產資料價格均呈下跌趨勢，但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環比指數累積下跌了24．1個百分點2[2]，而農用生產資料銷售價格環比指數才累積下跌了3．3個百分點，差距達20．8個百分點3[3]。農副產品和農用生產資料比價差距拉大，造成由涉農工商部門占有的巨大的“剪刀差”。

通過提高外部規模的、以涉農壟斷部門和工商業資本入侵農業的產業化，成為汲取農業剩余的有效機制。這正是糧價低落、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成萬上億的羅善平們種田虧本的第一個主要原因。

二稅負的加重與基層政權“經濟行動者”的角色高度相關

實行財政包干體制確立了各級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比較明確的收益分配關系。財政包干體制，即分稅制，實質就是“地方承包制”，就是讓縣、鄉鎮地方政府在市場中“自主經營、自負營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在一些縣、鄉級的經濟組織中，從實際決策和責任承擔者看，政府是實際上的所有者，是經濟主體，有擴張財產收益的明確動機和行為。有學者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基層政權成為公共資源的壟斷集團，成為從事經營的“經濟行動者”4[4]。

作為經濟行動者的基層政府，增收成為主要的目標，其來源就是當地的工商業和農民。在工商業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基層組織的生存壓力使鄉鎮工作人員的主要任務就是保工資抓收入。由于歷史遺留以及現實吃喝招待造成的債務因素；由于無論收入狀況（稅源）如何都必須逐年加碼上繳的財稅任務；再加上條塊分割所導致的有錢的部門都垂直向上以及機構龐大，冗員多的原因，向農民派稅就成了基層政府增收的主要來源。

這個意義上的稅收，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政府人員日常辦公開支、工資開支，用之于還鄉鎮企業倒閉欠債，鄉鎮辦公樓、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欠債等政績工程的稅收；而不是為了既能解決鄉村公共事務又能解決農民負擔，即農民依據法律規定應承擔的合法負擔的稅收，包括向國家交納的稅金、完成國家農產品定購、向集體經濟組織繳納村提留和鄉統籌、農村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以及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費用。成為公共資源的壟斷集團的鄉鎮政府，會按經濟理性人的邏輯，通過虛報農業正稅、虛報田畝、虛報農民人純收入、多估畝產值，甚至胡亂攤派等方法千方百計增加農民負擔。所以，無論現行的農業政策怎么規定，所謂的目前我國農業正稅率為農民人純收入的7%，農業附加為20%，兩稅合計的上限為

8．4%，農民承擔鄉統籌村提留不得超過上一年人均純收入的5%，等等，在不發達的農業大縣，都無法得到落實。

從基層政府的“經濟行動者”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羅善平的每畝稻谷的稅負數額之重了。他每畝稻谷的稅費104元，約占毛收入365．5元的29％，這個數字無論怎樣都無法按稅收政策在落實中由于“五難”（面積確定難、產量核實難、價格定準難、征收操作難、減免落實難）而導致的偏差理解，鄉鎮政府的這種行為無論怎樣都無法作為為鄉民提供公共品服務的政府主體行為而理解。正是經濟主體的追逐利益的特性，這種組織越來越具有自利性，越來越與農民間呈緊張甚至對立、掠奪而不是服務的關系。

只要基層政府演變為“經濟行動者”的角色，成萬上億的羅善平們所期待的減免稅負，中央政府一再強調的減負政策的落實，就很難實現。這是農民增收的第二個主要制約因素。

三農民增收的出路

如何在整個國民經濟年增長率持續高漲的同時，在農業人口的非農化前景卻不很樂觀的情況下，使仍占64％的農業人口的收入稍有提高，這是個既現實又極有戰略性的問題。針對兩大制約農民增收的外部性問題，采取以下措施很有必要：

農業產業化應是提高內部規模的產業化。政府應該把還有利潤的涉農領域（金融、保險、水利、供銷、批發、農機等等）放開，發動農民的積極性，使農民樹立起“要發展就必須自己幫助自己”的理念，利用各種傳統的村社組織資源走向自助和合作化之路，以組織本身的努力來增進成員的利益，通過合作的規模經營生成規模效益。這就會使農業剩余盡可能地留給農民自身，少受工商業的過度盤剝，并且實現以工商金融反哺農業。政府應在這種內部規模的產業化過程中起到幫扶和發育的作用，如讓農民的合作組織能夠免稅地進入這些尚能產生利潤的領域，給農民提供一定分額的資金作為基金，循序漸進地開展各種自助活動，等等。

還鄉鎮政府的“社會事務管理者”的角色。鄉鎮政府的改革，不只是裁剪冗員，而是功能的重新定位，“使其只保留最基本的社會事務管理能力，不對經濟增長目標和自身財政負責，也不具備自我擴張和資源掠奪能力”5[5]。同時，也讓上級部門失去依托鄉鎮興辦升級達標、檢查考核活動的權力和功能。這是為農民減免稅負的根本舉措。

鑒于現實中的基層組織“只唯上”，“不唯下”，而中國改革已經進入了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來推動的階段，農民增收的問題也不只是個經濟問題，因此實際操作上是否分為兩方面：一是通過各種提高內部規模的產業化發育村、鄉兩級的各種農民合作社，使“合作社作為財產主體和納稅主體，農民在社區內的農業生產只向合作社繳納地租（承包費），不再承擔其他稅費”6[6]；一是在村民自治、自愿的基礎上，村一級建立以黨支部為領導核心，以農民聯合會為主體，以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民群眾組織為補充的農村基層組織體系，使農民由虛弱的大多數變得強大起來，并積極合法地以一個整體的力量爭取自己的應有權益。

第五篇：制約農民增收的調研對策

**市是自治區規劃的**北坡經濟開發帶的重要縣市之一，農業是其經濟發展的支柱，全市轄10鎮7鄉和5個牧場，擁有97萬畝的肥沃耕地，是**最主要的產棉區之一，棉花的生產種植曾經為**農民的增收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隨著我國農村發展進入新階段，全國性農民增收緩慢的問題開始逐步顯現，**市作為一個農業縣市，農業對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貢

獻率也在逐年減少，農民增收難的問題也日益突出。

據**市發改委農調統計數據顯示，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市農民種植棉花的平均產值合計分別是1338.36元/畝、1392.87元/畝、1371.14元/畝、1162.96元/畝，而平均凈收益分別為328.55元/畝、289.78元/畝、217.25元/畝、-35.61元/畝，數據表明，在產值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市農民種植棉花的平均畝純收入在明顯減少，到了2008年甚至達到-35.61元/畝。當前農業種植收入仍然是**市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所以，幫助農民增收是關系到**市經濟發展全局的大事。

一、影響**市農民增收的原因

針對**市農民增收難的問題，**市發改委農調隊進行了認真的調查研究，通過調查，我們認為，影響農民增收的原因如下：

1、土地規模小，限制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據有關統計資料提供，**市現有耕地97.07萬畝，67%的人口在農村，每個農業人口擁有的耕地面為6.68畝，再加上多年來的傳統種植模式和種植習慣，決定了**只能是小而散的種植經營方式，短期達到規模種植根本不現實。

2、農業生產成本逐年增長。近年來，農用生產資料價格大幅度上漲，致使種植成本不斷增長，僅僅從2008年與2007年的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對比來看：尿素價格上漲2％；國產二氨價格上漲60％；進口二氨價格上漲80％；農膜價格上漲7％；棉種價格上漲了27.79%；農用柴油價格上漲了19.38%；各種農藥的平均市場價格上漲了約10%左右。通過市發改委農調隊數據顯示，**市農民種植棉花的平均成本2000年為526.38元/畝，而2008年為1198.57元/畝，增加了128%。

3、信息傳遞渠道不暢通，政府服務跟不上。由于宣傳、服務跟不上，**市種植的棉花和周邊兵團的棉花相比，存在品質差、銷售難、價格低等問題。

4、農業產業化水平低，制約著農民收入的增長。一是由于分散種植經營模式，不利于采棉機的推廣應用，造成拾花費用高。二是現在依然采用大面積淹灌的排灌方式進行農田灌溉，既浪費水資源又達不到較好的效用，使**市農業用水緊張的矛盾日益突出。

5、農業投入不足，基礎設施脆弱，發展缺乏后勁。如現有的農田水利設施年久失修，功能老化，而且缺少上規模的蓄水庫，嚴重制約著**市農業的發展。

二、**市農民增收的幾個新途徑

在調查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部分農民在當地政府的正確引導下，在相關企業的支持合作下，積極摸索農業種植增收的新途徑，成為**市農民致富的新亮點。1、2008年采用高壓滴灌結合新良種種植的模式在石橋鄉楊樹村、哈圖布呼鎮八隊、吉爾格勒特鄉李百祥等三處試種近22畝，引進棉種25公斤。根據這一年的實際種植情況來看，平均每畝產量達到400公斤以上，其中石橋鄉楊樹村畝產達460公斤。栽種新品種后，農民的畝純收入比其他品種增加了400元左右。通過對楊樹村進一步的調查了解，2009年該村計劃種植標準雜交棉1號在2000畝以上，另外，哈圖布呼鎮、吉爾格勒特鄉也有更多的農戶有種植新品種的意向。為更好的推廣新品種，由**市發改委牽頭，計劃引導石橋鄉楊樹村的農民自發組織成立農民組織，就標準雜交棉的種植、栽培、管理、生產、銷售、種子繁育等開展各項業務，創立品牌，從而不斷拓展農民的增收空間。

2、**市充分利用淀粉加工企業的帶動作用，抓住國內外玉米市場價格上漲的機遇，在西大溝鎮大力發展玉米種植產業，2008年實現平均凈利潤504.13元/畝，為**市農業增收開辟了一條可持續性發展的新道路。

3、大力發展番茄加工產業，以工業發展帶動農業發展，2008年**市農民種植番茄實現平均凈利潤892元/畝，逐漸形成了一個農民穩定增收的新途徑。

三、關于對**市農民增收的其他建議性對策

當前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減緩，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農民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段后出現的新問題，是多種矛盾交織的集中反映，帶有全國普遍性。要實現農民增收問題，并不是單靠一兩項具體措施就能解決的，而必須采取綜合性措施來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實際問題。

1、大力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結構，應著眼于市場需求，把優化種植結構，提高品種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