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層反映影響八大因素制約農民增收

基層反映八大因素制約農民增收

１、農業內部結構調整滯后，農產品質量差。農業結構調整是促進農民增收的重頭戲，但由于缺乏科學規劃和宏觀指導，一些地方在結構調整中出現了政府越位、農民失位問題；有的地方把調整結構片面理解為“減糧擴經”，不是在轉變農業增長方式上做文章，而是把精力放在數量增減上，結果導致農產品質量不高，市場壓力，價賤傷農。

２、農村從業人員勞動素質不高，適用技術應用差。如在井陘縣，大多數年輕農民都外出打工，留在家中務農的基本上都是 45 歲以上的女人和中老年人，并且在這些留守人員中，大多數只有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觀念落后、創新意識不強、生產積極性不高，技術資料看不懂，適用技術學不會，先進理念接受不了，信息獲取渠徑太少，農業科技成果難于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３、農村基礎設施薄弱，農業收入穩定性差。由于歷史原因和投入主體還存在“等、靠、要”的思想，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欠賬較多，尤其是水利設施比較陳舊，直接影響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如井陘縣農業灌溉主要靠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綿右、人民、勝利三大灌渠，水源主要是發源于山西省的綿河。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山西省不斷在綿河上游修建提水工程，致使井陘境內綿河水流量劇減，灌溉面 1

積大幅減少，沿線許多村由于土地不能及時灌溉，不再種植小麥、每年只種一季秋收作物。由旱澇保收變成了靠天吃飯，收入受到很大影響。

４、龍頭企業帶動能力不強，農業增效差。農業龍頭企業缺乏，帶動力弱，是農民增收難的主要因素之一。以井陘縣為例，市級農業龍頭企業的只有天山綠色有限公司和光華禽業有限公司兩家，并且存在規模小，帶動能力弱；與農戶的利益連結不緊密，沒有很好地解決“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問題；經營粗放，現代經營理念差，依靠科技開發新產品能力低等問題。

５、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服務“三農”的手段不力。目前，為農民服務的機構和隊伍出現萎縮，事業經費投入不足，“線斷、網破、人散”的現象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如井陘縣有“農業信息網”、“農業快譯通服務熱線”等載體，但由于受到技術、信息、人員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并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為農民增收提供服務的能力有待進一步增強。

６、農業投入嚴重不足，農村發展籌資困難。農民的收入主要是務工收入和一些小本種植、加工收入。農民融資的渠道主要是農信社貸款和民間借貸兩種形式，在這兩種形式中，一是由于借貸成本高以及農民缺少法律認可的有效抵押

2物，信用貸款難度大；二是由于社會誠信低下、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滯后等因素，民間借貸利息負擔沉重，大多數農民只能“望貸興嘆”，嚴重影響了農民的收入增長。如何完善縣域金融服務體系，創新融資機制，建立政府引導、財政資助、多元資本投入、市場化運作的股份制擔保機構成為農村經濟發展中急需解決的重要課題。

7、農村適用科技人才缺乏，現有人才作用發揮差。農村農業農民要穩定、快速增產增收，需要培養、造就、挖掘大批不走的適用科技人才，并能在千家萬戶生根開花的“田專家”、“土狀元”。但廣大農村一方面是人才缺乏，面臨培養難、挖掘難，尤其是不走的科技拔尖人才十分缺乏；另一方面是現有科技人才作用發揮差，特別是鼓勵涉農部門的廣大科技人員到“三農”第一線去發揮幫助農民增產增收作用更差，因而形成了“沒人才—想人才—要人才—發揮難”的不良循環的被動局面。

8、農民務工空間變小，農村勞動力轉移步伐不快。近年來，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東部沿海城市企業大量關停，縣內鄉鎮企業也大都處于不景氣狀態，又加上用工單位的待遇問題，出現了務工人員相對過剩而用工單位卻一時招收不到工人被迫停產的“兩難”局面；另外，又由于科技型企業的發展，大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缺少一技之長，農民進城務工的困難增大，致使農民收入增長又多了一重阻力。3

第二篇：農民增收的兩大制約因素

農民增收的兩大制約因素

何慧麗

農業作為一個不經濟的領域早已成為共識。就此例看，種田能手種田虧本，不是缺乏科技，不夠規模和專業化，但他依靠科技、規模化和專業化增收致富的辦法統統失靈，這至少說明農民增收的主要制約因素不在農業生產本身。本文據此個案，從農業生產之外，探討以糧價下跌、生產資料價格上升、稅負嚴重為表現的影響農民增收的兩大主要制約因素，以及解決辦法。

一現實中農業產業化的另一面——對農業剩余的汲取

農業產業化，即建立農業產前、產中、產后三個環節相配套的農業生產服務體系，所謂的產購銷一條龍，“公司﹢農戶”，等等。現實中的農業產業化為農民提供了方便的服務，解決了生產過程中各種困難，似乎可以使農民致富。但是，它具有更為真實的另一面，即采取擴大剪刀差的方式過量提取農業剩余。

具體說來，農業生產里面已經沒有收益，資金、化肥、農藥、種子以及產出品的加工、購銷等非農領域，通過對農產品的產前、產中、產后的服務、加工、流通等還可以生成一定的利潤。這些涉農領域中能獲利的經濟組織，由于自上而下的控制體系實際上成為各級政府和壟斷部門的資產，其服務功能在大多數地方實際上已經異化，所謂“農業服務”，如電力、農機、水利、植保，以及農藥、化肥、種子等方方面面，都變成政府部門的條條控制；種子站、農機站、化肥站等“七所八站”的體系都完整地放在政府一頭。于是，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作用下，這些涉農經濟部門兼具市場壟斷和行政壟斷，趨向于追求壟斷性地占有超額利潤。這使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難以產生，加劇了農業與工商業的交易劣勢。

當憑借壟斷地位獲取超額利潤的部門堅持、并且加強原有制度來獲取利潤的時候，農業的產業化并不能使農民在農業生產活動中獲得利潤。所謂“糧貿公司＋農戶”、“棉花公司＋農戶”、“油脂公司＋農戶”等農業產業化模式中的國有公司，國家給收購資金收購農民的糧棉油產品，有的卻一直以來公然不執行國家收購政策，壓級壓價，缺斤少兩克扣農民，如湖北省棋盤鄉1999年的糧食收購的保護價本來就是1995年以來最低的，早稻、中稻和晚稻每百斤分別為45元、47元和47元；但農民交售時的實際價格更低，三茬稻的實際價格分別為40元、39元和35元左右1[1]。

政府主導、參與的產業化尚不可能使農民從中獲得真正的實惠，更不用說其它的經濟實體主導、參與的“企業＋農戶”的模式了。因為企業的目的就是利潤最大化，當它能獲得超額利潤時，可能會讓利于農民；當只能獲得社會平均利潤時，可能會分一點利給農民，當得不到社會平均利潤和面臨危險時，就會轉嫁風險于農民。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第一目標的農村外部的企業，與不經濟甚至負效益的農業結合，很難對農民增收有利。

羅善平收獲的稻谷每50公斤才43元，這個價格對水稻高產區的優質稻而言，大大低于政府的保護價。其每畝用于購買種子、化肥、農藥的成本為138元，占毛收入365．5元的37%；機耕、灌溉、收割、移栽的成本145元，占毛收入的40%。這占毛收入77%的開支中，除了移栽之外的每個環節，都是農民不能進入的領域：提供種子、化肥、農藥的多是部門壟斷，并有交易中的各種壁壘的限制；至于機耕、收割的費用，明顯地與農民買這些機械化的生產資料的價格之高相關，而灌溉費用則與水利部門管轄的水費，電力部門管轄的電費之高相關。這高昂的成本中到底有多少屬于市場加部門壟斷的剪刀差，不得而知。但事實是：自80

年代初以來，國家大幅提高了18類農副產品價格，但同時，生產成本增加，主要涉農工商業產品價格大幅上漲。以1990—2000年價格變動情況為例，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平均每年提高4．5個百分點，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銷售指數則平均每年提高6．6個百分點。其間，1996—2000年，由于種種原因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和農用生產資料價格均呈下跌趨勢，但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環比指數累積下跌了24．1個百分點2[2]，而農用生產資料銷售價格環比指數才累積下跌了3．3個百分點，差距達20．8個百分點3[3]。農副產品和農用生產資料比價差距拉大，造成由涉農工商部門占有的巨大的“剪刀差”。

通過提高外部規模的、以涉農壟斷部門和工商業資本入侵農業的產業化，成為汲取農業剩余的有效機制。這正是糧價低落、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成萬上億的羅善平們種田虧本的第一個主要原因。

二稅負的加重與基層政權“經濟行動者”的角色高度相關

實行財政包干體制確立了各級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比較明確的收益分配關系。財政包干體制，即分稅制，實質就是“地方承包制”，就是讓縣、鄉鎮地方政府在市場中“自主經營、自負營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在一些縣、鄉級的經濟組織中，從實際決策和責任承擔者看，政府是實際上的所有者，是經濟主體，有擴張財產收益的明確動機和行為。有學者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基層政權成為公共資源的壟斷集團，成為從事經營的“經濟行動者”4[4]。

作為經濟行動者的基層政府，增收成為主要的目標，其來源就是當地的工商業和農民。在工商業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基層組織的生存壓力使鄉鎮工作人員的主要任務就是保工資抓收入。由于歷史遺留以及現實吃喝招待造成的債務因素；由于無論收入狀況（稅源）如何都必須逐年加碼上繳的財稅任務；再加上條塊分割所導致的有錢的部門都垂直向上以及機構龐大，冗員多的原因，向農民派稅就成了基層政府增收的主要來源。

這個意義上的稅收，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政府人員日常辦公開支、工資開支，用之于還鄉鎮企業倒閉欠債，鄉鎮辦公樓、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欠債等政績工程的稅收；而不是為了既能解決鄉村公共事務又能解決農民負擔，即農民依據法律規定應承擔的合法負擔的稅收，包括向國家交納的稅金、完成國家農產品定購、向集體經濟組織繳納村提留和鄉統籌、農村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以及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費用。成為公共資源的壟斷集團的鄉鎮政府，會按經濟理性人的邏輯，通過虛報農業正稅、虛報田畝、虛報農民人純收入、多估畝產值，甚至胡亂攤派等方法千方百計增加農民負擔。所以，無論現行的農業政策怎么規定，所謂的目前我國農業正稅率為農民人純收入的7%，農業附加為20%，兩稅合計的上限為

8．4%，農民承擔鄉統籌村提留不得超過上一年人均純收入的5%，等等，在不發達的農業大縣，都無法得到落實。

從基層政府的“經濟行動者”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羅善平的每畝稻谷的稅負數額之重了。他每畝稻谷的稅費104元，約占毛收入365．5元的29％，這個數字無論怎樣都無法按稅收政策在落實中由于“五難”（面積確定難、產量核實難、價格定準難、征收操作難、減免落實難）而導致的偏差理解，鄉鎮政府的這種行為無論怎樣都無法作為為鄉民提供公共品服務的政府主體行為而理解。正是經濟主體的追逐利益的特性，這種組織越來越具有自利性，越來越與農民間呈緊張甚至對立、掠奪而不是服務的關系。

只要基層政府演變為“經濟行動者”的角色，成萬上億的羅善平們所期待的減免稅負，中央政府一再強調的減負政策的落實，就很難實現。這是農民增收的第二個主要制約因素。

三農民增收的出路

如何在整個國民經濟年增長率持續高漲的同時，在農業人口的非農化前景卻不很樂觀的情況下，使仍占64％的農業人口的收入稍有提高，這是個既現實又極有戰略性的問題。針對兩大制約農民增收的外部性問題，采取以下措施很有必要：

農業產業化應是提高內部規模的產業化。政府應該把還有利潤的涉農領域（金融、保險、水利、供銷、批發、農機等等）放開，發動農民的積極性，使農民樹立起“要發展就必須自己幫助自己”的理念，利用各種傳統的村社組織資源走向自助和合作化之路，以組織本身的努力來增進成員的利益，通過合作的規模經營生成規模效益。這就會使農業剩余盡可能地留給農民自身，少受工商業的過度盤剝，并且實現以工商金融反哺農業。政府應在這種內部規模的產業化過程中起到幫扶和發育的作用，如讓農民的合作組織能夠免稅地進入這些尚能產生利潤的領域，給農民提供一定分額的資金作為基金，循序漸進地開展各種自助活動，等等。

還鄉鎮政府的“社會事務管理者”的角色。鄉鎮政府的改革，不只是裁剪冗員，而是功能的重新定位，“使其只保留最基本的社會事務管理能力，不對經濟增長目標和自身財政負責，也不具備自我擴張和資源掠奪能力”5[5]。同時，也讓上級部門失去依托鄉鎮興辦升級達標、檢查考核活動的權力和功能。這是為農民減免稅負的根本舉措。

鑒于現實中的基層組織“只唯上”，“不唯下”，而中國改革已經進入了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來推動的階段，農民增收的問題也不只是個經濟問題，因此實際操作上是否分為兩方面：一是通過各種提高內部規模的產業化發育村、鄉兩級的各種農民合作社，使“合作社作為財產主體和納稅主體，農民在社區內的農業生產只向合作社繳納地租（承包費），不再承擔其他稅費”6[6]；一是在村民自治、自愿的基礎上，村一級建立以黨支部為領導核心，以農民聯合會為主體，以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民群眾組織為補充的農村基層組織體系，使農民由虛弱的大多數變得強大起來，并積極合法地以一個整體的力量爭取自己的應有權益。

第三篇：影響農民增收的因素

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與政策選擇

系：數理系專業：數學與應用數學

姓名：羅明波學號：20090307011040

【摘 要】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生產力得到了大力發展，帶動了經濟的飛躍發展，國家漸漸繁榮富強，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國民生產總值日益增加，但是我國人均收入還比較低下，特別是最基層群體農民，農民收入增長遲緩已成為農業和農村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工作的焦點，作為一個擁有九億農民的大國，農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狀況直接關系擴大內需政策的落實，關系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度增長，關系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因此，穩定增加農民收入成為當前國民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

【關鍵詞】 農民增收 影響因素 對策

一 農民收入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經營，充分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少部分地區也出現很多富農，他們用辛勤的雙手和智慧創造了財富，過上了小康生活，但是大部分農民生活質量還相當低下，他們的收入增幅緩慢，一年勞務生活下來的收入也就四五千元，莊稼勞作方面所用費用大概也消耗相當，特別是邊疆邊遠地區，辛苦了一年的汗水最多也就只夠維持正常的生活，農民辛苦勞作的積蓄幾乎所剩無幾。由于地區間的不平衡，有些地區的農民收入甚至是負增長。

二 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市場

目前，我國農村市場體系不健全，農產品流通不暢、效益差，我國農業經營主要以家庭為單位、其規模狹小、經營方式也分散，在一些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的地區，農民不僅要冒自然風險，而且還要冒市場風險。當前一些地區在農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出現的增產不增收現象，從根本上講還是一個市場的需求問題。市場條件制約涉及到兩個方面：生產及品種結構與市場需求；農民組織化程度低，在市場交易中處于明顯不利的位置；市場信息，生產結構的調整信息更多地來自于政府的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信息。但人們則更關注為什么農產品供應豐富了，農民收入增長卻出現下滑的局面？由于我國城鄉居民的溫飽問題早已解決，越來越多的城鎮居民過上了小康生活，消費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生活費開支中用于食品的比重也就不斷下降，導致農產品消費市場縮小。2 政策措施

目前，國家針對農村的“三農”問題出臺了很多有力政策，切實設身處地為農民，減輕農民負擔，幫助農民發展生產，帶動農民走向致富之路。但是由于地

方領導的自私自利，一些政策措施根本沒有具體落實到位，主要表現為：水利設施沒有得到改善，興修水利方面沒有具體落實到位，還有道路沒有完全通，在農作方面嚴重影響了農作的效率。還有電網方面也沒能得到具體改善，現今，國家對農村施行農網改造，公路、電網實現村村通。但是村里電網還沒能得到改善，依舊使用落后的設備，很多電線都大多老化，橫掛在空中相當的危險，況且電費還達到0.7元每度。嚴重阻礙農村經濟的發展。還有村干部沒有能積極調動村農民，沒有全心全意為人民辦事的態度，一些相關政策農民基本不懂，有些干部還會利用農民對政策的無知從中取利，更使農村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農民負擔

農民負擔過重，增收成本越來越大。一是鄉（鎮）結構龐大，脫產人員多，開銷大，又沒有穩定的財政來源，因此，變著法子向農民伸手；二是為了保住經濟增長速度，并在此基礎上多收稅費，一些地方高估農民收入現象，從而使農民負擔加重，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攤派、罰款等現象，這樣使一些低收入地區的農民不堪重負。

4價格波動

近些年，種植業支撐農民收入的能力減弱，2000年農民收入增速下降，糧價下跌是主要因素，導致農民收入減少，而價格波動更是讓農民擔心，以去年和今年相比，糧食價格去年是兩元多每市斤，但今年卻跌落到一元多每市斤。這使農民的收入嚴重縮水，不單是農產品方面，還有蔬菜類方面價格也明顯有所下降，雞鴨魚肉類價格也是一樣，但是油鹽柴米價格依然保持不變，這更嚴重的阻礙了農民的增收。

三 農民增收的主要對策培育農民市場意識，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首先，要培育農民市場意識，提高農民素質。主要從以下三方面考慮：一是要培養農民的市場參與意識，引導農民走向市場，實現其產品的價值，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使農民致富；二是培育農民的市場競爭意識，引導農民準確掌握商品供求變化和市場行情，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提高產品的質量，把資金、勞動力自覺投向效益好的產品；三是培養農民的市場風險意識，培養農民自覺在機會與風險之間進行權衡選擇，減少投資的盲目性、隨意性，合理配置資源，避免和減少資源的閑置和浪費，以保證經濟穩定、健康、持續發展；其次，促進農產品的品牌化。較強市場競爭力的產品通常是品牌化的。品牌農產品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標識性。品牌是一種標識，它能幫助顧客將一種農產品與其競爭對手區分開來；二是市場滲透性。品牌農產品有較強的市場滲透能力，它的需求收入彈性較高，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對生活質量的追求，人們愈加傾向對品

牌農產品的消費；三是較高的市場價位。品牌農產品是優質的農產品，優質高價決定著其在市場中具有同類農產品更高的價格。拓寬收入空間，政策措施落實到位

目前農村勞動力過剩是個很大的問題，最大限度的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是在新形勢下農民增收的新思路：要為農民進城務工、人口遷徙開綠燈，取消各種違反憲法賦予公民權利的歧視性政策和人為規定，使農民自由選擇職業和工種，自由選擇居住與遷徙。加強農民的法律意識，和強化對政策制度措施的認知。強化村干部的服務理念，切實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政府投資力度，拓寬水利建設和農網改造。以方便農民勞作，提高效率，也是農民增收的一種手段。切實減輕農民負擔，降低農產品成本

加大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和保持力度，對農業進行適度保護，政府責無旁貸。首先，國家要采取積極財政扶持政策，要逐年提高財政支農資金的比例，同時，積極爭取海外集團和金融組織貸款，采取招商引資，股份制融資業，逐步形成多層次、多渠道、多元化的融資體系。其次，進一步落實政策，出臺新的發展經濟政策，以調動農戶、企業和中介組織的積極性，促進農業產業化的經營。第三，切實落實減輕農民負擔政策，減免就是增收。第四，改革金融信貸投入和低息投入。提高農產品的保護水平，實現優質優價

適當提高對適銷對路的農產品的保護水平，真正實現優質優價。目前我國許多大宗農產品已接近或超過國際市場價格，提價的余地很小，與國際市場相比，我國農產品的價格已經不低，這并不意味著不能適當提價，更不能成為降低定購和保護水平的依據。我國人均土地經營規模狹小，技術含量又不高，根本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通過保護價機制保護農民利益。所以，國家應該及時提高糧食的定購價格和保護水平，這是國家正當的財政支出，不僅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刺激農村的最終消費，而且也是協調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公平發展的重要途徑。切實為農民利益的角度出發，帶動經濟發展，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第四篇：當前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及對策

當前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及對策

對策, 農民,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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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作為經濟工作重中之重的“三農“問題已經日益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在“三農”問題中，農民是主體、利益是根本、收入是核心。近年來，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農民收入增速緩慢、增長乏力，導致農戶的實際收入水平下降。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產業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認真分析影響農民增收的原因、積極尋求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和措施，對早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一、農民增收的制約因素分析

1.農村公共財政嚴重缺位。一是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方面的缺位。農村稅費改革之前，是9億多農民通過繳納各種稅費支撐了我國的農村義務教育事業。為了普及農村九年義務教育，不少地方只能通過集資、借款等方式建農村校舍。結果，不僅農戶而且不少村級組織都因此背上了數額巨大的債務。二是在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方面投資的缺位。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搞好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是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基本條件，也是獲取農業豐收的最基本的保證。但長期以來，各級財政在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方面有很多欠賬，導致我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業基礎設施非常薄弱，嚴重地影響了農業生產。三是農村科技成果應用與推廣方面投資的缺位。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農業生產經營中的科技貢獻率大約在30%左右，農業科技成果推廣應用率只有20%至30%，遠遠低于世界發達國家水平。四是農村社會保障及公益建設方面投資的缺位。目前，絕大多數城市人口已經享受到了較好的醫療、養老、失業保險以及生活最低保障等方面公共財政所帶來的好處。但是，對于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來說，公共財政的陽光還遠遠沒有照到他們身上。

2.農村和農業經濟結構不合理。一是在我國大多數地區的農村，農業生產一般仍是以種植業為主。在種植業中又大多以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為主，經濟作物較少。這種單一的農業生產結構導致農民增收的渠道十分狹窄。二是農產品的供需結構不合理。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改善，對農產品需求的層次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追求優質化、高檔化、多樣化已成為人們生活的常態。而我國農產品中一般性品種多，專用品種少；大路貨多，名優產品少；初級產品多，加工產品少，而精深加工產品更少，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三是雖然農業生產的區域化分工有了很大進步，但區域比較優勢尚未充分發揮出來，區域性農作物結構不同程度地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問題。四是農戶經營規模狹小。目前農村地區平均每個農戶的土地經營面積只有0.5公頃左右，大致相當于歐盟的1/40，美國的1/400。即使與農業生產經營規模較小的日本和韓國相比，也僅大致相當于其1/3。土地經營規模狹小制約了農業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不利于機械化作業，影響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3.農產品價格低。近年來，盡管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如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免除農業稅、發放種糧補貼等措施來刺激糧食生產，但伴隨著繼之而來的各種農業生產資料的漲價，使得政府給農民的“好處”很快就會被迅速上漲的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抵消”了，農業生產的比較利益仍然十分低下。若再扣除農民種田的勞動力成本，幾乎很難再有過多的剩余。而且，由于農產品生產上的供需脫節，農產品旺季上市時又常常出現“賣難”現象，甚至有可能導致農民血本無歸。

4.城市化進程滯后。中國的城市化不單純是城市建設問題，更主要的是，它還涉及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產業結構調整等其他方面的問題。城鎮化的滯后，直接限制了農業剩余勞

動力轉移的途徑，使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業部門，延緩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速度。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向城鎮非農產業轉移；二是向農村非農產業轉移（主要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曾經在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上發揮了巨大作用。但自1995年以來，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在持續減弱，接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數量逐年減少。這也是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

5.城鄉“二元化”割據體制。一是地域限制。現行戶籍制度將農民束縛在農村，即使外出打工也被冠以二等公民的印記。二是就業限制。政府在解決失業和再就業問題時，往往只考慮城市居民，而沒有將農民的就業納入政策范圍。三是社會保障方面的限制。目前除了部分地方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進行小范圍的改革試點以外，其他社會保障項目幾乎是一片空白。城鄉“二元化”割據體制中的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民的遷徙自由，不公平的就業制度使得農民面臨著不平等的就業機會，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得農民的未來充滿不穩定性。這種不平等的體制使農民增收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

6.農業產業化經營層次低。一是發展不平衡。除為數不多的地區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展比較好外，大多數地區還缺乏龍頭帶動。二是龍頭企業規模小，缺乏知名品牌，競爭力不強。三是產業化經濟組織與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還不完善、不穩固，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坑農害農現象。四是農業產業化支撐體系建設緩慢，社會化服務功能不完善、不配套，市場信息網絡體系建設滯后。

7.農業生產技術落后。一是農業科技推廣專業技術隊伍人才匱乏，鄉村兩級政府和組織基本沒有建立起像樣的農技推廣隊伍。二是農業科技缺乏創新機制，農業生產科技成果儲備不足，缺少既可以大幅度增產又能提高農產品品質的新品種和新技術。三是缺乏農業科技推廣對象。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愈來愈多的農村青壯年強勞力外出務工經商，留守鄉土的基本上是老弱病殘及兒童，缺乏有文化的農業技術推廣應用傳承人。農業科技推廣方面的這些問題，導致農業生產技術長期落后，農業生產效率很難有大的提高。

8.農民受教育程度低。據有關部門此前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別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8.5%、33.9%、46.2%、10.1%、1.3%。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勞動者占了88.6%。農村勞動力的低素質，增加了他們學習農業科技知識、市場經濟知識的難度，加大了他們通過利用新技術發展高效農業、特色經濟的難度，也加大了農民增收的難度。

二、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建議

1.加大財政對“三農”的投入。解決好“三農”問題，實現農民增收，必須進一步加大財政對“三農”的投入。這需要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要健全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機制，大幅度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讓收益、耕地占用稅等新增收入用于農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公益性建設項目的投入。二是要加強和完善促進農業發展的財稅政策。擴大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和農機購置補貼，較大幅度地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三是要加強監管，提高支農資金使用的綜合效益，確保財政支農資金安全有效。

2.調整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農業和農村產業結構，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和必然趨勢，也是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穩定的必然途徑。調整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一是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牧則牧，切忌避免產業結構趨同現象。二是要面向國際國內兩個市場，下工夫在“優”、“特”、“高”上做文章。“優”就是要抓住良種這個要素；“特”就是要大力發展生態農業，重點培育和發展無公害的水果、蔬菜、食用菌、茶葉、花卉等綠色產品并形成優勢產業；“高”就是要按照“高產、高效、優質”農業的要求，加快形成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三元結構，加快推廣立體種養、耕地套種、反季節生產等生產模式。

3.大力開展農業產業化經營。開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是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途徑。據測算，我國農產品加工產業產值與農業產值的比值，每增加0.1個百分點，就可以帶動230萬人就業，帶動農民增收193元，而且增長潛力很大。當前，我國農產品加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處于初級發展形態，加工水平和層次不高，沒有形成“田間到餐桌”的完整鏈條，產品附加值水平低，最終導致農民增收能力不強。因此，針對這種狀況，我們必須大力促進農產品生產的專業化、商品化、集約化經營，充分發揮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引導農民盡快走上致富的道路。

4.進一步加快城市化進程。有效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逐步減少農民的數量，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出路之一。為此，我們必須加快推進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進程，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當前，尤其要搞好小城鎮建設。小城鎮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的重要選擇，在調整農村就業結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等方面具有大中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搞城市化建設必須把小城鎮建設放到重要地位。要通過科學規劃、合理布局、突出特色地發展縣城和小城鎮，促進人口、經濟、建筑、文化、信息等要素在城鎮高度集聚和整合，使小城鎮成為二、三產業的集中地，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主渠道，形成較強的經濟輻射帶動能力。與此同時，還要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戶口遷移政策，消除小城鎮發展的體制障礙。

5.切實維護進城務工農民的正當權益。鼓勵農民外出務工經商是活躍城鄉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方式。為了切實保障進城務工農民的合法權益，必須盡快改變傳統的城鄉二元管理體制，深化城市用工制度改革，解決城市農民工面臨的各項問題。一是要加快建立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加大對農民工的職業培訓力度，全面提高和增強農民就業務工的能力。二是要為農民工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務，切實解決他們在土地承包、工資支付以及工傷和職業病保險方面遇到的各種糾紛。三是要保障進城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通過逐步完善各種政策和機制，使進城務工農民的子女能夠接受并完成必要的義務教育。四是要積極創造條件，力爭把農民工的各項社會保障需求納入城市整體制度規劃中。總之，要盡最大努力為農民工排憂解難，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使他們能夠安心地在城市務工經商。

6.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可以為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保障。當前，在這方面需要做好三項工作。一是要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適當降低設立金融機構的門檻。要通過積極引導和規范，允許農戶建立和發展一些互助性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以滿足廣大農戶小額、頻繁的生活和生產資金需求。二是要建立有效的農村資金回流機制。國家應出臺相關的政策，采取相應的措施，控制資金大量流出農村，支持資金向農村回流，使金融資金能夠更好地為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業生產服務。

7.大力發展農村教育。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素質，是拓寬農民就業渠道、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國家必須從戰略的高度，充分認識到大力發展農村教育的重要性。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盡快改變農村教育落后的面貌。一是要針對落后和貧困地區的農村，進一步加大教育投資，改變農村教育發展不均衡狀況。二是在確保農村九年義務教育的全面實施的前提下，進一步提升農村教育的水平和質量。三是積極構建多層次的農村教育體系，尤其是要盡快構建科學的農村職業技術教育體系，搞好農村成人教育，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8.搞好農業科技推廣工作。首先，要把充實農業專業技術人才隊伍作為當前工作的重點。如，在招聘鄉鎮公務員和事業人員以及“村官”時，可以盡量多招聘農業專技大學生；在職業高中學校，要盡量多設置相關的農業專業技術課程；在各類農業院校，可以把農村生源學生列入國家學費減免和生活資助范圍，吸引更多的青年學習農業科學技術。其次，在實際工作中，要創新農業科技推廣的方式和方法。如，可以通過建立農業科技培訓基地，把農村基層干部、農民技術骨干和專業大戶，分期分批組織到培訓基地培訓；以開展項目的方式實施

農業科技推廣；充分發揮遠程教育在農業科技推廣中的作用，等等。

作者：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蔡紅霞 來源：《理論前沿》2009年第17期

第五篇：農民增收的現狀、制約因素及對策.

農民增收的現狀、制約因素及對策

促進農民增收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關鍵，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大幅度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從最近幾年的情況看，農民收入增長仍然比較緩慢，增收的長效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因此，我們應認真分析影響農民增收的原因，積極尋求農民收入健康穩定增長的對策和措施。

一、當前農民收入的基本狀況和特點

最近幾年來，隨著國家支農惠農政策的不斷實施，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就河南省來看，作為全國第一農業大省和農民大省，在農民收入方面表現的比較明顯。改革開放30年來，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04.71元增加到4454.24元，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由78.4%提高到93.6%，在全國各省區市的位次顯著提升。特別是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和河南省委、省政府大力實施一系列支農惠農強農政策，采取各種強有力的措施開辟農民增收渠道，農民收入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態勢。2004年以來的五年間，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幅均超過7%，年均增長9.4%；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加額連續突破300元、500元、600元三個大臺階；尤其是2006年、2007年農民收入增幅連續兩年高于城鎮居民收入增幅，農民收入進入了增速最快、增幅最大、增長最穩定的階段，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2008年，在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部分農民工返鄉回流、外出就業相對困難的情況下，河南農民收入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長的好勢頭。據國家統計局河南調查總隊抽樣調查，2008年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454.24元，比上年增加602.64元，增長15.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2%，成為改革開放30年來增加額最多的一年。在2008年河南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的602.64元中，主要增長點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家庭經營純收入。2008年農民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對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49.9%，占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額的“半壁江山”。二是工資性收入。去年全省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達到1500.01元，對農民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38.5%，拉動農民純收入增長6個百分點，在促進農民增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三是轉移性收入。去年全省農民獲得的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人均為255.02元，比上年增加69.36元，增長37.4%。尤其是農民得到的補貼、救濟金等轉移性純收入人均為202.02元，增加69.02元，增長51.9%，成為促進農民增收的新力量。

二、當前制約農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

第一，農業結構不合理。一是農產品結構不合理，產品的質量不高，大路貨多，名特優產品比例低，缺乏競爭力。二是一般性的品種多，專用品種少；初級產品多，加工產品少，精深加工產品更少。三是區域結構高度雷同，產品品種在較大區域內大體一致，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問題。當前農產品結構性矛盾相對突出，農產品供求矛盾由總量為主轉向以結構為主，從而致使大宗農產品普遍供大于求，相對過剩，出現“賣難”和價格下降。

第二，農產品成本高。突出表現在化肥、農藥、農膜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漲。盡管對農民實行了農業生產資料綜合直補，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農資價格上揚給農民造成的損失，但仍然影響了農民收益的持續增加。由于農業生產成本連年上升，導致了主要農產品價格已普遍超出國際市場水平。其結果，農產品增產空間越來越小，農產品價格上漲空間受到限制，使農民增收受到很大制約。

第三，農業經營主體分散，經營規模小，生產效率低。就河南的情況看，人均農業資源占有水平低，人均耕地面積僅為1.1畝，約為世界平均的1/7，英國的1/80，美國的1/460；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1/5，加之實行家庭生產承包責任制，造成農業經營主體分散，超小規模的生產模式導致了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低下，影響了農民的增收。同時，廣大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導致采用農業適用技術率不高，農業科技難以推廣和普及，使農民增收無力。

第四，非農崗位就業不足。農民的非農收入主要來自鄉鎮企業和進城打工的勞務經濟。隨著買方市場的形成和國內外市場競爭的加劇，鄉鎮企業整體萎縮，增長速度回落，經濟效益低下，吸納就業能力明顯下降，農民從鄉鎮企業得到的收入增幅也隨之下降。與此同時，城市國有企業下崗或失業人員增加，加上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進城務工的難度越來越大，從而導致了農民在二、三產業就業的機會減少，抑制了農民非農產業工資性收入，農民收入增幅下降。

第五，城鎮化水平嚴重滯后。2008年河南城鎮化水平為36％，低于全國45.7%的平均水平。由于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的格局還未得到根本性改變，造成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村，農業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農民增收困難。與此相對應，農村的二、三產業發展緩慢，使農民的就業領域窄小，造成了農村勞動力資源的閑置和浪費，農村經濟無法在產業結構調整中良性循環，促進整個經濟發展的潛力不能充分釋放出來。

第六，農民負擔過重。農民負擔是農民向國家和社會無償提供的支出，它與農民實際收入間有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就河南目前情況看，自2002年底全面推行稅費改革以來，的確是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農民負擔，在一定程度上使農民降低了投入成本，促進了農民收入的增長。但是，盡管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向農民亂收費、亂攤派、亂集款，明確規定要將農民承擔的絕對額控制在農民上年人均純收入的5％以內，但“三亂”現象屢禁不止，農民的政策性成本增多，使得農民收入很大一部分被擠掉。

三、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對策建議

（一）繼續加大對農業的政策扶持力度。

要繼續加大和落實好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等各項補貼政策，建立穩定的種糧收益風險補償機制。進一步擴大補貼范圍，對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等農村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加強的環節給予補貼。落實國家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保持糧價穩定在合理水平。加大對農村小型基礎設施、農村社會事業和農村社會保障的補貼力度，降低農民的生產生活成本。堅持開發式扶貧，建立財政扶貧資金穩定增長機制。加大對貧困人口的幫扶力度，努力實現脫貧解困和鞏固溫飽的雙重目標。真正落實好國家各項支農惠農政策，使廣大農民切實得到實惠。

（二）注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

就農業比重較大的地區來說，要以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為目標，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要求，繼續加快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要大力發展品質優良、特色鮮明、附加值高的優勢農產品，幫助農民增加來自農業內部的收入。不斷延長糧食產業鏈條，拓寬糧食增值空間，實現糧食加工品種的多樣化、系列化、專用化，提高糧食精深加工水平；繼續推進優質畜產品生產與加工基地建設，加快畜牧業增長方式轉變，著力推進區域化布局、標準化生產；要加快發展果蔬、花卉、苗木、茶葉、中藥材等特色農產品，形成一批特色農業生產和加工基地，創出一批有市場競爭力的特色農產品品牌，等等。

（三）加快農業產業化經營。

農業產業化經營可以將農戶與市場連接起來，引導農民進入市場，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化解農戶經營的市場風險；還可延長農業產業鏈條，讓農戶分享加工和銷售環節的后續利潤，提高農業比較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發展農業產業化的關鍵是培育具有市場開拓能力，能進行農產品深加工、為農民提供服務和帶動、促進農戶發展商品生產的龍頭企業。龍頭企業要按照市場要求對農業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形成優質產品和主導產業，有效地增加農民收入；要規范龍頭企業與農戶的利益關系，保證農民從中真正獲得應有的經濟利益，使龍頭企業更好地發揮輻射帶動作用。

（四）穩步推進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

產業化、規模化是農業發展的必然方向。土地流轉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反映了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穩步推進土地流轉、促進農民增收已勢在必行。要鼓勵企業和農村能人承包或租賃農戶土地，再返聘農民、培訓農民，有序合理地使用勞動力。根據市場需求，調整產業結構，進行規模化生產。在能人或企業的帶動下，農戶能很快掌握農業科學技術，有利于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和普及，有利于農民增加收入。

（五）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合作組織。

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然要求。在這方面，地方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要認真實施《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認真落實各項優惠政策，對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提高組織的經濟實力。應對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開展技術培訓，選派技術人員進行生產指導。要打破行政區域界限和行業界限，組建強大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帶動更多的農民闖市場。應鼓勵基層組織、供銷社、鄉鎮農經中心等單位，利用它們的技術、資金、營銷網絡等優勢把農民組織起來，成立各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應積極發揮社會能人的作用，引導鼓勵能人牽頭，聯合農民創辦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要鼓勵農民開展互助合作，引導其逐步發展成為規范化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要圍繞當地支柱產業、特色產業和主導產品，以市場為導向，注重科技進步，發展品牌農產品，實行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經營。加強與農產品加工企業的合作，為其提供優質生產原料，實現加工增值，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業現代化。

（六）穩定農資價格，保護農民利益。

要積極組織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組織好種子、化肥、農藥、柴油等生產資料的調運，加強對農資市場的監管力度，規范市場秩序，穩定農資價格，切實保護農民利益。要組織技術力量，進一步強化測土配方施肥工作，倡導農民科學施肥，節約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益和增加農民收入。

農民增收的現狀、制約因素及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