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影響農民增收的因素

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與政策選擇

系：數理系專業：數學與應用數學

姓名：羅明波學號：20090307011040

【摘 要】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生產力得到了大力發展，帶動了經濟的飛躍發展，國家漸漸繁榮富強，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國民生產總值日益增加，但是我國人均收入還比較低下，特別是最基層群體農民，農民收入增長遲緩已成為農業和農村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工作的焦點，作為一個擁有九億農民的大國，農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狀況直接關系擴大內需政策的落實，關系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度增長，關系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因此，穩定增加農民收入成為當前國民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

【關鍵詞】 農民增收 影響因素 對策

一 農民收入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經營，充分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少部分地區也出現很多富農，他們用辛勤的雙手和智慧創造了財富，過上了小康生活，但是大部分農民生活質量還相當低下，他們的收入增幅緩慢，一年勞務生活下來的收入也就四五千元，莊稼勞作方面所用費用大概也消耗相當，特別是邊疆邊遠地區，辛苦了一年的汗水最多也就只夠維持正常的生活，農民辛苦勞作的積蓄幾乎所剩無幾。由于地區間的不平衡，有些地區的農民收入甚至是負增長。

二 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市場

目前，我國農村市場體系不健全，農產品流通不暢、效益差，我國農業經營主要以家庭為單位、其規模狹小、經營方式也分散，在一些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的地區，農民不僅要冒自然風險，而且還要冒市場風險。當前一些地區在農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出現的增產不增收現象，從根本上講還是一個市場的需求問題。市場條件制約涉及到兩個方面：生產及品種結構與市場需求；農民組織化程度低，在市場交易中處于明顯不利的位置；市場信息，生產結構的調整信息更多地來自于政府的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信息。但人們則更關注為什么農產品供應豐富了，農民收入增長卻出現下滑的局面？由于我國城鄉居民的溫飽問題早已解決，越來越多的城鎮居民過上了小康生活，消費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生活費開支中用于食品的比重也就不斷下降，導致農產品消費市場縮小。2 政策措施

目前，國家針對農村的“三農”問題出臺了很多有力政策，切實設身處地為農民，減輕農民負擔，幫助農民發展生產，帶動農民走向致富之路。但是由于地

方領導的自私自利，一些政策措施根本沒有具體落實到位，主要表現為：水利設施沒有得到改善，興修水利方面沒有具體落實到位，還有道路沒有完全通，在農作方面嚴重影響了農作的效率。還有電網方面也沒能得到具體改善，現今，國家對農村施行農網改造，公路、電網實現村村通。但是村里電網還沒能得到改善，依舊使用落后的設備，很多電線都大多老化，橫掛在空中相當的危險，況且電費還達到0.7元每度。嚴重阻礙農村經濟的發展。還有村干部沒有能積極調動村農民，沒有全心全意為人民辦事的態度，一些相關政策農民基本不懂，有些干部還會利用農民對政策的無知從中取利，更使農村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農民負擔

農民負擔過重，增收成本越來越大。一是鄉（鎮）結構龐大，脫產人員多，開銷大，又沒有穩定的財政來源，因此，變著法子向農民伸手；二是為了保住經濟增長速度，并在此基礎上多收稅費，一些地方高估農民收入現象，從而使農民負擔加重，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攤派、罰款等現象，這樣使一些低收入地區的農民不堪重負。

4價格波動

近些年，種植業支撐農民收入的能力減弱，2000年農民收入增速下降，糧價下跌是主要因素，導致農民收入減少，而價格波動更是讓農民擔心，以去年和今年相比，糧食價格去年是兩元多每市斤，但今年卻跌落到一元多每市斤。這使農民的收入嚴重縮水，不單是農產品方面，還有蔬菜類方面價格也明顯有所下降，雞鴨魚肉類價格也是一樣，但是油鹽柴米價格依然保持不變，這更嚴重的阻礙了農民的增收。

三 農民增收的主要對策培育農民市場意識，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首先，要培育農民市場意識，提高農民素質。主要從以下三方面考慮：一是要培養農民的市場參與意識，引導農民走向市場，實現其產品的價值，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使農民致富；二是培育農民的市場競爭意識，引導農民準確掌握商品供求變化和市場行情，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提高產品的質量，把資金、勞動力自覺投向效益好的產品；三是培養農民的市場風險意識，培養農民自覺在機會與風險之間進行權衡選擇，減少投資的盲目性、隨意性，合理配置資源，避免和減少資源的閑置和浪費，以保證經濟穩定、健康、持續發展；其次，促進農產品的品牌化。較強市場競爭力的產品通常是品牌化的。品牌農產品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標識性。品牌是一種標識，它能幫助顧客將一種農產品與其競爭對手區分開來；二是市場滲透性。品牌農產品有較強的市場滲透能力，它的需求收入彈性較高，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對生活質量的追求，人們愈加傾向對品

牌農產品的消費；三是較高的市場價位。品牌農產品是優質的農產品，優質高價決定著其在市場中具有同類農產品更高的價格。拓寬收入空間，政策措施落實到位

目前農村勞動力過剩是個很大的問題，最大限度的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是在新形勢下農民增收的新思路：要為農民進城務工、人口遷徙開綠燈，取消各種違反憲法賦予公民權利的歧視性政策和人為規定，使農民自由選擇職業和工種，自由選擇居住與遷徙。加強農民的法律意識，和強化對政策制度措施的認知。強化村干部的服務理念，切實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政府投資力度，拓寬水利建設和農網改造。以方便農民勞作，提高效率，也是農民增收的一種手段。切實減輕農民負擔，降低農產品成本

加大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和保持力度，對農業進行適度保護，政府責無旁貸。首先，國家要采取積極財政扶持政策，要逐年提高財政支農資金的比例，同時，積極爭取海外集團和金融組織貸款，采取招商引資，股份制融資業，逐步形成多層次、多渠道、多元化的融資體系。其次，進一步落實政策，出臺新的發展經濟政策，以調動農戶、企業和中介組織的積極性，促進農業產業化的經營。第三，切實落實減輕農民負擔政策，減免就是增收。第四，改革金融信貸投入和低息投入。提高農產品的保護水平，實現優質優價

適當提高對適銷對路的農產品的保護水平，真正實現優質優價。目前我國許多大宗農產品已接近或超過國際市場價格，提價的余地很小，與國際市場相比，我國農產品的價格已經不低，這并不意味著不能適當提價，更不能成為降低定購和保護水平的依據。我國人均土地經營規模狹小，技術含量又不高，根本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通過保護價機制保護農民利益。所以，國家應該及時提高糧食的定購價格和保護水平，這是國家正當的財政支出，不僅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刺激農村的最終消費，而且也是協調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公平發展的重要途徑。切實為農民利益的角度出發，帶動經濟發展，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第二篇：影響農民增收的因素及對策

影響農民增收的因素及對策

農民收入增加的問題事關改革開放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實現的大局，一直是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并致力解決的重要問題。筆者結合江寧區農村的實際，就影響農民增收的因素及對策談一點淺見。

一、當前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我國農村農民純收入年遞增速度從1996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2．1％，下降了6．9個百分點，農民收入連續4年下降，是改革開放以來從未出現過的現象，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歷史最高水平。江寧區也同全國一樣，有不同程度下滑。根據目前該地區農村的實際情況分析，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因素、市場因素、自身因素等。

1．政策因素。一是農民土地承包制度與新時期新形勢的發展不相適應。土地所有權不能得到合理流動和轉讓，限制農業生產規模化、集約化發展，一些地方出現了有田無人種（拋荒）和有人無田種的怪現象。個別政府部門和單位打著“示范”旗號，轉租農民承包田，變“示范園區”為部門和單位增收的“小金庫”。另外，還有的以發展為名侵占農民土地使用權，如某某專業種（養）植園地等，農民被迫低價出讓土地使用權。二是對農業的投入不足。從全國來看，1991年～1995年國家財政支出中，農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10．6％、10．01％、9．49％、9．2％、8．4％，1997年降到8．3％，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與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七五”期間為5．3％，而“八五”期間降到3％。此外加上金融部門受到金融體制的限制，對農村、農業貸款投放相當不足，從而導致了優良品種和先進科學技術得不到及時推廣，農業機械陳舊落后，農業基礎設施年久失修，無法抵御自然災害的沖擊，局部地區又回到了“刀耕火種”時代。三是農民負擔過重。其一是維持基層政府運轉的費用。有統計資料表明，縣鄉兩級財政供養人員占全國供養人員的71％，而財政收入只有全國的21％，七站八所，機構重疊，人浮于事，因官設位，政府財政負擔沉重。在這次機構精簡中，江寧區鄉鎮由原來23個減為17個，行政村由343個減為248個，精簡各級干部1000人，為此每年可減少農民負擔3000萬元。其二是承擔義務教育的費用。我國實行的是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在接受義務教育的總人數中70％在農村，義務教育經費雖由中央、省、市、縣、鄉鎮幾級共同承擔，但鄉鎮承擔高達78％之多，而最終農民承擔達80％左右。其三是各種亂收費現象屢禁不絕。農民除應繳農業稅等外，基層政府和各部門亂開口子，巧立名目現象時有發生，給農民增加了沉重的經濟包袱，激發了不少社會矛盾，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

2．市場因素。加入WTO后，我國的農業發展將面臨著重大考驗。如何面對市場，應對國際農產品出口競爭的挑戰，將直接影響到農民的增收。從客觀上講，市場激烈的競爭和復雜多變給農民帶來很大的震蕩，國內市場空間有限。目前我國城鄉人口占比是3∶7，而農產品是7個人生產，3個人消費，賣方市場自然轉向買方市場。“賣難”現象尤為突出，依靠農產品增加農民收入潛力極其有限。而我國長期以來在農產品生產上注重的是數量上的擴張，而忽視質量上的提檔．使其缺乏國際競爭力，出口數額有限。從主觀上講，在生產和經營上仍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小農”思想，嚴重缺乏市場意識，單兵作戰，而以千家萬戶的小生產方式難以抵御千變萬化的大市場沖擊。

3．自身因素。江寧區是一個農業大區，由于歷史原因，城鄉差別比較明顯，農村發展較為滯后，因而農業作為弱質產業，農民作為弱勢群體，在市場競爭中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嚴重影響到農業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一是農民素質較低。目前江寧區現有農村勞動力33．6萬人，其中大中專生占1．8％，高中生占9．3％，初中以下占89．9％，由于文化素質低，導致綜合素質上不去，接受新事物慢，運用現代科技能力差，致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力弱。就業門路窄、致富機會少，造成豐富的農村人力資源的浪費，嚴重制約著農民收入的增加。二是人多地少，農業資源匱乏。目前江寧區人均擁有耕地0．8畝，林地2．85畝，水田0．48畝。撤縣設區后，東山鎮將納入南京市主城區，大面積的開放開發、人口不斷增加、基建規模不斷擴大已成定局，而原先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農業資源下降和農業生產規模上升的矛盾日趨激烈，這都將給

農民增收帶來阻力。

二、如何增加農民收入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在新世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在全國實現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實現農村小康的關鍵在增加農民收入。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是地方黨委和政府當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是實施“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貫徹十六大精神的具體體現，應進一步理清工作思路，采取切實有效的新對策、新措施。

1．更新觀念，增強市場、服務、科技意識。具體應做到提高三種意識：一是提高市場意識。隨著我國農業的快速發展，農產品出現了結構性過剩，“賣難”現象時有發生，它已成為影響農民增收的一道屏障。首先要以市場為導向，適時調整農產品的種植（養殖）品種、規模，既要立足于當前效益又兼顧長遠利益，既要滿足市場需求又要依據自身實力；其次是抓好流通，以江寧市場為依托，輻射南京和周邊城市，以水、陸、空便利交通為橋梁，以特色農產品為龍頭（如橫溪西瓜、土橋大米、祿口獺兔等），在大、中城市設立營銷點，使農產品的外調、外運、外銷靈活運轉，自然形成適應市場需求的生產——儲運——銷售——信息反饋的良性循環機制，圍繞市場、重視市場、研究市場、開拓市場，最終達到建一方市場、活一方經濟、富一方百姓的新理念。二是提高服務意識。基層政府當務之急就是轉變職能與角色，充分發揮政府各職能部門的優勢，搭好舞臺，讓農戶上臺唱主角，政府做好服務甘當“配角”，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江寧區橫溪鎮為促進本地區農產品升級，不惜一切代價花巨資每年為瓜農舉辦一次 “西瓜節”，使“橫溪西瓜”不僅在全省乃至華東地區聞名遐邇，成為帶動橫溪農村經濟發展的龍頭，就此一項就使瓜農人均增收350元。三是提高科技意識。首先必須加大科學技術宣傳推廣力度，健全農業科技推廣體系，送知識、送科技、送信息下鄉，使優、特、新品種和現代農業科學技術被廣大農戶所接受、信任和應用推廣。委派責任心強、業務精的科技骨干、專家、學者深入到農戶、田頭、場棚，為農戶排憂解難，結合實際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草則草、宜漁則漁，不搞行政命令或形象工程。其次是農民自身應不斷增強科技意識，加大對科學技術、文化知識的投入，提高自身檔次和科學文化綜合素質，依靠科學技術發家致富。

2．夯實基礎，采取多投、少取、調整的方法。“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實現強民富民關鍵在于夯實農業基礎，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需要從多方面、多層次夯實農業發展基礎。

一是多投，從多方面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加快農業的發展。必須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在繼續抓好大中型水利設施建設的同時，還要加大對農村的電、路、溝、渠、壩、庫、閘和農業機械等農村中小型基礎設施的投入，逐步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提高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要在努力增加對農業補貼數額的同時，切實改進補貼方法，逐步建立農民收入直接補貼制度，真正讓農民得到實惠。逐步完善金融體制，加大對農業的放貸尤其是放寬對農戶的中短期小額貸款的政策，簡便手續，建立信用等級評估體系，大力支持農業生產經營所需資金，切實為農戶服務。

二是少取，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抓好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把減輕農民負擔各項政策落到實處，比如近幾年對電力農網進行的全面改造，重新調整線路，更新設備，減少自然損耗，嚴厲打擊偷電行為，統一電腦計費，杜絕了關系電、人情電，為農業每年減少電費支出達50％以上。堅持按中央“三取消、兩調整、一改革”即：取消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等行政事業性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和農業脫產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辦法的內容，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等，探索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真正使農民通過減負促增收。

三是調整。為了順應市場的需求和加入WTO后的需要，緊緊圍繞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和數量這個中心環節，面向市場，依靠科技，因地制宜地引導農民自主調整種植、養殖結構，使油糧經濟二元結構向多元結構轉移，大力發展畜牧業、水產業、蔬菜業、林果業等優質高產、高效農業，創品牌、創名牌。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的同時，切實解決農村過剩勞動力問題。目前江寧區農村

勞動力33．6萬人，占全區人口總量的42％，農村勞動力過剩這個客觀事實嚴重影響著農民收入的增加。加快城市化進程，特別是把握好江寧撤縣設區的機遇，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流通、加工服務等領域，向二、三產業要收入，拓寬增收空間。解決土地使用權的矛盾，建立健全土地流轉機制，采取經營權有償轉讓、切塊置換、股田制等形式，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讓農民真正享有國民待遇，取締一些帶有歧視性的限制，如消除農民工進城就業、就醫、子女入學、戶籍門檻過高等障礙。

第三篇：影響農民增收原因

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德州市農業局

（2009年10月24日）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難度大。當前，我國經濟處于企穩回升的關鍵階段，但受去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企業發展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壓力仍然較大，農民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比重較常年偏低。

二、農業比較效益低。在農業生產成本相對較高、糧棉等主要農產品價格相對較低等因素的共同影響下，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相對較低，依靠農業生產促進農民增收的難度越來越大。

三、品牌農業發展相對遲緩。品牌就是生產力，就是經濟效益。沒有品牌，就沒有市場；沒有品牌，就沒有效益。近年來，雖然我市品牌農業取得較快發展，但由于各級政府投入不足，“三品”生產基地建設相對滯后，特別是出口農產品基地建設與先進地區存在較大差距，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明顯弱于其他先進地區，高端農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仍然較低，對農民增收的拉動作用不明顯。

四、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拉動效應相對較弱。經過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市重點龍頭企業已發展到700余家，比較規范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到816家，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得到較大提高。但從

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情況看，部分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與農民的利益連接仍比較松散，輻射帶動作用相對較弱，龍頭帶基地、基地促龍頭、互惠共贏、良性發展的格局還沒有真正形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農民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

五、農民綜合素質低。總體來看，農民較低的綜合素質，嚴重制約了廣大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的從事、創業能力，成為制約農民增收的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第四篇：基層反映影響八大因素制約農民增收

基層反映八大因素制約農民增收

１、農業內部結構調整滯后，農產品質量差。農業結構調整是促進農民增收的重頭戲，但由于缺乏科學規劃和宏觀指導，一些地方在結構調整中出現了政府越位、農民失位問題；有的地方把調整結構片面理解為“減糧擴經”，不是在轉變農業增長方式上做文章，而是把精力放在數量增減上，結果導致農產品質量不高，市場壓力，價賤傷農。

２、農村從業人員勞動素質不高，適用技術應用差。如在井陘縣，大多數年輕農民都外出打工，留在家中務農的基本上都是 45 歲以上的女人和中老年人，并且在這些留守人員中，大多數只有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觀念落后、創新意識不強、生產積極性不高，技術資料看不懂，適用技術學不會，先進理念接受不了，信息獲取渠徑太少，農業科技成果難于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３、農村基礎設施薄弱，農業收入穩定性差。由于歷史原因和投入主體還存在“等、靠、要”的思想，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欠賬較多，尤其是水利設施比較陳舊，直接影響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如井陘縣農業灌溉主要靠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綿右、人民、勝利三大灌渠，水源主要是發源于山西省的綿河。但上世紀80年代以來，山西省不斷在綿河上游修建提水工程，致使井陘境內綿河水流量劇減，灌溉面 1

積大幅減少，沿線許多村由于土地不能及時灌溉，不再種植小麥、每年只種一季秋收作物。由旱澇保收變成了靠天吃飯，收入受到很大影響。

４、龍頭企業帶動能力不強，農業增效差。農業龍頭企業缺乏，帶動力弱，是農民增收難的主要因素之一。以井陘縣為例，市級農業龍頭企業的只有天山綠色有限公司和光華禽業有限公司兩家，并且存在規模小，帶動能力弱；與農戶的利益連結不緊密，沒有很好地解決“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問題；經營粗放，現代經營理念差，依靠科技開發新產品能力低等問題。

５、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服務“三農”的手段不力。目前，為農民服務的機構和隊伍出現萎縮，事業經費投入不足，“線斷、網破、人散”的現象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如井陘縣有“農業信息網”、“農業快譯通服務熱線”等載體，但由于受到技術、信息、人員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并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為農民增收提供服務的能力有待進一步增強。

６、農業投入嚴重不足，農村發展籌資困難。農民的收入主要是務工收入和一些小本種植、加工收入。農民融資的渠道主要是農信社貸款和民間借貸兩種形式，在這兩種形式中，一是由于借貸成本高以及農民缺少法律認可的有效抵押

2物，信用貸款難度大；二是由于社會誠信低下、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滯后等因素，民間借貸利息負擔沉重，大多數農民只能“望貸興嘆”，嚴重影響了農民的收入增長。如何完善縣域金融服務體系，創新融資機制，建立政府引導、財政資助、多元資本投入、市場化運作的股份制擔保機構成為農村經濟發展中急需解決的重要課題。

7、農村適用科技人才缺乏，現有人才作用發揮差。農村農業農民要穩定、快速增產增收，需要培養、造就、挖掘大批不走的適用科技人才，并能在千家萬戶生根開花的“田專家”、“土狀元”。但廣大農村一方面是人才缺乏，面臨培養難、挖掘難，尤其是不走的科技拔尖人才十分缺乏；另一方面是現有科技人才作用發揮差，特別是鼓勵涉農部門的廣大科技人員到“三農”第一線去發揮幫助農民增產增收作用更差，因而形成了“沒人才—想人才—要人才—發揮難”的不良循環的被動局面。

8、農民務工空間變小，農村勞動力轉移步伐不快。近年來，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東部沿海城市企業大量關停，縣內鄉鎮企業也大都處于不景氣狀態，又加上用工單位的待遇問題，出現了務工人員相對過剩而用工單位卻一時招收不到工人被迫停產的“兩難”局面；另外，又由于科技型企業的發展，大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缺少一技之長，農民進城務工的困難增大，致使農民收入增長又多了一重阻力。3

第五篇：農民增收的兩大制約因素

農民增收的兩大制約因素

何慧麗

農業作為一個不經濟的領域早已成為共識。就此例看，種田能手種田虧本，不是缺乏科技，不夠規模和專業化，但他依靠科技、規模化和專業化增收致富的辦法統統失靈，這至少說明農民增收的主要制約因素不在農業生產本身。本文據此個案，從農業生產之外，探討以糧價下跌、生產資料價格上升、稅負嚴重為表現的影響農民增收的兩大主要制約因素，以及解決辦法。

一現實中農業產業化的另一面——對農業剩余的汲取

農業產業化，即建立農業產前、產中、產后三個環節相配套的農業生產服務體系，所謂的產購銷一條龍，“公司﹢農戶”，等等。現實中的農業產業化為農民提供了方便的服務，解決了生產過程中各種困難，似乎可以使農民致富。但是，它具有更為真實的另一面，即采取擴大剪刀差的方式過量提取農業剩余。

具體說來，農業生產里面已經沒有收益，資金、化肥、農藥、種子以及產出品的加工、購銷等非農領域，通過對農產品的產前、產中、產后的服務、加工、流通等還可以生成一定的利潤。這些涉農領域中能獲利的經濟組織，由于自上而下的控制體系實際上成為各級政府和壟斷部門的資產，其服務功能在大多數地方實際上已經異化，所謂“農業服務”，如電力、農機、水利、植保，以及農藥、化肥、種子等方方面面，都變成政府部門的條條控制；種子站、農機站、化肥站等“七所八站”的體系都完整地放在政府一頭。于是，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作用下，這些涉農經濟部門兼具市場壟斷和行政壟斷，趨向于追求壟斷性地占有超額利潤。這使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難以產生，加劇了農業與工商業的交易劣勢。

當憑借壟斷地位獲取超額利潤的部門堅持、并且加強原有制度來獲取利潤的時候，農業的產業化并不能使農民在農業生產活動中獲得利潤。所謂“糧貿公司＋農戶”、“棉花公司＋農戶”、“油脂公司＋農戶”等農業產業化模式中的國有公司，國家給收購資金收購農民的糧棉油產品，有的卻一直以來公然不執行國家收購政策，壓級壓價，缺斤少兩克扣農民，如湖北省棋盤鄉1999年的糧食收購的保護價本來就是1995年以來最低的，早稻、中稻和晚稻每百斤分別為45元、47元和47元；但農民交售時的實際價格更低，三茬稻的實際價格分別為40元、39元和35元左右1[1]。

政府主導、參與的產業化尚不可能使農民從中獲得真正的實惠，更不用說其它的經濟實體主導、參與的“企業＋農戶”的模式了。因為企業的目的就是利潤最大化，當它能獲得超額利潤時，可能會讓利于農民；當只能獲得社會平均利潤時，可能會分一點利給農民，當得不到社會平均利潤和面臨危險時，就會轉嫁風險于農民。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第一目標的農村外部的企業，與不經濟甚至負效益的農業結合，很難對農民增收有利。

羅善平收獲的稻谷每50公斤才43元，這個價格對水稻高產區的優質稻而言，大大低于政府的保護價。其每畝用于購買種子、化肥、農藥的成本為138元，占毛收入365．5元的37%；機耕、灌溉、收割、移栽的成本145元，占毛收入的40%。這占毛收入77%的開支中，除了移栽之外的每個環節，都是農民不能進入的領域：提供種子、化肥、農藥的多是部門壟斷，并有交易中的各種壁壘的限制；至于機耕、收割的費用，明顯地與農民買這些機械化的生產資料的價格之高相關，而灌溉費用則與水利部門管轄的水費，電力部門管轄的電費之高相關。這高昂的成本中到底有多少屬于市場加部門壟斷的剪刀差，不得而知。但事實是：自80

年代初以來，國家大幅提高了18類農副產品價格，但同時，生產成本增加，主要涉農工商業產品價格大幅上漲。以1990—2000年價格變動情況為例，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平均每年提高4．5個百分點，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銷售指數則平均每年提高6．6個百分點。其間，1996—2000年，由于種種原因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和農用生產資料價格均呈下跌趨勢，但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環比指數累積下跌了24．1個百分點2[2]，而農用生產資料銷售價格環比指數才累積下跌了3．3個百分點，差距達20．8個百分點3[3]。農副產品和農用生產資料比價差距拉大，造成由涉農工商部門占有的巨大的“剪刀差”。

通過提高外部規模的、以涉農壟斷部門和工商業資本入侵農業的產業化，成為汲取農業剩余的有效機制。這正是糧價低落、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成萬上億的羅善平們種田虧本的第一個主要原因。

二稅負的加重與基層政權“經濟行動者”的角色高度相關

實行財政包干體制確立了各級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比較明確的收益分配關系。財政包干體制，即分稅制，實質就是“地方承包制”，就是讓縣、鄉鎮地方政府在市場中“自主經營、自負營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在一些縣、鄉級的經濟組織中，從實際決策和責任承擔者看，政府是實際上的所有者，是經濟主體，有擴張財產收益的明確動機和行為。有學者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基層政權成為公共資源的壟斷集團，成為從事經營的“經濟行動者”4[4]。

作為經濟行動者的基層政府，增收成為主要的目標，其來源就是當地的工商業和農民。在工商業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基層組織的生存壓力使鄉鎮工作人員的主要任務就是保工資抓收入。由于歷史遺留以及現實吃喝招待造成的債務因素；由于無論收入狀況（稅源）如何都必須逐年加碼上繳的財稅任務；再加上條塊分割所導致的有錢的部門都垂直向上以及機構龐大，冗員多的原因，向農民派稅就成了基層政府增收的主要來源。

這個意義上的稅收，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政府人員日常辦公開支、工資開支，用之于還鄉鎮企業倒閉欠債，鄉鎮辦公樓、小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欠債等政績工程的稅收；而不是為了既能解決鄉村公共事務又能解決農民負擔，即農民依據法律規定應承擔的合法負擔的稅收，包括向國家交納的稅金、完成國家農產品定購、向集體經濟組織繳納村提留和鄉統籌、農村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以及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費用。成為公共資源的壟斷集團的鄉鎮政府，會按經濟理性人的邏輯，通過虛報農業正稅、虛報田畝、虛報農民人純收入、多估畝產值，甚至胡亂攤派等方法千方百計增加農民負擔。所以，無論現行的農業政策怎么規定，所謂的目前我國農業正稅率為農民人純收入的7%，農業附加為20%，兩稅合計的上限為

8．4%，農民承擔鄉統籌村提留不得超過上一年人均純收入的5%，等等，在不發達的農業大縣，都無法得到落實。

從基層政府的“經濟行動者”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羅善平的每畝稻谷的稅負數額之重了。他每畝稻谷的稅費104元，約占毛收入365．5元的29％，這個數字無論怎樣都無法按稅收政策在落實中由于“五難”（面積確定難、產量核實難、價格定準難、征收操作難、減免落實難）而導致的偏差理解，鄉鎮政府的這種行為無論怎樣都無法作為為鄉民提供公共品服務的政府主體行為而理解。正是經濟主體的追逐利益的特性，這種組織越來越具有自利性，越來越與農民間呈緊張甚至對立、掠奪而不是服務的關系。

只要基層政府演變為“經濟行動者”的角色，成萬上億的羅善平們所期待的減免稅負，中央政府一再強調的減負政策的落實，就很難實現。這是農民增收的第二個主要制約因素。

三農民增收的出路

如何在整個國民經濟年增長率持續高漲的同時，在農業人口的非農化前景卻不很樂觀的情況下，使仍占64％的農業人口的收入稍有提高，這是個既現實又極有戰略性的問題。針對兩大制約農民增收的外部性問題，采取以下措施很有必要：

農業產業化應是提高內部規模的產業化。政府應該把還有利潤的涉農領域（金融、保險、水利、供銷、批發、農機等等）放開，發動農民的積極性，使農民樹立起“要發展就必須自己幫助自己”的理念，利用各種傳統的村社組織資源走向自助和合作化之路，以組織本身的努力來增進成員的利益，通過合作的規模經營生成規模效益。這就會使農業剩余盡可能地留給農民自身，少受工商業的過度盤剝，并且實現以工商金融反哺農業。政府應在這種內部規模的產業化過程中起到幫扶和發育的作用，如讓農民的合作組織能夠免稅地進入這些尚能產生利潤的領域，給農民提供一定分額的資金作為基金，循序漸進地開展各種自助活動，等等。

還鄉鎮政府的“社會事務管理者”的角色。鄉鎮政府的改革，不只是裁剪冗員，而是功能的重新定位，“使其只保留最基本的社會事務管理能力，不對經濟增長目標和自身財政負責，也不具備自我擴張和資源掠奪能力”5[5]。同時，也讓上級部門失去依托鄉鎮興辦升級達標、檢查考核活動的權力和功能。這是為農民減免稅負的根本舉措。

鑒于現實中的基層組織“只唯上”，“不唯下”，而中國改革已經進入了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來推動的階段，農民增收的問題也不只是個經濟問題，因此實際操作上是否分為兩方面：一是通過各種提高內部規模的產業化發育村、鄉兩級的各種農民合作社，使“合作社作為財產主體和納稅主體，農民在社區內的農業生產只向合作社繳納地租（承包費），不再承擔其他稅費”6[6]；一是在村民自治、自愿的基礎上，村一級建立以黨支部為領導核心，以農民聯合會為主體，以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民群眾組織為補充的農村基層組織體系，使農民由虛弱的大多數變得強大起來，并積極合法地以一個整體的力量爭取自己的應有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