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增收緩慢的原因、影響及其對策

農業是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為此，“十五”綱要中指出：“要始終把農業放在發展國民經濟的首位，保證農業在提高整體素質和效益的基礎上持續、穩定發展，農民收入較快的增長”。近幾年來，農民增收緩慢的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年1月，中共中央下發了“一號文件”，突出強調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促進農民增收，事關全局，意義重大。

一、農民增收緩慢的原因

1978年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15.2%，農民得到了實惠。但從1997年開始，增長速度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下降趨勢。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增長4.6%，1998年增長4.3%，1999年增長3.8%，2000年增長2.1%，直到2001年才出現反彈，增長4.2%。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476元，比上年增長4.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約為2575元，比上年增長約４%。最近幾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徘徊在4%左右，不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的一半。受“非典”和洪澇災害的影響，安徽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年為2127元，僅比上年增長0.4%，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農民增收緩慢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政府不再提高農產品價格，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增幅下降。過去農民收入的增長主要靠政府提高糧食和農副產品的價格，隨著國內外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再靠提價的辦法提高農民收入已經不現實。上世紀90年代以后，因連年提價，加上糧食生產成本遞增，目前我國小麥、玉米、大米等大宗農產品的國內價格已高于國際市場價格二至七成，已經失去了競爭優勢，如果再提價無疑于飲鴆止渴。

（二）農民來自非農產業的收入，特別是來自鄉鎮企業的收入逐漸減少。在一般加工、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全社會更加注重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安全生產的背景下，許多以低技術為主體的鄉鎮企業面臨困境。一些地方原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改制，減少冗員，導致鄉鎮企業吸收農民就業人數下降和農民收入減少。2000年，安徽省農民人均純收入中來自農業部分為1063元，與1090元的全國平均水平差距并不大；但在二、三產業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方面，安徽省與全國平均水平差距為255元，與福建、浙江差距分別高達1018元、2181元。因此，安徽省農民人均純收入比較低，主要是差在二、三產業和工資性收入上。

（三）農民的不合理負擔過重，削弱了農民收入的份額。農民的收入本來就低，卻要交農業稅和各種名目繁多的“費”。據統計，2002年，純農戶的人均稅費負擔為115.7元，以農業收入為主的兼業戶人均稅費負擔為81.8元，以非農業收入為主的兼業戶人均稅費負擔為62.1元，相較之下收入較高的城市人口平均稅費卻只有49.5元。我國有些縣鄉基層政權人員過多，開支龐大，財政上存在著嚴重的缺口，為了維持基層政權的運轉和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地方政府想方設法向農民伸手要錢，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二、農民增收緩慢的影響

我國13億人口中有9億多人在農村，農民長期不增收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會產生不利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民增收緩慢導致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加大。1997年至2002年五年間，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6%，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平均每年只增長3.8%。也說是說，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率不到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的一半。農民收入上不去，與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不利于消除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對社會的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帶來負面影響，也不符合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要求。

（二）農民增收緩慢是實現擴大內需方針的巨大障礙。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通貨緊縮，消費不足。為此，中央做出了擴大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戰略方針。刺激9億農民的消費是擴大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能把農民消費的潛力挖掘出來，必將對國民經濟發展起巨大的促進作用。令人遺憾的是，農民增收緩慢，消費欲望不強，消費模式仍然以生存性消費為主，農民最終消費需求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較弱。農民增收緩慢不利于擴大內需，繁榮市場，實現經濟良性循環。

（三）農民增收緩慢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形成嚴重的制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六大的主題，也是我國新世紀新的發展階段的主題。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幾千年來，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的根本問題。我國能否實現現代化，關鍵看農業是否實現現代化，同樣，能否實現全面小康關鍵在于農民是否實現全面小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難之點，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廣大農村；關鍵之點，不是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而是農民收入普遍大幅度的增長。如果農民增收緩慢，農村經濟發展遲緩，必然要拖全面小康的后腿。

三、解決農民增收緩慢的對策

促進農民增收，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全局，同時也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面對農民增收緩慢難題，我們必須運用綜合措施，下大力氣加以解決。

（一）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調整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首先，鼓勵農民種植優質糧，增加糧食直補資金，并直接發放到戶，千方百計增加種糧農民的收入。安徽省出臺政策，規定早稻上市時，由國家指定糧食企業按每斤0.70元最低保護價收購，當市場高于保護價時隨行就市。其次，進一步優化農產品品種和品質結構，促使產品多樣化和優良化，走出一條優質高效的發展道路。再次，推廣先進的種植、養殖、加工、貯藏等技術，并注重開發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的名優產品。最后，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使農業從產前向產后延伸，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實現產供銷一體化經營。只有這樣，才能增強農業的綜合效益，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

（二）深化農村稅費改革是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的治本之舉。安徽省于2000年在全國率先試行農村稅費改革，～年1月1日宣布在上年取消農業特產稅的基礎上，取消農業稅附加，減征農業稅，為此全省可直接減輕農民負擔近6億元。2002年河南省推行農村稅費改革，農村“三亂”得到有效遏制，當年農民負擔比改革前要減輕37.7％。農村稅費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徹底取消不應由農民負擔的各種費用，讓農民的錢袋子鼓起來，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

（三）發

展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是促進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途徑。我國處于經濟起飛階段，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仍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在廣大農村，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仍然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渠道。要積極推動鄉鎮企業“二次創業”，深化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積極探索多種資產經營形式，把發展鄉鎮企業與推進農業產業化有機結合起來。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引導扶持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增加農民非農就業。

（四）大力發展勞務經濟，提高農民的工資性收入。農村人多地少，要想致富，必須鼓勵農民“走出去”。各級政府要建立和健全覆蓋面廣的勞務輸出網絡，積極開展技能培訓，多渠道組織勞務輸出，把勞務輸出作為增加農民的重要途徑。

四、用城鄉統籌的思路促進農民增收

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要堅持“五個統籌”，即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思路，加快建立符合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解決改革和發展中的熱點難點問題。

“五個統籌”的思路充滿了辯證法，它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實踐經驗的總結，反映了黨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又深化了一步。用城鄉統籌的觀點來思考“三農“問題，已經不是單純的支農、建農問題，而是城鄉協調發展和城鄉一體化的問題，通俗講，是如何把“農民”變成“市民”的問題。

目前，我國城市化率為３６％，滯后于工業化水平（我國工業增加值已占ＧＤＰ的５０％）。為了徹底解決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發展農業現代化，增加農民收入，需要將更多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把一部分農民從土地上逐步解放出來，是為了最終達到減少農民、致富農民的目標。

今天，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繁榮和發展不可缺少的力量，滿足了發達地區勞動力的結構性需求。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打破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加快了城鄉信息、勞力、資金、技術的交流，促進了城鄉互補和共同發展。同時，緩解了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有利于農業結構調整和農村經濟的規模經營。目前，外出打工是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年，全國共有近1億農民進入城市打工，總收入達3700億元。安徽省農民外出務工收入人均529元，同比增長23%，對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達89.2%。

城鄉統籌是考慮和解決所有“三農”問題的大思路。城鄉統籌實質上是統籌城鄉生產要素。首先是統籌城鄉勞動力就業。實現城鄉勞動力的統籌，就是要逐步取消限制農民工進城就業的不合理準入規定及不合法的收費；廣泛開展以職業技能為重點的轉業培訓，搞好農民工外出的信息服務；整治惡意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問題。～年底，根據黨中央、xx的部署，有關方面迅速行動，積極采取措施清理拖欠建設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的問題。截至～年1月中旬，已償付歷年拖欠農民工工資215億元，清欠率達到68%，其中，～年發生的欠款已兌付89%。

其次是統籌城鄉稅收。許多國家都實行城鄉一體的稅收體制，農產品稅負幾乎為零。～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同時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總體上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直至完全取消，這就為最終實現城鄉統一的稅收制度奠定了基礎。

最后是統籌城鄉信貸。目前農村全部貸款只占金融機構總貸款余額的10％，與農村對GDp的貢獻率不相稱，信貸資金不足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之一。今后制定貨幣信貸政策，要更加重視城鄉和地區間的協調發展。在農村信用社改革中，應逐步提高對農村經濟發展貸款的比重。

可見，統籌城鄉發展，是解決“三農”問題重大的思想創新。農民增收問題只有在統籌城鄉發展框架內才能得到真正解決

第二篇：農民增收緩慢的原因、影響及其對策

農業是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為此，“十五”綱要中指出：“要始終把農業放在發展國民經濟的首位，保證農業在提高整體素質和效益的基礎上持續、穩定發展，農民收入較快的增長”。近幾年來，農民增收緩慢的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年1月，中共中央下發了“一號文件”，突出強調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促進農民增收，事關全局，意義重大。

一、農民增收緩慢的原因1978年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15.2%，農民得到了實惠。但從1997年開始，增長速度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下降趨勢。農民人均純收入1997年增長4.6%，1998年增長4.3%，1999年增長3.8%，2000年增長2.1%，直到2001年才出現反彈，增長4.2%。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476元，比上年增長4.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約為2575元，比上年增長約４%。最近幾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徘徊在4%左右，不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的一半。受“非典”和洪澇災害的影響，安徽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年為2127元，僅比上年增長0.4%，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農民增收緩慢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政府不再提高農產品價格，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增幅下降。過去農民收入的增長主要靠政府提高糧食和農副產品的價格，隨著國內外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再靠提價的辦法提高農民收入已經不現實。上世紀90年代以后，因連年提價，加上糧食生產成本遞增，目前我國小麥、玉米、大米等大宗農產品的國內價格已高于國際市場價格二至七成，已經失去了競爭優勢，如果再提價無疑于飲鴆止渴。

（二）農民來自非農產業的收入，特別是來自鄉鎮企業的收入逐漸減少。在一般加工、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全社會更加注重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安全生產的背景下，許多以低技術為主體的鄉鎮企業面臨困境。一些地方原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改制，減少冗員，導致鄉鎮企業吸收農民就業人數下降和農民收入減少。2000年，安徽省農民人均純收入中來自農業部分為1063元，與1090元的全國平均水平差距并不大；但在二、三產業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方面，安徽省與全國平均水平差距為255元，與福建、浙江差距分別高達1018元、2181元。因此，安徽省農民人均純收入比較低，主要是差在二、三產業和工資性收入上。

（三）農民的不合理負擔過重，削弱了農民收入的份額。農民的收入本來就低，卻要交農業稅和各種名目繁多的“費”。據統計，2002年，純農戶的人均稅費負擔為115.7元，以農業收入為主的兼業戶人均稅費負擔為81.8元，以非農業收入為主的兼業戶人均稅費負擔為62.1元，相較之下收入較高的城市人口平均稅費卻只有49.5元。我國有些縣鄉基層政權人員過多，開支龐大，財政上存在著嚴重的缺口，為了維持基層政權的運轉和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地方政府想方設法向農民伸手要錢，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二、農民增收緩慢的影響我國13億人口中有9億多人在農村，農民長期不增收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會產生不利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民增收緩慢導致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加大。1997年至2002年五年間，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6%，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平均每年只增長3.8%。也說是說，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率不到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的一半。農民收入上不去，與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不利于消除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對社會的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帶來負面影響，也不符合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要求。

（二）農民增收緩慢是實現擴大內需方針的巨大障礙。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通貨緊縮，消費不足。為此，中央做出了擴大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戰略方針。刺激9億農民的消費是擴大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能把農民消費的潛力挖掘出來，必將對國民經濟發展起巨大的促進作用。令人遺憾的是，農民增收緩慢，消費欲望不強，消費模式仍然以生存性消費為主，農民最終消費需求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較弱。農民增收緩慢不利于擴大內需，繁榮市場，實現經濟良性循環。

（三）農民增收緩慢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形成嚴重的制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六大的主題，也是我國新世紀新的發展階段的主題。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幾千年來，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的根本問題。我國能否實現現代化，關鍵看農業是否實現現代化，同樣，能否實現全面小康關鍵在于農民是否實現全面小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難之點，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廣大農村；關鍵之點，不是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而是農民收入普遍大幅度的增長。如果農民增收緩慢，農村經濟發展遲緩，必然要拖全面小康的后腿。

三、解決農民增收緩慢的對策促進農民增收，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全局，同時也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面對農民增收緩慢難題，我們必須運用綜合措施，下大力氣加以解決。

（一）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調整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首先，鼓勵農民種植優質糧，增加糧食直補資金，并直接發放到戶，千方百計增加種糧農民的收入。安徽省出臺政策，規定早稻上市時，由國家指定糧食企業按每斤0.70元最低保護價收購，當市場高于保護價時隨行就市。其次，進一步優化農產品品種和品質結構，促使產品多樣化和優良化，走出一條優質高效的發展道路。再次，推廣先進的種植、養殖、加工、貯藏等技術，并注重開發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的名優產品。最后，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使農業從產前向產后延伸，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實現產供銷一體化經營。只有這樣，才能增強農業的綜合效益，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

（二）深化農村稅費改革是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的治本之舉。安徽省于2000年在全國率先試行農村稅費改革，～年1月1日宣布在上年取消農業特產稅的基礎上，取消農業稅附加，減征農業稅，為此全省可直接減輕農民負擔近6億元。2002年河南省推行農村稅費改革，農村“三亂”得到有效遏制，當年農民負擔比改革前要減輕37.7％。農村稅費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徹底取消不應由農民負擔的各種費用，讓農民的錢袋子鼓起來，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

（三）發展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是促進農民增收的一個重要途徑。我國處于經濟起飛階段，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

第三篇：農民增收緩慢的原因何在？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點是增加農民的收入。近年來，我們圍繞農民增收，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但是農民增收緩慢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我認為，主要原因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農業結構不合理。

近年來，各級黨委政府圍繞農民增收，狠抓了農業結構的調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運用行政手段的多，市場運作的少，農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一是農產品結構不合理，產品的質量不高，大路貨多，名特優產品比例低，缺乏競爭力。二是一般性的品種多，專用品種少；初級產品多，加工產品少，精深加工產品更少。三是區域結構高度雷同，產品品種在較大區域內大體一致，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問題。加之，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明顯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農產品結構性矛盾相對突出，農產品供求矛盾由總量為主轉向以結構為主，從而致使大宗農產品普遍供大于求，相對過剩，出現“賣難”和價格下降。

2．農產品成本高。

3．非農崗位就業不足。

農民的非農收入主要來自鄉鎮企業和進城打工的勞務經濟。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一度成為支持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自1996年以來，隨著我國買方市場的形成和國內外市場競爭的加劇，使鄉鎮企業整體萎縮，增長速度回落，經濟效益低下，吸納就業能力明顯下降。近幾年來很多在鄉鎮企業打工的農民不得不重新加入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行列。由于鄉鎮企業吸納就業能力明顯下降，農民從鄉鎮企業得到的收入增幅也隨之下降。與此同時，自1995年開始，國民經濟連續7年緩慢增長，國有企業下崗或失業人員增加，為了給這些下崗或失業職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許多城市都制定了限制農民進城就業的政策，給農民進城務工帶來了許多的負面影響。加上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在當今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形勢下，進城務工的難度越來越大。上述兩個方面都減少了農民在二、三產業的就業機會，抑制了農民非農產業工資性收入，導致了農民收入增幅下降。

4．城鎮化水平嚴重滯后。

長期以來，我國的城市化發展由于種種原因而嚴重滯后。1998年，我國城市化率為30.4%，而世界平均水平為45%，發達國家為75%。由于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的格局還未得到根本性改變，造成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村，擁擠在狹小的土地上，農業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造成了農民增收困難。與此相適應，農村的二、三產業發展緩慢，無法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使農民的就業領域窄小，造成了農村勞動力資源的閑置和浪費，使農村經濟無法在產業結構調整中良性循環，促進整個經濟發展的潛力不能充分釋放出來。

5．農民負擔過重。

農民負擔是農民向國家和社會無償提供的支出，它與農民實際收入間有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近幾年來，中央三令五申強調要減輕農民負擔，但是一些地方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據有關資料統計，1998年全國農民增加承擔的“提留”、“統籌”等費用有180元，占上一年農民人均純收的10%以上，占上一年農民現金收入的16%，已大大超過了中央規定的“農民負擔不得超過上年純收入5%”的上限，由于農民負擔加重，使得農民收入很大一部分被擠掉。

第四篇：影響農民增收原因

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德州市農業局

（2009年10月24日）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難度大。當前，我國經濟處于企穩回升的關鍵階段，但受去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企業發展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壓力仍然較大，農民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比重較常年偏低。

二、農業比較效益低。在農業生產成本相對較高、糧棉等主要農產品價格相對較低等因素的共同影響下，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相對較低，依靠農業生產促進農民增收的難度越來越大。

三、品牌農業發展相對遲緩。品牌就是生產力，就是經濟效益。沒有品牌，就沒有市場；沒有品牌，就沒有效益。近年來，雖然我市品牌農業取得較快發展，但由于各級政府投入不足，“三品”生產基地建設相對滯后，特別是出口農產品基地建設與先進地區存在較大差距，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明顯弱于其他先進地區，高端農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仍然較低，對農民增收的拉動作用不明顯。

四、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拉動效應相對較弱。經過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市重點龍頭企業已發展到700余家，比較規范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到816家，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得到較大提高。但從

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情況看，部分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與農民的利益連接仍比較松散，輻射帶動作用相對較弱，龍頭帶基地、基地促龍頭、互惠共贏、良性發展的格局還沒有真正形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農民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

五、農民綜合素質低。總體來看，農民較低的綜合素質，嚴重制約了廣大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的從事、創業能力，成為制約農民增收的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第五篇：影響農民增收的因素及對策

影響農民增收的因素及對策

農民收入增加的問題事關改革開放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實現的大局，一直是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并致力解決的重要問題。筆者結合江寧區農村的實際，就影響農民增收的因素及對策談一點淺見。

一、當前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我國農村農民純收入年遞增速度從1996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2．1％，下降了6．9個百分點，農民收入連續4年下降，是改革開放以來從未出現過的現象，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歷史最高水平。江寧區也同全國一樣，有不同程度下滑。根據目前該地區農村的實際情況分析，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因素、市場因素、自身因素等。

1．政策因素。一是農民土地承包制度與新時期新形勢的發展不相適應。土地所有權不能得到合理流動和轉讓，限制農業生產規模化、集約化發展，一些地方出現了有田無人種（拋荒）和有人無田種的怪現象。個別政府部門和單位打著“示范”旗號，轉租農民承包田，變“示范園區”為部門和單位增收的“小金庫”。另外，還有的以發展為名侵占農民土地使用權，如某某專業種（養）植園地等，農民被迫低價出讓土地使用權。二是對農業的投入不足。從全國來看，1991年～1995年國家財政支出中，農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10．6％、10．01％、9．49％、9．2％、8．4％，1997年降到8．3％，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與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七五”期間為5．3％，而“八五”期間降到3％。此外加上金融部門受到金融體制的限制，對農村、農業貸款投放相當不足，從而導致了優良品種和先進科學技術得不到及時推廣，農業機械陳舊落后，農業基礎設施年久失修，無法抵御自然災害的沖擊，局部地區又回到了“刀耕火種”時代。三是農民負擔過重。其一是維持基層政府運轉的費用。有統計資料表明，縣鄉兩級財政供養人員占全國供養人員的71％，而財政收入只有全國的21％，七站八所，機構重疊，人浮于事，因官設位，政府財政負擔沉重。在這次機構精簡中，江寧區鄉鎮由原來23個減為17個，行政村由343個減為248個，精簡各級干部1000人，為此每年可減少農民負擔3000萬元。其二是承擔義務教育的費用。我國實行的是九年義務教育制度，在接受義務教育的總人數中70％在農村，義務教育經費雖由中央、省、市、縣、鄉鎮幾級共同承擔，但鄉鎮承擔高達78％之多，而最終農民承擔達80％左右。其三是各種亂收費現象屢禁不絕。農民除應繳農業稅等外，基層政府和各部門亂開口子，巧立名目現象時有發生，給農民增加了沉重的經濟包袱，激發了不少社會矛盾，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

2．市場因素。加入WTO后，我國的農業發展將面臨著重大考驗。如何面對市場，應對國際農產品出口競爭的挑戰，將直接影響到農民的增收。從客觀上講，市場激烈的競爭和復雜多變給農民帶來很大的震蕩，國內市場空間有限。目前我國城鄉人口占比是3∶7，而農產品是7個人生產，3個人消費，賣方市場自然轉向買方市場。“賣難”現象尤為突出，依靠農產品增加農民收入潛力極其有限。而我國長期以來在農產品生產上注重的是數量上的擴張，而忽視質量上的提檔．使其缺乏國際競爭力，出口數額有限。從主觀上講，在生產和經營上仍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小農”思想，嚴重缺乏市場意識，單兵作戰，而以千家萬戶的小生產方式難以抵御千變萬化的大市場沖擊。

3．自身因素。江寧區是一個農業大區，由于歷史原因，城鄉差別比較明顯，農村發展較為滯后，因而農業作為弱質產業，農民作為弱勢群體，在市場競爭中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嚴重影響到農業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一是農民素質較低。目前江寧區現有農村勞動力33．6萬人，其中大中專生占1．8％，高中生占9．3％，初中以下占89．9％，由于文化素質低，導致綜合素質上不去，接受新事物慢，運用現代科技能力差，致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力弱。就業門路窄、致富機會少，造成豐富的農村人力資源的浪費，嚴重制約著農民收入的增加。二是人多地少，農業資源匱乏。目前江寧區人均擁有耕地0．8畝，林地2．85畝，水田0．48畝。撤縣設區后，東山鎮將納入南京市主城區，大面積的開放開發、人口不斷增加、基建規模不斷擴大已成定局，而原先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農業資源下降和農業生產規模上升的矛盾日趨激烈，這都將給

農民增收帶來阻力。

二、如何增加農民收入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在新世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在全國實現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實現農村小康的關鍵在增加農民收入。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是地方黨委和政府當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是實施“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貫徹十六大精神的具體體現，應進一步理清工作思路，采取切實有效的新對策、新措施。

1．更新觀念，增強市場、服務、科技意識。具體應做到提高三種意識：一是提高市場意識。隨著我國農業的快速發展，農產品出現了結構性過剩，“賣難”現象時有發生，它已成為影響農民增收的一道屏障。首先要以市場為導向，適時調整農產品的種植（養殖）品種、規模，既要立足于當前效益又兼顧長遠利益，既要滿足市場需求又要依據自身實力；其次是抓好流通，以江寧市場為依托，輻射南京和周邊城市，以水、陸、空便利交通為橋梁，以特色農產品為龍頭（如橫溪西瓜、土橋大米、祿口獺兔等），在大、中城市設立營銷點，使農產品的外調、外運、外銷靈活運轉，自然形成適應市場需求的生產——儲運——銷售——信息反饋的良性循環機制，圍繞市場、重視市場、研究市場、開拓市場，最終達到建一方市場、活一方經濟、富一方百姓的新理念。二是提高服務意識。基層政府當務之急就是轉變職能與角色，充分發揮政府各職能部門的優勢，搭好舞臺，讓農戶上臺唱主角，政府做好服務甘當“配角”，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江寧區橫溪鎮為促進本地區農產品升級，不惜一切代價花巨資每年為瓜農舉辦一次 “西瓜節”，使“橫溪西瓜”不僅在全省乃至華東地區聞名遐邇，成為帶動橫溪農村經濟發展的龍頭，就此一項就使瓜農人均增收350元。三是提高科技意識。首先必須加大科學技術宣傳推廣力度，健全農業科技推廣體系，送知識、送科技、送信息下鄉，使優、特、新品種和現代農業科學技術被廣大農戶所接受、信任和應用推廣。委派責任心強、業務精的科技骨干、專家、學者深入到農戶、田頭、場棚，為農戶排憂解難，結合實際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草則草、宜漁則漁，不搞行政命令或形象工程。其次是農民自身應不斷增強科技意識，加大對科學技術、文化知識的投入，提高自身檔次和科學文化綜合素質，依靠科學技術發家致富。

2．夯實基礎，采取多投、少取、調整的方法。“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實現強民富民關鍵在于夯實農業基礎，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需要從多方面、多層次夯實農業發展基礎。

一是多投，從多方面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加快農業的發展。必須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在繼續抓好大中型水利設施建設的同時，還要加大對農村的電、路、溝、渠、壩、庫、閘和農業機械等農村中小型基礎設施的投入，逐步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提高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要在努力增加對農業補貼數額的同時，切實改進補貼方法，逐步建立農民收入直接補貼制度，真正讓農民得到實惠。逐步完善金融體制，加大對農業的放貸尤其是放寬對農戶的中短期小額貸款的政策，簡便手續，建立信用等級評估體系，大力支持農業生產經營所需資金，切實為農戶服務。

二是少取，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抓好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把減輕農民負擔各項政策落到實處，比如近幾年對電力農網進行的全面改造，重新調整線路，更新設備，減少自然損耗，嚴厲打擊偷電行為，統一電腦計費，杜絕了關系電、人情電，為農業每年減少電費支出達50％以上。堅持按中央“三取消、兩調整、一改革”即：取消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等行政事業性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和農業脫產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辦法的內容，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等，探索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真正使農民通過減負促增收。

三是調整。為了順應市場的需求和加入WTO后的需要，緊緊圍繞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和數量這個中心環節，面向市場，依靠科技，因地制宜地引導農民自主調整種植、養殖結構，使油糧經濟二元結構向多元結構轉移，大力發展畜牧業、水產業、蔬菜業、林果業等優質高產、高效農業，創品牌、創名牌。在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的同時，切實解決農村過剩勞動力問題。目前江寧區農村

勞動力33．6萬人，占全區人口總量的42％，農村勞動力過剩這個客觀事實嚴重影響著農民收入的增加。加快城市化進程，特別是把握好江寧撤縣設區的機遇，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流通、加工服務等領域，向二、三產業要收入，拓寬增收空間。解決土地使用權的矛盾，建立健全土地流轉機制，采取經營權有償轉讓、切塊置換、股田制等形式，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讓農民真正享有國民待遇，取締一些帶有歧視性的限制，如消除農民工進城就業、就醫、子女入學、戶籍門檻過高等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