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現行審判監督程序對司法公正的局限性

現行的審判監督程序，散見于三大訴訟法之中，是人民法院對已經生效的裁判發現確有錯誤而對案件進行再審所依據的程序。在三大訴訟法中對再審的啟動、再審的理由及再審程序作了相應的規定，目的是為了確保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和合法性，維～院裁判的權威和社會正義。顯然它是有別于一、二審程序之外的一種特別司法救濟程序，并且應是一個獨立的訴訟程序。但這種獨立的訴訟程序卻依附于三大訴訟法之中，成為三大訴訟法的附屬品，在審判實踐中帶來了許多的問題，如法院行使監督權自行啟動再審缺乏約束；當事人申請再審無程序保障；檢察機關抗訴權規定的模糊且無制約等。這些問題影響了法院裁判的權威性，特別是終審裁判的權威性和穩定性，其結果是誤導了當事人對司法公正的錯誤理解。這種對司法權威的損害不是因為當事人對法律法規的認識問題，而是這種再審程序制度設立的不合理性所造成的。理論和實務界已認識到這種本源性存在的缺陷，并對此設計了種種重構。筆者以為一項法律程序制度設計的不合理，它帶來的不僅是操作上的困難，重要的是當事人期望的司法公正受到了局限。而司法公正一旦受到局限，必然對國家的司法權威和司法機制帶來損害。因而對現行審判監督程序之缺陷必須作全面的檢討，以恢復審判監督程序本身應有的程序地位。對現行審判監督程序之檢討刑事審判監督程序共有5個條文，其中刑法第203條規定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但是不能停止判決、裁定的執行。前者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訴由于有204條的規定而變得多余且毫無意義。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97條中對此作出經審查不符合該規定的申訴則按來信來訪處理的解釋。因而該條規定雖使當事人有行使申訴的權利，由于刑事案件自身的特點，實際該條并不屬于審判監督程序范疇，把此類申訴案件納入審判監督程序審理，僅以此啟動再審程序幾乎是不可能的。刑法第204條規定了當事人申請再審必須符合的4個方面情形，這4 個方面的情形規定存在申請再審理由的不確定性。其中的1、2項規定及其相關解釋由于沒有對此予以細化，對什么才是新的證據？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定、不充分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如何理解等沒有適度的規范，操作上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共有12個條文。民訴法第177條規定對本院生效裁判，發現確有錯誤的，院長、審判委員會有權啟動再審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發現確有錯誤的，有權提審或指令下級法院再審。對該條的執行，近年來受到理論和實務界的一致抨擊，其主要理由是由于與民訴法“不告不理”的原則相違背，侵犯了當事人的民事處分權及散失法院應有的中立立場。民事訴訟基本上屬于私權范圍，只要不涉及公共利益，法院自身就沒必要啟動再審程序。對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確有錯誤的，可通過檢察監督抗訴啟動再審程序。第179條規定當事人申請再審所應具備的幾種情形，應該說，其中1、2項同樣表現出規定的不確定性。實踐中，對于哪些屬于新證據？是否是新證據就可以推翻法院的生效判決等，理論和實務界還在不斷地探討之中；“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這種提法本身并不恰當，案件沒有事實和證據，何來法院的判決和裁定，只是法官對裁判依據的事實和證據的分析和判斷的角度不同而已，不存在足與不足的問題。在當事人申請再審案件的處理上如果沒有新的證據提供，且新的證據必須足以推翻原裁判，否則又如何認定原裁判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呢？這本身有無關聯？由于沒有細化，缺乏規則性，操作上難度較大，一方面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權利難以實現，同時也易造成再審案件久拖不結。第185條規定檢察機關提起抗訴的幾種情形，對能引起抗訴的幾種情形是否都恰當姑且不論，就民事檢察監督制度的設立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發展和逐步完善，其顯露的消極作用，同樣受到理論和實務界的抨擊。主要表現在對非終局裁判隨意的進行抗訴，受政績利益的驅動進行抗訴，并逐步以檢察意見和檢察建議代替抗訴。有人把法院啟動再審與檢察機關的抗訴同樣看作是國家職權干預私權的表現，損害的是訴訟的公平和效益。行政審判監督程序僅在“審理和判決”章節中規定了幾個條文。筆者認為行政訴訟法對行政申訴和申請再審的規定并沒有予以重視，有些條文的規定帶有民事審判監督程序規定的宿影，對行政審判本身的特點并未加以考慮，有些規定則含糊不清。如第六十二條的規定的申訴無時限規定，而僅在第七十三條中規定了申請再審的二年期限。實踐中，由于行政申訴、申請再審案件從案件量上相對較少，但并不等于不要規范?，F行審判監督程序的弊端 使司法公正受到局限申訴不是訴，而是一項權利申訴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權利，它是基于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公民有權提出批評和建議，給公民造成利益損害的有權依法獲得國家賠償。而當事人就人民法院的裁判提出的申訴，這與憲法規定的申訴雖然具有相同的法律意義，但隨意性更大，甚至毫無約束。由于法律并未規定當事人在何種情況下可行使申訴權，導致當事人只要對人民法院的裁判不服,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訴?，F實也的確如此，當事人可放棄自己的上訴權利，而向法院提出申訴，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訴，甚至向有關監督部門提出申訴。從而導致一部分案件被提起抗訴，一部分案件被有關監督部門督辦，領導過問，部門過問。法院依法作出的裁判的既判力隨時處在不穩定的狀態。由于長期以來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的影響，把申訴與申請再審這兩個本不相同的概念相混同，實踐中，當事人申請再審能被提起再審的可能性很小，那么以申訴來啟動再審的概率則更小。對法院來說，大量的申訴案件涌向法院，其結果幾乎是一駁了之，既浪費國家有限的審判資源，同時使法院的司法權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損害。對

當事人來說雖然得到了司法回答，而當事人所期望的司法公正很難得到實現。在刑事和行政審判監督程序中申訴與申請再審的不加區分更加明顯，當事人并不清楚申訴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一種訴權，僅是在憲法保護下公民基本權利的一種體現。申請再審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訴法院受理了當事人的申請再審，并不意味著已啟動了再審程序，由于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訴權，必須經法院審查后決定是否啟動再審程序，或者說申請再審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再審條件。實踐中，是否是符合再審條件的申請再審案件，都能促使法院啟動再審程序而進入再審呢？回答是否定的。其根源就在于申請再審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訴權。正由于這方面的原因，除非當事人持有新的證據，且該證據足以能夠推翻原審裁判或者適用法律明顯錯誤，當事人的申請再審才能夠進入再審程序，或者是因為法院自身出現違反法定程序的情況，否則僅憑當事人申請再審而使法院能夠啟動再審程序的再審案件是極少的。事實上，法院從維護自身裁判的權威性出發，盡可能地維持原裁判。但是，不容忽視的是法院維護了裁判的權威性，但法院司法公信力卻并沒有得到提高，反復的申訴和申請再審仍然存在。因為在大部分申請再審案件中，當事人認為能夠再審的理由，在我們看來僅僅是并不符合再審條件的“遐疵”，僅憑法院一紙駁回通知怎能讓當事人信服呢？這不是我們的審判實踐和理論水平還達不到當事人的要求，相關法律規定還未被當事人充分地理解的問題。由于當事人申請再審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訴權，法院考慮更多地是如何做好當事人的息訴服判工作，有時則再次做雙方當事人的和解工作，對當事人提出的法院原判中存在“遐疵”則極力回避。有時這方面的工作遠比審理一件再審案件耗費的司法資源要多得多，由于現行再審制度的弊端，使法院對此視而不見。再審案件的管轄不清，導致審理的過程、方式簡單化和形式化。這里的管轄不清，并不是說再審案件管轄沒有法律規定，而是法律規定的管轄有時使當事人對法院，對承辦的法官產生新的抵觸和不信任。再審的案件是已產生既判力的案件，是一審法院的案件，再審時按一審程序審理，所作出的判決、裁定當事人可以上訴；是二審的案件，再審時按二審程序審理，所作出的判決、裁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上級法院按審判監督程序提審，按二審程序審理，所作出的判決、裁定是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這里有兩個問題：由于申請再審并不當然引發再審程序的啟動，如當事人申請再審案件是一審的案件，由一審立案，并由一審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由于原裁判出自于一審，且當事人對一審裁判有異議才申請再審，從再審程序適用的前提方面考慮對當事人來說，其對法院公正性的評價已經大打折扣，從再審法院角度是否應對與自身利益有可能發生沖突的案件采取回避呢？顯然現行再審制度沒有考慮到這種回避的司法價值；其次，關于申請再審的立案，由于與訴權模式的差異，其審查過程從一開始就誤入岐途。表現在審查階段就對當事人做過多的息訴工作，從穩定出發，并無不妥。但不經過審理，當事人無法信服法院的裁判，有學者認為審查過程也屬再審程序，筆者認為實踐中從審查到進入再審程序之間還有一個過程。法律雖然規定符合再審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再審。但并不是當事人只要申請，法院就會按再審立案。由于審判監督還處在改革當中，各地的做法并不相同，審查過程并沒有被納入程序規范。對一審法院來說這里同時還表現出有一個立審不分的問題存在。正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在對待當事人的申請再審上，流于形式，且方法簡單。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時限不確定與原判決、裁定隨意的中止。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時限在三大訴訟法中雖有一些規定，但實踐中，并未嚴格按照執行，其原因是已有的一些規定還未被當事人所理解，當事人大量的申訴、上訪，以及有關監督部門、媒體等社會～給法院帶來的壓力，也使其法院在執行這方面的規定時顧此失彼。當事人不僅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請再審，同時還可以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訴，尋求檢察機關向法院提出抗訴的機會。一份生效裁判，由于申請再審時限的不確定以及有些監督部門無序的“監督”等方面的原因，其既判效力處于不穩定狀態的行為時有發生，其后果反而使當事人對法院司法公正產生不信任感甚至懷疑。這對我們在加速法治進程和對法治現代化的建設是起阻礙作用的。我們試想，不經過法院的審理，只是由于當事人的申訴（申請）或者有關部門的意見或者有關法院自身的書面審查，就簡單地認為原判決、裁定存在問題而對原判決、裁定作出中止的結論，這種邏輯推理的荒謬和對法的精神的淺顯認識所帶來的是法院面臨當事人新的矛盾及當事人的不斷申訴和上訪。這與法的安定性和訴訟經濟理論的要求是背道而馳的。法學理論和實務界甚至最高法院已意識到這種矛盾的存在，但并沒有尋找到解決這方面問題的最佳辦法。再審理由的寬泛，導致再審程序運轉的無序。現行的三大訴訟法有關審判監督程序規定中均有一個統一的法定再審理由，即生效裁判確有錯誤。同時還有如主要證據不足、違反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等正當的再審理由。這些均可以作為檢察機關和人民法院引起再審的理由。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理解這些正當的再審理由的同時是否要考慮一個引起再審的標準問題。作為檢察機關監督引起的抗訴，由于對案件的事實、證據的分析、理解及法律的適用等方面與人民法院的認定往往有較大的出入，抗訴的準確率并不高，但一段時期檢察機關似乎樂此不彼。這既損害了檢察監督的形象，也導致檢法兩家在這些問題上的分岐日益突出，其根源就在于再審理由的寬泛。司法機關尚且如此，對當事人來說，只要法院的判決沒有達到其預期的目的，他不是去尋求上訴（因為還存在一個交納上訴費），更多的是向法院提出申訴，找出任何理由要求法院進行再審。“確有錯誤”其涵義的極其寬泛，有時也使法院自身在理解和操作上缺乏發現錯誤的勇氣，而對其中一方當事人，如果因為法院追求裁判之精確，再將其拖入訴訟之中，又使原確定了的民事法律關系再次處于不確定的狀態，這又與民事訴訟的目的相違背。因而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法院裁判必然會進行必要的法律推理和對案件諸多不確定

因素的考慮；二是當事人的再審理由有時也并不影響原裁判結果的正確性。前者使我們認識到一個案件有時不一定只有一個結論，而后者則使我們窺見了程序與實體的一種新的辯證關系。審判監督改革與司法公正我們還不能夠拿現時的司法公信力與美國及西方等發達國家相比較，但觀念的落后，制度的缺陷已使我們目前的司法公信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突出表現在法院部分生效裁判受到來自社會監督部門和公眾的質疑甚至否定。一群龐大的申訴大軍穿梭于各級政府和司法部門之間，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推翻法院現有的生效裁判。這一令人憂心的現象困憂著人民法院，法官們感到困惑的不僅是這種現象的普遍存在，更是感到我們的司法公信力怎么會如此地脆弱以至于對法院的影響而使法官在公眾中的形象下降。于是一大批法律人在反思，更有人一針見血的指出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根源在于觀念的落后（這里應含法制觀念和司法觀念），制度的缺陷。筆者持贊同意見的同時，不能不對這種現狀的存在對司法公正及法制進程的影響而憂心。因而有人說：現行的審判監督制度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是的，改革和探索是健全和完善司法體制，加快法制進程，促進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經過幾年來的探索，理論上的研究漸趨成熟的同時，對如何進行改革，卻有著多種聲音。有人從既判力理論來認為應取消現行的審判監督程序制度，有人則另劈溪徑主張改現行的二審終審為三審終審等不一而足。應該看到不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國家均存在著再審程序制度，只是機構、名稱不同而已。我國兩審終審制外加審判監督程序的訴訟模式，經過幾十年的司法實踐，已證明了不論是從節省司法資源，還是從減少訴訟成本上，都符合中國的國情，符合中國人傳統的法律觀念。由此筆者認為改革并不一定是要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訴訟模式，以其付出這樣的代價，不如在現有的制度上盡快革除司法操作上的弊端，使之完善，進而推動審判監督程序制度改革的進程。前述筆者只所以認為申訴不是訴，申請再審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訴，是基于當事人的申訴權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申請再審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訴權。筆者始終認為現行審判監督程序存在的價值就在于申訴權在司法領域已有了延伸的表現，只是未能以訴權的模式加以定位而使得在司法實踐中并沒有起到其應有的作用，申請再審的規定在實際操作中的弊端也顯而易見，已為理論和實務界所共認。應該說將現有的審判監督程序作為一項重要的訴訟程序單列并加以完善，是目前審判監督改革所面臨的重要任務。而本文要說的司法公正，從法哲學觀點出發，是在保持訴訟程序公正的前提下，相對地使實體公正得以實現的法律層面上司法公正。筆者前述列舉的現行審判監督程序種種的弊端使司法公正受到局限的表現就在于當事人申訴的無序，當事人可以以任何的理由隨意地到處申訴和上訪，相關部門、社會公眾對法院的監督以及當事人申請再審與法院自身決定再審和檢察機關抗訴并存的無序的局面。試想一個案件受到這樣無止境的挑戰被反復的審理或多次的裁判，司法權威被人為的淡化，司法公正又從何淡起呢。因而對審判監督程序本身的改革對樹立司法權威，實現和維護司法公正將至關重要。審判監督程序改革的設想將當事人的申訴、申請再審統一定位為再審之訴。按照訴權的模式定位當事人的申訴權利。這不是取消當事人的申訴，而是為了強化當事人的申訴，改變以往對當事人申訴權沒能足夠重視，使其到處申訴、上訪而給法院帶來的被動局面。而對申請再審的重新定位，是因為現行的法律沒有規定它與當事人起訴有同樣的效力，使得人民法院對當事人的申請再審缺乏與起訴同樣的重視程度。因而應在民事訴訟中建立獨立的再審之訴，將啟動再審的權利交給當事人，再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程序化，包括再審之訴的統一格式、再審的級別管轄、提起再審的主體、再審的時限、再審的次數、審理方式和審理范圍等。取消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樹立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真正做到司法公正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要使人民法院保持自身的中立立場，居中裁判。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不管是否能保持其中立者的地位，就其與民事訴訟的目的及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的處分原則亦相違背。況且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的案件，大都來自當事人的申訴，既然賦予了當事人以申請再審來啟動再審程序的權利，繼續保留人民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就成為多余和沒有必要。一份錯誤的生效裁判，直接的受害者是一方的當事人，而不是法院。當事人就發現的錯判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審申請。另一方面，如果人民法院為了追求裁判權責歸屬之精確，啟動再審而將已確定的法律關系再次置于不確定之中，與人民法院裁判的目的又相違背。限制和弱化檢察院的民事、行政抗訴權。對刑事訴訟中檢察機關抗訴的正當性的認識已趨于一致，而在民事、行政訴訟中對檢察機關抗訴啟動再審存有較大爭議，有兩種觀點，其一是主張取消其抗訴的權利；其二是主張弱化這種抗訴權利。如果從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利益的法律代表人的地位出發，對訴訟中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引起國家資產大量流失等情況，國家公權力能坐視不管嗎？顯然取消其檢察機關的抗訴權利至少從目前國家的法律監督理論上是不可取的。但必須僅限于此，不能涉足純私人的領域。因而在保留檢察機關抗訴權利的同時，對此予以限制和弱化。明確發起再審的法定理由?，F行審判監督程序中的不確定性還表現在對確有錯誤這一發起再審的理由的質疑和對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裁判的正確把握上。法學理論和實務界對何為確有錯誤的理解和分析已告訴我們這一提法的不科學，而對違反法定程序的理解首先是何為法定程序沒有明確，相反，影襯的是實體的重要性，而忽視的恰恰是程序公正的價值意義。應該說這是一種表述上誤導，而使當事人與法院在對某一案件的理解上出現爭執的情況。因而對發起再審的理由從程序和實體上應作出統一的規定：如違反法律規定，應當回避而未回避的；應當開庭審理而未開庭審理作出判決的；未經合法傳喚而缺席判決的；遺漏必須參加訴訟的當事人的；對訴訟請求未予裁判或超過訴訟請求作出裁判的；有新的證據足以變更或撤銷原裁判的；就同一事實或同一法律關系作出與另一裁判相互矛盾的裁判的；適用法律、法規錯誤而影響裁判公正的等等。限制中止原判決的執行。主要是針對民事和行政案件這方面的規定。由于法律規定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決定再審的案件，應裁定中止原判決的執行，審判實踐中這樣的中止行為極為普遍和隨意，并沒有考慮法律的嚴肅性和裁判的穩定性。再審案件的受理并不必然具有中止原判決執行的法律效力，除非確有必要或當事人提供必要的擔保。明確再審案件的管轄。前述筆者已就再審案件的管轄給一審法院帶來的司法公信力的下降應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從司法回避制度來看，一審作出的裁判再自行提起再審糾正原判的錯誤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一般情況下，當事人在申請再審的同時，已對原審法院產生了不信任感，而案件仍由原審法院再審，只會加重這種不信任感。因而筆者贊同再審案件由原生效裁判法院的上一級法院管轄，抗訴案件由與抗訴機關同級的人民法院管轄的觀點。同時從不違背二審終審制原則出發，可取消這部分再審案件當事人的上訴權利，除案外人異議等特殊情況外，再審裁判應為終級裁判，當事人不得以同一理由重復申請再審，避免無限申訴、無限再審的情況出現。明確受理再審期限和審理范圍。刑事再審應當規定從知道再審理由之日起6個月內提出，自裁判生效之日起滿5年的，不予再審。就民事申請再審已規定了二年的時效期間,但實際上部分再審案件均超過這個時效期間，包括二審法院指定再審的一些案件。有些案件從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考慮進行再審，確實既能使一些當事人多年申訴懸而未決的問題得以解決，又能提高法院司法的社會公信度，但卻使無限申訴成為一部分當事人的借口而困擾著法院。應明確規定從知道再審理由之日起6個月內提出，自裁判生效之日起滿2年的，不予再審。對審理的范圍嚴格以當事人申請再審的理由和請求事項為限。明確不得申請再審的幾種情形。以調解方式結案的案件；明知再審理由而放棄上訴的案件。需要說明的是民事、行政案件中如果案外人因調解而使其利益受到損害的，應允許案外人申請再審。明確申請再審應交納訴訟費用。除刑事案件外，民事、行政案件當事人申請再審應交納訴訟費用。既然以訴權的模式定位當事人的申訴和申請再審，就應該按照人民法院訴訟費收費辦法的規定，向人民法院交納案件受理費用。一方面可以控制再審案件的數量，另一方面彌補法院在再審案件審理中的經費支出。根據審判監督程序的特點，有人主張將審判監督程序更名為再審程序，其理由是審判監督程序帶有濃重的職權主義色彩，與申訴權直接引發的對生效裁判不服的再審程序的理念相矛盾。筆者認為這不是審判監督程序改革的關鍵。審判監督程序真正起到其應有的作用，是在最近幾年時間，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后，要與世界范圍內普遍尊重當事人申訴權相接軌而逐步引起重視。應該說審判監督程序改革才剛剛起步，不能企望這樣重大的改革一步到位，只能是在改革中逐步加以完善。因為還涉及到如理論和實踐的檢驗，改革成果的轉化及從事審監隊伍的素質和對審判監督的重視程度等許多問題。不管是審判監督程序，還是再審程序，只有以法律的形式，將其上升為一種訴訟制度和程序規范，當事人的再審才能得到保障，公正與效率才不是一句空話。

第二篇：對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改革之我見

對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改革之我見

對民事審判監督程序改革之我見

一、我國民事再審程序的特點及存在的問題

（一）絕對的客觀真實與程序利益的矛盾

根據訴訟法的有關理論，程序法的價值可分為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民事訴訟法的內在價值亦稱目的性價值，體現在程序的公正、自由和效益上。民事訴訟法的外

在價值是指實現民事訴訟程序外在目的之手段或工具。在民事再審程序中，它主要體現為客觀實體的公正，保障任何一項民事裁判都必須符合客觀事實和法律適用正確兩個標準。

縱觀訴訟制度的發展史，始終存在著程序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的沖突與協調問題。立法者往往鑒于再審程序是保障實體權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再審程序中盡力突出程序的工具性價值，力圖追求實體上的絕對公正。審判實踐中一直提倡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正是這一思想的反映。但是，實體絕對公正的目標能否真正實現？實體絕對公正的前提是事實的絕對真實，按照唯物論的觀點，事實的絕對真實只能發生在事實產生的過程中，事后任何試圖再現的努力只能是相對的，盡量接近事實本身的。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在訴訟中所再現的只是法律意義上的事實，而非原始狀態的實際事實。[2]審判上所能達到的只能是形式事實，而不可能是真實的事實?！盵3]筆者認為，立法者追求個案實體絕對公正的訴訟目的實際上很難實現，相當一批案件的處理結果可能并不符合絕對的客觀真實。但在這種指導思想之下，程序利益與實體利益、程序的外在價值與內在價值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沖突，最終犧牲的只能是程序利益。而筆者認為，為追求個案的絕對公正而犧牲整個民事訴訟體系的程序利益，是得不償失的。

（二）司法部門職能的擴張與當事人行使處分權的矛盾

根據私法自治的原理，只要不涉及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權益，當事人可以在私權的范圍內任意地行使其處分權。當事人有權自主決定是否提起訴訟，向哪些主體主張權利，主張什麼權利等，法院不得隨意干預。但由于我國民事程序超職權模式的影響，法院及相關機關恰恰在這方面被賦予了相當大的權力。法院、檢察院可以在當事人未提出申請的情況下主動依職權引發再審程序。立法上做這樣的規定，目的在于給法院糾正裁判中一切可能存在錯誤的機會，事實上我們也不能排除一些裁判或裁判所涉的部分內容確有錯誤存在的問題。但問題在于，如果當事人對此未提出異議，這就說明絕大多數人對這些裁判的結果是接受的，或者雖覺不滿意，但從各種因素考慮，權衡利弊，決定放棄再審請權的行使。而此時法院、檢察院若強行予以干預，豈不是構成對當事人處分權的侵犯，有違“私法自治”的民法原則？

（三）寬泛的再審條件與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欠缺實質保護的矛盾

在追求絕對真實的訴訟目的的指導下，我國民事訴訟法在再審條件方面作了極為寬泛的規定，力圖為再審申請人創造最有利的條件。但這樣做的后果往往忽視了對方當事人的訴訟權益，造成雙方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一種不平衡狀態。同時由于超職權主義色彩的滲入，法院的領導地位過于突出，雙方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又都受到一種壓制，造成再審申請人訴訟權利形式上的寬泛和實質上并不能得到有效行使的尷尬局面，也造成申請再審案件的數量激增，給法院工作帶來較大壓力的不利局面。

二、對我國民事再審程序改革若干問題的建議

（一）提起民事再審程序主體資格的問題。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不僅當事人可以提起再審程序，而且同級法院的審判委員會、上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都可以對法院的終審裁判提起審判監督程序。提起再審程序主體的多元化，是導致法院裁決沒有司法權威和再審程序混亂的主要原因。

從實際需要看，我國民事再審程序中的一些過強的職權性規定也無太大的存在必要。以監督途徑為例，目前我國由于法院自身監督和檢察院抗訴提起再審的，幾乎百分之百是由當事人申請或其反映而引起的。[4]靠法院、檢察院自身主動檢察、搜集材料而引發再審的情況微乎其微，而且在目前審判人員數量普遍不足的情況下，實際操作亦有較大難度。因此筆者認為，既然民事訴訟所規定的引發再審程序的三種方法實際上絕大多數源于當事人申請，那么在當事人尚有再審申請權期間，法院自身監督和檢察院抗訴監督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確實有待商榷。故筆者建議為了避免審判監督權與當事人處分權的沖突，現行民事審判監督程序在改革時可考慮以下幾點：

1、在當事人有權申請再審的期限內，任何機關、組織及其成員均無權自行引發再審程序，除非由當事人自己提出再審請求。這是對當事人在私法范圍內處分權的應有尊重。

2、在已超過申請再審的法定期限后，法院、檢察院可以通過自身監督和抗訴監督途徑對案件提起再審。但前提是必須由當事人提出申請，因為此時當事人已無法通過自身手段主動、直接地提起再審程序。

3、作為例外規定，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和具有危害公序良俗性質的案件上，法院、檢察院可以在沒有當事人提出再審申請的情況下，自行提起再審程序。

（二）現行民事再審立案標準應予以細化。從現行民事訴訟法對再審立案標準的規定來看，由于規定本身不夠明確、具體，造成司法實踐中當事人認為申請再審符合條件而法院不予受理；法院認為當事

人申請再審無理由卻一審申請的難堪局面。再審事由的具體明確既有利于當事人行使其訴訟權，也便于法院審查決定是否應當受理當事人提起的再審。因此，改革再審制度的當務之急就是將訴訟中規定的再審立案標準予以細化，使之具體明確，具有可操作性。[5]再審立案標準既要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又要體現現代司法理念，同時也要考慮適用審判監督程序實現司法公正與維護既判力，樹立司法權威之間的合理平衡，防止再審立案標準規定過寬而造成再審啟動的隨意性。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69條規定申請再審的理由是：（1）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2）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3）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4）人民法院違反法院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5）審判人員在審理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筆者認為，對這些法律條文的細化沒有必要對第一條的內容逐一作出解釋說明，如何在不違反現行訴訟法規定的情況下，作出盡可能合理、明確的解釋，并且起到規范再審制度的作用，筆者考慮應該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規范再審立案標準：

1、從實體方面，主要從證據的角度考慮，包括：①作為原判決依據的主要書證或物證系偽造、變造的；②證人、鑒定人所作出的證言、鑒定結論系偽造、變造的；③作為原裁判基礎的另一裁判、仲裁機關的裁決，國家具體行政行為被依法變更或撤銷的；④由于一方當事人的行為，對裁判結果具有決定意義的證據未能舉證的；⑤有證據證明調解違反自愿原則或調解協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禁止性規定的；⑥主要證據取得違法或庭審時未經質證的。

2、從適用法律方面考慮即適用法律錯誤，影響公正裁判的，主要包括：①適用了失效或尚未生效的法律、法規和規章；②適用法律、法規以及參照規章錯誤的；③違反法律關于溯及力規定。

3、程序不合法，影響實體處理結果，主要包括：①審判組織未依法組成；②違反有關回避規定的；③遺漏應當參加訴訟且能獨立主張權利的當事人；④剝奪或限制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的；⑤未依法送達，即缺席審理或判決的；⑥依法應當公開審理的案件未公開審理的；⑦違反案件管轄規定受理訴訟的；⑧其他嚴重違反法定程序的情況。

4、審判人員經查證屬實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上述再審立案標準，使當事人和法官易于把握并能夠及時作出判斷，避免了那種“當事人一紙申訴狀，法官埋在案卷堆里”的現狀。

（三）民事再審案件的立案程序問題。最高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暫行規定》第22條規定，對當事人提起的再審申訴，認為符合受理條件的，應當登記后立卷審查。這一規定說明，再審案件是否需要立案再審的審查工作應由立案庭負負責。立案庭立卷審查后對符合條件的再審案件予以立案并移送審判監督庭再審。但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沒有一套明確具體的行為規范供當事人和法官遵循，使再審立案工作極不規范。筆者對此初步設想如下：

1、當事人必須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專門受理再審申請的部門親自遞交再審申請；

2、再審申請必須具有法定事由，并且應當提供支持其訴訟的有關法律或事實依據。

3、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收到當事人申請再審材料后，應當傳喚申請再審人和被申請人到庭聽證，并對當事人申請再審是否符合法定進行審查。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無正當理由沒有到庭的，應當按自動撤回再審申請處理，以后也不能再另行提起申請。

4、對于符合法定事由的，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受理，并中止原判決的執行。對于不符合法定事由的，裁定不予受理。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在現時情況下可以允許當事人上訴，但最高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當事人不能再行提起再審之訴。

（四）提起民事再審程序的訴訟時效問題。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申請再審，應當在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后兩年內提出。這時對當事人申請再審在時間上的一般限制，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當事人超過期限不行使權利的，視為權利人放棄再審訴權。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卻常常出現當事人明知裁判公正、合法，卻不斷申請再審，甚至利用再審故意拖延時間，延緩執行等問題。各法院也普遍認為，給予當事人再審申請的期限過長，正好使有些無理纏訴的當事人鉆了空子，給法院的再審立案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同時也造成了訴訟資源的極大浪費。故筆者認為，應該縮短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期限至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后1年內。

第三篇：審判監督程序的性質

李啟來律師電話: ***網址:http://

第一，審監程序監督性與救濟性共存，并以救濟性為主導。從審判監督這一名稱來看，顧名思義，審監程序無疑具有監督性質，它是案件當事人、利害關系人、檢察機關以及司法機關本身對確定裁判與司法行為的一種監督程序。我國訴訟法比較注重這種監督性質，如不考慮案件實體裁判的正確與否以及是否損害了當事人、利害關系人的合法權益，僅以違反法定程序，管轄錯誤，依法應當回避的審判人員沒有回避，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等理由，即可對確定裁判進行再審。但筆者認為，審監程序重在救濟，相較于監督性，救濟性才是它的主要性質。審監程序的主要功能是使符合法定條件的當事人及利害關系人能及時、依法得到救濟，使其受錯誤裁判侵害的合法權益及時得到恢復。如果以監督性為審監程序的主導，可能導致再審的無序啟動甚至濫啟動，對司法資源造成浪費，對法的安定性造成損害。以救濟為審監程序的主導意味著對確定裁判既判力的維護，但這并不意味著對違法行為的姑息，因為對未損害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仍有其他糾正的途徑，包括追究紀律責任甚至是刑事責任等等。

第二，審監程序是一種補充性的救濟程序。相對于二審、復議等其他救濟途徑而言，審監程序是一種補充性的救濟方式。建立再審制度的大陸法系國家在其民事訴訟法中大都強調了再審程序的這一性質，如德國民事訴訟法第579條、582條，法國新民事訴訟法第595條，日本民事訴訟法第338條都充分顯示了這一性質。二審程序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救濟程序，當事人提起上訴后，除非特殊原因法院原則上必須受理，并啟動審判程序。而再審作為一種補充的、特殊的救濟程序，其啟動應當受到嚴格的限制，如當事人主動放棄通過二審或是其他普通程序救濟權利，則不能通過審監程序得到救濟。審監程序的補充性反映了訴訟程序的內在規律，既有利于一、二審程序的充分利用，又有利于錯誤得到及時糾正，也有利于保持生效裁判的穩定性。實行審判監督的補充性也符合兩便原則的要求，既有利于當事人進行訴訟，也有利于法院行使審判權。

第三，審監程序是一種具有復審性質的程序。審監程序以確定裁判的存在為前提，相對于一、二審來說，它至少是對案件的第三次甚或是第四次審理。在這一程序啟動之前，已經有針對該案件的大量司法活動存在，這就決定了審監程序的審理、裁判方式以及審理程序均應依其復審性質來予以確定，從而區別于一、二審程序。我國訴訟法關于審監程序適用一、二審程序的現行規定，嚴格意義上說，既在理論上難于成立，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李啟來，高級律師，武漢大學畢業，北京民商法專業方向律師。現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建筑房地產專業委員會委員（曾是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民事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律師協會婚姻與家庭法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法學會會員。主要業務領域，最高人民法院再審申訴案件，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案件。專業網站北京兩高再審律師網，網址：。

第四篇：淺析如何完善刑事訴訟審判監督程序

淺析如何完善刑事訴訟審判監督程序

【內容摘要】刑事訴訟審判監督程序的設立是對審判機關錯誤判決和裁定的法律救濟手段,維護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但是,由于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的一些問題,刑事訴訟審判監督程序在我國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有時候甚至影響到了法律的正確實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因此,本文期望對我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議,明確提起刑事訴訟審判監督程序的事由、改革人民法院啟動刑事訴訟審判監督程序、完善人民檢察院提起刑事訴訟審判監督程序,最終實現發揮刑事審判監督程序的目的。

【關鍵詞】審判監督程序缺陷與弊端完善

一、刑事審判監督程序在立法上的缺陷

1、根據有錯必糾原則確定的進入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的案件必須“確有錯誤”這一規定不科學

2、對重新審理的條件規定過于寬泛

3、規定上級人民法院可以指令下級人民法院再審不當

4、應當重新審判的范圍規定不全面

5、重新審理的方式規定不科學

6、依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的案件上訴、發回重審的歸口問題沒有明確

二、刑事審判監督程序在實踐中的弊端

1、立案渠道不規范

2、開庭審理十分困難

3、審判監督案件重新審理與審判委員會關系不明確，實際操作不規范

4、多被告共同犯罪案件和死刑審判監督案件的審理十分困難

5、人民法院或檢察機關依職權提起重審的刑事自訴審判監督案件，侵犯了刑事自訴案件當事人的處分權

三、刑事審判監督程序存在缺陷與弊端的原因

1、兩審終審制是申訴泛濫的根本原因。首先，由于地方保護、司法不獨立等諸多因

素的存在，老百姓在當地是很難得到公正的司法救濟的。于是當事人只好到外面、到更高一級的司法機關尋求司法救濟。其次，有的法院不好好利用二審，而是隨便作出一個生效判決，老百姓不服，當然會申訴。第三，各審級不區分事實審和法律審也是產生無限申訴的重要原因

2、法官的素質問題、司法質量低

3、錯案追究制也是當前審判監督工作存在問題的重要原因。

4、社會期望值不合理也是產生問題的原因。當前司法活動由于受到各方面不切實際的渲染，因此，公眾對司法的期望值與司法現實情況產生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司法活動本身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司法中確實存在一定問題，公眾對司法產生了不信任感。

四、完善刑事訴訟審判監督程序的幾點建議

1、從整體模式方面，應將現行審判監督程序改革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歸根結底，現行審判監督程序屬于帶有較強行政色彩的救濟程序。要改變這一點，就必須建立再審申請制度，使得任何再審的提起建立在“訴”的存在和提出的前提下。根據“無利益則無訴訟”的原則，法院顯然不應成為訴訟的發起者，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檢察機關和原審被告人雙方才是真正的當事者。由此，未經檢察機關或原審被告人提出再審申請，法院絕不能主動或者自行啟動再審程序，而只能被動的接受并審查控辯雙方提出的再審申與此同時，在提出再審申請方面，檢察機關與原審被告人應擁有大體平等的權利和機會。考慮到檢察機關對未生效的裁判的抗訴與當事人的上訴在引發第二審程序方面具有相同的訴訟效果，因此，為了將再審真正納入訴訟的軌道，立法者應終止檢察機關再審抗訴的特殊地位，使抗訴與申訴在引發再審程序方面具有完全平等的效果。

2、應將再審明確區分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審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作此區分的主要目的是使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受到更多、更嚴的限制。1）在提起的理由上，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應與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審有所不同。一般情況下，檢察機關事后發現新事實和新證據的發現應成為這種再審提起的主要理由。2）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應有追訴次數

和追訴時效的明確限制。一般情況下，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一經提起，法院經過再審無論作出怎樣的裁判，檢察機關都不能再就同一案件重新提出再審。同時，這種再審申請的時效應短于刑法確立的犯罪追訴時效，應從犯罪發生后立即計算，而不應因刑事訴訟的發動而終止。由此，申請再審的有效期間應為有關犯罪發生后其時效的余數。相反，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審在提起上則可以不受任何時效和次數的限制。

3、應對再審的申請理由作出重新確定。應將刑事訴訟法就當事人申訴所規定的四項理由連同法院、檢察機關據以提出審判監督程序的“確有錯誤”理由，全部予以廢棄，根據再審是否對原審被告人有利來確定申請再審的理由。具體設想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只能依據以下理由提出：1）原審法官、陪審員在制作原審裁判時，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或者其它職務上犯罪行為的；2）原審案件的主要證人、鑒定人有嚴重的偽證行為的；3）作為原審裁判主要依據的書證、物證被發現屬于偽造或變造的，等等。

4、接受再審申請的法院應為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審法院的上級法院。除最高法院的生效裁判以外，其他任何生效裁判一旦被發現符合法律明確規定的再審理由，再審應由原審法院的上級法院負責受理。

5、接受再審的法院應以訴訟方式對此申請進行審查。為避免再審程序啟動上的任意性和隨機化，法院接受的無論是檢察機關提出的抗訴，還是當事人提出的申訴，都應在控辯雙方的同時參與下，舉行聽證程序，并在聽取控辯雙方意見的基礎上作出是否開始再審的裁定。

6、在再審案件的審理程序上可以實行“一審終審制”。首先，實行“一審終審制”使再審這一特別程序區別于普通程序，體現其特殊性。其次，實行“一審終審制”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梢钥s短訴訟周期，從而可以盡快實現法院裁判的穩定性和國家司法活動的有效性。同時，也有利于國家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以現有的司法資源實現最佳的訴訟效益。最后，審判監督程序實行一審終審制，亦能保證程序與結果公正。適用再審程序的案件都經過了普通程序的嚴格審理，而且再審案件在提起之前也都經過了謹慎的研究、審查，所以經過再審的案件一般都得到正確的處理。

公正與效率是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靈魂，是我們搞好審判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審判監督程序是最終的司法救濟，應當是最能體現公正與效率。我們應當處理好糾正錯案與維護裁判效力的穩定性、權威性的關系，對現有的審判監督程序加以改進和完善，改變“終審不終”、“無限申訴、無限再審”的被動局面，堅持公正與高效，依法維護終審權的司法權威。

【參考文獻】

《刑事審判監督程序研究》陳衛東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與對策研究》樊崇義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陳瑞華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版

《人民法院改革理論與實踐》梁寶儉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

《審判監督指導與研究》2001年第1卷、第2卷人民法院出版社

《對刑事再審制度之思考》/《法學》2001年第4期

《刑事再審制度改進與完善探析》/《中國刑事法雜志》2000年第4期

第五篇：審判作風與司法公正

審判作風與司法公正

滕一龍發布時間： 2002-03-04 08:07:44 內容提示：

審判作風建設是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審判作風作為法官在審判工作和司法實踐中一貫表現的態度和行為，涉及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本文試就審判作風的基本涵義及在思想、態度、工作和形象等表現層面并就改進和加強作些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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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是指導黨的作風建設的綱領性文件，也為我們加強審判作風建設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人民法院要深入貫徹六中全會精神，把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落實到審判工作中，就要緊密聯系法院實際，培育優良審判作風，全力維護司法公正。

一、充分認識加強審判作風建設的重要意義

１．審判作風建設是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法院作為黨領導下的國家審判機關，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肩負著憲法和法律賦予的重任，同時，人民法院的各項工作也只有始終堅持和接受黨的領導，才能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才能確保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審判工作中的正確貫徹執行。因此，審判作風是黨的作風在審判工作中的

具體反映和體現。人民法院審判作風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黨的作風的好壞，加強和改進審判作風建設，是人民法院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必然要求。我們只有站在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高度，正確認識審判作風建設的重要性，增強培育良好審判作風的自覺性，才能更好地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法院的神圣職責。

２．審判作風關系到法院的公正形象。審判作風是反映法院工作和隊伍建設的一個綜合性指標，是衡量審判質量和效率的一個關鍵性因素，也是人民群眾對人民法院作出客觀評價的最直接的衡量標準。法官的基本職責是裁判案件、懲罰犯罪、定紛止爭。在這個過程中，法官的公正獨立與人格公信，直接關系到司法職能的發揮，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如果一個法官作風拖拉，工作粗糙，庭審中心不在焉，即使案件的最終裁判結果實體和程序上都無可非議，但當事人仍然會因為法官在審判作風上存在問題而認為不公正，這就說明一個法官的形象，直接影響著案件的實體公正和形象公正。因此，審判作風的好壞，關系到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法制權威的信心，關系到公正與效率。從法院自身來講，除個別案件的實體、程序確有瑕疵外，審判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客觀上已成為社會各界、人民群眾對法院工作反應比較集中的一個問題，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正確的審判工作指導思想的貫徹，妨礙了審判工作的質量、效率和效果。這

充分說明，審判作風并不是法官個人的行為，它代表的是法院的司法形象，審判作風有問題，足以使人民群眾對法院的裁判是否公正產生合理懷疑。所以，我們要從確保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高度，充分認識加強和改進審判作風的緊迫性，通過狠抓審判作風，使廣大法官在審判工作中牢記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進一步增強轉變審判作風的自覺性，自覺從人民滿意的地方做起，從人民不滿意的地方改起，以形象公正確保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使六中全會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要求落到各項審判工作之中。

二、正確把握審判作風的基本涵義

作風是指人們在工作或生活上一貫表現的態度、行為。由此可知，審判作風是指法官在審判工作和司法實踐中一貫表現的態度、行為。審判作風涉及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從審判流程來說，它反映在立案、排期、庭審、執行、信訪、接待等每一個具體的環節之中；從工作范圍來說，它反映在法院每一個工作崗位、每個工作人員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之中；從工作時間來說，它不僅體現在８小時之內，同時也體現在８小時之外。法院工作人員８小時以外發生的問題，人民群眾仍然把它與法院的審判作風聯系在一起。因此，加強審判作風建設是一個涵蓋法院全部工作的龐大系統工程。切實改進和轉變審判作風，首先必須正確把握審判作風的基

本涵義。

１．審判作風的內在屬性。審判作風取決于審判人員的內在素質，它是審判工作主體即法官對審判工作的認知、情感、行為的綜合反映，是法官內在的政治素質、業務素質、道德素質和形象素質在審判工作這一特殊領域的外在表現。認知是指對審判工作本質特征的認識，包括審判工作的性質、宗旨、功能、職責、范圍等。情感是指從事審判工作的態度，包括從事審判工作的動機、事業心、責任感、敬業精神等。行為是指在審判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言行舉止、評價體系等。法官只有深刻認識審判工作的本質特征，崇尚、熱愛自己所從事的職業，才能自覺自愿地獻身于審判事業，并通過良好的審判作風表現出來。政治素質包括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政治理論素養、大局意識、宗旨意識等。業務素質包括扎實的法學理論知識、良好的法律意識、高超的司法技能等。道德素質包括良好的品行、社會良知、謙虛嚴謹等。形象素質包括莊重的儀表、文明的舉止、恰當的語言、嚴守司法紀律、遵守法庭規則、尊重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人格尊嚴等。上述四種素質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并通過審判作風表現出來。只有高素質的法官，才能有優良的審判作風。任何素質的缺失，都必然給審判作風帶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

２．審判作風的表現層面。審判作風涵蓋法院工作的方

方面面，主要通過思想、態度、工作和形象等四個層面來反映。思想層面上，主要表現在是否樹立了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政治思想覺悟和政治理論水平高不高，對審判工作的本質認識深刻不深刻，審判工作的指導思想是否端正。態度層面上，主要表現在是否牢固樹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是否真正解決了“為誰掌權、為誰執法、為誰服務”的根本問題，對黨和人民是否忠心，對法律是否忠誠，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和崗位是否熱愛，是否具有強烈的社會良知和公正意識，是否把通過公正高效的審判實踐，去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人生價值的追求目標。工作層面上，主要是指對審判工作的投入程度，精力是否集中，做事是否認真，是否具有吃苦精神，是否追求工作的高質量、高效率，在依照程序、確認證據、查明事實、適用法律、作出裁判、制作文書、執行裁判等方面是否嚴格把關，是否盡力防止和杜絕各類差錯，是否具有主動協調和積極配合的意識。形象層面上，主要是審判作風的外在表現，具體體現在著裝儀表、言行舉止、法庭秩序、文明素養等方面。形象層面是法官職業的特殊要求，也是審判作風外在表現的具體形式。

就上述四個層面來說，思想層面的問題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思想層面的問題不真正解決好，審判作風的根本轉變就無從談起，即使某段時間能有所改觀，但必然難以長久。

態度層面是思想層面通過內化而形成的一種穩定而持久的情緒，又在工作層面時時處處體現出來，并由此而形成自身的工作特點和行為方式。態度層面的問題解決不好，在審判作風上就可能形成患得患失、起伏不定的狀態。工作層面比較有形和直觀，看得見，摸得著，可以通過定量方式進行考核評價，群眾感受也最直接。審判作風反映在工作層面的問題解決不好，人民法院的公信度就難以提高。形象層面的問題解決了，有助于提升法官的職業魅力，增強親和力、信賴感以及司法機關的公信力。如果形象層面的問題解決不好，人民群眾就容易產生合理懷疑，審判機關的公信力就無從保證。司法實踐中，人民群眾反映法院審判作風比較集中的就是形象層面的問題。

３．審判作風的本質要求。審判作風的表現形式盡管是多方面的，但對人民群眾的態度、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是審判作風建設的核心。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的決定指出，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核心問題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人民法院作為黨領導下的國家審判機關，擔負著依法獨立審判、確保司法公正、保障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歷史重任。因此，在審判工作中，增強群眾觀念，轉變審判作風，嚴肅執法、熱情服務既是黨的作風建設的要求，也是由人民法院的根本性質決定的。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公民法制意識的日益增

強，大量的民事經濟案件訴訟到法院，人民法院被歷史地推上了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第一線，對法院每個工作人員特別是法官的審判作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法院在審判作風上存在的問題，也是人民群眾反映比較強烈，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因此，我們要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法院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努力踐行“三個代表”，自覺加強和改進審判作風，盡全力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三、堅持不懈地在實踐中改進和加強審判作風

加強審判作風建設，重在實踐中培育，實踐中改進。就目前來講，加強和改進審判作風，既是一項現實和緊迫的任務，更是一項長期的艱苦的系統工程，需要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突出重點，循序推進。

——在審判工作中體現。審判作風并不是獨立的，它滲透在各項審判工作中，通過法官的一言一行表現出來。因此，審判作風建設要始終貫穿于審判工作全程，從有形抓起，虛事實做，通過公正的審判，使人民群眾切實體會到人民法院審判作風的轉變。為此，我們要進一步強化公正意識，始終做到嚴格依法審判案件，不僅實體公正，而且程序公正、形象公正。嚴格執行審限制度，設身處地地為當事人著想，提高審判效率，把未結案件降低到最低限度。牢固樹立質量第一的司法觀念，努力提高審判質量。從轉變和優化審判作風 的高度，繼續落實公開審判制度，增強審判工作透明度，充分體現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更好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進一步完善審判方式和審判管理改革，實行立案、送達一條龍服務，減少環節，簡化程序，從一點一滴小事做起，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為群眾訴訟提供便利。切實加大執行力度，規范執行行為，對執行積案進一步排摸清查，落實責任，限期結案。對部分法院實施的執行案件中的“債權憑證制”加以總結推廣，充分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繼續提高法律文書質量，以高質量的法律文書體現裁判公正，達到維護正義、宣傳法制的目的。繼續落實司法救助制度，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依法實行緩、減、免，為廣大人民群眾排憂解難。善于傾聽人民群眾呼聲，自覺接受各界監督，重視人民群眾對法院工作的反映、意見和建議，繼續堅持院長接待日制度，強化信訪工作，確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答復。繼續加強基層建設，讓人民群眾從基層法院良好的審判作風中感受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傊?，加強審判作風建設要立足于審判工作，抓住立案到執行的每一個環節，抓好每一個案件的審理和執行，寫好每一份裁判文書，接待好每一件群眾來訪，從而使我們的審判工作取信于民，使人民群眾和當事人在我們的審判工作中切實感受到人民法院審判作風的轉變。

——在道德建設中培育。職業道德是人們在工作實踐中

形成的行為規范，法官職業道德主要靠法官內心的自覺遵守。因而，加強法官職業道德建設，有助于培育良好審判作風。最高法院在總結隊伍建設和作風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以下簡稱《準則》），適應了以德治國重要思想的要求，也體現了人民法院在改進審判作風方面的不懈努力?！稖蕜t》從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清正廉潔、遵守司法禮儀、約束業外活動等方面對法官職業道德作出了具體規定，最大程度上反映了對法官職業的根本要求。這與最高法院先前制定的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審判紀律處分辦法和回避制度的若干規定等相比，反映了我國法官職業的不斷成熟，也反映了我國法官職業道德標準的不斷提高。如果將上述的“兩個辦法”和“回避規定”視為法官的道德底線，那么《準則》就屬于上線或中線。因為作為一個法官，不顛倒黑白、不徇私枉法，這是起碼的行為底線，是每一個法官都應自覺遵守的最低限度的行為規范。如果一個法官連這些基本要求都做不到，那他也就喪失了作為法官的基本條件。《準則》的規定，使對法官行為的規范，從“不準……”的層面上升到“應當……”的層面，屬于一種更高的道德追求，有助于造就道德高尚、作風優良的法官隊伍。這樣，對法官的某些既不違法、也不違紀的審判作風方面的問題，可以通過職業道德規范來加以約束。從根本上來說加強審判作風建設，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我們將以《準則》的學習、貫徹為抓手，通過加強對法官的職業道德教育，培育良好的審判作風。通過集中學習培訓、法官現身說法、適時講評交流等形式，組織廣大法官認真學習，并對照準則的學習，找出差距，制定整改計劃和措施。同時建立健全法官職業道德考核機制、通報講評機制和監督制約機制，把職業道德監督納入黨內監督、社會監督和行政監督之中，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在法官職業道德建設中的核心作用和廣大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同時，歡迎社會各界對法官遵守職業道德進行監督，對法官違反職業道德的投訴，將區別不同情況，依照有關規定認真處理。通過多種形式，形成氣氛，強調自律，在教育與司法實踐中，使廣大法官逐漸養成良好的職業道德風范，樹立“獨立、平等、中立、透明、公正、高效、文明”的現代司法觀念，體現良好的職業形象，杜絕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司法不公、效率低下和對待當事人態度粗暴、“冷、硬、橫、推”等問題，促使審判作風的根本好轉。

——在制度管理中養成。良好的審判作風雖然主要靠點滴培養，但完善的制度和嚴格的管理卻是加強審判作風建設的重要保障。如果把職業道德建設比做審判作風的軟制約，那么制度和管理則是審判作風的硬制約，在強調軟制約的同時，要強化制度管理，賞罰分明，堅持用制度管理隊伍，用制度約束隊伍。要把法官職業道德教育的導向性體現在科學

有效的法院經常性管理之中，把基本的道德要求貫穿于法院制定的工作制度和日常行為規范之中，把自律和他律結合起來，加強對廣大法官的嚴格要求、嚴格管理和嚴格監督。著眼長遠發展，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將審判作風方面存在問題的處理提升到“制度層面”，不限于一人一事一時，而要對任何人、任何事，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遵章辦理，注重形成審判作風建設的長效機制，促使審判作風建設經?；?、制度化。要狠抓制度的落實，防止形式主義。在審判作風建設中，要經常檢查、經常講評、經常通報，通過表彰先進，弘揚正氣，樹立典型。堅決貫徹從嚴治院的方針，認真執行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審判紀律處分辦法和回避規定，堅決查處違法違紀案件。堅持用法官法管理隊伍，規范行為。認真執行地方法院領導干部引咎辭職制度，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少數法官的腐敗行為。建立黨組統攬、院長負總責的工作責任制，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齊抓共管。在審判作風建設中領導干部要身體力行，做好表率，要別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要別人努力去做的自己首先要努力做，靠自己的黨性、人格修養和實際行動在群眾中樹立威信和影響，從而使審判作風建設取得實效。

（作者系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