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外中央銀行內部審計對我國的啟示

國外中央銀行內部審計對我國的啟示

1998年，我國中央銀行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借鑒國際內審監督的有益經驗，中國人民銀行組建了內審部門。內審部門的建立標志著我國中央銀行開始重視內部監督和行業自律。近五年來的內審運作情況表明，人民銀行內審工作在樹立良好的銀行管理者形象、提高中央銀行聲譽、保證中央銀行公正有效地履行職責，防范工作中的道德風險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而深遠的作用；但囿于現行人民銀行行政管理體制的某些限制以及在內部審計職責定位方面的某些分歧，我國中央銀行內審的職能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出來。目前，人民銀行正處于職能調整的重要轉折時期，內審部門應積極面對人民銀行職能調整后的新形勢，借鑒國外銀行內部審計的先進經驗，從組織體系。職能定位、審計內容、審計運作等多方面努力構建一個高效的中央銀行內部審計體系。

啟示一：在組織體系上應保證內部審計的客觀獨立性

要達到這個要求，人民銀行內審組織體系的建設有兩種方案可供選擇。其一是縱向管理模式。內審機構實行垂直管理，由總行向各分支機構派出內審機構，派出機構按區域設置，可以幾個中心支行、幾個縣市支行設立一個，派出機構的內審人員逐級并最終向總行內審部門負責人匯報工作，其業績考核、職務升遷和薪酬變化由總行內審部門直接管理，不與所監督部門發生任何利益關系。內審業務所發生的費用預算、總行內審部門及其主要負責人的業績考核、職務升遷和薪酬變化由總行直接決定，與各級行的管理層及各業務部門無直接利益關系。

其二是橫向管理模式。遵循現代內部審計理論和現行內部審計法規的指引，調整內審服務主體，明確規定人民銀行各級內審部門直接而且僅對本行行長負責。上級行內審部門負有對下級內審部門進行業務指導，檢查督導和考核評價職責，重點對涉及財務資金、人事管理和其它事關被審計單位形象的重要問題履行下查一級職責。與內審服務主體的調整相適應，內審部門要將本行各職能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作為自己固定的重點的監督對象，致力于檢查、發現、彌補本行各種管理和操作程序上的缺陷，避免本行內控制度、財務狀況乃至整個單位的工作發生重大的偏差和事故。

啟示二：在職能定位上要體現內向服務性

內部審計的立足點應該是加強內部管理和監督，幫助最高管理層更好的履行職責。內部審計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服務的內向性，它直接接受單位最高管理層的領導，對其負責并報告工作，不受其他部門和個人干預。內部審計的監督與服務職能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關系。目前，人民銀行內審工作已經開展了五年時間，內審部門有必要從過去簡單的對單項業務或部門的審計監督，發展到為整個行的管理服務。應從過去的警察角色轉變為管理層的合伙人，把內部審計作為對全行管理服務的目標

之一，從提高全行管理水平的角度開展工作。在內部審計工作開展中，內審部門既要監督又要幫助管理層實現總體目標，要結合審計項目，對審計意見和建議的落實情況主動與主管部門保持聯系，對落實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協助管理層認真加以研究和解決。

為此，人民銀行內部審計工作要從以下三方以調整第一，應更多注重與業務部門的溝通與交流。內審部門要改變過去那種比較秘密的工作方式，強調與業務部門的溝通，共同探討問題，提出更好的解決方案，為實現整個行的管理目標服務。第二，內審部門要從過去重點關注財務和會計控制，轉向更多關注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問題，為本單位提供有關內部控制與管理方面的決策參考。第三，改變對內審人員業績考核的標準。過去考核內審人員的業績，主要看他發現問題的多少，現在應該考察他實施監控的價值，為全行帶來多少附加值。

啟示三：在審計內容上要強調風險導向性

現代內審理念體現在五方面的轉變上：一是由查錯防弊的監督主導型審計為主轉向參謀顧問角色為主的服務主與型審計二是由真實性、合規性審計為主向與效益性審計并重轉變；三是審計內容由以財務報表為中心的財務收支審計，向以內部控制為中心的管理審計為主的綜合性基礎審計轉變，并日益關注風險審計和環境審計四是由事后審計為主向事前。事中審計偏重轉變；五是內部審計方法由詳細審查向制度基礎審計轉變。其中最核心的內審理念是風險控制和治理。這也應該成為人民銀行內部審計今后的發展方向。

風險審計方法的主要內容為：以風險防范為中心開展審計工作，首先，按照各分支機構、各業務流程，分析其固有風險，列出主要風險因素；其次，對各分支機構、各業務流程針對其自身固有風險所采取的化解和防范措施進行分析，得出其控制風險的能力和主觀態度；再用固有風險減去控制能力，得出凈風險值。內審部門依據凈風險值從大到小列出高風險部門、中風險部門和低風險部門，同時依據內審部門所擁有的審計資源，從高風險到低風險適時安排內部審計。沒有風險就沒有控制，控制只為管理風險而存在。不分析風險而想有效地評價控制是不可能的。最新的控制模型如美國的COSO報告、加拿大的COCO報告等，將風險評估引入了內部控制并將其列為控制核心，在風險管理上邁進了一大步。以風險評估為基礎的風險審計使審計人員開始關心組織所面臨的風險，使審計人員必須根據風險評估的思路開展對內部控制的評估，使審計報告將目前的控制與策略計劃和風險評估連接起來。在人民銀行系統中，內部審計除了要關注具體的業務風險外，還應關注管理決策層的決策風險。任何經濟組織的人員結構是個正三角，上層為決策層，是整個組織的靈魂，人員最少；中層為具體組織實施決策意圖的管理層，人數居中；下層為操作層，是只負責具體操作的一般員工，人數眾多。對整個人民銀行來說，風險恰恰是倒三角，決策層因為在不斷做出關系整個金融發展的各項政策而處于最高風險；中層管理者，因為負責具體實施已做出的決策，承擔中度風險；下層操作者，因為只負責

具體業務操作，能自我發揮的空間極小，所以處于最低風險。由于人民銀行的特殊地位，其決策層的風險不僅僅是人民銀行自身的業務決策，也關系到金融的宏觀決策，如果決策發生失誤，其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對決策層的決策風險審計非常重要。審計的內容包括決策方式。決策程序和決策結果。這方面需要進一步探索，找出好的思路。

啟示四：在審計運作上要體現標準規范性

人民銀行內審部門應認真借鑒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的屬性標準和工作標準，為我所用。執行國際內部審計從業標準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它為內審部門提供了一份從事內審工作的基本準則，使不同單位的內審人員有共同的語言和標準；其次：它為能帶來附加值的內審活動提供了可供實施與推廣的框架；再次，建立了對內審業績進行評價的基礎。國際內部審計從業的標準，包括職業審慎性，質量保證、資源管理。政策與程序。風險管理、報告標準等方面有很多具體的要求．值得我們借鑒。第一，要重視審計計劃的制定。運用如前所述的風險評估與分析方法，確定人民銀行各項管理和業務工作的風險程度，制定出涵蓋所有審計領域長達3—5年的審計工作計劃。對高風險領域的業務應每年審計—次，—般風險領域的業務2—3年審計一次，以保證對主要風險的有效管理和控制。

第二，要重視內審人員的職業資格培訓。明確規定內審人員的從業資格，為內審人員每年提供不少于7天的在職培訓教育，嚴格業績考核，努力培養造就一支高素質的人民銀行內部審計隊伍。第三，要重視現代科技在內審領域的運用。銀行系統在操作手段現代化的速度和范圍上，是比任何其他的行業和部門都要快和廣，這就要求內審工作的手段也要緊跟需要，走出以往傳統的“看聽查、手工操作”階段，大力推動以微機應用和審計軟件為主的計算機輔助審計技術，提高審計質量和效率。第四，要建立內審質量保證體系。建設內審工作的質量保證體系，就是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建立一系列的內審質量控制制度，全方位地控制。考核、評價內審人員的素質，內審工作的組織和實施、內審報告的水平，促進內審人員客觀、公正、高效地履行職責：

1，實行內審項目責任制。具體分解、全面明確內審部門負責人、內審項目組長。主查人、其他內審人員在每一個內審項目中的內審任務和職責。

2，強化內審質量考核機制。上級行內審部門對下級內審部門、行長對本行內審部門負責人、內審部門負責人對轄內內審人員的內審工作質量要定期開展檢查監督，考核內容包括內審工作量和覆蓋面，已反映和處理問題占查出問題的比例和內審決定落實率和內審建議采納率，從而繃緊每一個內審部門和內審人員內審質量意識，真正做到“事實不查清不放過，責任不追究不放過，整改不落實不放過。

3、實施內審責任追究制度。按照“誰檢查、誰負責”的原則，對內審人員因責任心不強。程序不合法。檢查不客觀、紀律不嚴明等原因導致應該檢查出來的重大問題沒有檢查出來、發現重大問題后隱瞞不報。以審謀私，以致造成人民銀行資金。財物或聲譽受損的，要嚴格追究其個人的內審責任。

4、建立內審獎勵機制，對內審工作業績突出的內審人員從精神、經濟、職稱、職務諸方面進行獎勵，激勵每位內審人員不斷提高內審工作質量，忠實、高效地履行內審職責。作者：人民銀行武漢分行 楊子英(來源：《財務與會計導刊》2004年第9期)

第二篇：關于國外高校內部民主管理及其對我國的啟示論文

論文摘要：國外高校特別是西方國家高校內部的民主管理機制在其歷史發展變遷中形成的兩類民主管理模式，對我國高校在新一輪高教大發展的形勢下充分發揮教職員工的積極性，借鑒國外民主辦學的經驗與做法，進一步發揮教授的作用、促進高校民主評議機制的形成以及理順學術民主管理與行政管理之間的關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論文關鍵詞：國外高校；民主管理；啟示

在高校實施民主管理是我國高校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舉措與制度建設。高校是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其文化素養、知識水平都比較高，且思想活躍，信息量大，識辨能力強，同時對民主的要求也比較強烈，因此，高校的民主管理有條件、也有必要走在時代的前列，其民主政治建設可以做得更好。多年來，我國高校在民主管理的實踐中摸索出了諸如教代會、校務公開、學生自主管理等多種體現廣大師生員工行使民主權利的民主運行機制與形式，且日漸完善。但是，在實踐中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借鑒國外高校內部民主管理的一些做法，加強學習、管理與創新，進而促進我國高校內部民主運行機制平穩、健康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一、國外高校內部民主管理主要做法

整體來看，國外特別是西方國家高等教育管理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為國家主導型的高等教育體系，另一種為社會主導型的高等教育體系，在這里暫且分別稱它們為A模式和B模式。A模式中的院校，主要依靠國家和政府來經營，這種體制模式容易形成院校內部的絕對等級制或集權式管理；B模式中的院校，則主要依靠社會支持與市場引導，這類體制模式更容易形成院校內部的無等級協商制或民主管理。當然，有些國家的高校其主體雖然屬A模式，但也有B模式的痕跡；另一些國家雖其高校主體是B模式，但國家出錢辦學的比重也很大。總之，國外高校不管其采用哪一種體制模式，院校內部管理都不乏對民主管理方式的重視與采用。在高校內部管理運行中，只要有教授或其他師生員工從任何一個角度參與了學校管理，而不是管理層或領導孤行獨斷，都可以說是民主管理。

A模式下的高校教授很有權威，他們有權參與教學部門、學校乃至國家的各級決策。這類體制模式的典型代表為法國、日本等國家的國立高校。

B模式下的高校內部，作為基層學術單位的系(學院)的權力首先在正教授和副教授中依次分配。在有些重要問題上，系主任必須同其他正教授商討，還有可能與有關的副教授商討，有時要和全體教學人員商討，并且少數服從多數是決策的主要原則。在這類模式的日常運行中，需要把教授、行政人員和董事各自所關切的方面綜合起來，教授等教學人員一般是通過學術評議會和教授會這樣的組織機制發揮作用的。這類體制模式的典型代表為美國、英國等國家的高校。

筆者認為，在國外高等教育管理中，無論是A模式還是B模式，高校教授特別是資深教授及教授會等大學社團組織在其民主管理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可小覷。教授特別是資深教授或教授會等社團組織在高校各個層級的民主管理體系中無論是參與制定決策與措施、參與監督對決策和措施的實施，還是參與對決策結果的檢查、對重大事務的督促等等，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筆者同時也認為，國外高校特別是西方大學自治傳統源遠流長，在歷史長河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大學自治模式。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是歐美高校辦學的兩根基本準繩，大學自治是學術自由的保證，學術自由是大學自治的體現，兩者互為表里。西方特別是歐美大學實施內部民主管理的形式主要有三種：一是代表校外利益集團的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以美國為例)。這種形式中的董事會決定大學管理的大政方針，校長決策學校內部的一切事務，校長和教師評議會一起具體負責學術管理事務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二是代表校內(外)各方意志的權力機構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以德、英、法等國為例)。在這里，大學的理事會是大學最高管理機構，由大學教師、學生和其他大學代表、地方教育當局代表以及社會各界代表組成，它授權校務委員會行使日常決策權。三是由政府任命的校長負責制(以日本、瑞典為例)，校長由教師評議會或學校教授會提名，由政府任命，主持學校的行政管理事務。這是從大學自治的角度對國外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高校民主管理形式的探討。

二、國外高校的民主管理方式對我國高校的啟示

(一)我國高校民主管理的主要形式及其存在的主要問題

關于我國高校內部民主管理的主要形式，學者們認識不一。有的認為在高校管理實踐中主要有校務公開制、教代會制以及學生自主管理三種形式；有的認為推進高校民主管理要處理好民主管理與行政管理、民主管理與集中管理、黨委會與教代會、校長與教代會、教代會代表與教職工等之間的十個關系；還有學者認為，高校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徑與重要保證有兩點：一是充分發揮教代會的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作用；二是處理好民主管理與行政管理之間的關系。盡管在高校內部民主管理方面研究成果頗豐，但高校民主管理實踐的現狀還不盡如人意，民主治校的機制尚不完善，從管理者到教職員工民主辦學理念滯后，高校教職工維權的法律支持不清，法律關系還沒有理順，教代會的地位被淡化、權力被表面化、職權被減化，其作用難以全面發揮，上述這些問題對我國高校的民主政治建設帶來許多負面影響。要在新一輪高教大發展的潮流中繼續前進，充分發揮廣大教職員工的辦學積極性，借鑒國外民主辦學經驗與做法，完善我國高校內部民主機制與措施，是目前形勢下高校工作中的重要方面。

(二)國外高校的民主管理方式對我國高校的啟示

1.充分發揮高校特別是正教授的應有作用

大學教授既是高校專業教學、科研的骨干力量，又是高校教育教學政策的力行者，也是高校相關政策出臺及實施的主要源泉。國外高校的教授或教授會在大學、學院(系)甚至在教研室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對我國很有借鑒意義。在我國高校內部管理的種種民主機制實施過程中，要逐漸形成一種機制，使高校的教授與學校的黨政領導共同承擔辦學政策、督促、運行和評估的責任。這樣能充分發揮大學教授們的智慧、創造性以及主人翁精神，并有效防止高校的某些短期行為及決策失誤。

2.民主評議制應受到應有重視

國外高校一項在實踐中廣為推行的民主機制就是，校長與各級領導、教授或教授會以及其他教職員工商討有關校務事宜，甚至最后以少數服從多數進行決策。我國高校在進行民主機制建設過程中，應大力借鑒這一做法。首先，高校廣大教職員工與各級領導直接相處，長期共事，他們的為人處世、業務能力和工作實效也為廣大教職員工所熟知，對各級領導實行階段評議制具有切實可行的操作性；其次，全心全意為教職員工服務是高校各級領導貫徹我國教育方針的必然要求，各級領導有義務接受廣大教職工的評議；最后，根據我國的《法律》、《高等教育法》等有關法律的相關規定，高校教職員工有權通過教代會或工會等組織形式和適當方式參與高校的民主管理，以體現主人翁地位，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和積極作用。因此，在我國高校實行民主評議制不但切實可行，而且可以有效轉變高校各級領導的工作作風，強化其服務意識，促使他們努力提高工作實效，廉潔行政。所以，高校民主評議制是一項體現我黨政策、符合法律精神、貫徹群眾路線的民心工程和振興高校的戰略舉措。

3.處理好學術民主管理與行政管理的關系

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是國外特別是歐美高校辦學的兩根基本準繩。學術自由與民主是大學的內在精神，是知識分子孜孜追求的境界。我國在高校內部管理體制層面上，今后在完善校、院、系等各級責權利的同時，要嘗試建立起適應大學學術自由發展的并且與各級責權利相銜接的學術管理機構，逐步擴大院、系一級的學術管理自主權，促進體現高校教授作用的民主管理機制，充分發揮所有在職教師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性和積極性，促進創新教育與管理，體現以人為本、和諧發展的管理理念。

第三篇：美國內部控制審計的發展及對我國的啟示

美國內部控制審計的發展及對我國的啟示

內部控制作為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企業實現價值最大化至關重要。注冊會計師對企業內部控制進行審計，成為保證內部控制有效性的關鍵環節，對我國內部控制審計進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美國內部控制審計的發展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內部控制審計和財務報告審計之間的區別和聯系，提出整合二者關系，節約審計成本，從而實現審計效益最大化的思路。

一、引言

美國的雙重審計開始于2002年7月《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簡稱SOX法案）。2001年美國安然公司的財務舞弊案件，以及隨后的世通、施樂爆出的虛假信息丑聞，使利益相關者對上市公司、會計市場，乃至資本市場喪失信心。為此，美國國會頒布了SOX法案，該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對上市公司及會計公司提出了強制性要求；公司管理當局應當評估和報告公司的財務報告內部控制，要求獨立審計師對公司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的評估進行鑒證，并報告其鑒證結果。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以下簡稱內部控制審計）由此產生，與財務報表審計共同組成了雙重審計。

為了配合SOX法案的實施，公眾公司會計監管委員會(PCAOB)于2004年3月發布了《審計準則第2號——與財務報表審計相關的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簡稱AS2），并于6月18日經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批準實施。AS2包括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的目標、審計程序，管理當局關于內控的責任，CPA的內控審計報告等，對規范CPA內部控制審計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AS2的部分條款不清晰或者與SEC的要求有差別，也有部分條款規定過細，不利于注冊會計師的職業判斷，或不適合小企業審計的要求。因此，PCAOB于2007年5月發布了第5號審計準則《與財務報表審計整合的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簡稱AS5），對AS2條款的部分內容進行修改完善，更加突出了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與財務報告審計的有效整合，避免了雙重審計中可能的重復，提高了審計效率。

美國的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①財務報表審計中的內部控制評價階段；②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核階段；③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階段。而我國正處于內部控制審核向內部控制審計的過渡階段。2006年《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準則》將CPA業務分為鑒證和相關服務，鑒證業務又細分為審計、審閱和其他鑒證業務。內部控制審核屬于其他鑒證業務的一種, 規定其審核的依據是《內部控制審核指導意見》。2008年5月財政部會同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制定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執行本規范的上市公司，應當對本公司內部控制的有效性進行自我評價，披露自我評價報告，并可聘請具有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對內部控制的有效性進行審計。因此CPA需要對企業內部控制進行評價并出具審計報告。《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為我國企業內部控制制度建設提供了基本標準，在此基礎上，已經出臺了與內部控制相關的一系列操作指引。我國為了完善內部控制鑒證規范，在2008年發布了《企業內部控制鑒證指引》（征求意見稿），旨在為注冊會計師執行企業內部控制鑒證業務提供專業規范和指導。

內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內部控制審計對于合理保證單位會計信息質量的可靠性至關重要。因此，研究內部控制審計對我國具有重要意義。

二、美國內部控制審計與財務報表審計的分析

（一）內部控制審計與財務報表審計的區別

1.鑒證對象及范圍不同。在財務報表審計中，鑒證對象為財務狀況和財務業績，鑒證對象信息是財務報表；在財務報告內部控制中，鑒證對象是控制系統和控制過程，鑒證對象信息是管理層對財務報告內部控制有效性的評估報告。前者的特征表現為定量且相對客觀；后者的特征則更偏向于定性和主觀。

可見，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是對被審計單位與財務報表相關的內部控制的設計和執行有效性進行的全面評價。而財務報表審計中對內部控制的測試內容少得多、范圍也小得多。外部審計師從測試內部控制的成本和效益考慮，甚至可以選擇放棄測試內部控制而直接執行實質性測試。在SOX法案實施后，測試內部控制不再是驗證財務報表的一個可選擇工具，而成為審計的直接目的之一，是必須執行的審計程序。在這種情況下，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與財務報表審計的區別就非常明顯了。

2.審計所依據的標準不同。CPA在運用職業判斷對鑒證對象作出合理一致的評價或計量時，需要有適當的標準。在財務報表審計中，標準在美國是公認會計原則(GAAP)。不同的使用者用GAAP這個標準對財務狀況或財務業績進行計量時，往往容易得出合理一致的結果。因此，財務報表所依據的標準易于操作，也易于被預期使用者所認可。在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中，在美國是COSO內部控制整體框架，但是使用者根據內部控制標準評價企業的內部控制時，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果。因為，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的對象比較主觀而難以評價，評價標準針對這些問題，沒有給出具體的判斷依據。比如，企業控制環境中的價值觀、公司組織結構等問題，使用者無法用標準進行評價或者無法得出合理一致的結果。這說明內部控制報告的依據需要更多的主觀因素，可靠性較差。

3.獲取審計證據的程序不同。注冊會計師只有獲取了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才能得出適當的審計結論并發表審計意見。在財務報表審計中，注冊會計師可以通過檢查實物資產、檢查文件或記錄、函證等多種審計程序，收集實物形式、書面形式等證明力較強的證據。更為重要的是CPA可以獲取期間的證據，這些都有利于提供合理保證。在內部控制審計中，CPA通過觀察、詢問、穿行測試來獲取審計證據，所獲取的證據有很強的局限性，它只能證明那個短暫時點的相關情況。因此，這也決定了其只能對某一時點的控制有效性提供合理保證。

4.鑒證結論不同。審計師在對內部控制進行審計后，要么發表無保留意見或否定意見，要么出具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而不能發表保留意見。只有在審計范圍沒有受到限制時，審計師才能對內部控制的有效性形成審計意見，包括在未發現內部控制有重大缺陷時發表無保留意見和在發現內部控制有重大缺陷時發表否定意見。如存在任何審計范圍限制，就應當出具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可見，對內部控制審計的規定比財務報表審計嚴得多，因為財務報表審計可發表保留意見。

（二）內部控制審計與財務報表審計的聯系

上面從鑒證業務的要素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間的差異，下面分析二者的聯系，在此基礎上闡述美國的內部控制審計和財務報表審計的整合觀。

1.終極目標相同。根據AS5的規定，內部控制審計是就財務報告內部控制發表獨立審計意見，目標是獲得公司管理當局特定日期的評估結論中不存在實質性漏洞的合理保證。財務報表審計的目標是就被審計單位的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表達表示意見，其直接面向的也是社會公眾。可見，雖然內部控制審計與財務報表審計的目標表面看是不一致的（前者是對控制有效性發表意見，后者是對報表合法公允性發表意見），但是，內部控制的有效性是報表合法公允的基礎，兩者都是為了對向公司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高質量會計信息提供合理保證，其終極目標是提高對外公布的財務報表信息的質量。

2.二者的審計過程聯系緊密。AS5規定，財務報表審計和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必須由同一家會計師事務所提供服務，這為兩種審計的整合提供了條件。同時，在風險導向要求下，在財務報表審計中，注冊會計師為確定會計報表是否存在重大錯報，首先要進行風險評估，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了解被審計單位的內部控制。通過了解，如果認為被審計單位的內部控制是有效的，注冊會計師在實施進一步審計程序時就要測試內部控制。注冊會計師在財務報表審計中對被審計單位的內部控制已經有了一定了解，這為其開展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提供了基礎。同時，注冊會計師通過其他審計程序，可能發現被審計單位的錯報或重大錯報，這就意味著在錯報相應的控制點上可能存在控制缺陷，為注冊會計師審查內部控制缺陷指明了方向。同樣，在內部控制審計中，注冊會計師自上而下對被審計單位關鍵內部控制點進行審查，可能會發現內部控制重大缺陷。這就意味著會計報表在相應的賬戶中可能存在重大錯報，為注冊會計師審計財務報表提供了線索。

三、美國內部控制審計與財務報表審計二者整合給我國的啟示

（一）二者整合的重大意義。AS2首次提出了綜合審計的理念。同時，為了實現收益最大化并使審計盡可能有效，AS2又設計了綜合審計模型，它通過單獨并行的過程來同時實現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與財務報表審計的目標。外部審計師可以通過財務報表審計來檢查內部控制是否有效，也可以通過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來更好地設計和執行那些用來確定財務報表是否公允表達的審計程序，兩者終極目標一致、程序相互補充，既降低了審計成本，又提高了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以及財務報表審計的質量。因此，在審計實務中，外部審計師應充分整合這兩種審計，充分利用審計資源。

（二）明確內部控制審計業務的評價標準。正如在開展歷史財務信息審計或審閱業務需要依據會計準則和相關會計制度，在開展財務報告內部控制時，注冊會計師同樣需要一定的判斷標準，標準的適當與否直接影響著最終目標的實現。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具有特殊性，其鑒證對象是非財務數據，對其進行評價比較困難，目前世界各國沒有統一的或者非常接近的內部控制標準。美國AS5明確將COSO報告作為判斷財務報告內部控制有效性的框架。可喜的是，財政部已于2008年會同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制定發布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規范要求執行基本規范的上市公司，應當對本公司內部控制的有效性進行自我評價，披露自我評價報告，并可聘請具有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對內部控制的有效性進行審計。同時，為了配合基本規范的更好實施，財政部門等又相繼發布了《企業內部控制評價指引》（征求意見稿）、《企業內部控制應用指引》（征求意見稿）、《企業內部控制鑒證指引》（征求意見稿），從中可以看出領導部門對建立健全企業內部控制的高度重視。希望內部控制審計準則早日出臺，為CPA做好內控審計提供規范指導。

（三）內部控制審計給CPA帶來了挑戰，同時也是很好的機遇。內部控制審計提高了公司的運行成本，但是從長遠來看，完善的內部控制對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是大有益處的。同時，內控審計對審計人員的專業判斷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大了審計人員的風險責任。財務報表審計發展較早，CPA大都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而對于內控審計這一新生的鑒證業務，審計人員需要重新學習，積累經驗，做好二者的整合，以實現最終的審計目標。

第四篇：德國中央銀行制度的變遷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德國中央銀行制度的變遷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一、現行德國中央銀行制度的基本內容

現行德國中央銀行制度具有過渡性質。它一定程度脫離了普通意義上的中央銀行制度,不僅擯棄主權范疇,而且逐步喪失了貨幣政策決策權;但德意志聯邦銀行又是某種程度的中央銀行。其基本內容如下:(一)德國中央銀行和歐洲中央銀行的關系

按照1991年12月10日歐洲共同體首腦會議通過的《歐洲同盟條約》,歐共體在1999年1月1日起進入歐洲貨幣聯盟第三階段。在此同盟內,將實現統一貨幣“歐元”、統一的中央銀行和統一的貨幣政策。為符合《歐洲同盟條約》關于建立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的有關規定,《德國聯邦銀行法》進行了歷史上的第六次修改。

作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中央銀行的德意志聯邦銀行,是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的組成部分。其首要職責是以穩定貨幣為目的,并辦理國內外支付往來的銀行業務。在歐洲貨幣聯盟的三年過渡期內,即從1999年1月1日起規定成員國固定匯率到2000年1月1日發行“歐元”紙幣和輔幣這段時期內,德國聯邦銀行雖然仍有權發行德國馬克,但必須經過歐洲中央銀行理事會批準。三年過渡期后,德意志聯邦銀行將喪失貨幣發行權。原《聯邦銀行法》第15條貼現、信貸和公開市場政策、第16條最低存款準備金政策的規定被刪除,預示隨著歐洲中央銀行勢力的壯大,當它切實地運用法律賦予的權力時,德意志聯邦銀行穩定貨幣的職責將移交給歐洲中央銀行。德國聯邦銀行保留參加國際貨幣組織的權利,如國際清算銀行,但必須報經歐洲中央銀行批準。只有聯邦銀行在其對歐洲中央銀行職責的執行不受侵犯的條件下,它才可繼續支持聯邦政府的經濟政策。另外,根據《歐洲聯盟條約》規定,資本金和法定儲備都增至50億馬克。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會計報表上的資本金、法定儲備數額將在1998年12月31日變更,其會計制度和報表制定也將由歐洲中央銀行制定。

這表明,在歐洲貨幣聯盟實行后,德意志聯邦銀行不僅喪失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力,而且喪失貨幣發行權。根據《歐洲同盟條約》規定,歐洲中央銀行掌握所有的貨幣政策工具,包括公開市場政策、信貸政策、最低存款準備金政策,并擁有歐元發行權。但德國聯邦銀行能參與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決策,因為德國聯邦銀行行長是歐洲中央銀行理事會的成員,他在這個決策機構中有發言權。由于歐洲中央銀行主要參照德意志聯邦銀行模式建立,并且總部設在法蘭克福,更重要的是德國作為歐洲經濟的領頭羊,德國聯邦銀行行長的作用不可低估。雖然德國聯邦銀行中央銀行理事會不再決定貨幣和信貸政策,而僅決定業務政策,它的職責是按照歐洲中央銀行的指示和方針辦事,但德國聯邦銀行仍有很多任務,如銀行的再貸款、在歐洲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政策管轄下的債券回購業務、現金和非現金結算業務、銀行監管、外匯儲備管理、人事問題等等。聯邦銀行是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的組成部分,類似于分支機構,但在人事任命、機構設置等方面并不聽命于歐洲中央銀行。此外,歐洲中央銀行規定各國中央銀行不得在一級市場上買賣政府債券,以防止各國政府干涉歐洲中央銀行運作。

(二)德國中央銀行和聯邦政府的關系《德意志聯邦法》規定:德意志聯邦銀行是公法意義上的聯邦直接法人。政府持有聯邦銀行的設立資本只是其享有貨幣主權的基礎,且聯邦銀行的中央銀行理事會和董事會享有最高聯邦政府職能機構的地位,州中央銀行及分行也享有聯邦政府職能機構的地位。由此可見,《德意志聯邦銀行法》規定了聯邦銀行在職能、經濟、人事等方面獨立于聯邦政府。另外,雖然聯邦銀行是按聯邦議院制訂的法律組建的,但它不受聯邦議院管轄;而且,聯邦財政部不得任意向聯邦銀行無限透支或任意決定擴大鑄幣的發行,且鑄幣也不是無條件支付手段。聯邦銀行在其對歐洲中央銀行職責的執行不受侵犯的條件下,可以繼續支持聯邦政府的經濟政策。聯邦政府成員雖然仍有權參加中央銀行理事會會議,但他對中央銀行理事會決議有異議時可以要求推遲兩周做出的規定被取消,因為《歐洲同盟條約》規定,歐洲中央銀行和所有參加貨幣聯盟的中央銀行獨立于政治機構。

在資本配備方面,原《聯邦銀行法》規定為2.9億馬克,但根據《歐洲同盟條約》規定必須增加到50億馬克,仍由聯邦政府持有。關于聯邦銀行行長、副行長、執行理事會其他成員和州中央銀行管理委員會成員的任期仍規定為８年,但例外情況下的最短任期由原來的2年修改為5年,進一步在人事上保證了對聯邦政府的獨立性。

(三)關于穩定貨幣問題

如前所述,1999年起,德意志聯邦銀行開始喪失自己的貨幣政策。德意志聯邦銀行現在發行德國馬克需要授權,而2002年1月1日起不再發行德國馬克,且從2003年起,歐洲貨幣發行權統一后,德國馬克將被收回而退出歷史舞臺,歐元成為唯一合法貨幣。德意志聯邦銀行有義務配合歐洲中央銀行維持貨幣穩定。隨著歐洲中央銀行影響的逐步擴大,德意志聯邦銀行將進一步移交其貨幣政策職責,有可能與聯邦金融監管局合并而專司監管職責;并且德國中央銀行制度在德國將從法律上消失而更多地成為一種非正式規則，而歐洲中央銀行這種跨國中央銀行制度的演進將受到德意志聯邦銀行模式的深刻影響。

二、德國中央銀行制度變遷對我國的啟示

德國中央銀行制度的演變在世界范圍內具有一般性和同步性,筆者認為,近年來它又領先于世界,這不僅僅在于其獨立模式和穩定文化影響了一大批國家,而且還在于德國中央銀行制度已一定程度上摒棄了國家主權的范疇。對我國而言,由于中央銀行制度仍不夠成熟,故可借鑒之處甚多。

(一)中央銀行的獨立模式不僅僅是人們的共識,而且應用法律予以保障。由于經歷了兩次因中央銀行聽命于政府而導致的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災難性后果,德國公眾意識到一個健全的貨幣體系的極端重要性,對中央銀行必須享有獨立性這一點人們不再有任何懷疑,而《德意志聯邦銀行法》從制度上保證聯邦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在制定與執行貨幣政策方面擁有相對獨立于政府的地位。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規定了中國人民銀行的相對獨立性,但中央銀行的重大決策須經總理批準,即在決策上沒有完全的獨立性。雖然技術獨立性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決策獨立性不足,但在雙重貨幣政策目標間取舍時,有可能舍棄幣值穩定而就經濟增長,從而引發通貨膨脹,這在中國有過先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由總理提名,經全國人大批準后由國家主席任命,任期五年,與政府任期相同,容易影響金融政策的長期穩定。故有必要從法律上逐步完善制度漏洞,使中央銀行發揮充分的獨立性。

(二)穩定貨幣是中央銀行的制度精髓。

中央銀行這種制度安排,在某種程度上,亦是提供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貨幣。列寧曾說過:“毀滅一個社會,最有效的方法是毀滅其貨幣”。凱恩斯則說:“沒有比使通貨墮落更能夠巧妙、有效地破壞社會基礎的手段了”。因此,艾哈德在其《來自競爭的繁榮》一書中宣稱,“貨幣穩定是平衡經濟發展和確立社會進步的基本條件”。《德意志聯邦銀行法》規定“穩定貨幣”的涵義應含有德國貨幣對內對外價值的穩定,且通過執行該法所賦予的貨幣政策權力來實現這一目標。首先,聯邦銀行依法擁有發行紙幣的唯一權力。而紙幣占德國貨幣的80%強,且具無限清償特點。德國貨幣的20%是鑄幣,由聯邦政府經聯邦銀行同意后發行,其發行量按全國人口計算,每人不得超過20馬克。聯邦政府不得用大量鑄幣代替紙幣,侵犯聯邦銀行的權力,且鑄幣不是無限清償手段。故在貨幣發行方面,聯邦銀行可控制其發行量。其次,聯邦銀行主要通過銀行支付能力的變化和金融市場上的利率機制,間接地調節銀行的信貸供給能力和經濟過程對貨幣和信貸的需要。為此,聯邦銀行經常使用再融資、再貼現、公開市場業務、最低準備金等貨幣政策工具,扮演貨幣守護神角色。1974年12月起聯邦銀行還創造性地向全社會公布了其“貨幣量目標”,即中央銀行1975年貨幣量增長8%;而1979年起,聯邦銀行公布的貨幣量目標,由于總體經濟環境不確定性因素增多而改用區間值。但貨幣量目標每年底都提前公布,且一經確定,公布于眾,就必須嚴格執行,不許隨意調整,而當年年底也應向公眾通報當年貨幣量目標的執行情況;如果實施結果與公布的目標出現較大偏差,則要詳細闡述當年總體經濟形勢的變化情況,以及出現偏差的原因,以求得社會公眾的理解與信任。聯邦銀行通過每年向社會公布貨幣量目標并堅持不懈地實施它的辦法,來嚴格控制貨幣量,這也意味著聯邦銀行穩定貨幣在外部的監督機制下進行,使中央銀行制度更趨完善和具有公信力。

(三)重視人本管理是德國中央銀行制度的又一啟示。

“制度至關重要”,但一旦制度被確立,實際的人在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而其對制度施加的影響相對地變得重要了。《德意志聯邦銀行法》規定中央銀行理事會為最高決策機構,對任何重大事件實行集體決策;最高執行機構為董事會,且要求董事會成員具備專業知識,在一般情況下采用簡單多數原則行動,而在贊成反對意見持平時,則負責人的觀點起決定性作用。較有特色的是,德國州一級咨詢委員會還需有工薪階層人士參與,符合其社會市場經濟原則。聯邦銀行工作人員有保守秘密的義務。對內部人員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在《德意志聯邦銀行法》中有較多條文規定。這對保證實施機制行之有效非常重要。(四)中央銀行制度的變遷對經濟影響重大,有時甚至是扭轉乾坤之舉。1924年、1948年貨幣改革使德國免于通貨膨脹之苦,尤其是1948年貨幣改革配合物價和工資凍結取消以及稅率調整等措施,使聯邦德國的經濟迅速由統制經濟轉入社會市場經濟的軌道,貨幣改革從起初的“冒險行動”變成了德國經濟史上扭轉乾坤的創舉。而希特勒對帝國銀行的把持造成經濟的崩潰。因此,對中央銀行制度的改革需要慎重,它往往由政府予以擔保;而且,在信用貨幣制度下,中央銀行制度應該是一種強制性制度安排,是其他制度的基礎。▲參考文獻

１、［美］Ｐ·金德爾伯格:《西歐金融史》,徐子健等譯,中國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２、宮著銘、劉小林:《聯邦德國金融管理制度與法規》,中國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

３、何廣文:《德國金融制度研究》,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0年版 ４、德意志聯邦銀行:《德意志聯邦銀行貨幣政策》,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 ５、麥國平:德國統一以來中央銀行體系的變化及其借鑒意義,載《國際金融研究》1998年第４期

第五篇：國外安樂死的立法對我國的啟示

日本安樂死立法對我國的啟示

安樂死對于現在的中國來說還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中國的歷史傳統中有提到“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至始也。”在當今的年代還是有一定的影響的，在很多人得眼中自己的生命不單單是自己的，是父母給予的應當珍重。這里主要通過對于日本對于安樂死的立法來看到中國的情況，日本和中國的文化有著較大的相同度，在一定的程度能很好的說明問題。一．安樂死的意義

安樂死源于希臘的EUTHANASIA一詞，原意為“快樂死亡”或“尊嚴死亡”。又由于安樂死是一種特殊的死亡形式，至今對它仍然沒有統一的定義。目前，我國的學者普遍認為安樂死是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及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的過程，它的目的是通過人工調節和控制，使死亡呈現出一種良好的狀態，以避免精神和肉體的痛苦折磨，達到舒適或愉快，即改善死者瀕臨死亡時的自我感覺狀態，維護死亡時的尊嚴。二．日本安樂死的發展

日本最早的安樂死案例出現于1949年,直到1990年,共發生了六起安樂死案例,全部都是所謂的積極安樂死,并且是由親屬執行結束患者生命的。1976年,日本安樂死協會試圖通過一項根據患者意愿撤除生命維持治療措施的法案,這項法案起草于1979年,法案起草結束后,有關協會成員努力游說議會成員,但是最終由于社會的反對聲音過高而沒有進行表決。根據該法案起草者的意思,法案所倡導的安樂死應當是消極安樂死,也就是放棄生命維持治療,而不是現在所說的積極安樂死或者輔助自殺。后來,安樂死協會開始改變策略,把注意力集中于患者活遺囑的執行上,而不再試圖改變法律。

2.1日本關于臨終關懷,特別是終止生命維持措施的政策

日本衛生與福利部和醫學會1989年印制了生命臨終措施指導手冊。該手冊在前言中寫道:根據探討中的對人類尊嚴的尊重和患者家人心理負擔的考慮,對于僅僅是為了延長患者臨終生命的醫療措施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對于心臟即將停止跳動和呼吸系統將要終止的病人,所采取的心肺復蘇措施只能是延長患者的痛苦??從今以后,類似情形的醫療保健措施應當尊重患者意思和自主決定權。而且。1992年3月,日本醫學會生命倫理委員會印制了一份題為“給臨終關懷醫生的建議”的報告。這份報告基本肯定了患者的活遺囑。

1994年,日本科學委員會死亡與醫學保健專門委員會出版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明確指出,只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停止生命維持治療措施是可以允許的。第一、患者的病情是現有醫學條件所無法逆轉的;第二、必須病人在清醒時表達了自己的要求;第三、終止治療措施必須由醫生實施,而不能由患者家人實施。這份報告的主要內容集中在終止治療方面,也多處提到了“有尊嚴的死”一詞,盡管死亡與醫療保健專門委員會沒有詳細論及“安樂死”,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禁止“積極安樂死”。報告指出“殺死??通過藥物方式,盡管是為了減輕患者痛苦也不可允許。”

三．中國安樂死的發展

1988年7月5日，中華醫學會、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法學會、上海醫科大學以及其他有關單位，聯合發起召開了“安樂死”學術討論會。與會的各界代表一致認為，盡管中國在實際工作中，安樂死，特別是消極的安樂死幾乎經常可以遇到（積極的安樂死，在中國已經公布至少7個案例，實際上大大超過此數），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糾紛，但是考慮到中國的具體情況，現在還不存在為安樂死立法的條件。

自1994年始，全國人代會提案組每年都會收到一份要求為安樂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國性的“安樂死”學術討論會上，多數代表擁護安樂死，個別代表認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1中國安樂死立法之路

第一次嘗試：在1988年七屆人大會議上，最早在全國人大提出安樂死議案的是嚴仁英和胡亞美，兩人分別是中國婦產科學和兒科專業的泰斗。嚴仁英在議案中寫下這么短短幾句話：“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但與其讓一些絕癥病人痛苦地受折磨，還不如讓他們合法地安寧地結束他們的生命。”

第二次嘗試：1994年全國兩會期間，廣東32名人大代表聯名提出“要求結合中國國情盡快制定‘安樂死’立法”議案。

第三次嘗試：1995年八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遞交了4份有關安樂死立法的議案。

第四次嘗試：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關議案，呼吁國家在上海首先進行安樂死立法嘗試。在隨后于1997年首次舉行的全國性“安樂死”學術討論會上，多數代表擁護安樂死，個別代表認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2中國安樂死事件

1986年發生在陜西漢中的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曾歷經6年艱難訴訟。醫生蒲連升應患者兒女的要求，為患者實施了安樂死，后被檢察院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批準逮捕。案件審理了6年后，蒲終獲無罪釋放。但這并不意味著安樂死的合法性，安樂死仍是違法的，只不過由于蒲連升給患者開具的冬眠靈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構成犯罪。

2003年8月3日，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主要當事人王明成離開人世, 王明成的“安樂死”請求之所以被如此關注，在于他有一個特殊的身份——我國首例“安樂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他自己卻不能實現安樂死的愿望。三．結論

在我國，受到儒家對于生死觀念的影響，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中，人們對于死亡充滿了害怕和恐懼。死，總是和黑暗、鬼神等聯系在一起。這種傳統的文明在現代文明出現若干年之后，依然占據著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觀念并沒有被安樂地死所代替。在倫理，道德，觀念，社會輿論以及國策等條件的束縛之下導致人民對于安樂死的要求不像西方國家那么的迫切。制度的不一樣，歷史的不一樣導致者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文化，觀念和意識。較于西方自由的人格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中國關于安樂死的研究源于日本的傳入，所以在很大的一方面我們不能不說安樂死是一個外來的文化，中國對于這個問題很大程度的接受只在于傳統的看法，即普遍接受了一種傳統的安樂死定義，即無痛苦死亡法。

目前學術界依照不同的標準將“安樂死”分成不同的種類： 1.根據終止生命的行為方式不同，分為積極的“安樂死”與消極的“安樂死”。積極的“安樂死”又稱為主動“安樂死”或仁慈助死，指醫務人員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結束病人的生命。消極“安樂死”又稱為被動“安樂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對那些身患絕癥處于極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棄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輔助設施和藥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

2.根據被實施安樂死的病人是否明確表達愿望，分為自愿“安樂死”和非自愿“安樂死”。自愿“安樂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時候，有過明確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實施“安樂死”。如通過立遺囑。而非自愿“安樂死”針對的是那些無行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腦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嬰兒實施“安樂死”。

從日本的立法過程中我們可以大致的看出，安樂死在日本備受關注和爭議,日本成文法律尚無關于安樂死的規定。但是從案例的處理方式上我們不難看出對于消極安樂死,雖然仍存在較大爭議,但是日本社會和民眾絕大部分能夠接受它已經做出了肯定性規定。盡管消極安樂死從法理上講在日本屬于違法行為甚至是犯罪行為,但是由于其已經基本上被社會接受和認同,所以在日本還沒有因消極安樂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對于積極安樂死,日本社會和民眾所持的是積極反對的態度,而且積極安樂死屬于日本刑法上確定的犯罪行為。從日本發生的積極安樂死案例來看,行為人都以殺人罪的罪名受到了刑事處罰,但是,從量刑上看明顯較輕,不同于其它殺人罪,這說明人們認為它的社會危害性較小。

而從中國的歷史文化，學術界討論，以及近年來關于安樂死案例的處理方式可以看出對于。中國對于安樂死的處理方式和態度和日本很類似，對消極安樂死有著較大的肯定性。而積極安樂死存在著很大的討論。從中國政府對安樂死立法基本持者否定的態度來說，安樂死在立法方面有著很大的阻礙，其中積極安樂死是一大方面。

雖然國外荷蘭，比利時等國家對于安樂死設立了法律進行規定，但是用于中國的現在的國情還是不符合的。在亞洲東方文化這樣的一個大環境中，從中國，日本等國家現在對于安樂死的立法態度以及討論。對安樂死的認可只在存于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認可，不能接受安樂死的積極死亡方面。所以說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對安樂死的立法都會很片面的或是保持現狀不立。文化，道德，觀念，倫理等等思想上的影響對安樂死中國化的進程有著無可估計的阻礙。但是它的發展卻也是必然的要求，人的自由，人的本性等人對于自身的追求，不可不導致于安樂死的進程的快速發展。因此，安樂死在中國的發展將是沖突傳統，也是人的解放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