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研究

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研究

摘要：鄧小平創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他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中，總結出了“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指明了依法治國的戰略地位.。依法治國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制建設指明了重要的方法，要求我們國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中的兩條主線就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為經濟建設服務，它對我國“依法治國”方略的形成和發展有重大的貢獻。本文就對鄧小平依法治國的思想進行一番研究。

關鍵字：依法治國；思想；研究；

鄧小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國，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民主與法制建設理論。鄧小平高度重視民主與法制建設 ,并提出了適合中國社會主初級階段的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方式方法，同時，鄧小平依法治國的思想，還為我國法制建設的實踐方式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當代中國法制變革的理論基礎就是鄧小平的民主與法治思想，因此，鄧小平依法治國的思想，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對我國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本文將從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內容及其重要意義三個方面，來研究鄧小平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

一、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逐步形成的。當時，我們國家的經濟衰敗，社會狀況混亂不堪，鄧小平領導的中央領導集體通過對毛澤東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提出了“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重要觀點。他們把制度建設作為我們國家治國的基本方略。在不斷的實踐中，鄧小平逐漸意識到，加強和鞏固制度建設的可靠保障是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與法制密是不可分的，只有二者結合到一起，才能更好的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早期，鄧小平說：“如果說我們國家是一個缺乏民主的國家，我們國家處于半封建狀態，則這就說：共產黨沒有意識到民主的重要性，沒有民主政治斗爭的常識，并且沒缺乏民主政治斗爭的鍛煉。這樣就說明，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帶有國民黨的不良傳統。對于那些具有以黨治國觀念的人，就是具有國民黨不良傳統的代表人物。”可見，鄧小平很早就反對“以黨治國”的思想。后來，在經歷了長期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認識后，鄧小平終于在“文革”后將民主思想提到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來。后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中，鄧小平主張提出，實現現代化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特別需要強調民主”。

在民主問題提出之后，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要如何保障民主問題順利實施。1978年12月。在他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加強法治建設，是保障人民民主的前提條件。我們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同時，還要確保這種制度和法律，不能夠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能夠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同時，他還說：“在人治的條件下，我們不需要把領導人說的話當作法律，我們可以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同時，領導人說的話既是發生了變化，法律也不用隨之改變。”這些話明確指出了我國法制建設初級階段的重要任務。

1980年8月，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強調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作用。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報告《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中指出：“我們要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我們要將其作為我們黨中央重要的基本方針政策，以后也不允許有任何動搖。”從這些可以看出，鄧小平要在中國建立法治社會的決心

之大。

接著，鄧小平為法制建設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其中主要表現在對人才的培養方面。1985年6月，他在同彭真談話時指出：“我們國家要擴大和發展法律院校，在很多經濟發達的國家，大部分人都懂得法律，我們國家要對公民普及法律教育，甚至是大學畢業之后也要注重學習法律知識。要想完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必須要有大批的法律院校，為我國的法制建設提供更多的專業人次，同時要將教育、科學、政法等等發面抓緊發展。我們要選拔出支堅持社會主義道德的、具有志業知識能力的人做社會主義建設的領軍人物，同時與司法部門相關的一些干部，如警察、法官、檢察官等等方面的人才，都要積極有效的培養。”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由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繼承了鄧小平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1992年，在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戰略決策”。1992年12月，江澤民指出要以法律手段來保障市場經濟建設。1995年，江澤民指出，我們黨一方面要憲法、法律的制訂，另一方面還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要依照法律處理事務。1996年2月8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舉辦的中央領導同志法制講座上，為我國的長治久安發表了講話，并第一次提出來“依法治國”的重要方針。在1992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國家領導集體正式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治國方略。

此后，1997年9月，在黨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重大戰略任務”被提出。此時，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被制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在1998年3月的九屆人大二次會議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被載入憲法，于是我國依法治國的思想全面確立，我國的治國方略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二、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內容

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內容包括立法、執法、法治觀念的培育等各個方面。立法是依法治國的第一步，首先要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法律，讓我們國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用法律來保障社會主義法治的順利發展和實施。執法，是為了使各種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社會文化事務的形式和途徑，以及國家的各種工作，都要求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而之所以要培養法治觀念，是因為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受領導人的影響，更不會受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影響，即依法治國的主體是人民群眾，而中國共產黨是重要的領導力量。要想實現依法治國，必須要對人民群眾進行法制教育，培養人們群眾的法治觀念。“法治”就是法學界的“水治”，民民主和人民主權是它的實施基礎，它與“人治”是相反的，它具有其獨特的治國目標和價值目標，其所表達的觀念是法律至上。“法治”包括立法、守法、執法、司法的諸過程，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這些過程，都離不開人的參與，因此，我們需要一批具有很強法治觀念的人，從而確保“依法治國”得以順利實現。我們要擴大法律教育的對象，要讓每一位中國公民都能夠知法、懂法，用法律來約束公民的行為，保證社會的穩定發展和長治久安。作為中國人，要自覺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識，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做違法犯罪，危害社會的事情，要嚴格依照法律辦事，做一個遵紀守法的良好公民。

三、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重要意義

鄧小平依法治國的思想，它強調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設要完備；它強調政法隊伍建設要加強；它強調要培養每一位中國公民的法制觀念，要加強對每一位中國人的法制教育；它還清楚了指明了依法治國與黨的領導之間的重要關系；這些都為我國現如今的依法治國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指明了方向。它是我們國家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指導思想。通過江澤民、胡錦濤兩代領導集體對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一

脈相傳和繼續探索和發展，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建設更加的順利。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的第四代領導集體，堅持依法治國思想的重要指導地位，開始了全面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工作。他們更加重視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對弱勢群體權利的保障工作。他們清楚的認識到，要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首先必須要建設和健全社會主義的法制體系。胡錦濤為首的領導集體還確立了“以民為本”的執政思想，他們下定決心要把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終極目標設定為，建立惠及每一位中國公民的法治。這樣就使得我國的法治工作的發展方向更加明確。從這個方面看，鄧小平依法治國的思想，為我國建立科學的法治體系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黨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國的涵義被明確提出，同時國家領導人還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要求我們要將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正確應用到法治建設的實踐中去。鄧小平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一方面適應了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需要；一方面，它還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它對維護國家穩定和社會長治久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們國家要把鄧小平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繼續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指明方向。

總而言之，鄧小平是從歷史實踐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了民主法制的思想，為我過依法治國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使我國的治國方略向著更加正確的方向轉變。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進行，我國三代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他們在依法治國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同時又在不斷的對其進行探索和發展。這些努力都是為了使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順利的完成，同時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此，鄧小平依法治國的思想將會繼續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順利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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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論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

論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

鄧小平法治思想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新的實踐經驗的總結，它的核心是“依法治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發展，黨的十五大運用鄧小平理論，對歷史經驗進行了科學的總結，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把依法治國提到了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戰略的高度，作為發展人民民主,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民主和法治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保障。鄧小平理論以馬克思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為依據，結合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與要求，深刻地揭示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治密不可分，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是民主的體現和保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走依法治國之路。依法治國思想的提出是黨的治國方略成熟與發展的重要標志。

實現法治國家是我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必然選擇。鄧小平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特別是結合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提出了實現依法治國的一系列的原則。鄧小平同志有關依法治國理論，指明了在現階段進行法治建設的基本原則，其基本原則有民主與人權原則；平等原則；維護法律的權威原則；權力監督原則；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原則。鄧小平法治的思想為我國進行法治建設，實現依法治國，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中共十五大明確地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將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設作為實現法治的目標，明確規定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

鄧小平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民主是法治的基礎，民主本質問題是國家制度問題，現代民主的精髓是人民主權原則，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通過自己選出的代表組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大會，制定憲法、法律和法規，選舉和決定國家公職人員，并通過他們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現代民主的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公民的民主權利、國家的民主體制、政治運作的民主程序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民主工作方法。十一屆三中全以后，我們開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從制度上來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的實現，完善民主選舉制度、監督制度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鄧小平指出：“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6頁)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化要求社會主義民主的各個方面、全部內容都要運作法律加以確認和保障，使其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鄧小平講：“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盛衰成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指出：“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8頁)另外還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

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在鄧小平的倡導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提到黨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日程上來。鄧小平還明確指出：“實現民主和法制，同實現四個現代化一樣，不能用大躍進的做法，不能用‘大鳴大放’的做法。就是說，一定要有步驟，有領導。否則，只能助長**，只能妨礙四個現代化，也只能妨礙民主和法制。”《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57頁)從此，在中國歷史上結束了由人治而導向的個人迷信和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不穩定狀態，并開創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黨的領導是我國實現法治的根本保證。依法治國，建設法制國家離不開黨的領導。關鍵問題是如何改進和加強黨的領導。在黨和法的關系上，曾經存在著“以黨治國”的觀念，這是忽視民主的表現之一。為此，早在四十年代鄧小平就提出：“黨的領導責任是放在政治原則上，而不是包辦，不是遇事，不是黨權高于一切。”到了八十年代，他更明確地說：“全黨同志和全體干部都要按照憲法、法律、法令辦事，學會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罰款、重稅一類經濟武器)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和各種刑事犯罪分子進行斗爭。”另一方面，鄧小平提出要通過深化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實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逐步做到“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他強調，要理順黨組織、政府與其他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理順中央、地方與基層之間的關系，理順組織與個人之間的關系，理順各民族之間的關系。這些都充分體現了鄧小平的法治思想高瞻遠矚的戰略性。十五大報告指出，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實行民主、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人權，而實行依法治國就是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對國家和社會生活的領導，主要在于領導人同，通過國家機關制定適應和社會發展和人民意愿的法律、法規，又領導人民監督、保證國家機關公職人員、社會團體、各政黨和人民群眾依據已制定的、現行的法律、法規從事各項活動。黨的政策和主張要來自由人民群眾并要通過國家機關進一步集思廣義，取得人民群眾的支持、檢驗而轉化為人民的共同意志并上升法律、法規，通過組織國家機關實施法律，并通過對司法工作的領導，將法律適用于具體案件。也就是通過法律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使民方制度化、法律化，以實現共產黨的領導的核心作用

總之，鄧小平深刻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提出了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的民主法制的思想，奠定了依法治國的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奠定了治國方略根本性轉變的基石,對我們今天在新的世紀、新的時代背景下的法治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篇：鄧小平經濟管理思想研究

鄧小平經濟管理思想研究

鄧小平經濟管理思想是構成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是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管理實踐中經驗和方法的總體概括。研究鄧小平經濟管理思想，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深刻把握鄧小平理論內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通過對鄧小平理論和有關經濟管理方面知識的學習，使我對鄧小平經濟管理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充分感覺到鄧小平經濟管理思想的博大精深，為了今后能夠更好地學習和實踐鄧小平經濟管理思想，本人根據自身所掌握的知識，現針對鄧小平經濟管理思想的層面進行初步探討。在現代社會經濟中，國家對社會經濟的管理可分為“宏觀經濟管理”和“微觀經濟管理”兩個層面，宏觀經濟管理是指國家對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宏觀調控和總體管理;微觀經濟管理是指商品生產經營者自身的經營管理。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鄧小平同志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對如何加強宏觀調控、搞活微觀經濟有著極為重要的精辟論述。就個人理解，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強調宏觀經濟調控

國家通過一定的形式對國民經濟體系進行調節和控制，就是指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干預，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宏觀經濟調控，鄧小平同志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要確保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發展，必須加強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堅持以均衡增長理論為指導，把宏觀調控權集中于中央，加強和完善政府經濟管理職能。

1、以均衡增長理論為指導。在國家宏觀經濟管理中，堅持以均衡增長理論為指導，促進國民經濟均衡發展，是鄧小平經濟管理思想中的基本觀點，首先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我國國情出發來確定經濟建設規模。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生產建設，行政設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這表明在經濟建設過程中，我們既要解放思想，努力擴大經濟規模，又要結合我國實際來安排經濟基礎建設，不能一味地盲目冒進。如果不管不顧我國國情，忽略了

1客觀條件，僅僅從個人的主觀愿望出發，只會給我國的國民經濟帶來無法估量的災難。鄧小平同志認為，我國在上個世紀長期以來在宏觀經濟管理上沒有切實貫徹均衡增長理論，導致了各種比例嚴重失調，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解放前的歷史狀況造成的。由于受舊中國遺留下來的舊有經濟基礎的限制，因而社會主義建設中很難在短時期改變這種狀況；二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造成的。由于這一錯誤指導思想，導致片面強調重工業發展，而忽視了輕工業和農業等的發展，造成我國農業基礎薄弱，其他產業發展嚴重滯后的局面，加劇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失調；三是左傾思潮的影響造成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左傾思潮發展到了極致，嚴重破壞比例平衡，給經濟建設帶來巨大損失。總結教訓看出，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貫徹綜合平衡的原則，這是鄧小平同志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結合我國經濟建設實踐分析得出的重要理論。

2、將宏觀經濟調控權集中于中央。國家在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全局與局部、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間的矛盾，為了妥善解決矛盾，必須把宏觀經濟調控權集中于中央，加強宏觀調控的權威。鄧小平同志認為加強中央權威是保證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市場經濟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盲目性、滯后性和自發性等，這就要求中央加強宏觀調控，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優勢，克服不足，避免生產失衡，另一方面將調控權集中于中央，利于國家搞好宏觀經濟調控。在給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同時，必須保持中央權威。如果片面強調自主權，削弱中央領導，只會導致經濟混亂。鄧小平同志的論述還闡明了中央權威的內涵和如何保持中央權威等問題，他認為中央政府作為社會的管理者和全民所有制經濟的所有者代表，肩負著發展國防、外交、科教、文衛等事業的重要任務，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有一定的財力作為保證。總結過去的經驗和教訓，我們不難看出，使中央保持權威的基礎必須是正確的政策措施，是符合廣大人民最根本利益的政策。什么時候中央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擁護，并在經濟建設中產生實效，中央權威也就樹立起來了。

3、加強和完善政府經濟管理職能。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模式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核心，并確立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

和作用。因此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必須發生轉變，由社會資源的計劃配置者和生產經營者轉變為市場經濟中的服務者和宏觀調控者。鄧小平同志曾針對我國經濟管理的實際狀況作過多方面論述，強調政府要實現三個轉變：一是由直接管理為主轉變為間接管理為主。直管不僅管死了企業，還造成了國家宏觀經濟管理失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通過市場為企業發展提供經濟信息，從而引導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調節市場秩序，借助利用管理組織和手段處理市場上經濟矛盾和糾紛，維護市場活動的合法性，保護企業、公民等的正當權益，保障良好的市場環境。總之，必須將政府主要職能轉變為以間接管理為主，利用市場機制引導企業，從而搞好宏觀經濟。二是由微觀管理轉變為宏觀管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管理，應該是由中央行使調控權力，重點把握大的問題和前進方向，而不是直接參與生產活動的組織和管理，也就是說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應該轉向宏觀調控，明確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和戰略問題，調節社會供給平衡和需求比例，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職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好運行營造外部環境。三是從過去的“死管”到現在的“活管”。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對企業管得多管得死，企業缺少自主權，缺乏生機和活力，國民經濟也就越來越窮。如果繼續死管下去，只會扼殺企業活力和勞動者積極性，阻礙經濟的健康發展。在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市場是經濟活動的基礎，這就要求對企業必須活管。所謂活管就是指政企分開，把生產經營自主權放給企業，使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地參與市場競爭，有效調動企業的積極性。這是政府完善經濟管理職能的重要內容。

二、注重微觀經濟搞活

我國對微觀經濟管理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在改革過程中，鄧小平同志總結實踐經驗，提出了“兩個飛躍”的思想。他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如果農業的發展不好，工業和其他

建設事業的發展就無從談起，農民擺脫不了貧困，也就是說我國絕大多數的人沒有擺脫貧困。長期以來不科學的農業生產管理方式影響了我國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大鍋飯”的管理方式嚴重束縛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我國農業生產管理方式改革的第一個飛躍。這種新的管理方式將勞動報酬與產量聯系起來，能夠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為農業生產管理的改革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是農業生產管理方式改革的第二個飛躍。發展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提出的，鄧小平同志還認為我國各地區的條件存在著不平衡性，要在全國范圍內普遍發展適度規模經營需要很長的過程，需要慎重行事。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實現了農業生產管理方式的第二次飛躍，為我國農業發展的現代化指明了方向。

鄧小平同志認真總結國有企業改革中的經驗教訓，深刻分析我國企業管理方式的實際，就如何搞活微觀經濟，增強企業活力這一問題，明確指出要改革企業的管理方式。

1、落實責任制加強企業管理。鄧小平同志指出，傳統國有體制的弊端在于沒有明確有效的責任制，而加強責任制是調動企業干部職工積極性的有效途徑。要將權、責有機結合，充分調動人員積極性，增強企業的活力。此外他還要求，“任何一項任務，一個建設項目，都要實行定任務，定人員，定數量，定時間”等，必須要有具體措施作保證。其一“要擴大管理人員的權限，責任到人就要權力到人。”其二“要嚴格選用人員，量才授予職責。”其三，“要嚴格考核，賞罰分明。”這些有關加強責任制的思想極大地推進了我國企業管理方式的改革。

2、按照市場經濟需求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換經營機制條例》中，鄧小平同志詳細闡述了在社會主義市場濟條件下，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方面與內容，必須嚴格按市場機制運作，使國有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主體。①自主經營的機制。轉變經營機制核心是使企業有自主經營的權力，有權根據市場變化自主決定企業的行為。如果企業不能根據市場變化作出相應的決策，那就談不上自主經營，更談不上如何成為市場競爭主體了。

②自負盈虧的機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因為企業是個經濟實體，在市場競爭中，可能盈利或者虧損，可能發展或者被淘汰，因此企業要為自己的企業行為負責。企業自主經營后，這種風險就應由企業自己來承擔。③自我發展的機制。企業要建立一種新型的動力機制，用以保證企業在生存、改革、發展的力量源泉，對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有企業來說，這種動力機制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企業改革的方針就是要求企業具備自我發展能力，所謂自我發展，不再是像過去靠政府推動和支持來發展，而主要是依靠企業自身的力量來發展。自我發展的力量，一是來自于企業外部競爭和國家宏觀調控，更重要的是來自企業內部的資本積累和其他各種要素的合力，特別是企業員工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因此企業必須要有能調動各種積極因素的動力機制，以便于企業的自我發展。④自我約束的機制。因為市場復雜多變，再加上市場經濟中的各種利益不斷沖突，這就要求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必須善于自我約束，自我調節，理順企業內外各種關系，使企業的各個部門、科室、車間和企業員工等能夠時刻保持在最佳位置和狀態，彼此之間能夠做到互相信任，部門之間相互協調，相互依賴，才能確保企業充分發揮整體功能。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轉換成為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是企業管理中的一場革命，這充分體現了鄧小平同志的企業管理改革思想內涵。機制轉換的貫徹實施，增強了企業活力，改變了企業的管理方式，對加快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重視企業管理中的各種因素。在國有企業管理的改革過程中，鄧小平同志對企業管理中的制度、技術和人的因素問題非常關注。

（一）制度因素。首先，鄧小平同志始終堅持企業改革只能改革企業的管理形式而不是改革所有制形式，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不能動搖的，必須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企業管理方式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因此，企業管理改革必須走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其次，要充分發揮黨的領導作用。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國有企業管理改革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要把幾億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統一起

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這樣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能設想的，所以我們實行改革，要實行黨政分開，使黨擺脫日常事務影響，更好地改善加強黨的領導。最后，鄧小平同志提出要充分發揮在企業改革中工人階級的巨大作用，鼓勵工人階級發揚艱苦奮斗的光榮傳統，努力掌握現代化的技術知識和管理知識，積極協助企業確保改革的順利實施。

（二）技術因素。在企業管理中技術因素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這主要體現在鄧小平同志引進先進技術改造企業的思想中，他認為國有企業在引進技術進行改革時，必須首先確保引進的技術是當今最先進的，否則難以使企業的技術水平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然后引進的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一定要用先進的方法來管理，“一定要按照國際先進的管理方法，先進的經濟方法，先進的定來管理。”最后，引進的先進技術“第一要學會，第二要提高創新。”也就是說引進的國外先進技術在使用過程中要有創新。

（三）人的因素。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改造企業，為了保證應有的技術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員和合格的工人。”“對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我們要開出一條路出來，讓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長，不要老是把人卡住”。這一關于培養合格工人和提拔管理人才的思想，反映了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也是在企業管理方式的改革中，鄧小平同志一直關注的重要問題，這點充分反映出他對人才的重視程度。

綜上所述，鄧小平經濟管理思想中的宏觀和微觀兩大管理層面相互聯系，缺一不可。但總體來說，鄧小平同志對經濟管理問題的論述更加側重宏觀經濟管理。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以及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是從政治角度來論述經濟管理，始終把握著全局性和整體性，因此我們主要看到的是宏觀經濟管理的指導思想。同時，鄧小平同志總是從宏觀上談經濟管理時緊密聯系微觀經濟管理問題，宏觀思想滲透進微觀經濟問題，微觀思想又融入并體現出宏觀管理思想。因此，鄧小平經濟管理思想是以宏觀經濟管理為主，微觀經濟管理為輔，宏觀和微觀兩大層面是相互聯系、相互統一的，充分體現出了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思想。

第四篇：法家“依法治國”思想研究

法家“以法治國”思想研究

摘要：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經商鞅變法二躍為戰國七雄之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終于滅六國而實現了中國的統一大業，建立秦王朝，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個浩蕩帝國僅存15年就土崩瓦解。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秦朝的速亡？“法家亡秦論”“是一個非常主流的思想。劉邦的重臣、漢代思想家陸賈說：“秦二世尚刑而亡”。《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曰：“法家一斷于法，賞罰分明，此其所長也。但法家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傷害至親，傷恩薄厚。”這樣一種思想，導致大眾多對法家存在一種偏見和批評的態度，把法家與嚴刑酷法劃上等號。而本文旨在用一種理性的眼光和標準探究和評判法家“依法治國”的思想，以求其當代價值。“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于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1]。這是與儒家的仁愛教化思想截然不同的觀點，法家認為人性重利，在價值哲學領域毫不避諱自己的功利主義動機，而強調“依法治國的功效性，務實功利，崇尚實用，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法家推行“依法治國”背后所隱藏的價值追求和哲學基礎。

正如高洪鈞先生指出的：以現代民主的立場來觀察，人們無疑會指責這些法治措施過于專制獨裁。但是，如果考量歷史的具體情境，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措施有其必要乃至合理之處。對于當時的混亂局面來說，強化王權和加強中央集權是達到社會有序狀態的有效措施之一。無數的歷史經驗表明，在任何古代社會，特別是在戰亂時期，較為強大的王權、富有效能的政府集中管理和令行禁止的法治，對于維護社會秩序來說都是頗有成效的社會治理機制。在各國的激烈競爭和斗爭中，秦朝經過商鞅變法而建立大一統的社會，注重法制建設，形成了律、令、制、詔、程、式、課、法律答問、廷行式等多種法律淵源，而這些法律涉及政治、軍事、司法、農業、手工業、商業和家庭婚姻等各個方面，秦律中還有不少關于督促和懲治不依法辦事的官吏的法律條文。開創了法制統一的大好局面。關鍵詞：法家 依法治國

一、法家概說

1994年出版的《諸子百家大辭典》對于法家的界定是：戰國時主張以法治國的學派。法家的先驅可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管子、子產，實踐創始于戰國前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建立了較為完整的法治理論。在政治上，法家主張廢分封、行郡縣，建立統一的君主專制國家，加強君主集權，打擊舊貴族勢力，用厚賞重刑，使令行禁止；在經濟、軍事上，法家主張廢除井田制，建立和鞏固封建土地所有制，重農抑商，獎勵耕戰，實行富國強兵政策；在思想上，主張禁止儒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在歷史觀上，法家有著較為進步的歷史觀，認為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社會是不斷進步的，總的趨勢是“今勝于古”，任何措施都有它的時代性，統治者應根據當時社會的實踐情況，不斷地調整、改革一切制度、措施。法家人士大都厚今薄古，主張法后王，反對儒家的法先王。在認識論上，法家較為注重實際，主張以公用檢驗言行，反對虛妄、空洞之言[3]。

可以看出法家強調與時俱進、革故鼎新的社會歷史論，在當時奴隸制社會與封建社會交替的時代是多大的創舉和進步。而法家“務實、注重實際”的觀念對當今社會建設都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二、法家產生的歷史背景

法從禮中分離出來是法家產生的條件和基礎。禮與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處于混一狀態，在春秋戰國時期才出現分離。西周禮治體系的實施方式有二：一是以刑護禮；一是教化揚禮。而在西周的禮治體系中，“刑”是維護“禮”的手段之一，當時并沒有獨立、相對穩定的刑罰體系和刑罰原則，“刑”是依附于“禮‘’而存在的。

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發生劇烈變革：經濟上，土地制度由井田制（公田制）向私田制轉化，新興地主階級產生；政治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轉變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王霸迭興，七雄并爭。其它各種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也不斷涌現。面對這種情況，代表各個階級、階層的思想家紛紛立言著說，闡述自己的治國方略和政治主張，批判其它學派的思想觀點，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在這些眾多的學術流派中，影響最大的是儒、法兩家。儒家代表傳統的舊貴族勢力，主張“禮治”，是為“保守”；法家代表新興的地主階級，力倡“法治”，是為“革新”。春秋戰國之際，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論爭，法家要革新，提倡法治，就必須抨擊保守的禮治思潮，儒家要復古，實行禮治，就要進行積極的反擊，批駁法治主張，我們將這樣的爭論成為禮法之爭。法家的產生和發展正是在禮法論爭的背景下進行的[4]。

三、法家“依法治國”的治之道

恩格斯指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當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因此我們研究先秦法家”以法治國“思想，不能用當下的眼光、是就愛哦和”理論思維“去評判，而是要回到他們那個時代，去分析和發現他們思想的進步性，發掘他們理論思維的要素和精華，以便把這些精華部分轉化為我們當代理論思維的形式和內容，從而在我們當代的社會實踐中發揚光大。1.法家所說的“法”是公平正直的

“以法廢私”是法家“以法治國”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法家把“法”說成是公平正直的，他們認為法是為整個國家利益服務的。法家認為法代表國家利益，是天下之公利的“代言人”，它高于包括最高統治者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他們稱個人利益為、；私“，國家整體利益為”公“，體現國家整體利益的“法”為“公法”。“公”高于“私”，因而“法”也高于“私”，而且兩者勢不兩立。法家認為各種人都有各種私，私是亂的根源，任法即實行“以法治國”乃能嚴私，不任法即不實行“以法治國”便不能去私。“私道行則法度侵，法度行則私道廢”。

且法家受道家的影響，認為“法出于道”或“因道全法”。管子認為法出于“道”，但法不是自己從“道中”派生，而必須借助人的主觀努力，人首先發現、認識客觀存在的“道”，然后依“道：制定法。管子總結出恒常、公平、無私是天地及其他自然物質或現象表現出來的“道”的特點，因此要求人君治國要以“道”為準則。而在韓非看來，因“道”而生的法或“因道全法”則不一定是良法，取決于立法者對“道”的選擇和運用。2.社會進化的歷史論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5]。”（《商君書.更法》）

故圣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則功寡。（《商君書.算地》）

在商鞅看來，法和時代相宜才能實現治國的目的。

法家認為萬事萬物都在不斷的變化中，社會當然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這樣的歷史發展觀貫穿于政治領域，就要求“法與時轉，治與時宜“。在法家看來，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因為歷史在發展，社會在變化，原有的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等雖然可能有合乎治理規律而值得繼承的地方，卻也往往會出現不適應新情況的地方，如果墨守成規，就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而取得治理的成功。因此，要使國家強盛，就得”變法“，審時度勢，銳意改革。3.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的本性就是趨利避害、追求名利，只要有名有利可圖，人們就要去追逐，其核心是好利惡害，并認為人之喜好與厭惡是賞罰的根本，君主可以利用人們好利惡害之心對其加以控制。在他們看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要是一種利益關系，因而承認人們追求財富的合理性。英明的君主就要善于利用人們的這種趨利避害的本性，使其自覺地為國而耕戰，從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以今天的價值觀來看，這種觀念可能過于野蠻。韓非是荀子的學生，歲都承認人性自私好利，但在人性的改造方面，荀子主張道德教化加以改造，而韓非卻不承認人性自律的可能，只相信外部的因素，即”他律“，通過法律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規范。

市場機制這的許多企業的激勵機制，確實也是利用了人好利的心理，法家是以國家主義為背景的政治家，對于一切社會問題的討論，多含有政治的意味，為國家利益服務，在諸侯爭霸的戰亂時期利益可以激發斗志，但是在秦統一六國后，在相對緩和的社會環境中，百姓需要一種更加人性和平緩的政策來休養生息。而且以利為核心在統治集團內部運行，必然滋生腐敗。承認人性自利是一方面，但治理國家的治民之道必須因時而宜。4．務實功利的價值論

務實功利、崇尚實用，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法家推行“以法治國”背后隱藏的價值追求和哲學基礎。在春秋戰國時期，面對諸侯征戰的社會現實，要想不被其他諸侯國吞食并最終完成統一霸業，必須富國強兵。在務實功利的價值觀的指導下，法家強調實行“依法治國”的目的是為了社會安定和國家強盛。

何勤華先生指出，法家關于法治的理論，在當時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第一，法家提出“以法治國“，是要以公開、公正（當然這種公正也僅僅代表了當時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客觀的成文法制度來反對奴隸主貴族擅斷的、任意的“人治”的方式；第二，法家在法治理論中，對法做出了具有一定科學成分的闡述。比如，他們認為，法律應該是公平的、正直的，因而可以作為衡量人們行為的準則；第三，法家在強調法治時，已經提出了法治的法必須是順應時勢、順應自然的法；第四，在法家的法治理論中，“刑無等級”，“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等內容占有重要的位置；第五法家的法治理論，是中和當時各個諸侯國變法的實踐結合在一起，法家的各位代表人物，不僅創設和鼓吹法治的理論，而且還親自予以實踐，因此他們的理論具有豐富的實踐性及應用價值，而中國的統一、秦王朝的建立，在當時都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事情[4]。

四、法家思想的現實意義

法家強調用實際效用來衡量人們的言行而擯棄一切空談。由于務實功利、注重現實，法家清楚地看到，強力主宰著整個社會，所以主張“以法治國”，富國強兵，并把是否有利于農戰的功效作為法律賞罰的依據。在諸侯爭霸的戰國時代，每個諸侯國的當務之急是如何使自己的國家富裕強大，避免被吞并，法家爭對春秋戰國的時代特征提出了“以法治國”、富國強兵的治國目標，實現這一目標需要著眼現實，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又促使他們更加注重現實，法家務實功利的價值觀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實，當代的世界也是一種“新戰國時代”，世界各國都力求富強，在當代世界“發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強權政治、霸權主義時有抬頭，因此，法家務實功利的價值觀，以及法家實行“以法治國”的目的是富國強兵這一重要思想，作為法律的價值追求和治國的基本觀念，對于我們當下進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我們所處的時代與先秦法家所處的時代迥然有異，但當今國際關系較之戰國時諸侯國之間的關系則極為相似：國與國之間存在著實力競爭，各國都在為富強而奮斗，一國的國際地位最終仍取決于自身的實力。一個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國際事物的處理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首要的就是具有比別國更強的綜合實力。中國更是這樣，要想在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中占據主動地位，要想順利完成國家的統一大業，加快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是最根本的途徑。我們所面臨的國際形勢是：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強，科技革命迅猛發展，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國際競爭更加激烈。發達國家在經濟技術上占優勢的壓力，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將長期存在。因此，我們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努力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經濟實力是基礎，軍事實力是保障，名族凝聚力是思想保證和精神動力，而知識和科技創新則是關鍵。這就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必須以推動和保障國家經濟、國防和民族凝聚力的不斷增強，促進知識和科技的不斷創新，促進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推進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6]。

五、綜述

法家“以法治國”的思想在春秋戰國的時代背景下，經商鞅變法走向統一的道路，建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實現秦國的富國強兵，是不可磨滅的創舉。但在秦統一六國之后，社會環境又發生了變化，統治者卻沒有根據實際情況對治國之道進行調整，以適應相對緩和的社會環境，只是社會矛盾更加激烈，最終暴政之下秦速亡。目前，研究秦朝速亡原因的學者及相關成果都非常多，但基本上都沿用漢代思想家的基本路線：秦朝推崇并奉行法家的“依法治國”的思想是導致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或重要原因。今人對于秦朝的專制統治和嚴刑酷法的認同是無可厚非的，但秦朝暴政是否就等于法家之過，亦或是“依法治國“治國？

但法家務實功利的價值觀，與時俱進的社會進化歷史論，注重實際，革故鼎新的政治思想仍有現實意義。

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急需健全的法治體系，國家和公民都在呼吁“以法治國”；而另一方面，國家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物質建設和精神建設都是不可或缺的，“以法治國”和“仁愛教化”也是同時需要的，“外儒內法”也是中國古代的統治者長期沿用的治國方針。就如“文治武功”一說，我們并不是要追究“文治”好，還是“武治”好，而是相互借鑒，尋求怎樣才能國富民強。“人性惡”的爭論也是，對于政治家來說，關鍵的問題是如何來控制和利用人們的自利之心，而不在于否定人性自利的說法，因為我們每個人的潛意識里都存在自利傾向。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實踐證明，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熏陶了五千多年的中華民族來說，“德法并行“才是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我們對法家“以法治國”的思想研究，不在于從眾的去批判它，更理性的思路是去深度挖掘和研究“法治”對當今社會的現實意義，對于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對法家思想亦是。

參考文獻：

[1]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3頁.[2] 《法苑精萃》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法史學精萃（2001—2003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273頁.[3] 《諸子百家大辭典》，華齡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278頁.[4] 何勤華：《中國法學史》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頁.[5] 高亨：《商君書注譯》，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0—13頁.[6] 時顯群：《法家“以法治國”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137頁.

第五篇：論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論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 徐會展 ]——(2004-12-8)/ 已閱15195次

論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作者： 徐會展

內容提要：民主和法治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保障。鄧小平理論以馬克思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為依據，結合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與要求，深刻地揭示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治密不可分，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是民主的體現和保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走依法治國之路。依法治國思想的提出是黨的治國方略成熟與發展的重要標志。

關鍵詞：民主；法制；依法治國；以德治國

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在當代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的統一的科學體系。”“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黨和國家順利發展的必然要求。”要“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2010年建成有中國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中，其核心、實質和第一要義，是發展問題，即發展經濟，實現四個現代化。而發展經濟的首要保障，便是民主法制建設，即創造一個穩定、健康、有序、向上的社會環境。鄧小平民主法治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指導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的同時，也得到了繼承和發展。

一、依法治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文革”后，逐漸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面對“文革”后瀕于崩潰的經濟和混亂不堪的社會狀況，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在繼承了毛澤東的經驗，并深刻總結了毛澤東的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建設重于其它建設，注重制度建設成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基本治國方略。在實踐中，鄧小平漸認識到，法制是加強和鞏固制度建設的可靠保障，從而把民主與法制結合到一起，開創了鄧小平理論的新境界。

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與法制密不可分，鄧小平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在研究鄧小平的法治思想時，我們不能拋開他早期的民主政治思想。1941年，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黨的生活》雜志上發表的《黨與抗日民主政權建設》一文中，開宗明義稱“三三制政權的實質是民主。”這種民主的含義是“必然在政權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黨派立場，不同黨派階級的民主政治斗爭。”共產黨的領導和政治優勢，“更基本的是從民主政治斗爭中去取得。”顯然這種民主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有秩序的政治競爭（鄧小平這時稱為“政治斗爭”）的民主，是以權利平等為核心內涵的現代式民主。正是在這種具有現代文明特性的民主框架是，鄧小平極力反對“以黨治國”。他分析說：假如說中國是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國家，則反映到黨內的是：共產黨員一般缺乏民主的習慣，缺乏民主政治斗爭的常識與鍛煉。“假如西歐共產黨帶有若干社會民主黨的不良傳統，則中國黨或多或少帶有一些國民黨的不良傳統。某些同志的以黨治國的觀念，就是國民黨惡劣傳統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體現。”可見鄧小平很早便認識到了“以黨治國”觀念的錯誤與危害性。這也促使了鄧小平對民主問題的深入思考。在經歷了長期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認識后，鄧小平終于在“文革”后確立了其民主思想的中心地位。

鄧小平先是提出了重視民主建設的問題。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所作的主題報告中指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現在敢出來講話的，還是少數先進分子。我們這次會議先進分子多了一些，但就全黨、全國來看，許多人還是不那么敢講話。好的意見不那么敢講，對壞

人壞事不那么敢反對，這種狀況不改變，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四個現代化怎么化法？”在鄧小平的主張下，三中全會明確了一個根本認識，即實現現代化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特別需要強調民主”

民主問題提出后，接著便是怎樣保障民主實施的問題。1978年12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12月31日鄧小平在其著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第一次明確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這一論述指出了我國在今后一個時期法制建設的重要任務。他還對此作了進一步分析：在人治的條件下，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作“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而這些是很不好的。因此，“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著些。” 1980年1 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會議上指出：“我們堅持發展民主和法制，這是我們黨堅定不移的方針。”從而明確指出了發展民主與法制是我們黨和國家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同年8 月18日，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 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作用。他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昵？”“斯大林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情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 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同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所作的《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報告中指出：“要繼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是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今后也決不許有任何動搖。”這些表明，鄧小平已深刻地認識到法制的重要性，并堅定了實行法制的決心。

鄧小平還重視法制的效果,關注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在1980年,他指出:“在黨政機關、軍隊、企業、學校和全體人民中,都必須加強紀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法制觀念與人們素質有關。現在這么多年青人犯罪,無法無天,沒有顧忌,一個原因是素質太差。加強法制重要的是要進行教育,根本問題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從娃娃開始,小學,中學都要進行這個教育。”“這本身對人民是教育,同時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他的這一全民學法、懂法、守法、用法理論指導了全國普法運動的開展,并日漸顯出成效。同時,從中央到地方,逐級成立了政法委員會,普法領導小組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形成了“打”,“防”結合的整治社會治安格局,保證了經濟建設順利進行。

鄧小平還意識到了在法制進程中人才過設的重性。1985年6月,他在同彭真談話時指出:“法律院校要擴大,要發展。``````我們從建國以來就對辦法律學院注意。在一些國家，大學畢業以后還要學習法律專科。經濟發達國家領導人當中，很多人是學過法律的。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大批法律院校怎么行呢？所以要大力擴大，發展法律院校。”鄧小平還指出：“搞經濟建設、搞教育、搞科學、搞政法等等，應該說，我們的專業人才太缺乏了。所以，我們需要建立一支堅持社會主義道德的、具有志業知識能力的干部隊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隊伍。”“現在我們能擔任司法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律師、審判官、檢察官、專業警察，起碼一百萬。可以當律師的，當法官的，學過法律的，懂得法律的，而且執法公正，品德合格的專業干部很少。”鄧小平提出了實現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思想，是新時期，新世紀適應改革形勢對整個干部隊伍的根本要求。遵循這個要求政法隊伍出現 了一大批嚴格執法、公正廉潔的優秀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人民律師事業也有了長足發展。這些為我們完善法制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的決議》中，鄧小平指出：“必

須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完善國家憲法和法律，并使之成為任何人都必須嚴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會主義法制成為維護人民權利，保障生產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為，打擊階級敵人破壞的強大武器。”在他親自指導、主持起草的十二大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必須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 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強調：“不要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制，決不是社會主義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民主。”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他更是突出地把“高度民主、法制完備”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項基本內容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加以闡述。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鄧小平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但是他的法治思想在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國中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并被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繼承焉，有了很大發展。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宏偉目標。江澤民指出：“世界經濟的實踐證明，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較完備的法制。市場經營活動的運行，市場秩序的維系，國家對市場活動的宏觀調控和管理，以及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各個環節，都需要法律的引導和規范。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也需要按國際慣例和國與國之間約定的規范辦事，這些都 是市場的內在要求。”這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戰略決策1992年12月，江澤民又講，我們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中，必須學會運用法律來保障市場經濟的運和，把市場經濟納入法制軌道。1995年，江澤民指出，黨既要領導憲法、法律的制訂，又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依法辦事。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舉辦的中央領導同志法制講座上，江澤民就實行和堅持依法治國，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發表了重要講話，明確肯定了“依法治國是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針。同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正式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作為治國方略確認下來。

此后，在對“依法治國”內涵的不斷深化理解中，又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在科學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基本綱領，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上，依法治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并鄭重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重大戰略任務。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把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變為一項全新的基本國策。1998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又將這項內容載入憲法，這標志著全新的依法治國思想的確立，我國完成了治國方略的根本性轉變。

“依法治國”思想的戰略指導地位確立后，我國進入了落實和完善這一基本國策的新階段。全社會對法治的認識越來越清楚，越來越重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一如既往的更加重視立法工作，各級具有立法權限的地方人大及政府也積極參與法制建設工作，并加強了對立法工作的管理監督，保證了立法質量，制定了一大批社會主義建設急需的法律法規。2001年，江澤民在全國宣傳部長工作會議上又提出了“以德治國”的主張，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這是對法治思想的又一重大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的第四代領導集體，堅持依法治國思想的重要指導地位，開始了全面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工作。特別是重視對弱勢群體權利的立法保障工作。把建成一個完善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作為全面小康社會的重要標志，確立了“以民為本”的執政思想，決心把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為惠及全民的法治，更加明確了我國法治工作的發展方向。為科學法治體系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

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

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人領導集體對鄧小平法治思想的完

善和全新發展。

1997年9月，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高度概括了依法治國的基本內涵：“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 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形式和途徑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社會文化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這段論述，指明了依法治國的主體是人民群眾，領導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依據上憲法和法律，客體是國家事務，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并使其具有極大的權威。尤其需要強調的是，這里使用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概念，而不再使用此前的“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概念。“法治”與“法制”一字之差，但其本質涵義差別極大。“法治”即法學界所說的“水治”，須以人民民主和人民主權為基礎，與“人治”相對立，是一種獨立的治國目標和價值目標，體現著法律至上的精神觀念；而“法制”則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即法學界所說的“刀制”，是一種手段和工具，既一國現行法律規范的總和；而“法治”則為動態概念，即立法、守法、執法、司法的諸過程。因此，為了更為準確地反映現代法治的內涵和價值標準，黨的十五大報告和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均正式使用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準確表述。一字之改，反映了對鄧小平法制理論的發展和觀念的提升。九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十五計劃綱要》則進一步明確指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這就將“依法治國”從治國方略的手段層次，上升為社會主義現代化重要目標的目的層次，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統一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之內。為了牢牢把握依法治國的核心和重心是依法治官、治權、治理國家機器的本質，《十五計劃綱要》要求“健全依法行使權力的制約機制，加強對權力運行的民主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對“依法治國”概念加 以具體化的闡釋。“依法治國”思想最終成為一個科學體系。

針對十五大以來德治弱化的情況，以及法治建設中存在的“執行難”和“鉆法律的空子”等問題，江澤民在2001年提出了“德治”的主張。他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于政法、治建設，屬于政法文明，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我們應該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

“以德治國”的提出是對“依法治國”方略的完善和補充。首先，立法需要以道德為基礎。法律道德的主要來源之一是認可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規范，法律規范的主要價值目標之一也應是先進的道 德規范。只有這樣，法律才能為大多數人所認同和信仰，從而獲得順利實施的可能。其次，執法也需要以道德為基礎，公正、準確地把握立法的宗旨，合理、恰當、及時地裁決辦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立法者的素質。執法者的道德素質低下，就可能濫用權力，出現合法不合理的現象，甚至造成冤假錯案。因此，提高執法者的道德素質是保證法律的效力、公正的重要途徑。第三，守法更需要以道德為基礎。一個法治社會，守法應當是法律實施的基本的、大量的形式，外在的法律規范只有在轉化為大多數人內在自覺時，才能達到法的自覺遵守。道德素質高可以自覺履行法律義務，維護法律尊嚴。道德素質低就可能不自覺守法，逃避法律監督.在社會調節手段、社會關系調整方式上，法律與道德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二者結合的好，則相得益彰，事半功倍。結合的不好，法律就失去了道德基礎，道德失去了法律的支持，就會事倍功半，不以達到預期效果。

總之，鄧小平深刻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提出了民主法制的思想，奠定了依法治國的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奠定了治國方略根本性轉變的基石。從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在依法治國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在繼承中又不斷的加以探索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