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鄧小平領導藝術研究述評（精選）

鄧小平領導藝術研究述評

周發源 王國宇

鄧小平作為我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第二 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在我國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現代化建 設實踐中，形成了卓越的領導思想和高超的領導藝術。近２ ０多年來，理論界對鄧小平的領導藝術進行了大量探討，取 得了頗為豐富的成果，對這些成果進行歸納總結、綜合分析，對于進一步加深對鄧小平領導藝術的研究，推動領導科學的 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目前理論界對領導藝術的涵義存在較多分歧，本文 在評述鄧小平領導藝術的同時，對其領導思想、決策思想、管理思想、領導方法等亦作相應的述論，以求比較全面、系 統地反映本專題的研究狀況。

一 兩大階段及主要成果

第一階段，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四 大。這是研究鄧小平領導藝術的起步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 前后，鄧小平在主持和領導全黨批判“兩個凡是”、進行真 理標準的大討論，以擺脫長期以來“左”的干擾和束縛，推 動中國現代化建設等方面，顯示了卓越的領導才能，對鄧小平領導藝術和思想的研究也在此基礎上起步。但在這個階段 的前期，鄧小平理論正處于形成階段，因而對鄧小平領導藝 術、思想和方法的研究并不十分明確、集中和系統，其成果 往往滲透在對鄧小平哲學、經濟、改革等思想的研究中。如 《人民日報》的社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中國政府 的新風格》（1）等文章均從側面對鄧小平領導思想與藝術的 精髓———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及中國政府的務實作風進 行了論述。１９８３年，隨著《鄧小平文選（１９７５—１ ９８２年）》的出版，全國掀起了學習、研究《鄧小平文選》 的熱潮，在當時發表的２０００多篇有關學習心得體會中，許多文章在結合實際談心得時，實際上比較明確地論述了鄧 小平的領導藝術與思想。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２日《解放軍報》 刊登楊尚昆《革命膽略和求實精神統一的典范》、同月１５ 日《人民日報》刊登秦基偉《解放思想的先聲，堅持真理的 楷模》，以及其他報刊發表的《符合歷史發展必然的正確決 策》、《寬闊的胸懷，科學的態度》、《注意在“新”中求 “實”》、《開創新的歷史的重要決策作用》、《總結黨內 歷史問題的正確方法》、《堅持解放思想、勇于破舊立新》、《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新》、《緊緊抓住歷史鏈條 的中心環節》等文章，從不同側面對鄧小平無畏的膽略、寬 闊的胸懷、深遠的政治目光、求實的作風以及勇于創新的精 神進行了初步探討。可以說，它們是構成研究鄧小平領導藝 術與思想的第一批成果。

１９８３年２月，李鐵映在《科學管理研究》雜志上著 文《決策有哪些類型》；同年底，劉吉在《社會科學參考》 第１１期發表《現代領導藝術》一文。此后領導科學日益被 理論界重視。同時，隨著人們對鄧小平理論研究的步步深入，鄧小平領導藝術、思想與方法的有關研究全面展開。１９８ ６年８月２２日《中國法制報》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的重要決策———學習鄧小平同志“一手抓建設，一手抓 法制”思想的體會》，１９８８年《決策與信息》第１期的 《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決策思想初探》，是國內較早明確論述 鄧小平領導思想的文章，但兩文均是從某一具體方面來論述 鄧小平的領導思想，從整體上直接明確論述鄧小平領導藝術 的成果直至１９９０年才出現。是年，林建公《論鄧小平的 領導實踐和領導藝術》、馬自立《“照辯證法辦事”是鄧小平領導藝術的顯著特征》、張永武《鄧小平新時期領導藝術 初探》，是國內首次明確論述鄧小平領導藝術的論文。同年 １２月，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卜曉業、林建公主編《鄧小平的領導藝術》一書，該書認為鄧小平領導藝術的根本宗旨 是為人民服務，精髓是實事求是。同時，該書突出闡述了鄧 小平的勇氣、魄力和敢于領導、善于領導的才能，并分別從 決策、創新、善任干部和運籌等不同側面闡述了鄧小平領導 藝術的基本內容，盡管該書在理論深度上有待進一步提高，但在當時國內研究鄧小平領導藝術、思想與方法的成果尚十 分薄弱的情況下，卜曉業、林建公率先推出了這一開拓性成 果，對國內理論界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第二階段，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十四大以來。１９９２年 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發表和十四大的勝利召開，標志著鄧小平理論體系的形成，以此為契機，全國再次掀起學習、研究鄧 小平理論的新高潮，從而也把對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鄧小平領導藝術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此階段與前一階段相比，有著顯著的不同：第一，研究 隊伍擴大。前階段直接研究鄧小平領導藝術與思想的人很少，而此階段至２００１年止，據不完全統計，公開著文（論文、著作）的就有６０余人，這還不包括從側面研究的有關人員。第二，研究成果豐富。據不完全統計，公開發表或出版有關 研究鄧小平的領導藝術、思想與方法的論文６０余篇、著作 １０余部。第三，社會影響擴大。前階段由于研究者少，成 果單薄，未能造成較大影響，１９９２年以后，因大批理論 工作者和實踐工作者參與有關研究，有關論文、專著紛紛問 世，使對鄧小平領導思想與藝術的研究不僅成為鄧小平理論 研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成為領導科學研究中一項重要 課題。

第二階段的成果，按其基本內容大體可以劃分為四個方 面：即鄧小平的領導藝術、領導或決策思想、管理思想及領 導方法等。這四個方面的成果相互交叉、相互滲透，形成了 研究鄧小平領導藝術、思想與方法的一個較完整的體系，成 為鄧小平理論研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１）領導藝術方面研究的成果。論文主要有夏禹龍、李君如《鄧小平的管理思想與領導藝術》、卜曉業《抓住時 機：鄧小平領導藝術的一個重要特色》、丁士峰《鄧小平領 導藝術探求》等２０余篇。這些文章有的在總體上論述了鄧 小平領導藝術的基本內涵和特征，有的針對鄧小平領導藝術 的某一特征進行探討，有的就鄧小平在某一具體領域的領導 藝術進行了探索。著作方面，１９９３年汪太理、賀遵政主 編《鄧小平的治國藝術》，從治國藝術的角度對鄧小平建設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進行了研究，較全面地闡述了鄧 小平治國藝術的豐富內涵。１９９４年丁士峰著《總設計師 的治國運籌：鄧小平領導思想與藝術研究》，該書除對鄧小平領導理論、領導工作的指導原則進行論述外，還對鄧小平關于實現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結合； 著眼于大局，精心經營戰略；抓住關鍵，舉重若輕；勇于開 拓，力主改革創新；慎重穩妥等領導藝術特征進行了論述。１９９５年牛力、倪齊生主編《社會主義中國不可戰勝：鄧 小平國家安全指導藝術》一書，從維護國家安全的視角研究 了鄧小平國家安全指導藝術，頗具新意。

（２）領導思想、決策思想研究的成果。論文主要有原 鈞的《論鄧小平領導思想的基本特征》、楊義青《論鄧小平決策思想》、羅小凡、周發源、羅宏全《論鄧小平決策思想 的基本特征》、邢代富《鄧小平決策藝術的辯證思維特征》 等１０余篇。著作方面，１９９２年李敏生、張品興主編 《鄧小平同志的戰略思考與對策》，該書分別闡述了鄧小平南方談話中的一些重要決策思想；１９９６年由孟繼群等著 《鄧小平領導理論與實踐》，著力闡述了鄧小平新時期的領 導理論與實踐最基本、最富有時代特色和各級領導干部最需 要學習和掌握的內容，對鄧小平領導理論與實踐的特征、理 論貢獻分別作了概括，對領導本質論、領導認識論、領導主 題論、領導體系論、領導法制論、領導決策論分別進行了論 述，最后著力論及了領導政黨論，認為歸根到底要加強和改 善黨的領導。１９９９年周發源著《鄧小平決策思想研究》 亦從六個方面對鄧小平的決策思想進行了較全面的論述，是 第一部系統研究鄧小平決策思想的專著。

（３）管理思想方面研究的成果。從領導學視角來研究 鄧小平管理思想且有較大影響的論文并不多見。１９９１年 陳玉金著《鄧小平國家管理思想研究》，該書對鄧小平國家 管理思想的形成、方法以及鄧小平的政治、經濟、軍事、科 技教育、道德等管理思想進行了探討。１９９６年劉吉主編 《鄧小平管理思想研究》是一部論文集，內容涉及到鄧小平管理思想的形成、特征、實質、目標、原則與任務，以及鄧 小平管理思想的風格與鄧小平行政、經濟、科技、教育、人 才、文化、軍事、意識形態等各具體領域的領導思想，它大 體反映了上世紀９０年代中期理論界對鄧小平管理思想研究 的全貌與水平。此外，張文壽主編《鄧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研 究》、余太和主編《鄧小平管理思想研究》等亦對鄧小平的 管理思想作了不同層面的研究。

（４）方法論方面研究的成果。要把握鄧小平的領導藝 術與思想，就必須理解鄧小平的思維方式，尤其是鄧小平思 維藝術的創造性特征。這類成果一個顯著特點是與對鄧小平的哲學思想研究具有明顯的交叉性。包遵顯主編《鄧小平領 導思想方法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楊春長著《鄧小平治軍 方法研究》，周毅之著《鄧小平的思維藝術》，丁士峰、趙 小芒等著《當代偉人的思維：鄧小平思維方式研究》，金羽 主編《鄧小平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是這一領域研究的 主要成果。其中，《鄧小平的思維藝術》對鄧小平的思維框 架、新思維體系、戰略家的運籌風格等進行了全面闡述。

除上述四個方面的成果外，還有一類成果亦可看做是研 究鄧小平領導藝術的相關成果。即有關對鄧小平智慧、謀略 之類研究的成果。如南俊英主編《鄧小平治國韜略》、蔡祖 鵬主編《鄧小平智慧論》、曹應旺主編《鄧小平的智慧》以 及向陽、凌云等編著的研究鄧小平經濟、軍事、人才等謀略 叢書。這類成果盡管不是直接研究鄧小平領導藝術的成果，但它們從不同層面對鄧小平領導智慧和謀略的描寫與研究，亦是我們在綜述時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這類成果大多可讀 性強，具有直觀、通俗易懂的特色。國外及港、澳、臺的 有關成果。這類成果由于客觀上的原因，我們不可能知之甚 詳，但１９９２年以前的可從金羽等主編的《海外人士心中 的鄧小平》一書中略見一斑；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７年的可 從《海外人士心中的鄧小平》（第二版）和金羽主編的《評 述鄧小平的一生》中觀其大略。

１９９２年以來，對鄧小平領導藝術、思想與方法的研 究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上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也存在一 些不足：一是雷同多，有價值、有說服力的高水平的成果少； 二是從領導科學的視角來全面、深刻論述的成果不多，不少 文章還停留在原則分析上，缺乏深入、深刻的分析和總結。

二 主要觀點及存在的分歧

1、關于鄧小平的領導藝術與風格

總體上看，學術界普遍認為，鄧小平的領導藝術是他運 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解決當代中國社會主 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基本問題的結晶，既反映了領導科 學的一般規律，又具有鮮明的特色和獨特的風格。但在具體 的論述中，又有著各自不同的側重點。有論者認為，鄧小平的領導風格與藝術在符合科學性的前提下，具有無畏的膽略、創新的精神、務實的作風、敏銳的洞察力、“柔中有剛，棉 里藏針”的個性特征（2）；也有論者認為，著眼大局，精心 經營戰略、抓住關鍵，善于舉重若輕、善于開拓，力主改革 創新、慎重穩妥，過細地做工作是鄧小平領導藝術的基本特 征（3）。另一種觀點認為，鄧小平善于從全局思考和處理問 題、勇于開拓進取、堅持按唯物辯證法辦事、堅持走群眾路 線、講求工作實效（4）；與此相類似的觀點亦認為，具有戰 略意識、善于從全局上謀劃和指導工作、無畏的革命膽略、創新的精神、辯證地分析和處理問題、務實的作風等是鄧小平的領導藝術的重要特色（5）。

上述觀點實際上大同小異，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無畏的 膽略、務實的作風、勇于創新開拓、深謀遠慮、著眼大局、柔中有剛、舉重若輕、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高度統一等是鄧小平的主要領導藝術與風格。也有些論者把注重制度建設，具 有科學性、實踐性、時代性等特征視為鄧小平的領導藝術與 風格。還有論者將鄧小平的治國藝術與治國方略的完整性、治國實踐的群體性、治國思想的人民性、治國思維的開放性（6）視為鄧小平的領導藝術與風格，這雖然不無道理，但把 它們視為鄧小平領導藝術的哲學基礎，應該說更具科學性。

鄧小平的領導藝術是我黨集體領導智慧的結晶。我們只 有在對比研究中才能更準確地把握鄧小平領導藝術特征。國 內在其他對比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不少相關的成果，但把鄧小平與我黨其他重要領導者的領導藝術綜合起來從領導科學的 視角進行全面、深刻分析的成果，顯得十分薄弱。海外有關 人士在這方面發表了不少獨特的見解，如戴維·W·張（美）認為，與毛澤東、周恩來相比，“如果說毛澤東是一個富于 想象的理想主義者，周恩來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實干家，鄧小平則是一個富于勇氣的改革家、一個堅持斗爭并斗爭到底的 對抗主義者。”與毛澤東不同的是：“鄧不把自己的意見強 加于人，這一點絕對明智的，同時也是意識形態中的一大進 步”。“周恩來在與其對手的接觸中多用說服的和間接的方 法，相反，鄧小平總是直截了當地批評其對手。周恩來是一 個調停家，一個仲裁者，而鄧小平卻是一個野戰軍戰士和獨 立自主的計劃者”（7）。這些成果雖然很分散，而且他們研 究的目的、觀點、方法亦與我們顯然有別，但我們以馬克思 主義的觀點正確分析這些評論，吸收其有益的思想材料，然 后在對比研究中加以揚棄還是有必要的。通過這種對比研究，使我們能更清晰地看到我黨偉大人物的領導風格藝術的異同，及其給歷史留下的深刻影響。

2、關于鄧小平的領導思想

大多數學者認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敢闖敢冒，人 民利益高于一切等是鄧小平領導思想的主要特征。但由于研 究視角的差異，因而在內容與表述上亦存在較大的區別，主 要有四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鄧小平的領導思想具有實事求是、發 展創新、善于結合、完善制度、高瞻遠矚五大特征（8）。第 二種觀點認為，新時期鄧小平領導思想包括領導實質觀——— 領導就是服務；領導決策觀———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 發；領導方法觀———解放思想、敢闖敢“冒”；領導體制 觀———靠制度治黨理國興業；領導素養觀———干部“四 化”方針（9）。第三種觀點認為，領導就是服務，只能是人 民的公仆來領導，領導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全國人民共同富裕，基本的領導方法是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等，是鄧小平領導觀 的集中體現（10）。第四種觀點則把鄧小平領導思想概括為 七個方面：一是領導本質論———領導就是服務，二是領導認識論———實事求是，三是領導主題論———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四是領導體制論———領導體制更 具有根本性，五是領導法制論———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六 是領導決策論———決策民主化科學化，七是領導戰略論——— 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11）。此外，也有些論 者認為，求真務實的領導作風，注重大政方針，善于從戰略 高度實施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宏觀領導，注意人民利益，把 “人民高興不高興、擁護不擁護、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 作為領導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等都應視為鄧小平領導思想 的基本特征。

學者們在論述鄧小平的領導思想時普遍認為，“領導就 是服務”是鄧小平深刻揭示領導本質的精辟之語，“服務” 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與時代責任決定的，“服務”的本質 至少應包含三層意義：能影響和帶動群眾；能對事業開拓創 新；能最大限度滿足群眾的合理利益需求，實現共同富裕。

鄧小平領導思想是一個科學的體系，就其涵蓋的領域構 成而言，涉及到政黨領導思想、經濟領導思想、文化領導思 想、科技領導思想、教育領導思想、行政領導思想、軍事領 導思想以及外交領導思想，等等。有關學者在研究鄧小平的 領導思想與藝術時，對上述一些問題亦進行了適當的探討。有的論者認為，把握原則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最佳比例，建立 在實事求是基礎上的創新精神，閃耀著智慧光芒的超常膽略，獨具匠心的“慢”、“粗”、“寬”策略，是鄧小平統戰藝 術的四大特征（12）。有的論者認為，高舉國家利益的旗幟，強化全民國防意識；審時度勢，果斷實行國防建設戰略性轉 變；謀勢造勢，創造國防建設的良好環境；著眼國情，建設 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國防；通觀全局，正確處理國防建設中 的主要矛盾（13），是鄧小平指導國防建設的五大特征。

3、關于鄧小平的決策思想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形成，在改革開放與現 代化建設新時期達到成熟并多方面展開的鄧小平決策思想，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 際出發是其精髓，同時也是其最顯著的特征。但對其基本內 容的論述又不盡相同，主要有四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是其根本原則；敢闖敢試敢于創新是其鮮明的時代特色；民 主集中制是鄧小平始終堅持并不斷完善的基本決策制度；著 眼全局，著眼未來，著眼世界，展現了鄧小平決策思想的開 闊境界（14）。

一種觀點認為，實事求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面向 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統籌兼顧，突出重點；原則 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這五個方面構成了鄧小平決策思想的 基本內容與特征。后來論者在其論著《鄧小平決策思想研究》 中又對這種觀點作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指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其精髓；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用“三個有利于”標準評判決策成敗得失是其價值選擇；面 向世界、面向現代化是其戰略眼光；著眼全局，突出重點，統籌兼顧是其辯證方法；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是其高超 藝術；民主化、制度化、科學化是其科學的精神（15）。

也有論者認為，高瞻遠矚，大局在胸是鄧小平醞釀、思 考宏觀戰略決策的方略；宏觀運籌，當機立斷是其抉擇、決 斷宏觀戰略決策的方略；突破重點，整體推進是其部署、安 排宏觀戰略決策的方略；不尚空談，務求實效是其實施、檢 驗宏觀戰略決策的方略（16）。亦有論者認為，鄧小平的決 策思想特色表現為四大方面：決策框架和方法特色、民族和 時代特色、思維與藝術特色、實踐和科學特色（17）。

決策離不開價值判斷，有論者認為，鄧小平決策的價值 取向表現為：理性取向、經濟取向、民主取向、開放取向（18）。

4、關于鄧小平的管理思想

鄧小平的領導思想與管理實踐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 種觀點認為，鄧小平管理思想的哲學基礎是實事求是，它含 有豐富的內容，在戰略目標的確定與實施問題上，在管理制 度與方法問題上，在用人問題上，都有其鮮明的特色，主要 表現為：現實基礎與宏偉目標相統一的決策思想，以實踐為 基礎的戰略實施思想，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調控方法，傾向科學的仲裁方法（19）。另一種觀點認為，實踐性、科 學性、系統性、創造性是鄧小平管理思想的特征，其內容則 為：經濟管理、民主管理、行政管理、黨務管理、文化管理 以及教育、科技、人才、軍隊等管理思想（20）。有的論者 從科學技術管理的視角認為，鄧小平科學管理思想是，必須 采用現代科學管理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質量第一，在改革 開放的實踐中引進與學習管理科學（21）。

此外，不少論者對鄧小平的行政、經濟、文化、教育、軍隊、科技、人才等具體的管理思想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 十分有價值的觀點。

5、關于鄧小平的領導方法

從方法論的視角研究鄧小平領導藝術的學者認為，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的工作方 法具有鮮明的現代化和戰略性特點，并且滲透于中國社會主 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他的工作方法表現為一種實踐著的 領導方式和活動方式。有的論者認為，向前看，從大局出發、照顧大局，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提出新辦法（22）；有的論者認為，求真務實，開拓創新，遠見卓識，堅韌果斷，典型示范（23）；有的論者認為，多 樣性、系統性、實踐性（24）；有的論者認為，調查研究，群眾路線，認真總結經驗，抓重點，兩手抓，領導工作制度 化（25）；有的論者指出，大膽試驗，不搞爭論，提出“判 斷標準”，人民擁護、波浪遞進，舉重若輕（26）；有的論 者認為，從經濟角度去解決政治問題等等（27），都是鄧小平的領導方法。但在具體論述過程中存在一些分歧。一種觀 點認為，鄧小平決策藝術的辯證思維特征為：從整體與局部 相互聯系中把握決策對象的系統性、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 的靈活性高度統一的機敏性、將非凡的膽略與科學的態度有 機結合的創造性。

三 幾點思考

1、應全面理解和把握鄧小平領導藝術的內涵

領導藝術是領導者運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學識、膽略、經驗在領導活動中創造性地發揮出來的領導才能和領導方法，它具有多樣性、多變性、靈活性、系統性、辯證性等諸多特 點。鄧小平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尤其是在十一屆 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以其非凡的智慧 和膽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豐富的領導經驗，在 長期的領導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領導藝術，是一個具有豐富 內涵和不同層次構成的完整體系，在研究中只有全面、系統 地理解和把握住這個體系，才能全面、準確、深刻地揭示這 個體系的特征及其歷史與現實價值。

2、進一步加強對鄧小平在某些具體領域領導藝術的研究

就鄧小平領導藝術所涵蓋的領域而言，涉及到政黨領導 藝術、行政領導藝術、經濟領導藝術、企業領導藝術、文化 領導藝術、教育領導藝術、軍事領導藝術、外交領導藝術等 等。在這些領域中鄧小平的領導藝術既具有共性，也各有特 點，都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尤其是經濟領導藝術，它解決了 中國共產黨執政后如何領導經濟的重大問題，是對馬克思主 義經濟領導學說的重大貢獻。如鄧小平提出學會用經濟方法 管理經濟、利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管理方法來發展社會 主義的生產力等，充分體現了他領導經濟高超的藝術魅力。盡管不少論者對鄧小平在政黨、行政、經濟、文化、教育、軍事、外交等領域的領導藝術進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成 果，但從領導科學的視角來對這些問題進行全面、系統、深 刻地研究還顯得比較薄弱。因此，加強對鄧小平這些具體領 域的帶專題性的領導藝術研究，應是我們今后加深對鄧小平領導藝術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3、進一步加強對鄧小平領導思想理論的研究

目前有關研究鄧小平領導思想與藝術的成果，大多是從 鄧小平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中尋找 論據，也就是說大多著眼于鄧小平在重大決策尤其是十一屆 三中全會以來重大決策的歷史功效中尋找論據，這種論據固 然有著強烈的說服力，但僅僅局限于此是遠遠不夠的。其實，鄧小平的領導思想理論十分豐富。鄧小平在長期的革命和社 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領導理論命題，在許多 方面對馬克思主義領導理論有創造性的發展。如：他提出 “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面性、穩定性 和長期性”、“領導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眾的正確意見”、“加強黨的領導，端正黨的作風”、“注意工作方法，克服 官僚主義”、“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到底要表現在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等等。鄧小平這些豐富的領導理論，是我們研究鄧小平領導思想與 藝術的重要理論依據，通過研究使之更加系統化、科學化，是廣大理論工作者重要的使命。

4、進一步拓展對鄧小平領導思想與藝術研究的廣度

（１）加強鄧小平與國外重要領導人領導藝術的比較研 究。鄧小平不僅屬于中國，而且屬于全世界，他的領導藝術 不僅僅在中國當代史上具有顯著的特色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與一些世界著名領袖人物相比，亦具有其獨特的魅力。因此，將鄧小平的領導藝術與世界著名政治家的領導藝術進 行比較研究，能加深我們對鄧小平領導藝術的理解，從而在 更深的層次上把握其特征。而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在國內基本 上是空白，因此加強這方面的比較研究顯得尤為必要。

（２）加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鄧小平領導藝術的研究。目前國內學術界對鄧小平領導藝術的研究集中在十一屆三中 全會以后，也就是說，主要是對１９７８年以后鄧小平的領 導藝術進行研究。而對此前，特別是民主革命時期鄧小平的 領導藝術研究甚少。個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 要原因是不少研究者認為只有高層領導者的領導風格和領導 才華才能看作是藝術，從而抑制了對１９７８年以前鄧小平領導藝術的研究。這種僅僅把高層領導者的領導風格和才華 看作是領導藝術的觀點，本身便是值得商榷的。筆者認為，領導藝術具有多層次性。而且鄧小平在建國初期便是我黨領 導集體的重要一員，在民主革命時期，長期與劉伯承獨當一 面，其卓越的領導才能便已充分體現出來，只不過由于種種 原因沒有像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那樣發揮得淋漓、酣暢。因此，要全面、系統地研究鄧小平的領導藝術與思想，加強 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鄧小平的領導藝術與其獨特的人格魅力是緊緊聯 系在一起的，堅毅、果敢、無私、絕不茍且，堅持真理不畏 強權，永不服輸、樂觀豁達等人格魅力，與他的領導風格與 藝術緊緊聯系在一起，有的已成為他領導藝術的重要組成部 分，但目前將二者結合起來加以論述的研究成果亦為數不多。

5、進一步加強鄧小平領導藝術現實價值的研究

目前有關研究鄧小平領導藝術價值的成果，大多數是著 眼于歷史價值，即著眼于鄧小平在重大決策中的歷史性貢獻，而把鄧小平的領導藝術與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風 格藝術結合起來研究，把對鄧小平領導思想與藝術的研究和 現實問題聯系起來進行考察研究的成果極少。因此，加強對 鄧小平領導藝術的研究，以它的精髓來指導我們的工作實踐，不斷解決現實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少犯或不犯錯誤，增強領導工作的科學性，是時代向我們提出的一項重要課題。

6、加強鄧小平領導藝術的研究，進一步推動我國領導科 學向前發展

對鄧小平領導藝術的研究是伴隨著領導科學興起而不斷 向前發展的。我國領導科學的興起于上世紀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得到迅速發展。領導藝術是在一定的知識和經驗 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技能，領導科學則是領導藝術中系統化、規范化的知識結晶，領導科學好比一個穩定的內核，而領導 藝術好比是它的外圍的軟組織。兩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缺一不可。鄧小平領導藝術富于系統性、靈活性、多樣性、時代性的特色，是我國領導科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且具 有較普遍的指導意義。因此從領導科學的視角加強對鄧小平領導藝術的研究，對于推動我國領導科學的進一步發展、繁 榮，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和現實價值。

（作者周發源系湖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研究 員；王國宇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注釋：

（1）《人民日報》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９日；１９８０ 年９月３０日。

（2）夏禹龍、李君如：《鄧小平的管理思想與領導藝術》，劉海藩、楊春貴主編：《鄧小平理論研究文庫》第一卷，中 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５－３７７頁。

（3）丁士峰：《鄧小平領導藝術探求》，《現代領導》 １９９８年第１２期。

（4）宋江澎：《學習和運用鄧小平同志的領導藝術》，《探求》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5）譚乃達：《努力學習和實踐鄧小平同志的領導思想 與藝術》，《國防大學學報》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6）汪太理：《卓越的治國藝術家鄧小平》，《鄧小平理論研究文庫》第一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０頁。

（7）戴維·W·張：《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轉引自 金羽主編：《海外人士心中的鄧小平》，紅旗出版社１９９ ７年版，第７－８頁。

（8）原鈞：《論鄧小平領導思想的基本特征》，《領導 科學》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9）張瑞枝：《新時期鄧小平領導思想初探》，《學術 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10）邵景均：《略論鄧小平的領導觀》，《人民日報》 １９９５年２月８日。

（11）孟繼群、侯仰德、初正坤：《鄧小平領導理論與 實踐》，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12）文克成：《論鄧小平的統戰藝術》，《中央社會 主義學院學報》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13）王樹春、郭同嶺、鄭文彬、李江洲：《試論鄧小平指導國防建設的藝術》，《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１９９ ２年第２期。

（14）楊義青：《論鄧小平決策思想》，《鄧小平理論 研究文庫》第一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 ３８０－３８２頁。

（15）羅小凡、周發源、羅宏全：《論鄧小平決策思想 的基本特征》，《求是》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16）薛家玉：《鄧小平制定和實施宏觀戰略決策的高 超藝術》，《鄧小平理論研究文庫》第五卷，中共中央黨校 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８５６頁。

（17）劉文生、江波、曹博慧：《鄧小平行政決策思想 的特色》，《北京社會科學》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18）斯夫：《論鄧小平的決策思想》，《領導科學》 １９９２年第１１期。

（19）夏禹龍、李君如：《鄧小平的管理思想與領導藝 術》，《鄧小平理論研究文庫》第一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４頁。

（20）萬順福：《鄧小平管理思想研究》，《西南民族 學院學報》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21）陳曉田：《略論鄧小平科學管理思想》，《科學 與科學技術管理》１９９６年第８期。

（22）何景成：《鄧小平決策方法淺析》，《領導工作 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23）張成存、任德利：《試論鄧小平領導方法的特色》，《領導科學》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24）王學靜：《鄧小平的方法論特色》，《光明日報》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３日。

（25）金羽主編：《鄧小平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華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７７－２５８頁。

（26）江巖：《鄧小平領導方法研究》，《空軍政治學 院學報》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27）宋惠昌：《論鄧小平的政治思想思維藝術》，《北京日報》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２日。

《鄧小平研究述評》

第二篇：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述評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述評

在新中國的第二代領導人中，有一個人我們會永遠銘記著他，他就是鄧小平。鄧小平同志帶領著中國富起來，他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讀了他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使我感觸頗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工作全面開始后，社會上極少數受林彪、“四人幫”、“極左思潮”毒害的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打著“社會改革”的幌子，夸大黨在過去工作中的錯誤，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黨內也有極少數人思想發生了動搖。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受中央的委托，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旗幟鮮明地指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為新時期精神文明建設指出了正確的前進方向。

鄧小平尖銳地批判了那些鼓吹所謂“社會改革”的人的實質就是指望在中國搞資本主義。他指出，我們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能引進資本主義制度和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他還對“解放思想”的內涵作了科學的界定，“解放思想，就是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以便推進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決不允許一些人借此攻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講話表明，中國共產黨所實行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方向。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黨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現代化建設方面來，清除林彪、“四人幫”的思想流毒，要求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清醒的估計當時我國的經濟狀況，在經濟比例失調的前提下，下決心進行必要的正確的調整，使我們的經濟走向正常、穩定，走出一條中國特設的現代化道路。

鄧小平還辯證地看待毛澤東，指出毛澤東思想使中國人民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獲得全國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雖然在晚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但不能因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此外，鄧小平提出了對當時理論工作的要求，指導理論工作。他要求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即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

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四項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

第一條：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

第二條，我們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對于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歷史上最廣泛的民主。中國人民所需要的是適合我國國情和符合國家性質的民主。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第三條，我們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建設。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斗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爭。……沒有鐵一般的和在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黨，沒有為本階級全體忠實的人所信賴的黨，沒有善于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斗爭是不可能的。”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第四條，我們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現代

化進程的指導思想，只有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中國現代化建設結合起來才是真正的堅持科學的發展觀。毛澤東思想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經驗的結晶，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四項基本原則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就是通過改革開放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確保社會主義方向，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可動搖。鄧小平指出：我們“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通過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為了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而不是損害和背離社會主義；是為了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和否定黨的領導；是為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而不是動搖這個政權。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立國的根本，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

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們的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我們的事業才能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目前，我們仍處于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雖然我們的綜合國力取得了一定的輝煌，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也不容小窺，但我們與發達國家的距離還很大。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生，我們更有責任和義務繼承和發揚“四項基本原則”。我們更應該順應潮流，積極進取，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盡我們最大的努力，早日實現祖國的繁榮富強。

第三篇：論鄧小平的領導藝術

鄧小平的領導藝術

鄧小平的領導藝術，體現在他半個世紀以來所從事的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活動中；體現在他長期進行的各種領導活動中。舉世矚目的偉大業績，正是那精湛的領導藝術的展現；卓越的領導藝術，自然是創造舉世矚目偉大業績的重要因素。當人們看到這些驚人的成就時，首先會想到的，便是鄧小平創造這些成就的領導才華和領導藝術。

鄧小平精湛的領導藝術，主要包括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實事求是的領導作風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做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鄧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時間標準提高到黨的思想路線的高度。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真理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以這講話精神為指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思想路線，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在毛澤東同志的大力倡導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牢固的樹立起來，實事求是的作用日益深入人心。我們講的“重新確立”是因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本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根本法寶，但是我們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偏離了這條思想路線，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晚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完全背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給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面對著結束“文革”的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面對著撥亂反正，中國該怎樣去發展的關鍵時刻，必須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樣，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重新確立了黨的思想路線。在確立的過程中，鄧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納入思想路線中，為黨的思想路線增添了具有時代特點的新內容。解放思想本是實事求是中應有主義。只有解放思想才能達到實事求是把“解放思想”作為黨的思想路線的重要內容來強調，這是鄧小平的創舉，這是對黨的思想路線做出了新的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第二、善于把握歷史發展去向和主流和大膽開拓和勇于創新 鄧小平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設計師，最早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方針，闡明了改革開放的戰略意義。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就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著名講話中提出了改革的問題。他說：“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像春房一樣吹遍了全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開始在中國大地涌動。而面對這種開天辟地新的變化，不少人抱有懷疑的態度，甚至堅決反對。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首先從理論上進行了大膽的創新，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時間相結合，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逐次推進地解決人們在思想上的混亂。面對中國為什么要進行改革的疑惑時，鄧小平提出了“不改革就沒有出路”的思想，并對改革的性質和意義做了精辟的理論概括——“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面對人們擔心弄尋改革會不會瓦解集體經濟的疑惑時，鄧小平指出只要經濟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也自然會更加的鞏固起來；面對人們對創辦經濟特區會不會引進資本主義的疑惑時，鄧小平有對經濟特區的功能、作用和地位問題做出了科學的總結，他認為，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面對人們對先富帶后富會不會導致兩極分化的疑惑時，鄧小平回答說社會主義將共同富裕，但在一定的時期內也允許有差別，在當前形勢下，平均發展不可能，應該效率優先化，兼顧公平；面對人們對發展市場經濟會不會改變社會主義性質的疑惑時，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基本的矛盾。

這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觀念的提出，無不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作為改革開放這項宏偉工程的設計者，鄧小平對改革開放方式的選擇本身就是對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勇敢探索，這種改革開放的過程本身就是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的偉大突破。

第三、善理大局，善斷大事。

鄧小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和卓越的才智是人所共知的。他既敢冒天下之大險，又敢干天下之大事；即善領兵打仗，又善謀劃國計民生。

他是一個讀萬卷書，走萬里路，成就萬件大事的人。大風、大險、大成就使他煉就了獨特的高超的領導藝術。更使他具有目光遠大、思維開闊、統率全局的本領。由他領導的劉鄧大軍進中原，是過人膽量和超人才干的生動實例。當時敵人調動兩支大軍向我華東和西北解放區重點進攻，這等于敵人向我解放區伸出了兩個胳膊，而他的心臟地區就空虛了。為了粉碎敵人的重點進攻，毛澤東采用了圍魏救趙的辦法，調動劉鄧大軍進攻中原大別山地區，這等于將一把大刀插入敵人的心臟，迫使敵人調動對我重點進攻的部隊抽回守中原，達到即能粉碎敵人的重點進攻又能將作戰區引向敵戰區的目的。但這種進攻戰是在中外戰史空前未有的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毛澤東對此也很擔心，分析了有三種可能性：一站住腳；二打散了；三退回來。劉鄧大軍即敢冒天下之大險，發起了向這一區域戰略進攻戰，又采用了靈活的戰術即用：兩翼殲制，三軍配合的方法，勝利地占領了大別山中原地區，這一進攻大戰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到來。

第四、綿里藏針的領導藝術。

從外表上看，鄧小平待人和氣，為人謙和，但實際上極有主見，很有個性。鄧小平的領導我黨工作中，很注意原則的堅定性的策略的靈活性，這在處理國際外交方面表現更突出。例在對待中國主權問題上，因為中華民族獨立來之不易，國家主權至高無上，所以鄧小平在解決香港問題時說：“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應該明確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否則“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可見鄧小平在原則問題上如鐵似鋼，寸步不讓，顯示政治家堅定的原則性，而在討論具體解決辦法上，又表現了靈活性和寬容精神。他根據三方面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三方面都能接受的用“一國兩制”的方法解決。鄧小平這種謹慎沉著，靈活多變，善于創造性地解決疑難問題的思想智慧是他又一大領導藝術表現。

他有著領導干部必需的策略上的靈活性，但更有著原則問題上的堅定性。寧可被打倒也不愿肯定“文化大革命”；搞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共同開發資源，但決不在主權問題上讓步，“一國兩制”地解決港澳問題等等，這些事實，著實讓世人目睹了“綿里藏針”的高超領導藝術，領略了堅定的原則性與策略的靈活性完美統一的魅力。

第五、舉重若輕，作風果斷領導藝術。

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期間，周恩來有一次與薄一波談到了他對劉伯承和鄧小平工作方法的感受。他說：據我多年觀察，他們兩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舉重若輕”，伯承同志則是“舉輕若重”。“舉重若輕”或“舉輕若重”，都是不同的領導方法。戰爭年代，劉鄧是一對出色的搭檔。劉伯承才大心細，運籌周密；鄧小平器局宏偉，調度有方。鄧小平一般不輕易表態，但一旦形勢需要做出明確的抉擇時，他卻能果斷決策，決不手軟。正如毛澤東對他所作的評語，具有“柔中有剛，棉里藏針”的性格特征。

戰爭期間，鄧小平面臨任務是沉重而繁雜。他的高明之處，是能夠在錯綜復雜、撲朔迷離的諸多頭緒中，迅速而準確地把握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果斷地加以解決。如劉鄧指揮大軍期間，每當戰役開始，他常常是集思廣益，反復比較作戰方案，對具體指揮作戰則敢于放手給下級指揮員，讓他們自主行事，自己則坐鎮中樞，沉著調度。正是這種“放手”帶出了一大批優秀指揮員，也減輕了自己的工作量，以便集中精力思考大事。陳野蘋回憶說：“我感到他的領導藝術之一是：既抓得緊，又放得開。在重大問題和關鍵問題上，他抓得很緊，在具體工作和日常事務上，他又放得開手。”。他文風樸實，沒有空話，用語精煉，要言不繁，在簡明的論述中蘊含著深刻的思想內容。一位曾在西南局工作過的新聞工作者把鄧小平行云流水般處理棘手問題和復雜局面的領導藝術比喻為“庖丁解牛”。

1973年12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鄧小平有一個肯定的評價：“有些人怕他，但是他辦事比較果斷。”作領導就是作風果斷，雷厲風行，這是鄧小平領導方法的另一個特色。

第六、知人用人、用人以“德才兼備”原則

鄧小平繼承了傳統文化中“德才兼備”的思想，但根據時代特點賦予了“德”和“才”以新的內涵，提出了“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用人方針，體現了鮮明的時代性特征。

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一般將人的德行和才能看作是賢的內容，把“德才兼備”作為識別人才、選拔人才、考察人才、培育人才的標準。《尚書》記載了商湯時代名相伊尹的一段話：“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伊尹認為，君主選人任官，只能是有賢德，有人才兩個方面兼備。孔子指出：“如有周公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孔子主張德才兼備是用人的基本標準。墨子在《尚賢》中提出

了“察能予官，以德就列”的原則。可見墨子同樣強調用人必須講求德才兼備。唐太宗李世民在用人上強調“惟有才行是任”、“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北宋政治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也指出“唯才德兼者賢士也。”王安石主張人才使用要“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

人才選拔必須堅持德才兼備的原則，這是歷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共識，但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德和才具有不同的內涵。封建時代所崇尚的德為“忠、孝、仁、義”和“溫、良、恭、儉、讓。”而才指維護封建統治的才智和能力。鄧小平的用人標準理論繼承了傳統思想中德才兼備的選人用人思想，但賦予了傳統德、才觀念以嶄新的時代內容。鄧小平對改革開放時期選拔干部如何把握德才兼備標準作了具體解釋：“所謂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一條是擁護三中全會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一條是講黨性，不搞派性，”所謂才，鄧小平認為，“才”就是具有現代化科學技術知識和能力，懂經營、會管理。1980年1月，鄧小平曾說，“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專，你不懂，你去瞎指揮，耽誤了生產建設的發展，損害了人們的利益，就談不上是紅，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對于德與才的關系問題，鄧小平認為，德與才是一個統一體，離開了德的要求，那就會失去政治保證；沒有人才，要實現黨的宏偉目標也不可能。有才無德會敗壞黨的事業，有德無才同樣會貽誤黨的事業。在德才兼備的前提下，鄧小平提出了干部隊伍要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四化”標準。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時指出：“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真正關系到大局的是這個事。”正是在這些論述中，鄧小平創造性地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德才觀，為我們制定了新時期人才評價的總體標準。

鄧小平領導藝術產生的原因

領導藝術是領導者駕馭領導工作的卓越才能，是人的風格、毅力、興趣、氣宇、風度的體現，歸結為人的素質和才能的體現。鄧小平高超的領導藝術，產生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深厚的理論功底。鄧小平曾在西方的法國和半東方的俄國留學，長期從事黨和軍隊宣傳政治工作，“文革”流放江西，更靜心研究馬列主義，打下了扎實的馬列主義理論基礎。

其次，傳奇的斗爭經歷。鄧小平有著豐富的革命經歷。到過巴黎公社的故鄉留學；從事過地下工作；干過經濟、政治、軍事方面領導工作；有過“三落三起”的坎坷經歷，特別是這種“落”是由于遭受錯誤處理而“落”，而當真理被認識后又“起”這種大落大起的經歷造就了他堅強的性格和意志，使他具有審時度勢、處事果斷的才能。

再者，非凡的個性品質。鄧小平的個性品質主要有：一是有博大的胸襟和氣度。他善于同別人共事。從不計較個人恩怨。二是沉著冷靜，穩定自若。鄧小平的性格內向，沉默寡言，臨危不懼，遇事不怒，含怒不激，具有很強的自我約束力、克制力。三是意志頑強，堅韌不拔。鄧小平的一生極為坎坷和曲折，無論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白色恐怖，還是戰斗在上海的虎穴刀叢；無論是在百色起義時的危急時刻，還是在中央蘇區蒙難含冤的日子里；無論是太行山上的煎熬搏斗，還是“文革”中的兩落兩起，他總是無私無畏，不屈不撓，堅持自己的信念，對未來充滿著希望。正是這種堅如磐石的信念和意志，成為鄧小平戰勝挫折的一種人格力量，也才在干大事中具有這種高超的領導藝術。四是敢闖、敢冒、敢于試驗的創新精神。，集中表現在四個超越：其一，超越了傳統的東方思維模式，奠定了對馬克思主義創新的認識前提；其二，超越了戰爭時代的舊我，從而成為跨越兩個時代的世紀偉人；其三，超越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原則，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論范式；其四，超越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實現了撥亂反正的歷史轉變

鄧小平品格特征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智慧特征—處變不驚，多謀善斷；二是意志特征—堅忍不拔，剛毅頑強；三是膽略特征—臨畏不懼，敢做敢為；四是人格特征—求真務實，與時俱進。

總之，鄧小平的成功在于他高超的領導藝術，這種領導藝術和人格品質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為后人樹立起一座偉大的人格豐碑。

第四篇：泰戈爾抒情詩研究述評

泰戈爾抒情詩研究述評

摘要：泰戈爾一生創作的詩集多達五十余部，詩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學的見解，其詩在印度享有史詩的地位，本文旨在對泰戈爾抒情詩歌的創作主題做簡單分析。

關鍵詞：泰戈爾

抒情詩

童真

愛

人生

愛國主義 正文：

泰戈爾，這位具有巨大世界影響的創作家，是向西方介紹印度文化和把西方文化介紹到印度的具有影響的人物。他繼承了印度古典和民間文學的優秀傳統，吸收了歐洲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文學的豐富營養，在創作上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取得了輝煌成就，成為一代文化巨人。

綜觀泰戈爾一生思想和創作發展，可大體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幼年直至1910年前后，他積極參加反英政治活動，歌頌民族英雄，宣揚愛國主義，提倡印度民族大團結。第二階段為隱居生活直至1919年再次積極參加民族運動，愛國主義激情稍有消退，政治內容強的詩歌被帶有神秘意味的詩歌所取代，也受了西方象征主義、唯美主義詩歌的影響，宣揚的是愛與和諧。第三階段為1919年阿姆利則慘案開始直至逝世，他又開始關心政治，積極投入民族解放斗爭，作品的內容又充滿了政治激情，視野也開闊了，對世界和人類都十分關心。其詩在印度享有史詩的地位，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的。

因此，結合泰戈爾的思想的創作發展，筆者將其抒情詩歌表現的內涵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追尋童真

許多批評家說，詩人是“人類的兒童”。因為他們都是天真的，善良的。在現代的許多詩人中，泰戈爾更是一個“孩子的天使”。他的詩正如這個天真爛漫的天使的臉；看著他，就“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意義”。

《新月集》是泰戈爾以兒童生活和情趣為主旨的英文散文詩集,共收入詩歌40首。鄭振鐸曾說:“沒有一本詩集比他這個《新月集》描寫兒童更好而且更美麗、真切的了。”詩集中描寫了成人對兒童的愛,但更多的是依照兒童的邏輯,以樸素的語言、明快的格調和瑰麗的譬喻描繪出兒童種種動人情態和奇思妙想。例如《金色花》:“假如我變了一朵金色花,只是為了好玩,長在那棵樹的高枝上,笑哈哈地在風中搖擺,又在新生的樹葉上跳舞,媽媽,你會認識我嗎?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匿笑,卻一聲兒不響。”又如《十二點鐘》:“媽媽,我真想現在不做功課了。我整個早晨都在念書呢。??我能夠容容易易地想象:現在太陽已經到了那片稻田的邊緣上了,老態龍鐘的漁婆正在池邊采擷香草作她的晚餐。”兒童的頑皮、天真活潑、好幻想,泰戈爾都描寫得十分生動。

二、思考人生

泰戈爾關于人生的詩歌有很多。泰戈爾各個時期的詩歌,對人生的探索都是重要主題。這也許和泰戈爾熱愛人生,同時又像兒童一般對人類生存的世界和人生歷程充滿好奇,而想方設法去探尋它的究竟有關系。泰戈爾各種題材的詩歌,往往都富于哲理性,這種哲理性正是對人生與世界進行思考的一種結果。

《新月集》中的《來源》也不僅僅是描寫兒童,而含有更多對人生和生命的贊美:“甜蜜柔嫩的新鮮生氣,像花一般在孩子的四肢上開放著——有誰知道它在什么地方藏得這樣久?是的,當媽媽還是一個少女的時候,它已在愛的溫柔而沉靜的神秘中,潛伏在她的心里了。”生命——孩子和生他的母親,在泰戈爾筆下是如此美麗動人,讓詩人驚嘆、感動不已。這種對生命、生活、生存環境等的贊美與熱愛。

《飛鳥集》以深刻的智慧和簡短的篇幅為其鮮明的特色。例如第6首:“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陽而流淚,那么你也將失去群星了。”第86首:“你離我有多遠呢,果實呀?”“我是藏在你心里呢,花呀。”第102首:“只管走過去,不必逗留著去采了花朵來保存,因為一路上,花朵自會繼續開放的。”這些短小的詩句,融鑄了作者對人生的嚴肅思考,其內涵豐富、深刻,給人以很深的啟迪。

著名的《吉檀迦利》:“離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遠;最簡單的音調,需要最艱苦的練習。”(第12首)“若是你不說話,我就含忍著?? 清晨一定會來,黑夜也要消隱。”(第19首)泰戈爾早期創作的詩歌也是如此:“不要羞愧,我的弟兄們,當你穿著素樸的白袍站在驕傲的與有權力的人的面前。讓謙恭做你的冠冕?? 并且知道巨大不是偉大而驕傲也不能永存。”《(詩選》第27首)這些詩,思考、探索的特點是十分突出的。

《園丁集》里也不少:“我不能從這春天的富麗里送你一朵花,我不能從那邊的云彩里送你一縷金霞。打開你的門眺望吧。從你那繁花盛開的花園里,收集百年前消逝的花朵的芬芳馥郁的記憶吧。在你心頭的歡樂里,愿你能感覺到某一個春天早晨歌唱過的、那生氣勃勃的歡樂,越過一百年傳來它愉快的歌聲。”

泰戈爾詩歌描寫了大量極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畫面,這些平常的、樸素的生活在詩人筆下總是充滿詩情畫意,其中融入了他的思考和強烈感情,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也構成了泰戈爾詩歌的一個典型特色。

三、歌詠愛情

《園丁集》是一部“關于愛情和人生的”英文抒情詩集,共收入詩歌85首,描寫愛情的詩篇比較集中。這些詩歌流溢著青春的動人朝氣,閃耀著愛情的絢麗色彩。泰戈爾描寫了對愛情的渴望、期待和尋求,如第31首:“我的心是曠野的鳥,已經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天空。”詩人尤其細膩地描寫了戀愛中的奇妙表現,含蓄地表達了戀愛中豐富而復雜的情感,如第35首:“生怕我不珍愛你:你就千方百計的躲避我。??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巧計,你從來不接受你心里要接受的東西。”第41首:“我渴望著把我必須跟你說的、最為真實的話告訴你;可是我不敢,我怕你會不相信這些話。我所以用謊言掩飾真話,說些與本意相違的話語,也就是這個緣故。??我所以用無情的名字稱呼你,吹噓我的冷酷的力量,也就是這個緣故。我傷你的心,因為我生怕你永遠不會懂得任何痛苦。”泰戈爾筆下的“分手”也是頗富戲劇性的:“當我來告別的時候,一絲懷疑的微笑掠過你的眼睛。我來告別的次數太多了,所以你認為我不久就會回來的哩。跟你說老實話吧,我自己心里也有同樣的懷疑。”(第40首)一些詩歌把愛情和人生融合起來描寫,富于哲理,其言外之意,發人深思。顯然,愛情作為人類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泰戈爾對愛情的熱烈追求與贊美,與他對人生的基本態度是完全一致的。

四、愛國愛民

20世紀初期的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政治上遭受壓迫，經濟上受到剝削，使這個古老國家的人民陷入貧窮、愚昧之中。在民族自治運動中,泰戈爾寫了不少愛國詩篇,表達對祖國的深厚感情。不少政治抒情詩都表現了泰戈爾維護正義和疾惡如仇的凜然正氣。在《生辰集》第10首詩(1941年)中,泰戈爾描寫了農民、工人、漁民的勞動,并寫道:“如果一位詩人不能走進他們的生活,他的詩歌的籃子里裝的全是無用的假貨。”表明泰戈爾晚年與人民的關系更加緊密。例如:“我能生在這一片土地上??即使她不曾擁有王室的珍寶,但是她的愛的活的財富對我就夠寶貴了。”這些樸實的詩在印度人民中有著廣泛的影響。泰戈爾后期的詩歌創作,同前期的愛國詩相比,不僅關心印度的命運,而且把世界人民反帝斗爭與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斗爭聯系在一起,境界更高,更富于人民性。

總而言之，泰戈爾以自己的清麗去征服了歷史的喧囂，而又以更為高尚的愛去包容這個世界，給人以哲理性的思考，值得人們去探討與追尋！

閱讀書目：

鄭振鐸《泰戈爾詩選》湖南人民出版社

第五篇：農村電影研究述評

農村電影研究述評

田義貴 黎光容

農村電影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農村電影，通常是指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電影，這是從影片本身所涉獵的生活內容來界定的；廣義的農村電影，相對于城市電影的影院制或院線制而言，通常是指以廣大農民為主要消費群體、以廣大農村為發行放映場地的“電影工程”；除了狹義農村電影的基本內涵外，還包括基礎設施、制度建設、文化服務、從業隊伍、消費市場等諸多方面。本文使用廣義的農村電影概念。

農村電影的概念始于何時現已無從查考。從發生學意義上說，電影自誕生之日起就偏愛于城市，因為城市能夠在人口集中、經濟發達、娛樂需求等方面為電影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條件，所以城市是電影生產和消費的天然土壤和樂園，而電影也是城市的寵兒。在世界范圍內考查電影發展的百年歷史，我們發現，在各個時期，全球電影資源的主體部分都是集中于大中城市，農村始終是次生的“二級電影市場”。但是，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卻是個例外。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40多年里，由于我國農村人口數量多、比重大、幅員遼闊等特殊國情以及社會主義宣傳教育工作的具體需要，農村電影事業得到飛速發展：1957年，全國擁有農村放映隊6 700個；1965年，增加到9 800多個；1978—1982年，農村放映單位激增了32 000多個。據統計，1982年有126部故事片、舞臺藝術片和108部新聞、科教片到農村放映，達2 400萬場，觀眾累計達194億人次，平均每天有5 000萬農民看電影。①此時中國農村電影的繁榮局面可謂空前絕后、世所僅有！可惜的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無論是創作生產、發行放映還是硬件設施、政策導向等方面，大中城市幾乎吸納了中國電影的所有資源，而廣大農村甚至縣級以下的城鎮都成了‘被電影遺忘的角落’，20世紀80年代的輝煌成為永不再來的記憶。”②如今，雖然有“2131”工程(即在21世紀初，在廣大農村實現一村一月放映一場電影的目標)的政策性扶持，但農村電影依然冷冷清清。到2005年即“2131”工程提出長達7年之后，我們還看到以下令人痛心的局面：“農民想看電影，卻沒有人去農村放電影，事實上可放的電影也寥寥無幾。在有些偏僻山區，八九歲的孩子甚至不知道電影為何物。這就是中國農村電影市場的現狀。”③

中國農村電影從繁榮到蕭條的巨幅下滑，成為中國文化事業發展中的重大問題，自1999年以來受到了電影管理部門、文化管理部門、專業研究機構、電影學者等的高度關注，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概括起來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于農村電影市場的調查分析。因為政府部門的決策需要一些數據作依據，所以常常委托一些職能部門或專家學者做專門的調查研究。這方面的成果帶有官方性質，多半沒有公開發表。據我們的初步了解，因為這些真實的數據有一部分與官方公布的數據有較大的出入，所以多數只是作為“內部資料”供決策部門使用，而不予向社會公布。通過CNKI數據庫查詢2007年以前的論文，僅能找到2篇這方面的文章，它們是：《關于安徽農村電影市場的調查報告》，刊發于《電影通訊》1999年第2期，作者是安徽省文化廳社會文化電影處；《發展與繁榮農村電影市場的調查與思考》，刊發于《理論與改革》2000年第2期，作者是中共成都市委副書記黃忠瑩。這兩篇文章反映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不管是東部(安徽)還是西部(四川)，我國的農村電影市場極度萎縮，實現“2131”目標困難重重。要救活農村電影市場，必須進行政策扶持和資金扶持，同時建立健全適合農村電影發展的市場機制。另有2篇記者調查也反映了同樣的情況，它們是：《農村電影：蛋糕巨大誰人識?》(原碧霞，《小康生活》2005年第12期)和《農村電影：直面生死抉擇》(崔曉林，《時代潮》2005年第5期)。令人欣喜的是，2008年發表的3篇農村電影市場調查讓我們看到了一些轉機，這3篇文章是：《重慶農村電影生態調查》(黎光容，《電影藝術》2008年第3期)、《寧波市農村電影市場調查報告》(郭學勤、鄒大鳴，《當代電影》2008年第5期)和《寧波市實施農村電影放映工程的實踐與思考》(鄒大鳴，《寧波通訊》2008年第5期)。三篇文章通過對當地農村電影的深入調查，反映出“農村電影放映工程”實施若干年后農村電影正在復蘇和逐步興盛的工作成績。我們看到，“2131工程”的推進已初見成效，農村電影已然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既是各級黨政高度重視和關懷的結果，也是農民文化消費意識覺醒和農村電影市場回暖的重要表征。

第二，從文化學、社會學、傳播學角度研究農村電影。這方面的研究建立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具有較強的學理性。代表性的論文有3篇：一是賈磊磊的《新中國農村電影的多維空間》，刊發于《當代電影》1999年第6期。此文認為，對農村田園景色的詩意般的描述，是中國電影中存在的一種普遍的美學傾向；新中國的電影銀幕對“農村故事”的講述，總是源于農村的“現實景色”，中國農村電影中的“城市景象”，在道德上始終是一個中間的灰色的邊緣地帶：向光明，它可以把人引向崇高的、理想的境界；向黑暗，它可以把人拖進罪惡的、陰森的深淵。基于城市的開放性、多重性的敘事空間，在中國的農村電影中歷史地形成了一系列“出走”的敘事主題。中國農村歷史語境的巨變決定了農村題材影片敘事成規和語言表述方式的變化。二是張新科的《文化掮者?社會徙者?政治傭者?生活使者——20世紀50~80年代中國農村電影放映員社會角色評判》，刊發于《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此文選擇農村電影放映員作為特殊的研究角度，認為20世紀50~80年代的農村電影放映員是中國電影發展、普及和農村文化變革的開拓與躬行者，并嘗試從文化傳播、社會徙變、政治服務、文藝生活四個方面對其社會功用和社會角色進行分析評判。三是劉廣宇的《新中國農村電影放映的實證分析》，刊發于《電影藝術》2006年第3期。此文選取重慶的江津市④為研究個案，通過田野調查，援引文化學和傳播學的相關理論，對新中國農村電影放映的主要社會功能(政治動員與資本積累)作了比較細致的梳理和分析。

第三，對農村電影的文學/美學分析。主要從文本藝術性的角度對農村電影作深入分析。代表論文有4篇：一是皇甫一川的《女性的成長──新中國電影中新農村女性形象的演變》，刊發于《當代電影》1999年第6期。文章通過回顧1949年以來中國電影中新農村女性形象的變化，探討了這些形象所反映出的時代意義；二是張浩月的《新時期農村題材兒童電影分析》，刊發于《電影藝術》2005年第3期。文章認為，農村題材兒童片的表述者是城市的成年人，影片蘊含的其實是城市人對城市和自己的想象以及城市人對農村和農村兒童的想象。基于城市人在影片中體現出的對這兩個向度想象的流變以及年產量的走勢，作者對農村題材兒童片的發展脈絡進行科學的劃分。三是胡黎紅的《登絕頂覽眾山 憶輝煌細思量——回望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農村電影》，刊發于《電影》2006年第7期。文章認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農村題材電影曾經蔚然成風，并一度占據了中國電影的主體位置，成為創作與批評話語的中心。農村題材電影的成就主要體現在“關注現實的激情抒寫”“倫理視角和戲劇化的敘事策略”“鮮活明快的喜劇風格”等三個方面。但眼前是輝煌不再，農村電影已經被淹沒于都市影像的喧嘩之中；四是王向輝的《結尾影像的寓意——兼談新時期以來農村題材電影主題的嬗變》，刊發于《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文章選取廣義的農村電影作分析文本，從多種多樣的結尾方式上，分析了新時期以來我國農村題材電影主題的嬗變軌跡。值得注意的是，《當代電影》2008年第8期上集中刊發了一組關于農村電影的很有分量的論文，除了國家廣電總局趙實副局長的講話《多出精品服務“三農”大力繁榮農村題材電影創作》帶有較強的政策指導性外，其余幾位資深電影學者的論文，或從主題學的視閾透視農村電影發展的精神軌跡，分析重點集中于電影的敘述主旨上(賈磊磊《中國農村電影中“出走主題”的嬗變》)，或從題材的選擇和風格的變遷中總結農村電影創作的得與失，研究的著眼點在于農村電影未來的發展戰略和具體策略。(。(李準《創新時代呼喚新的視野與激情——農村改革題材電影四題》、黃式憲《鄉土?詩情：回響著時代變革的大潮新聲》、饒曙光《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村題材電影流變及其發展策略》)這組文章是“農村題材電影三十年及未來展望”主題論壇的理論成果，論壇的舉辦，對于促進農村電影及其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四，對農村電影的政策研究。針對農村電影事業的不景氣，電影工作者、管理者、學者從多種角度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如湖南省婁底市電影公司羅金元認為，要開發我國農村電影市場，應在三個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支持，這是開發農村電影市場的前提；其次要深化改革，積極探索，形式多樣，尋求開發農村電影市場的新路；再次要積極引導，培育適應新形勢下的農村電影市場。(見羅金元《從我市的探索看農村電影市場開發新路》，載《影視技術》2000年第8期)國家廣電總局辦公廳主任朱虹在“電影發展年”(2005年)提出了包括培育電影企業集團、深化院線制改革、大力實施農村電影放映“2131”工程等在內的“十項重點任務”。(見朱虹《建立農村服務體系 大力發展電影產業——解讀“農村服務年”和“電影發展年”》，載《電視研究》2005年第3期)到2006年，關于農村電影的政策研究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就是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高度，認識農村電影事業的重要意義。如山西省電影學會的楊志剛，在分析了農村電影市場的主要問題之后，根據具體情況提出了9項具體可行的對策建議，諸如發行放映單位要進一步更新觀念、成立專門面向農村供片的電影服務機構、積極與企業聯姻、大力推廣數字放映技術、建立獎勵機制，等等。(見楊志剛《加大支持農村電影力度 促進新農村建設》，載《山西農經》2006年第3期)固原市原州區文管所的夏華認為，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歷史進程中，農村電影仍然具有很強的公益性，政府的主導作用和政府扶持與資金投入不可缺少；另一方面，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加快培育和開放農村電影市場，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允許農民開展個體放映活動，實行有償服務，也是迫在眉睫。只有這樣，才能推動農村電影事業的良性循環和可持續發展，從而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和市場經濟新形勢要求的農村電影發展之路。(夏華《在新農村建設中做好農村電影工作》，載《共產黨人》2006年第16期)重慶市電影家協會主席、西南大學影視藝術系余紀教授帶領他的研究團隊，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認為縣級電影公司才是目前農村電影事業發展的瓶頸，是“一個繞不開的關口”。縣級電影公司的屬性定位及其改制中的博弈，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文化生產息息相關，是新一輪文化改制的關鍵鏈環之一。(余紀《縣級電影公司的屬性定位與改革路徑選擇》、劉帆《區縣電影公司改制中的博弈——以重慶市為例》，載《電影藝術》2008年第3期)

第五，對農村電影的產業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最為薄弱，只是散見于市場調查分析和政策研究之中，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篇文章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農村電影產業做完整的分析。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國電影產業的現實基礎決定的。眾所周知，由于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特殊性，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城鄉差別在經濟、文化領域表現得越來越突出。而當電影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漸弱化、娛樂消費功能逐漸強化之后，無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廣大農村的電影消費能力。久而久之，農村電影市場幾乎成了“被遺忘的角落”。中國電影產業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是“城市電影”產業，而沒有了“農村電影”產業的哪怕一點點份額。這樣的現實基礎使得人們根本就沒有“農村電影產業”的基本概念，當然也就不可能有這方面的理論成果。這是導致農村電影產業研究十分薄弱的根本原因。只有當城鄉差異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凸顯到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和社會整體發展的時候，國家出臺了“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2131工程”等一系列的舉措，農村電影這塊曾經輝煌又逐漸衰落的土地，才又以其政治意義的特殊性和巨大的市場潛力、巨大的商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當然，這里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國電影產業在城市的不景氣、在資源及發展空間上的受限，使得國產電影業不得不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老路。這其實是一次無可奈何的轉向，并非主動出擊。山西電影制片廠廠長李水合的所謂“二級市場”的成功操作，就是一次典型的突圍。(見《“農村包圍城市”——訪山西電影制片廠廠長李水合》，載《大眾電影》2006年第15期)我們認為，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對農村電影的產業研究必將成為一個新的理論熱點。

以上五個方面的研究有時相互交織，很難截然分開。

農村電影工作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中發揮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加強農村電影的理論研究，振興農村電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繁榮農村文化事業，繼續實施廣播電視“村村通”和農村電影放映工程。但是，目前看來，農村電影工作事實上是困難重重，舉步維艱，我國西部地區尤為嚴重。1998年以來，由文化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聯合提出的“2131”工程，事實上并不像一些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結的那么樂觀。顯然，如何解決農民看電影難的問題，如何推進和落實“2131”工程，從而使電影作為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有待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好在近年來中國電影市場的整體復蘇已經讓我們看到了希望的未來：2008年的國產電影總票房已經突破43億元，取得了斐然佳績，盡管這43億元主要是通過城市影院的4 100塊銀幕實現的⑤；2009年中國電影綜合效益10665億元，同比增幅達2647%，電影消費已經和教育消費、新媒體消費、旅游消費和演出市場成為2009年中國居民文化消費四大熱點。⑥隨著新農村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大力推進，我們有理由相信，下一步，中國電影的春風一定能吹拂廣闊的農村天地！

注釋：

① 夏虹：《一天有五千萬農民看電影》，《了望》，1983年第10期。

② 黎光容：《重慶農村電影生態調查》，《電影藝術》，2008年第3期。

③ 魏運亨：《“農村電影市場真是到了谷底！”——一位農村電影經紀人的實話實說》，《了望》，2005年第33期。

④ 江津原為重慶直轄市的地級市，2006年撤市設區。

⑤ 《2008年國產電影票房突破43億》，央視網消息(午夜新聞),CCTV.com，2009-01-10。

⑥ 《中國電影票房增長全球最快》，《香港文匯報》，2010年5月7日。

［作者簡介］ 田義貴(1967—)，男，重慶人，文化與傳媒博士，西南大學文學院影視藝術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視產業與文化傳播；黎光容，女，重慶人，電影學碩士，西南大學文學院影視藝術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電影營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