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幸福感研究的述評

幸福感研究的述評

【摘要】幸福感的研究是積極心理學的研究熱點，詳細闡述了幸福的結構，從描述比較階段、理論構建階段和測量發展階段總結了幸福的研究進程，最后提出幸福感的研究不足和展望。

【關鍵詞】幸福感 結構 研究進程

幸福，是一個古老而又恒新的主題。千百年來，人們從未停止過對幸福的憧憬和追求。正因為如此，人類才而顯得壯美與偉大，人類也才得以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保持并弘揚作為萬物之靈的崇高和榮光。然而，幸福是什么，卻是一個令人困惑卻又神秘的古今難題。由于幸福是一種十分復雜的精神現象，涵蓋范圍很廣，許多學者也從哲學、倫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對幸福做了不同的研究，形成了各自的理論和觀點，這些思想和研究散發著智慧的光芒，照耀著我們探索幸福的道路。但是，這些學科對幸福的研究都還只是在理性基礎上的推測和分析，更多的是一種思辯活動。因此，這些研究都未能得到令眾人滿意和信服的答案。而心理學家試圖從獨特的視角來詮釋和理解幸福，特別是隨著積極心理學的出現和發展，使“幸福”這個古老而又恒新的話題進人到科學實證的領域。積極心理學研究的幸福側重于解釋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以及美好生活的衡量標準和為人們實現更加美好的生活提供有效的途徑。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積極心理學的幸福的研究不斷發展和深入，到現在已是碩果累累。

1幸福感的結構及界定

1.1快樂論的主觀幸福感

在心理學中，普遍把幸福感定義為是一個非常復雜而且主觀的概念。因此，心理學中研究的幸福感是自我體驗的幸福，被稱為“主觀幸福感”，總的來說，它是人們對于自己是否幸福，有多么幸福的評價。Diener等人認為，主觀幸福感是個人根據自己的標準對生活進行的評價，以及由此所產生的情感狀態[1]。因此，主觀幸福感主要是由積極的情感體驗、消極的情感體驗和生活滿意感三個維度組成。

1.2實現論的心理幸福感

主觀幸福感來源于哲學中的快樂主義，側重于強調個體主觀快樂體驗。而實現論的幸福感則從發展的角度認為個體在個人領域面對生活挑戰時有意義的生活和自我潛能的實現也是一種幸福，這種幸福稱為“心理幸福感”。它關注個人是否發揮了自己的潛能從而達到自我實現。因此，Ryff等人認為心理幸福感的核心要素是自主性、掌控環境、個人成長、與他人的積極關系、生活目標感、自我接納六個方面[2]。

1.3綜合幸福感

隨著現代幸福感研究的深入發展，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在某種程度相互補充，兩者理論框架與測量指標(認知性與情感性、享樂性和發展性、狀態性和傾向性)的整合，也已成為新的研究趨勢。例如，苗元江（2003）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提出“綜合幸福感”，將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進行整合，提出了幸福感是由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消極情感、生命活力、健康關注、自我價值、友好關系、利他行為、自我價值、人格成長構成[3]。

由此可見，不管是主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還是綜合幸福感，都強調個體的主觀體驗，幸福感作為一種高級的社會性情感，對其評定主要依賴個體設定的標準，而不是他人或外界的標準，一個人幸福與否只有他自己體驗得最真實，因此，幸福感具有很強的主觀性。

2幸福感的研究進程

在這過去的四十年中，可以把幸福感研究概括為描述比較、理論建構和測量發展三個階段(Diener，1997)。

2.1描述比較階段

這是幸福感研究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的研究內容是人口學統計方面對幸福的影響，主要采取兩種研究取向或研究策略(Diener，1984)對不同群體的幸福感進行描述與測量；即探討影響幸福感的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2.1.1影響幸福感的客觀因素

影響幸福感的客觀因素的研究主要探討與幸福相關的環境。與幸福相關的環境研究包括（1）國家、地理、個人居住的文化地區；（2）個人歷史、生活事件，如彩票中大獎、不幸的車禍等；（3）人口統計學因素和生活狀態變量，如性別、年齡、種族、婚姻狀況、職業狀況、工作保障，收入健康和宗教依附等。這些環境變量對人們的幸福有很大的影響。以往的橫向研究表明，環境變量因素和主觀幸福感相聯系，經驗證明中產階級個體比工作階級更幸福；結婚比單身、離婚更幸福；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幸福[4]。2.1.2影響幸福感的主觀因素

影響個人幸福感的主觀因素包括個體的人格特質、價值觀念，對待事物的態度和取向等與認知有關的因素，Heady發現人格影響生活事件，進而影響幸福感。Costa等人發現，兩個主要的人格特質：外向性與積極情感、滿意度有關，神經質與消極情感有關。部分研究還發現人格特質可以預測10年后的主觀幸福感，因此，具有“幸福圖式”的人，對生活事件和環境傾向予以正面的方式來看待和處理，擁有更甜美的回憶和更樂觀的期望，其幸福感水平較高[5]。2.2理論建構階段

第二階段的研究重點是發展幸福感的理論與解釋范式，研究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機制，這一階段形成了許多的理論，例如,適應理論、自我決定理論、目標理論、認知理論、活動理論等，這些理論從不同角度對幸福感進行理論解釋，促使幸福感研究的深化。

2.2.1判斷一認知理論

把適應理論、自我理論、認知理論、比較理論進行歸納，形成了判斷一認知理論。該理論認為，幸福是相對的，關鍵取決于判斷的標準。當判斷標準與其他個體做橫向比較時，這就是“社會比較理論”，Wood認為人格為社會比較涂上“個性色彩”，它影響比較的方式，幸福的人常作向下比較，感到不幸的人既作向下也作向上比較，樂觀者傾向于注意比自己差的人的數目，而悲觀抑郁者卻相反；當判斷的標準是以自己的過去處境做縱向比較，這就是“適應理論”，人們一開始會對生活事件或環境產生強烈的反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調節積極與消極事件，使其不至于總是狂喜或絕望，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降低反應，適應與習慣又會回到基線水平；當判斷標準是以自我的理想概念做比較，這就是“自我理論”，Higgins認為，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的不一致會導致抑郁、沮喪，從而降低主觀幸福感，而自我和諧的人幸福感較高。2.2.2目標與期望理論

目標與期望值理論認為，幸福感產生于需要是否滿足和目標是否現實。目標和價值取向決定人的幸福感，是人們獲得與維持幸福感的主要來源。個人目標與價值的差異導致了人們幸福感的不同。與目標理論相似的還有期望值理論，該理論認為幸福感決定于個體期望值與現實情況的對比，如果現實成就大于期望值則會產生積極情感；反之會產生消極情感。總之，主觀意義上的生活質量是人們朝著基于自身價值觀所建立的生活目標前進過程中而形成的心理平衡或失衡的內在體驗。

以上各種理論解釋模型從不同側面理解幸福感，均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解釋了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機制，但都存在不足與缺陷。已有研究表明，幸福感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心理過程，絕非某種內在或外在因素單獨作用的成果。因此，未來的研究方向，應正確把握主觀心理世界與客觀條件之間的交互作用機制，更加深入地研究認知與人格、環境因素在主觀幸福感的功能與作用，從而建構一個維度更多、層次更高、解釋面更廣的理論模型，使我們更加清晰的理解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機制。

2.3測量發展階段

第三階段則進入對幸福感測量技術的完善與發展，主要對幸福感的測量范式進行比較分析，建構了多種理論支持的幸福感整合模型，提出了幸福感測量的多種指標。由于人們對幸福這一詞非常熟悉，因此許多調查研究要求人們直接回答他們有多幸福。在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中，用的最多的是整體幸福感單題測量工具，例如：

Fordyce(1988)編制的文字單題量表，Cantril(1965)的梯形量表和山形量表、Andrews和Withy(1976)的臉形量表等圖形量表。多題量表種類繁多，例如：美國國立衛生統計中心制定《總體主觀幸福感量表》、Mpbel編制《幸福感指數量表》、由Diener等人編制《國際大學調查表》、Carol Ryff編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邢占軍編制的《中國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量表》、苗元江編制的《綜合幸福感量表》。

3.幸福感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近半個世紀以來，國內外對于幸福感的心理學探討己經積累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成果，已有的研究有力的推動了人類對自身的主觀幸福感進行探索的過程，但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3.1幸福感研究的主觀評價和客觀評價標準相分離

心理學中的幸福感關注的是個人內部的心理體驗，這意味著他人認可的幸福感標準不一定擁有主觀幸福感。如果幸福僅僅具有主觀屬性，而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可以檢驗，純粹主觀的判斷可能會導致不同主體對同一事物的相反結論，以幸福生活為終極目的和檢驗尺度的理論便無法成立，所有關于快樂指數、主觀幸福感、滿意度的調查便無意義,并最終導致幸福的“不可知論”。因此，要全面理解幸福感，就要從理論和實踐上證明幸福是一種具有相當客觀基礎的主體體驗即其幸福的客觀性，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現實生活中，美味的食物、潔凈的環境、寬敞的居所，絕大多數人都能從中感到快樂和幸福；古語說人生有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金榜題名時”、“洞房花燭夜”、“他鄉遇故知”，人們對這些環境和事件體驗都是建立在人們具有相對接近的幸福體驗與評價的基礎上的，這說明了人類快樂具有的客觀標準和公眾認同性。因此，滿足幸福的對象客觀性和人們對相同對象具有的比較接近的認同感,表明了人類幸福具有客觀基礎。

由此可見，一方面，幸福感不能脫離幸福的生活狀態而存在，它具有客觀實在性；另一方面，一種幸福的生活狀態只有被自我覺知的時候，才對個人有意義，它又是主觀的。

3.2幸福感的研究關注消極事件對幸福感的影響

目前許多研究都有一個共同的假設：重要的生活事件會引起幸福感的變化。一般說，良性事件與積極情感相關，負性事件與消極情感相關，大量研究顯示，消極事件比積極事件更能影響人們的快樂，一項由社會心理學家和實驗心理學家作出的重要調查表明，與積極事件相比，人們生來就對消極事件的反應更加強烈。

由于消極事件對幸福感有著重要的影響，關于生活事件的研究多集中在特定消極的生活事件上。作為客觀范疇的生活事件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所經歷的各種緊張性刺激，Cui等人（1996）發表了一項長達35年的隨訪研究，結果表明，消極生活事件對成年人晚期的精神健康有著肯定的不良影響。青少年研究也驗證了這一結論，Huebner發現，急性生活事件和慢性生活事件均與青少年的學校生活滿意感呈中等程度的相關，國內也有研究表明，中學生的主觀幸福感與生活事件存在較為密切的關系，個體體驗到的負性事件愈多，則愈感到不幸福。王極盛[5]等通過進一步的相關分析發現，不喜歡上學、學習負擔重、與老師關系緊張、遭父母打罵這4項生活事件與初中生幸福感總分顯著負相關，其中不喜歡上學和與老師關系緊張還依次進入對幸福感的回歸方程，對總體幸福感具有較好的預測作用。

從上述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研究者單方面從消極的生活事件和幸福感的關系中得出消極事件作為壓力和應激源，卻很少關注積極的生活事件對幸福的影響，國外有研究顯示，積極的日常經歷對青少年的一般生活滿意度影響最大，國內學者邢占軍也認為，當年發生的大事或者政府決策，對民眾的幸福感影響頗大，例如，2004年的“神五”發射成功則增強了人們的幸福感。因此，研究積極的生活事情對幸福感的影響對提高幸福感水平有著重要的作用。3.3幸福感的研究僅僅關注個體幸福感

幸福是人生的最終目的，追求幸福是每個人類個體具有的天賦權力。大量的幸福感研究都集中于個體。這主要是受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的影響。然而，文化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和行為準則，影響著幸福感。文化的內涵是一種價值體系，包括行為習慣、道德標準、風俗制度等內容。不同的文化群體對于幸福生活的判斷標準有所不同，例如：集體主義文化重視集體團結和目標，而個人主義文化則強調個人的獨立、自主及情緒、動機等。研究發現，集體主義文化中人的幸福感總是涉及關系和諧、責任的完成和期望的實現，而個體主義文化中的人的幸福感往往包括自豪和個人目標的達成[6]。因此，在集體主義的國家中，幸福感幸福感應包括個人幸福感和集體幸福感。而我國是集體主義國家，在這種文化影響下的幸福感必定與個人主義文化下的幸福感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從文化的角度探討幸福感的機構。而且，目前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是針對一般生活環境的主觀感知，不同的群體對幸福的感知不同，縱觀對幸福感的研究，發現偏重對個人幸福感，忽視了研究集體幸福。因此，以后的研究也要關注集體幸福感。

4.總結

由此可以看出，幸福感應是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是主觀與客觀、快樂與意義、發展與享受、個人與集體的統一。從主觀到客觀、從個人到集體，形成未來幸福感研究的脈絡，這樣可以全面地了解幸福感全貌，促進幸福感理論的深化與應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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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幸福感研究

幸福感研究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認知評價積極情感消極情感影響因素

【正文】

Dodge的幸福理論提出已有70年的歷史，關于個人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研究亦是心理學界重視個人生活質量研究的一個明顯標志，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國外學者的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1]，第一階段主要是簡單描述與主觀幸福感相關的人口統計項目；第二階段是探討獲得幸福的各種途徑和跨文化研究[2,3]，并建立了相關的理論；第三階段則是研究方法的探索。國內這一領域的研究起步雖晚，但近年來關于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的研究已初見成效，這些成果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擬對近年來的研究進行梳理，以期對今后的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概述

主觀幸福感作為心理學的一個專門術語，它專指評估者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性評估，它是衡量個人生活質量的綜合性心理指標，反映主體的社會功能與適應狀態。每個人在現實生活中，對自己的生活質量都有滿意與否或滿意程度高低的不同評價，這些不同的評價與個人對自己生活質量的期望值有關，因此，它是由需要（包括動機、欲望、興趣）、認識、情感等心理因素與外部誘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復雜的、多層次的心理狀態。

主觀幸福感有多項衡量指標，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一下三個方面：(1)認知評價，是對生活質量的整體評估，即生活滿意度；(2)積極情感，包括諸如愉快、高興、覺得生活有意義、精神飽滿等情感體驗；(3)消極情感，包括憂慮、抑郁、悲傷、孤獨、厭煩、難受等情感體驗，但不包括重性情感障礙和神經癥[4]。其中，認知評價是主觀幸福感的關鍵指標，作為認知因素，它是更有效的肯定性衡量標準，是獨立于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另一個因素[5]。

主觀幸福感是個人所具有的一種獨特的心理狀態，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主觀性，以評價者自定的標準而非他人標準來評估；(2)穩定性，主要測量長期而非短期情感反應和生活滿意度，它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值；

(3)整體性，是綜合評價，包括對情感反應的評估和認知判斷[6]。主觀幸福感的相關理論研究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國外學者提出了多種理論。早期理論建構的重點在于證明外部因素如事件、情境和人口統計項目是如何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如Diener對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作了區分，但研究發現外部因素的影響較小，因此后來的研究主要著力于內部因素，即個人內部建構決定生活事件如何被感知，從而影響幸福體驗。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Diener[1,7]概括出適應理論、社會比較理論、價值觀和目標理論等。吳明霞[5]對國外近30年來主觀幸福感研究的理論進展進行了總結研究。總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理論。

2.1 目標理論

目標是情感系統重要的參照標準，它影響情緒，影響主觀愿望和快樂，檢驗它可以很好地了解人的行為。目標種類、結構、向目標接近的過程和目標達成，都影響個人情感和生活滿意度。我們追求的目標和我們用以達到目標的策略的成功與否，明顯地影響著我們對自己和生活的滿意程度。盡管有目標并不能保證快樂，但有明確目標并努力工作從而成功地達到目標的人，他們顯示出的快樂超過了那些沒有目標或達到目標時有困難的人。研究表明，當一個人能以內在價值和自主選擇的方式來追求目標并達到可行程度時，主觀幸福感才會增加，即目標必須與人的內在動機或需要相適宜，才能提高主觀幸福感。自我接受、助人、親和性等有關的內在價值目標，是自然需要和生長需要的表達，比美貌、名譽、金錢等外在目標，對主觀幸福感意義更大。

2.2 期望值理論

個人在進行主觀幸福感的評價時總是與一定的標準相對比，其實這一標準就是個人的期望目標。若目標實現了，則主觀幸福感的值高，反之則值低。但事實上，過高的期望值對個人生活的滿意度是不利的。Wilson提出，高期望值對幸福感是一個重要的威脅[5]。然而，在決定主觀幸福感時，期望的內容比期望實現的可能性更重要。測量被試期望目標的信心時，對實現內在期望（個人發展）的可能性估計與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而達到外部期望（名譽、金錢）的可能性估計與主觀幸福感呈負相關[5]。因此，期望值并非最好的主觀幸福感預測指標，而期望值、現實條件與個人外在資源（權力地位、社會關系、經濟狀況等）和內在資源（氣質、外貌等）是否一致，可以作為主觀幸福感的預測指標[8]。

2.3 社會比較理論

早期社會比較理論強調對比的結果，即個人與周圍人比較，如果自己優于別人則感到幸福[5]。在進行社會比較的過程中，人格特質的影響顯得尤為重要，幸福的人常作向下比較，由于優于別人而獲得較高的主觀幸福感，感到不幸的人既作向上也作向下比較，因而處于一種比較矛盾的心理狀態中，即中國人所講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狀況；樂觀者傾向于注意比自己差的人的數目，以此評價自己在某一群體中所處的位置，從而“知足常樂”，悲觀者則相反。現代生活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需要層次多樣化，使得進行比較的信息呈現出多樣性，加之人們運用信息的方式存在差異，因此社會比較理論的內容日益豐富和復雜化。

2.4 人格―環境交互作用理論

有些收養和雙生子研究表明，客觀情景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有限，而基因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顯著。但Veenhoven認為，影響主觀幸福感平衡水平的是相對穩定的人格特質，因而主觀幸福感既有類似特質的又

有類似情景的特性[9]。因此，基因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不是直接的，即基因因素影響人的行為，增加經歷某種生活事件的可能性，在某種情境下，使某類獨特行為反應更可能發生，從而影響主觀幸福感[5]。后來的研究發現，如果說人格因素不是主觀幸福感最好的預測指標，至少也是最可靠、最有力的預測指標之一

[6]。人格特質對情緒的影響可以被情境削弱或強化，因而其影響超出直接的主效應；人格與環境交互作用影響主觀幸福感。Diener等人提出三個主觀幸福感交互作用模型[9]，即交互作用的加法模型、較復雜的交互作用動力模型、人格影響情境從而增加或減少主觀幸福感的模型。交互作用的加法模型認為，非獨立變量的變異來源于個人、情境和二者交互作用的變異。一些人對積極情感反應的心理傾向性強，積極事件的發生會帶來更加強烈的幸福感，幸福感需要人格和環境相結合才能產生。較復雜的交互作用動力模型認為，人格和情境是兩個既獨立又依賴有著雙向因果聯系的變量，個人根據其人格特質選擇情境。在決定情感方面，人格―情境一致不如人格―具體參與行為一致重要，因而，環境特征、個人行為和人格特點交互作用影響主觀幸福感。第三個交互作用理論認為，人格產生情境，情境增加或減少整體幸福感。

2.5 適應和應對理論

現代主觀幸福感理論的中心概念是適應或習慣化[5]。Helson對適應的解釋為：對重復出現的刺激反應減少減弱；重新建構有關刺激的認識，以及刺激對生活影響的認識。這種適應或習慣化使人們在一定程度上總是適時地調整自己的情緒，從而保持對自己生活的相對滿意度。但適應更多的是一種消極被動的心理生理過程。應對是一種積極主動的心理過程，具有理性行為、精神信仰；給普通生活事件予以積極意義、對事件進行積極評價、問題焦點式應對以及尋求幫助等有效的應對策略的人，其主觀幸福感水平高[5]。以上理論顯示出對主觀幸福感研究的深化和研究領域的拓寬，同時眾多的研究探索了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為教育教學工作和個人的發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議。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

國外近年來的研究重點在于探討個人氣質特征、認知方式、目標、文化背景、適應、應對策略等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國內學者在對主觀幸福感進行本土化研究的過程中，更多地自下而上，探索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如鄭立新和陶廣放[10]認為，影響個人生活滿意度的因素有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主觀因素包括個體的人格特質、價值觀念，對待事物的態度和取向等與認知有關的因素，客觀因素包括個體的實際生活和工作環境、自身健康情況、個人和家庭經濟收入等，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對實際工作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3.1 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是個人在社會中得到承認的重要體現。辛自強和池麗萍的研究[11]表明，朋友、鄰里、同事、配偶、父母的支持以及個體的團體參與程度能增加個體的正向情感；缺乏朋友、配偶和父母支持、遇到煩惱時不懂得利用社會支持的個體，會產生較多的負性情感；得到朋友、鄰里、配偶、父母支持并主動參與團體活動的個體更經常體驗到快樂感。這一結果也暗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人，他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群體中，想得到群體的認可和支持更表明了個體的歸屬感，因此這種愛與被愛、支持與被支持的過程，使得每一個個體得到的正向情感多于負向情感，這是主觀幸福感的重要情感指標。鄭雪等人的研究[12]認為，外在準則并不直接影響主觀幸福感，而是通過積極情感、自我體驗等維度間接地對其加以影響。

3.2 個人應激水平

面對不同的困難和壓力，個人的應激水平不同，因而內心體驗也不同。劉仁剛和龔耀先[13]的研究表明，主觀幸福感與應激水平尤其是抑郁顯著相關，抑郁是影響主觀幸福感的重要情緒因素，或者說不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抑郁，焦慮在某種程度上對正性情緒產生負面影響。

3.3 價值觀念和健康狀況

價值觀是人們用來區分好壞標準并指導行為的心理傾向系統[14]，是浸透于整個個性之中支配著人的行為、態度、觀點、信念、理想的一種內心尺度，為個人自認為正當的行為提供充分的理由。張河川和李瀾仙[15]的研究發現，影響高校中年教師主觀幸福感的主要社會因素是職稱、成就和工作條件，且男性顯著地比女性在體現自身價值的職稱、成就和工作條件中有更高的期望值，與該人群不適應、焦慮、敏感、憤怒、緊張精神癥狀之間有較高的相關，且這種價值觀念直接影響到個體的健康和生活質量。何瑛[16]的研

究發現，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因素中，健康的影響十分顯著。這也說明，在個人的生活中，身心健康是基礎，而自身價值的實現是個人生活質量高的標志，體現了現代人重視自我實現的新觀念。

3.4 專業因素

個人所學專業或所從事的職業也會影響個人的主觀幸福感。何瑛[16]的研究發現，大學生的專業因素對其主觀幸福感的影響顯著，該研究所選取的被試中，對主觀幸福感影響最明顯的六個學科的排序依次為：藝術科―文科―農科―工科―理科―醫科。這一排序與學生就業壓力大的現實是分不開的，各學科的差異對學生就業帶來了不同的影響，加之所涉及的知識領域的廣度及社會對各種職業的認同和需要都影響了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

3.5 經濟因素

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使學生的經濟意識也增強了。何瑛[16]在其研究中，讓大學生列舉出自己所認為的衡量主觀幸福感的指標，在473名大學生中有281人列在第一位的是“有錢”，占總人數的51.1%。這一現象說明了大學生敏感的經濟意識，對如何引導他們的消費觀念也提出了新的思考。4 展望

幸福是一種主觀感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觀。乞丐因得到一個硬幣而感到幸福無比，百萬富翁雖然腰纏萬貫，但他未必感到幸福。因此，對主觀幸福感的深入研究是了解個人生活滿意度的重要依據，也是調節個人生活的一個重要手段。今后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討以下幾方面的問題：(1)進一步探討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其他因素，如人格特質、歸因方式、人際關系、家庭文化背景、家庭結構等是如何影響個人主觀幸福感的，以及它們對個人主觀幸福感影響作用的不同權重。(2)探討不同人群（如女性、不同職業者――尤其是一些特殊職業者，像飛行員、地質勘測者、明星、下崗職工、社會高收入者等）的主觀幸福感，進一步考察他們的主觀幸福感有何異同。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Kahneman[17,18]研究在決策行為中人的主觀幸福感，給我們極大的啟示。(3)加強跨文化研究，東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我們可以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探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城、鄉）、不同地區（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群體的主觀幸福感，加強其理論和實證研究。(4)研究方法的創新，近年來國內外運用較多的研究方法是自我報告法，除此之外，國外一些學者也在嘗試著運用實驗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也是我們今后努力的一個方向。

幸福是一個亙古而又常新的話題，幸福是每個人生活和奮斗的目標。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追求幸福的愿望愈來愈強烈，該領域的研究前景更加廣闊，其應用價值也愈顯重要。【參考文獻】Diener E,Biswas-Diener R.New direction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earch:The cutting edge.Indi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00,27,21～33Die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In:H.Grad,Blanco A,Georgas eds.Proceedings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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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泰戈爾抒情詩研究述評

泰戈爾抒情詩研究述評

摘要：泰戈爾一生創作的詩集多達五十余部，詩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學的見解，其詩在印度享有史詩的地位，本文旨在對泰戈爾抒情詩歌的創作主題做簡單分析。

關鍵詞：泰戈爾

抒情詩

童真

愛

人生

愛國主義 正文：

泰戈爾，這位具有巨大世界影響的創作家，是向西方介紹印度文化和把西方文化介紹到印度的具有影響的人物。他繼承了印度古典和民間文學的優秀傳統，吸收了歐洲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文學的豐富營養，在創作上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取得了輝煌成就，成為一代文化巨人。

綜觀泰戈爾一生思想和創作發展，可大體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幼年直至1910年前后，他積極參加反英政治活動，歌頌民族英雄，宣揚愛國主義，提倡印度民族大團結。第二階段為隱居生活直至1919年再次積極參加民族運動，愛國主義激情稍有消退，政治內容強的詩歌被帶有神秘意味的詩歌所取代，也受了西方象征主義、唯美主義詩歌的影響，宣揚的是愛與和諧。第三階段為1919年阿姆利則慘案開始直至逝世，他又開始關心政治，積極投入民族解放斗爭，作品的內容又充滿了政治激情，視野也開闊了，對世界和人類都十分關心。其詩在印度享有史詩的地位，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的。

因此，結合泰戈爾的思想的創作發展，筆者將其抒情詩歌表現的內涵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追尋童真

許多批評家說，詩人是“人類的兒童”。因為他們都是天真的，善良的。在現代的許多詩人中，泰戈爾更是一個“孩子的天使”。他的詩正如這個天真爛漫的天使的臉；看著他，就“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意義”。

《新月集》是泰戈爾以兒童生活和情趣為主旨的英文散文詩集,共收入詩歌40首。鄭振鐸曾說:“沒有一本詩集比他這個《新月集》描寫兒童更好而且更美麗、真切的了。”詩集中描寫了成人對兒童的愛,但更多的是依照兒童的邏輯,以樸素的語言、明快的格調和瑰麗的譬喻描繪出兒童種種動人情態和奇思妙想。例如《金色花》:“假如我變了一朵金色花,只是為了好玩,長在那棵樹的高枝上,笑哈哈地在風中搖擺,又在新生的樹葉上跳舞,媽媽,你會認識我嗎?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匿笑,卻一聲兒不響。”又如《十二點鐘》:“媽媽,我真想現在不做功課了。我整個早晨都在念書呢。??我能夠容容易易地想象:現在太陽已經到了那片稻田的邊緣上了,老態龍鐘的漁婆正在池邊采擷香草作她的晚餐。”兒童的頑皮、天真活潑、好幻想,泰戈爾都描寫得十分生動。

二、思考人生

泰戈爾關于人生的詩歌有很多。泰戈爾各個時期的詩歌,對人生的探索都是重要主題。這也許和泰戈爾熱愛人生,同時又像兒童一般對人類生存的世界和人生歷程充滿好奇,而想方設法去探尋它的究竟有關系。泰戈爾各種題材的詩歌,往往都富于哲理性,這種哲理性正是對人生與世界進行思考的一種結果。

《新月集》中的《來源》也不僅僅是描寫兒童,而含有更多對人生和生命的贊美:“甜蜜柔嫩的新鮮生氣,像花一般在孩子的四肢上開放著——有誰知道它在什么地方藏得這樣久?是的,當媽媽還是一個少女的時候,它已在愛的溫柔而沉靜的神秘中,潛伏在她的心里了。”生命——孩子和生他的母親,在泰戈爾筆下是如此美麗動人,讓詩人驚嘆、感動不已。這種對生命、生活、生存環境等的贊美與熱愛。

《飛鳥集》以深刻的智慧和簡短的篇幅為其鮮明的特色。例如第6首:“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陽而流淚,那么你也將失去群星了。”第86首:“你離我有多遠呢,果實呀?”“我是藏在你心里呢,花呀。”第102首:“只管走過去,不必逗留著去采了花朵來保存,因為一路上,花朵自會繼續開放的。”這些短小的詩句,融鑄了作者對人生的嚴肅思考,其內涵豐富、深刻,給人以很深的啟迪。

著名的《吉檀迦利》:“離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遠;最簡單的音調,需要最艱苦的練習。”(第12首)“若是你不說話,我就含忍著?? 清晨一定會來,黑夜也要消隱。”(第19首)泰戈爾早期創作的詩歌也是如此:“不要羞愧,我的弟兄們,當你穿著素樸的白袍站在驕傲的與有權力的人的面前。讓謙恭做你的冠冕?? 并且知道巨大不是偉大而驕傲也不能永存。”《(詩選》第27首)這些詩,思考、探索的特點是十分突出的。

《園丁集》里也不少:“我不能從這春天的富麗里送你一朵花,我不能從那邊的云彩里送你一縷金霞。打開你的門眺望吧。從你那繁花盛開的花園里,收集百年前消逝的花朵的芬芳馥郁的記憶吧。在你心頭的歡樂里,愿你能感覺到某一個春天早晨歌唱過的、那生氣勃勃的歡樂,越過一百年傳來它愉快的歌聲。”

泰戈爾詩歌描寫了大量極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畫面,這些平常的、樸素的生活在詩人筆下總是充滿詩情畫意,其中融入了他的思考和強烈感情,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也構成了泰戈爾詩歌的一個典型特色。

三、歌詠愛情

《園丁集》是一部“關于愛情和人生的”英文抒情詩集,共收入詩歌85首,描寫愛情的詩篇比較集中。這些詩歌流溢著青春的動人朝氣,閃耀著愛情的絢麗色彩。泰戈爾描寫了對愛情的渴望、期待和尋求,如第31首:“我的心是曠野的鳥,已經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天空。”詩人尤其細膩地描寫了戀愛中的奇妙表現,含蓄地表達了戀愛中豐富而復雜的情感,如第35首:“生怕我不珍愛你:你就千方百計的躲避我。??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巧計,你從來不接受你心里要接受的東西。”第41首:“我渴望著把我必須跟你說的、最為真實的話告訴你;可是我不敢,我怕你會不相信這些話。我所以用謊言掩飾真話,說些與本意相違的話語,也就是這個緣故。??我所以用無情的名字稱呼你,吹噓我的冷酷的力量,也就是這個緣故。我傷你的心,因為我生怕你永遠不會懂得任何痛苦。”泰戈爾筆下的“分手”也是頗富戲劇性的:“當我來告別的時候,一絲懷疑的微笑掠過你的眼睛。我來告別的次數太多了,所以你認為我不久就會回來的哩。跟你說老實話吧,我自己心里也有同樣的懷疑。”(第40首)一些詩歌把愛情和人生融合起來描寫,富于哲理,其言外之意,發人深思。顯然,愛情作為人類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泰戈爾對愛情的熱烈追求與贊美,與他對人生的基本態度是完全一致的。

四、愛國愛民

20世紀初期的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政治上遭受壓迫，經濟上受到剝削，使這個古老國家的人民陷入貧窮、愚昧之中。在民族自治運動中,泰戈爾寫了不少愛國詩篇,表達對祖國的深厚感情。不少政治抒情詩都表現了泰戈爾維護正義和疾惡如仇的凜然正氣。在《生辰集》第10首詩(1941年)中,泰戈爾描寫了農民、工人、漁民的勞動,并寫道:“如果一位詩人不能走進他們的生活,他的詩歌的籃子里裝的全是無用的假貨。”表明泰戈爾晚年與人民的關系更加緊密。例如:“我能生在這一片土地上??即使她不曾擁有王室的珍寶,但是她的愛的活的財富對我就夠寶貴了。”這些樸實的詩在印度人民中有著廣泛的影響。泰戈爾后期的詩歌創作,同前期的愛國詩相比,不僅關心印度的命運,而且把世界人民反帝斗爭與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斗爭聯系在一起,境界更高,更富于人民性。

總而言之，泰戈爾以自己的清麗去征服了歷史的喧囂，而又以更為高尚的愛去包容這個世界，給人以哲理性的思考，值得人們去探討與追尋！

閱讀書目：

鄭振鐸《泰戈爾詩選》湖南人民出版社

第四篇：農村電影研究述評

農村電影研究述評

田義貴 黎光容

農村電影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農村電影，通常是指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電影，這是從影片本身所涉獵的生活內容來界定的；廣義的農村電影，相對于城市電影的影院制或院線制而言，通常是指以廣大農民為主要消費群體、以廣大農村為發行放映場地的“電影工程”；除了狹義農村電影的基本內涵外，還包括基礎設施、制度建設、文化服務、從業隊伍、消費市場等諸多方面。本文使用廣義的農村電影概念。

農村電影的概念始于何時現已無從查考。從發生學意義上說，電影自誕生之日起就偏愛于城市，因為城市能夠在人口集中、經濟發達、娛樂需求等方面為電影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條件，所以城市是電影生產和消費的天然土壤和樂園，而電影也是城市的寵兒。在世界范圍內考查電影發展的百年歷史，我們發現，在各個時期，全球電影資源的主體部分都是集中于大中城市，農村始終是次生的“二級電影市場”。但是，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卻是個例外。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40多年里，由于我國農村人口數量多、比重大、幅員遼闊等特殊國情以及社會主義宣傳教育工作的具體需要，農村電影事業得到飛速發展：1957年，全國擁有農村放映隊6 700個；1965年，增加到9 800多個；1978—1982年，農村放映單位激增了32 000多個。據統計，1982年有126部故事片、舞臺藝術片和108部新聞、科教片到農村放映，達2 400萬場，觀眾累計達194億人次，平均每天有5 000萬農民看電影。①此時中國農村電影的繁榮局面可謂空前絕后、世所僅有！可惜的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無論是創作生產、發行放映還是硬件設施、政策導向等方面，大中城市幾乎吸納了中國電影的所有資源，而廣大農村甚至縣級以下的城鎮都成了‘被電影遺忘的角落’，20世紀80年代的輝煌成為永不再來的記憶。”②如今，雖然有“2131”工程(即在21世紀初，在廣大農村實現一村一月放映一場電影的目標)的政策性扶持，但農村電影依然冷冷清清。到2005年即“2131”工程提出長達7年之后，我們還看到以下令人痛心的局面：“農民想看電影，卻沒有人去農村放電影，事實上可放的電影也寥寥無幾。在有些偏僻山區，八九歲的孩子甚至不知道電影為何物。這就是中國農村電影市場的現狀。”③

中國農村電影從繁榮到蕭條的巨幅下滑，成為中國文化事業發展中的重大問題，自1999年以來受到了電影管理部門、文化管理部門、專業研究機構、電影學者等的高度關注，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概括起來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于農村電影市場的調查分析。因為政府部門的決策需要一些數據作依據，所以常常委托一些職能部門或專家學者做專門的調查研究。這方面的成果帶有官方性質，多半沒有公開發表。據我們的初步了解，因為這些真實的數據有一部分與官方公布的數據有較大的出入，所以多數只是作為“內部資料”供決策部門使用，而不予向社會公布。通過CNKI數據庫查詢2007年以前的論文，僅能找到2篇這方面的文章，它們是：《關于安徽農村電影市場的調查報告》，刊發于《電影通訊》1999年第2期，作者是安徽省文化廳社會文化電影處；《發展與繁榮農村電影市場的調查與思考》，刊發于《理論與改革》2000年第2期，作者是中共成都市委副書記黃忠瑩。這兩篇文章反映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不管是東部(安徽)還是西部(四川)，我國的農村電影市場極度萎縮，實現“2131”目標困難重重。要救活農村電影市場，必須進行政策扶持和資金扶持，同時建立健全適合農村電影發展的市場機制。另有2篇記者調查也反映了同樣的情況，它們是：《農村電影：蛋糕巨大誰人識?》(原碧霞，《小康生活》2005年第12期)和《農村電影：直面生死抉擇》(崔曉林，《時代潮》2005年第5期)。令人欣喜的是，2008年發表的3篇農村電影市場調查讓我們看到了一些轉機，這3篇文章是：《重慶農村電影生態調查》(黎光容，《電影藝術》2008年第3期)、《寧波市農村電影市場調查報告》(郭學勤、鄒大鳴，《當代電影》2008年第5期)和《寧波市實施農村電影放映工程的實踐與思考》(鄒大鳴，《寧波通訊》2008年第5期)。三篇文章通過對當地農村電影的深入調查，反映出“農村電影放映工程”實施若干年后農村電影正在復蘇和逐步興盛的工作成績。我們看到，“2131工程”的推進已初見成效，農村電影已然成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既是各級黨政高度重視和關懷的結果，也是農民文化消費意識覺醒和農村電影市場回暖的重要表征。

第二，從文化學、社會學、傳播學角度研究農村電影。這方面的研究建立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具有較強的學理性。代表性的論文有3篇：一是賈磊磊的《新中國農村電影的多維空間》，刊發于《當代電影》1999年第6期。此文認為，對農村田園景色的詩意般的描述，是中國電影中存在的一種普遍的美學傾向；新中國的電影銀幕對“農村故事”的講述，總是源于農村的“現實景色”，中國農村電影中的“城市景象”，在道德上始終是一個中間的灰色的邊緣地帶：向光明，它可以把人引向崇高的、理想的境界；向黑暗，它可以把人拖進罪惡的、陰森的深淵。基于城市的開放性、多重性的敘事空間，在中國的農村電影中歷史地形成了一系列“出走”的敘事主題。中國農村歷史語境的巨變決定了農村題材影片敘事成規和語言表述方式的變化。二是張新科的《文化掮者?社會徙者?政治傭者?生活使者——20世紀50~80年代中國農村電影放映員社會角色評判》，刊發于《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此文選擇農村電影放映員作為特殊的研究角度，認為20世紀50~80年代的農村電影放映員是中國電影發展、普及和農村文化變革的開拓與躬行者，并嘗試從文化傳播、社會徙變、政治服務、文藝生活四個方面對其社會功用和社會角色進行分析評判。三是劉廣宇的《新中國農村電影放映的實證分析》，刊發于《電影藝術》2006年第3期。此文選取重慶的江津市④為研究個案，通過田野調查，援引文化學和傳播學的相關理論，對新中國農村電影放映的主要社會功能(政治動員與資本積累)作了比較細致的梳理和分析。

第三，對農村電影的文學/美學分析。主要從文本藝術性的角度對農村電影作深入分析。代表論文有4篇：一是皇甫一川的《女性的成長──新中國電影中新農村女性形象的演變》，刊發于《當代電影》1999年第6期。文章通過回顧1949年以來中國電影中新農村女性形象的變化，探討了這些形象所反映出的時代意義；二是張浩月的《新時期農村題材兒童電影分析》，刊發于《電影藝術》2005年第3期。文章認為，農村題材兒童片的表述者是城市的成年人，影片蘊含的其實是城市人對城市和自己的想象以及城市人對農村和農村兒童的想象。基于城市人在影片中體現出的對這兩個向度想象的流變以及年產量的走勢，作者對農村題材兒童片的發展脈絡進行科學的劃分。三是胡黎紅的《登絕頂覽眾山 憶輝煌細思量——回望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農村電影》，刊發于《電影》2006年第7期。文章認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農村題材電影曾經蔚然成風，并一度占據了中國電影的主體位置，成為創作與批評話語的中心。農村題材電影的成就主要體現在“關注現實的激情抒寫”“倫理視角和戲劇化的敘事策略”“鮮活明快的喜劇風格”等三個方面。但眼前是輝煌不再，農村電影已經被淹沒于都市影像的喧嘩之中；四是王向輝的《結尾影像的寓意——兼談新時期以來農村題材電影主題的嬗變》，刊發于《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文章選取廣義的農村電影作分析文本，從多種多樣的結尾方式上，分析了新時期以來我國農村題材電影主題的嬗變軌跡。值得注意的是，《當代電影》2008年第8期上集中刊發了一組關于農村電影的很有分量的論文，除了國家廣電總局趙實副局長的講話《多出精品服務“三農”大力繁榮農村題材電影創作》帶有較強的政策指導性外，其余幾位資深電影學者的論文，或從主題學的視閾透視農村電影發展的精神軌跡，分析重點集中于電影的敘述主旨上(賈磊磊《中國農村電影中“出走主題”的嬗變》)，或從題材的選擇和風格的變遷中總結農村電影創作的得與失，研究的著眼點在于農村電影未來的發展戰略和具體策略。(。(李準《創新時代呼喚新的視野與激情——農村改革題材電影四題》、黃式憲《鄉土?詩情：回響著時代變革的大潮新聲》、饒曙光《改革開放三十年農村題材電影流變及其發展策略》)這組文章是“農村題材電影三十年及未來展望”主題論壇的理論成果，論壇的舉辦，對于促進農村電影及其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四，對農村電影的政策研究。針對農村電影事業的不景氣，電影工作者、管理者、學者從多種角度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如湖南省婁底市電影公司羅金元認為，要開發我國農村電影市場，應在三個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支持，這是開發農村電影市場的前提；其次要深化改革，積極探索，形式多樣，尋求開發農村電影市場的新路；再次要積極引導，培育適應新形勢下的農村電影市場。(見羅金元《從我市的探索看農村電影市場開發新路》，載《影視技術》2000年第8期)國家廣電總局辦公廳主任朱虹在“電影發展年”(2005年)提出了包括培育電影企業集團、深化院線制改革、大力實施農村電影放映“2131”工程等在內的“十項重點任務”。(見朱虹《建立農村服務體系 大力發展電影產業——解讀“農村服務年”和“電影發展年”》，載《電視研究》2005年第3期)到2006年，關于農村電影的政策研究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就是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高度，認識農村電影事業的重要意義。如山西省電影學會的楊志剛，在分析了農村電影市場的主要問題之后，根據具體情況提出了9項具體可行的對策建議，諸如發行放映單位要進一步更新觀念、成立專門面向農村供片的電影服務機構、積極與企業聯姻、大力推廣數字放映技術、建立獎勵機制，等等。(見楊志剛《加大支持農村電影力度 促進新農村建設》，載《山西農經》2006年第3期)固原市原州區文管所的夏華認為，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歷史進程中，農村電影仍然具有很強的公益性，政府的主導作用和政府扶持與資金投入不可缺少；另一方面，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加快培育和開放農村電影市場，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允許農民開展個體放映活動，實行有償服務，也是迫在眉睫。只有這樣，才能推動農村電影事業的良性循環和可持續發展，從而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和市場經濟新形勢要求的農村電影發展之路。(夏華《在新農村建設中做好農村電影工作》，載《共產黨人》2006年第16期)重慶市電影家協會主席、西南大學影視藝術系余紀教授帶領他的研究團隊，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認為縣級電影公司才是目前農村電影事業發展的瓶頸，是“一個繞不開的關口”。縣級電影公司的屬性定位及其改制中的博弈，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文化生產息息相關，是新一輪文化改制的關鍵鏈環之一。(余紀《縣級電影公司的屬性定位與改革路徑選擇》、劉帆《區縣電影公司改制中的博弈——以重慶市為例》，載《電影藝術》2008年第3期)

第五，對農村電影的產業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最為薄弱，只是散見于市場調查分析和政策研究之中，目前為止，還沒有一篇文章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農村電影產業做完整的分析。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國電影產業的現實基礎決定的。眾所周知，由于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特殊性，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城鄉差別在經濟、文化領域表現得越來越突出。而當電影的政治教化功能逐漸弱化、娛樂消費功能逐漸強化之后，無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廣大農村的電影消費能力。久而久之，農村電影市場幾乎成了“被遺忘的角落”。中國電影產業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是“城市電影”產業，而沒有了“農村電影”產業的哪怕一點點份額。這樣的現實基礎使得人們根本就沒有“農村電影產業”的基本概念，當然也就不可能有這方面的理論成果。這是導致農村電影產業研究十分薄弱的根本原因。只有當城鄉差異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凸顯到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和社會整體發展的時候，國家出臺了“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2131工程”等一系列的舉措，農村電影這塊曾經輝煌又逐漸衰落的土地，才又以其政治意義的特殊性和巨大的市場潛力、巨大的商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當然，這里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國電影產業在城市的不景氣、在資源及發展空間上的受限，使得國產電影業不得不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老路。這其實是一次無可奈何的轉向，并非主動出擊。山西電影制片廠廠長李水合的所謂“二級市場”的成功操作，就是一次典型的突圍。(見《“農村包圍城市”——訪山西電影制片廠廠長李水合》，載《大眾電影》2006年第15期)我們認為，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對農村電影的產業研究必將成為一個新的理論熱點。

以上五個方面的研究有時相互交織，很難截然分開。

農村電影工作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中發揮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加強農村電影的理論研究，振興農村電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繁榮農村文化事業，繼續實施廣播電視“村村通”和農村電影放映工程。但是，目前看來，農村電影工作事實上是困難重重，舉步維艱，我國西部地區尤為嚴重。1998年以來，由文化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聯合提出的“2131”工程，事實上并不像一些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結的那么樂觀。顯然，如何解決農民看電影難的問題，如何推進和落實“2131”工程，從而使電影作為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有待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好在近年來中國電影市場的整體復蘇已經讓我們看到了希望的未來：2008年的國產電影總票房已經突破43億元，取得了斐然佳績，盡管這43億元主要是通過城市影院的4 100塊銀幕實現的⑤；2009年中國電影綜合效益10665億元，同比增幅達2647%，電影消費已經和教育消費、新媒體消費、旅游消費和演出市場成為2009年中國居民文化消費四大熱點。⑥隨著新農村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大力推進，我們有理由相信，下一步，中國電影的春風一定能吹拂廣闊的農村天地！

注釋：

① 夏虹：《一天有五千萬農民看電影》，《了望》，1983年第10期。

② 黎光容：《重慶農村電影生態調查》，《電影藝術》，2008年第3期。

③ 魏運亨：《“農村電影市場真是到了谷底！”——一位農村電影經紀人的實話實說》，《了望》，2005年第33期。

④ 江津原為重慶直轄市的地級市，2006年撤市設區。

⑤ 《2008年國產電影票房突破43億》，央視網消息(午夜新聞),CCTV.com，2009-01-10。

⑥ 《中國電影票房增長全球最快》，《香港文匯報》，2010年5月7日。

［作者簡介］ 田義貴(1967—)，男，重慶人，文化與傳媒博士，西南大學文學院影視藝術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視產業與文化傳播；黎光容，女，重慶人，電影學碩士，西南大學文學院影視藝術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電影營銷。

第五篇：近年來經濟危機研究述評

近年來經濟危機研究述評

侯賢磊

摘要：從美國次貸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市場經濟與經濟危機、社會主義與經濟危機等方面，對近年來關于經濟危機的研究進行綜述，并提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內容要件，市場經濟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形式要件，兩者的結合，為經濟危機的發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與現實性。

關鍵詞：經濟危機；研究；綜述

近年來，學界對經濟危機的討論有增無減，這大概與兩個因素有較為密切的關系：1．從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逐漸發展成為全球金融危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2．隨著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經濟改革步伐的不斷深入，越南、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也相繼遇到了經濟危機的困擾。國內學者近年來對美國次貸危機與全球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與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與經濟危機等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提出了許多深刻而有啟發性的觀點。鑒于此，對近年來經濟危機研究進行綜述，有非常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美國次貸危機與全球金融危機的研究凸顯當前理論研究熱點

發端于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經過短暫時間的發酵，在2008年底迅速演變為全球性金融危機，一時間，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成了理論研究的熱點，許多學者在方面做了大量有價值的研究。

關于次貸危機，有學者通過大量創新房貸的推出這一現象分析信用鏈條的擴

［1］張，從而提出次貸危機本質上是一種信用危機和信用衍生品危機。也有的認為

［2］次貸危機的根源是經濟過度虛擬化。有學者從利益主體的需求具有貪婪性出

發，認為壟斷金融資本的貪婪性通過一個個“金融創新”來實現，金融創新又突

［3］破實體經濟服務的限制而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還有學者認為，金融企業不

顧觸犯金融道德風險，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桿，使金融風險不斷積累并超出了金融體系所能承受的臨界點，進而引發了銀行危機、信用違約危機、債務危機、美元

［4］危機等一系列連鎖反應。有的學者則堅持次貸危機本質上仍然屬于資本主義生

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他們利用馬克思主義生產過剩理論對次貸危機進行深入分析，提出美國次貸危機本質上是房地產市場的生產相對過剩，次級貸款的相關

［5］產品發展導致的信用過度擴張及借貸資本過剩又是其直接原因。次貸危機的根

［6］源仍然脫離不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還有學者則直接指出美國次貸危機是資本

［7］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

關于金融危機，有學者提出，這次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虛擬經濟

［8］脫離實體經濟過度膨脹”后出現的資產泡沫破滅。也有學者認為其根源是過去

二十多年里美國過分地追求完全自由市場競爭的結果，它再次暴露了自由競爭市

［9］場的缺陷。在沒有約束的自由競爭市場中，以擴大信貸消費去緩解生產擴大與

消費能力相對縮小的矛盾加速了金融泡沫的發展，這個矛盾經過長期的積累、發

［10］酵終于爆發危機。還有學者提出，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其

［11］具體形式之一——生產與消費的矛盾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證。此次金融危機就

是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它是由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引起的，這個基本矛盾就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和生產的社會化的矛盾，金融危

［12］機發生的根源還是在實體經濟。還有學者通過商品的內在二重性矛盾入手，提

出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機爆發成為必然現實，美國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的［13］制度性危機。它的根源不在什么監管不力、信心不足等，而是資本主義制度本

［14］身深層次的矛盾積累。

二、經濟危機與市場經濟的研究構成當前經濟危機研究亮點

隨著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普遍建立以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全球化，經濟危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研究成為了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關注的對象。

有學者從最抽象最一般的視角出發，認為經濟危機本質上是商品經濟條件下

［15］的基本現象。也有學者提出，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成果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及

其表現，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現，經濟危機是市場經濟的正常“生理現

［16］象”，與社會制度無關。有學者對經濟危機爆發原因進行分析后指出，由于我國運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以有必要探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經濟危機的［17］關系，進而提出經濟危機的爆發是市場經濟的正常現象。也有學者將資本主義

經濟危機根源闡述為生產的社會化（與比例化）與生產資料經營權分散化（與市場化）的矛盾，進而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同樣存在這樣的矛盾，由此就

［18］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危機成為可能。

有學者通過對經濟危機理論的回顧以及對二戰以后經濟危機的新特點的分

［19］析指出，經濟危機是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產物。只要存在商品就有

［20］經濟危機爆發的可能，商品本身的矛盾是經濟危機的根源。有學者則通過對馬

克思生產關系兩重性理論及其方法的研究，提出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中經濟危機僅僅是可能性，只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才能變成現實的論述，其精神

［21］實質還是說經濟危機根源于商品經濟關系。還有學者則提出了“世界市場經濟

危機”的概念，并認為任何國家、任何制度的社會只要是發展商品經濟，或是進

［22］入世界市場體系，就客觀存在一般經濟危機的兩種可能性。以上觀點看似較為

合理地解釋了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經濟危機問題。但也有學者提出了反駁觀點，認為當前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等問題，主要是受國外新自由主義引發的危機沖擊和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制約而產生的，危

［23］機并不來自在社會主義制度內。經濟危機仍然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基因病。

由此形成了兩種鮮明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危機根源于市場經濟，具體應該叫做市場經濟危機；另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經濟危機即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筆者看來，以上兩種觀點都有待商榷。

按照“危機一般→危機特殊→危機個別”的研究思路，“危機一般”確實來自于一般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但僅僅是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要發展為現實，必須有整整一系列的關系，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這些關系還根本不存

［24］在。”后來，馬克思是在論述了資本主義生產的三個主要事實后才提出現實危機的發生。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三個主要事實，我們會發現它們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邏輯和結論。而有的學者將這三個主要事實看作是商品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的必然邏輯和結論的觀點，這主要是由于沒有正確認識商品經濟及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關系。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它是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必須要與一定的內容相結合，才能在現實中存在，否則永遠只是理論上的抽象。與商品經濟這種經濟運行形式相結合的內容是社會物質資料生產，而社會物質資料生產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生產力，另一方面是在這種生產力水平下人們結成的一定的生產關系。這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就構成了一定的生產方式。所以，馬克思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三個主要事實后才會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的、與人口相比顯得驚人巨大的生產力，以及雖然不是與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資本價值（不僅是它的物質實體）的增加，同這個驚人巨大的生產力為之服務的、與財富的增長相比變得越來越小的基礎相矛

［25］盾，同這個日益膨脹的資本的價值增值的條件相矛盾。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于封建社會中后期部，而直到1825年，英國才爆發

了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這說明了僅僅具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內容要素還不足以導致經濟危機的發生，還需要一定的形式要素。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之初之所以沒有危機是因為社會經濟處于簡單商品經濟階段，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小生產是整個社會的主要經濟形式，生產是面向個人而非市場并且市場也是被分割開的。而到了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在整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生產是完全面向市場并且市場實現了統一。由此發生了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內容要件，市場經濟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形式要件，兩者的結合，為經濟危機的發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與現實性。

既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經濟危機的發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與現實性，那么，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由于大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客觀存在，是否也會使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定時期內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經濟危機發生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呢？

三、社會主義與經濟危機的研究將成為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新生長點

2007年，社會主義國家越南發生了經濟危機，2008年底，社會主義中國也陷入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由此引發了學者對社會主義與經濟危機問題的研究。

很早就有學者提出，經濟危機并非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現象，只要存在商

［26］品生產的交換，就有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具有產生經濟

［27］危機的潛在條件和可能性。有學者通過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些宏觀經濟指

［28］標進行分析，證明了經濟危機的一些現象在我國的客觀存在。還有學者提出，列寧和斯大林曾經提出過社會主義也可能存在經濟危機的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

［29］經濟危機理論的發展。由此學界關于社會主義與經濟危機就形成了三種主要觀

點：1．經濟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社會主義不存在經濟危機。2．經濟危機根源于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與現實性。3．在社會主義計劃、市場兩種經濟體制中，均有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與現實性。

對于上面提到的三種觀點，前兩種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已有論述，在這里不再重復。對于第三種觀點，筆者認為持該種觀點的學者將列寧、斯大林論述經濟問題時所提到的因一個國家的具體經濟政策的失誤而發生在這個國家內部的、主要

表現在經濟上的危機與馬克思所論述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混為一談。由于政府一些決策的失誤而導致經濟上出現一些危機，這是任何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或多或少會遇到的問題，這樣的經濟危機與馬克思所論述的經濟危機存在本質上的區別。

根據經典作家們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徹底否定的基礎之上的生產力高度發達的一種經濟社會形態，在這樣的經濟形態中，自然不會發生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發的經濟危機。但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基礎之上，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資本主義發展還遠遠不夠，這些社會主義國家急需的不是消滅對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構成束縛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是否定市場經濟，而是盡快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的工

［30］業化。因此，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客觀存在，就成了無法回避的現實。在上文中筆者已經提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內容要件，市場經濟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形式要件，兩者的結合，為經濟危機的發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與現實性。這樣，本來與社會主義無關的經濟危機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具備了發生的可能性與現實性。

雖然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屬于同一根源，但與不同的社會制度相結合使它們之間又存在本質區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市場經濟中將不斷減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將不斷增多。兩者此消彼長的最終結果將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完全取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主義國家也將徹底擺脫經濟危機的困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生的經濟危機作為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的新事物，它的本質是什么？它又有哪些特點？它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間又存在怎樣的區別以及它本身的發生機制又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的新問題都有待于做進一步的研究。這無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還是對推進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中國化研究，都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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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侯賢磊，男，1983—，河南虞城人，廣西民族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08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化。聯系電話：***，電子郵箱：.（通信地址：廣西南寧市大學東路188號廣西民族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郵政編碼：5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