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論公務員薪酬狀況研究述評

公務員薪酬制度是社會薪酬制度體系中一個不可分割卻又相對特殊的重要組成部分。現行的公務員薪酬制度已穩定運行10余年，在推行公務員制度和保障社會穩定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但伴隨著我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現行的公務員薪酬制度在運行和管理中也逐步暴露與外部環境不相適應的結構性障礙因此，考察公務員整體薪酬現實狀況，并揭示其運行和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對于我國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薪酬，作為評價個人價值的經濟尺度，是組織用來吸引、留住和激勵員工的主要手段。而公務員薪酬制度是社會薪酬制度體系中一個不可分割卻又相對特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直接關系到公務員個人的經濟利益，又涉及到社會公平的價值目標，更是政府吸引優秀人才、穩定公務員隊伍和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保證，對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發展都會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因而，受到各國政府的普遍重視。在1993年實施的薪酬制度改革中，機關與事業單位的薪酬制度相脫離，建立了相對獨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務員薪酬制度體系。現行的公務員薪酬制度體系已穩定運行10余年，在推行公務員制度和保障社會穩定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但隨著我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公務員薪酬制度在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中也逐步暴露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結構性障礙和問題。因此，考察公務員整體薪酬現實狀況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公務員薪酬制度運行和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對于我國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公務員整體薪酬的現實狀況分析

1993年，在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同時實施了第三次薪酬制度改革，其主要目的在于建立適應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務員薪酬制度。經過10余年的逐步發展和完善，現行的公務員薪酬制度在穩定公務員隊伍和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發揮了較大的作用。公務員整體薪酬狀況主要表現為:

1.工資水平穩步增長。工資水平是用來衡量員工個人價值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經濟尺度。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以來，公務員工資水平也不斷穩步增長。一方面，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公務員工資水平的增長提供了強大的經濟動力。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要求公務員工資水平保持合理比例的增長，同時，也為公務員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堅實的財政保障。另一方面，自1993年建立公務員制度以來，國家分別在1997年、1999年、2001年1月、2001年10月和2003年連續5次給公務員加薪，折射出對提高公務員隊伍薪酬待遇的重視程度。從行業平均工資水平看，國家機關的平均工資水平一直在穩步提升。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及社會團體的平均工資水平在國民經濟巧大行業中的排名也從1995年的第12名逐步上升到2002年的第7名。

2.工資結構趨于合理。國家行政機關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公務員薪酬與社會其他行業相比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在1993年的第三次工資制度改革中，我國在總結40多年來實行的職務等級工資制和以職務為主的結構工資制的經驗基礎上確立了符合機關特點的職級工資制度，迄今已穩定運行十余年。職級工資制由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基礎工資和工齡工資四個部分構成，結構合理，綜合體現了影響工資的多個因素和成分，職務工資和級別工資構成職級工資的主體。職務工資是根據公務員職務高低、責任輕重、工作難易程度和職務貢獻確定相應的工資標準，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級別工資則按公務員的能力和資歷確定工資標準，公務員的級別共分為巧級，一個級別設置一個工資標準。基礎工資按照大體維持公務員基本生活費用來確定，各職務人員均執行相同的基礎工資，旨在保障公務員的生活質量。工齡工資按公務員的工作年限確定工資標準，主要體現公務員的積累貢獻。

3.地區薪酬模式呈現多樣性。我國政治和經濟環境的變化對現行的薪酬制度體系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為了適應這些變化，地方政府開始不斷探索更具公平性和激勵性的薪酬改革模式。當前，在現行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下，我國不同省市之間的公務員薪酬模式日益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在中央集中管理和領導下，具有獨立財政權的地方政府根據本地區的經濟發

展水平和財政狀況自主、科學而合理地制定相適應的薪酬改革模式。各地區在制定各自的薪酬模式的過程中，充分運用薪酬杠桿的激勵效應和優化人才資源配置的功能，以期達到提高行政效能、吸引和留住政府急需的稀缺人才及反腐倡廉的目的。因此，在綜合考慮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財政狀況、公務員工資現狀等因素，同時借鑒國外發達國家公務員薪酬制度的基礎上，部分地區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政府主導型的公務員薪酬改革模式，目前，由于我國市場化程度還不是很完善，已在部分地區實行的薪酬改革模式有所區別，內容豐富多樣。如圖表所示。

二、公務員薪酬管理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析

現行的公務員薪酬制度在我國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穩定作用，使國家公職人員順利過渡為政府公務員。但公務員制度建立并穩定之后，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人和社會的巨大發展，現有的公務員薪酬制度在運行和管理中逐步凸顯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結構性障礙，人員激勵不足，難以體現薪酬制度的公平性原則和激勵性原則，導致優秀專業人才大量流失的局面。根據人事部對1998至2002年21個部委抽查的結果表明，4年間流失本科以上公務員達1039人，占同等學歷公務員總數的8.8%，其中，經濟、和技術部門人員流失尤其嚴重。

1我國公務員薪酬制度還未被納入法制化管理的軌道。

國外發達國家非常重視公務員薪酬制度的法制化建設，無論是公務員工資水平的確定、增長的原則、調整的依據、薪酬制度的運行和控制等均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如美國早在1962年頒布了《聯邦工資法》,1970年和1978年又先后頒布《聯邦工資比較法》和《文官改革法》;日本有《國家公務員法》;德國的《聯邦工資法》等。而迄今為止，我國公務員工資制度的基本原則和依據沒有以法律形式系統、完整地表述出來，由于無一套成型的公務員工資法出臺，因此在工資的設計、調整、福利增補上都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這反映我國用法律來管理國家公務員薪酬制度的進程仍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近年來，政府連續5次給公務員加薪引起很大爭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工資的調整水平、調整程序上均缺乏客觀依據和法律規范，導致人們對公務員加薪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產生質疑。

2.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相對偏低。

公務員從事復雜的腦力勞動，在其身上也形成了較多的人力資本，因而，公務員工資水平是人力資本形成和運作的內在的必然要求。就我國公務員工資水平的現狀而言，從縱向看，自1993年以來，公務員工資水平保持穩定增長的態勢;但從橫向看，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在國民經濟各行業中處于相對偏低的水平。根據中國統計數據顯示，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的平均工資水平在2001年第一次達到社會各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在15大行業中排名第7位。而2002年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對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大城市居民的一項調查

顯示，僅17.1%的受訪者認為現階段中國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偏高，48.2%的受訪者認為其工資水平適中，另外34.7%的受訪者則認為偏低。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現階段公務員工資水平仍處于中等偏低的區位。尤其對于公務員系統中處于較高層次的公務員崗位而言，目前的制度工資水平難以反映崗位所承擔的職責、工作復雜度和相應的價值貢獻，無法體現按勞分配原則和人力資本的價值，工資水平缺乏外部競爭性我國加人WTO之后，公務員素質和能力的提升在國家綜合國力的競爭中將越來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人才競爭將越發激烈的今天，公務員工資水平相對偏低的現狀將不利于吸收并留住優秀人才，不利于保持公務員系統的穩定性和先進性。3.公務員內部薪酬分配中平均主義傾向較嚴重，無法充分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和激勵功能。

公務員薪酬結構主要包括基本工資、津貼和福利三個組成部分，在公務員薪酬制度中發揮各自獨特的作用，其中，工資在薪酬結構中占主導地位，是薪酬結構的核心部分，是按勞付酬原則的重要體現。在我國的職級工資制中，主要依據職務來計量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勞動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從橫向看，因工作系列的不同使得擔任同一職務的公務員在承擔責任、工作復雜性和能力以及貢獻上有顯著不同，相應的在工資分配上也應有所區別。但現行的薪酬制度忽視不同工作系列對知識、能力具有不同要求的客觀現實，簡單地以職務作為標準來衡量公務員的工作量，客觀上導致了薪酬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傾向，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強化了“官本位”意識。其次，從縱向看，工資標準的起薪點(指基礎工資)過低，職務之間的級差太小，很難體現對生活成本、責任風險、職務貢獻的補償意義。基礎工資是用來維持公務員基本生活費用而確定的，而目前，經過連續加薪之后，公務員的基礎工資標準從1997年的50元上升至2001年的230元，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與經濟發展水平和物價水平的提升相比，該標準仍偏低。從職務級差來看，同一檔次的不同職務工資差不超過250元，一般在70-80元左右;同一職務工資檔次的級差最高差額為120元，最低差額是12元，平均在30-40元之間，職務間的級差非常小，一定程度的平均化現象仍存在。實際運行中，根據2001年廣東省統計局等單位對該省市機關公務員工資狀況的調查，公務員工資差距正逐步擴大，高級公務員的工資太低，差距沒有拉開。以2001年10月公務員工資調整后的標準計算，公務員中正廳級的基本工資最高才1911元，而一名普通科員的基本工資最高也有895元，僅相差1.1倍，這不能很好地反映出不同職務級別在履行職務上的勞動差別，職責與報酬不對等，加劇了平均主義傾向，不利于工資激勵機制作用的發揮。此外，職級工資結構過于固定，缺乏必要的彈性，無法體規同一崗位公務員之間在能力和績效水平上的差別，直接導致“干與不干一樣”、“干多與干少一樣”、“干好與干壞一樣”，平均主義傾向嚴重。公務員薪酬分配制度欠缺內部公平性，這不僅難以發揮出薪酬分配的激勵功能，還會引發優秀的專業人才流失等負面效應，必須加以改革。

4、以職級工資為主的薪酬主系統與以獎金、津貼為主的薪酬輔系統倒掛，弱化薪酬制度的宏觀調控管理的職能。

工資、津貼和福利三個組成部分在公務員薪酬結構中的性質、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工資居主導地位，構成薪酬制度的主體，是按勞分配原則的重要體現;津貼是對工資的重要補充，其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彌補各地區物價水平不同而造成的基本生活成本的差異;二是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均衡，津貼可滿足公務員保持與當地企業相當層次人員的相近生活素質而產生的訴求;三是對于在特殊環境和特殊崗位上工作的公務員所付出的額外勞動的補償，福利是公務員薪酬制度的必要補充，它解決的是公務員的生活負擔、共同物質文化需要和社會保障等問題。

從實際運行看，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物價水平的差距，地區之間公務員的收人差距正在擴大，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我國機關的平均工資水平最高省與最低省在2001年的平均差

距達到近3倍;而即使在同一省不同縣市、不同部門之間的薪酬也極不均衡，缺乏科學性和合理性。根據2001年廣東省統計局的調查，同一地區不同單位的公務員執行不同的工資政策。以廣州市為例，從職務看，廣州市機關公務員正廳級至副科級平均比廣東省直廳局單位公務員相應職務要高出1000元左右;在市直機關和省直機關各單位中，部門之間的工資差別也很大，稅務部門單位正處級月平均工資比檔案部門單位正處級要高出1000元左右;即使同在廣東省，工資政策也各不相同，并相差懸殊。梅州市公務員的工資只相當于深圳的幾分之

一。根據薪酬結構進行分析可知，薪酬不均衡集中表現在以職級工資為主的薪酬主系統與以獎金、津貼為主的薪酬輔系統倒掛，由各地區、各部門自行發放的制度外工資收人在公務員總薪酬收人中所占比重過高，從而導致地區間、行業間和部門間的薪酬存在較大差距。目前，機關的基本工資基本能按照國家統一規定的工資制度正常運行，但基本工資之外的津貼、補貼名目繁多，標準和渠道也各不相同，據調查，經濟發達地區的總薪酬收人一般要比其基本工資高出幾倍。這使得由國家統一制定的制度性的工資收人對公務員尤其是發達地區和權力部門的薪酬總收人影響很小，大大弱化了國家薪酬制度的宏觀調控力度。

5、公務員薪酬制度的運行機制尚不完善，欠缺科學性和合理性。

相對于其他行業，公務員群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們既是社會公共資源的掌控者和管理者，又是社會公正和公平的維護者。公務員的工資支出屬于國家財政支出的一部分，而這主要來源于納稅人繳納的財政稅收。因此，公務員的薪酬水平的確定涉及到財政再分配的公共問題，應經過科學測算。目前，以美國、日本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公務員薪酬水平的確定上建立了完善平衡比較機制:由薪酬調查部門定期跟蹤企業中相同或類似的崗位的工資水平，以此為依據，對公務員的薪酬水平進行動態調整。可見，在市場經濟體系比較完善的西方國家，公務員的薪酬水平的決定已經市場化。我國原則上規定公務員工資制度的運行應遵循正常增資原則、平衡比較原則和物價補償原則，即公務員工資標準應根據國民經濟的發展、國有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的增長和物價指數作出相應的調整。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并未完全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公務員工資水平的評估機制來及時調整公務員工資標準。一方面，當前公務員工資標準的調整水平、調整程序和調整時間缺乏法制化管理。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務員工資標準也應隨之調整。但在1993年至1997年間，公務員的工資沒有調整過;而在1 999年至2003年間，則連續4次調整公務員工資，以“小步慢跑”的形式彌補公務員工資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但無論是調整標準的確定，還是調整程序和調整時間都沒有通過科學、公開的方式進行分析和論證，法律依據不足。另一方面，我國公務員系統建立的與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的工資大體持平的工資決定機制已經滯后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其局限性逐漸暴露。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人，我國國民經濟中所有制結構已發生很大變化，這使得該規定已存在諸多不科學的因素，表現在:第一，目前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國有經濟的比重正逐步降低，其對社會工資水平的代表性顯然不足;第二，按照市場經濟的公平原則，集體、外資、私營等經濟形式都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其在國民經濟體系中所占比重逐漸上升，僅將公務員工資與國有企業相比已經缺乏實施比較的客觀的現實依據;第三，從工資比較內容看，僅就平均工資進行比較，過于籠統，缺乏科學性和合理性。因而，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迫切要求對現行的公務員薪酬制度的運行機制加以改革，逐步建立起法制化管理機制、競爭激勵機制、民主監督機制和調控約束機制相結合的科學、合理和公正的公務員薪酬制度運行體系。

三、結語

現行的公務員薪酬制度在建立和推廣公務員制度之初發揮了穩定的作用，近十年來，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穩步增長，工資結構日趨合理，而地區薪酬制度改革模式也日益多樣化。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現行的公務員薪酬制度在運行和管理中逐步表現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結構性障礙:公務員薪酬制度還未被納人法制化管理的軌道;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相對偏低;公務員內部薪酬分配中平均主義傾向較嚴重，無法充分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和激勵功能;以職級工資為主的薪酬主系統與以獎金、津貼為主的薪酬輔系統倒掛，弱化薪酬制度的宏觀調控管理的職能;公務員薪酬制度的運行機制尚不完善，欠缺科學性和合理性。現存的這些問題折射出我國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的復雜性和系統性，它既要體現公務員體系內部的公平和效率價值目標，還應將內部公平和社會公平價值目標相統一，此外，作為社會系統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還必須與人事制度改單的其他措施相配套，完善職位分類制度，健全科學而公平的績效考核制度和人員晉升制度等，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公務員薪酬制度領域存在的諸多問題。

第二篇：公務員薪酬制度研究讀書筆記

公務員薪酬制度研究讀書筆記

一． 相關理論綜述

二． 中外實踐比較

1.美國政府對公務員的績效評價不只是適應形勢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從法律法規到政策都作出了一套完整的規定，以保證對公務員績效評價制度的有效施行。美國法律在第 5 部分第 43 章中規定，要給公務員確定關鍵績效指標并用精確的方法進行衡量其工作績效，用“不可接受的績效”的判斷結果作為沒有滿足績效標準的，這個績效標準在關鍵性績效指標中可以是一個方面的，也可以是多方面的。這條法律規定表明，公務員的工作必須達到相應的績效標準，即 “保留績效標準”，對于未達到者，將以 “不可接受的績效”來給予降職或調離的行政處罰。因此，在實踐中，就出現了用 “達到/未達到”的績效評價方法來判斷公務員的工作績效是否達到了標準。在這樣的績效管理中，制定任何高于 “保留績效標準”的績效標準都是違背法律初衷的，法律的根本意圖是制定適合公務員，但又具有一定的難度的“保留績效標準”。[胡曉東，劉蘭華.美國聯邦政府公務員績效評價及其啟示[J].中國行政管理，2012,（02）：99-103] 2.三． 存在問題分析

1.現行的公務員薪酬結構主要由基本工資、津貼、補貼和獎金構成，其中基本工資實行的是全國統一的標準，在公務員總薪酬中的份額較小，由中央財政支付，而各項補貼、津貼一般占公務員總薪酬的60％－70％左右，且由地方財政安排，并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如果某一公務員月職務工資是2000多元，那么，其月津、補貼收入一般有5000－6000元左右，這與國際上公務員津貼在其總薪酬中約占10％－40％［高永華，俞閻紅.中外公務員養廉制度的比較與思考［J］．檢察實踐，2005，（04）．］左右的比例顯然是不一致的。

2.從本質上來看，就是目前有關我國公務員薪酬的法律、法規尚不健全，雖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作為法律依據，但其中有關公務員薪酬的規定，原則性較強，缺乏可操作性，各級公務員的薪酬水平尚未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用法律來管理國家公務員薪酬仍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王濤．我國公務員工資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革方向［J］．中國商界（下半月），2010，（11）：194－195．］迄今為止，我國尚無一套系統、完整的《公務員薪酬法》 能對公務員薪酬體系的單一性和確定性標準提供法律保證，由此也很難從根本上杜絕一些地方或部門在薪酬上的集體腐敗現象。

3.在目前公務員實行的職級薪酬制度中，級別與職位較高的公務員收入較高，而實際消費卻較低；現在，地位越低的公務員，收入越低，可交通、通信、醫療等各種支出反而更大。這樣的一升一降，導致公務員隊伍中的貧富差距進一步被拉大。公務員職務補貼與職務消費差距過大這一制度缺陷是造成這一后果的根本原因。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公費出國三項開支一年總數達9000億元以上，幾乎相當于全國財政收入的30％左右。其中擔任領導職務的公務員每年“官車”支出達4000多億元，全國每年公款吃喝超過2000億元，二者共消耗財政資金達6400億元之巨，大致相當于財政收入的20％，相當于3個三峽工程的建設費用。而造成目前這種亂象的根本原因，除去薪酬制度及其考核制度本身的缺陷外，還有相關監督管理制度的漏洞，尤其是現行職務消費的監管制度約束力不強、責任追究制度不能有效的實行。[高彩萍,李景平.對“公務員薪酬亂象”的思考［J］.行政與法，2013，（01）：10-15] 4.由于我國現行的公務員薪酬制度是以職務與級別作為公務員薪酬的依據，并將公務員職位劃分為綜合管理類、專業技術類和行政執法類等類別。但這一公務員職位分類過于單一，在薪酬分配中并不能體現出職位的專業化等特點，對公務員的激勵明顯存在不足。從國際上來看，公務員薪酬制度的總趨勢是朝著強調專業化方向發展，如美國對聯邦公務員分為一般行政人員、高級行政人員、行政長官、國會人員、司法人員、郵政人員、藍領工人等九類公務員，且不同種類及級別的公務員的薪酬對應不同的工資級別和檔次。

5.首先，我們的研究顯示，在過去數十年間，經過 6 次大幅度調薪，公務員的薪酬已有實質的改善。從調薪的效果看，庫克所說的“低工資和低消費”運行模式已經有了根本的改變。從絕對和相對(跟其它行業人員相比)的層面來看，公務人員的薪水都不能算低（一般認為，除了正式工資外，我國公務員還有其他灰色收入。如果考慮了這些灰色收入，公務員的實際收入事實上是更高的。因此，以薪養廉的實效更值得懷疑）。其次，現有數據表明，盡管反腐的力度在不斷增強，公務人員薪酬有實質提高，腐敗程度并不處于減弱狀態。在公務員 6 次薪酬提高中，級別較高的干部的工資有更大的改善。但是，與此同時，大要案率卻一直處于上升狀態。越來越多的高級干部被移送司法機關。坦言之，腐敗的衡量問題是非常棘手的。腐敗個案數量不能與腐敗嚴重程度掛等號。因此，本文使用了多種衡量方式，包括腐敗的類型，腐敗案件的案值，移送司法機關的概率，以及腐敗的潛伏期。所有這些指標指向一個共同結論: 腐敗發生與發展的勢頭仍在，并沒有隨公務員工資上升而減弱。因此，以薪養廉更多的只是一種良好愿望而不是事實（香港是高薪養廉的范例。事實上，香港官員清廉是多種因素綜合的結果(Manion，2004)。）。[公婷,吳木鑾.關于以薪養廉有效性的探討: 基于中國的經驗[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05）：117-129] 6.明確相關法律法規、倫理原則的含義及實際操作性。這是我國現階段公務員薪酬公平性定位的客觀需要，也是提升我國現階段“國家制度中的道德品質”的客觀需要。同上所述，無論是1985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國營企業工資改革問題的通知》中提出“企業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工資改革和工資調整脫鉤”［國務院關于國營企業工資改革問題的通知［S］（國發［1985］2號）.］，1993年發布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國家公務員工資水平與國有企業相當人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大體持平”［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S］（國發［1993］125號）.］，還是2006年，《公務員法》再次提出的“與企業相當人員”的對照比較原則。粗略地看，這些表述均與相關的普世價值比較一致，但這些原則都未明確界定 ：公務員工資的內涵是什么，是否包括他們享有的各類津貼和補貼，應參照什么行業及什么類型的企業確定等。因此，在“按勞分配”、“按要素分配”等對各行業均有指導價值的空泛的倫理原則外，并沒有內涵比較清晰、有實實在在操作性的、對我國現階段公務員薪酬公平性可以發揮指導作用的法律法規或倫理原則。這是我國現階段公務員薪酬確定嚴重失序的要因，也是社會其他階層對公務員薪酬公平性負面評價占據主導地位的源頭。在我國現階段，公立學校教師、公立醫院醫生等國家雇員謀求自身利益時的重要策略取向，是力爭本階層的薪酬與作為國家雇員的另一階層——公務員——掛鉤。由此造成了并可能進一步放大國家雇員和非國家雇員間的更大規模的薪酬確定失序。這對政府構建和諧社會的努力，無疑是深層次的挑戰之一。7.四． 思路與對策

1.對公務員的薪酬體系進行變革,可以借鑒新加坡及我國香港的經驗,實行單一貨幣工資制和財產申報制。單一貨幣制有以下優點:可以簡化工資計算、發放及合適的程序,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可以使公務員工資水平具有更大的可比性,準確定位公務員的收入狀況,便于適時調整;便于公務員之間及與社會其他行業之間進行比較,從而使工資的激勵作用明顯化。在單一貨幣工資基礎上進行的全面財產申報可以有效反映公務員的收入狀況,及時發現其非正當收入,從而增加腐敗的風險成本,起到監督和預防腐敗的作用。2.公務員薪酬水平的確定應與本地物價指數緊密掛鉤。美國政府時刻根據物價指數的變動情況，動態調整公務員薪酬水平，使其生活水平避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這樣既持了與外部市場的競爭力，也沒有額外增加財政壓力。我國《公務員法》第七十五條明確規定公務員的薪酬水平應與國民經濟發展相協調，與社會進步相適應。但國民經濟發展的具體指標依據沒有確定，使得其公務員薪酬調整沒有一個具體明確的標準，隨意性很大，與其他行業薪酬差距過大。

3.實行寬帶薪酬，增強我國公務員彈性薪酬制度。美國商務部于 1998 年根據其內部職位性質的不同，對一般公務員職位劃分為四種類型：科學與工程師類，行政管理人員類，科學與工程技術員類，并對各類人員的薪酬范圍進行了寬帶化的設計，將原來 15 個薪等縮減為 5 個薪等。盡管這樣的做法仍以職位等級為基礎，但在不突破現有薪酬制度的前提下，寬帶薪酬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完全按照等級確定薪酬的傳統做法，更能反映公務人員的能力和績效，同時擴大了內部等級之間薪等差距，有助于提高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當前我國公務員實行的是統一的職級薪酬制，薪酬整體水平偏低，激勵效應不明顯，人力資源未有效開發等問題層出不群，難以適應政府扁平化變革的需要，因此將等級薪酬制轉向績效薪酬制，同時在具體科學的職位分析基礎上，緊密結合公務員的工作績效，推行靈活，彈性的寬帶薪酬制，是公務員管理的科學化，現代化所必需的。4.從公共服務的供給方—政府一方來說，許多制度改革是必需的。一是立法機關需要出臺操作性較強的《利益沖突法》和《官員財產申報法》（過勇(2010)建議出臺《反腐敗法》）。這些法律的出臺有助于政府內部的監督，也便于民眾對官員的監督和制約。二是中央層面要出臺并推行可行的財政改革。即使是公務員的報酬較高，財政管理的各種漏洞也會“吸引”腐敗官員損公肥己。近年來，嚴重的采購腐敗就反映當前財政管理仍有巨大的改進空間。同樣的問題也適用于國庫管理和各種預算外資金的管理。三是分權改革需要問責機制的有效配合。許多人認為分權改革給中國官員腐敗提供了機會。比如土地腐敗案件近來引起公眾的關注。事實上很難把腐敗簡單歸咎于分權改革。我國的分權改革沒有相應的問責和監督機制作為配套，因此分權容易被地方腐敗官員所利用。從公共服務的接受方來說，有效的廉政建設需要公眾參與和社會監督。比如，在政府項目的外包中，腐敗官員可利用各種漏洞謀取私利。而提高公眾參與監督的力度，腐敗的機會就可以受到有效限制。許多國家廉政建設的經驗表明，廣泛、有效的公眾建言、舉報和監督機制可以大大地提高反腐的效果。此外，類似的經驗也表明，公眾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參與也可以有效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防止官員以權謀私。在這方面，雖然我國有《聽證法》，公眾對各種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仍然相對較低。政府需要改進包括聽證在內的各種吸納民意的渠道的質量和吸引力。這樣，廉政建設可能會更為有的放矢。[公婷,吳木鑾.關于以薪養廉有效性的探討: 基于中國的經驗[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05）：117-129] 5.

第三篇：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正在研究

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正在研究

針對當前熱議的公務員工資話題，全國政協委員、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何憲5日下午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回應，目前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正在研究當中。

兩會期間，公務員工資的話題持續引發熱議。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何香久建議“給基層公務員逐步漲工資”，引發各方關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也對媒體表示，外交部的基層公務員工資不高，在北京靠工資既買不起房也租不起房。3月5日下午，何憲在參加福利保障界分組討論前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正在研究當中，何時出臺還沒有具體的時間表。

值得注意的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5日上午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要“改革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在事業單位逐步推行績效工資”。

第四篇：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述評

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研究論述

作者：賀驍 金毅 雷淼 李廣宇 李元鋒 朱思潼

摘要：從2003年起，中國進入新一輪經濟上升周期，既不同于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期的全面經濟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脹，需要緊縮性的宏觀調控來治理；又不同于前幾年經濟偏冷和通貨緊縮趨勢，需要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政策來治理。

關鍵詞：貨幣政策 宏觀調控 有效性

正文：每個時期的宏觀經濟政策都不盡相同，宏觀調控的目標簡單作答就是：促、增、穩、保。也就是老師講到的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但每個國家的政治體制與經濟環境又不盡相同，單單對于我國來說。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抑制通貨膨脹，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實現經濟穩定增長。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我國宏觀政策的更迭及其對我國經濟的有效影響。為了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襲擾，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連續5年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此舉對刺激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充分顯示了危難時期“雙木撐天”的巨大威力。時至今日，隨著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的提高和財政大規模基礎設施項目投資效應的遞減以及“擠出效應”的出現，財政政策要逐步淡出歷史舞臺，轉由貨幣政策“獨木撐天”，單獨承擔啟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歷史任務。為此，我們認為，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就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對于我國來說，直到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才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因而新中國真正的貨幣政策實踐距今尚不足30年。1984年以來，中國經歷了反通脹(1984--1997)與反通縮(1998--2005)正反兩方面的貨幣政策實踐，取得了一定的經驗。與之相對應，我國學術界對貨幣政策亦進行了激烈的討論。這里，我們從貨幣政策能否發揮作用、貨幣政策為什么難以有效發揮作用以及如何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途徑三個層面上分別進行述評。

(一)貨幣政策能否發揮調控作用

關于貨幣政策能否有效發揮調控作用，據不完全歸納，中國經濟學界主要是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對財政政策的作用過分突出強調，甚至否定貨幣政策的有效作用。第二種觀點認為，貨幣政策作用具有非對稱性即治理通貨膨脹得力而治理通貨緊縮乏力。第三種觀點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態度。

(二)目前貨幣政策為什么難以發揮作用

我國現階段寬松的貨幣政策之所以難以發揮作用，原因是政策的作用被抵消掉了。具體地說是社會公眾的預期心理、經濟體制的因素、政策運作機制的副作用和政策的“擠出效應”抵消了貨幣政策的作用。另外，當前我國國民經濟活力不足，主要不是貨幣供給量的問題，而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存在體制性梗阻。比如信用制度不健全、金融組織結構欠佳、產權制度和利益機制障礙及管理偏差等。

(三)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途徑

針對導致中國貨幣政策效應不佳的國民經濟運行環境與貨幣政

策傳導機制存在的問題，我們從不同的分析角度提出了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途徑。如何繼續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關鍵是要解放思想，提供政策環境；增強社會公眾對經濟、金融的信心；從我國貨幣政策發展史來看，貨幣政策對反通貨緊縮是可以有所作為的，通貨緊縮時期應該實施“積極主動的貨幣政策”。積極主動的貨幣政策是指適度擴張貨幣供給，一方面避免經濟衰退階段信用惡化、貨幣流通量過度緊縮，經濟衰退情況進一步惡化，另一方面為了積極配合其他政策的實施，刺激經濟回升。對于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梗阻的辦法：首先需要認識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的地位和作用，其次，要規范銀行金融機構的行為以及改善疏通渠道要考慮解決貨幣供求傳導機制的核心一社會信用制度的建設這一根本問題。

我國的經濟學家也對如何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考慮再三，他們指出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運行效率，可在以下方面做工作：處理好防范金融風險和擴大銀行信貸的關系；擴大基礎貨幣投放，探索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新渠道；擴大商業銀行對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改進窗口指導的方法，加大商業銀行對有效益、有市場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進行投融資體制改革；創造條件，把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逐步改造為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改變中央銀行在實施貨幣政策時唱獨角戲的局面；進一步開拓農村金融市場，完善金融組織體系；進一步改革貨幣市場體系，建立統一高效靈活的貨幣市場等。可見，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在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國民經濟運行環境相適應，所以我們提出的對策思路亦集中在暢

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改善國民經濟運行環境上。

我國現在采取雙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質上就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中性宏觀經濟政策。所謂“中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相對于擴張性政策和緊縮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種有保有壓，有緊有縮，上下微調，松緊適度的政策。從以前治理通貨緊縮時期的適度從松的宏觀調控政策向目前的中性政策調整，客觀上具有從緊的效果，能起到抑制一些部門過快的投資需求，防范由通縮轉向通脹趨勢的作用。

學生認為，當前國家的宏觀調控措施綜合考慮了各方面的因素，果斷有力，適時適度，區別對待，注重時效。只要我們全面、準確、積極地理解和貫徹中央加強宏觀調控的方針政策，就一定能夠消除經濟發展中的不健康因素，使國民經濟朝著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周正慶主編，《深化金融改革，促進經濟發展》，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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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曹鳳歧主編，《中國投資基金的崛起》，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鳳凰周刊》2010.5

第五篇：近年來經濟危機研究述評

近年來經濟危機研究述評

侯賢磊

摘要：從美國次貸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市場經濟與經濟危機、社會主義與經濟危機等方面，對近年來關于經濟危機的研究進行綜述，并提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內容要件，市場經濟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形式要件，兩者的結合，為經濟危機的發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與現實性。

關鍵詞：經濟危機；研究；綜述

近年來，學界對經濟危機的討論有增無減，這大概與兩個因素有較為密切的關系：1．從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逐漸發展成為全球金融危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2．隨著社會主義國家市場經濟改革步伐的不斷深入，越南、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也相繼遇到了經濟危機的困擾。國內學者近年來對美國次貸危機與全球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與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與經濟危機等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提出了許多深刻而有啟發性的觀點。鑒于此，對近年來經濟危機研究進行綜述，有非常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美國次貸危機與全球金融危機的研究凸顯當前理論研究熱點

發端于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經過短暫時間的發酵，在2008年底迅速演變為全球性金融危機，一時間，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成了理論研究的熱點，許多學者在方面做了大量有價值的研究。

關于次貸危機，有學者通過大量創新房貸的推出這一現象分析信用鏈條的擴

［1］張，從而提出次貸危機本質上是一種信用危機和信用衍生品危機。也有的認為

［2］次貸危機的根源是經濟過度虛擬化。有學者從利益主體的需求具有貪婪性出

發，認為壟斷金融資本的貪婪性通過一個個“金融創新”來實現，金融創新又突

［3］破實體經濟服務的限制而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還有學者認為，金融企業不

顧觸犯金融道德風險，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桿，使金融風險不斷積累并超出了金融體系所能承受的臨界點，進而引發了銀行危機、信用違約危機、債務危機、美元

［4］危機等一系列連鎖反應。有的學者則堅持次貸危機本質上仍然屬于資本主義生

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他們利用馬克思主義生產過剩理論對次貸危機進行深入分析，提出美國次貸危機本質上是房地產市場的生產相對過剩，次級貸款的相關

［5］產品發展導致的信用過度擴張及借貸資本過剩又是其直接原因。次貸危機的根

［6］源仍然脫離不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還有學者則直接指出美國次貸危機是資本

［7］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

關于金融危機，有學者提出，這次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虛擬經濟

［8］脫離實體經濟過度膨脹”后出現的資產泡沫破滅。也有學者認為其根源是過去

二十多年里美國過分地追求完全自由市場競爭的結果，它再次暴露了自由競爭市

［9］場的缺陷。在沒有約束的自由競爭市場中，以擴大信貸消費去緩解生產擴大與

消費能力相對縮小的矛盾加速了金融泡沫的發展，這個矛盾經過長期的積累、發

［10］酵終于爆發危機。還有學者提出，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其

［11］具體形式之一——生產與消費的矛盾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證。此次金融危機就

是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它是由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引起的，這個基本矛盾就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和生產的社會化的矛盾，金融危

［12］機發生的根源還是在實體經濟。還有學者通過商品的內在二重性矛盾入手，提

出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機爆發成為必然現實，美國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的［13］制度性危機。它的根源不在什么監管不力、信心不足等，而是資本主義制度本

［14］身深層次的矛盾積累。

二、經濟危機與市場經濟的研究構成當前經濟危機研究亮點

隨著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普遍建立以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全球化，經濟危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研究成為了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關注的對象。

有學者從最抽象最一般的視角出發，認為經濟危機本質上是商品經濟條件下

［15］的基本現象。也有學者提出，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成果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及

其表現，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及其表現，經濟危機是市場經濟的正常“生理現

［16］象”，與社會制度無關。有學者對經濟危機爆發原因進行分析后指出，由于我國運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以有必要探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經濟危機的［17］關系，進而提出經濟危機的爆發是市場經濟的正常現象。也有學者將資本主義

經濟危機根源闡述為生產的社會化（與比例化）與生產資料經營權分散化（與市場化）的矛盾，進而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同樣存在這樣的矛盾，由此就

［18］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危機成為可能。

有學者通過對經濟危機理論的回顧以及對二戰以后經濟危機的新特點的分

［19］析指出，經濟危機是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產物。只要存在商品就有

［20］經濟危機爆發的可能，商品本身的矛盾是經濟危機的根源。有學者則通過對馬

克思生產關系兩重性理論及其方法的研究，提出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中經濟危機僅僅是可能性，只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才能變成現實的論述，其精神

［21］實質還是說經濟危機根源于商品經濟關系。還有學者則提出了“世界市場經濟

危機”的概念，并認為任何國家、任何制度的社會只要是發展商品經濟，或是進

［22］入世界市場體系，就客觀存在一般經濟危機的兩種可能性。以上觀點看似較為

合理地解釋了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經濟危機問題。但也有學者提出了反駁觀點，認為當前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等問題，主要是受國外新自由主義引發的危機沖擊和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制約而產生的，危

［23］機并不來自在社會主義制度內。經濟危機仍然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基因病。

由此形成了兩種鮮明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危機根源于市場經濟，具體應該叫做市場經濟危機；另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經濟危機即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筆者看來，以上兩種觀點都有待商榷。

按照“危機一般→危機特殊→危機個別”的研究思路，“危機一般”確實來自于一般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但僅僅是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要發展為現實，必須有整整一系列的關系，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這些關系還根本不存

［24］在。”后來，馬克思是在論述了資本主義生產的三個主要事實后才提出現實危機的發生。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三個主要事實，我們會發現它們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邏輯和結論。而有的學者將這三個主要事實看作是商品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的必然邏輯和結論的觀點，這主要是由于沒有正確認識商品經濟及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關系。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它是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必須要與一定的內容相結合，才能在現實中存在，否則永遠只是理論上的抽象。與商品經濟這種經濟運行形式相結合的內容是社會物質資料生產，而社會物質資料生產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生產力，另一方面是在這種生產力水平下人們結成的一定的生產關系。這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就構成了一定的生產方式。所以，馬克思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三個主要事實后才會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的、與人口相比顯得驚人巨大的生產力，以及雖然不是與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資本價值（不僅是它的物質實體）的增加，同這個驚人巨大的生產力為之服務的、與財富的增長相比變得越來越小的基礎相矛

［25］盾，同這個日益膨脹的資本的價值增值的條件相矛盾。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于封建社會中后期部，而直到1825年，英國才爆發

了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這說明了僅僅具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內容要素還不足以導致經濟危機的發生，還需要一定的形式要素。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之初之所以沒有危機是因為社會經濟處于簡單商品經濟階段，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小生產是整個社會的主要經濟形式，生產是面向個人而非市場并且市場也是被分割開的。而到了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經濟在整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生產是完全面向市場并且市場實現了統一。由此發生了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內容要件，市場經濟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形式要件，兩者的結合，為經濟危機的發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與現實性。

既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經濟危機的發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與現實性，那么，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由于大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客觀存在，是否也會使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定時期內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經濟危機發生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呢？

三、社會主義與經濟危機的研究將成為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新生長點

2007年，社會主義國家越南發生了經濟危機，2008年底，社會主義中國也陷入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由此引發了學者對社會主義與經濟危機問題的研究。

很早就有學者提出，經濟危機并非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現象，只要存在商

［26］品生產的交換，就有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具有產生經濟

［27］危機的潛在條件和可能性。有學者通過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些宏觀經濟指

［28］標進行分析，證明了經濟危機的一些現象在我國的客觀存在。還有學者提出，列寧和斯大林曾經提出過社會主義也可能存在經濟危機的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

［29］經濟危機理論的發展。由此學界關于社會主義與經濟危機就形成了三種主要觀

點：1．經濟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社會主義不存在經濟危機。2．經濟危機根源于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與現實性。3．在社會主義計劃、市場兩種經濟體制中，均有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與現實性。

對于上面提到的三種觀點，前兩種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已有論述，在這里不再重復。對于第三種觀點，筆者認為持該種觀點的學者將列寧、斯大林論述經濟問題時所提到的因一個國家的具體經濟政策的失誤而發生在這個國家內部的、主要

表現在經濟上的危機與馬克思所論述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混為一談。由于政府一些決策的失誤而導致經濟上出現一些危機，這是任何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或多或少會遇到的問題，這樣的經濟危機與馬克思所論述的經濟危機存在本質上的區別。

根據經典作家們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徹底否定的基礎之上的生產力高度發達的一種經濟社會形態，在這樣的經濟形態中，自然不會發生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發的經濟危機。但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基礎之上，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資本主義發展還遠遠不夠，這些社會主義國家急需的不是消滅對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構成束縛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是否定市場經濟，而是盡快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的工

［30］業化。因此，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客觀存在，就成了無法回避的現實。在上文中筆者已經提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內容要件，市場經濟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形式要件，兩者的結合，為經濟危機的發生提供了一切可能性與現實性。這樣，本來與社會主義無關的經濟危機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具備了發生的可能性與現實性。

雖然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屬于同一根源，但與不同的社會制度相結合使它們之間又存在本質區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市場經濟中將不斷減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將不斷增多。兩者此消彼長的最終結果將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完全取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社會主義國家也將徹底擺脫經濟危機的困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生的經濟危機作為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的新事物，它的本質是什么？它又有哪些特點？它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間又存在怎樣的區別以及它本身的發生機制又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的新問題都有待于做進一步的研究。這無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還是對推進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中國化研究，都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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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侯賢磊，男，1983—，河南虞城人，廣西民族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08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化。聯系電話：***，電子郵箱：.（通信地址：廣西南寧市大學東路188號廣西民族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郵政編碼：5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