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鄧小平思想歷史意義

鄧小平理論對于我們黨、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首先，鄧小平理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從原則上回答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科學地揭示了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客觀規律。我們不能要求他們對100多年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一作出回答。解決這些問題的任務，歷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這里的關鍵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結合得好就能找到正確的道路，并不斷取得勝利；相反，采取教條主義、生搬硬套的態度，必然會使社會主義事業遭到挫折和失敗。這已為無數的事實所證明。

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黨經過不懈努力和多次曲折，終于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毛澤東同志對此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對于建設社會主義來說，也同樣需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的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找到正確的道路。在這方面，我們曾走過不少彎路，有過不少曲折與失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過20多年的實踐，正確地總結了我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才逐步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只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堅持用這個理論指導我們的實踐，我們就一定能不斷取得新的偉大勝利。

其次，鄧小平理論是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的強大思想武器。黨的基本路線是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形成的，愈是深刻理解和掌握這個理論，就愈能深刻領會和堅決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在理論和路線的關系上，我們黨是有過教訓的。黨的八大曾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與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由落后的農業國盡快地變為先進的工業國。但是，八大以后不久，黨就在指導方針上背離了八大路線，以致后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錯誤。八大路線為什么未能堅持下去，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我們在錯誤的理論指導下，搞了階級斗爭擴大化。這種錯誤的理論最后發展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錯誤和挫折教育了我們，我們終于從迷霧中解脫出來，找到了正確的理論，在正確理論指導下，制定和執行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重新回到健康發展的軌道上來。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命運歸根到底取決于我們自己，取決于黨的理論和路線，取決于黨同人民的團結奮斗。這里，路線是關鍵，理論是根本。理論和路線是黨能夠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奮斗的基礎。只要我們堅持鄧小平理論，堅持以這個理論為指導的基本路線，堅持用這樣的理論和路線去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奮斗，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就是無限光明的。

鄧小平理論的歷史意義

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跨越世紀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用鄧小平理論來指導我們整個事業和各項工作。這是黨從歷史和現實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結論。中國共產黨是非常重視理論指導的黨。中國人民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它的主要創立者是毛澤東，我們黨把它稱為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

成果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它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我們黨把它稱為鄧小平理論。這兩大理論成果都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

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為自己的指導思想。經過遵義會議和延安整風，黨的七大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 ———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總結建黨二十四年經驗作出的歷史性決策。現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別是十四大的基礎上，中央建議十五大在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這是我們黨經過近二十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作出的歷史性決策。作出這個決策，表明中央領導集體和全黨把鄧小平開創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新世紀的決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共識和心愿。

實踐證明，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鄧小平理論，是指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理論。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

中廣網 08月05日 11:3

4江澤民

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跨越世紀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用鄧小平理論來指導我們整個事業和各項工作。這是黨從歷史和現實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結論。

中國共產黨是非常重視理論指導的黨。中國人民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有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它的主要創立者是毛澤東，我們黨把它稱為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它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我們黨把它稱為鄧小平理論。這兩大理論成果都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

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確立為自己的指導思想。經過遵義會議和延安整風，黨的七大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總結建黨二十四年經驗作出的歷史性決策。現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別是十四大的基礎上，中央建議十五大在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這是我們黨經過近二十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作出的歷史性決策。作出這個決策，表明中央領導集體和全黨把鄧小平開創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新世紀的決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共識和心愿。

實踐證明，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鄧小平理論，是指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理論。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

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鄧小平理論之所以能夠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因為：

第一，鄧小平理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新的實踐基礎上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實事求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一九七八年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講話，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沖破“兩個凡是”的禁錮，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是在國際國內政治**嚴峻考驗的重大歷史關頭，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理論和路線，深刻回答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在走向新世紀的新形勢下，面對許多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的艱巨課題，鄧小平理論要求我們增強和提高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堅定性和自覺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三個有利于”為根本判斷標準，不斷開拓我們事業的新局面。

第二，鄧小平理論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深刻地揭示社會主義的本質，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關鍵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解放。我國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前所經歷的曲折和失誤，改革開放以來在前進中遇到的一些困惑，歸根到底都在于對這個問題沒有完全搞清楚。撥亂反正，全面改革，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封閉半封閉到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近二十年的歷史性轉變，就是逐漸搞清楚這個根本問題的進程。這個進程，還將在今后的實踐中繼續下去。

第三，鄧小平理論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對當今時代特征和總體國際形勢，對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敗，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得失，發達國家發展的態勢和矛盾，進行正確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學判斷。世界變化很大很快，特別是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進步深刻地改變了并將繼續改變當代經濟社會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能不認真對待。鄧小平理論正是根據這種形勢，確定我們黨的路線和國際戰略，要求我們用新的觀點來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強調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墨守成規只能導致落后甚至失敗。這是鄧小平理論鮮明的時代精神。

第四，總起來說，鄧小平理論形成了新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它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并借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黨的領導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指導我們黨制定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它是貫通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領域，涵蓋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軍事、外交、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等方面比較完備的科學體系，又是需要從各方面進一步豐富發展的科學體系。

鄧小平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他把畢生心血都獻給了中國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他對黨、對人民、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大貢獻，他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就是鄧小平理論。這個理論，集中體現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著作以及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中。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始終嚴格地以客觀事實為根據。而實際生活總是在不停的變動中，這種變動的劇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來達到了前人難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馬克思主義必定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不可能一成不變。對待馬克思主義，有個學風問題：究竟是從本本出發，還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和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就強調：“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現在提出用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提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心內容是學習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是發揚這個優良傳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同時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離開本國實際和時代發展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同它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動發展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沒有出路。在當代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的統一的科學體系。堅持鄧小平理論，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就是真正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注釋：這是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的第三部分。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

第二篇：鄧小平思想理論的歷史意義

鄧小平思想理論的歷史意義

哲學方面：

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方面一個極有特色的思想貢獻是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實事求是”來簡要地概括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從而清晰地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髓和功能，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現實運用開拓了廣闊的前景。

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把中國廣大干部和群眾從僵化半僵化、封閉半封閉的思維方式中解放出來，在思維方式上實現了部分質的飛躍。

鄧小平的哲學思想主要不是以純哲學形式出現的理論哲學，而是以方法論為特征的應用哲學，不是以系統地概念、范疇、原理構造理論體系的哲學，而是以解決實際問題為主的“實踐智慧”、“哲學智慧”。

政治經濟方面：

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特別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貢獻之一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的內在規定及其實現形式問題作了深刻的探討，深化了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及其特征的理論。

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另一重大貢獻是試圖解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個世紀性的難題，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之間雖然有矛盾，例如市場經濟要求產權關系明晰化，企業行為自主化等等，而以往的公有制中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政企不分，產權模糊，企業沒有自主權，這些都不能適應市場運轉的需要。然而，這種矛盾可以通過變革的辦法來加以解決，即理順產權關系，實行政企分開，落實企業自主權，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的主體，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要“用多種形式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以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鄧小平又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而現代市場經濟比傳統的計劃經濟更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要求，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鞏固和發展，優越性的發揮，有賴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因此，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結合，不是外在的焊接，而是具有兼容性的內在統一。

科學社會主義方面 ：

鄧小平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最大貢獻是提出了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另一重要貢獻是提出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論。“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民主是社會主義政治關系和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發展人民民主，活躍民生生活，是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堅定不移的目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題。民主必須制度化、法律化。

其他：

●學問的死亡：是指其對人類的命運所面臨的困境已全然喪失了任何有助于變革的思考的力量

●人類的三大原精神——信仰精神、求知（科學）精神、仁愛精神

●西方哲學家稱16世紀為“冒險的時代”，稱17世紀為“理性的時代”，稱18世紀為“啟蒙的時代”，稱19世紀為“意識形態的時代”，稱20世紀為“分析的時代”。

●人類第一個軸心時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人類同時產生了神學（古希伯來）、哲學（古希臘）和人學（古中國）。神學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學反思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力量，人學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國的人學，或更具體地說主要地是中國古代的儒學，標志“焚書坑儒”。實際上孔夫子的原始人學的本真的儒學，早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便已壽終正寢。作為本真的儒學在后來的兩千多年中，只不過是一具僵尸，被后來的人們分別用偽神學和偽哲學的“兩漢經學”、“宋明理學”的兩層裹尸布包裝著，而到了1919五四運動“砸爛孔家店”，中國古代的人學算是連僵尸也一起被焚燒了。古希伯來的神學在后來的歷史中也依然興起過偽人學（基督教的道德神學）和偽哲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的時代；古希臘的哲學在后來的歷史中也同樣興起了偽人學（斯多葛派、伊壁鳩魯派的道德哲學）和偽神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的時代。在后來近兩千年的歷史中，古希伯來人的神學與古希臘人的哲學的演變在時空上合一，這種合流使它們本身發生了質的變化。從此，人類歷史徹底地從過去神鬼（意志）——英雄（道德）的時代邁向了理性主義（科學與民主）的時代。笛卡爾，被尊稱為近代西方哲學之父，提出科學與民主。換言之，它們其實是神學與哲學交配后生下的一對雙胞胎兒女（科學——應對自然的理性工具，民主——應對社會的理性工具）。

第三篇：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歷史意義

論“年近九十的鄧大坪為什么還要南

仿講話”

【鄧大坪//改革//讜//六泗//鳳波//一九叭九//杜會主乂//資本主乂//供產//反供//南仿用“ 替換“功能換成相應的字詞。“杜”換成”社”;“頃”換成”傾”】

序言：從1978年讜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到1992年春季，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杜會主乂現代化建設，歷經這15年，在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同時，也發展到了一個歷史的緊要關頭，尤其是在中國經歷了一九叭九年的政治鳳波和1990年前后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后，遇到了極其尖銳的問題，那就是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繼續發展下去，還是改變方向，停止改革開放的進程，重新回到原來的原軌道上呢？時至今日，歷史已經證明了只有走改革開放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然而在20年前，又是怎樣沖破各種框框的束縛，突破舊的觀念，掃除前進中的障礙？在關系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敗和杜會主乂現代化建設繼續發展的歷史關頭，88歲的鄧大坪做出理論上的大膽創新，以其總設計師的智慧與魄力，在中國的南方，包括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做了長時間的視察并發表了重要的談話，也即“南仿談話”。那么，年近九十的鄧大坪為什么要選擇在中國的南方，在那樣一個時期，發表這樣一系列的談話？

一．國內形勢的變化

就國內的情況而言，在南仿談話前不久的一段時間，是有一些問題的。首先是1988年下半年開始，國內宏觀經濟運行開始逐漸失衡，物價急劇上升，通貨膨脹嚴重，經濟生活出現紊亂現象。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開始治理經濟畫境，整頓經濟秩序，為期長達3年之久。而且，1988年前私營企業快速發展的勢頭也急劇減緩。由于銀根開始收緊，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的資金、原料等方面的優惠政策開始減少。此時的私營企業，對政策的突變尤為敏感，因為此時讜和政府對發展私營企業僅僅是給予限制性的支持。到了1990年，全國經濟整體滑坡，市場疲軟，國有大中型企業受到三角債的困擾。可以說，經濟發展此時遇到了一個瓶頸。

與此同時，就在一九叭九年春夏之交，又發生了全國范圍內的政治鳳波影響了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發展。一方面，由于西方一些國家出于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無理干涉我國內政，實施所謂經濟制裁，造成了國內某些工業部門生產和人民生活的困難。另一方面，由于**的嚴峻事實，讜和國家在反和平演變及杜會主乂教育運動的浪潮中，在姓資姓杜的爭論中，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不能取得共識，甚至出現了理論回潮的現象，比如認為股份制是潛行的私有化，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乂，和平演變的危險主要來自經濟領域等等。這些國內外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等多因素的制約，導致我國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步伐趨緩。

于是，解放思想也就成為了鄧大坪進行南仿談話的一大原因。解放思想包含兩個層面——一方面要革除“左”頃思潮，而另一方面就是在消除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思潮。

歷史上，“左”頃思想可謂根深蒂固，一九叭九年政治**更是導致了左頃思想的回潮。這些都對我國的改革開放產生很大的消極影響和阻礙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鄧大坪精辟的闡述了杜會主乂的科學內涵，杜會主乂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及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這個基礎上，鄧大坪提出了判斷我國改革開放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即“三個有利于”的標準。鄧大坪曾一針見血的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到底是怕資本主乂的東西多了。要害是“姓資”還是“姓杜”的問題。”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提出，從根本上駁斥了左頃思想對改革開放的阻撓，解除了長期圍繞人們是頭腦中的“姓資”和“姓杜”的疑惑。

而右頃思潮在當前形勢下，主要表現為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思潮，其本質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企圖在我國實現以資本主乂制度取代杜會主乂制度。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基本特征的右頃思想如果不及時制止，給讜、國家和人民帶來的只能是混亂和災難。一九叭九年的**就是明證。鄧大坪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并指出“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來還不知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啊！……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

二．外部局勢的變化

1）蘇聯解體，東歐國家變色

從蘇聯、東歐的劇變的根源看，杜會主乂國家解放生產力是迫切的問題。不解放生產力，就無法發展生產力。蘇聯、東歐國家執政讜沒有堅定的推行改革開放，致使蘇東地區經濟長期的不到應有的發展，遠遠沒有發揮出杜會主乂制度應有的優越性。

蘇聯東歐國家供產讜幾十年來所遭遇的危機和困難與傳統體制密切相關。它們長期無視國家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的存在，無視杜會主乂杜會中矛盾的存在，以至于生產力難以發展，國家不能長治久安。這些負面因素的阻礙，只有通過改革才能消除。鄧大坪曾在南仿談話中指出“過去，只講在杜會主乂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強調“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這就指出了改革是杜會主乂國家發展生產力的內在要求。

蘇聯和東歐各國不僅沒有積極實行改革，相反它們在發展道路上越發的自我封閉、與世隔絕，對資本主乂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沒有給與足夠的重視。冷戰期間，蘇聯出于種種需要，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在“經互會”這一封閉的體系內，蘇聯和東歐國家把杜會主乂陣營以外的一切看作是資本主乂固有的、腐朽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動的東西而拒之門外，因而他們不可能及時吸收最新科技成果，也不可能借鑒其他國家制度上的某些優勢，導致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效益差。鄧大坪在總結這一歷史教訓時指出，“杜會主乂要贏得與資本主乂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資本主乂發達國家一切反映現代杜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蘇聯和東歐國家供產讜遭受到人民的質疑，執政地位愈發搖搖欲墜，再加上西方資本主乂的滲透，杜會主乂逐漸為這些國家的人民所拋棄。一時間，杜會主乂暫時被削弱了，國際供產主義運動也受到了嚴重挫折。國際反供反杜會主乂勢力在蘇東地區得手后，更是把和平演變的矛頭直接對準了中國。不改革，那么幾十年的杜會主乂建設，很可能遭到滅頂之災，重蹈蘇聯覆轍。在這種不樂觀的形勢下，需要從理論上給與明確答復——中國向何處去，杜會主乂如何發展?

2）國際總體局勢緩和，正是有利發展的良機

國家間的關系，特別是大國間的關系，一直制約著世界政治的發展。在美蘇冷戰期間，世界范圍內雖然沒有發生大的沖突，但兩個超級大國關系緊張，隨時有惡化的危險，由此可能產生種種沖突，甚至將世界卷入戰亂。而蘇聯解體后，冷戰結束，國際總體局勢趨于緩和。這對加強經濟全球化，增進國際間各領域的交流無疑是有利的條件。

在70、80年代，中國同許多西方資本主乂國家的關系有了很大的改善，紛紛建立了外交關系，為中國爭取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90年代是中國的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是中國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如何解放生產力，如何使經濟得到高速發展，也自然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

3）周邊地區快速發展帶來的競爭壓力

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地區經濟集團化的趨勢日益凸顯，國際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特別是中國周邊的一些資本主乂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相當迅速。同為亞洲國家，“四小龍”，“四小龍”的先后崛起，給我國的杜會主乂經濟建設帶來了更大的壓力。90年代的中國比起發達國家，甚至是周邊新型工業化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仍然很大，這些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和中國相比仍然高出許多。這一切都是的發展變得愈發緊迫。正如鄧大坪同志所說，“過去我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現在比下也有問題了”。如何擴大改革開放的戰果，進一步發展國家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決定著我國現代化事業以及杜會主乂事業能否成功，杜會主乂制度能否保持穩固。

三．選擇南方的理由：

鄧大坪之所以選擇南方也是考慮了南方的歷史及地理的因素。幾百年來，南方沿海各地都是中國對外的窗口，與外國的各種交流，商業的往來有著相當長的一段歷史。這就造就了南方沿海地區的經濟易于向外向型發展。南方的沿海地區有比較多華僑華人的，這一點也是“加強同外商交流、合作，加快融入國際經濟步伐的優勢”所在。

從人文角度上看，我國向來有“南方富庶，商賈興盛”之說，富饒的水土和適宜的氣候造就了眾多“魚米之鄉”，生產力發達，必然衍生經濟活動的活躍，我國浙江，江蘇，福建，廣東等地，均為商業發達，商業活動豐富的地區。

南方地區在地理上離香港、澳門等地很近，引進外資、外企條件較好。在這些地區實行開放和吸引外資的政策，外企會成為改革的新增動力。如能率先發展有中國特色的杜會主乂市場經濟，既是為我國的改革進行試驗，同時也為我讜在全國實行市場經濟政策積累了充足的經驗，而且為我國政府在世紀末恢復對香港和澳門行使主權，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從政治上考慮，因為經濟特區是改革試驗，之前從來沒有做過，其成效很難預料到。假如在南方設立的特區不成功了，對北方的政治中心的沖擊比較小。如果在北方的政治中心附近先設立特區，在政治方面就會有很大的沖擊力。特別是考慮到南仿談話前的六泗鳳波，如果在北方設立特區是要承擔更大的風險的。

改革開放的問題，既是一個思想觀念問題，也是利益得問題。改革的阻力，很大一部分來自原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即使多數人總體上擁護改革，遇到會觸動自己利益、加大自己風險的具體問題，就可以成為改革的阻力。阻力大的時候要在全國范圍內推進改革，就容易出亂子，導致杜會矛盾與沖突。之所以在政策上首先向南方地區頃斜，就是一方面要率先突破阻力，創造出新體制，從而給大家看到改革的甜頭，既得利益的阻礙就會小一些。而多數南方地區的舊體制相對薄弱，容易突破。特別是像深圳一樣的具備經濟發展的良好條件，而在舊體制下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地區，既得利益集團并不大，克服起來較為容易。

總結語：

綜上所述，考慮到各方面因素，鄧大坪以年近九十的高齡，開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南仿談話，事實也證明了，鄧大坪南仿談話是成功。鄧大坪南仿談話極大地鼓舞了全讜和全國人民，對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南仿談話解放了思想，避免了來自“左”與“右”兩個方面的消極影響，確立了現階段的杜會主乂建設的目標和方向，奠定從計劃經濟體制向杜會主乂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頂住當時反供反杜會主乂的逆流，使改革開放順利進行，并為讜的十四大的召開作了充分的理論準備。可以說，南仿談話開創了中國杜會主乂發展的轉型時期，奠定了關于杜會主乂杜會初級階段的科學認識，促進了杜會主乂初級階段基本制度的形成，開辟了共和國發展的新時代。

第四篇：淺談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淺談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摘要】：鄧小平在領導中國人民脫貧致富過程中, 徹底糾正了毛澤東在貧富問題認識上的偏差和失誤, 透辟分析了我們長期不能擺脫貧困落后狀態的根本原因, 明確指出了消滅貧窮的必要性、戰略步驟和根本途徑,最終提出了指導我們擺脫困境的共同富裕思想。共同富裕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著豐富的內涵。

【關鍵詞】： 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

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思想原理的一個支點，其理論來源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的影響，列寧、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思想影響，并且是對毛澤東共同富裕思想的繼承和超越。

1． 共同富裕思想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會主義追求的價值目標和價值標準。

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價值指向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利益。因此鄧小平認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最根本的目的,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 1 ] “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 1 ] “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1 ] [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鄧小平總結多年的認識成果,更將共同富裕上升到社會主義本質的地位:“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1 ] 確立了共同富裕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價值目標和價值標準的地位。與之相聯系,鄧小平認為只有共同富裕才能規定社會主義社會不同于其他社會形態的根本性質,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和其他剝削制度的本質特征: “社會

[ 1 ]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在1990年12月的一次談話中,鄧小平又進一步指出, “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 1 ]

2． 共同富裕意味著全體人民共同的富裕, 而不是少數人或階層的富裕。

從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上講,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 社會生產不是為了僅僅滿足極少數個人的貪欲, 而是要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從而也就界定了共同富裕的主體應是全體人民, 而不是少數個人或階層。一方面共同富裕意味著發展生產力, 消滅貧窮。在生產力水平極低的條件下要求共同富裕, 只能導致普遍貧窮。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又是全體人民的富裕。發達的資本主國家是富裕的, 但它只是少數資產階級的富裕, 存在著自身無法克

服的兩極分化的嚴重弊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同特點就是共同富裕, 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反復強調:“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 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全體人民群眾的共同富裕, 這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剝削階級都不可能提出的遠大目標。1984 年6 月, 他說:“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 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 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 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 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 我國生產力起來了, 也不會兩極分化。”他還說:“中國現在有人口, 到那時候十二億人口, 國民生產總值可以一萬億美元。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 絕大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后狀態, 按社會主義的分則, 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

3．共同富裕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為，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條件。物質生活是基礎，必須有極大豐富的物質產品來滿足人們物質生活方面的需要，這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內容。鄧小平指出：“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1]因此，要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2]但物質生活并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內容，不能用物質生活的富裕掩蓋和沖淡豐富多彩的生活內容。鄧小平在強調物質文明起第一作用的同時，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也絕不能忽視，認為只有精神文明高度發達才能保證物質文明建設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發展，只有堅持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的共同繁榮和發展，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他多次強調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沒有共產主義思想，沒有共產主義道德，怎么建設社會主義? ”[2]“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1]“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成功，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 ”[1]“沒有好的道德觀念和社會風氣，即使現代化建設起來了也不好，富起來了也不好。”[4]由此可見，精神和物質是相對應的，社會主義社會在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應大力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不斷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高度的物質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既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也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

4.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而不只是一種理想和道義要求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許多本質區別, 其中一個根本區別, 就是社會主義堅持共同富裕, 不搞兩極分化。貧富兩極分化, 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基礎上的, 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動機和實質是剩余價值, 是追求資本價值的無限增值, 而工人階級由于勞動力價值是他們取得生活資料數量的最高界限, 這就必然造成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的財富日益擴大, 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狀況日趨惡化。盡管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會在資本獲得更多剩余價值的前提下得到改善和提高, 但從他們的社會地位、就業狀況、精神生活等整體來看, 仍然趨于貧困, 特別是與資產階級所獲得的增長更快的剩余價值和利潤相比, 差距在擴大, 生活水平在下降。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假如資本增加得迅速, 工資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資本家的利潤增加得更迅速無比。工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 然而這是以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降低為代價換來的。橫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只能產生財富積累和貧困積累的兩極分化, 而不可能是共同富裕, 這已被資本主義社會長期發展的實踐所證實, 也是資本主義必然會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的根本原因。

社會主義制度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創造和享有物質財富的制度。只有在這個制度下, 社會生產的目的才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建立, 決定了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兩個主體從根本上解決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 為我國全體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生產關系前提和物質前提。正如列寧所說, 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廣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據科學原則進行的產品的社會生產和分配, 以便使所有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而且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所以,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和其他所有剝削制度的本質特征, 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而不僅僅是一種理想和道義要求。我們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過程中, 都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這一根本原則。1985 年5 月, 鄧小平在同陳鼓應教授談話時強調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 不搞兩極分化。”1986 年9月, 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時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 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1992 年, 他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又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 是解放生產力, 發展生產力, 消滅剝削, 消除兩極分化, 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5．共同富裕是一個動態的漸進發展過程

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是一個逐步的、動態的漸進發展過程，絕非意味著平均富裕和同

步富裕，而只能是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要求全國人民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以同等速度達到同等程度的富裕，不允許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是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在這方面我們是有歷史教訓的。鄧小平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1]正是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提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全新思想和主張。他指出：“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 我們知道，鄧小平提出的這一共同富裕的構想，也是建立在他對我國國情深刻把握的基礎之上的。鄧小平曾多次指出，中國底子薄，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現在仍然是世界上的貧窮國家之一，這對我國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約，決定了我國必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歷一個相當長的初級階段，來逐步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和現代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在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就明確指出，我們黨的十三大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么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發展規劃。再加上各地的自然資源分布、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勞動者之間內部因素和外部條件，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別，不可能做到同時、同步、同等富裕，這就決定了我國擺脫貧窮、走向富裕是一個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逐步實現的漸進歷史過程。同時，鄧小平也多次強調：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并且使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后的地區更好地發展，以達到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目的。一方面，先富裕起來的地區所開創的致富之路、所積累的經濟建設和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可以為其他地區走向共同富裕提供借鑒作用；另一方面，先富起來的地區有責任、有義務對落后發展地區提供援助和支持，帶動落后發展地區也走向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2]為此，鄧小平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思想和“三步走”的發展戰略。他強調：“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4]他提出的“三步走”戰略則體現

了共同富裕的不同的實現層次，與社會主義的總體目標是一致的。總之，在鼓勵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的時候，必須始終堅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把歸宿點放在全體人民、整個國家和各個地區的共同富裕上，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63頁，第277-278頁，第115頁，第378頁。

[2]鄧小平文選，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125頁，第258頁，第152頁，第367頁。

[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255頁，第78頁，第38頁，第184頁。

[4]張桂岳，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J].江蘇社會科學，1998，（6）.

第五篇：法家法治思想的歷史意義

法家法治思想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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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發展到今天，當代中國的法制建設已步入正軌，并且有著明確的目標：即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就讓我們聯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論，早在數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驅們就樹立起了“法任而國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3]諸多法治思想。可以說，法家思想，雖然內容及其豐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論了。從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論與中國當代的法治理論具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都主張以法為本，強調立法和執法的重要性，強調法律在國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張法的公開性﹑平等性﹑客觀性和穩定性。對比古今法治，我們可以從中得出很多有借鑒意義的結論。

法家所講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強調法治的目的，是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國現代的法治觀念是與公民的意志相聯系，與民主相一致。法家認為：“法生于君”。[4]“法審則上尊而不侵。”所謂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內，動無非法”所謂賢臣必須“無有二心”“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5]。“圣人之治也，審于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于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則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則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適用，也還是為了保護君權。而我國的法治理論的首要內涵，即人民主權原則，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我國《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說明我國的立法權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當代，依法治國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國的依法治國，就是指“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辦事，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8]由此可見，我國法治社會的貫徹，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礎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內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罰也。”而且這個“刑”還是“重刑”。重刑主義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導思想，法家認為，少數人的善良無補于整個社會之治，法家治國關注的是大多數的人，治國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商鞅主張治國莫若用重刑，對犯罪不管輕重，一律從重處罰，他說：“勝法之務，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嚴刑。”[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懾住人們的犯罪行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12]。而且，但我國現代刑法，則堅持罪刑相當原則。罪行相當原則的含義是：凡多大的罪，就應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法院判處刑罰，相應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罰當其罪。我國《刑法》第五條就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我國現代的法治觀點，更多地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愛戴和尊重為轉移的，而這種愛戴和這種尊重是以內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為轉移的。”（羅伯斯庇爾），而且，我們也逐漸認識到，“在剛剛擺脫野蠻狀態的國家里，刑罰給與那些心靈僵硬的印象應該比較強烈和易感。為了打倒一頭狂暴的撲向槍彈的獅子，必須使用閃擊。但是，隨著人的心靈在社會狀態中柔和感覺能力的增長，如果想保持客觀與感受之間的穩定關系，就應該降低刑罰的強度。[13]。我國現代法治已覺悟到，人們所苦的并不僅是重刑，輕刑亦為人們所苦，過重的刑罰指揮導致人們的厭惡和憎恨。切不可把刑罰的效力于過分的嚴厲性混淆起來，前者與后者是完全相反的，一切人們都贊助公正的溫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對殘酷的法律。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目標是打擊“小人”，嚴厲懲罰反抗專制君主統治的臣民。而我國現代的法治則更多的以保護公民之間的平等與自由，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為主要目的。法家思想中，所謂“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14] “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15]。這些都非常螻蛄的點明了法治的目標是使老百姓不敢有絲毫的反抗，所謂“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 “嚴刑者，民之所謂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圣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陳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不起。”[16]這些，一語道破了加重處罰，嚴厲鎮壓民眾的反抗，人民就不敢觸犯法律，結果也就達到了法治的目標。但是現代的中國法治注重對公民權利的保護。自我國走向真正的法治之后，國家十分重視用法律保護公民的權利。國家除了通過制定各種法律明確規定公民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享有的各項權利外，還建立健全了權利救濟制度。立法機關通過頒布《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而且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無罪推定原則，從制度上較好的解決了防范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濫用權力和對已發生的侵權損害給予賠償的問題。

法家思想中，對于法本身并沒有嚴格的要求，即它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惡，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要嚴格執行。盡管法家也強調法必須順乎自然，合乎民心，“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17]，但是就法是否合乎正義，法家始終站在君主一邊，提君主利益辯護。但是我國的現代法治要求發必須是良法，必須符合公平正義的思想，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作為治理國家的基礎，才能達到實施法治的目的。

法家思想的法治理念是“以法治國”，而我國現代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國”。雖然僅有一字之差，卻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差別。在中文中，“以”和“依”的含義就不同，前者主要有“用”“拿”的意思；后者則主要是“依靠”“依從”“按照”的意思。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現，法家所強調的法治，實際上是把法作為治理國家的工具和手段，作為統治者的為政之具和統治策略，因此很明顯的打上了人治的烙印，這樣的法治，即成為人治的法治，專制的法治，最終即歸于人治主義一途。而我國的依法治國原則，則是把法作為一種文明價值的體現，作為一種文明理念的灌輸，作為占社會主導地位的普遍觀念和內在精神，它要求在法治狀態下，通過對國家和政府的權力和責任的科學規劃，對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合理配置，在法律秩序的層面，人們普遍的依據法律規則，制度，原則去從事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活動，形成一種嚴格有序，井井有條的狀態，并使違法犯罪現象大為減少。在這種法治中，人們要樹立的是法律至上的觀念，而且這種觀念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和正義的價值。

但是，我們要本著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問題，用現代法治的視角來看待法家理論時，自然不應忘記它的種種缺陷，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法家思想中有些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價值和指導意義，能夠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法家所借鑒利用。

1）“法不阿貴，刑無等級”，反對特權

法家的刑無等級思想是基于當時領主貴族特權猖獗，守舊勢力嚴重阻礙改革進行的社會狀況下而產生的，“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18]是對這種思想的最好總結，法家主張適用法律要做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19]在守法上，強調平等性，君主，臣民都應守法。“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20]。商鞅說：“守法守職之吏又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1]，“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2]，“法之不行，自上犯之”[23]。這些反特權主張，在當時貴族特權登記制度的社會條件下無疑是振聾發聵的時代吶喊，當然，如前文所說，君主專制下的法治不可能真正實踐到避免所有特權，但是不可否認的，在當代人有少數人特別是領導干部，總以為有特權在身，以權試法，而法家這些法特權的思想，無疑是具有先進教育意義的。

2）“明法去私，反對以私害法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24]。法家強調，法律是公正無私的，不能因親近友好而隨意賞賜。情感不能代替法，個人的好惡，恩怨情仇都必須服從法，天下為公則天下大治。法家強調法的公正性原則，主張行法，司法必須公正無私。商鞅認為，嚴格依法辦事，這就是“公”，反之為了私利而損害法的施行，這就是“私”，法就是要奉公去私。他說：“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則治。”[25]。君主和大臣都放松法度，依任私議，國家必定混亂。確定法律就是為了明確人們言行的當與不當，即“明分”，只有保證了法的公正性，不以私害法，國家才能走上有序的軌道。“夫信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6]。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慎到對此也有很好的闡述，他說：“法之功，莫大于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于無法。??故有道之國，法立而私議不行。”[27]，慎到還認為，公正是立法，執法的第一要義，法律公正就要拋棄一切徇私和偏私的做法。“故蓍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28]。應該說，法家的這種觀點對現實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以私害法的情況在我們當今社會仍是屢見不鮮。我們應借鑒法家“明法去私”的思想，執法必嚴，公正辦案，鏟除“人情官司”“權錢交易”等問題，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不徇私情，秉公執法，保護人民的合法利益和國家利益。

3）“法與時移”，制定完備的法律體系。

法家主張“法與時移”，立法要適應時代的發展和社會要求。商鞅說：“故圣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不宜于是則行之則不干。”[29]韓非子也認為：“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事宜則有功。??時移而治不易者亂。”[30]所謂“古今異俗，新故異備”，而“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雖然我們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法家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著本質上的差別，但時代卻同樣在不斷變化，因此，作為現代法制運行首要環節的立法，也需要及時制定，修改和廢除，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要求，這是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主要任務，也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基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從數量上來看，我國制定的法律是比較齊全的，較建國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以憲法為核心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這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出臺和實施，促進和保障了我國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但由于各種原因，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還不夠完善。如：現在我國行政權被濫用的現象還比較嚴重，而行政救濟權利的途徑卻很有限；與市場經濟主體有關的法律制度，如：債券法，反壟斷法等法律制度還不太完善，因此，我國應不斷完善現有的法律體系，對缺失的部分應當補充制定，來保障人民的權利，促進經濟的發展，適應社會的新變化，新發展和新要求。

4）法要“布之于眾”，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

法家強調，法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據，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的形式出現，“使之明白易知”[31]，“布之于眾”，并爭取做到“家喻戶曉”，讓“全民皆知其所避就”[32]，而今天，我們仍把普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放在重要的位置，廣大領導干部應該帶頭懂法，守法，護法。然而，現實情況卻不盡如人意，一些干部無視法的存在，認為權大于法，因此，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的法制意識已經迫在眉睫。在一部分人民群眾中間，同樣存在著法律意識淡薄，遇到法律問題，首先想到的是找關系，托熟人，甚至進行錢色交易，而不根據法律尋求解決的途徑。這樣造成的結果是社會資源的浪費和辦事成本的提高。因此，當務之急，黨和國家應充分利用各種宣傳載體，如：電視，報紙，網絡來普及法律知識，并且堅持進行法制教育，使全民樹立起法律至上的理論。

------------------[1] 《慎法》

[2] 《管子·七臣七主》

[3] 《商君書·定分》

[4] 《管子·任法》

[5] 《韓非子·有度》

[6] 《韓非子·六反》

[7] 《韓非子·有變》

[8]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1頁

[9] 《商君書·去疆》

[10] 《商君書·開塞》

[11] 《商君書·畫策》

[12] 《韓非子·解老》

[13] [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M]

[14] 《韓非子·畫策》

[15] 《商君書·說民》

[16] 《韓非子·奸劫弒臣》

[17] 《韓非子·安危》

[18]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

[19] 《韓非子·有度》

[20] 《韓非子·有變》

[21] 《商君書·賞刑》

[22] 《商君書·修權》

[23] 《史記·商君列傳》

[24] 《韓非子·飾邪》

[25] 《商君書·修權》

[26] 《商君書·修權》

[27] 《慎子逸文》

[28] 《威德》

[29] 《商君書·壹言》

[30] 《韓非子·心度》

[31] 《商君書·定分》

[32] 《商君書·修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