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
論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
鄧小平法治思想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新的實踐經驗的總結,它的核心是“依法治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發展,黨的十五大運用鄧小平理論,對歷史經驗進行了科學的總結,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把依法治國提到了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戰略的高度,作為發展人民民主,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民主和法治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保障。鄧小平理論以馬克思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為依據,結合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與要求,深刻地揭示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治密不可分,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是民主的體現和保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走依法治國之路。依法治國思想的提出是黨的治國方略成熟與發展的重要標志。
實現法治國家是我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必然選擇。鄧小平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特別是結合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提出了實現依法治國的一系列的原則。鄧小平同志有關依法治國理論,指明了在現階段進行法治建設的基本原則,其基本原則有民主與人權原則;平等原則;維護法律的權威原則;權力監督原則;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原則。鄧小平法治的思想為我國進行法治建設,實現依法治國,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中共十五大明確地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將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設作為實現法治的目標,明確規定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
鄧小平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民主是法治的基礎,民主本質問題是國家制度問題,現代民主的精髓是人民主權原則,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通過自己選出的代表組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大會,制定憲法、法律和法規,選舉和決定國家公職人員,并通過他們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現代民主的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公民的民主權利、國家的民主體制、政治運作的民主程序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民主工作方法。十一屆三中全以后,我們開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從制度上來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的實現,完善民主選舉制度、監督制度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鄧小平指出:“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6頁)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化要求社會主義民主的各個方面、全部內容都要運作法律加以確認和保障,使其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鄧小平講:“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盛衰成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指出:“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8頁)另外還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
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在鄧小平的倡導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提到黨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日程上來。鄧小平還明確指出:“實現民主和法制,同實現四個現代化一樣,不能用大躍進的做法,不能用‘大鳴大放’的做法。就是說,一定要有步驟,有領導。否則,只能助長**,只能妨礙四個現代化,也只能妨礙民主和法制。”《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57頁)從此,在中國歷史上結束了由人治而導向的個人迷信和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不穩定狀態,并開創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黨的領導是我國實現法治的根本保證。依法治國,建設法制國家離不開黨的領導。關鍵問題是如何改進和加強黨的領導。在黨和法的關系上,曾經存在著“以黨治國”的觀念,這是忽視民主的表現之一。為此,早在四十年代鄧小平就提出:“黨的領導責任是放在政治原則上,而不是包辦,不是遇事,不是黨權高于一切。”到了八十年代,他更明確地說:“全黨同志和全體干部都要按照憲法、法律、法令辦事,學會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罰款、重稅一類經濟武器)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和各種刑事犯罪分子進行斗爭。”另一方面,鄧小平提出要通過深化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實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逐步做到“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他強調,要理順黨組織、政府與其他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理順中央、地方與基層之間的關系,理順組織與個人之間的關系,理順各民族之間的關系。這些都充分體現了鄧小平的法治思想高瞻遠矚的戰略性。十五大報告指出,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實行民主、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人權,而實行依法治國就是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對國家和社會生活的領導,主要在于領導人同,通過國家機關制定適應和社會發展和人民意愿的法律、法規,又領導人民監督、保證國家機關公職人員、社會團體、各政黨和人民群眾依據已制定的、現行的法律、法規從事各項活動。黨的政策和主張要來自由人民群眾并要通過國家機關進一步集思廣義,取得人民群眾的支持、檢驗而轉化為人民的共同意志并上升法律、法規,通過組織國家機關實施法律,并通過對司法工作的領導,將法律適用于具體案件。也就是通過法律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使民方制度化、法律化,以實現共產黨的領導的核心作用
總之,鄧小平深刻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提出了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的民主法制的思想,奠定了依法治國的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奠定了治國方略根本性轉變的基石,對我們今天在新的世紀、新的時代背景下的法治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二篇:論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論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 徐會展 ]——(2004-12-8)/ 已閱15195次
論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作者: 徐會展
內容提要:民主和法治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保障。鄧小平理論以馬克思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為依據,結合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與要求,深刻地揭示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治密不可分,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是民主的體現和保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走依法治國之路。依法治國思想的提出是黨的治國方略成熟與發展的重要標志。
關鍵詞:民主;法制;依法治國;以德治國
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在當代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的統一的科學體系。”“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是黨和國家順利發展的必然要求。”要“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2010年建成有中國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中,其核心、實質和第一要義,是發展問題,即發展經濟,實現四個現代化。而發展經濟的首要保障,便是民主法制建設,即創造一個穩定、健康、有序、向上的社會環境。鄧小平民主法治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指導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的同時,也得到了繼承和發展。
一、依法治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文革”后,逐漸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面對“文革”后瀕于崩潰的經濟和混亂不堪的社會狀況,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在繼承了毛澤東的經驗,并深刻總結了毛澤東的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建設重于其它建設,注重制度建設成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基本治國方略。在實踐中,鄧小平漸認識到,法制是加強和鞏固制度建設的可靠保障,從而把民主與法制結合到一起,開創了鄧小平理論的新境界。
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與法制密不可分,鄧小平很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在研究鄧小平的法治思想時,我們不能拋開他早期的民主政治思想。1941年,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黨的生活》雜志上發表的《黨與抗日民主政權建設》一文中,開宗明義稱“三三制政權的實質是民主。”這種民主的含義是“必然在政權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黨派立場,不同黨派階級的民主政治斗爭。”共產黨的領導和政治優勢,“更基本的是從民主政治斗爭中去取得。”顯然這種民主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有秩序的政治競爭(鄧小平這時稱為“政治斗爭”)的民主,是以權利平等為核心內涵的現代式民主。正是在這種具有現代文明特性的民主框架是,鄧小平極力反對“以黨治國”。他分析說:假如說中國是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國家,則反映到黨內的是:共產黨員一般缺乏民主的習慣,缺乏民主政治斗爭的常識與鍛煉。“假如西歐共產黨帶有若干社會民主黨的不良傳統,則中國黨或多或少帶有一些國民黨的不良傳統。某些同志的以黨治國的觀念,就是國民黨惡劣傳統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體現。”可見鄧小平很早便認識到了“以黨治國”觀念的錯誤與危害性。這也促使了鄧小平對民主問題的深入思考。在經歷了長期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認識后,鄧小平終于在“文革”后確立了其民主思想的中心地位。
鄧小平先是提出了重視民主建設的問題。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所作的主題報告中指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現在敢出來講話的,還是少數先進分子。我們這次會議先進分子多了一些,但就全黨、全國來看,許多人還是不那么敢講話。好的意見不那么敢講,對壞
人壞事不那么敢反對,這種狀況不改變,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四個現代化怎么化法?”在鄧小平的主張下,三中全會明確了一個根本認識,即實現現代化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特別需要強調民主”
民主問題提出后,接著便是怎樣保障民主實施的問題。1978年12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12月31日鄧小平在其著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第一次明確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這一論述指出了我國在今后一個時期法制建設的重要任務。他還對此作了進一步分析:在人治的條件下,往往把領導人說的話當作“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而這些是很不好的。因此,“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著些。” 1980年1 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會議上指出:“我們堅持發展民主和法制,這是我們黨堅定不移的方針。”從而明確指出了發展民主與法制是我們黨和國家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同年8 月18日,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 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作用。他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昵?”“斯大林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情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 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同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所作的《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報告中指出:“要繼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是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今后也決不許有任何動搖。”這些表明,鄧小平已深刻地認識到法制的重要性,并堅定了實行法制的決心。
鄧小平還重視法制的效果,關注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在1980年,他指出:“在黨政機關、軍隊、企業、學校和全體人民中,都必須加強紀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法制觀念與人們素質有關。現在這么多年青人犯罪,無法無天,沒有顧忌,一個原因是素質太差。加強法制重要的是要進行教育,根本問題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從娃娃開始,小學,中學都要進行這個教育。”“這本身對人民是教育,同時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他的這一全民學法、懂法、守法、用法理論指導了全國普法運動的開展,并日漸顯出成效。同時,從中央到地方,逐級成立了政法委員會,普法領導小組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辦公室,形成了“打”,“防”結合的整治社會治安格局,保證了經濟建設順利進行。
鄧小平還意識到了在法制進程中人才過設的重性。1985年6月,他在同彭真談話時指出:“法律院校要擴大,要發展。``````我們從建國以來就對辦法律學院注意。在一些國家,大學畢業以后還要學習法律專科。經濟發達國家領導人當中,很多人是學過法律的。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大批法律院校怎么行呢?所以要大力擴大,發展法律院校。”鄧小平還指出:“搞經濟建設、搞教育、搞科學、搞政法等等,應該說,我們的專業人才太缺乏了。所以,我們需要建立一支堅持社會主義道德的、具有志業知識能力的干部隊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隊伍。”“現在我們能擔任司法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律師、審判官、檢察官、專業警察,起碼一百萬。可以當律師的,當法官的,學過法律的,懂得法律的,而且執法公正,品德合格的專業干部很少。”鄧小平提出了實現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思想,是新時期,新世紀適應改革形勢對整個干部隊伍的根本要求。遵循這個要求政法隊伍出現 了一大批嚴格執法、公正廉潔的優秀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人民律師事業也有了長足發展。這些為我們完善法制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的決議》中,鄧小平指出:“必
須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完善國家憲法和法律,并使之成為任何人都必須嚴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會主義法制成為維護人民權利,保障生產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為,打擊階級敵人破壞的強大武器。”在他親自指導、主持起草的十二大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必須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 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強調:“不要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制,決不是社會主義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民主。”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他更是突出地把“高度民主、法制完備”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項基本內容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加以闡述。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鄧小平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但是他的法治思想在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國中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并被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繼承焉,有了很大發展。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宏偉目標。江澤民指出:“世界經濟的實踐證明,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較完備的法制。市場經營活動的運行,市場秩序的維系,國家對市場活動的宏觀調控和管理,以及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各個環節,都需要法律的引導和規范。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也需要按國際慣例和國與國之間約定的規范辦事,這些都 是市場的內在要求。”這是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戰略決策1992年12月,江澤民又講,我們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中,必須學會運用法律來保障市場經濟的運和,把市場經濟納入法制軌道。1995年,江澤民指出,黨既要領導憲法、法律的制訂,又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依法辦事。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舉辦的中央領導同志法制講座上,江澤民就實行和堅持依法治國,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發表了重要講話,明確肯定了“依法治國是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針。同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正式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作為治國方略確認下來。
此后,在對“依法治國”內涵的不斷深化理解中,又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在科學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基本綱領,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上,依法治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并鄭重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重大戰略任務。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把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變為一項全新的基本國策。1998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又將這項內容載入憲法,這標志著全新的依法治國思想的確立,我國完成了治國方略的根本性轉變。
“依法治國”思想的戰略指導地位確立后,我國進入了落實和完善這一基本國策的新階段。全社會對法治的認識越來越清楚,越來越重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一如既往的更加重視立法工作,各級具有立法權限的地方人大及政府也積極參與法制建設工作,并加強了對立法工作的管理監督,保證了立法質量,制定了一大批社會主義建設急需的法律法規。2001年,江澤民在全國宣傳部長工作會議上又提出了“以德治國”的主張,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這是對法治思想的又一重大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的第四代領導集體,堅持依法治國思想的重要指導地位,開始了全面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工作。特別是重視對弱勢群體權利的立法保障工作。把建成一個完善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作為全面小康社會的重要標志,確立了“以民為本”的執政思想,決心把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為惠及全民的法治,更加明確了我國法治工作的發展方向。為科學法治體系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
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
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人領導集體對鄧小平法治思想的完
善和全新發展。
1997年9月,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高度概括了依法治國的基本內涵:“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 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形式和途徑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社會文化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這段論述,指明了依法治國的主體是人民群眾,領導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依據上憲法和法律,客體是國家事務,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并使其具有極大的權威。尤其需要強調的是,這里使用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概念,而不再使用此前的“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概念。“法治”與“法制”一字之差,但其本質涵義差別極大。“法治”即法學界所說的“水治”,須以人民民主和人民主權為基礎,與“人治”相對立,是一種獨立的治國目標和價值目標,體現著法律至上的精神觀念;而“法制”則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即法學界所說的“刀制”,是一種手段和工具,既一國現行法律規范的總和;而“法治”則為動態概念,即立法、守法、執法、司法的諸過程。因此,為了更為準確地反映現代法治的內涵和價值標準,黨的十五大報告和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均正式使用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準確表述。一字之改,反映了對鄧小平法制理論的發展和觀念的提升。九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十五計劃綱要》則進一步明確指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這就將“依法治國”從治國方略的手段層次,上升為社會主義現代化重要目標的目的層次,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統一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之內。為了牢牢把握依法治國的核心和重心是依法治官、治權、治理國家機器的本質,《十五計劃綱要》要求“健全依法行使權力的制約機制,加強對權力運行的民主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對“依法治國”概念加 以具體化的闡釋。“依法治國”思想最終成為一個科學體系。
針對十五大以來德治弱化的情況,以及法治建設中存在的“執行難”和“鉆法律的空子”等問題,江澤民在2001年提出了“德治”的主張。他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于政法、治建設,屬于政法文明,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我們應該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
“以德治國”的提出是對“依法治國”方略的完善和補充。首先,立法需要以道德為基礎。法律道德的主要來源之一是認可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規范,法律規范的主要價值目標之一也應是先進的道 德規范。只有這樣,法律才能為大多數人所認同和信仰,從而獲得順利實施的可能。其次,執法也需要以道德為基礎,公正、準確地把握立法的宗旨,合理、恰當、及時地裁決辦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立法者的素質。執法者的道德素質低下,就可能濫用權力,出現合法不合理的現象,甚至造成冤假錯案。因此,提高執法者的道德素質是保證法律的效力、公正的重要途徑。第三,守法更需要以道德為基礎。一個法治社會,守法應當是法律實施的基本的、大量的形式,外在的法律規范只有在轉化為大多數人內在自覺時,才能達到法的自覺遵守。道德素質高可以自覺履行法律義務,維護法律尊嚴。道德素質低就可能不自覺守法,逃避法律監督.在社會調節手段、社會關系調整方式上,法律與道德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二者結合的好,則相得益彰,事半功倍。結合的不好,法律就失去了道德基礎,道德失去了法律的支持,就會事倍功半,不以達到預期效果。
總之,鄧小平深刻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提出了民主法制的思想,奠定了依法治國的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奠定了治國方略根本性轉變的基石。從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在依法治國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在繼承中又不斷的加以探索發展的。
第三篇: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研究
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研究
摘要:鄧小平創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他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中,總結出了“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指明了依法治國的戰略地位.。依法治國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制建設指明了重要的方法,要求我們國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中的兩條主線就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為經濟建設服務,它對我國“依法治國”方略的形成和發展有重大的貢獻。本文就對鄧小平依法治國的思想進行一番研究。
關鍵字:依法治國;思想;研究;
鄧小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國,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民主與法制建設理論。鄧小平高度重視民主與法制建設 ,并提出了適合中國社會主初級階段的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方式方法,同時,鄧小平依法治國的思想,還為我國法制建設的實踐方式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當代中國法制變革的理論基礎就是鄧小平的民主與法治思想,因此,鄧小平依法治國的思想,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對我國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本文將從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內容及其重要意義三個方面,來研究鄧小平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
一、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逐步形成的。當時,我們國家的經濟衰敗,社會狀況混亂不堪,鄧小平領導的中央領導集體通過對毛澤東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提出了“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重要觀點。他們把制度建設作為我們國家治國的基本方略。在不斷的實踐中,鄧小平逐漸意識到,加強和鞏固制度建設的可靠保障是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與法制密是不可分的,只有二者結合到一起,才能更好的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早期,鄧小平說:“如果說我們國家是一個缺乏民主的國家,我們國家處于半封建狀態,則這就說:共產黨沒有意識到民主的重要性,沒有民主政治斗爭的常識,并且沒缺乏民主政治斗爭的鍛煉。這樣就說明,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帶有國民黨的不良傳統。對于那些具有以黨治國觀念的人,就是具有國民黨不良傳統的代表人物。”可見,鄧小平很早就反對“以黨治國”的思想。后來,在經歷了長期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認識后,鄧小平終于在“文革”后將民主思想提到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來。后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中,鄧小平主張提出,實現現代化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特別需要強調民主”。
在民主問題提出之后,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要如何保障民主問題順利實施。1978年12月。在他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加強法治建設,是保障人民民主的前提條件。我們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同時,還要確保這種制度和法律,不能夠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能夠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同時,他還說:“在人治的條件下,我們不需要把領導人說的話當作法律,我們可以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同時,領導人說的話既是發生了變化,法律也不用隨之改變。”這些話明確指出了我國法制建設初級階段的重要任務。
1980年8月,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強調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作用。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報告《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中指出:“我們要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我們要將其作為我們黨中央重要的基本方針政策,以后也不允許有任何動搖。”從這些可以看出,鄧小平要在中國建立法治社會的決心
之大。
接著,鄧小平為法制建設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其中主要表現在對人才的培養方面。1985年6月,他在同彭真談話時指出:“我們國家要擴大和發展法律院校,在很多經濟發達的國家,大部分人都懂得法律,我們國家要對公民普及法律教育,甚至是大學畢業之后也要注重學習法律知識。要想完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必須要有大批的法律院校,為我國的法制建設提供更多的專業人次,同時要將教育、科學、政法等等發面抓緊發展。我們要選拔出支堅持社會主義道德的、具有志業知識能力的人做社會主義建設的領軍人物,同時與司法部門相關的一些干部,如警察、法官、檢察官等等方面的人才,都要積極有效的培養。”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由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繼承了鄧小平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1992年,在黨的十四大上,江澤民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戰略決策”。1992年12月,江澤民指出要以法律手段來保障市場經濟建設。1995年,江澤民指出,我們黨一方面要憲法、法律的制訂,另一方面還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要依照法律處理事務。1996年2月8日,江澤民在中共中央舉辦的中央領導同志法制講座上,為我國的長治久安發表了講話,并第一次提出來“依法治國”的重要方針。在1992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國家領導集體正式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治國方略。
此后,1997年9月,在黨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重大戰略任務”被提出。此時,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被制定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在1998年3月的九屆人大二次會議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被載入憲法,于是我國依法治國的思想全面確立,我國的治國方略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二、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內容
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內容包括立法、執法、法治觀念的培育等各個方面。立法是依法治國的第一步,首先要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法律,讓我們國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用法律來保障社會主義法治的順利發展和實施。執法,是為了使各種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社會文化事務的形式和途徑,以及國家的各種工作,都要求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而之所以要培養法治觀念,是因為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受領導人的影響,更不會受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影響,即依法治國的主體是人民群眾,而中國共產黨是重要的領導力量。要想實現依法治國,必須要對人民群眾進行法制教育,培養人們群眾的法治觀念。“法治”就是法學界的“水治”,民民主和人民主權是它的實施基礎,它與“人治”是相反的,它具有其獨特的治國目標和價值目標,其所表達的觀念是法律至上。“法治”包括立法、守法、執法、司法的諸過程,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這些過程,都離不開人的參與,因此,我們需要一批具有很強法治觀念的人,從而確保“依法治國”得以順利實現。我們要擴大法律教育的對象,要讓每一位中國公民都能夠知法、懂法,用法律來約束公民的行為,保證社會的穩定發展和長治久安。作為中國人,要自覺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識,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做違法犯罪,危害社會的事情,要嚴格依照法律辦事,做一個遵紀守法的良好公民。
三、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重要意義
鄧小平依法治國的思想,它強調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設要完備;它強調政法隊伍建設要加強;它強調要培養每一位中國公民的法制觀念,要加強對每一位中國人的法制教育;它還清楚了指明了依法治國與黨的領導之間的重要關系;這些都為我國現如今的依法治國和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指明了方向。它是我們國家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指導思想。通過江澤民、胡錦濤兩代領導集體對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的一
脈相傳和繼續探索和發展,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建設更加的順利。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的第四代領導集體,堅持依法治國思想的重要指導地位,開始了全面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工作。他們更加重視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對弱勢群體權利的保障工作。他們清楚的認識到,要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首先必須要建設和健全社會主義的法制體系。胡錦濤為首的領導集體還確立了“以民為本”的執政思想,他們下定決心要把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終極目標設定為,建立惠及每一位中國公民的法治。這樣就使得我國的法治工作的發展方向更加明確。從這個方面看,鄧小平依法治國的思想,為我國建立科學的法治體系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黨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國的涵義被明確提出,同時國家領導人還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要求我們要將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正確應用到法治建設的實踐中去。鄧小平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一方面適應了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需要;一方面,它還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它對維護國家穩定和社會長治久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們國家要把鄧小平依法治國的重要思想繼續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指明方向。
總而言之,鄧小平是從歷史實踐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了民主法制的思想,為我過依法治國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使我國的治國方略向著更加正確的方向轉變。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進行,我國三代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他們在依法治國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同時又在不斷的對其進行探索和發展。這些努力都是為了使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順利的完成,同時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此,鄧小平依法治國的思想將會繼續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順利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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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論鄧小平對外開放思想及其指導意義
論鄧小平對外開放思想及其指導意義
關鍵詞:對外開放,鄧小平理論,經濟,國際市場
內容摘要:實行對外開放是鄧小平經濟理論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在科學總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順應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政策與構想。鄧小平同志的這一重要思想,不僅是我國近20年對外開放的指導思想,而且對于我國在新世紀中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
一、順應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確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
“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這是鄧小平同志對當代世界開放性特征的高度的理論概括。當代世界就其經濟內容而言是開放的世界或開放的經濟,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實行對外開放,發展國際間的經濟交往,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是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重要標志。在自給自足占統治地位的自然經濟中,經濟交往的規模和程度十分有限,交換在經濟生活中還不占重要地位。只是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之后,隨著機器大工業的出現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商品經濟才居于統治地位。資本主義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社會分工的擴大,進而形成突破國家和地區界限的國際分工;國際分工又加深國際間的經濟聯系,從而形成了世界市場;在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形成和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了資本的國際化。如同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6頁。)形成了世界性的經濟聯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科學技術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納入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社會化大生產的規模空前擴張,生產要素的配置擴大到整個世界范圍,世界各國的經濟獲得了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難以想象的大飛躍和大發展,世界進入了一個以國際經濟活動為舞臺的發展階段。在這樣的國際經濟社會背景下,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興衰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適應世界經濟的發展變化,能否面向國際市場,能否積極地發展同世界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無論哪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封閉的、與世隔絕的狀態下求得經濟的繁榮與發展。這是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必然要受到本國的自然資源、產業結構和資金技術等條件的約束。即使是一個資源豐富,實力強大的國家或地區,也不可能擁有本國和本地區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一切資源,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和相互依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國際間的商品流動、資本流動、技術流動和勞務流動部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個世界經濟日益成為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因此,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將自己置身于國際經濟格局中來加快發展本國經濟。鄧小平同志深刻地把握這一歷史潮流,明確指出:“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0頁。)對外開放是國際分工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鄧小平在總結我國歷史上及建國后前30年的閉關自守導致落后的教訓的基礎上,明確提出,要實現現代化,要趕超發達國家,必須實行對外開放。必須通過對外開放,獲取我國現代化建設所需的各種資源,利用好國內外市場,形成自己的優勢,確立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才能加快我們的發展速度。他說:“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設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頁。)他還說;“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7頁。)
實行對外開放首先在于利用國外資金,以彌補我國現代化建設資金之不足。我國的現代化是趕超型的現代化,具有明顯的高起點、高速度、高目標的特征,引進大量的國外先進技術并加以消化吸收是我國現代化成功的關鍵,這就需要大量的資金來保證。而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資金除了依靠國內的積累之外,還需要利用國際市場進行積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僅在引進國外資金方面邁開很大的步伐,通過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間接投資以及利用外國政府貸款等形式,引進巨額的外國資金和海外資金,同時還通過出口大量的勞動密集和勞動技術密集型產品,獲得了巨額的外匯,為現代化積累了大量的資金。
其次是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加快培植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高低,取決于技術水平的高低和產業結構的高度。作為趕超型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就是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并加以消化吸收,并以較快的速度趕上世界技術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步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購買技術專利、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以及允許外資獨資經營等方式,引進了大量的先進技術,培植起許多高新技術產業,增強了這些產業及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可見,對外開放為我國經濟發展節省了時間和資源,加速了我國的現代化進程。
再次是利用國際間的交往以獲得更多的經濟信息。當今時代是信息的時代,誰掌握了豐富的信息,誰就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的地位,誰就能把握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政治的走勢。鄧小平同志指出:“實行關閉政策的做法對我們極為不利,連信息都不靈通。現在不是講信息重要嗎?確實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沒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靈。”(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06-307頁。)對于政府決策者和企業管理者來說,做出一項重大決策,都必須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以此來判斷國際市場的變動和競爭對手的動向。因此,應該通過對外開放,在國際交往中積累、收集和整理世界經濟的信息,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和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服務。
二、根據經濟體制創新的需要,大力推進對外開放
黨的十四大確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發達的商品經濟,它不可能在封閉的環境中建立,只能在開放的環境中形成。它不僅要求有統一的國內市場,而且還要求同國際市場相聯系,從而使商品、資金、技術、勞務和信息等要素在國際間流動,參與國際分工,并利用國際分工以節約社會勞動,提高經濟效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客觀上要求我們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政策。
我國是在經濟社會比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的,沒有經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市場的發育程度很低,市場機制還不完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要改造我們傳統的經濟體制并建立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市場體系。這在客觀上要求我們必須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經驗,了解和掌握資本主義市場機制運行的規律,規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弊端,趨利避害,逐步建設比較完善的國內市場體系。對外開放為我們了解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及其機制運行的規律,盡快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提供了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吸取世界各國培育市場體系的經驗和教訓,初步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市場體系,包括比較完善的商品市場和勞務市場,逐步建立包括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在內的生產要素市場,并逐步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心任務是按照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改革企業的財產制度和組織形式,從而以規范化的公司制形式對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實施根本性的改造,使之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企業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為實現企業改革的這一目標,我們必須通過對內對外開放,逐步地拆除地區間和國際間的各種市場藩籬和貿易壁壘,促使市場機制的作用不斷擴大,促進企業進入市場尤其是進入國際市場,參與市場的競爭,以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與此同時,改革開放還使我國的很多企業了解和學會了利用國際通用的規則進行生產經營活動,利用國際上通行的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種國際標準來確立企業的形象,提高企業的信譽,促進了企業的成長和壯大。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學習和借鑒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管理國民經濟、調控市場機制方面的經驗,從而創建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市場經濟發源于資本主義國家,且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西方國家在對市場機制的作用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全面的了解的基礎上,結合各國的國情來建立政府的宏觀調控體系,以緩和市場機制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的破壞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平穩有效運行。自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性特大經濟危機之后,為了緩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及其破壞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建立和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宏觀調控體系,采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及其他多種經濟政策在內的宏觀調控手段,調節國民經濟運行,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后保持了長達1/4世紀的經濟長期繁榮。資本主義國家調控市場的各種嚴密的法規、宏觀經濟調控方法以及宏觀經濟調控體系的各種配套措施,對于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宏觀調控政策和措施,提供了有益借鑒。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學習和借鑒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并從實際出發,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宏觀經濟管理方法。實施了一系列以抑制通貨膨脹、保持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得明顯的成效,不僅保證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同時還保持了國民經濟的高增長。
第五篇:論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論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2011級市場開發與營銷1班潘英杰2011301120122
摘要:面對今天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問題增多的現狀,研究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論有著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內容是本論重點之一,從共同富裕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實現共同富裕的捷徑、關健、物質基礎和政治保證五方面來講述其內容。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最終目標,部分先富、先富幫助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捷徑,解決好農民富裕問題是實現共同富裕問題的關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四項基本原則分別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和政治保證。
關鍵詞:鄧小平理論;貧富差距擴大;共同富裕;對策
鄧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思想原理的一個支點,其理論來源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的影響,列寧、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思想影響,并且是對毛澤東共同富裕思想的繼承和超越。
一、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1、體現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和原則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少數個人的貪欲,而是為了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即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繁榮的成果應該由人民共同享有和支配。鄧小平強調,在改革中我們應始終堅持兩條原則:“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基礎,是共同富裕。
2、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體現
社會主義作為比資本主義進步的一種制度,一方面必須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更多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物質財富不能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應該為大多數勞動人民占有,否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無法體現。鄧小平說:“必須擺脫貧窮。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為了改變目前的“不合格的社會主義”的現狀,我們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等到下個世紀
中葉,等到我們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時,“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二、共同富裕的基本內容
1、鼓勵少部分先富起來
鄧小平在總結經濟建設經驗教訓時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
2、實現農民的富裕
農民富裕的重要性多年來的經驗教訓反復證明:什么時候農民有了積極性,農業就發展,農村就繁榮;什么時候農民的積極性受到挫傷,農業就萎縮,農村就凋敝。因此,鄧小平同志非常重視廣大農民積極性的提高,始終把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作為制定農村政策的基本出發點。農村改革搞責任制、拋棄吃大鍋飯的辦法,其目的就是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鄧小平在經濟上切實維護農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充分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
3、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
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鄧小平所采取的一系列發展生產力的改革措施有力地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居民生產水平的提高,使我國走上了強國富民之路。以我國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為例:199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達57600億元,提前5年實現了鄧小平當年所提出的翻兩翻目 標。2001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達95800億元,這一系列的數字對比有力地證明:在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指導下,在實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后,我國確實發生了令人難以預料的、令人可喜的變化。
4、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1981年6月,鄧小平在總結部分地區“大包干”改革經驗的基礎上指出:農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擴大生產隊、農民的生產自主權,建立責任制,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在鄧小平這一思想指導下,農村改革首先是推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生產責任制。
5、通過發展科學技術,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鄧小平認為,發展農業,一靠政策,二靠科技。1982年3月鄧小平表示,我們落實了農村政策,農業形勢很好,但靠政策只能解決一段時間的問題,農業還要靠科學,要加快解決肥料問題
6、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證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證。鄧小平認為,在中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出路和根本保證。早在1985年8月,鄧小平就明確指出:“我們總的原則是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一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總結
改革開放后的一系列富民政策使中國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消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我們應該看到,在現階段,貧富差距擴大問題及其所產生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引人注目,無疑,這與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的愿望和社會主義的本質背道而馳,因此,研究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論在今天仍有重要意義,研究現階段的貧富差距的表現、查找其原因并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措施成為當前人們急待解決的焦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