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論析

作 者 閆弘宇

所在單位 東北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 法律系

通信地址 東北師范大學（凈月校區）政法學院 法律系

郵政編碼 130000

摘 要

黨的十五大，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立為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這一理論的提出，是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重大發展。二十幾年來，我國法制的建設與發展，正是在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指導下順利進行的，研究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對于認清我國現時期法治發展規律，明確法治建設方向，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于通過深入地分析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條件，整體結構和主要內容，深入地分析我國法治發展的規律，為我國現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系統的理論參考。

本文在寫作中閱讀了大量相關書籍和材料。在對鄧小平相關論著認真研讀的基礎上，深刻地分析了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條件，創造性地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整體結構作了充分的闡釋，并通過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主要內容的詳盡論述，明確了其對我國現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歷史意義。同時，通過全文的論析，總結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對我國法治建設提出的基本要求。

通過本文的論證，我們看到，正是在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指導下，才有了我國二十幾年來法制建設的飛速發展，才形成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大踏步地前進。他的法制建設思想無疑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法寶，是我們過去和現在法治建設的重要指南，也是我們在今后法治建設中需要始終貫徹并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重要理論武器。

主題詞： 鄧小平法制 法治

引 言

關于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國內理論界的研究較多，但所使用的概念、闡釋的角度多有不同，諸如“法治思想”、“法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民主與法制建設思想”，從論述的內容上看，大都闡釋了其法制建設思想的某一個方面，目前尚沒有從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結構上深入地分析，理論上缺乏整體性論述。國外的部分學者，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雖也高度重視，但研究就更為有限。本文將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從總體上加以分析、論述，使我們清楚、明確地掌握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整體脈絡，這對我國現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研究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首先要明確“法制”和“法治”兩個不同的概念。法制通常有三種意義上的理解。（1）是指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簡稱，這是從廣義上、靜態意義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義上，只要有國家制定法律和制度，便有法制，《中國法制史》和《外國法制史》這兩門法學學科中的“法制”指的就是法律和制度。（2）是指按照依法辦理來治理國家的一種治國方式、原則和制度，這是從狹義上、動態意義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義上，君主專制和封建特權的社會制度下不可能實現“以法治國”，只有在民主的社會制度下，才能實現“以法治國”，故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沒有法制，只有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才有法制可言。這種意義上的“法制”同“法治”含義相同。（3）是指由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等各個環節結合起來協調運行的有機統一整體，這是從動態和靜態相結合的意義上理解的法制。這種意義上的法制，既包括國家創制的法律制度，又包括法律在現實中的運行和實現的過程，且將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等環節看作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在此意義上，只有近代以來的國家，即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才有法制。對法治的理解也有兩種不同的含義：（1）是指中國古代法家提出的治國主張。源于春秋時期管仲、子產、鄧析等革新家的思想，經戰國時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發展，至韓非時集其大成，秦始皇以其為立國指導思想，大力推行。（2）是指西方政治家、法學家提出的嚴格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的一種治國方式和理論思想。西方的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其主張建立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反對一人專制和“賢人政治”，與人治相對立。這種思想為近代啟蒙思想創立民主與法治理論奠定了思想基礎，代表人物是法國的啟蒙思想家盧梭。他們主張依法治國，并把法治與民主聯系起來，提出主權在民，宣稱法律至高無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特權，奪取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提供思想武器。現代法治是與民主密切相關的，它除了強調以法治國，還注重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制約，以極大限度地保護公民的民主權利。[1]

應當說，鄧小平在其論著中所使用的“法制”的概念，在不同的時期體現了上述法制的第（1）種含義和法治的第（2）種含義，為了闡釋的便利，本文在論述中所使用的法制即為其第（1）種含義，使用的法治為其第（2）種含義，而對鄧小平關于“法制”思想的整體性論述，稱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

一、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條件

任何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有其歷史、現實根源。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伴隨著鄧小平理論的形成而逐步完善的。它的形成同樣有著深刻的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條件，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關于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理論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實現了法學發展史上的偉大革命。1848年到1883年，恩格斯在直接參加無產階級革

命斗爭的過程中，進一步分析批判了剝削階級法律制度，論證了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法律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和具體途徑，更加深入地闡明了法的本質和運動規律。從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繼承馬克思的遺志，更加全面、系統地闡發了馬克思主義的法律觀，在斗爭中捍衛和發展了他們的法學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論中只是闡明了法的起源、法的本質以及法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中其他現象的關系等基本理論問題，對于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如何建設法制并沒有提出具體、系統的觀點，但為社會主義法制的形成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為后人提供了廣闊的研究空間。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則為社會主義法制的產生創造了前提。從蘇維埃政權建立的第一天起，列寧就十分重視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工作。在列寧的參加和指導下，蘇維埃政權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決議。其中，1918年頒布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則為社會主義法制的建設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列寧還創造性地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嶄新的理論，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法學寶庫。為我國法制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理論和實踐經驗。

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開創者，他們從理論和實踐上奠定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早在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就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個綱領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臨時憲法的作用，是當時中國人民的大憲章。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設想在中國建立一個比較理想的法制國家，并為此做出過巨大努力。1954年，毛澤東親自領導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強調了憲法應具有極大的權威性，并指出：“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明確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同時，他還強調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壞革命的法制。” [2]1956年，劉少奇在黨的八大的政治報告中講到“國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后來他又講到“國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務之一，是著手系統地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我們國家的法制。”[3]

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關于社會主義法制的論述是一脈相承的，從鄧小平的法制建設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于馬克思、恩格斯的法制理論有著深刻的理解。例如，他在后來強調法制對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問題上，就是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法與經濟基礎論述的現實闡述，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法制理論的現實補充。對于列寧的建國法制理論，鄧小平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給予了大部分的肯定，并吸收、借鑒了其合理部分。他的許多論證，諸如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立法思想、經濟法治思想等都是對列寧法制建設思想深入闡述和合理借鑒。對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所完成的我國法制建設工作，鄧小平是持批判地繼承態度的，既肯定和繼承了其合理成分，同時又將一些錯誤予以及時的糾正。例如在鄧小平指導下制定的我國82年憲法，就是對54年憲法的肯定，對75年、78年憲法的錯誤思想的糾正。

可以說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是在充分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關于法制建設的理論的基礎上結合當代中國社會實際發展起來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再創造。

第二，建國以后我國法制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成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形成的歷史依據。

新中國成立以后，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面對中國法制基礎薄弱、人們法制觀念淡薄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將法制建設提上了議事日程。1950年4月30日，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頒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9月20日，由全國一億五千萬人參與討論和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得以通過，國家根本大法的誕生為中國法制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礎。但是從5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黨和毛澤東對國際國內形勢估計的失誤，加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準備不足等原因，黨的指導思想陷入了“左”傾，并逐步走向極端。階級斗爭被盲目擴大化，同時社會上個人崇拜、個人專斷之風盛行，法律形同虛設。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科學地總結了建國以來法制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這就成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得以形成的歷史依據。

第三，改革開放和工作中心的轉移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現實條件。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我們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并存，并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適度地進行宏觀調控，增強市場競爭活力。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逐步地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需要有法律將已有的改革成果固定下來，同時市場經濟的建設是全方面的建設，涉及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領域的改革和調整都需要在法律的指導下有序地進行，社會迫切地需要健全的法制。這就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現實條件。事實證明，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也正是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發展在實踐中逐步形成的。

第四，國際法制日漸趨同的大趨勢，是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

隨著世界政治、經濟局勢的不斷發展變化，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在各國謀求經濟發展，以促進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同時，各個國家以及各種國際經濟組織都在加強立法，以更好地促進和保障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使得各國的法制建設與發展也在謀求平衡和統一，只有各國法律的相互融通才能更好地促

個有序的社會環境。這種社會環境的確立應當照顧到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但有一個前提，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例如我國有關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一方面保護了智力勞動的成果，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商標法》即確立了商標專用權的保護，同時又營造了正當競爭的良好市場環境。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可以將黨和國家發展經濟的重大戰略方針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使之規范化、條文化，便于操作，并賦予它們普遍的約束力，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其貫徹實施，這樣可以更好地保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第二，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也是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重要原則。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保證我國的經濟建設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健康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馬克思主義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相結合的具體實踐，只有保證其社會主義方向，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而這種實踐活動要有社會主義法制的保證才能順利進行。在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中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制定出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法律，在社會主義法律所營造的社會環境中才能使我國經濟建設矢志不渝地朝著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健康發展。鄧小平曾深刻指出，決不允許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4]另一方面，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使法律切實地反映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真正實現了當家做主，而四項基本原則正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保證。在我國，要使作為反映統治階級利益的法律反映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只有堅定不移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第三，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必須堅持為改革開放服務。

改革開放是我們打破閉關鎖國，增進國際交流，吸引外資，學習外國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的重要手段，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鄧小平指出：“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內容和基本經驗都是開放，對內把經濟搞活，對外更加開放。”，“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 [5]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有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作為保障，用法律將改革的成果固定下來，才能更好地實行改革，進行開放。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許多外商有意來我國投資，但由于當時我國還沒有制定有關保護外國人投資的法律，以至許多外商擔心政策會變，不敢進行投資，有的外商雖進行了投資，但數量和規模都很有限。直到我國相繼制定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等相關法律，才打破這一僵局，來華投資的外商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這種實踐充分證明，只有在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中始終堅持為改革開放服務，才能使改革開放深入進行，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從“法制”到“法治”的轉變

在鄧小平的法制建設思想中，雖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使用了“法制”一詞，極少使用“法治”這一概念，但分析其具體環境和精神實質，我們能深切地感受到，在他所使用的“法制”一詞中是包含了法制和法治兩種不同含義的。鄧小平將傳統的“法制”升華為現代意義上的“法治”，這使我國的法制建設進入一個新的境界，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從“法制”到“法治”的轉變雖然僅一字之差，但其所根源的社會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基礎卻是天差地別。其所標志的一個國家的文明進步程度也是不可等同視之的。傳統的“法制”與現代的“法治”有著迥然不同的含義：

首先，二者所賴以存在的基礎不同。法治必須以國家的民主為前提和基礎。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的成活土壤。法治是與任何形式的專制相對立的，是民主的具體貫徹和執行。法制卻不需要以民主為前提和基礎，它只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國家制度基礎上。法制的存在并不需要民主，使得它與各種專制并不相互排斥，而且還可以建立在專制的國家制度之上，從而與民主相互對立和排斥。

其次，二者的性質明顯不同。法治是一種治國方略、治國體制和治國機制。它的性質與人治針鋒相對，格格不入。厲行法治，就是要從根本上確認和實施“法律至上”的原則，確立法律的最高權威，從而排斥人治，排斥權大于法、言大于法或者領導人的意志高于法律的現象。法制從性質上講，只是一國的基本制度，是相對于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而言的法律制度。作為一項制度，它并不針對于人治，因此并不排斥權大于法，將領導人的講話作為“法”而至于權威的地位，這并不與法制相悖。

再次，二者所治理的內容、對象和范圍均有所不同。法治所治理的內容、對象和范圍是廣泛的，在法律至上的情況下，幾乎整個國家的各個領域都被法治所涵蓋。處理、解決任何事情的標準不是個人的意志或什么領導人的講話，而應當嚴格以法律為標準。而在我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傳統的國家，厲行法治所針對的對象首當其沖的便應當是各級領導干部。要用憲法和法律規范各級機關和各級領導干部的行為。而在此基礎上，其次才是規范社會運行和社會公民的行為。法制的內容、對象和范圍相對狹小，作為一定階級所確立的法律制度，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社會的普通百姓，主要內容表現為“治民”。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在對歷史深刻反思的基礎上，認識到文化大革命這一將人治發展到極端的歷史時期的沉痛教訓，在大力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開始逐漸明確地提出要實行法治，反對人治。早在1978年鄧小平在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思想的同時，就開始表達了法治的思想。他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

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1980年12月，鄧小平再次強調，“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3]鄧小平在這里清楚而準確地表述了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的關系。社會主義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目的和本質要求，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保障；沒有社會主義的法制，民主就沒有保障。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法制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義。二者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鄧小平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就是強調要通過各種法律、法規把社會主義民主的各個方面用法律形式全面、具體地確定下來，依靠法制保證社會主義民主。第一，要在國家根本大法上對人民民主制度加以嚴格確立。“要使我們的憲法更加完備、周密、準確，能夠切實保證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要改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14]憲法是對人民民主的最基本也是最權威的保證。第二，要對公民的各項民主權利做法律上的規定。要切實保障全體人民的民主權利，包括民主選舉、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利，享有各項公民權利”。[15]第三，要建立監督機制以確保人民民主權利不受侵犯。為了使人民能真正充分地行使民主權利，鄧小平還提出了“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然而，民主通過法制確立下來，就不是任意的，必須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行使。鄧小平多次批判那種不要法制，不受法律約束的無政府主義和極端民主化。闡明了民主自由權利必須依法進行的思想。1979年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的講話中，針對當時一些社會現象，鄧小平指出：“有個所謂‘解凍社’，發表了一個宣言，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說這是分裂人類的，我們能夠允許這種公開反對憲法原則的‘言論自由’嗎？”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民主要堅持下去，法制要堅持下去。這好象兩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6]這些論述是鄧小平在新時期的歷史條件下關于民主和法制建設的綱領性表述，說明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方向是從人治走向法治，努力實現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二）關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本要求

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與發展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提出了我國法制發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十六字方針。這是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他指出，要加強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17]這十六字方針對我國法制建設的主要領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對我國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對全體社會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執法必嚴和違法必究是對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基本要求。關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下文的論述中將有所涉及，這里只重點闡述一下執法必嚴和違法必究。

執法必嚴要求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使國家和人民賦予的行政執法權和司法權，克盡職守，執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違法行為，真正樹立法律的權威，維護法律的尊嚴。一部好的法律能否發揮出良好的規范作用，這其中嚴格執法是一個決定性環節。沒有嚴格的執法，法律就成為一紙空文，沒有任何意義。執法必嚴要求在執法的過程中正確適用法律，準確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觀、公正、準確、及時。這是妥善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嚴格執法，才能很好地打擊一切破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刑事犯罪，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營造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只有嚴格執法，才能及時、公正解決人民群眾之間的各種糾紛，避免人民內部矛盾的擴大，使全體人民團結一致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違法必究要求司法機關對于一切違法行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責任。這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根本保障。社會主義法律不承認任何等級的特權。我國《憲法》第33條第2款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就是說，在我國不因違法者的性別、民族、種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別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違法之分，一切違法行為都應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違法者予以懲罰和教育；一方面是保護大多數守法者的合法權益。只有對一切違法行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體現法律的懲罰、教育作用，同時也就更多地維護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權益，這二者是密切相關的，統一起來，就要求在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中做到違法必究。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十六字方針所提出的四方面要求是互相聯系，辨證統一的，四個方面相互促進，缺一不可，它們共同構成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本任務。沒有健全的立法，守法、執法和司法就沒有依據；沒有一切公民的守法，立法的效用和執法、司法工作就會受到影響；沒有嚴格的執法和司法，法律的權威就不足以樹立，守法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實踐證明，鄧小平提出的這十六字方針，已經成為我們黨和國家在新時期加強法制建設的長期指導方針。

（三）關于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法制的關系

鄧小平明確指出，正確理解和處理好黨的領導和法制的關系是民主法制建設的關鍵。一是應當明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共產黨居于執政黨地位，在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保證法律的實施方面，具有特別重大的責任，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也領導人民遵守和執行憲法和法律。二是指出法律范圍內的事應該由國家和政府管理，過去，法律范圍的事，黨管的比較多，這是由于當時司法部門不完備，法制不太健全，黨管還是可以的，在法律逐漸完

會主義法治意識》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5.《法治論》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2版

6.《鄧小平思想精華》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3年版

7.《鄧小平理論研究文庫》 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7年版

8.《鄧小平理論全書》 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年版

9.《鄧小平理論與中國現代化》 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10.《鄧小平發展思想研究》 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7年版

11.《鄧小平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思想研究》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12.《鄧小平思想寶庫》 紅旗出版社 1993年版

13.《鄧小平理論體系研究》 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7年版

14.《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巡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5.《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研究》 國防大學出版社 1990年版

16.《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紅旗出版社 1997年版

17.《馬恩選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8.《列寧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9.《毛澤東選集》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0.《劉少奇選集》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21.《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5年版

22.《關于社會主義法制的若干問題》 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23.《中國共產黨中央舉辦法律知識講座紀實》 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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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承前啟后的鄧小平民主法制建設思想

[內容提要]：今年8月22日是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的紀念日子，為了緬懷其豐功偉績，尤其是其承前啟后的民主法制建設思想，對當今中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做出巨大貢獻和產生的深遠的影響，本文在此粗淺地探析黨的三代領導人的民主法治思想。

黨的三代領導人的民主法治思想具有繼承性和創造性。從毛澤東同志的“主權在民”到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再到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充分說明了三代領導人都在努力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都在努力地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鄧小平的民主法治思想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江澤民同志“依法治國”思想實際上就是對鄧小平民主法治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①1997年，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從“法制”發展到“法治”，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卻是近20多年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結晶。由于時代的局限性，三代領導人所處的歷史時期不同，所發揮的歷史作用也不一樣。毛澤東同志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鄧小平同志讓中國人民富起來了，江澤民同志讓中國人民強起來了。

一、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

俗話說“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關于共產黨如何防止走歷代王朝“其興也勃，其怠也忽”的老路時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這就是“民主”②。我們是人民的政府，跟剝削階級有著本質的區別，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成了國家的主人。不存在歷代封建王朝興衰周期率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強調以民為本、以民為重，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共產黨人的宗旨。

改革開放以前，國家實行高度的計劃經濟，而計劃經濟是一種行政經濟，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國家各項事務。當時的民主法制建設雖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走過不少彎路，歷經了一個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１)、法制初創階段，建國初期，為了加快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國家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規，但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具體國情決定了領導者的治國方法主要是靠政策、靠群眾運動，而不是靠法制。(２)、法制停滯階段，法制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立法司法工作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３)、十年文革，砸爛公、檢、法，成立保衛組，搞階級斗爭擴大化，使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遭受嚴重破壞。這跟毛澤東同志晚年的指導思想有關，由于時代的局限性，他只重視法制的政治職能，輕視法制的經濟和社會職能，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把法治思想僅僅限制在對敵斗爭、打擊犯罪和鞏固政權的狹小空間內。在領導方式上，沒有擺脫傳統的“人治”思想束縛，把法制僅僅作為一種統治手段、一種統治工具，而不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當然，毛澤東同志也有重視民主法制建設的幾個閃光點，主要體現在三件大事上。㈠、1937年,紅軍干部黃克功因向陜北抗日大學學生劉茜逼婚不成，竟然開槍打死劉茜，造成極壞的影響，對此，毛澤東主席主張依法懲處，說“不殺黃克功，就不足于教育黨”。③

①、《鄧小平論民主法制建設》第9頁。②、《學習〈鄧小平論民主法制建設〉講話》第10頁。③參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第184頁，《給雷經天的信》。

㈡、1953年,面對新中國第一大案——劉青山、張子善案件，為了懲治腐敗、廉潔黨和國家機關，教育廣大黨員干部，密切黨群、干群關系，毛澤東同志也是極力主張依法槍決。㈢、1954年,毛澤東同志親自擔任立憲委員會主任，主持制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1954年憲法》。毛澤東主席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同志親自參與起草條文，為制定憲法參閱了兩箱子憲法書，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原來草案中曾指出“這是我國的第一個憲法”，毛主席認為不妥。他指出，中國過去有9個憲法，要尊重歷史，強調此句“不改不行”；有人提議將這部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但被毛主席拒絕了，認為這樣寫不科學、不合理①。毛澤東同志說“這個憲法草案，看樣子是得人心的”。② 它充分發揚了社會主義民主，廣泛征求群眾意見，歷時1年零9個月，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全民討論，參加人數達1億5千萬人，提出意見138萬條。它貫徹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確立了我國的政治體制，首次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它在序言中肯定了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總綱第一條規定的“人民民主國家”就是指“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實踐表明：1954年憲法是一部很好的較完善的憲法，它所確立的基本原則是正確的，是國家的總章程、根本法。對新中國的立法活動起了重大的影響。

毛澤東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毛澤東思想是以毛澤東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集體經驗和智慧的結晶，是全黨的集體創造。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我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形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20世紀20年代末，成熟于抗日戰爭時期，是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勝利的旗幟。

二、黨的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建設思想

鄧小平同志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早就為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繪制宏偉的藍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開始撥亂反正，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得到恢復和迅速發展，并逐步走上正軌。鄧小平同志重視民主法制建設自有其主客觀原因，主觀上，鄧小平同志幾經浮沉，“文革”中受到沖擊，曾被下放勞動，住過牛棚，深知無法無天的危害性，深感實行

民主法制的重要性；客觀上，我國正在實行改革開放，搞經濟建設離不開法制，市場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法制經濟，需要法制來規范、保障、引導和制約。鄧小平同志繼承和發展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民主法治思想，尤其是1958年董必武同志提出的“依法辦事”思想，把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全過程概括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個字。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關鍵，執法必嚴是重要條件，違法必究是保障。

鄧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建設思想內容極其豐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法律和科技等領域。主要有以下八大方面：③ ㈠、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實行“兩手抓”。㈡、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實行“嚴打”和開展反腐敗斗爭。㈢、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概括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十六字方針。㈣、堅持實行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原則。㈤、指出加強法制根本的問題是教育人。㈥、實現民主和法制要有步驟、有領導地進行。㈦、民主必須制度化、法律化。㈧、堅持人大制度，改善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發揮人民政協的協商監督作用。

①參見2003年12月29日《文摘周報》韓大元的文章。②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25頁。③全國普及法律知識干部統編讀本《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基本知識》法律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58-93頁.鄧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建設思想的特點：

㈠、全局性。鄧小平同志從戰略的高度出發，指出法制建設同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具有高度的全局性。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鄧小平同志集中思考了兩個問題：什么是社會主義？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他指出我黨建國以來的兩大失誤：即忽視發展生產和忽視發揚民主。為此，全黨的工作著重點必須轉移，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搞四個現代化一定要有兩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謂兩手，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①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鄧小平同志還進一步揭示民主與法制的必然聯系，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指出“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兩方面是統一的。”②他說“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民主。”③他還進一步強調：“要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是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的方針，今后也決不允許有任何動搖。”④ 1986年,鄧小平同志又明確指出法制是全局性的思想：“我們現在的重點是端正黨風，但從全局來講，是加強法制。”⑤ 由此可見，鄧小平同志是從經濟戰略思想、政治戰略思想和全局的高度來肯定法制建設的重要地位，這就使他的法制理論溶入了建設一個既不同于傳統社會主義，又不同于現代資本主義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宏偉藍圖之中。

㈡、實踐性。鄧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我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為依據，徹底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具有鮮明的實踐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同志總結歷史經驗，適應撥亂反正的需要，論證了加強法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78年底，他指出“國家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個人等之間的關系，也要用法律形式來確定，它們之間的矛盾，也有不少要用法律來解決。”⑥ 1979年6月他還指出：“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⑦ 80年代初期，針對當時社會治安形勢嚴峻，鄧小平同志要求專政機關要嚴打。他認為對人民實行民主和對敵人實行專政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兩大職能，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因為社會上還有不少違法犯罪分子。“對違法犯罪分子手軟，只能危害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危害現代化建設的全局。”⑧ 發揚民主不是不要專政。“現在是非常狀態，必須依法從重從快集中打擊，嚴才能治住。”⑨ 他強調：“全黨同志和全體干部都要按照憲法、法律、法令辦事，學會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罰款、重稅一類經濟武器）同反黨反社會主義勢力和犯罪分子進行斗爭。”⑩ 為此，在1982年底和1983年初，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了《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秩序的罪犯的決定》，在法定量刑幅度內從嚴從重，在訴訟程序上從快地打擊犯罪分子。

鄧小平同志指出：“對于干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反腐敗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據此，1993年黨中央作出關于加強反腐敗斗爭的部署，把嚴厲打擊貪污、賄賂等經濟犯罪的斗爭擺到突出位置。反腐敗要動真格，敢于查處大要案，對于嚴重的經濟刑事犯罪分子要嚴懲，把判死刑作為一種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心太軟了、手太軟了都不足于威懾犯罪分子。

①、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頁、第163頁。②、③、④《鄧小平論民主法制建設》第39頁、第9頁、第9頁。⑥、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頁、第371頁。⑦、⑧⑨《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頁、第217頁

9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特別強調穩定，他多次指出：“我們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績也會失掉。”① 他總結出：“只要有利于中國穩定的就是好事。一切導致中國混亂的因素都要排除。”② 鄧小平同志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從不同的時期，從多種角度對法制建設進行論述，極大地指導和推動了中國的法制建設，為我國實行法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㈢、開放性。鄧小平同志是我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其民主法治思想也充分體現開放性的一面。隨著我國對內不斷深化改革，對外不斷擴大開放，過去那種計劃體制已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形勢的發展促使我國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了加快立法步伐，改變以往“

第三篇：論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

論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

鄧小平法治思想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新的實踐經驗的總結，它的核心是“依法治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發展，黨的十五大運用鄧小平理論，對歷史經驗進行了科學的總結，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把依法治國提到了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戰略的高度，作為發展人民民主,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民主和法治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保障。鄧小平理論以馬克思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為依據，結合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與要求，深刻地揭示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治密不可分，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是民主的體現和保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走依法治國之路。依法治國思想的提出是黨的治國方略成熟與發展的重要標志。

實現法治國家是我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必然選擇。鄧小平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特別是結合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提出了實現依法治國的一系列的原則。鄧小平同志有關依法治國理論，指明了在現階段進行法治建設的基本原則，其基本原則有民主與人權原則；平等原則；維護法律的權威原則；權力監督原則；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原則。鄧小平法治的思想為我國進行法治建設，實現依法治國，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中共十五大明確地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將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設作為實現法治的目標，明確規定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

鄧小平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民主是法治的基礎，民主本質問題是國家制度問題，現代民主的精髓是人民主權原則，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通過自己選出的代表組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大會，制定憲法、法律和法規，選舉和決定國家公職人員，并通過他們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現代民主的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公民的民主權利、國家的民主體制、政治運作的民主程序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民主工作方法。十一屆三中全以后，我們開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從制度上來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的實現，完善民主選舉制度、監督制度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鄧小平指出：“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6頁)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化要求社會主義民主的各個方面、全部內容都要運作法律加以確認和保障，使其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鄧小平講：“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盛衰成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指出：“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8頁)另外還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

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在鄧小平的倡導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提到黨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日程上來。鄧小平還明確指出：“實現民主和法制，同實現四個現代化一樣，不能用大躍進的做法，不能用‘大鳴大放’的做法。就是說，一定要有步驟，有領導。否則，只能助長**，只能妨礙四個現代化，也只能妨礙民主和法制。”《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57頁)從此，在中國歷史上結束了由人治而導向的個人迷信和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不穩定狀態，并開創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黨的領導是我國實現法治的根本保證。依法治國，建設法制國家離不開黨的領導。關鍵問題是如何改進和加強黨的領導。在黨和法的關系上，曾經存在著“以黨治國”的觀念，這是忽視民主的表現之一。為此，早在四十年代鄧小平就提出：“黨的領導責任是放在政治原則上，而不是包辦，不是遇事，不是黨權高于一切。”到了八十年代，他更明確地說：“全黨同志和全體干部都要按照憲法、法律、法令辦事，學會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罰款、重稅一類經濟武器)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和各種刑事犯罪分子進行斗爭。”另一方面，鄧小平提出要通過深化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實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逐步做到“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他強調，要理順黨組織、政府與其他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理順中央、地方與基層之間的關系，理順組織與個人之間的關系，理順各民族之間的關系。這些都充分體現了鄧小平的法治思想高瞻遠矚的戰略性。十五大報告指出，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實行民主、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人權，而實行依法治國就是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對國家和社會生活的領導，主要在于領導人同，通過國家機關制定適應和社會發展和人民意愿的法律、法規，又領導人民監督、保證國家機關公職人員、社會團體、各政黨和人民群眾依據已制定的、現行的法律、法規從事各項活動。黨的政策和主張要來自由人民群眾并要通過國家機關進一步集思廣義，取得人民群眾的支持、檢驗而轉化為人民的共同意志并上升法律、法規，通過組織國家機關實施法律，并通過對司法工作的領導，將法律適用于具體案件。也就是通過法律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使民方制度化、法律化，以實現共產黨的領導的核心作用

總之，鄧小平深刻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提出了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的民主法制的思想，奠定了依法治國的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奠定了治國方略根本性轉變的基石,對我們今天在新的世紀、新的時代背景下的法治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四篇：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思想論析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思想論析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這篇講話發表在特定的背景之下。1980年代正好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那時，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已經端正，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準備迫切需要實施，因此這篇講話可以說是應需要而產生。在講話中，鄧小平總結了國內外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歷史經驗，特別是中國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訓，尖銳地揭露和分析了現行政治體制存在的種種弊端及其產生的原因，系統精辟地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意義、主要內容和必須遵循的原則，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想。因而，這篇講話是指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時至今日，鄧小平的這篇講話仍有很深的指導意義。本文擬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幾個重要思想作深入論析。

一“權力制約、民主監督”思想

“權力制約、民主監督”的思想在鄧小平制度建設理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鄧小平關于政治體制改革思想的核心內容。鄧小平在總結我黨的失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教訓的基礎上明確提出通過制度建設與完善來構建權力制約、民主監督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

傳統的政治傳統的政治體制對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與制約。很多現象容易導致權力過分集中、專權專斷。一是官僚主義現象。官僚主義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大問題。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致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二是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既集中于幾個領導。三是家長制現象。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帶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陳舊的社會現象，它的存在和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的危害。四是干部職務的終身制現象，干部職務的終身制現象的形成同封建社會的影響有一定關系。五是特權現象。鄧小平指出，我們今天所反對的特權，就是政治上、經濟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權利，搞特權是封建社會殘余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

傳統體制弊端的形成有什么原因呢？第一，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系。第二，由于我們黨政機構以及各種企業、事業領導機構中，長期缺少嚴格的從上而下的行政法規和個人負責制，缺少對于每個機關乃至每個人的職責權限明確的規定。第三，傳統政治體制容易導致個人專權，以言代法，領導者為了維護個人地位和權威，必然限制公民權利，導致官僚主義等特權現象的產生，從而妨礙了民主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第四，干部缺少正常的錄用、獎懲、退職、淘汰辦法，反正工作好壞都是鐵飯碗，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

二、制度改革思想

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鄧小平反復闡述了一個重要思想，這就是，要把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斷完善的制度基礎之上。“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1]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曾經出現過斯大林破壞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嚴重教訓。在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曾經出現過“文化大革命”踐踏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嚴重挫折。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領導人的素質還是制度因素？鄧小平鞭辟入里地指出，領袖個人的因素固然是個重要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和漏洞。他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 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2] 事實上，任何一個政黨，當它在取得執政地位之后，如何強化全黨的制度意識，把制度建設放到重要地位，以健全的制度確保黨的執政功能和執政成效，防止黨的成員腐敗，這個問題就被尖銳地提到關系黨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上來。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執政黨，我們黨隊伍龐大、責任重大，制度問題在黨執政過程中一直是影響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否具有健全的制度，是黨內生活是否正常，整個國家能否沿著民主法制道路向前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否具有強烈的制度意識，是廣大黨員尤其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能否保持本色、為民執政、廉潔執政的一個關鍵問題。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制度建設，以健全的制度推進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更加具有特殊的意義。首先，加強制度建設，推進民主政治，是應對嚴峻挑戰、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迫切要求。當今世界正進入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重要歷史時期，全球化趨勢愈益凸顯、綜合國力競爭更加劇烈。而國際競爭的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執政黨執政能力的較量。這樣一種豐富多彩而又錯綜復雜的世界格局，迫切要求我們黨必須用時代發展的要求審視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強和完善自己，著力改變傳統的觀念、做法尤其是體制和制度，主動順應世界潮流，真正按照現代化大生產規律和經濟全球化趨勢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時適應文明的多樣性和人類文明發展的總趨勢，提升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現代內涵，從體制與制度層面與世界文明大趨勢接軌，以鞏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顯然，這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一個時代性課題。黨能否以銳意改革的精神和強烈的制度意識完成好這一時代課題，直接關系到黨能否有堅強的能力應對世界局勢，能否在國際格局新變化中把握發展趨勢、用好發展機遇、創造發展條件、掌握發展全局，從而直接關系到黨執政地位的鞏固乃至執政合法性的延續。其次，加強制度建設，推進民主政治，是化解社會矛盾，增強黨的執政效應的迫切需求。我國正處在轉型性發展的關鍵時期。一方面，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舉世矚目；另一方面，在前進過程中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前所未有、世所罕見。其中尤其突出體現在就業、教育、住房、看病、養老等方面的民生問題和突出體現在利益差距、社會公平、大眾參與、公共危機、官員腐敗等方面的民主問題，構成對黨的執政效應的嚴峻考驗。在初步發展起來的中國，民生與民主將愈益凸現，集中反映了人民群眾對社會進步的新期待。能否在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基礎上妥善解決好民生與民主問題，直接關系到黨執政的社會效應亦即人民大眾對黨的信任度。無論是解決民生問題還是推進民主建設，都迫切要求加大政治體制和社會運行機制改革的力度，不斷完善黨內民主制度和社會民主制度，不斷增強以健全的制度化解矛盾、協調利益、應對危機、促進和諧的能力。這可以說是改革開放30年后的中國發展的新走向、新趨勢。第三，加強制度建設，推進民主政治，是扼制腐敗問題，迫切要求。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人民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人民群眾。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一項長期的重大政治任務。當前人民群眾最為不滿和擔憂的社會問題仍然是少數官員的腐敗問題，這不啻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深層隱患。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既要靠教育、靠嚴懲，更要靠制度、靠法治，歸根到底必須從制度改革與建設做起，從強化全體黨員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的制度意識做起。從客觀條件來說，某些領域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和管理體制尚未完全消除，嚴重滋生和助長了擅權專權、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從主觀因素來說，一些領導干部存在著嚴重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有的濫用權力、以權謀私，最終墮落為腐敗分子，最終原因無不是制度意識淡薄甚至毫無制度意識的結果。許多事實警示我們：制度缺失是滋生權力腐敗的根本原因，制度意識淡薄是一些人走向腐敗的起點。推進反腐倡廉制度創新，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發展黨內民主的重中之重。

三、“任人唯賢”思想

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鄧小平提出了選拔干部的標準，他指出：“人才問題，主要是個組織路線問題。”要“從組織上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必須“自覺地更新各級黨政領導機關，逐步實現領導人員年輕化、專業化”，“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善于發現、提拔以至大膽破格提拔中青年優秀干部。這是國家現代化建設事業客觀存在的迫切需要”。

他認為，選拔、使用優秀中青年干部必須掃除的思想障礙。當時存在三種思想障礙：第一，在選拔中青年干部的時候，可能會把一些幫派分子甚至打砸搶分子選上來。針對這種認識，鄧小平明確表示，跟隨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第二，有些同志認為干部還是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上好。針對這種認識，鄧小平說：“干部要順著臺階上，一般的意義是說，干部要有深入群眾、熟悉專業、積累經驗和經受考驗鍛煉的過程。但是我們不能老守著關于臺階的舊觀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現行黨政干部中區、縣、地、省一類臺階，各行各業應當有不同的臺階，不同的職務和職稱。”“將來很多職務、職稱，只要考試合格，就應當錄用或授予。打破那些關于臺階的過時觀念，創造一些適合新形勢新任務的臺階，這才能大膽破格提拔。”第三，有些同志擔心，年輕人經驗不夠，不能勝任。針對這種思想顧慮，鄧小平指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經驗夠不夠，只是比較而言。”許多老干部“當大干部、做大事”時也很年輕，經驗也不多，即使現在，對現代化建設中的新問題也沒有什么經驗。一些年輕同志經驗少是客觀條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嘛。放在那個位置上，他們就會逐步得到提高”。“好的中青年干部到處都有。”“我們有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只要大膽而謹慎地工作，只要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優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來，保證我們的事業后繼有人，后來居上。”

鄧小平提出了選拔、使用優秀中青年干部的標準，這就是要在注意德才兼備的前提下，實現干部隊伍的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針對現行的組織制度和為數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選拔和使用四個現代化所急需的人才這一問題，鄧小平強調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要堅決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礙，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時宜的組織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養、發現和破格使用優秀人才，堅決同一切壓制和摧殘人才的現象作斗爭。以上便是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的幾個重要思想，這篇講話發表之后，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都是以它為綱。它發表之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制度建設成就顯著，“ 國家領導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決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監督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3]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式得到轉變，執政能力不斷提高和增強;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不斷完善，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不斷完善;權力結構日趨合理，機構設置科學，運轉逐漸高效 富有活力;利益關系得到調整，社會和諧不斷顯現 正如俄羅斯學者葉列娜 波多利科在深入研究了“中國通過完善國家政治體制和進行面向市場的改革而驚人地快速發展與復興 ”后，得出結論:“ 中國共產黨再次肩負起維護社會公正與和諧的責任。”中共領導全國人民，協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維護國內的社會和政治穩定。綜觀30 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就，我們清晰地發現這些具體的構想和目標 措施無不滲透著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文獻高超的政治智慧 實踐證明，它是指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極其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獻。

三十年過去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僅過去有用，它對我國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21 世紀的新問題和新挑戰迫切要求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堅定不移地使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相適應;堅定不移地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執政的黨應充分發揮其為社會提供制度服務和實現制度變革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認識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繼續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動力支持。

參考文獻: [1][2]《 鄧小平文選 》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第338頁。

[3]初陽 :《 改革開放30 年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經驗和面臨的挑戰 》[J].政治學研究.2008年第4 期。

第五篇：論鄧小平對外開放思想及其指導意義

論鄧小平對外開放思想及其指導意義

論鄧小平對外開放思想

及其指導思想

班級：地質10-7姓名：張白揚學號： 05102173指導教師： 張建英學院：資源與地球科學學院

引言

實行改革開放，是我黨的一大創舉。它對我國乃至于整個世界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那么在新世紀里，如何認識和運用這一偉大構想那？

正文

實行對外開放是鄧小平經濟理論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同志在科學總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順應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政策與構想。鄧小平同志的這一重要思想，不僅是我國近20年對外開放的指導思想，而且對于我國在新世紀中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有著十分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

一、順應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確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

“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4頁。）這是鄧小平同志對當代世界開放性特征的高度的理論概括。當代世界就其經濟內容而言是開放的世界，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實行對外開放，發展國際間的經濟交往，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是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重要標志。如同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6頁）形成了世界性的經濟聯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科學技術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納入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社會化大生產的規模空前擴張，生產要素的配置擴大到整個世界范圍，世界各國的經濟獲得了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難以想象的大飛躍和大發展，世界進入了一個以國際經濟活動為舞臺的發展階段。無論哪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封閉的、與世隔絕的狀態下求得經濟的繁榮與發展。這是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必然要受到本國的自然資源、產業結構和資金技術等條件的約束。因此，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將自己置身于國際經濟格局中來加快發展本國經濟。鄧小平同志深刻地把握這一歷史潮流，明確指出：“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0頁。）對外開放是國際分工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鄧小平在總結我國歷史上及建國后前30年的閉關自守導致落后的教訓的基礎上，明確提出，要實現現代化，要趕超發達國家，必須實行對外開放。他說：“要實現四個

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設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頁。）他還說；“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7頁。）實行對外開放首先在于利用國外資金，以彌補我國現代化建設資金之不足。我國的現代化是趕超型的現代化，具有明顯的高起點、高速度、高目標的特征，引進大量的國外先進技術并加以消化吸收是我國現代化成功的關鍵，這就需要大量的資金來保證。而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資金除了依靠國內的積累之外，還需要利用國際市場進行積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僅在引進國外資金方面邁開很大的步伐，通過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間接投資以及利用外國政府貸款等形式，引進巨額的外國資金和海外資金，同時還通過出口大量的勞動密集和勞動技術密集型產品，獲得了巨額的外匯，為現代化積累了大量的資金。

其次是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加快培植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高低，取決于技術水平的高低和產業結構的高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購買技術專利、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以及允許外資獨資經營等方式，引進了大量的先進技術，培植起許多高新技術產業，增強了這些產業及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可見，對外開放為我國經濟發展節省了時間和資源，加速了我國的現代化進程。

再次是利用國際間的交往以獲得更多的經濟信息。鄧小平同志指出：“實行關閉政策的做法對我們極為不利，連信息都不靈通。現在不是講信息重要嗎？確實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沒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靈。”（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06-307頁。）當今時代是信息的時代，誰掌握了豐富的信息，誰就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的地位，誰就能把握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政治的走勢。因此，應該通過對外開放，在國際交往中積累、收集和整理世界經濟的信息，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和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服務。

二、根據經濟體制創新的需要，大力推進對外開放

黨的十四大確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要求有統一的國內市場，而且還要求同國際市場相聯系，從而使商品、資金、技術、勞務和信息等要素在國際間流動，參與國際分工，并利用國際分工以節約社會勞動，提高經濟效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客觀上要求我們進一步擴大對

外開放，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政策。

我國是在經濟社會比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的，沒有經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市場的發育程度很低，市場機制還不完善。這在客觀上要求我們必須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經驗，了解和掌握資本主義市場機制運行的規律，規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弊端，趨利避害，逐步建設比較完善的國內市場體系。對外開放為我們了解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及其機制運行的規律，盡快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提供了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吸取世界各國培育市場體系的經驗和教訓，初步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市場體系，逐步建立包括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在內的生產要素市場，并逐步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心任務是按照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改革企業的財產制度和組織形式，從而以規范化的公司制形式對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實施根本性的改造，使之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企業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與此同時，改革開放還使我國的很多企業了解和學會了利用國際通用的規則進行生產經營活動，利用國際上通行的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種國際標準來確立企業的形象，提高企業的信譽，促進了企業的成長和壯大。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學習和借鑒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管理國民經濟、調控市場機制方面的經驗，從而創建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資本主義國家調控市場的各種嚴密的法規、宏觀經濟調控方法以及宏觀經濟調控體系的各種配套措施，對于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宏觀調控政策和措施，提供了有益借鑒。我們從實際出發，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宏觀經濟管理方法，并實施了一系列以抑制通貨膨脹、保持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得明顯的成效，不僅保證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同時還保持了國民經濟的高增長。

我國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過程中，必須努力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政策，逐步形成大開放格局。我們要把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把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放到世界經濟的大格局和國際市場的大背景之下，納入世界經濟的大循環之中。在鄧小平大開放思想指導下，我們不僅能夠汲取各國的長處以彌補自己的短處，加快我們的經濟發展，而且還可避免國民經濟受一個

或某幾個國家支配、擺布，確保我們的對外開放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得以繼續，保持對外開放政策的長期性。

三、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發展開放型經濟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對外開放是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面對經濟、科技全球化趨勢，我們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發展開放型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國民經濟素質提高。”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實行一系列更為開放的措施，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隨著新世紀的到來，我們更要繼續以鄧小平對外開放思想為指導，以積極的態度，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發展開放型經濟，促進我國的現代化建設。

一是改善投資環境，擴大利用外資，合理引導外資投向，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利用外資是實行對外開放、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途徑。鄧小平同志說：“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56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為改善外商投資環境作了許多努力，為外商投資企業創造了較好的投資環境。并制定實行了一系列為外商投資提供法律保障的法規和政策，利用外資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隨著新世紀的到來，我國對外資的優惠政策要由原來的以地區性差別優惠為主轉變為以產業差別性優惠為主。從而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推進企業技術進步和國民經濟整體素質的提高。

二是實施以質取勝和市場多元化出口貿易戰略。首先是以質取勝戰略。我們不能長期依賴“價廉質低”的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而是要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牢牢把握好提高經濟效益這一中心環節，下大力氣提高出口商品的質量和檔次。要重視科技興貿，優化出口產品結構，盡快實現出口貿易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以量取勝”向“以質取勝”轉變。其次是市場多元化戰略。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其基本要求是在繼續鞏固西方國家和港澳市場的同時，加快開拓發展中國家、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的市場，力爭對這些國家市場的出口產品比重逐步有所提高，避免對同一市場的過分依賴，增強防范市場風險的能力。同時，通過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還有利于緩解世界經濟區域化、集團化對我國發展對外貿易所造成的消極影響。

三是實行均衡開放政策，保障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其基本要求是，在加強我國東

部沿海地區和沿邊地區對外開放的同時，根據中西部地區的特點，制定相應的、有別東部地區的政策，加快中西部對外開放步伐，擴大開放區域，進一步加強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扶持力度，擴大審批權限，優化投資環境，增強內地對外資的吸引力。此外，我們還要實現從淺層次參與國際經濟循環向深層次參與轉變，要更有效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經濟循環，使經濟循環過程覆蓋和輻射各個部門和更加廣闊的地域，實現縱深循環，從而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外向度，增強經濟發展后勁和促進整個國民經濟實力的提高。

四、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促進國民經濟整體質量的提高。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是我國今后相當長時期里的戰略任務。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促進國民經濟現代化，改變生產力落后狀況，是我們所面臨的長期性問題。我們要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建立和發展開放型的經濟結構和經濟體系，其中包括以制成品出口為主的出口生產體系，對外經濟體系、技術引進和推廣體系、外經服務和監督體系以及社會信息體系，還包括為它服務的金融、保險、信息、生活、娛樂等第三產業的比重最終應接近發達

國家水平。要實施“走出去”的戰略，要多方面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企業到境外投資辦廠，帶動國內出口或合作開發資源；特別是通過推進投資、貿易一體化，組建工、貿、技、銀相結合的大型企業集團進軍國際市場。此外，還要加快推進我國貿易自由化進程，應當根據開放型經濟的要求來重新審視我們的貿易政策指導思想，逐步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自由貿易體機制。我們應當盡早實現從外貿企業的審核制度向登記制度的轉軌，讓國內具有實力的企業盡早進入國際市場。適應貿易自由化的要求，應當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分步驟地把進口關稅降低到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與此同時，進一步放寬外匯管制，逐步開放外匯市場，把我國經濟逐步融入當代世界經濟體系。

希望我國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堅持并擴大對外開放，從而繼續飛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