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誠信：博弈論視角下民營企業組織文化的理性選擇

誠信：博弈論視角下民營企業組織文化的理性

選擇

潘權驍

2013-3-26 9:36:18來源：《北方經濟》2012年第5期下摘要：本文針對當前中國民營企業的組織文化建設中核心價值觀缺位的問題，從內外部展開分析組織文化在民營企業中缺位的原因，并點出了中國民營企業家“草根性”特質，運用博弈論科學地論證以誠信為核心價值觀的組織文化是企業長期生存與發展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組織文化，民營企業，文化斷層，博弈論

我國民營企業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的繁華背后。卻有著一串驚人的數字。據調查，全國每年新生15萬家民營企業，但同時又有10萬多家死亡，60%的民營企業在5年內破產，85%的在10年內破產，平均壽命只有2.9年，導致民營企業“短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企業組織文化的缺位。

一 組織文化的缺位已成為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一大瓶頸

中國大部分民營企業核心價值體系的缺失一直是制約企業長期發展的瓶頸。民營企業在誠信方面的缺失諸如合同欺詐、欠賬賴賬、假冒偽劣、違背合同、賬目造假、偷稅漏稅等問題日趨嚴重。此外，近年來在食品藥品安全領域，我國民營企業的一些行為，我們也能管中窺豹我國民營企業組織文化的道德價值觀缺失到了何等地步。安徽阜陽“毒奶粉”事件、“三聚氰胺、“瘦肉精”、“毒膠囊”、“老酸奶”等事件，國人近年來上了幾堂深刻而慘痛的化學課，對一些民營企業的“開源節流”斂財法都“深感欽佩”。

核心價值體系是一個企業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在談到企業價值觀的重要性時說：“企業要思考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們的企業是什么？第二個問題：我們企業將是什么？第三個問題：我們的企業應該是什么？”

可以說，對三個問題實踐與否，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企業的成敗。諸多案例可以證明，企業可以在短期內攫取較多的利潤，但是其要持續成長和良性發展所要依靠的絕不僅僅是簡單的財務指標，更為重要的是企業是否確立了正確的價值觀并為之奮斗。

從種種跡象看來，中國民營企業許多做人成績是建立在一種“求量不求質”的陋習上的，這是十分可怕的。組織文化的缺位，特別是企業核心價值觀的缺位是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壯大的一大“瓶頸”。在當前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下，這樣的民營企業隊伍只能算作是一支不正規的“游擊隊，是不可能和其他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正規軍”相抗衡的。即使不得不上戰場，大概也只能用上“打不過就跑”的原則，如果不積極尋求壯大之道，遲早是要被國外的競爭對手鯨吞蠶食的。

二 民營企業組織文化缺位的原因分析

如何彌補企業組織文化缺位已成為當前我國眾多民企積極探尋的命題。其實，這個道理許多民營企業都了解，因為已經有太多名家講座與著作強調這個問題，但為什么還是有這么多民企深陷這個泥沼難以自拔，甘心做個殺雞取卵的短視者？筆者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無知也有無奈，有內部因素也有外部制約。

1.內部因素

第一，組織文化斷層——歷史遺傳基因未能較好延續，新文化尚未形成。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十大商幫。作為中國第一商幫，晉商資格最老、歷史最久、經營范圍與地域最廣，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痕。而晉商之所以輝煌，是因為他們創造了獨特的商業倫理和道德，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傳統儒家思想里的誠信理念與群體意識。中國歷史上如徽商、晉商等都是比較推崇儒家文化、注重“道義”經商的，這也算是一種“民營經濟”，而現在所說的民營企業應該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些現代意義上的企業組織。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家成長真正是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春風。民營企業家們正是在此基礎上擺脫了“社”“資”的枷鎖，成為“敢吃螃蟹”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群。在這些民營企業家中，農民占了絕大多數，從工人、銷售員逐漸走上管理者、總裁的職務。這樣的起步方式不可避免的帶上了中國民企發展的歷史獨特陛——草根性。再加上

近代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等對傳統文化的沖擊，民營企業身上流淌的基因中原先的商業倫理和道德，那些組織文化已經幾乎找不到蹤跡。而且在引入市場經濟的同時，西方的契約精神又沒有很好地樹立和融人，導致價值觀的模糊。來自田間，受教育程度低，對國際國內大環境的變化缺少敏銳的洞察力，對現代科技、文化和管理知識難以熟練把握和運用，這是對絕大多數民營企業家“草根性”的最好描述。“埋頭做產品，積極把錢賺”的民企老板們大多所保有的觀念，他們更在乎眼前的效益而缺少長遠的戰略目標，走一步算一步，哪里有利就往哪里鉆。很少有人會去注意一個企業的組織文化建設這樣看似務虛無用的東西，缺乏企業長期經營的戰略眼光。

第二，民營企業內部缺乏行之有效的組織文化創建與維系體系。長期以來我國民企主要采用粗放式的經營模式，靠廉價勞力、低價競爭搶占低端市場，但這種缺乏核心競爭力的經營方式必將在競爭日益加劇的市場洪流中被淘汰。經營模式的轉型升級迫在眉睫，這其中包括了企業文化、產業結構、增長方式等等的脫胎換骨。而組織文化是極其重要的一環，在組織文化創建與維系中均存在較大缺陷。

馬云的阿里巴巴算是在民企中的佼佼者，在組織文化的愿景規劃中，提出了十年規劃等，做好“過冬”的準備，提出的“深挖洞，廣積糧，做好做強不做大”的策略等都是建立組織文化的良好開端。但正如先前講到的民營企業的“草根性”，很多企業缺乏這些戰略目標。

2.外部因素

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中國一直處在一個劇烈轉型的時代。從計劃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國家轉型過程中，似乎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沒有明確的改革目標與藍圖，農民企業家也是一步一個腳印摸索著前進，如同溫州龍港農民城鎮長陳定模所說“改革總從違法開始的”。沒有清晰的法律界定，加上鄧小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論斷，極大的鼓舞了農民企業家的冒險精神，只要不動搖社會的穩定，一切發展皆是硬道理；只要能夠賺取更大的利潤，馳騁于“灰色地帶”又有何妨？這種整個社會浮躁冒進、一切以“利”為先的心態成就了當前中國獨特的商業環境。過分地夸大“發展”“利益”導致社會物質和精神追求上的極不平衡，反映在商業上即眾多企業的“商術發達而商道缺失”。民

營企業的組織文化當然也難逃大環境思想的影響熏陶。

三 博弈論視角下以誠信為核心的組織文化是強企之路的必然選擇

企業誠信文化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用以規范和調節企業與社會、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個人之間信用關系的一種道德理念，它要求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尊重他人利益，誠實守信，遵紀守法，不損害對方和公眾利益。企業誠信文化是企業的一種無形資產，一種稀有資源，是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必須遵守的道德規范。誠信文化作為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于企業經營活動的各個領域，是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

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埃德加·沙兇(Edgar H.Schein)在《企業文化生存指南》一書中指出：“大量案例證明，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企業文化再造是推動企業前進的原動力，但是誠信作為核心價值觀是萬古長存的，它是企業文化的一個永恒主題——誠信作為企業生存發展和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基礎是不能動搖的。誠信孕育于企業文化、扎根企業文化、滲透于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基石。”

下面是筆者簡單地分析兩個企業之間的誠信博弈模型列表：

從上述分析框架中我們可以可以發現只有在兩方都誠信的前提下才能夠達成利益的最大化，雖然可能存在看“囚徒困境”，但應當了解到企業之間的博弈是重復的，不是一次性的，存在著合作的可能與必要，是重復博弈的過程。企業要學會在重復博弈中覺醒，學會保護自己，明白在現今不斷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建立以“誠信”為核心價值觀的組織文化是一個企業長期生存與發展的必由之路，這樣才能在重復博弈中獲得長久的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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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浙江工業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第二篇：民營企業組織文化

加強對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性認識

民營企業文化建設問題是我國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必須正視的焦點問題，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的好壞將直接影響到民營企業的成敗，甚至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只有切實加強民營企業文化建設，才能使企業有凝聚力和戰斗力，企業有明確的目標和努力的方向，有維持其成長的靈魂支柱，從企業內部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提供無窮的力量。

一、民營企業文化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民營企業文化建設雖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畢竟民營企業存在時間短，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的時間更短，這就不可避免的會使得民營企業文化建設過程中存在一系列的問題。

1.民營企業對文化建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有的企業沒有認識到企業從產生開始就存在指導企業經營的理念和精神，沒有把握創建企業文化的最好時機。有的企業沒有認識到在不同發展階段存在著不同企業文化，因此沒有根據形勢的變化適時調整企業文化，導致企業經營理念落后，機制僵化。還有的企業認為只有大的企業存在企業文化，而一般企業沒有，因此小企業沒有必要進行文化建設。一些民營企業對企業文化建設的漠視態度，容易導致企業戰略管理出現問題，最終影響到內部效率和正常運作，企業出現潛伏危機癥狀。

2.民營企業文化建設具有功利性的特點。民營企業的企業文化的產生帶有一定的家庭化、個人化、感性化的色彩，使得部分民營企業的企業文化帶有濃厚的功利性。一些企業主把實現利潤最大化，為目己及家族聚斂財富當作惟一的目的。民營企業家這種急功近利的思想往往導致經營行為短期化，誠信缺失行為盛行。民營企業家應該要重新思考企業的使命、宗旨、目標，以實現社會責任最大化為目標。

3.民營企業文化建設具有保守性的特點。許多民營企業受家族觀念和封建思想的影響,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保守性。如表現在用人上的保守，非宗族人員難以融入到企業，極大挫傷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企業決策過程中，民營企業發展往往由一兩個人說了算，決策者缺乏制約。一些民營企業文化沒有形成開放的文化體系。雖然這些企業中己經形成激勵員工努力工作和具有較強凝聚力、發展力的內部文化，但僅僅局限于實現企業文化，增強企業效率的內部職能上，卻遠未實現利用文化體現企業形象的外部職能，沒有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下來發展文化。

4.民營企業文化建設流于表面化，物質化。有的企業注重以口號的形式來宣傳企業文化，但有了這些口號，企業文化建設未必就很豐富。企業文化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需要一

批批、一代代的企業家和員工在經營企業的過程中去創造和發展，不是幾句口號就可以簡單的概括。有的企業非常注重廠容廠貌、員工言行舉止,注重會議、內部報刊等，但可能企業員工并沒有從內心真正的認同企業文化，卻將表層看作是擺設和負擔。真正的企業文化是要有內涵、有根基的。企業文化建設重在實質。沒有健康的企業文化，沒有規范的企業管理機制，一旦遇到危機，表面上再規范的企業也都會很快陷入困境。

5.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缺乏個性。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發展背景和歷程，這也決定不同的企業應該要形成不同的文化。但是現在許多民營企業的企業精神都是“團結、開拓、創新、求實、奮進、拼搏”等一類詞匯，這雖然反映了當前時代的精神風貌，但是過于普遍化，沒有將民營企業特色融合進去。民營企業精神和企業價值觀是企業個性特征具體生動的反映，如此缺乏個性的“雷同化”企業精神及企業價值觀就等于抹煞了民營企業的個性和特色，很難起到企業文化建設應有的作用。

二、民營企業文化建設對策

針對民營企業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應該對民營企業文化建設采取確實有效的措施、策略，使民營企業文化建設走上健康的軌道。具體來說民營企業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強建設：

1.加強民營企業家對企業文化建設重要性認識。加強民營企業家們對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性認識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意識到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才能轉化為自覺的行動，主動積極的建設企業文化。企業文化建設是民營企業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的必然選擇，是現代企業科學管理方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強企業凝聚力的必然選擇。當然，民營企業家自覺認識到企業文化建設重要性需要一個過程，除了靠經營過程中經驗的積累外，還要從多方面來提高民營企業家的認識高度。企業家要善于吸取新的知識, 可以通過閱讀報刊和雜志拓寬自身的知識面，開拓自己的思維，把自己從純粹追求利益的角度轉向更加關注員工的發展，更加重視企業的長久的發展壯大。企業家還可以參加一些培訓班，接受專業的管理文化的訓練，將理論知識與公司的實踐結合起來，制定更有利于公司發展的政策和措施。企業家還要善于比較，能從失敗的民營企業案例中吸取教訓，并對照自己企業，及時改正缺點。總之，企業家作為企業文化建設的領軍任務要通過各種方式來認識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性。

2.加強企業員工培訓，提高員工素質。民營企業文化的建設更離不開全體員工的積極參與、共同努力。員工的素質決定著企業文化的成敗，員工素質的提高又有賴于企業培訓。企業培訓是建設企業文化的重要手段。從目前來看，提高民營企業員工的基本素質主要要從提

高文化水平、普及科學技術、加強職業道德教育三個方面著手，這是我國民營企業文化建設的前提和基礎。

我國民營企業可以采取諸如與晉級、評優掛鉤等激勵方法，鼓勵文化水平低的員工循序漸進、努力學習文化知識，學習的好和壞與績效考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此基礎上，還要加強對企業員工的培訓，向全體員工普及現代科學技術。在向員工普及教育的同時還要加強對員工的職業道德教育，逐步改變員工中存在的平均主義、安于現狀等陳舊觀念，樹立爭創一流、優質高效、對用戶高度負責的現代生產管理理念。

3.建立規章制度，保證企業文化建設有效開展。建設企業文化，需要有一套完善可行的制度保證，通過制度和紀律的約束，使企業全體員工逐步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成為企業文化積淀。在建立企業文化制度保障過程中，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保證企業文化建設的合法性。企業制度必須符合國家的根本****和各項法律法規，不能自行其事;二是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內容、要求都要從實際出發，切實可行;三是堅持機制可操作性;四是堅持公平性。在制訂制度時不能對人不對事，要體現公平，在執行制度過程中要體現“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這樣才能使員工有嚴格的行為規范和標準，逐步養成良好的習慣，樹立良好的形象。在如何處理好制度和文化的關系上，要把握住三點:一是制度不能代替思想教育,不能忽視文化灌輸和文化傳播;二是制度要人性化。企業要樹立起“制度關心人”的理念,制定的制度要體現“人性化”，人性化的制度容易被接受,執行起來也會順利得多。三是制度化不必奢求一步到位,企業成長期管理還不成熟，各個方面發展變化較快,制度建設也應有留有余地,隨著企業的成長而逐步改進與完善,過早的追求制度理想化,不現實也沒有必要。

4.培育民營企業的特色文化。當前許多民營企業文化建設存在的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缺乏個性，盲目模仿。但是，企業文化若無特色，就沒有吸引力，既不能引起社會公眾的注意，也不能給職工以親切感和認同感，起不到企業文化的凝聚作用。

民營企業要創造有特色的企業文化，應該反映企業所在的行業特點。如同仁堂的精神是：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既體現了中藥行業制作程序的特點，又折射出同仁堂人兢兢業業、嚴格質量管理、以誠信對待患者和顧客的觀念。即使同處于一個行業，不同企業實施差別化戰略不同，其企業文化所強調的側重點也應有所不同。如杭州胡慶余堂是醫藥制造企業，然而其提煉的價值理念不同于同仁堂，它強調的是“戒欺”，“藥業關系生命，尤為不可欺”,“采辦務真，修正務精”。而這個“戒欺”二字，也是胡慶余堂以“江

南藥王”欽譽130年的立業之本。而唐山曙光集團結合產品提煉或宣傳企業文化，也容易得到認同。唐山曙光集團以生產水泥為主，他們提出了企業的“水泥精神”:“躺下是公路，豎起是高樓”。一者借水泥的功用說明企業的奉獻精神，二者以水泥特性闡述企業的團結凝聚精神，既形象，又容易理解。深圳華為公司的“華為”名稱, 是通過商標、品牌這些企業文化的表層來反映企業的深層文化，我們可以從字面上理解為“奮發有為的中國人”，正好與該公司的“愛祖國、愛人民、愛生活和愛事業”的企業精神契合。總之，民營企業應大膽變求同思維為求異思維，追求自己的個性，善于挖掘本企業特殊的精神，使企業文化獨具特色。網上搜的，希望對你有點幫助，祝你好運！

第三篇：博弈論視角下假冒偽劣商品分析

博弈論視角下假冒偽劣商品分析

摘要：本文構造了一個廠商-消費者博弈模型，用于假冒偽劣商品問題的分析，得出了納什均衡，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建立高額賠償金制度、降低消費者打假成本、加大反暴利力度等治理假冒偽劣商品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假冒偽劣商品，博弈，對策

一、問題的提出

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大公害，為了清除這一公害，廣大消費者、正品廠商以及各級政府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譬如，頒布懲治制售假冒偽劣商品行為的決定；組織工商行政管理、技術監督以及公安、司法等部門進行“打假”專項斗爭；成立消費者協會受理消費者投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質量萬里行”和“百城萬店無假貨”活動等。但時至今日，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之勢遠未得到扼制，“打假”活動不得不繼續深入下去。本文借助一個簡單的廠商-消費者博弈模型，對假冒偽劣商品問題作初步分析，并提出治理假冒偽劣商品的若干對策建議。

二、廠商-消費者博弈模型的建立及求解

在圍繞假冒偽劣商品而展開的博弈活動中，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博弈是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為此，可構造一個廠商-消費者博弈模型。

1、模型的假定

(1)廠商因其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信息發生擴散而付出的代價(如銷售受阻、被處以罰款或被沒收財產)為零；

(2)消費者購買假冒偽劣商品的效用損失等于他的貨幣損失；

(3)只要消費者支付足夠的打假成本，那么，要求廠商退貨，或調換正品，或支付賠償金總是可能的；

（4）假定廠商x和消費者y為某一博弈格局中的兩個局中人，根據經濟學關于理性經濟人的原理，廠商x和消費者y在進行博弈時，都將按照使自身利益(報酬函數)最大化的準則作出各自的策略選擇。

其中，可供廠商x選擇的策略是：“售假”和“不售假”；可供消費者y選擇的策略是：“打假”和“不打假”。于是，廠商x和消費者y的報酬函數都有四種可能：

關于假冒偽劣商品的廠商/消費者博弈模型用矩陣形式表達圖如下所示

消費者y

打假(q)不打假

（1?q）

?G,?L?

(0,0)售假（p）廠商x 不售假

（1?p）??D,D?U? ?0,?V?

矩陣形式表達圖

(1)若廠商x選擇“售假”，而消費者y選擇“打假”，則廠商x的報酬函數為-D(D為廠商x因制售假冒偽劣商品而被迫支付給消費者y的賠償金，不包括商品退款)，消費者y的報酬函數為D-U(U為消費者y的打假成本，它包括信息成本、投訴成本和信息搜尋及投訴過程中的機會成本)；

(2)若廠商x選擇“售假”，而消費者y選擇“不打假”，則廠商x的報酬函數為G(G為廠商x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額外收益)，消費者y的報酬函數為-L(L為消費者y購買假冒偽劣商品而損失的貨幣額)；

(3)若廠商x選擇“不售假”，而消費者y選擇“打假”，則廠商x的報酬函數為零，消費者y的報酬函數為-V(V亦為消費者y的打假成本，但它只包括信息成本及信息搜尋過程中的機會成本，故V

(4）廠商x選擇“不售假”，而消費者y選擇“不打假”，則廠商x和消費者y的報酬函數都為零。

2、模型的求解和結論

政府或立法機構在有關法規中明確規定，假冒偽劣商品的制售廠商一經被查處，除無條件退款或調換正品外，還必須向受害消費者支付一定數額的賠償金，即D>0。這時，博弈的結果將取決于消費者的打假成本U與購買假冒偽劣商品而損失的貨幣額L及可得賠償金D之間的對比關系：

(1)當U≥L+D時，博弈(在純策略意義下)的唯一納什均衡解是：(售假，不打假)，即廠商x選擇“售假”，而消費者y放棄打假。可以看出，(售假，不打假)也是帕累托最優解。

(2)當U

假設廠商的混合戰略為p1=（p，1-p），即廠商以概率p選擇售假，以概率1-p選擇“不售假”；消費者的混合戰略為p2=（q，1-q），即納稅人以概率q選擇打假，以概率1-q選擇不打假。收益矩陣如上圖所示：

對廠商x來說，期望收益函數是：

v1(p1,p2)?pq(?D)?p(1?q)G?(1?p)q*0?(1?p)(1?q)*0?(?D?G)pq?pG

對于消費者來說，期望收益函數是：

v2(p1,p2)?pq(D?U)?p(1?q)(?L)?(1?p)q(?V)?(1?p)(1?q)*0 ?(D?U?L?V)pq?Lp?Vq

這樣，尋求混合策略納什均衡（p1*，p2*），即為求解最優化問題

?maxv1(p1,p2*)?max[(?D?G)pq*?pG]0?p?1?p1?P1 ?maxv2(p1*,p2)?max[(D?U?L?V)p*q?Lp*?Vq]?0?q?1?p2?P2

用微積分求極值的方法，最優化的一階微分條件為

??v1??p?(?D?G)q*?G?0? ???v2?(D?U?L?V)p*?V?0???q

V?p*??D?U?L?V 解得??G?q*??D?G?

由此得到該博弈模型的混合戰略納什均衡p*?(p1*,p2*)，其中

VL?D?U,)D?U?L?VD?U?L?V D??Gp2*??,??G?DG?D?p1*?（結果的解釋：廠商x以V/(L+D-U+V)的概率采取“售假”的策略，以(L+D-U)/(L+D-U+V)的概率采取“不售假”的策略；消費者y以G/(G+D)的概率采取“打假”的策略，以D/(G+D)的概率采取“不打假”的策略。即：現實中存V

在許多個消費者，廠商隨機地按D?U?L?V的比例出售假冒偽劣產品，其中，GGD比例的消費者選擇打假，而另外1?比例（即）的消費者選擇不打G?DG?DG?D

假。有

由綜合以上討論可得到這樣幾點結論：

第一，消費者打假的成本越高，廠商選擇售假的概率越大。

第二，當有關法規規定的賠償金大大超過假冒偽劣商品的售價，比如相當于它的幾倍，甚至十幾倍，且足以補償消費者的打假凈成本(U-L)時，消費者打假的概率卻降低了。可見，高額賠償金并不能成為消費者打假的重要誘因，高額賠償金的主要作用在于威懾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廠商。

第三，當法定的賠償金大大超過假冒偽劣商品的售價，同時，假冒偽劣商品容易被識別，均衡的結果將趨近節省社會成本的理想狀態：廠商不售假，消費者

也不打假。

三、治理假冒偽劣商品的政策建議

由上面博弈模型的建立和分析，提出以下治理假冒偽劣商品的對策和建議：

(1)努力降低消費者打假成本

信息成本方面1)通過各種傳播媒介，向廣大消費者大力宣傳介紹識別假冒偽劣商品的知識和方法；2)開發各種簡便實用的辨別假冒偽劣商品的工具和儀器；3)國家商品質量檢測部門應經常公布商品質量檢測結果，并使之規范化、制度化，繼續將發現的假冒偽劣商品及其制售廠商予以曝光，并擴大曝光的范圍，增加曝光的頻率；4)鼓勵正品廠商向消費者提供識別假冒偽劣商品的免費服務。

投訴成本方面要加強消費者協會的組織建設，提高其運作效率，降低消費者的投訴成本。消費者協會是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專門社會團體，它在打擊假冒偽劣商品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有些地方，消費者協會人員不足、效率不高的現象客觀存在，從而大大增加了消費者的投訴成本，挫傷了消費者打假的積極性，甚至不少消費者對消費者協會還缺乏了解，投訴無門成為這些消費者的一大困惑。因此，我們建議建立消費者協會會員制，提高消費者對自身權益的保護意識以及打假的積極性。

(2)建立高額賠償金制度。立法機構或政府應頒布一項具有較高權威性和較強可操作性的治理假冒偽劣商品的專門法規，在這一法規中，明確規定假冒偽劣商品制售廠商向受害消費者支付賠償金的數額、方式及時間等，賠償金的數額應大大超過假冒偽劣商品的售價或廠商售假的非法所得。為了保證高額賠償金制度的有效實施，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應會同技術監督部門、消費者協會等設立索賠代理機構，監督、代理消費者的索賠事項，廠商開戶銀行及業務往來單位也應承擔法規規定的責任和義務，積極配合消費者或索賠代理機構的索賠。

(3)加大針對廠商的反暴利力度。假冒偽劣商品泛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相當一部分正品如高檔服裝存在暴利，正是這種暴利的誘惑，使一部分廠商包括大廠商走上了制假、售假的道路。因此，要運用法律、經濟、行政等各種手段加大反暴利的力度，把反暴利作為打擊假冒偽劣商品的重要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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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博弈論視角下的區域政府間合作分析

摘要：利益問題是區域合作的核心問題，利益博弈貫穿區域合作的始終。2004年“中部崛起”戰略的提出，表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由不均衡戰略進入全面區域協調發展階段。但“中部戰略”實施6年來，其“各自為政，分散發展”的格局仍在繼續，中部經濟一體化仍面臨重重障礙。為使區域合作實現整體效益最大化，政府之間的合作機制建設尤為必要。為此，區域政府應該打破行政界限和市場分割，消除惡性競爭和地方保護；結合國家政策進行二次制度創新，深化制度化合作，加強內部協調，推動區域務實合作，以達到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和產業合理布局的局面，共享區域合作的成果。

關鍵詞：中部地區；現狀；博弈；對策

中圖分類號：f1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2)02-0042-03

2004年“中部崛起”戰略的提出，表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由不均衡戰略進入全面區域協調發展階段。但“中部崛起戰略”實施6年來，其“各自為政，分散發展”的格局仍在繼續，中部經濟一體化仍面臨重重障礙。本文將區域利益分析和博弈論相接，利用博弈論分析地方區域合作中地方政府的政策選擇，以期尋求我國區域經濟合作的政策和方法。

一、中部區域合作機制現狀及問題

“中部崛起”戰略提出后，盡管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勢頭趨好，在全國的經濟地位正在逐步提高，但是，作為具有諸多相似之處且資源相對豐富的中部地區，在發展過程中，尤其在區域合作方面仍然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

(一)缺乏領先的優勢區域，各自為政

在區域經濟中，城市是區域發展的增長極和經濟集聚的核心，發揮著龍頭作用，是最具實力與活力的區域性經濟組織。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中部各省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中等偏后，整體實力相差不大，處于“群龍無首”的狀態，缺少像長三角和珠三角那樣的具有輻射力強的省(市)。處于這種“勢力均衡”區域格局下的中部各省，為了保護和實現自身的利益，其進行區域合作、實現共同發展方面的激勵作用相對變小，而通過相互競爭和爭做“龍頭”的激勵作用則變大。在“中部崛起”戰略提出后，各省都紛紛表示要主導中部的發展，如湖北提出要成為“中部崛起的支點”，“努力使湖北經濟社會發展走在中西部前列”；江西、河南提出要“領跑中部崛起”；湖南也表示要力爭走在中部各省前列。中部各省在設計各自城市群的戰略目標定位上，也是各自為戰，孤立發展，缺乏“中部城市群”的統一規劃。

(二)各省產業層次低且趨同

在產業發展及合作方面，中部各省的產業層次較低，以第一產業為主，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占比相近，產業發展水平也大致處于同一層次上，“同構化”現象嚴重，目前，除了農業，中部各省的支柱產業主要集中于煤炭、電力、交通運輸、金屬冶煉、食品加工業等第二產業；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對資源的需求結構也非常接近，并且對東部地區轉移的產業承接能力也基本處于同一水平。因此，中部各省非常容易對相似的區域發展資源的進行爭奪，而進一步加深產業發展上相互博弈的困境。由于中部各省發展水平的相似性及地方利益的驅使，使一些地方政府在產業規劃、招商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不能統籌謀劃，而是畫地為牢，甚至不顧全局性資源浪費與生產能力過剩，競相進行重復建設與生產，致使中部地區產業結構趨同的問題嚴重，不僅造成了巨大的內耗，限制了企業規模效益的發揮，而且使得省份陷入了重復建設――原料大戰――市場封鎖――價格大戰的不良發展軌道，最終導致各方的利益都受到損害。另外，“中部崛起”戰略提出和實施之后，經過幾年的發展，中部地區的區域間合作并沒有多大的進展，整個中部地區的經濟聯系仍處于一種相對松散的狀態，沒有形成像長三角、珠三角及環渤海灣等地區的一體化，而是各自為政，缺乏有力的行政協調機構和民間協調機構，行政分割嚴重、內部開放度不夠。由于各省產業同質性強、區域協調性差，加上地方保護主義，區域間的競爭多于合作，沒有形成完整意義上的經濟區域。

二、中部地區的區域博弈困境

從博弈論的視角看中部六省的合作，實質是一個多方參與的各博弈主體利益不斷博弈的過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區域逐漸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地方政府的“理性經濟人”本性使它在與別的政府經濟交往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種追逐利益的動機使得博弈各方不斷協調各自的利益沖突和矛盾，并最終達成共同認可的有約束力的協議。在區域博弈中，既有靜態的囚徒困境，又有動態博弈；既有信息不完全博弈和合作博弈，又有非合作博弈。但由于區域差異、信息不對稱以及合作的動因不足等問題，各區域在產業結構選擇、資源、市場、執法等領域的非合作博弈更為常見，由此不利于中部區域比較優勢的發揮。

(一)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博弈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地方經濟發展上存在目標上的差異。中央政府的目標較為單一，即縮小差距，實現各地區相對均衡的發展，從而促進整體國民經濟的發展；而對地方政府而言，目標則略顯復雜一些。中部地區的地方政府希望實現地方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因而借此機會盡力爭取國家在資金及政策等方面的支持，達到地方利益甚至個人政績最大化。由于利益與追求不一致，政府間在同一個戰略框架下進行博弈的行為就不可避免。以財政分配政策為例，各地方政府都希望中央政府的財政分配向本地區傾斜，因而在財政分配領域展開利益爭奪。中央政府力圖達到對各省的相對平衡，地方則力圖爭取政策更有利于自己，由此導致的自上而下的“一刀切”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會強化舊制度，遏制地方政府的創造力和活力，帶來發展動力不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不成而產生的“令行不止”或者“陽奉陰違”，可能會導致經濟行為和信息的扭曲。

(二)地方政府間在具體政策措施上的博弈

地方保護主義。我國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由來已久，地方保護主義的實質就是地方政府間的非合作博弈。如禁止或限制異地生產的商品入境和銷售，由此引發地方政府之間針鋒相對的行為；地方政府對不同產地但同類產品實行不同的質檢和技檢標準，并要求辦理不同于其本地產品的審批手續；用行政手段阻止要素或勞動力向其他省份流動；在產業層次低且趨同的情況下，區域間的重復建設嚴重等；甚至企業間的競爭也打上了濃厚的地方烙印。這類問題同樣存在于中部地區。

爭取外部的合作，招商引資以及對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承接的博弈。中部地區充足而廉價的勞動力和巨大的市場潛力成為東部地區產業投資轉移的理想場所。但是，在招商引資中，地方政府往往通過低廉的勞動力、土地資源供給的優惠、稅收減免、降低環保標準等吸引外來企業投資的辦法來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為其拓展市場，所謂“門檻一降再降，成本一減再減，空間一讓再讓”，結果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客商拿走了大量本該由地方得到的利益，并造成了地方環境的破壞。

(三)區域政府博弈的后果

地方政府間非合作博弈的實質是一種尋租――設租行 為。地方壟斷租金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間非合作博弈的核心動機，地方政府預期這種博弈所帶來的壟斷租金是可以滿足地方利益的，盡管這種預期具有明顯的經驗性和不確切性。片面追求政績的非合作博弈短期行為，可能會為局部地區帶來短期利益，但這一可能帶來額外收益的過程，卻是以大量的成本外部化、資源的浪費、市場效率的下降以及社會福利的損失為代價的，對區域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造成巨大傷害。

三、區域政府間合作博弈的對策及建議

為了走出“囚徒困境”，實現中部整體經濟的崛起，只有競爭甚至投機是不夠的，加強區域合作才是整體的最優選擇。但是現有的市場機制和利益分配模式使得區域合作的過程存在困難，區域間的互利合作完全通過依靠市場的力量無法達成最優。從博弈論的觀點來看，解決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沖突的有效辦法是改進和完善博弈規則，即需要博弈各方――政府共同設計一種協調機制，加強利益協調和行為約束。具體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樹立共贏的理念

一方面繼續加強和東西部的互補和協調，強化產業鏈的發展，促進中東部地區形成合理的產業合作體系。另一方面，要加強區域間在利益和政策協調。避免經濟發展中的重復建設、過度競爭等現象，加強地方利益協調，破解區域發展的“囚徒困境”。

由于任何地區的經濟發展都不是孤立的，區域經濟活動的拓展會產生外部性。目前中部6省都已經建立了以省會為中心的增長極：河南的中原城市群、湖北的武漢“1+8”城市圈、湖南的長株潭經濟圈、安徽的皖江經濟帶和江西的昌九工業走廊、山西以太原為中心的大字形經濟帶。有些經濟學者認為應該建立由中部地區最發達的武漢和鄭州組成的“漢鄭經濟圈”；建立由武漢、長沙、南昌組成的“漢三角三小時經濟圈”。但事實上，中部各省會城市都沒有實力像中國“三極”中的北、上、廣一樣成為中部地區的經濟中心，而經濟中心又不能自封或由政府任命。因此，中部地區在沒有公認的區域中心的基礎上，應該以區域內各中心城市共同市場利益為紐帶，樹立全局意識和共贏的思想，以大氣、開放的心態積極參與區域競爭合作，在資源、生態、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領域加強合作，形成區域協調發展機制，促進省份之間的相互配合，把中部的整體利益置于優先地位，而不是一味去爭中央項目、投資或政策優惠。同時，在合作的過程中要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

(二)加強政府間政策協同和制度化合作

地方政府行為與政策將對中部地區空間格局分化產生重要影響。地方政府問的競爭，主要體現在為投資者創造優良的基礎設施環境、高效優質的公共服務環境、先進而富于創新活力的制度環境這三個方面。隨著各地投資硬、軟環境的改善，競爭的焦點集中到了制度創新上。下一步需要強化中部六省合作平臺，建立政策、產業、企業層面的合作協商機制，避免惡性競爭，提高區域政策的執行效率，降低區域協調成本。

中部陷入博弈困境的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本位的行政區經濟體制和強烈的地方利益取向所造成的地方政府過度競爭和政府主導的區域發展模式，其經濟的競爭性大于合作性。在區域經濟的發展的進程中，中部政府應該借鑒“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經濟合作區的經驗，努力為企業創造有利的競爭條件和發展環境，引導經濟平穩發展，把主動權交給市場和企業。另一方面，打破地區間的行政壁壘，加強區域性市場建設，合理規范和整頓市場秩序，把中部六省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規劃，利用土地、金融、資金等各項措施完善區域合作的政策體系，促進區域內部要素合理流動，加快區域內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等方面的務實合作，為中部合作及中部崛起提供堅實的制度基礎。此外，中部區域經濟的順利發展離不開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對各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引導，可通過中央政府區域政策的規范和各項政策在跨地區的發展規劃、基礎設施建設的方面監督和規范地方政府的行為。

(三)完善利益形成機制

建立一種促進合作的利益補償機制，來彌補受損地區因參加區域合作而受到的損失，這是推動中部合作、實現中部崛起的內在要求與保證。它能夠對區域合作能造成的過大利益差距進行救濟，以彌補優勢不對稱所造成的收益分享不公平和避免地方政府的機會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傾向。在合作的過程中，較為發達的城市和地區應該與中小城市合理分配利潤，以提高相對落后地區參與合作的積極性。事實上，也只有以完善利益形成機制為紐帶，開展區域合作，并確保合作中的中部各方的利益主體都能各得其利，才能真正保證中部的區域合作行為具有持續的動力支撐，以激勵合作行為的實現。

此外，要改革現有的政府官員績效評估體系。雖然目前我國還沒有一套統一的政府官員績效評估體系，但類似的考評標準容易使地方政府官員決策成本外部化，而且重短期利益，輕長遠利益；重自身利益，輕區域利益。這間接強化了地方保護行為，違背了“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新的官員考評標準的設定，應充分考慮官員決策的中長期后果，且有必要與整個區域的發展狀況掛鉤，并多考查非經濟領域的業績。

(四)完善法治體系

為防止合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行為，保證區域經濟合作關系的健康發展，必須借助于法律手段建立對區域內的合作主體行為的約束機制，分別制定國家層面和地區層面的法律制度體系，強化法治約束和監督，嚴厲打擊和處罰破壞區域合作的行為。對于中部合作和中部崛起而言，要從《組織法》和《行政法》的角度制定有關政府合作的法律法規，既要反對行政壟斷和地方保護主義，又要以法律形式對地方政府的權限進行劃分。此外，還要制定和實施一些懲罰性條款，對合作中違反“游戲規則”的“搭便車”等非規范行為進行懲戒。這種區域合作約束規則的形成是地方政府問相互博弈的產物，它體現了參與者的一致意見。

綜上所述，在區域經濟合作中，一個地區的最高利益，并不必然是另一個地區的最高利益，而地區之間的合作則能夠產生效益。為使區域合作實現整體效益最大化，建立政府之間的合作機制顯得尤為必要。為此，區域政府應該打破行政界限和市場分割，消除惡性競爭和地方保護；應結合國家政策進行二次制度創新，深化制度化合作，加強內部協調，推動區域務實合作，以達到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和產業合理布局的局面，共享區域合作的成果。而中央政府亦應承擔起引導和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的責任。

第五篇：兩種視角下的學習型組織

摘 要：從理論基礎、概念內涵、目標指向、創建模式等多角度考察，目前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學習型組織：一種是教育理論視角下的學習型組織，另一種是管理理論視角下的學習型組織。這兩種類型的學習型組織雖然都是探討組織的學習問題，但他們的學科屬性不同，討論的側重點不同，所用的概念體系也不完全相同。正確認識兩種不同類型的學習型組織，對當前正在開展的學習型社會建設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學習型社會；學習型組織；學習型組織建設

作者簡介：蔡寶田（1948-），北京市人，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原書記，研究方向為成人教育；高衛東（1966-），陜西人，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研究方向為社區教育和職業教育。

中圖分類號：G7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1)33-0039-04 近年來見諸于報刊和雜志的有關學習型組織建設理論與實踐的文章比比皆是。然而細讀起來，卻發現作者們對學習型組織內含的理解和創建的方法與途徑并不一致。有人認為，學習型組織是管理理論，是當代最前沿的管理科學；有人認為，學習型組織是學習型社會的細胞，屬教育范疇，是教育理論；還有人認為，學習型組織，既是教育理論也是管理理論因為學習型組織不僅通過各種有效途徑，使其成員實現終身學習，而且還要進一步促進組織的創新和變革。特別是近期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中對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方法途徑與第五項修煉中的提法有較大差異，究其原因，其實在當今社會中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學習型組織，一種是管理理論視角下的學習型組織，另一種是教育理論視角下的學習型組織。

一、管理理論視角下的學習型組織

這是大家比較熟悉和了解的，也是當前國內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主流派別。其代表人物是彼得·圣吉，代表著作《第五項修煉》——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

（一）產生背景

管理科學的研究成果表明，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管理起源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企業管理理論的重點就集中在了探討企業的戰略規劃與戰略管理、組織管理、企業再造方面，掀起了一波波企業改革、再造的浪潮。九十年代以后，人們開始關注在信息、知識社會條件下企業戰略與組織管理的新特征，組織的學習，智慧的管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力圖通過持續的學習使組織能夠適應快速變化的外部環境，用組織學習帶動組織文化建設，帶動需求激勵帶動制度建設以使組織整體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在這種背景下，以提高員工和團體的學習能力為主要手段以解決調動員工積極性和企業整體協調問題。學習型組織理論應運而生。學習型組織理論的提出實現了管理觀念由“以物為本”到“以人為本”的飛躍因此有人稱之為管理理論的一次革命。

（二）理論基礎

彼得·圣吉創立學習型組織理論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是佛睿思特創立的系統動力學。

系統動力學是系統理論的一個分支理論，其核心思想是：系統是由兩個以上的元素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構成系統的各個元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共同決定系統的運行狀態和功能。

佛睿斯特教授運用系統動力學原理構想出未來企業的思想組織形態——層次扁平、組織信息化、系統開放化、堅持組織學習、上下級從屬關系變為工作伙伴關系，不斷調整優化組織內部結構關系等。以此思想為基礎，彼得·圣吉1990年出版了《第五項修煉——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一書，發展了學習型組織理論，并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較大影響，彼得圣吉也因此成為國際公認的管理大師。

（三）概念內涵

何為學習型組織，彼得·圣吉對此并沒有下過一個完整、清晰、明確的定義，只是在這本書的不同章節、段落，對學習型組織的某些特點或屬性做過一些論述。例如：“學習型組織的真諦：活出生命的意義”；“共同愿景對學習型組織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為學習提供了焦點與能量”：“在學習型組織之中，領導者是設計師、仆人和教師”：“要建立學習型組織，需要培養人像系統思考者那樣看問題，并逐步發展自我超越和學習如何共同合作、攤出和重新建構心智模式”。

顯然，我們是無法根據以上片斷性的論述，拼合出一幅學習型組織的完整的圖像的。事實上，彼得·圣吉在《第五項修煉——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務實》這本書中所著力回答的是如何創建學習型組織的問題，而不是學習型組織是什么的問題。

美國著名管理學家斯蒂芬P羅賓斯在其所著的權威的《組織行為學》（第七版）一書中對學習型組織下了一個明確而簡單的定義：“學習型組織是一個不斷開發適應于變革能力的組織”。

斯蒂芬P羅賓斯歸納了學習型組織的五個特點： 1有一個人人贊同的共同構想：

2在解決問題和從事工作時擯棄舊的思維和常規程序：

3作為相互關系系統的一部分成員們對所有的組織過程、活動、功能和與環境的相互作用進行思考：

4人們之間坦率地相互溝通（跨越縱向和水平界限），不必擔心受到批評或懲罰： 5人們擯棄個人利益和部門利益為實現組織的共同構想一起工作。

如果考慮到學習型組織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適應快速變化的環境和彼得，圣吉五項修煉的基本內容，我們認為斯蒂芬P羅賓斯對學習型組織所下的定義和學習型組織特點的概括還是比較準確的。

（四）目標指向

在學習型組織創建中，學習僅是一種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促進組織的管理變革、促進管理觀念和管理架構的改變。

（五）創建模式

如何創建學習型組織？國內外學者提出了多種創建模式，其中較有影響的有：英國學者米克珂柏的“一體化模型”，“瑞定模型”，沃爾納“五階段模型”，“圣吉模式”等。從實踐來看，“圣吉模型”操作性強，易于借鑒。目前，我國創建這種類型的學習型組織所采用的主要模式有：1.以彼得·圣吉的“第五項修煉”為核心，開展創建工作；2以組織的戰略提升、管理創新、文化重塑、激發員工潛力和學習動力等組織管理運作的程序和內容為主線結合五項修煉的思想改革組織。

（六）實踐探索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許多優秀的企業運用學習型組織理論改造企業組織努力成為學習型組織。據調查，在美國排名前25位的企業，80%都采用了學習型組織管理理論。

自1994年彼得·圣吉《第五項修煉》中文版出版后，我國就掀起了學習型組織建設的熱潮。1996年，“中美合資施貴寶制藥有限公司”、“上海寶鋼集團”和“江淮汽車集團公司”等開始進行探索成為中國創建學習型企業的先行者。從2000年開始，北京、上海、江蘇、山東、浙江、天津等20多個省（市）和相當一部分中心城市，積極推動學習型組織創建工作。回顧其歷程，大體經歷了二個階段，第一階段：組織自行摸索和民間團體幫助創建學習型組織階段，時間是1996年至2001年；第二階段：政府推動和組織理性地創建學習型組織的階段，時間是2002年底至今，側重點是總結經驗、確立試點、總結經驗、樹立榜樣。

二、教育理論視角下的學習型組織 教育理論視角下的學習型組織，這個派別雖沒有什么代表性的著作，也沒有代表性的人物，但在當前社會的學習型組織建設中卻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中共中央關于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基本思路，就是其主要的代表。

（一）產生背景

學習型組織源于學習型社會，是學習型社會的組成部分，兩者是局部與整體關系。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的奮斗目標，十六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都把創建學習型社會作為堅持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及“十一五”期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為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我國已有近60多個城市把創建學習型城市作為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任務，作為全面提高市民素質、增強城市綜合競爭力、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進步與和諧的一項事關全局的重大舉措，把創建學習型城市工作擺到了重要議程。

在創建學習型城市進程中許多城市都做出了推進學習型組織建設的相關規定制定了學習型組織建設的評估指標體系。正是由此，才使得學習型組織建設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可以說學習型城市建設的提出為學習型組織建設的開展提供了機遇，創造了條件。

（二）理論基礎

終身教育理論和學習型社會理論是其理論基礎。

“終身教育”一詞始見于1919年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廣見于教育文獻。1966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成人教育促進委員會上被正式啟用并得到許多成員國的贊同并確定其為本國教育改革的指導思想。

對終身教育較為普遍的解釋是“人們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種培養的總和”。它包括各個年齡階段的各種方式的教育，既有正規教育也有非正規教育既有學校教育也有社會教育。

終身教育的提出改變了過去人生“教育期——勞動期——退休期”的生活模式，提出了人的一生從生命之始到生命之終都要不斷學習，接受各個階段各個方面的終身教育。這是一種新型的現代化的教育思想，是適應當今社會發展的理想教育體系。

學習型社會一詞最早是一種教育哲學范疇的概念，由美國學者哈欽斯提出。他在對以往教育進行批判性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今后的社會應是一種學習型社會其含義是“學習型社會除了指提供個人生涯不同階段的成人教育外，它是一種以學習、自我實現、個性發展為目標的社會。”此概念提出后，受到了聯合國教育科文組織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的肯定，并在其所發表的《學會生存》一書中作了權威性的概述即“學習型社會可以理解為一個教育與社會、政治經濟組織（包括家庭單位和公民生活）密切交織的過程。在該社會里，每一個公民都享有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自由取得學習、訓練和培養自己的各種手段。”

通過對學習型社會內涵的研究之后我們認為：學習型社會應包括三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從社會層面看，應形成一種良好的氛圍，使終身教育和終身學習的觀念到得廣泛的普及和認可社會能提供滿足人們進行各種學習的內容和場所。其二，從組織層面看社會的各類組織都積極推動學習活動在本組織內的開展，形成學習型組織。其三，從個體層面上看社會所有成員都能自覺地將學習作為自己一生的實踐活動。

根據十六大報告的精神，我們可以把學習型社會定義為一個能夠實現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社會。

學習型社會理論是終身教育理論的發展和提升。終身教育體系的建立是構建學習型社會的主要內容和重要手段，構建學習型社會是終身教育體系發展的目標。

終身教育體系的構建和學習型社會的形成要求社會的各種組織必須承擔起向組織成員和社會成員提供充分的教育和學習機會的社會責任即轉變為學習型組織。

（三）概念內涵

目前還沒有一個被人們公認的、統一的、標準的定義。我們將其界定為：“能承擔起向組織成員和社會成員提供充分的教育和學習機會的社會責任的組織，即可稱之為學習型組織。

其主要含義包括：

1學習型組織是以學習和教育作為促進組織發展的動力和核心手段的組織。

2學習型組織是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教育培訓與學習制度，并能夠向組織成員和社會成員提供充分的教育與學習機會的組織。

3學習型組織是組織成員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并積極主動地參與教育培訓和學習，形成濃厚的組織學習氛圍的組織。

4學習型組織是組織成員將學習與工作有效融合在一起的組織，實現學習工作化，工作學習化。

教育理論視角下的學習型組織理論，強調組織要為其成員提供充分的教育和學習機會，關注的焦點是組織成員個人素質的提高和身心的全面發展。

（四）目標指向

開展學習型組織建設的根本目的是促進組織內教育培訓制度的建立和教育培訓活動的開展。開展組織內教育培訓活動是組織義不容辭的責任，教育社會化，社會教育化是學習型社會最本質的特征社會上的所有部門都承擔著教育的職責，發揮著教育的功能。

（五）創建模式

目前對這種類型的學習型組織創建模式的總結和歸納還沒有引起理論研究人員的關注，其主要原因是認識上的偏差。有些人認為，這種學習型組織建設，起點低，理念陳舊。但我們認為，這種類型的學習型組織建設，在我國當前大力推進學習型社會建設的背景下必須給予重視和強調，因為在當前社會中，還有大量的組織沒有擔負起應擔負的教育職責。大量的中、小企業和民營、個體企業，組織內教育培訓活動并為真正開展起來，職工的學習權力還沒有得到保障。就目前創建工作實踐而言，以終身教育和學習型社會理論做指導，以個人學習、團隊學習、組織學習和全員學習為主線，以建立組織內教育制度為基礎是其基本模式。

（六）實踐探索

為推動學習型社會建設開展許多組織自覺地投身到學習型組織建設熱潮中來結合各自的特點，開展了形式多樣創建活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有的單位以創建學習型組織、爭做知識型職工活動為抓手，圍繞企業生產經營的實際展開培訓活動；有的單位在創建過程中，把更新學習觀念、創新學習方法作為關鍵環節來把握，在思想上樹立起了學習是更重要的工位、工作是更有效的學習的“大學習觀”：有的單位強調學習與工作緊密結合；強調個人學習基礎上的組織學習：強調學后升成“新知識”，通過持續不斷的創建，將職工的學習行為轉變成組織的創新能力。

近期隨著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意見》發布，學習型組織的創建活動必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其中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主要做法和主要經驗必將為其他類型的學習型組織建設起到參考和示范作用。

從理論的起源、發展、內容、概念等多角度考察目前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學習型組織理論：教育理論視角下的學習型組織理論和管理理論視角下的學習型組織理論。這兩種學習型組織理論雖然同樣探討組織的學習問題，但他們的學科屬性不同，分別隸屬于教育理論和管理理論，他們討論的側重點不同，所用的概念體系也不完全相同。正確認識兩種不同類型的學習型組織，對當前正在開展的學習型社會建設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