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領導干部為何休假難

領導干部為何休假難

“人們認為我們在這里休假。但事實上，不可能休假，甚至一天也不能。”

對于高層領導人來說，一般要到退休之后，才能真正享受到休假療養的諸多福利。

“倘若哪一天，我們的領導干部能夠真正瀟灑地去休假了，或許權力運行制度就已經成熟完善了。”

在高溫天氣仍在全國大范圍地區持續時，中國北方的避暑勝地——北戴河，迎來這個夏天的重要客人。

2013年8月5日，受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云山在北戴河看望參加今年暑期休假活動的60位專家。據人民網報道，邀請專家暑期赴北戴河休假，是中央聯系廣大專家和各類優秀人才的一項制度性安排。自2001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先后邀請了13批七百余位專家休假。

北戴河不只是各行業專才放松身心的海濱城市，在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這里也是毛澤東、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暑期辦公和休養的場所。2003年7月，中央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軍委五大領導班子當年夏天不到北戴河辦公。從此之后，黨和國家領導人赴北戴河暑期辦公的說法不再見諸報端。

與西方國家歷史悠久的帶薪休假制度相比，中國人對休假的認識尚處于初級階段，公眾休假制度也在完善之中。在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中，日理萬機的高層領導人們，能否有時間休假？在各種公眾的節假日，他們能否保證休息？領導人帶薪休年假背后又有怎樣的政治邏輯？

一邊辦公一邊療養

過去的北戴河暑期辦公制度，實際上并不是純粹的休假。但對于中央領導人來說，在夏天到來時，赴北戴河一邊辦公一邊療養，已經是一年中難得的放松時節。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中央領導人的“假期”。

科技部一位卸任司長記得，以前中央領導在北戴河暑期辦公時，7月上旬國務院辦公廳就會打招呼，“從7月15日到8月15日，國務院領導要到北戴河辦公，需要加緊處理的文件要標明特急件，以便能及時送到。”

中央領導暑期辦公期間，中央辦公廳會有一小部分人跟隨，負責安全警衛、通信保障、隨行服務等。一位中辦內部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日常工作通過機要通信維持，辦公形式沒有差別。”

為了方便處理公務，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戴河與北京之間每天都有火車往返，用以傳送各類文件。中國前駐菲律賓大使黃桂芳曾經做過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的外事秘書，他曾陪同首長去北戴河辦公多次。他回憶，北京送來文件分兩類，一類是閱讀，一類是需要處理的事項，“后者要審批，再由機要系統送回”。

每天早上，黃桂芳都要到指定地點，中辦和國辦系統都有專人來送文件。那時領導人們都以居住的樓號指代，吳學謙住在215號樓，黃桂芳會按照編號把當天需要吳學謙閱讀的文件收好，再將首長已經批復的文件交付機要人員，由他們送回北京。

在北戴河辦公期間，中央領導人一般是上午開會，下午休息。上世紀50年代末，中央療養區中建立了酷似人民大會堂外觀的俱樂部，里面可以放電影、看演出，還有大大小小幾十間會議室。據《秦皇島日報》高級編輯、北戴河區文化顧問孫志升透露，“領導人平時住在各自的二層小樓里，開會時去俱樂部。”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許多重大決策都在北戴河的會議上作出。上世紀80年代末，中央決定設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也是在北戴河暑期辦公時做出的決定。黃桂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之前一直由吳學謙負責臺灣事務，當中央決定由丁關根牽頭成立國臺辦時，學謙同志就讓我代表他參加了籌備會。”

當時吳學謙所住的215號樓，周圍住著丁關根和方毅，在辦公休閑之余，這也是領導人們難得的交流機會。黃桂芳就有一次讓自己的同鄉、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方毅給家鄉的中學題詞。

在北戴河療養期間，中央領導人最喜歡下水游泳。為了保證首長安全，每個游泳區都有專門坐著小船的救護員。海邊還設立了牌子，提醒領導人和他身邊工作人員漲潮和退潮的時間，退潮就不宜游泳。

吳學謙來自上海，不會水，平時的休閑活動就是在住處的院子里散步。秘書黃桂芳從小在廈門海邊長大，水性好，卻因此常常有機會下水游泳，黃桂芳曾經好幾次看到鄧小平游泳。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吳學謙任國務院副總理時，身邊配備三個秘書。暑期辦公時，三個秘書很少同時到北戴河，通常是一個秘書在北戴河，一個秘書在中南海。“一些不算緊急的文件，就由北京的秘書處理好再給首長送去。”黃桂芳說，“畢竟在北戴河是休閑，除非是特急的事才會報告首長。”

據北戴河當地干部介紹，2003年后中央提出不在北戴河辦公，但退休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領導人，同樣會在每年暑期受邀前往北戴河度假。

“不可能休假，甚至一天也不能”

中央領導之所以選擇在北戴河暑期辦公，上述科技部司長認為，“就是因為不能休假，所以去那邊辦公。”

2001年8月，江澤民在北戴河接見美國《紐約時報》代表團，并接受該報記者采訪時說，“人們認為我們在這里休假。但事實上，不可能休假，甚至一天也不能。”

中秋、春節等傳統節假日，也不是高層領導人的假期。他們也很少像普通公民或外國人那樣在家里休假或者外出度假。實際上在春節假期，這些領導人往往最忙碌，許多中央領導人都會在各地訪貧問苦，在普通百姓家中過年。

中國領導人為何難以休假？按中國的制度，越是高層的領導人，治國理政的領導事務越是龐雜。從高層領導人的新聞報道中可以發現，處理公文、外出考察調研、處理突發事件、出席各種會議、發表重要講話、迎來送往、出國訪問等等，占據了領導人的大部分時間。繁重的工作壓力使他們很難完全脫離工作休假。

中央領導人不能徹底丟開工作，省部級領導干部也難得到空閑。

“可能有休假安排，但我從來沒有休假過。”一位卸任的國新辦主要領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般只有少量人有機會去療養，“多數人去不了，工作離不開。”

按照規定，國務院直屬機構的一把手休假，需要向國務院報備，機構副職則需要向所屬單位黨組請假。但是，領導都形成了一種既定思維：永遠要把工作放第一位。全年假期中，很少能夠完整休息，領導級別越高越忙碌，越到節假日事越多。

教育部一位內部人士說，“教育部休假是按照工作年限來安排的，并未將部領導單列。”上述教育部內部人士就透露，部領導周末和平常加班的情況非常普遍，“像黨組會經常一下午就安排幾個議題，開到晚上七八點都很正常。”

廣州前副市長蘇澤群的一位秘書說，他給領導當秘書的時間不長，就七八個月，“當時正值換屆，領導忙得根本沒有時間休假”。

原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賀鏗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在統計局工作時沒有休過假，退休后這十年，恐怕也沒有見到在任的領導休過假。”

在地方，省部級領導同樣沒有休假。每年天津市都會組織省部級干部去北戴河療養，但天津市原人大副主任張元龍都是“很自覺地不休，主要是工作忙”。

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省部級領導都表示，他們在職時從未休過假。“春節是可以休息的。”賀鏗說，“但過節領導也要輪流值班，有時有國務院領導要數據，我們就要馬上準備。”

“休假不扣工資，也沒有補貼。”上述已卸任的國新辦主要領導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忙碌終日，想不起休假來。家人有大病時可請假。”

退休后享受休假福利

休息權，是現代社會每位公民應該享有的法定權利。1991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職工休假問題的通知》中，對公務員年休假制度就有明確規定，1995年、2005年也分別寫入了勞動法和公務員法。

南方周末記者未能查詢到關于高級干部休假方面的特別規定。《公務員法對于公務員如何休假，規定得比較模糊，第七十六條只是說：公務員實行國家規定的工時制度，按照國家規定享受休假。公務員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應當給予相應的補休。

實際執行中，政府部門多依照2008年頒布實施的《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其中的規定更為具體：累計工作已滿1年不滿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滿10年不滿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滿20年的，年休假15天。

這些規定主要面向一般公務員或企事業單位職工。對于高層領導人來說，在任期間往往百事纏身，一般要到退休之后，才能真正享受到休假療養的諸多福利。

諸多中央部門，都有為本系統干部專門開設的療養院。例如，外交部在北戴河、北京通州和懷柔都有自己的療養院。按照級別，退休干部每年都有機會分別去以上療養院休養。

從外交部退休的黃桂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去北戴河療養有六七天時間，部級以上領導有專車接送，司局級干部則自行乘坐火車前往。“住宿免費，不過要是配偶非外交部干部，每天還要額外繳納30元床位費。無論是否屬于本單位，每個人每天都收取餐費20元。”

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擔任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賀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真正出去休養一下，可能還是人大和政協稍微做得規范一點，每年暑期它們都有一到兩個星期的休養，比如去廬山、北戴河。”

解放軍系統中，也有遍布全國的療養院，比如鼓浪嶼、廬山、青島、杭州、大連等地，都有直屬于總后勤部的療養院。每年總后衛生部會根據各療養院床位數，統一向全軍配發療養證，師、軍、軍區級別的領導人，可根據各自部隊得到的療養證數目申請療養，一般來說，兩年有一次療養機會。

據一位曾經在解放軍杭州療養院工作的人士透露，軍人療養周期一般是半個月，師級干部住標準間，軍以上干部可以住套間。療養期間不僅可以游覽西湖風景，還會安排一次全面的健康體檢，并且還有護士帶領下的打太極拳等保健活動，“但是，在任領導人很少有來的，多數是退休后才有機會來。”

法治政府應落實領導休假規定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并未建立帶薪休假制度，僅規定了公眾假期。1949年12月，新中國第一個《全國年節及職工休假紀念日放假辦法》由政務院頒布實施，這一休假藍本被沿用達50年之久，直到1999年國務院修訂頒布了《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

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休假時間，并不受公眾節假日限制。1954年11月，北戴河暑期辦公制度建立，之后每年暑期中央領導人在北戴河辦公。

除暑期在北戴河辦公外，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也經常利用工作閑暇休假。例如，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與山東》一書透露，從1952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晚，毛澤東進行了7天休假。在這期間，毛澤東在山東用了3天時間，觀看了濟南、曲阜、徐州的一些景點。

1979年盛夏時節，鄧小平來到膠東半島。當專列抵達青島時，鄧小平微笑著走下火車，與迎上來的地方黨政軍負責干部握手寒暄。他說，“此行主要是休息，什么也不干。”

改革開放之前的節假日安排，多突出政治意義，領導人休假，也很難脫離當時的政治氣候，無法單純地休息。不僅如此，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休假”一詞還有著特殊的政治意義。

1961年8月17日，正在北戴河休假的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信，表示不能參加廬山會議的遺憾。不久，第二次廬山會議召開，會議第三天毛澤東給胡喬木回信：

“你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已愈唯度??游山玩水、專看閑書，不看正書，不問時事。做一、二、三年休養的打算”。胡喬木追隨毛澤東20年，這封意味深長的信標志著胡喬木“被休假”了，是靠邊站，也是保護。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政治環境已今非昔比，“休假”二字早已回歸正常語境，公眾假期也日益制度化和正常化。但長期以來，這一制度對大部分高級官員來說，只是一項“紙上權利”。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很多領導并非不想休假，也知道有相關政策規定，無暇休假除公務繁忙外，也和中國特色的政治思維有關：提出休假申請，容易給上級領導留下工作“不求上進”的印象；在大多數政府部門，帶薪休假也未形成風氣，上級領導都沒去休假，上行下效，下屬更不會休假。

在社會長期形成的思維意識里，那些加班加點、不計得失、“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老黃牛”往往是學習的楷模。社會輿論也鼓勵官員加班加點，對累倒甚至累死在工作崗位上的官員，主流媒體往往褒獎有加。

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侯欣一曾經呼吁，領導人可以帶頭休假，這樣可以傳遞一種安全和自信的心理暗示。

“將領導干部的休假規定落到實處，是建立法治政府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完善權力運行機制的具體實踐。”福建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徐華就發表文章認為，“倘若哪一天，我們的領導干部能夠真正瀟灑地去休假了，或許我國的權力運行制度就已經成熟完善了。”

外國官員如何休假

不少國家的休假制度比較健全。官員從上到下形成了定期休假的習慣，國民也對各級官員帶薪休假，視作理所當然的事。

根據俄羅斯《國家公務員法》，擔任國家重要職務的領導人每年享有35天的假期。此外，作為總統還有“額外的國務工齡帶薪假”，每一年工齡加一天假，但累計不得超過45天。

近幾天，俄總統普京和總理梅德韋杰夫就在圖瓦及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地區一起度假。普京在托克帕克-霍爾湖上釣魚，最終釣上了一條21公斤重的大白斑狗魚。

韓國總統樸槿惠也從7月29日起開始度過5天假期。她在休假地豬島將自己度假的照片上傳到臉書網站（Facebook）個人主頁上，并且寫道：“來到這個與父母一起待過的記憶之鄉，思緒萬千。即使過去了很長時間，豬島的樣子依然沒有變化。”

從8月2日起，法國總統奧朗德和政府閣員將短暫度假兩周，但因為經濟形勢不佳，總統不能拋開工作。據他身邊的人透露：奧朗德自己以身作則，他將在8月前15天期間休假一周，因為“不能讓人覺得在法國老百姓遭受危機之際，總統卻在休息”。

歷任美國總統公務再繁重，也會定期度假。前總統里根在任8年，共休假436天；小布什在任期間，去了克勞福德農場65次，停留了418天。今年夏天，奧巴馬計劃于8月10日攜家人前往馬薩諸塞州東海岸的馬撒葡萄園島度假8天，這將是他擔任總統以來，第四次來此地度假。

總體看來，歐美國家政府官員將工作與休假的界限明確區隔，某種時候，工作甚至可以為休假讓路。2007年，德國財長竟因為要和家人去休假而缺席西方七國財長會議，一時間引起廣泛議論。(

第二篇：高材生為何就業更加難？doc

高材生為何就業更加難？

“個人簡歷——女，年輕，熱情，待人友善，做事專注、認真，能夠輕松快速地學習新技能，對完美的不懈追求滲透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讀到這樣的簡歷內容，你會作何感想？是不是會覺得沒什么大不了的，和其他簡歷說的都一個樣兒？

但如果在這份簡歷中加入“劍橋大學現代語言專業應屆畢業生，成績優良”，情況會有所不同嗎？再加上如下內容：家中五個子女之一，從小成績優異；13歲就成為劃槳手，至今維持每天跑步8英里的習慣；連續四年獲得劍橋唱詩班獎學金，極有唱歌劇潛質；BBC“青年音樂人”地區決賽中獲得優異成績；畢業前在傳播機構和公關公司有過四段實習經歷??

21歲的凱特里納——一個表現出眾、自信而生氣勃勃的女孩，就是上面這份簡歷的主人公。當她對我說要向英國魔咒般的畢業生就業率宣戰之時，我驚訝得下巴快掉到桌子上。這樣的畢業生，一定是雇主爭相追求的吧，因為在她身上，有種發電機般強大的動力，還是臺多功能的發電機。怎么就沒有人雇用她呢？為什么她得在失業救濟辦公室的合同上簽字，為的是獲得諸如清潔工、售貨員或酒吧女招待這樣的工作呢？

凱特里納嘆氣道：“有時候，我覺得我的簡歷就像廢紙一樣沒人看一眼。我愛好廣泛，擁有技能，實習經驗豐富，可是現在的狀況讓我開始懷疑，我是不是哪里做錯了。上個月，我申請了二三十個職位，但最終只收到一個面試通知。”慘淡的就業環境

如果你身為英國2011年26.3845萬名大學畢業生中的一員，心情也不會太明朗。數據顯示，2011年6至8月間，英國16歲至24歲的未就業者人數為99.1萬。處在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下，也許我們能夠預料到，在小城市的高中畢業生可能找不到工作，但是像凱特里納這樣的畢業生，像她這樣在牛津或劍橋以優異成績畢業的高材生，也落得如此失魂落魄，卻有些始料未及。去年，英國1/10的大學畢業生沒有找到工作，還有超過10%的畢業生即使找到了工作，卻并不如意，不是成為工廠的藍領，就是基礎的行政工作或者起點很低的初級職位。

僧多粥少的局面在英國畢業生就業市場上非常明顯。2008年和2009年，平1

均每個職位分別有31和49名畢業生申請，而到了2011年，這一數字躥升到83。這也讓企業的選擇變得更加艱難。因為，畢業生“有病亂投醫”，申請大量職位，卻沒有對各個企業做深入調查，簡歷的內容常常千篇一律，缺乏相關性和針對性，有的甚至只改改地址就又用到另一個職位申請中。所以，企業大多不會給這樣的申請人提供機會。

如果你一天投遞20份職位申請書，你認為成功幾率怎樣？而如果你為了一個實習機會，花數天時間仔細研究、準備，這樣的命中率又當如何？在這里，耕耘和收獲同樣成正比。盡管準備工作很辛苦，又耗費時間，但刻薄一點講，一個沒找到工作的畢業生所擁有的不正是大把時間嗎？

英國畢業生招聘協會會長這樣說：這是一段艱難時期，一些優秀畢業生可能因此被忽略，這雖令人低落，但仍需保持樂觀。此外，畢業生們要找到自身的附加價值，并不斷予以發揚。

對，附加價值是一個重點。忘卻你的優異成績，它并不能讓你在成百上千份簡歷中脫穎而出。當所有學生都在滔滔不絕地講述如何出色完成學業時，你如何體現不同之處？這就需要一個課業以外的成功“賣點”，在某個領域或某方面，避免和別人一樣毫無特色。

沒歷練=沒工作

國際數一數二的投行高盛也有著獨特的招聘標準：除了優異的學業，更要有創造力。在高盛看來，如果學生們把每天時間都用在完成學業上就太令人沮喪了。他們重視的是應聘者的領導能力——是否擔任過某支體育或國際象棋隊的隊長，是否有創造力，是否有企業家頭腦，此外還必須要有工作經驗。總之，他們挑選的人必定是學業優異的，但這些人卻并非因為學業優異而被聘用。當下，很多想進入銀行的畢業生卻沒有在簡歷中注明這些至關重要的因素，或者說還沒有這樣的工作歷練。高盛一位常務董事建議他們，干半年的無薪工作后再去人才市場物色理想工作，或干脆去國外如亞洲鍛煉一番。

沒有實習的經歷就無法躋身就業人群，幾乎所有的畢業生，在談到實習時，都異口同聲抱怨其中的殘酷競爭。

21歲的尼日利亞裔牛津畢業生奧泰嘉·烏瓦巴就是個典型的例子。自認為牛津大學畢業會是塊很好的敲門磚，但當她把自己惟一的實習經歷（一份不太重

要的工作）加到簡歷中后，所有的申請都石沉大海、再無音訊，現在只能一邊打臨時工，一邊找工作。

21歲的約翰·杜菲剛剛畢業于倫敦大學學院，為了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他把大量時間集中于獲得滿意的學分，而忽視規劃自己的實習經歷。結果在寫簡歷時，他甚至無法把實習經歷那一欄填滿。他深有感觸地說：“如今雇主想要的，是應聘者在某一領域里持續的實習經歷，別說是上大學后，即使是上大學前，你就最好開始打工了。”

26歲的倫理學碩士生蓋瑞斯·雨戈正在尋找有關慈善或環境顧問的工作，盡管他周游世界的經歷為簡歷添了不少彩，但貸款上學造成的資金緊張，讓他無力去倫敦尋找實習機會，這對他想找一份滿意的工作十分不利。比蓋瑞斯更心急如焚的恐怕是他的父母，因為蓋瑞斯的哥哥和姐姐畢業后也沒有找到工作。由于不景氣，26歲的西門·邦尼剛剛丟了在出版社的工作，他回想5年前在曼徹斯特大學上學時，沒有人告訴他實習的重要性。如今看來，他的簡歷實在是平淡得一團糟。邦尼認為大學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找工作，更是一種對未來心靈生活的選擇和憧憬。選擇英語語言學為專業，也是因為他喜歡，他是為了學習而學習。

保有自己的理想和渴望，是年輕人的可貴之處，可是，經濟不景氣時，喪鐘就要為理想而鳴了嗎？

出奇才能制勝

奧蘭多·巴利的經歷讓附加價值的強大威力暴露無遺。從英國名校杜倫大學畢業后，他立志要從事保險業。但簡歷發出無數，卻沒有收到一個回復，無奈之下他想出了一個辦法：讓母親郵寄給他西裝和領帶，隨后，他來到倫敦萊姆街，在金融保險業巨頭勞埃德公司總部大樓前舉出一個大告示牌，上面寫著“剛從杜倫畢業，正尋找保險業工作。”那天他隨身帶著70份簡歷，最終成功發出67份，22人向他提供名片，有三位保險業界人士當場邀請他喝咖啡。他獲得兩次短暫工作機會，收到大量郵件，還參加了四次面試，其中之一就是一家精于保險的獵頭公司，他有工作了。

一天中午，我和奧蘭多相約來到他當初舉著告示牌的地方。回憶當時的情景，奧

蘭多說：“剛開始，我感覺自己好像一絲不掛地展示在路人面前，可是5分鐘后，我開始高興起來，因為每個人都非常友好，積極鼓勵我，讓我感覺很棒。如果讓我給畢業生一些建議，我會說，不要坐在家里等待機會上門，你得走出去，自己尋找。”

22歲的格雷·斯蒙森也有著獨特的經歷。畢業后，他和其他三個畢業生相約參加劃槳比賽，賽程3000英里，借由這次經歷，一方面想籌錢繼續學習；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出眾，從而增加就業的機會。在比賽中，面對著汪洋大海，他們要在鯊魚出沒的水域劃行和休息，這也頗讓格雷的母親擔心，不過他們最終還是成功了。所籌到的10萬英鎊讓他能夠繼續學習，并培養和鍛煉了自己的實踐技能、后勤技巧和領導能力。

劍橋女孩凱特里納對我說：如果她2012年6月前依然找不到工作，就在網上開店，賣果醬、酸辣醬，還會縫制棉被，讓自己忙起來。人們都說創業精神來源于逆境，也許自己也會成為一個很酷的女企業家。

金融危機或許還有一個好處，它會避免讓優秀畢業生一擁而入金融行業，有的開始創業，有的當學徒，有的進入不那么時髦但卻相當重要的行業，如建筑業。也許我們所需要的是新一波的創業者，如阿蘭·蘇格（Alan Sugar，英國著名的企業家）般白手起家卻能身價千萬。“失業的學徒”，這名稱深沉卻響亮，正蘊藏著無限力量，值得我們思考。如果有一天，預料成真，別忘了這篇先知先覺的文章。

第三篇：技校為何招生難（范文）

技校為何招生難

職校畢業生就業形勢雖然一片大好，但吸引力有限，每年招生時節需要全校教師齊動員花很大力氣才能完成招生任務——

4月18日，“八閩行巡回招聘”——“校企對接送崗位”泉州技工專場招聘會，吸引了來自省內外的312家企業參會，提供崗位2萬個；到場參加應聘的泉州各職業學校與技校的應屆、往屆畢業生以及農民工與其他求職群體達到1萬多人。據統計，技工專場招聘會當天初步達成求職意向的就有3100多人。

盡管面對金融危機，技工依然凸顯優勢。目前，福建全省共有96所技工院校，每年可向社會輸送技能型人才約3萬名，就業率達96%以上。不過，職校畢業生就業形勢雖然一片大好，但是吸引力有限，每年招生時節需要全校教師齊動員花很大力氣才能完成招生任務。

“招生是學校的生命線”

職業學校招生難的問題由來已久。離中考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為了爭取更多生源，各大技校負責招生的老師從3月份起，甚至更早就已開始利用手中的各種關系，頻繁與各個中學聯系生源。

福州某技校的一位老師告訴記者，技校招生主要瞄準三個突破口，即學校、家長和鄉鎮領導。通過中學關系，在中考前的家長會時，到校園里做宣傳。那些不讀高中的學生，一般都會收到十幾所技校的通知書。

實際上，“招生是學校的生命線”。為完成招生任務，很多中職學校幾乎每年將招生工作列為重中之重，不惜人力、物力、財力投入。一些學校甚至把招生任務分配到每個教職工身上，完不成者，將被扣發年終獎或工資，且不能參與評先評優。

福建省內一所著名的職業學校的一名老師告訴記者，由于普通高中以及民辦高中的沖擊等原因，1998年后，學校的生源日漸萎縮，生源質量漸差。為應對激烈的競爭，該校從2003年起，就將學校的招生任務分派給全體教職工。超額完成任務者，超出部分的生源單獨給予獎勵。

“出口”容易“進口”難

近年來，地處東南沿海的福建省經濟得到很大的發展，隨著經濟的轉型，對技術工人的需求也越來越大，結構性缺工為技工學校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以服裝、石雕、電子等行業為主的惠安縣近年來對技術工人的需求越來越大，該縣目前有3所公辦職專、4所民辦職專，但前幾年在校學生只有四五千人，今年有6000多人，學生招不滿。

由于初中畢業生數量減少，許多技工學校反映今年招生有點難，有的技校甚至招生數量減少了

四五成。

福建省雖然從2005年開始就將技校招生列入了教育部門發布的中職招生手冊，但在傳統的觀念里技校只是一種依附。在填報志愿時，技校也一直“墊底”在最后一欄。

技工學校出現“出口”容易“進口”難的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近年來國內高校的不斷擴招，使大學的門檻相對降低，因此更多的高中畢業生走進了大學校園，而舍棄技校。另一方面，國內人口增長速度的減緩，也使近年來的初、高中畢業生相比以前有所減少。

不過，“技校生難招，關鍵還是觀念問題”。教育部門一位專家告訴記者，“盡管就業前景看好，但不少學生及家長依然認為上大學才是真正的出路，而讀技校終歸低人一等。”

高級技工的薪酬雖高，但要達到這個級別卻并不容易。福建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有關人士介紹，目前大部分技校培養的學生多是中級職稱水平，繼續升級則需要通過技能和年限兩方面的考核。一些好的企業出于自身發展需要，會有意識地培養一些技術人才，為職工創造不斷晉升的工作環境。倘若企業不重視，只是讓技工一直在同一條流水線上重復工作，即使經過十幾年，其操作水平和待遇也都很難得到提高。

專家指出，職業學校招生難的問題由來已久，其形成原因也較為復雜，其解決辦法也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比如提高職業學校教育質量，扭轉人們對職業學校的看法，對職業教育增加投入力度等，而不是下發一個文件、開一次會就能解決的。

有關部門應加大宣傳力度，切實轉變傳統觀念。技校則應認準培養目標，確保人才質量。建立各種激勵措施，為對口高等院校培養和輸送人才。

第四篇：法院為何年底難立案（xiexiebang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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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為何年底難立案

立案難，年底立案更難。南方周末記者隨機了解十多個基層法院，發現普遍存在立案難甚至不立案情況。

法院既想通過結案率提高審判效率，又希望力求消除其弊端，一些改革措施看似“科學”，最后仍滑向對數字的崇拜和追求，陷入“GDP式”怪圈。

司法是嚴重依賴于法官內心判斷的職業領域，僅僅依賴于外部管理和控制是行不通的。

有些立案庭法官一到年底就“休假”或“出差”，當事人或律師只好知難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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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提前到了

每個法院都有自己的一本“日歷”。

徐偉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專職找茬者”。他是北京某區法院立案庭法官，但一到年底，他的工作就不再是立案，而是“擋差”——想方設法把案件拒之門外，“能不立，就不立”。

在法院內部，立案庭本是一個“清閑”部門，類似醫院的“掛號室”。徐偉的工作也并不復雜，只需對材料作初步審查，將符合法律規定條件、應予受理的案件按不同類型分給不同的審判庭審理即可。

不過，10月之后，各審判庭庭長就陸續到立案庭打招呼，“案子太多，忙不過來，把嚴點兒。”

這并不是徐偉所在法院的獨有現象。每年離年終還有一兩個月時間，全國各地法院就不約而同地限制收案。法院系統內部稱之為“掛小號”。

一年一度“年終立案難”，已持續多年，其背后主導因素，是法院系統內部追求年終結案率。

結案率，即結案數與收案數的比例，作為法院內部評價審判工作的主要指標，已沿用幾十年。年終結案率被認為可最直觀說明全年審判任務的完成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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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系統通常在每年12月20日統計全年的收案數和結案數，并計算出當年的結案率。法院往往提前一個多月控制立案，減少作為分母的收案數，且避免新立案件來不及審結。

于是，一近年終，全國同喊立案難。

今年，有些地方法院的“年底”比往年來得更早。

剛過完“十一”，河南律師徐大富去鄭州某區級法院立案被告知，10月8日是今年立案的最后一天。律師尹富強去河北某法院辦案，也被告知從10月起不再受理案件。

尹富強打聽獲知，河北那家法院早早停止收案，是因為今年要沖擊99%的結案率，“如果10月份還立案，可能就完不成”。

河南一些法院10月8日起就不再立案，原因是該省今年的“年終結案期”提前到11月10日。相應的，年終立案難也提前一個月到來。

民訴法規定，法院如果不立案，必須作出“不予受理”的書面裁定。但現實中，法院不立案只是口頭答復。有些案件等待兩個月后，就超過了訴訟時效，但沒有書面裁定，當事人無法向法院追責。

逼出來的“被動違法”

能勸撤就勸撤，不勸撤就想辦法調，輕易不出判。

偌大的立案庭空空蕩蕩。記者最近在北京的幾個基層法院看到，十來個立案窗口一般只開兩三個，有的只派一名法官當班。每天立案排號的數量被嚴格控制，來立案的人非常少。

徐偉所在的法院地處首都北京，不能公開宣稱不立案。于是，他變成了“找茬者”，比如法律規定立案需有“明確的被告”，僅僅提供姓名、住址和電話還不夠，他會要求當事人拿出被告人的身份證復印件；他還會說，“證據不足，補齊再來”。

按照民訴法規定，立案審查是“形式審查”，只要符合“原告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有明確的被告，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屬于法院受理和管轄范圍”等四項“形式要件”，法院就應當受理。

立案庭法官徐偉的所為，有些已屬“實質審查”——證據是否充分，有無法律依據等等，這些本應由審判法官審理調查。

“有時我覺得我已不是在審查能否立案，而是在幫原告考慮能否勝訴。”徐偉說。他曾因放過一個“形式審查沒有問題”的案子進入審判庭，審判法官認為證據不足有可能判決駁回訴訟請求，而向立案庭庭長投訴他“把關不嚴”。

根據法律規定，“判駁”后，當事人可以上訴，案件很可能被上級法院發回重審，不僅將影凱程考研，考研機構，10年高質量輔導，值得信賴！以學員的前途為已任，為學員提供高效、專業的服務，團隊合作,為學員服務，為學員引路。凱程考研輔導班，中國最強的考研輔導機構，http://www.tmdp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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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結案率，還影響“案件發改率”。徐偉因此被庭長一頓痛斥，“你嫌審判庭的事還不夠多嗎？”

“實在無可挑剔”，法院則采取“收案不立案”，或“收案立次年案號”等辦法避開年終計算結案率。

除了“找茬”，徐偉有時還得變身調解員。他所在的立案庭，專門成立了三人調解小組。法院正在試行訴前調解，即不立案，先組織調解，若調解成功，再補辦立案手續。如此一來，既可緩解立案壓力，又可提高調撤率，“一箭雙雕”。

民事司法很重要的功能是通過審判確定社會行為的規范和標準。“這是調解不可能做到的。”北大教授傅郁林說。正在修訂的民訴法，將訴前先行調解納入，未加以嚴格條件限制，這讓她感到擔心。

立案庭清閑下來，審判庭卻空前忙碌。立案數量較多的法院，法官們都加班加點，突擊結案，有的法官一天開幾個庭。當事人晚上、周末居然收到了開庭的傳票。

審理程序上能簡就簡。個別法官二審案件根本不開庭，只詢問當事人了事。某公司遭遇離奇狀況：該公司數個不相關的案件被全部合并到一個庭同時審理。

“一般能勸撤就勸撤，不勸撤就想辦法調，輕易不出判。”一位法官說。法官以判敗訴或勝訴也拿不到賠償威脅當事人接受調解，或以可退返訴訟費誘使當事人撤訴。

這樣做，一方面可提高結案率和調撤率，另一方面，即使當事人撤訴后再次起訴，案子通常也不會回到自己手上。如作出判決，則要承擔當事人上訴、被上級法院發回重審的風險。

執行局也想出變通的方法：以無財產可執行為由，中止執行，強行結案；等結案率指標完成后，再以當事人發現新的財產為由，重新申請執行。由此帶來一個現象：法院每年向人大報告結案率達98%以上，執行局卻年年都在清理積案。

一位基層法院法官坦言，年終立案難是“制度性違法”，法官其實也很無奈。

“工廠化管理”

如同GDP數字，結案率指標基本只提高不下調

以結案率作為法院主要考核指標，已沿用幾十年。在北大教授傅郁林看來，這體現了在行政化管理思維之外，中國司法管理體制的另一特點——工廠化管理思維。

法院將法官當成計件生產的普通工人，片面追求數字和效率，意圖通過數字管理實現對“司法產品”的質量控制。

在很長一段時間，法官的收入與收案數量直接掛鉤，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結案率給法官帶來的壓力，刺激法官收案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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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90年代，傅郁林從《人民司法》的一項司法統計發現，每年第四季度因追求結案率，已出現立案難問題。但當時訴訟總量相對較小，這一問題尚未激化。

進入2000年之后，中國社會轉型加劇，矛盾日益激化，加上勞動合同法、新公司法等法律相繼出臺，在社會糾紛調解分流機制欠缺的背景下，法院的訴訟壓力劇增。

徐偉所在的區級法院，是北京受案數量最多的基層法院之一，每年收案數量達3萬件以上，平攤到每個法官，每年辦案數量在兩百件以上。在他看來，法官如果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完成結案率指標幾乎不可能。

案子數量越大，結案率指標難度越大，不管是辦40件案子，還是辦400件案子，結案率面前，一律平等。

“這明顯不公平，”徐偉說，“所以，法院收案越多，年終立案就越難。”法院和法官作出的理性選擇是，提前關閉立案大門。

案件壓力不大的法院也不例外。

“結案率不尊重司法審判規律，”一位法官說，“如果12月20日為年終結案期，12月19日收的案子同樣要算結案率，即使簡易程序也要三個月，我怎么可能第二天就能結案？”

如同GDP數字，管理者提出的結案率指標，只有提高而幾乎不下調，除了考核壓力，也夾雜攀比因素。在北京某區法院，一位“非法官出身”的新任院長新官上任，提出了結案率100%的目標，結果當年該院的“年終立案難”直接變成了“年終不立案”。

結案率“難割舍”

“新指揮棒”在手，“舊指揮棒”還在用，而且更管用

2011年10月11日，河南省政協委員張弛收到了河南省高院的答復，稱今年4、5月份該省已對績效考核規定進行了修訂，將2010年考核的“結案率”改為“法定審限內結案率”。他在年初提交了《法院應當改變案件結案率考核標準，解決人為造成的立案難問題》的提案。

可緊隨這個答復，河南省各級法院年終立案難，今年如期而至。

11月3日，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率隊到河南南陽視察，張弛提問，為何不取消考核結案率，只考核法定審限內結案率？旁邊一位主管審判的省高院副院長起身回答，“我們兩種結案率都要考核。”

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開始試行新的“案件質量評估體系”，考核指標多達33個，取代單一的結案率指標；2011年3月修訂，考核指標調整為31個指標（俗稱 “31率”），更取消沿用幾十年的“結案率”，代之以“法定（正常）審限內結案率”，即法定正常審限內結案數與結案數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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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終結案率指標實際上并未被否定。最高法院法官在《人民法院報》上發表釋疑文章稱，“結案率指標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對結案率指標要“清醒、理智地對待”： 一方面弱化其評價功能，避免以偏概全；另一方面，仍可作為掌握審判進程的指標之一，用以發現問題、調整人員、整合力量，為科學管理提供依據。

基層法院的院長們，一手拿著“新指揮棒”，一手拿著“舊指揮棒”。今年年底立案難的法院，幾乎都為了保結案率。

“每個月法院通報審判工作情況，首先說的是還有多少案子未結。”沿海某地級市中院一位法官告訴記者，該院已使用“31率”，但該省原來的14個指標（俗稱“14率”）依舊有效，排在第一位的是“累計結案率”。

“基層的法院院長不可能不關心結案率。”曾在某中院掛職副院長的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游偉說，效率被認為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體現，比如久拖不決現象當前依然突出，對當事人傷害巨大。上海的法院也強調“一定的結案率”。

目前法官的整體職業操守和專業精神，仍難如人意。“從法院院長的角度，還沒有找到更好的內部管理辦法。”游偉說。

外部評價標準，也令結案率指標難以被舍棄。

在考核體系中，結案率仍是最具標志意義的指標。在各級法院向人大所作的報告中，一般只有受案數、審結數以及執結數，才會醒目地出現在最開頭，概述法院全年工作成績。前兩個數字形成的比例，即為結案率。

西部某省會一位新上任區法院院長，最近向上級抱怨自己分到了一個案件較多的區，擔心結案率不保，“人大報告會不好看”，更會影響同級黨委對法院工作的評價，竟整夜失眠。為此，他管轄的法院從10月15日起就提前扎緊了“立案口子”。

“結案率上不去，影響法院、法官的評先評優，影響獎金福利，也關系法院院長、法官的提拔晉升。”西部某省會中院一位法官說。

目前基層法院經費嚴重依賴地方財政。“現在不是說案多人少嘛，你辛苦了，辦了多少案件就拿多少激勵的錢。”游偉告訴記者，一些地方政府將辦案數量與獎金掛鉤，令法院難抑追求高結案率的沖動。

針對年底人為控制收案、季末年底突擊結案現象，三令五申并不管用。2008年，最高法院提出“以均衡結案促進司法公正高效的新思路”，試行三年后，今年在全國法院正式使用。其邏輯是，將年終結案率的目標壓力分攤到各季度和月度。

10月31日，最高法院法官在《人民法院報》發文，稱不甚科學的結案率考評指標是影響均衡結案的直接原因，法院領導和法官不重視均衡結案，是主要原因。

“為了對‘上’負責，（法院領導）想盡一切辦法提高結案率。”這位法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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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數字迷失”

消除數字崇拜，不是讓數字消失，而是要尊重司法規律和司法獨立，讓法官像醫生一樣，真正以其職業精神辦好案子

衡量結案是否均衡的指標是“結案均衡度”，也被納入“31率”，有著極為復雜的計算公式。

“法官看不懂，領導也困惑，”上述西部省會中院法官告訴記者，“通俗地講，各月結案數越接近平均結案數，說明結案均衡度越好。”他所在法院的司法統計人員想到一個便捷方法，即根據往年情況確定平均一年的收結案數，再均攤到每個辦案法官。

結果，法官們掉頭追平均數，有的法官想出點子——將已結案件預留不報，或拖延案件審結時間，以保持平衡。

強大的慣性讓基層法院深陷數字崇拜，即使推出“客觀、全面、科學”的新案件質量評估指標體系（“31率”）也不例外。

上述沿海某中院的法官曾深入研究“31率”，他告訴記者，新指標體系直接使用確實存在問題，還需等待最高法院根據近年情況，確定評估指標的合理值、警示值，最終才能得出綜合指數。

合理值應是一個區間，警示值則是必須要達到的最低要求。目前，法院采取的方式是對單個指標值進行排名，于是出現追求極端數值現象。

記者看到，不少地方法院向人大報告工作時，特別強調“審限內結案率”，而百分百的數字比比皆是。在審限內結案是法律基本要求，但在目前，這樣的成績單不免讓人懷疑。

2010年年底，東北一基層法院與當地交通事故處理大隊和勞動仲裁機構合作，將已處理的事故材料偽造成案件材料，搞假立案再撤訴，結果結案率和調撤率奇高，被中院和高院樹為先進典型，甚至引起最高院注意，前往調研，事情敗露，相關人員被內部處理。

數字的弊端眾所周知，但完全取消也不現實。徐偉也不主張取消結案率，“一旦取消，法官就更沒有辦案的動力了”。

“現在是抽他鞭子，在數字高壓的情況下，好像是不得不實現公正和效率，這就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局面，也是不可能長久的。”游偉認為，法院內部的行政化管理體制需要改變，去除其行政機關和工廠色彩。“尊重司法規律，按司法規律辦事，法院院長說了很多，但研究得太少。”

北大教授傅郁林認為，應該放棄對法官的一切負面考核指標，從追求司法效率回到對審判質量的真正關注上來，通過內部激勵，激發法官的職業良知和職業榮譽感——這正如醫生的醫德一樣重要，卻是目前法官隊伍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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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這樣一個嚴重依賴于法官內心判斷的職業領域，僅僅依賴于外部管理和控制是行不通的。”傅郁林說。關于凱程：

凱程考研成立于2005年，國內首家全日制集訓機構考研，一直致力于高端全日制輔導，由李海洋教授、張鑫教授、盧營教授、王洋教授、楊武金教授、張釋然教授、索玉柱教授、方浩教授等一批高級考研教研隊伍組成，為學員全程高質量授課、答疑、測試、督導、報考指導、方法指導、聯系導師、復試等全方位的考研服務。凱程考研的宗旨：讓學習成為一種習慣

凱程考研的價值觀口號：凱旋歸來，前程萬里 信念：讓每個學員都有好最好的歸宿

使命：完善全新的教育模式，做中國最專業的考研輔導機構 激情：永不言棄，樂觀向上

敬業：以專業的態度做非凡的事業平衡：找到工作、生活、家庭的平衡點

服務：以學員的前途為已任，為學員提供高效、專業的服務，團隊合作,為學員服務，為學員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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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流程管理為何實施難

流程管理為何實施難

“流程”起源于何時、何地，已經很難探究了。有一種說法是從18世紀中葉的手工業作坊時代開始就有了流程的概念。有了專業化分工后，流程有了長足的發展；而上世紀80年代流程管理、優化和重組思想的出現，使得流程管理引起了管理學界的震動。如今，流程管理已經發展為一門非常重要的管理學科，是企業變革管理的有效工具，甚至被推崇為企業塑造核心能力的有效方法。這也是我們將流程管理的健康指數作為“組織健康指數”重要指標之一的原因。

根據調查問卷進行了整理和統計分析，從結果來看，大多數企業對流程管理的思想有所接受，并在運營管理中或多或少采取了流程管理的方法。但是，也存在一些共性的問題，首先是流程對于企業的作用方面，還缺乏深入的理解；另外，流程管理實施過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先說說第一個問題，流程對于企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通過流程，引入持續優化的管理思想。

流程是基于企業要完成的事情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有事就有流”。我們甚至可以說，“企業的活動就是由一個個流程組成的”。流程管理的思想就是從企業要做的事出發，如何將這些事情做得更好。流程管理的精髓就在于提供一種持續優化的方法。

第二是對企業的經營管理事務進行規范。

比如，當一件事情需要兩個以上的崗位或部門進行協作時，流程是一種很好的工具。首先流程清晰界定了各個協作者在這件事情中要做什么，其次界定了這件事情完成的次序，也就是各個協作者履行職責的先后順序，流程還界定了各個協作者之間的協作關系。

第三是通過流程持續優化提高效率，從而獲得競爭優勢。

流程管理強調時間概念，流程各個步驟耗費的時間是多少，過程中無效等待的時間有多少，都是提高流程效率該考慮的問題，流程管理正是提供了不斷提升效率的方法。

第四是通過流程來加強控制。

對于一項業務和管理事務來說，決定其是否能夠順利完成或完成質量好壞的往往是幾個關鍵環節。流程管理正是提供了這么一套工具，讓我們從眾多的組成環節中找出關鍵的幾個環節，將這幾個關鍵點把握好，就能夠保證整個事務順暢高效地運行。

第五是通過流程來解決信息的傳遞、整理、集成問題。

信息管理成為一項令人頭疼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對流程的梳理來判斷公司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哪些是與公司管理和業務無關的；通過流程來界定每個環節的信息輸入、輸出、信息如何加工處理、信息如何規范、如何提高效率；每條流程會指定負責部門或負責人，由這個部門或人員來負責對這條流程相關信息的整理、集成工作。

第六是通過流程激活、優化制度體系。

流程是動態的。正是因為流程的動態運行，才使得企業不斷運營發展。而制度則是相對靜態的。流程可以有效地激活企業的制度體系，通過流程不斷地運行去發現制度與流程不匹配之處，發現需要完善之處；而且通過對流程的優化可以同時審視我們的制度體系。

第七是通過流程將一項企業事務的處理程序“固化”。

在有些企業，往往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同一件事有些人去辦比較順利，有些人就比較困難；同一個步驟，不同的人完成的效果迥然不同……流程管理在解決這類問題上會有所幫助，通過流程將處理程序固化后，所有人員辦這件事時都按照流程去做，并且有助于形成標準化的處理方式，對不熟練的員工或新員工處理同樣的事務會有所幫助。

關于流程管理實施過程中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具備典型特征的B公司來進行深入分析。B公司的主營業務是藥品的批發和代理，規模不大，但成長迅速，過程中不免遇到問題，其負責人在參與流程管理健康調查時跟我們聊到了企業中的一些事情。

問題呈現：B公司的運轉核心是負責訂單處理的業務部，不僅所有銷售業務的處理是業務部負責，是連接采購、庫房、質檢、銷售、配送等部門和人員的中心；而且還是B公司的信息中心，老總需要了解的各種經營信息都由業務部整理。這次出現的問題都與業務部相關，比如：

應收賬款控制不力；

給客戶發貨的地址出現錯誤，造成交貨期延誤；

客戶信息的維護職責不清；

采購計劃不準，造成庫存積壓；

接近過期的藥品沒有及時處理造成損失；

等等……

問題總結：B公司由于最近的業務突飛猛進，內部管理方面有所忽視，造成以上問題也是比較正常的。問題出現不可怕，關鍵在于要去分析和改進。

其實B公司的這些問題都是流程的規范性問題，有些是實施不到位，有些是管理流程缺乏造成的。比如，“應收賬款控制不力”是訂單審批流程中的權限設置以及客戶信用額度管理的問題；“客戶信息維護職責不清”是因為沒有及時建立流程來規范；“由于發貨地址的錯誤造成交貨期延誤”是因為沒有及時對流程進行改進……

專家分析與診斷建議：

對于像B企業這樣的中小企業，從流程入手進行管理能力的提升是很好的辦法。中小企業本身的管理基礎薄弱，這是引入流程管理的好時機，因為原有的管理制度桎梏少，相對于大企業付出的管理成本會更少。流程管理體系應該是一個包含制定運行、監測反饋、評價優化、修訂整理的循環，是一個不斷改進、優化的過程。我們知道，流程的兩大屬性是規范性和效率。上面所說的流程管理循環也是對流程的兩大屬性的不斷改進和優化。

但是，中小企業和大企業有不同的側重。大企業的流程優化

需求更強烈地反映在效率方面。中小企業優化點更多會集中在規范性方面，這也是由中小企業基礎管理水平較差所決定的。當然，效率對于中小企業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這個“效率”是規范基礎上的效率，為了追求效率而放棄規范性往往會引發風險和管理漏洞。這也是B企業反映出的問題集中于規范性問題的原因。

而解決B企業的問題必須從兩個方面著手：如何建立新的流程以及如何進行規范。

中小企業在建立流程時，應該抓住關鍵，沒有必要對所有的管理事務都建立流程，比如主要業務流程以及必要的支持流程對于中小企業來說就是比較關鍵的。在建立流程時，推薦采用最佳實踐法和內部調研法相結合的方法。

◆ 最佳實踐法

最佳實踐法，顧名思義是用行業內或相同性質企業最佳的流程作為公司的流程。一般來說新建企業或開展新業務時常采用這種方法，根據企業的特點稍作修改，就可以拿過來用了。

◆ 內部調研法

內部調研法是我們給企業建立流程時常用的方法。對于有一定管理基礎的企業非常適用。通過內部訪談、問卷、溝通會等調研方法將這些流程用流程語言表現出來。

◆ 結合法

中小企業的管理基礎薄弱，除了有些事務是“有流無形”的，還有很多是“有事無流”、甚至連事情都不存在的，比如從來沒做過預算的要建立預算管理流程。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對于中小企業需要用結合法來建立流程。

流程的規范性則應該從以下方面去考慮：

組織是否健全。指流程步驟的執行部門或崗位是否完備，具體的意思有兩層。一是組織中是否存在流程涉及的某個崗位或部門；二是流程應該涉及的崗位或部門是否在流程中出現。

職責界定是否明晰。流程都是由一系列的步驟（環節）組成的，每個環節都有相應的操作者，操作者的工作內容就是我們所說的“在流程中的職責”。我們在給企業做組織診斷時經常會發現職責混亂、錯位、缺失、描述不清晰等等問題，在流程圖中我們能夠更加清晰地看出這條流程中各部門或崗位的職責界定和配合中的問題。

環節是否完整。環節的完整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是否有缺失環節，流程中會伴隨人、財、物、信息的流動，環節的缺失會導致流程運行受阻；二是環節的描述是否完備，特別是關鍵環節的描述，描述不清楚、不到位也會造成問題。

信息是否規范、完整。流程中傳遞的信息一般會以口頭或表單的形式出現，口頭形式傳遞速度快，但容易造成誤解，并且在很多情況下口頭形式無法完成對信息的描述，因此更多的時候我們會采取表單的形式。表單的規范性和完整性對于流程的執行是有直接影響的。

相關制度、操作規范是否完整、有效。相關制度文件、操作規范是流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里也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必要的制度或操作規范是否具備、是否全面完整；其次是制度和操作規范是否有效，與流程執行有沒有沖突。

是否有必要的監控措施，監控是否有效。在任何管理學理論書籍中對于“控制”的闡述都會占據很大的篇幅，有效地控制可以說是體現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標。對于流程來說，必要和有效的監控是保證流程運行質量的重要手段。B公司的應收賬款問題的原因應該就在于訂單處理流程中缺乏必要控制手段。

流程文件是否規范。流程文件的規范性表現在流程語言的運用上，即用規范的流程意圖、工具、符號語言來表述流程文件。